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略談中國自1889年到2009年歷史的變遷

略談中國自1889年到2009年歷史的變遷

——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周年之際

1889——1919

這個三十年，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處在動蕩之中，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列強已開始侵略中華大地，準備著步步蠶食。與此同時，一批愛國進步人士開始了救國、就人民的偉大征程。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革命團體——興中會，就在同一年，日本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史稱“甲午中日戰爭”。1895年，中國戰敗，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中國社會半殖民化半封建的程度加深。1898年，梁啟超、康有為等人士力薦實施變法，卻以失敗告終。1898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開始，兩年后，1900年8月中旬，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中國再次以失敗而告終。1901 中國同侵略軍簽訂《辛丑條約》。1905年8月 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孫中山建立了統一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勇于探索的革命人士于1911年10月10日發動武昌起義，同年，各省代表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年，1912年1月1日 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 宣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2月12日 宣統帝下詔退位，自此，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國結束，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1912年3月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建立起北洋軍閥的統治，全民憤慨，一批文化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民主科技救國之路，在 1915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同年，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掀起了新文化運動。1917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1918年底 為擴大宣傳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等在北京創辦了《每周評論》。在這個三十年中，先后有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創刊，《民報》發行，將民主共和觀念大大深入人心。戊戌變法時期《時務報》發揮作用。在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后，一些新聞言論遭到限制，建立起一個為封建軍閥獨裁統治服務的新聞法律制度。在這期間，出現一批以新聞通訊著稱的記者，主要有，黃遠生，邵飄萍等。

第二篇：如皋歷史變遷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為九州時，將江海大地稱為“揚州”，“揚”為“蕩”，水草蕩蕩之意。入夏以后這里成為統一的奴隸制國家的一個部分，到周朝時稱這里為“海陽”，屬吳國管轄，都城在今蘇州；春秋時期，“如皋”開始從“海陽”的東南部海里“長”出來，齊國“總理”賈大夫72歲時以權謀私，娶了16歲的青春美少女為妾，結婚后人家身歸他而心不歸他，成天悶悶不樂，一次公費旅游時將她帶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帶的江邊上拚命射殺野雞，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載入《左傳》，但只是吳國“會鄖”鎮（今海安立發鎮）治下的一個小漁村；戰國時吳王夫差為了攻打衛國（在今河南省）在“海陽”挖“邢溝”（今大運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師從長江直接進軍；后吳國為越國滅，這里又屬越國，越國又為楚國滅，這里又屬了楚國。

秦朝時廢揚州，將這里劃屬九江（今江西），后又劃屬東陽（今山東）。漢朝時劉邦將這里封給吳王劉濞，更名叫“海陵”，到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國家中央政府才開始在這里設立第一個縣級行政機構——海陵縣，隸屬臨淮郡（今淮陰），始建海陵縣城（今泰州海陵區）。東漢末年，因海水泛濫淹沒海陵縣城，曹操挾天子，下令搬遷居民去邗江（今揚州），廢除海陵縣的行政建制，海陵以東（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國時這里屬吳國，孫權在這片肥沃的空地上養馬，形成了這片廣漠的土地上許多與馬有關的地名，如“白馬”（今靖江縣城南部）、“馬塘”（今如東縣馬塘鎮）、“馬陵”（如皋縣馬塘鄉），負責作戰指揮的吳國大司馬（中央軍委副主席）呂岱將軍常駐在這里與馬為伍，依軍隊建制劃分地塊屯田養馬，每50人為一個屯，分田5千田，養500匹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萬畝，分成800個屯，動用軍民4萬人，養馬40萬匹，由于當時馬匹的多少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相征，組織一次大型戰爭大約要損耗、淘汰5至8萬匹成年、健壯的良馬，為東吳迅速強大、最終能的鼎力三國作出了偉大貢獻。當時為了保密，將“屯”寫成“邨”字，讀“村”，這個字成為當時政府、軍民使用最多的一個字，演化為“村”的異體字，在東吳故土上流傳沿用很久。

