第一篇：江西的歷史變遷

江西歷史變遷

我的家鄉(xiāng)在江西，江西人的生活與發(fā)展受著歷史事件的巨大影響。

中世紀的江西曾經(jīng)相當繁榮發(fā)達。江西有著悠久的歷史。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江西大部分地區(qū)屬于九江郡。西漢初年設豫章郡，下分18縣，始有明確的行政區(qū)劃。唐開元21年（公元733年），全國分為15道，江西境內(nèi)大部分地區(qū)屬江南西道，“江西”之名由此。，江西又是江南地區(qū)東西交通的要沖，通過信江、贛江和袁水的航運，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與湖南、四川、廣西等地聯(lián)結起來。便捷的交通使江西成為經(jīng)濟和文化的流動、匯聚之區(qū)，大大促進了江西經(jīng)濟、文化的繁榮，并將江西與江淮及中原連成一片。

然而好景不長，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口岸，解除海禁。上海新辟為通商口岸，聯(lián)江通海，使贛江—大庾嶺商道轉衰，江西由此失去南北主干道的地位。隨后鐵路新起，陸路交通替代水運成為主要交通形式。京廣路通，徹底搶走了江西交通要道的地位。從此，江西開始變得閉塞和沉寂。

真正促使江西走向衰退的，是江西失去南北交通主干道的地位。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清政府開放口岸（五口通商），解除海禁，我國東南近海一帶海運日昌。上海新辟為通商口岸以后，其進出口商品量很快超過閉關鎖國時代中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廣州，—躍而為中外貿(mào)易的中心。廣州港在中外貿(mào)易中的主導地位逐漸被上海所取代以后，進出口物資經(jīng)由江西過大庾嶺的數(shù)量也就相應減少，贛江航運業(yè)便風光不再。加之隨后鐵路于19世紀末葉在我國興起，20世紀初葉京廣、京滬等鐵路相繼建成，陸路交通終于替代水上交通，江西頓失要道之寵，開始偏離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對于江西而言，其東面是越來越興盛的海運，其西面是越來越繁忙的京廣鐵路，江西的主干道作用終于終結。江西逐漸被邊緣化。

歷史證明，擁有交通優(yōu)勢便擁有發(fā)展優(yōu)勢，失去交通優(yōu)勢也就失去發(fā)展優(yōu)勢。近代以降，江西徹底失去原本擁有的得天獨厚的交通主干道優(yōu)勢，這就注定了它的衰落。所以說，喪失南北交通主干道的優(yōu)勢地位是江西落后的物質原因。這是根本性的原因。

近代史上江西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從安源工人運動到秋收起義，從八一南昌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從開創(chuàng)瑞金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到紅軍長征，從贛南三年游擊戰(zhàn)爭到上饒集中營茅家?guī)X，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動都發(fā)生在江西。特別是在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指1927至1937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進行的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江西成為全國最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民群眾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據(jù)地。其中著名的有贛西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包括寧岡、永新、蓮花3縣和吉安、安福、遂川與湖南酃縣的一部分）、湘贛革命根據(jù)地、贛東北革命根據(jù)地（包括弋陽、橫峰、貴溪、德興、余江、萬年、上饒、鉛山等縣，后發(fā)展為閩浙贛革命根據(jù)地）以及包括銅鼓、修水、萬載、宜豐等縣的湘鄂贛革命根據(jù)地。當時的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在贛南和閩西地區(qū)有21縣（包括江西的瑞金、安遠、信豐、廣昌、石城、黎川、寧都、興國、于都、會昌、尋烏等11縣），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此成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故瑞金有紅都之稱。據(jù)統(tǒng)計，1955年至I965年、被授軍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江西籍將帥人物共325位，占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總數(shù)的20%。據(jù)統(tǒng)計，全省為革命犧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達25萬余人，約占全國烈士總數(shù)的六分之一。無名烈士更難以計數(shù)。江西人民前赴后繼，為了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和極其光榮、偉大的犧牲。

江西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活動場所。在毛澤東偉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跡所到最多的一個地方。從萍鄉(xiāng)安源到井岡山，從新余羅坊到吉安東固，從廣昌、寧都到瑞金、興國、于都，從廬山到南昌，足跡幾乎遍布全江西。許多地方他還不止一次到過，他曾十次赴萍鄉(xiāng)，建國后二次上廬山。1921年秋，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誕生后不到五個月，毛澤東就來到了江西。在萍鄉(xiāng)的安源煤礦，他下礦井，辦夜校，訪貧問苦，宜傳馬列主義真理。次年，毛澤東再次來到安源，與李立

三、劉少奇一起，發(fā)動和組織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從此掀開了中國工人運動史的光輝一頁，1927年月，大革命失敗，到處腥風血雨，全國被白色恐怖所籠罩。在這危難時刻，毛澤東奔走于湘贛邊界，組織和發(fā)動了著名的秋收起義。他走銅鼓，下修水，跑萍鄉(xiāng)，率領千人的秋收起義部隊，沿著羅霄山脈，經(jīng)蓮花、永新、寧岡，于1927年的10月把紅旗插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的一年多時間里，他締造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個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確立了“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革命戰(zhàn)略。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國革命，點燃了億萬中國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樓……井岡山的名字永遠是與毛澤東的名字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開始，毛澤東把井岡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贛南閩西的遼闊大地，在更大范圍內(nèi)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紅色風暴。他率領紅軍“橫掃千軍如卷席”，戰(zhàn)東固，打吉安；他發(fā)動農(nóng)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興國、尋烏等地進行農(nóng)村調(diào)查，寫出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熱的歲月里，毛澤東兒乎走遍了贛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38歲的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領導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革命斗爭。他率領中央蘇區(qū)的軍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地共產(chǎn)黨人的革命斗志。中華蘇維埃是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是中國的希望。這期間，毛澤東曾受到“左”傾錯誤路線的排擠和打擊，但他仍以大局為重，依靠軍民，堅持斗爭。瑞金沙洲壩的紅井，是他永遠與江西人民心連心的見證。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過于都貢江上的浮橋，和主力紅軍一起，開始了萬里長征，從此北上抗日，一別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這塊紅上地上，毛澤東的革命軍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發(fā)展。毛澤東在江西的的革命實踐，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奮斗，他的偉大足跡正如他的詩篇所云“無限風光在險峰”。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江西的交通建設隨著時代的進步有了不小進步，改革開放以后更是有新的進步。江西境內(nèi)也修了南潯線，后來又有了橫穿江西東西的浙贛線。20世紀末京九鐵路修通也建成。這才使江西偏隅一角的交通局面有所改變，江西有了恢復交通主干道地位的可能。在紅色旅游的交通條件方面，江西近年來有了很大改觀，南昌昌北國際機場開辟了更多的國際航線，井岡山軍用機場改擴建為旅游機場，現(xiàn)已開通至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航線；經(jīng)過瑞金的贛龍鐵路已通車，吉井鐵路也正在抓緊建設中；高速公路建設更是突飛猛進，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達1500多公里，使井岡山、南昌、瑞金、萍鄉(xiāng)、上饒等紅色旅游景區(qū)都有高速公路相通。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

游局和大江網(wǎng)聯(lián)合評選的江西“十大紅色旅游景點”出爐。這十大紅色景點分別是：井岡山黃洋界綜合景區(qū)、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安源景區(qū)、瑞金葉坪綜合景區(qū)、秋收起義銅鼓紀念館、永新三灣改編舊址、萬載中共湘鄂贛省委省蘇維埃舊址、于都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渡舊址、秋收起義修水策源地、景德鎮(zhèn)新四軍改編舊址。進入新世紀后，江西的思想解放教育活動取得了很大成效，為江西近幾年的快速發(fā)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功不可沒。從近幾年江西的發(fā)展態(tài)勢看，江西也是完全可以發(fā)展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江西崛起是大有希望的。從2001年起，在“中部崛起”的濃烈氛圍中，江西加快了發(fā)展步伐，GDP(占全國GDP的比重達到了

2.53%。2004年，江西的GDP達到3500億元，超過“十五”計劃預期目標500億元，比上年增長13.2%；同樣是2004年，江西引進外資項目數(shù)、合同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三項指標在中部地區(qū)位居第一。

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網(wǎng)聯(lián)合評選的江西“十大紅色旅游景點”出爐。這十大紅色景點分別是：井岡山黃洋界綜合景區(qū)、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安源景區(qū)、瑞金葉坪綜合景區(qū)、秋收起義銅鼓紀念館、永新三灣改編舊址、萬載中共湘鄂贛省委省蘇維埃舊址、于都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渡舊址、秋收起義修水策源地、景德鎮(zhèn)新四軍改編舊址。

歷史證明，怎樣的一段歷史必然會時時刻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我的家鄉(xiāng)——江西，從繁榮到衰弱再到如今的飛速發(fā)展時期，正證明著歷史的變遷對經(jīng)濟的影響，對文化的影響。這更告誡我們要把歷史發(fā)展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能再重蹈歷史覆轍，那樣我們會失去對自己發(fā)展的控制。我們要強大起來了！

院系：中德工程學院姓名：王南平學號：1253123

第二篇：如皋歷史變遷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為九州時，將江海大地稱為“揚州”，“揚”為“蕩”，水草蕩蕩之意。入夏以后這里成為統(tǒng)一的奴隸制國家的一個部分，到周朝時稱這里為“海陽”，屬吳國管轄，都城在今蘇州；春秋時期，“如皋”開始從“海陽”的東南部海里“長”出來，齊國“總理”賈大夫72歲時以權謀私，娶了16歲的青春美少女為妾，結婚后人家身歸他而心不歸他，成天悶悶不樂，一次公費旅游時將她帶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帶的江邊上拚命射殺野雞，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載入《左傳》，但只是吳國“會鄖”鎮(zhèn)（今海安立發(fā)鎮(zhèn)）治下的一個小漁村；戰(zhàn)國時吳王夫差為了攻打衛(wèi)國（在今河南省）在“海陽”挖“邢溝”（今大運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師從長江直接進軍；后吳國為越國滅，這里又屬越國，越國又為楚國滅，這里又屬了楚國。

秦朝時廢揚州，將這里劃屬九江（今江西），后又劃屬東陽（今山東）。漢朝時劉邦將這里封給吳王劉濞，更名叫“海陵”，到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國家中央政府才開始在這里設立第一個縣級行政機構——海陵縣，隸屬臨淮郡（今淮陰），始建海陵縣城（今泰州海陵區(qū)）。東漢末年，因海水泛濫淹沒海陵縣城，曹操挾天子，下令搬遷居民去邗江（今揚州），廢除海陵縣的行政建制，海陵以東（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國時這里屬吳國，孫權在這片肥沃的空地上養(yǎng)馬，形成了這片廣漠的土地上許多與馬有關的地名，如“白馬”（今靖江縣城南部）、“馬塘”（今如東縣馬塘鎮(zhèn)）、“馬陵”（如皋縣馬塘鄉(xiāng)），負責作戰(zhàn)指揮的吳國大司馬（中央軍委副主席）呂岱將軍常駐在這里與馬為伍，依軍隊建制劃分地塊屯田養(yǎng)馬，每50人為一個屯，分田5千田，養(yǎng)500匹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萬畝，分成800個屯，動用軍民4萬人，養(yǎng)馬40萬匹，由于當時馬匹的多少是一個國家經(jīng)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相征，組織一次大型戰(zhàn)爭大約要損耗、淘汰5至8萬匹成年、健壯的良馬，為東吳迅速強大、最終能的鼎力三國作出了偉大貢獻。當時為了保密，將“屯”寫成“邨”字，讀“村”，這個字成為當時政府、軍民使用最多的一個字，演化為“村”的異體字，在東吳故土上流傳沿用很久。

呂岱養(yǎng)馬成功后，向孫權申請重建海陵縣，孫權批復，讓他兼任海陵縣第一任縣長，退休后舉家搬離海陵縣城，定居到高陽（今如皋市林梓鎮(zhèn)），帶領并傳授子孫做木工活，種梓樹、打家具，幾年后梓樹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為紀念他重建海陵縣，泰州有呂岱廟，如皋有呂岱祠（原北門航運公司處），如皋今有“大司馬路”（從陸橋小學到麗都大酒店）。

正是因為有了這段廢縣移民、屯兵養(yǎng)馬的歷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陰、張家港，西起安徵境內(nèi)，東到海邊）遺留了許多與軍隊有關的方言及風俗，如尊稱別人的丈夫為“男將”、尊稱別人的老婆為“女將”；吃飯時不許將筷子豎插在飯菜上，因為這是軍中、及地方百姓為開赴前線、上陣殺敵的將士們送行時的禮儀，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來不打仗時，紀念陣亡將士也用這個禮儀，至今一些農(nóng)村供祖宗時還沿用這個禮儀，從而產(chǎn)生一項忌諱，平常吃飯不許這樣搞。呂岱將軍還規(guī)定，農(nóng)歷七月半集中祭奠陣亡將士、向其家屬發(fā)放撫恤金，每到這天各屯都要認真操辦，不得有誤，違令者斬。