呂岱養馬成功后，向孫權申請重建海陵縣，孫權批復，讓他兼任海陵縣第一任縣長，退休后舉家搬離海陵縣城，定居到高陽（今如皋市林梓鎮），帶領并傳授子孫做木工活，種梓樹、打家具，幾年后梓樹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為紀念他重建海陵縣，泰州有呂岱廟，如皋有呂岱祠（原北門航運公司處），如皋今有“大司馬路”（從陸橋小學到麗都大酒店）。

正是因為有了這段廢縣移民、屯兵養馬的歷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陰、張家港，西起安徵境內，東到海邊）遺留了許多與軍隊有關的方言及風俗，如尊稱別人的丈夫為“男將”、尊稱別人的老婆為“女將”；吃飯時不許將筷子豎插在飯菜上，因為這是軍中、及地方百姓為開赴前線、上陣殺敵的將士們送行時的禮儀，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來不打仗時，紀念陣亡將士也用這個禮儀，至今一些農村供祖宗時還沿用這個禮儀，從而產生一項忌諱，平常吃飯不許這樣搞。呂岱將軍還規定，農歷七月半集中祭奠陣亡將士、向其家屬發放撫恤金，每到這天各屯都要認真操辦，不得有誤，違令者斬。

東晉義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縣為海陵郡（相當于地區級），下設建陵（今邗江）、寧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臨江（老石莊鎮，在今石莊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濤（今白蒲）五縣，隸屬南兗州；50年后如皋縣政府遷往發揚（今立發，發是開始的意思，表示這里是揚州的開始，是今天所說的“發揚”一詞的源詞）。南北朝時，北周王朝宣布蒲濤縣并入如皋縣，縣政府回遷如皋（今如皋）；臨江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在曲塘。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廢郡，降級為海陵縣，建陵縣并入海陵縣；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從曲塘遷發揚。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縣稱吳陵縣，撤消寧海縣，并入吳陵縣，縣政府從發揚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吳陵縣恢復原名海陵縣，分為東西南北四個“鄉”（相當于現在的區），“鄉”下設“場”（相當于現在的鎮），“場”下設“莊”（相當于現在的鄉）；其中“東鄉”下設“如皋場”（今如皋），后改為“如皋鎮”。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縣為泰州（副省級），泰州之名由此開始，下轄海陵縣；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縣的東鄉為興化、如皋兩縣，重建如皋縣。

后周時，全國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劃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個行政建制，作為軍事州，駐軍、種田、勞教貪官污吏和發配充軍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種官職，叫“通判”，相當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屬的國家級“農場”，明朝時，遷都北京，中央政府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開辟了一個國家級“農場”，仍叫“通州”，而沒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為區別兩個通州，分別冠以“南直隸通州”、和“北直隸通州”，簡寫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這個叫法，但取消了兩個通州的軍事州建制，開辟了東北寧古塔為勞教貪官污吏及發配充軍的國家級“農場”，兩個通州成為普通州衙。民國初年廢府裁州，兩個通州全部降級為“通縣”，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縣”。“南通”一詞正式成為地名出現在中華民國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區以東約3平方公里的地塊上遺存一種奇怪的方言，即不屬西北部的江淮語系，也不屬東南部的江南語系，這在全國十分罕見，它們是后周及宋元明四個朝代從全國各地捉來胡擄、當兵、充軍的人及其家眷長期生活而遺傳、融合的一種特殊語種。

宋初，長江南漲北塌，黃海西漲東塌，老石莊鎮被江水沖毀后沉入江底，石莊人一再北遷，一直動蕩了近一百年，遷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莊位置上安定下來，百年間如皋縣政府一再投資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請來京城的道士采來幾塊泰山巨石，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邊，滔滔江水還是吞沒了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塊巨石時才不漲了，這塊巨石成為石莊的福音，人們為它砌廟建園，常年供奉，后來廟廢，被政府占用，至今這塊石頭還立在石莊鎮政府大院中。

過去老石莊鎮南邊20里有一座深紅色的麻石山，叫蝦蟆山（摩訶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長江的北岸，唐朝時，揚州的鑒真和尚、日本的圓仁和尚、碎葉（前蘇聯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的僧伽和尚都駐足登山過，鑒真和尚還把它繪入地圖帶到日本，圓仁和尚將它寫進入唐游記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澤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蝦蟆山、狼山修煉，后來下落不明，傳說得道升天，被尊為“大圣菩薩”，泗州、泰州、如皋、蝦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廟供奉他，康熙年間泗州城沉入洪澤湖底，傳說就是大圣菩薩發怒，以大圣廟門口石獅子眼睛流血為約，下達淹城計劃的。