東晉義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縣為海陵郡（相當于地區(qū)級），下設建陵（今邗江）、寧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臨江（老石莊鎮(zhèn)，在今石莊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濤（今白蒲）五縣，隸屬南兗州；50年后如皋縣政府遷往發(fā)揚（今立發(fā)，發(fā)是開始的意思，表示這里是揚州的開始，是今天所說的“發(fā)揚”一詞的源詞）。南北朝時，北周王朝宣布蒲濤縣并入如皋縣，縣政府回遷如皋（今如皋）；臨江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在曲塘。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廢郡，降級為海陵縣，建陵縣并入海陵縣；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從曲塘遷發(fā)揚。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縣稱吳陵縣，撤消寧海縣，并入?yún)橇昕h，縣政府從發(fā)揚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吳陵縣恢復原名海陵縣，分為東西南北四個“鄉(xiāng)”（相當于現(xiàn)在的區(qū)），“鄉(xiāng)”下設“場”（相當于現(xiàn)在的鎮(zhèn)），“場”下設“莊”（相當于現(xiàn)在的鄉(xiāng)）；其中“東鄉(xiāng)”下設“如皋場”（今如皋），后改為“如皋鎮(zhèn)”。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縣為泰州（副省級），泰州之名由此開始，下轄海陵縣；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縣的東鄉(xiāng)為興化、如皋兩縣，重建如皋縣。

后周時，全國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劃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個行政建制，作為軍事州，駐軍、種田、勞教貪官污吏和發(fā)配充軍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種官職，叫“通判”，相當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屬的國家級“農(nóng)場”，明朝時，遷都北京，中央政府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開辟了一個國家級“農(nóng)場”，仍叫“通州”，而沒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為區(qū)別兩個通州，分別冠以“南直隸通州”、和“北直隸通州”，簡寫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這個叫法，但取消了兩個通州的軍事州建制，開辟了東北寧古塔為勞教貪官污吏及發(fā)配充軍的國家級“農(nóng)場”，兩個通州成為普通州衙。民國初年廢府裁州，兩個通州全部降級為“通縣”，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縣”。“南通”一詞正式成為地名出現(xiàn)在中華民國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區(qū)以東約3平方公里的地塊上遺存一種奇怪的方言，即不屬西北部的江淮語系，也不屬東南部的江南語系，這在全國十分罕見，它們是后周及宋元明四個朝代從全國各地捉來胡擄、當兵、充軍的人及其家眷長期生活而遺傳、融合的一種特殊語種。

宋初，長江南漲北塌，黃海西漲東塌，老石莊鎮(zhèn)被江水沖毀后沉入江底，石莊人一再北遷，一直動蕩了近一百年，遷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莊位置上安定下來，百年間如皋縣政府一再投資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請來京城的道士采來幾塊泰山巨石，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邊，滔滔江水還是吞沒了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塊巨石時才不漲了，這塊巨石成為石莊的福音，人們?yōu)樗鰪R建園，常年供奉，后來廟廢，被政府占用，至今這塊石頭還立在石莊鎮(zhèn)政府大院中。

過去老石莊鎮(zhèn)南邊20里有一座深紅色的麻石山，叫蝦蟆山（摩訶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長江的北岸，唐朝時，揚州的鑒真和尚、日本的圓仁和尚、碎葉（前蘇聯(lián)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的僧伽和尚都駐足登山過，鑒真和尚還把它繪入地圖帶到日本，圓仁和尚將它寫進入唐游記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澤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蝦蟆山、狼山修煉，后來下落不明，傳說得道升天，被尊為“大圣菩薩”，泗州、泰州、如皋、蝦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廟供奉他，康熙年間泗州城沉入洪澤湖底，傳說就是大圣菩薩發(fā)怒，以大圣廟門口石獅子眼睛流血為約，下達淹城計劃的。

長江北侵、老石莊北遷后，蝦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壯觀，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過，石莊北遷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間長江北岸開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間江岸向南漲20里，出現(xiàn)了“永安沙”、“又來沙”、“二百畝”、“頭案”、“二案”、“三案”．“四案”、“頭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與此同時，江南也開始退潮成沙，在蝦蟆山南邊10里江中長成一片沙洲，石莊人紛紛渡江遷往沙洲圍墾種田，漸成村鎮(zhèn)，自稱“石莊”，歸屬如皋，縣政府稱它為“沙洲”。

光緒年間沙洲與常熟、江陰長成一片，常熟、江陰、靖江三縣與如皋爭搶沙洲土地，后經(jīng)江蘇省政府裁定：如皋地處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將沙洲劃入常熟。宣統(tǒng)元年，沙洲向北漲了15里，蝦蟆山離開江中，成為距江南岸邊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沒，只剩了30多米高。為了北渡方便，首墾沙洲的“石莊人”在蝦蟆山以北江邊駁岸建港，分別有蝦蟆港、段尾港、張家港。

1948年沙洲從常熟劃出，成立“沙洲縣”，隸屬蘇州，1958年沙洲縣政府下令開山取石，拆了蝦蟆山上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大圣廟，炸了山體，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畝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頭，填沙造田，歷時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載歷史的蝦蟆山從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縣建市，以江邊的張家港為名，取名“張家港市”。至今“張家港”附近還有幾個村鎮(zhèn)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稱石莊人，沙鋼集團黨委書記沈榮慶說他的祖上是石莊吳窖一帶的，對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開發(fā)中，他投資在如皋港開發(fā)區(qū)建沙鋼集裝碼頭。

元朝時，泰州一度為也成為軍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國設28個“路”（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這里改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復稱泰州，劃屬江南道（今蘇州）管理，下轄海陵、興化、如皋、江都；明朝時改江南道為蘇州府（省級），泰州隸屬蘇州，下轄各縣不變；清朝時合并蘇州、江寧兩府，各取一字合稱“江蘇”省，江蘇由此得名，泰州下轄各縣不變；清乾隆間分興化的東鄉(xiāng)為“東臺”、“鹽城”兩縣，隸屬泰州。