長江北侵、老石莊北遷后，蝦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壯觀，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過，石莊北遷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間長江北岸開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間江岸向南漲20里，出現了“永安沙”、“又來沙”、“二百畝”、“頭案”、“二案”、“三案”．“四案”、“頭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與此同時，江南也開始退潮成沙，在蝦蟆山南邊10里江中長成一片沙洲，石莊人紛紛渡江遷往沙洲圍墾種田，漸成村鎮，自稱“石莊”，歸屬如皋，縣政府稱它為“沙洲”。

光緒年間沙洲與常熟、江陰長成一片，常熟、江陰、靖江三縣與如皋爭搶沙洲土地，后經江蘇省政府裁定：如皋地處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將沙洲劃入常熟。宣統元年，沙洲向北漲了15里，蝦蟆山離開江中，成為距江南岸邊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沒，只剩了30多米高。為了北渡方便，首墾沙洲的“石莊人”在蝦蟆山以北江邊駁岸建港，分別有蝦蟆港、段尾港、張家港。

1948年沙洲從常熟劃出，成立“沙洲縣”，隸屬蘇州，1958年沙洲縣政府下令開山取石，拆了蝦蟆山上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大圣廟，炸了山體，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畝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頭，填沙造田，歷時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載歷史的蝦蟆山從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縣建市，以江邊的張家港為名，取名“張家港市”。至今“張家港”附近還有幾個村鎮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稱石莊人，沙鋼集團黨委書記沈榮慶說他的祖上是石莊吳窖一帶的，對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開發中，他投資在如皋港開發區建沙鋼集裝碼頭。

元朝時，泰州一度為也成為軍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國設28個“路”（相當于現在的省），這里改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復稱泰州，劃屬江南道（今蘇州）管理，下轄海陵、興化、如皋、江都；明朝時改江南道為蘇州府（省級），泰州隸屬蘇州，下轄各縣不變；清朝時合并蘇州、江寧兩府，各取一字合稱“江蘇”省，江蘇由此得名，泰州下轄各縣不變；清乾隆間分興化的東鄉為“東臺”、“鹽城”兩縣，隸屬泰州。

民國建立，裁府廢州，泰州改稱泰縣（縣級），縣城在泰州城，下轄各縣全部歸江蘇省政府直管。抗日戰爭中，江蘇省政府從蘇州遷往泰縣黃橋鎮，新四軍包圍黃橋，圍繞黃橋建立了五個“縣”，其中在泰縣境內成立“泰興縣”（宣家堡）、“泰東縣”（今海安）、“紫石縣”（今營溪）三縣；在如皋縣境內成立“如西縣”（今江安），在靖江縣境的季市鄉成立“靖江縣”與此同時，在東臺縣境內成立“大東縣”，后更名 “大豐縣”；在如皋縣東部建“如皋縣”（今丁堰）；在南通縣境內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解放戰爭后期，“紫石縣”攻占海安，更名海安縣；“泰東縣”攻占泰州城，更名泰縣，后泰州縣城成立泰州市（縣級）作為泰州專區所在地，將泰縣縣政府遷往姜堰，將“泰東縣”曲塘以東劃給海安縣。“如西縣”攻占如城，民國如皋縣政府逃往李堡，“如皋縣”縣政府隨之從丁堰遷往李堡與之作戰，后又遷往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東縣，同時如西縣更名如皋縣，將民國如皋縣的鄧元、戴莊、袁橋、夏堡、搬經劃給泰興縣，屬泰興縣“城西區”；將原如皋縣的立發、葛橋、柴灣、新民、宏壩、東陳一線以東劃給如東縣，屬如東縣“城東區”；將原南通縣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華、勇敢、龍舌劃歸如皋縣，屬如皋縣“天生港區”，后更名為平潮區。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屬蘇皖邊區第一行政區，5月1日，蘇皖邊區第一行政區在泰州成立“蘇北泰州專區”、在如皋成立“蘇北如皋專區”，如皋專區下轄東臺縣、大豐縣、如皋縣、如東縣、海安縣、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1950年成立南通市（縣級），南通縣遷往金沙，如皋專區遷往南通市，更名南通專區；同時建立揚州專區、鹽城專區，將泰州專區邗江、江都兩縣劃歸揚州專區；將如皋專區東臺、大豐劃歸鹽城專區；昔日地面廣闊的“泰州”成了一塊窄長的地塊。

1950年泰興縣歸還“城西區”給如皋，成為如皋縣城西區。

1951年劃出如皋縣平潮區、薛窯區、石莊區，南通縣唐閘區、靖江縣西來區，合并成立“通如縣”，縣政府駐薛窯，劃薛窯以南至江邊碾砣港為“城區”，下設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張黃港等沿江客運、貨運碼頭，以及內河運輸、灌溉港閘，開發江中沙島圍墾建設，建立長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為蘇中、蘇北軍事防備、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縣”建設，唐閘區劃回南通，平潮區、薛窯區、石莊區劃回如皋，西來區劃回靖江，而“通如縣”的“城區”因為已經投資建設，砌好了縣委縣政府大院、邊防公安局、軍分區、糧食局、港務局等辦公用房、大型倉庫及宿舍，不便歸還給如皋白白浪費，于是劃屬南通專區直管，成立“薛窯農場”，與如皋縣平級。

同年底，將“通如縣”港口城市計劃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實，著重開發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縣劃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線給南通市，如皋縣歸還平潮區除九華、龍舌、勇敢三鄉之外的地區給南通縣。

與此同時，將如東縣的柴灣、新民、宏壩、東陳、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劃歸如皋縣；將如東縣的李堡、西場、洋蠻洋、立發、新生、壯志劃歸海安縣；將東臺縣的白甸、瓦甸、古賁、仇湖、角斜、老壩港劃歸海安；從而使海安縣成為一個“大縣”。

1950年泰州專區與揚州專區合并為“泰州專區”，專署駐泰州市（縣級），下轄泰州、揚州兩市及泰縣、泰興、靖江、江都、興化、高郵、寶應、儀征，六合9縣。同年將江蘇省劃分為上海、南京、蘇南行署（蘇州）、蘇北行署（泰州）四個省級單位，揚州市從泰州專區劃出，由蘇北行署直管，泰州專區轄1市9縣。1953年蘇南、蘇北、南京三個省級單位合并為江蘇省，上海脫離江蘇省升為國家直轄市，泰州專區遷往揚州，改稱揚州專區。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縣級）改為省轄市（地級）。1958年7月泰州市改為地轄市（縣級），屬揚州地區。1950年5月8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縣，至同年10月7日分開。1959年1月9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州縣，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開。以上兩次合并縣政府均駐泰州城。1983年1月，江蘇省實行市管縣體制，泰州市（縣級）屬揚州市。1995年泰縣撤縣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三篇：論中國人權文化的歷史變遷

論中國人權文化的歷史變遷

鮮開林

? 2012-07-03 22:03:37

來源：人權雜志

文化是人權的精神本質和精神支撐，人權是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人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人權文化觀念和人權文化價值取向。廣義人權文化是人權物質文明成果和人權精神文明成果的統稱。狹義人權文化是人權精神文明成果的觀念形態，是人們在人權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人權知識體系、人權價值觀念、人權生存方式等構成的人權觀念形態的復合體，是人類人權生存方式的深刻反映和人類人權生存智慧的結晶。中國人權文化既是中國人權歷史的產物，又是中國人權歷史過程的積淀，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然而，長期以來，人們誤認為，人權文化在西方，似乎中國沒有人權文化。其實，中國人權文化厚古今偉，“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在中華文化五千年的變遷中，我們可以大致勾畫出如下幾個歷史階段。

一、中國古代人權文化基因的豐富多彩

中國古代優秀的人權文化基因，彰顯了中國人權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認真研究。”①這是一部“不可割斷”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思想傳統，不懂得這一部“不可割斷”的優秀民族文化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中國人權思想生成的文化根基。江澤民同志更加明確地指出：“重視人的尊嚴和價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國古代先哲提出的'天地之間，莫貴于人'、'仁者莫大于愛人'的思想，在社會中有著深厚的影響。”“中華民族歷來尊重人的尊嚴與價值。”②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