民國建立，裁府廢州，泰州改稱泰縣（縣級），縣城在泰州城，下轄各縣全部歸江蘇省政府直管。抗日戰(zhàn)爭中，江蘇省政府從蘇州遷往泰縣黃橋鎮(zhèn)，新四軍包圍黃橋，圍繞黃橋建立了五個“縣”，其中在泰縣境內(nèi)成立“泰興縣”（宣家堡）、“泰東縣”（今海安）、“紫石縣”（今營溪）三縣；在如皋縣境內(nèi)成立“如西縣”（今江安），在靖江縣境的季市鄉(xiāng)成立“靖江縣”與此同時，在東臺縣境內(nèi)成立“大東縣”，后更名 “大豐縣”；在如皋縣東部建“如皋縣”（今丁堰）；在南通縣境內(nèi)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解放戰(zhàn)爭后期，“紫石縣”攻占海安，更名海安縣；“泰東縣”攻占泰州城，更名泰縣，后泰州縣城成立泰州市（縣級）作為泰州專區(qū)所在地，將泰縣縣政府遷往姜堰，將“泰東縣”曲塘以東劃給海安縣。“如西縣”攻占如城，民國如皋縣政府逃往李堡，“如皋縣”縣政府隨之從丁堰遷往李堡與之作戰(zhàn)，后又遷往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東縣，同時如西縣更名如皋縣，將民國如皋縣的鄧元、戴莊、袁橋、夏堡、搬經(jīng)劃給泰興縣，屬泰興縣“城西區(qū)”；將原如皋縣的立發(fā)、葛橋、柴灣、新民、宏壩、東陳一線以東劃給如東縣，屬如東縣“城東區(qū)”；將原南通縣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華、勇敢、龍舌劃歸如皋縣，屬如皋縣“天生港區(qū)”，后更名為平潮區(qū)。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屬蘇皖邊區(qū)第一行政區(qū)，5月1日，蘇皖邊區(qū)第一行政區(qū)在泰州成立“蘇北泰州專區(qū)”、在如皋成立“蘇北如皋專區(qū)”，如皋專區(qū)下轄東臺縣、大豐縣、如皋縣、如東縣、海安縣、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1950年成立南通市（縣級），南通縣遷往金沙，如皋專區(qū)遷往南通市，更名南通專區(qū)；同時建立揚州專區(qū)、鹽城專區(qū)，將泰州專區(qū)邗江、江都兩縣劃歸揚州專區(qū)；將如皋專區(qū)東臺、大豐劃歸鹽城專區(qū)；昔日地面廣闊的“泰州”成了一塊窄長的地塊。

1950年泰興縣歸還“城西區(qū)”給如皋，成為如皋縣城西區(qū)。

1951年劃出如皋縣平潮區(qū)、薛窯區(qū)、石莊區(qū)，南通縣唐閘區(qū)、靖江縣西來區(qū)，合并成立“通如縣”，縣政府駐薛窯，劃薛窯以南至江邊碾砣港為“城區(qū)”，下設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張黃港等沿江客運、貨運碼頭，以及內(nèi)河運輸、灌溉港閘，開發(fā)江中沙島圍墾建設，建立長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為蘇中、蘇北軍事防備、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縣”建設，唐閘區(qū)劃回南通，平潮區(qū)、薛窯區(qū)、石莊區(qū)劃回如皋，西來區(qū)劃回靖江，而“通如縣”的“城區(qū)”因為已經(jīng)投資建設，砌好了縣委縣政府大院、邊防公安局、軍分區(qū)、糧食局、港務局等辦公用房、大型倉庫及宿舍，不便歸還給如皋白白浪費，于是劃屬南通專區(qū)直管，成立“薛窯農(nóng)場”，與如皋縣平級。

同年底，將“通如縣”港口城市計劃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實，著重開發(fā)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縣劃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線給南通市，如皋縣歸還平潮區(qū)除九華、龍舌、勇敢三鄉(xiāng)之外的地區(qū)給南通縣。

與此同時，將如東縣的柴灣、新民、宏壩、東陳、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劃歸如皋縣；將如東縣的李堡、西場、洋蠻洋、立發(fā)、新生、壯志劃歸海安縣；將東臺縣的白甸、瓦甸、古賁、仇湖、角斜、老壩港劃歸海安；從而使海安縣成為一個“大縣”。

1950年泰州專區(qū)與揚州專區(qū)合并為“泰州專區(qū)”，專署駐泰州市（縣級），下轄泰州、揚州兩市及泰縣、泰興、靖江、江都、興化、高郵、寶應、儀征，六合9縣。同年將江蘇省劃分為上海、南京、蘇南行署（蘇州）、蘇北行署（泰州）四個省級單位，揚州市從泰州專區(qū)劃出，由蘇北行署直管，泰州專區(qū)轄1市9縣。1953年蘇南、蘇北、南京三個省級單位合并為江蘇省，上海脫離江蘇省升為國家直轄市，泰州專區(qū)遷往揚州，改稱揚州專區(qū)。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縣級）改為省轄市（地級）。1958年7月泰州市改為地轄市（縣級），屬揚州地區(qū)。1950年5月8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縣，至同年10月7日分開。1959年1月9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州縣，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開。以上兩次合并縣政府均駐泰州城。1983年1月，江蘇省實行市管縣體制，泰州市（縣級）屬揚州市。1995年泰縣撤縣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三篇：吉祥物的歷史變遷.

吉祥物的歷史變遷 吉祥，好運之征兆，祥瑞，吉利；幸運等。古籍《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

吉祥物是人類原始文化的產(chǎn)物，是原始的人類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形成的人類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人類首先以生存需要為中心，而在發(fā)展過程中自然就形成趨吉避邪的本能觀念。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了許多用以祈求萬事順利的象征物，而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們便稱他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們在事物固有的屬性和特征上，著意加工而成，用以表達人們的情感愿望。由原物發(fā)展成為富于吉慶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種多樣，因此，我國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從這些吉祥物中，我們可窺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們共同珍視的事情。

各種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蘊，可謂意趣無窮。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實用價值等屬性，予以放大或延長，使之具祥瑞的涵義。吉祥物的這種演化特征我們稱之為屬性延長性。以椿樹、萱草、芝蘭、磐石和竹這“五瑞”為例，莊子說過“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唐朝詩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滿頭”的詩句，因椿樹的壽命長，人們便把椿樹比作父親，稱“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長壽。

“諧音取意”是中國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民間吉祥物更是忠實地運用了“諧音取意”的原則。以“如意”為例，它是我國特有的吉祥物，本為軍旅器物，后漸成民間的“爪杖”，即搔癢工具。若在一個瓶子里插上如意，即為“平安如意”。如以兩個柿子或獅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畫上童子騎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與荷花，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則是如意與柏樹和柿子的組合。很多民間吉祥物的形成還具有傳說附會的特征，他們出于民間神話傳說：一代又一代的人，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將故事流傳、延續(xù)下去，人們對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習。如民間每于老年人壽誕時送上壽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長壽、幸福，這個習俗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傳說。相傳戰(zhàn)國時期齊人孫臏自十八歲離家，拜鬼谷子為師學習兵法，一別家鄉(xiāng)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親八十歲的生日，他想：“烏鴉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獸還知恩達禮，我卻已經(jīng)有十二年沒有報母親的養(yǎng)育之恩”,于是向師傅請假回去看望老母，臨行前，鬼谷子隨手摘了一顆桃子讓孫臏回家獻給高堂。沒有想到，孫臏回家將桃子給老母親吃后，母親竟返老還童。人們聽說孫臏母親吃了桃子之后變得年輕，也想讓自己的父母健康長壽，于是競相仿效，也都給自己的父母“送壽桃”。傳說是否真實，人們沒有去考證，但它所蘊涵的美好寓意，卻被人傳承下來，綿延不絕。