孔子是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其對中國和世界的深刻影響超越了歷史時空，孔子的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孔子的仁學理論，是中國古代樸素人權思想的集中代表和最高成就。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仁學理論。孔子的仁學理論對于中國古代樸素的人權思想啟蒙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它所蘊含的人權文化基因主要有：

（一）發現了“人”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從殷商以來的天命神學中解放了“人”，從而發現了“人”，創立了中國古代樸素人本主義的人學。在殷商時代，天命神學占統治地位，人世間的一切都受“天命”、上帝的支配。孔子一反傳統，把人的觀念意識引到重視人的軌道上來，把天看成是隨四時變化、萬物生長的自然現象，否定了天的絕對權威性；強調重視和研究人的現實生活，重視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而創立了中國古代樸素的人學思想。孔子關于“人”的發現比西歐在文藝復興時才發現“人”，要早一千多年，因此孔子被西方思想家們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二）“人為宇宙中心”的思想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禮記?禮運》篇中說：“人者，天地之心也”，這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周易》的大宇宙觀認為，宇宙是由天、地、人三種物質材料構成的，稱之為“三才”，并且上為天，下為地，中為人。人在整個宇宙的構成中處于中心地位，是宇宙的觀察者和體悟者。既然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就是價值的尺度，是價值的主體，離開了人來講價值，就沒有任何意義。

（三）“人為萬物之靈”的思想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重視人，認為人為萬物之靈。《尚書》中說：“惟人為萬物之靈。”宋代的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也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四）“民為貴”的思想

民者，人也。孟子說：土地、人民、政事是諸侯國的三件寶，人民是國家的三件寶之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③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人民最為重要。所以，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從實際經驗中得出了一個真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④荀子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⑤這些觀點一方面維護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另一方面也對中國古代樸素人權思想的啟蒙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和為貴”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是東亞文化的主要源流。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為貴”的思想，在中國儒家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孔子的《論語》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說：“萬物各得其和也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漢書》和《尚書》還分別提出了“和氣致祥”、“和衷共濟”的思想。“和為貴”的思想，是儒家“人為貴”思想的擴充。“人為貴”思想，是認為“天地之間，莫貴于人”，主張要愛護人、維護人的尊嚴。“和為貴”思想，是主張人與人之間、人際各種關系要和睦、和諧、和善。“人為貴”與“和為貴”是互相聯系的。孔子說：“仁者人也”，認為兩人以上相處就應該講仁的道德。孔子主張“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要維護個人的權益，又要尊重他人的權益。堪稱處理當今國際關系的“黃金規則”。求同存異的包容思維更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寬廣胸懷。

還有墨子強調經驗論，強調人的主觀能動精神，強調“兼愛”、“非攻”和“節用”，都對后世有深刻的積極影響，為中國人權文化的歷史發展提供了積極的思想素材。其中，韓非是先秦諸子中最后一名著名思想家。他繼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思想，吸收了荀子以及道家思想的一些成果，成為法家的最杰出的代表。韓非子贊成前期法家關于古今勢異、因時變法的觀點，提出了“變古易常”、“美當今”，而反對“法先王”的主張。他繼承并改造了老子關于“道”的理論，提出了“理”，而且要以“理”解“道”，對“道”和“理”概念進行了明確界定并闡明了二者的關系。他繼承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張以人的力量積極地改造自然。他指出，現成的為人所用的器具、武器是沒有的，都是人自己制造出來的，是人使用工具使自然得到了改變，成為人可用之物。

中國古代樸素的人權文化思想，既對我國古代人民爭取基本的生存和發展具有積極的啟蒙作用，又使得和諧與包容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當今世界人權對話中的積極作用日益彰顯。

二、近代中國人權文化桎梏的腐朽沒落

中國本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她不僅創造了燦爛的華夏文化，而且對推動世界歷史進程，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是，當歷史發展到1840年，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封建專制的腐敗，愚昧意識的桎梏，使中華民族的主權、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到了空前絕后的踐踏。