隨著事物不斷發(fā)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吉祥物被我們所知曉，在我們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慶席來說吧，對于夫妻也好，新人結婚也好，都很很不錯的吉祥物，能夠為我們帶來吉祥如意，是對我們身心健康的呵護，讓我們事業(yè)順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滿。在家中具備此物，更是能帶來順勢，讓我們一順百順。

第四篇：漢正街的歷史變遷

漢正街的歷史變遷

歷史的變遷，時代的更替，漢正街猶在，不過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墻灰瓦”，只是朱顏已經(jīng)改變了。500年悠悠歷史，大江東去浪淘盡，漢正街卻沒有沉寂在歷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嶄新的面貌不斷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漢正街不過是一條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街，是一條與漢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來經(jīng)過明、清兩代的發(fā)展，它逐漸形成玉帶門、楊家河、武圣廟、石碼頭、永寧巷等若干個方向的“正街”。

漢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漢正街的居民。一條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續(xù)了原始住民的商業(yè)傳統(tǒng)。早期的商人中流傳著“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錢備小舟”的戲言。漢江沿岸的碼頭眾多，水運通達，被冠以“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行，萬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鬧非凡，成為內(nèi)接荊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陜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時之間人們紛紛涌入慕名而來。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漢正街成為著名的貨物集散地，經(jīng)濟達到了鼎盛時期，終于成為了“漢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曾經(jīng)一度經(jīng)濟活躍、市場繁榮的漢正街在政治暴風雨中沉寂了。歷經(jīng)幾百年的漢正街個體市場搖搖欲墜，呼啦啦大廈將傾。漢正街只余下少數(shù)幾家國營商店和合作商店，幾家國營工廠和合作工廠，悠悠歷史的商業(yè)街“漢正街”終于變成了冷清蕭條的居民區(qū)。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務院發(fā)了一條通告，各地可以恢復和發(fā)展農(nóng)貿(mào)市場。為了響應國務院的號召，國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區(qū)的工商局長到東湖賓館開現(xiàn)場會，商議之后經(jīng)濟的發(fā)展方向。從此漢正街被中斷的商業(yè)傳統(tǒng)得以回歸。

厚厚的迷霧籠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個中國上空，身處迷霧中的人們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個方向前行。然而漢正街率先響應發(fā)展經(jīng)濟的號召，提出恢復小商品市場，發(fā)展個體和私營經(jīng)濟，打破計劃經(jīng)濟在流通領域的體制束縛。1979年，武漢市政府決定恢復中斷了漢正街數(shù)十年的自由商貿(mào)傳統(tǒng)，重新開放小商品市場。103名待業(yè)青年和社會無業(yè)人員工商登記，漢正街迎來了國內(nèi)首批個體經(jīng)營者。他們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著石頭過河。

鄭舉選第一個站起來成為最早登記的個體戶。身有眼疾的鄭選舉并沒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歲的鄭舉選已經(jīng)投入了千軍過獨木的商人隊伍，成為眾多商人大軍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販。經(jīng)過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終在漢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為漢正街里有名的商戶。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政府縮緊了經(jīng)濟政策，個體經(jīng)濟難以融入集體經(jīng)濟的發(fā)展，暫時終止了個體私營經(jīng)濟。鄭舉選作為漢正街最知名的資本主義尾巴，被劃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單中，從而進入“學習班”學習。一年后的鄭選舉出來了，面對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養(yǎng)家的重擔扛上肩，改行在利濟南路賣起了冰棍。鄭選舉借此地“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干起了小百貨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以后，國家允許地方發(fā)展農(nóng)貿(mào)經(jīng)濟，各個省、市面還在猶豫不決，武漢政府卻大膽的提出發(fā)展個體經(jīng)濟。有利的經(jīng)濟政策出臺，似乎預示著市場應該朝大家期盼的方向發(fā)展，但是時值風云變幻的多事之秋，還存在很多的不確定因素。在這樣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鋼絲，必須要事事小心、步步為營。即使整日提心吊膽的做生意，不過依然難逃被抓的命運。

1978年的一天，鄭選舉的家和其親戚的家同時被抄，當時抄出價值幾萬元的貨物，在當時的年歲里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因此鄭選舉被關進了監(jiān)獄。審訊人員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買貨或者供貨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議，最終他還是選擇了沉默，一人攬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個月，本有眼疾的他視力下降的越發(fā)厲害了，最后右眼徹底失明。從此，五顏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鄭選舉被釋放出獄。眾人欽佩他具有一種寧愿犧牲自己也不牽連他人的義氣，尊稱他為“盲俠”。

歷來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輕情的勢力小人，對他們嗤之以鼻，輕視并且不齒于人前；然而“盲俠”鄭選舉的重義望利徹底顛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為一批同樣注重朋友之情的“義氣”商人正名。因為鄭選舉的“義”不關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處的利，更無關乎想要贏得眾人稱贊的虛名，只是憑著自己的一顆良心做無愧于自己無愧于天的事。正是這樣的一個有良心的商人，引領了一群有情義的追隨者，在無情的商戰(zhàn)中演繹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義。

經(jīng)過時代的洗禮，他現(xiàn)今儼然成為了漢正街街知巷聞的知名人物，也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財富神話。他和“儒商”王任昌成為了漢正街永恒不滅的傳奇。

20世紀40年代，與百年老店謙祥益綢布店并重的王潤記紗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讀三國，經(jīng)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間被認定為需要接受黨和人民教育的“工商業(yè)兼地主階級”。他的大兒子王任昌進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剝削階級”的家庭讓他被認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幾進幾出監(jiān)獄，雖然歷經(jīng)磨難，但他依然保持著帶著鐐銬跳舞的生活熱情。

20世紀80年代初，盡管出臺了一些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但文革沒有過去多久，很多人都擔心會重蹈覆轍，作為“103將”中的王任昌也憂心忡忡。他與弟弟在漢正街一起經(jīng)營一家店鋪，雖說生意做得紅紅火火，賺了不少錢，但是一種無形的力始終控制著他們，使他們沒有足夠的底氣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們一邊靜待政策環(huán)境的好轉，一邊觀望市場的動向。

改革開放的深入發(fā)展促進整個大環(huán)境的好轉。武漢政府為了鞏固、擴大漢正街的市場發(fā)展，出臺了一系列有利的經(jīng)濟政策來刺激市場的運作。王任昌開始清楚的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個體經(jīng)濟以勢不可擋之勢席卷而來，徹底的擊脆了初期的猶豫彷徨。他開始放開手腳大干起來，熱火朝天的經(jīng)營自己的事業(yè)。沒有后顧之憂的漢正街商戶個個士氣高漲，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罷休的氣勢。

漢正街起死回生，經(jīng)濟逐漸的發(fā)展起來，人民爭先恐后的涌入漢正街，1983年，個體經(jīng)營人員由最初臨時湊集的103人擴展到991名，他們在1600多米長的漢正街上擺攤經(jīng)營，日日生意紅火，熱情招攬來自四方的顧客；銷售額也首次突破了億元大關，振奮了全國人民，其他各個省份地區(qū)也爭相效仿漢正街，發(fā)展個體經(jīng)濟，漢正街一時成為各地的學習標兵。

1988年，武漢政府大膽的圈出漢正街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試驗田”。作為經(jīng)濟改革實驗區(qū)的漢正街，個體戶們開創(chuàng)了“前店后廠”的家庭工廠發(fā)展模式。武漢人民首創(chuàng)的發(fā)展模式豐富了小商品市場的經(jīng)營范圍，使?jié)h正街不再局限于只發(fā)展小商品貿(mào)易，擴寬了漢正街的發(fā)展的廣度。

1990年，漢正街第一棟專業(yè)市場——漢正街服裝交易大樓竣工，成為漢正街在專業(yè)化經(jīng)營道路上的成功嘗試，預示了漢正街今后的規(guī)模化發(fā)展，而且提升了整條街的檔次。同年，拍攝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說《曲線人生》的電視連續(xù)劇《漢正街》，紅遍大江南北，從此“漢正街”家喻戶曉。電視連續(xù)劇《漢正街》完整的記載了武漢個體經(jīng)濟的發(fā)展歷程。漢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詞“小街上的人走路越來越匆忙”一樣越來越精彩。

2000年，漢正街被武漢市政府重新定位為商貿(mào)購物旅游區(qū)，先后得到龍騰、春江等五大開發(fā)商近50億的資金用來打造漢正街，建成漢正街第一大道、暨濟商城、漢正街品牌服飾批發(fā)廣場等多功能、高檔次的大型商場和特色街區(qū)。

漢正街從原始的小百貨，發(fā)展到具有服裝、副食、家電、鞋類、塑料、文化用品等10個專業(yè)大類10萬多個品種的大市場。漢正街的商品輻射范圍擴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華中、華北大片區(qū)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場。業(yè)界權威人士透露，聯(lián)合國已在漢正街設立了中國第二個采購點。

伴隨漢正街進入快速發(fā)展期，商品銷售額不再是1982年的一億元收入，銷售記錄多次被改寫，在2004年又一次創(chuàng)歷史新高突破200億大關。漢正街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引領全國大小街市，成為當之無愧的首腦，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稱。

在一個商業(yè)時代，一個地區(qū)必須時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覺才能夠在市場中領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說：經(jīng)過了20世紀80年代的高速發(fā)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極度輝煌之后，漢正街開始走下坡路。雖然漢正街市場規(guī)模比原先擴大了6倍，但稅收增速卻在下降，交易額從全國十大小商品批發(fā)市場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兩年，漢正街個體經(jīng)營戶數(shù)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遞減。漢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個。漢正街上的貨品質量沒有保持以往的水準，所以大多數(shù)武漢人如今不去漢正街購物了。

難道武漢人樂于見到漢正街的衰落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漢正街的衰落已經(jīng)成為鐵板定釘?shù)氖聦崳蝗萑藨岩伞?/p>

漢正街源于河運，也終結于河運。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陸續(xù)修建的碼頭，便捷的河流運輸，低廉的運送費用，商人樂于接受；現(xiàn)代的街市多數(shù)是依據(jù)便利的馬路交通來鋪設，車流的通達可以節(jié)約大把的時間，對于視時間為金錢的商人來說就算是賺錢了。真正就是這陸上交通問題成為漢正街發(fā)展的硬傷，百年老街正遭受著現(xiàn)實的殘酷考驗。

在武漢讀書的幾年里，我多多少少去過幾次漢正街。漢正街作為大型的批發(fā)市場，每天有著成千上百萬計的貨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卻不寬廣。

漢正街的街頭有很多的推車工，他們每天都推著沉重的貨物到指定的送貨地點。一路上，他們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閃躲靠近的人，以免貨物受損。漢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擔工，他們?nèi)窟@根扁擔養(yǎng)活。扁擔工們不管貨物有多重都扛上自個兒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時如金的漢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車代步，但是漢正街里沒有專門的停車場，它們只好被隨意的停靠在馬路邊，車輛橫七扭八的霸占著本不寬裕的空間。最為可憐的要數(shù)行車在其間上的車輛了，以緩緩的速度向前爬行，甚為艱難。這樣的情形是漢正街每天的必備功課，可想而知大型的節(jié)假日該是什么狀況了？

漢正街分工明確，同類商品聚集在一起銷售。“集生產(chǎn)、生活、儲存”為一體的獨特經(jīng)營方式，有的商鋪老板嫌回家吃飯?zhí)^麻煩，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飯來。門外的一側鋪放了許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側架起了鍋碗瓢盆。

漢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夾雜商業(yè)用途的樓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則布滿了林林總總的商鋪。一家店鋪緊挨著另一家店鋪，昂貴的地價使得在相鄰店鋪間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視為浪費的可恥行為。有的樓房年代久遠，電線老化，承擔不了太大的負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戶把塑料玩具、工藝品市場設置在樓房里。

不論是在自家的小店鋪里生火做飯，還是漢正街的歷史遺留問題，都為火災的發(fā)生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歷年來漢正街多次發(fā)生火災，消防官兵只要談及漢正街發(fā)生火災就“聞火色變”。

在過去的幾年里，流傳著一條眾人爭論的消息“武漢市政府要把漢正街搬遷到漢口北”。聽說這條消息之后，漢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憂，有的怒。這條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們暫且不提。眾所周知，漢正街和漢口北分屬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轄，在遷與不遷間存在太多的利益問題。