（一）封建愚昧意識的自我泯滅

封建愚昧意識對人性、人權的泯滅，到了明清時期達到了極點。最為典型的是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桎梏信條。他的根本理論缺陷，是把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所謂“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這就把屬于社會倫理的“天理”看作獨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會還沒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來確立“天理”的內容時，而被任意賦予各種規定，從而造成如清代戴震所說的“以理殺人”、“以理吃人”。近代封建統治者更是用過時僵化的倫理綱常如“三綱五常”之類作為統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封建愚昧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僵死說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昧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級趣味的庸俗文化，互相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泯滅人民人權自由思想，扼殺民族生機的思想桎梏。

（二）封建王權文化的任意剝奪

臣民對皇帝絕對忠誠的至高無上的封建王權文化，其實就是封建王權文化對臣民權利的任意剝奪。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導致中國人民的生活難以維持。舊中國的歷代政府不僅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災難。在舊中國，只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占有70%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70%的貧雇農卻只有10%的土地。地主和富農憑其所占有的土地殘酷地剝削廣大農民。封建社會的中國人民，毫無人權可言。特別是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利用特權，控制國家的主要經濟命脈，刮盡民脂民膏。亂發貨幣，進行金融壟斷，使得廣大中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狀態更加悲慘。

（三）西方殖民文化的肆意踐踏

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先后對中國發動過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了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憑借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搶占中國的大片領土，把獨立統一的中國分割為他們的“勢力范圍”。偌大的中國支離破碎，國不成國。國家喪失了主權，人民就會被欺辱，被蹂躪。1867年春天，上海外灘法國租界公園門口，各國洋人出出進進。門口卻赫然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中國自己的土地，不允許中國人進出，這是十足的強盜邏輯。當帝國主義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圍墻的時候，在另一個領域，一場無硝煙的戰爭也在全面展開，這就是以傳教士為先鋒的文化侵略戰。他們不僅以傳教的謊言來掩蓋掠奪的圖謀，干著武裝侵略所不能及的罪惡勾當，而且向中國灌輸崇洋媚外思想，“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通過傳教、報紙、“慈善”事業、學校教育等等，把毒素散播到城鎮鄉村。這都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

三、近代中國人權文化啟蒙的吶喊抗爭

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人權沉吟史，又是一部中國人權文化啟蒙的吶喊抗爭史。憤怒覺醒的中國近代仁人志士，他們將人權的理論從西方引入中國，開始了近代中國人權文化啟蒙的吶喊與抗爭。

（一）康有為的人權思想啟蒙

康有為是我國19世紀末改良維新派知識分子的首領和杰出代表。當時他在主要是針對君權的人權運動中，常用“民權”這個與君權相對的詞，因此康有為的人權思想也可稱為“民權”思想的啟蒙。其主要內容是：抽象的“升民權降君權”的理論闡述；宣揚人性論，反對壓抑人性的封建倫理道德觀；要求變革危害人權的不合理制度；描繪了人人平等、人人都愛勞動的理想大同社會。

（二）孫中山的人權思想啟蒙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權斗士。他的一生，都是在為爭取中國人民應享有的各種權利而奮斗，同各種踐踏和壓制人權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西方殖民侵略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堅決斗爭。在幾十年的革命實踐中，孫中山留下了豐富的人權思想。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五權分立的憲法思想，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人權思想啟蒙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成就。

（三）鄒容的《革命軍》、胡適的《人權約法》和羅隆基的《論人權》等，都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人權啟蒙思想的重要文獻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在人權問題上也有不少貢獻。如就當時中國所涉及到的人權思想來看，幾乎西歐所有流行的人權觀點都有了，并且有不少在傳播、介紹、闡述人權思想的過程中，還注意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和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使中國近代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啟蒙不同程度地帶有中華民族的自己特色。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人權啟蒙思想家們在接受西方資產階級人權觀的基礎上，結合近代中國國情進行人權思想啟蒙宣傳，為喚起國民的自身解放、打破封建傳統文化的束縛，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他們的人權理論啟蒙也必然和西方資產階級的人權理論一樣，存在著抽象人學唯心論、虛偽性、利己性等局限性。他們用這種人權理論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其結果都未能如愿以償，自然吃了敗仗。