2010年8月，漢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關系的商戶，邀請了社會上知名的專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員，集體開了一個漢正街論壇發(fā)布會，為漢正街要搬遷的言論辟謠，同時規(guī)劃了漢正街未來20年的藍圖，并提出投資700億整頓漢正街提升漢正街的形象。這個新聞發(fā)布會有利的打擊了漢口北，告訴準備投資漢口北的人：漢正街會永遠屹立不倒，就算再破舊，也不會讓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區(qū)拿出了二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上進心開始大力整頓漢正街，擴寬馬路，改善市場內(nèi)外的環(huán)境，遷走客運站，搬遷漢正街倉儲，斥巨資興建大型批發(fā)市場。硚口區(qū)這一系列的強硬行為告訴對手：我們不會認輸。

另一頭，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漢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場群的修建分秒必爭，工地通宵達旦，不分晝夜的加班加點。為爭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場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資金額不斷加大。為了配合漢口北，黃陂區(qū)政府也十分豪氣的投擲十幾億，自掏腰包開通輕軌，預計趕在2013年底前開通5.8公里的一號輕軌三期至漢口北。

雙方的拉鋸戰(zhàn)正式展開，由最初的爭斗升級到政府戰(zhàn)略上，誰也不打算服軟，死磕到底。

硚口區(qū)未來總投資大概700億用于改造、規(guī)劃漢正街，而黃陂區(qū)也預計投資600億左右來規(guī)劃漢口北。這就是說兩大市場總共投資大約1600億在無法確定的未來十年。武漢未來的商貿(mào)潛力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而兩地的意氣用事只會加大未來的風險，誰也不知道投入的錢能否賺回來。這個賭博，誰也輸不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場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幾百億誰能為它買單？是政府？還是普通老百姓？

漢正街未來的出路在哪？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還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這需要漢正街人好好的權衡。如果不再糾結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擴展視野，放眼世界，漢正街能不能迎來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應該向老前輩“鄭選舉”、“王任昌”們學習，鳳凰涅槃，在艱難困苦中依然傳承了漢正街的經(jīng)商傳統(tǒng)，也讓漢正街在時代的新一輪轉變中得到自我救贖，贏來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漢正街人還陶醉在歷史輝煌中時，殊不知，他們已經(jīng)慢慢敗下陣來。歷史的云煙，時代的更替，漢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掛上陣打響新的商業(yè)戰(zhàn)役。如果不想漢正街的歷史停留在今時，我們何不放下成見，學習浙江的義烏，江蘇的常熟，好好的經(jīng)營各自的生意，實行產(chǎn)品差異化經(jīng)營，各自發(fā)展各自的商貿(mào)客戶，相互扶持，榮辱與共。何愁不能再次奪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五篇：“五一勞動節(jié)”在的歷史變遷

“五一勞動節(jié)”在的歷史變遷

“五一勞動節(jié)”在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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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0（查看）6 【破土編者按】“五一勞動節(jié)”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節(jié)日，它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fā)展進入二十世紀的革命中國，見證了百年中國的歷史變遷，以及工人階級地位的起起落落。中國革命勝利后，“五一勞動節(jié)”作為勞動人民的節(jié)日成為除國慶節(jié)外中國最重要的節(jié)日慶典，是勞動人民的政治狂歡節(jié)，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而當“新時代”來臨之后，曾經(jīng)代表了工人階級血淚抗爭史的“五一勞動節(jié)”卻被異化成了城市中產(chǎn)和商家的消費狂歡節(jié)，它的政治意義和內(nèi)涵便被消費主義文化解構了。

國際勞動節(jié)又稱“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國際示威游行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或者May Day)，是世界上80多個國家的全國性節(jié)日。定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節(jié)日。1889年7月，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 行代表大會。會議通過決議，規(guī)定1890年5月1日國際勞動者舉行游行，并決定把5月1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jié)。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49年12月作 出決定，將5月1日確定為勞動節(jié)。1989年后，國務院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每次表彰3000人左右。

五一勞動節(jié)源于美國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罷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二十一萬六千余名工人為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大罷工，經(jīng)過艱苦的流血斗 爭，終于獲得了勝利.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第二國際宣布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jié).這一決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國工人的積極響 應.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率先走向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從此，每逢這一天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要集會，游 行，以示慶祝.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在恩格斯組織召開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宣布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jié)，簡稱“五一”。這 一決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國工人的積極響應。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率先走向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從此，每逢這一 天，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要集會、游行，以示慶祝。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五一”勞動節(jié)“

中國人民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活動可追溯至1918年。這一年，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在上海、蘇州、杭州、漢口等地向群眾散發(fā)了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傳單。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號“勞動節(jié)紀念號”出版。發(fā)表蔡元培“勞工神圣”的題詞、孫中山“天下為公”的題詞和李大釗的《“五一”運動 史》、陳獨秀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等文章。同時，還登載了《旅法華工工會簡章》及唐山、山西、長江等地的勞動狀況調(diào)查。

5月1日，北京、上海、廣州、九江、唐山等各工業(yè)城市的工人群眾浩浩蕩蕩地走向街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集會。李大釗專門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 《“五一”運動史》，介紹“五一”節(jié)的來歷和美法等國工人紀念“五一”的活動，號召中國工人把這年的“五一”作為覺醒的日期。陳獨秀也為慶祝這個節(jié)日發(fā)表 了《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一文，揭露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真相。陳獨秀又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lián)合會作了《勞苦者的覺悟》的演說，闡明了“勞動創(chuàng) 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的觀點。當天各地工人和知識分子共同集會。在上海，陳獨秀指導下，5000多名工人召開了由中華全國工界協(xié)進會等7個 團體聯(lián)合籌備的世界勞動紀念大會，陳獨秀當選籌備大會顧問。紀念會上，各界代表發(fā)表演說，工人提出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教育的“三八制”要求，并高呼“勞工萬歲”、“中華工界萬歲”等口號。會后，發(fā)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答俄國勞農(nóng)政府的通告。《新青年》紀念專號還刊登了李大創(chuàng)的《五一運動史》、、陳獨秀的《勞動者底覺悟》、《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等重要文章，以及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十多個城市和地區(qū)工人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報告。在北京，李大釗 領導了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紀念活動。北京大學學生在這一天罷課，《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出版了“勞動紀念號”。學校內(nèi)召開了500多名校工和學生參加的紀念 大會，李大釗到會講話。何孟雄等8名北大學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傳，散發(fā)《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喚起工人為反對剝削、爭取自身權利而斗爭，被巡警拘捕。鄧中夏到北京長辛店，向鐵路工人散發(fā)《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并發(fā)表講演。這是中國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活動，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五一”勞 動節(jié)。

1921年 “五一”前夕,在北京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員鄧中夏等人創(chuàng)辦的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里,工人們學唱《五一紀念歌》。其歌詞是:“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熱血, 為他犧牲,要把強權制度一切掃除凈,記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紅旗飛舞,走光明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貧富貴賤,責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齊進取。”這首 雄壯有力的歌,是由長辛店勞動實習學校的教員和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共同創(chuàng)編而成的。

50年代：“五一”游行成為節(jié)日主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49年12月將5月1日定為法定節(jié)日，全國放假一天。每年的這一天，舉國歡慶，人們換上節(jié)日的盛裝，興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園、劇院、廣場，參加各種慶祝集會或文體娛樂活動，并對有突出貢獻的勞動者進行表彰。

1950年5月1日，新中國第一次在北京舉行全國性的慶祝“五一”節(jié)活動。這天，首都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群眾集會游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游行隊伍。這種慶祝形式，一直延續(xù)到1959年5月1日。

1950年4月29日下午，中國人民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在北京召集了4500余人的干部紀 念大會。大會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劉少奇在會上了作了長篇講話，他強調(diào)：“我們現(xiàn)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第一個‘五一’勞動節(jié)，我們是感到十分興奮 的。……‘五一’勞動節(jié)已被中央人民政府訂為國家最重要的合法節(jié)日之一……這就是說，中國大多數(shù)的勞動人民從有史以來才第一次在自已政府的保護之下，在自 由歡樂的情景之中，慶祝自己的節(jié)日。”

從1951年開始，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五一”節(jié)都貫穿群眾游行活動。1951年5月1日，首都八十余萬人大示威，毛澤東主席等黨和國 家領導人檢閱群眾隊伍，雄壯的抗美援朝歌聲和口號響遍大地。從1952年到1956年每年“五一”都舉行了五十萬人游行集會。1957年5月1日，五十萬 人游行主題是“慶祝五一，迎接整風，貫徹執(zhí)行群眾路線和勤儉建國方針”。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等蘇聯(lián)領導人應邀出席活動。1958年5月1日對天安門廣場來講是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首都五十萬人民不但進行“思想 大檢閱，干勁大檢閱”而且還迎來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落成。1959年5月1日，首都五十萬人舉行大示威，在歡慶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同時，“反對帝國主義 和外國反動派策動的西藏叛亂，反對干涉中國內(nèi)政!”

60年代—70年代：帶有鮮明政治烙印的慶祝活動

1960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出《關于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擴大慶祝辦法的通知》，決定從1960年5月1日開始，紀念“五一”的慶祝游行 采取擴大分散舉行的辦法，即在每個城市中分別在幾個、十幾個或幾十個場所舉行集會游行。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改變了過去參加“五一”節(jié)慶祝活動，只在天安門城 樓上檢閱游行隊伍的形式，一部分在首都與北京人民群眾歡度節(jié)日，另一部分到外地與各地人民群眾歡度節(jié)日。這種慶祝活動，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70年代末。

1960年，毛澤東在天津，劉少奇在成都，周恩來 在貴陽同各地群眾聯(lián)歡。天安門廣場游行活動僅有朱德、宋慶齡、鄧小平等領導人參加。1961年，天安門的集中游行活動也改為群眾各處慶祝活動。1962 年，慶祝活動改為集中在夜晚舉行，當年舉行了焰火晚會。1963年、1964年和1965年，舉行的都是常規(guī)活動。1966年5月1日晚，劉少奇邀請以謝 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這也是劉少奇最后一次在“五一”節(jié)登上天安門。

1967年的“五一”，“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全面爆發(fā)。1967年5月1日，毛澤東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車來到了勞動人民文化宮，后又來到中山公 園。所到之處“頓時沸騰起來，無比幸福的暖流涌上人們的心頭，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云霄。”晚上，毛澤東與林彪等領導同志又與群眾一起歡度“五一”之 夜。之后的1968年、1969年、1970年和1971年所舉行的慶祝活動大體相同。1971年5月1日晚，毛澤東、林彪等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 王等參加慶祝晚會，這也是毛澤東和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4個月后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從1971年5月1日以后，毛澤東再也沒有走上過天安門城 樓。同年國慶節(jié)天安門也沒舉行慶祝活動，自那以后，每年兩次的天安門前的慶祝游行活動就此停止。1972年到1976年的“五一”歡慶活動也都改為在首都 各處分別活動。

1977年5月1日，迎來了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jié)。《人民日報》稱“北京大街小巷歌聲飛揚，家家掛紅旗，人人心歡暢。” 華國鋒、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勞動人民一道游園聯(lián)歡。1978年以后，“五一”勞動節(jié)白天的集會、游園、慶祝等活動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晚間的 首都文藝晚會。據(jù)《人民日報》報道“文藝工作者激情滿懷，放聲歌唱，翩翩起舞，熱情歌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歌頌英明領袖華主席，歌頌黨的十一大路線。《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歌唱華主席》等一曲曲頌歌在大廳里激蕩，使人們倍感親切;與觀眾久違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劇目京劇《三岔口》重新出現(xiàn)在舞臺上。”同時，1978年鄧小平復出后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出席文藝活動。1979年、1980年和1981年，華國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出席了慶祝“五一”節(jié)聯(lián)歡 晚會

改革年代：“勞動節(jié)”的消費主義異化

1999年9月，國務院改革出臺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五一”法定節(jié)日加上倒休，全國放假7天。從此，五一“黃金周”掀起的旅游消費熱成為中國經(jīng)濟生活的新亮點，假日經(jīng)濟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新話題。在此情況下，曾經(jīng)代表了工人階級血淚抗爭史的“五一勞動節(jié)”異化成了城市中產(chǎn)和商家的消費狂歡節(jié)，它的政治意義和內(nèi)涵便被消費主義文化解構了。而在這種現(xiàn)象背后，則是工人階級根本政治地位的變遷。

1950年5月1日，首都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游行，慶祝新中國的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圖為朱德、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李濟深(前排左起)等在檢閱游行隊伍

1955年5月1日，劉少奇、毛澤東、朱德、陳云、彭德懷(前排右起)等在天安門城樓上

1956年5月1日，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游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廣場

1960年5月1日，鄧小平、習仲勛、李富春、李先念、賀龍(右起)等在頤和園參加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游園活動

1962年5月1日，宋慶齡在北京景山公園和少年兒童一起歡度“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

1963年5月1日，董必武和來華參加“五一”慶祝活動的朝鮮法律工作者代表團團長樸世昌(坐者前左二)等國際朋友和首都勞動人民、少年兒童在中山公園歡度節(jié)日

1964年5月1日，周恩來、彭真等在北京景山公園和少年兒童一起觀看文藝演出

1973年5月1日，朱德、李富春、陳云、徐向前、聶榮臻(前排右起)等參加游園聯(lián)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