四、現代中國人權文化變革的浴火新生

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具體的國情相結合，開辟了中國人權革命的歷史新紀元。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權變革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偉大事件，它極大地促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序幕。五四運動還是中國人權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使得以前那種簡單借用西方人權思想，注重爭取個人平等、自由的人權理論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升華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喊出了民主與科學的時代最強音。五四運動時期人民群眾在爭取思想言論自由、爭取個性解放的斗爭中，在“打倒孔家店”和雪恥喪權辱國的吶喊聲中，極大地普及和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民主意識和人權意識，隨著五四運動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經過五四運動風暴洗禮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人權概念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爭人權、爭自由的浴血奮斗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斗，形成和創立了中國人權的新理論，迎來了中國人權的新曙光。為中國最廣大的勞苦大眾爭人權、獲自由、得解放，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貫基本立場和原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爭人權、爭自由、獲得民族獨立解放，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高舉的一面旗幟。早在建黨之初，我們黨就在領導“二七”大罷工中明確地提出了“爭人權，爭自由”的口號。在抗日戰爭中，我們黨號召全國人民“為人權自由而戰”，“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斗”，并領導人民在各個抗日戰爭根據地建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綱領，頒布了一系列專門的人權保障條例。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提出“保障人權、解救民生、完成統一”的革命政策主張，并在解放區領導人民制定實施“保障人權、財權、公民權”的各種施政綱領、憲法原則和專門法令，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開展了“反饑餓、反壓迫、反內戰”和“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愛國民主運動。

（三）毛澤東人權思想的創立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的半個多世紀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權理論的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的人權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他的人民權利思想。毛澤東的人民權利思想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權利論的理論旗幟。毛澤東的人權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毛澤東的人權思想為后來的人權理論和人權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使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受到嚴重損失，人民正當的合法權益受到傷害。這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人們對毛澤東人權思想的全面客觀評價。對此，西方某敵對勢力大肆攻擊和歪曲中國社會主義的人權事業，這是我們應當吸取和總結的嚴重教訓。

（四）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獲得了一個真正“做人的資格”，從根本上改變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東亞病夫”，毫無人格尊嚴的悲慘狀況；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偉大跨越，實現了中國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空前團結，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五）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人權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為全國各族人民真正實現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為全國各族人民平等參與經濟發展和平等分享勞動成果，提供了根本性的經濟制度保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婚姻法》的制訂，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各項權益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五、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的自覺自信

（一）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責任

建黨90年的寶貴經驗啟示，新中國60多年的人權建設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人權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使得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進入了嶄新的自覺自信階段。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造”。⑥

（二）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基本內涵和生動體現

所謂文化自覺，主要是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在文化上的覺悟和提升，包括對文化在歷史進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用著名社會學大師費孝通的至理名言來說，“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⑦文化自覺，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強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動人類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內生動力。所謂文化自信，主要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主流文化的自信心和創造力，包括主流意識形態文化和傳統優秀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開放包容多樣性以及創造思維活性。改革開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共建和諧世界的尊重差異、開放多元、包容多樣就是生動體現。

（三）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精神實質和基本內容

建黨9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權發展道路，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逐漸建立了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權保障制度。她深刻反映了中國特色的人權文化自覺和人權文化自信的精神實質，反映了中國特色的人權文化的創造力和感召力。作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基本內容，主要由中國特色的人權本質規定、中國特色的人權理論基石、中國特色的人權實踐基礎、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體系、中國特色的人權原則立場、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的國際人權合作等方面構成，以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權利為核心，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人權新思想、人權新觀點為邏輯主線，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性實踐為堅實基礎。

（四）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系列新觀點和新思想

第一，以人為本，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第二，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第三，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尊重和保障人權；第四，“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用憲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第五，人權的實現是一個過程，受多種條件的決定與制約；第六，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始終把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第七，科學統籌協調發展，促進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的全面發展；第八，公民基本人權是各種權利的有機統一；第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不斷提高人民群眾享受經濟社會文化權益的水平；第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各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選擇符合自己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第十一，切實尊重和保護特殊群體的各種合法權益；第十二，共建和諧世界，積極開展國際人權合作與對話，促進國際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第十三，努力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充分人權實現的重要目標；第十四，對廣大基本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進行系統性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教育等等。這些人權新思想、新觀點，既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新成果，也是對當今國際人權事業的新貢獻。（作者系東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學院人權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

②《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23--32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③《孟子盡心下》。

④《論語?五子之歌》。

⑤《荀子.哀公》篇。

⑥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單行本，[M]，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頁。

⑦費孝通：《美美與共與人類文明》，[J]，新華文摘，2005年第8期，第13頁。

第四篇：漢正街的歷史變遷

漢正街的歷史變遷

歷史的變遷，時代的更替，漢正街猶在，不過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墻灰瓦”，只是朱顏已經改變了。500年悠悠歷史，大江東去浪淘盡，漢正街卻沒有沉寂在歷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嶄新的面貌不斷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漢正街不過是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街，是一條與漢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來經過明、清兩代的發展，它逐漸形成玉帶門、楊家河、武圣廟、石碼頭、永寧巷等若干個方向的“正街”。

漢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漢正街的居民。一條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續了原始住民的商業傳統。早期的商人中流傳著“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錢備小舟”的戲言。漢江沿岸的碼頭眾多，水運通達，被冠以“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行，萬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鬧非凡，成為內接荊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陜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時之間人們紛紛涌入慕名而來。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漢正街成為著名的貨物集散地，經濟達到了鼎盛時期，終于成為了“漢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曾經一度經濟活躍、市場繁榮的漢正街在政治暴風雨中沉寂了。歷經幾百年的漢正街個體市場搖搖欲墜，呼啦啦大廈將傾。漢正街只余下少數幾家國營商店和合作商店，幾家國營工廠和合作工廠，悠悠歷史的商業街“漢正街”終于變成了冷清蕭條的居民區。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務院發了一條通告，各地可以恢復和發展農貿市場。為了響應國務院的號召，國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區的工商局長到東湖賓館開現場會，商議之后經濟的發展方向。從此漢正街被中斷的商業傳統得以回歸。

厚厚的迷霧籠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個中國上空，身處迷霧中的人們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個方向前行。然而漢正街率先響應發展經濟的號召，提出恢復小商品市場，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打破計劃經濟在流通領域的體制束縛。1979年，武漢市政府決定恢復中斷了漢正街數十年的自由商貿傳統，重新開放小商品市場。103名待業青年和社會無業人員工商登記，漢正街迎來了國內首批個體經營者。他們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著石頭過河。

鄭舉選第一個站起來成為最早登記的個體戶。身有眼疾的鄭選舉并沒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歲的鄭舉選已經投入了千軍過獨木的商人隊伍，成為眾多商人大軍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販。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終在漢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為漢正街里有名的商戶。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政府縮緊了經濟政策，個體經濟難以融入集體經濟的發展，暫時終止了個體私營經濟。鄭舉選作為漢正街最知名的資本主義尾巴，被劃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單中，從而進入“學習班”學習。一年后的鄭選舉出來了，面對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養家的重擔扛上肩，改行在利濟南路賣起了冰棍。鄭選舉借此地“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干起了小百貨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以后，國家允許地方發展農貿經濟，各個省、市面還在猶豫不決，武漢政府卻大膽的提出發展個體經濟。有利的經濟政策出臺，似乎預示著市場應該朝大家期盼的方向發展，但是時值風云變幻的多事之秋，還存在很多的不確定因素。在這樣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鋼絲，必須要事事小心、步步為營。即使整日提心吊膽的做生意，不過依然難逃被抓的命運。

1978年的一天，鄭選舉的家和其親戚的家同時被抄，當時抄出價值幾萬元的貨物，在當時的年歲里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因此鄭選舉被關進了監獄。審訊人員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買貨或者供貨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議，最終他還是選擇了沉默，一人攬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個月，本有眼疾的他視力下降的越發厲害了，最后右眼徹底失明。從此，五顏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鄭選舉被釋放出獄。眾人欽佩他具有一種寧愿犧牲自己也不牽連他人的義氣，尊稱他為“盲俠”。

歷來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輕情的勢力小人，對他們嗤之以鼻，輕視并且不齒于人前；然而“盲俠”鄭選舉的重義望利徹底顛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為一批同樣注重朋友之情的“義氣”商人正名。因為鄭選舉的“義”不關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處的利，更無關乎想要贏得眾人稱贊的虛名，只是憑著自己的一顆良心做無愧于自己無愧于天的事。正是這樣的一個有良心的商人，引領了一群有情義的追隨者，在無情的商戰中演繹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義。

經過時代的洗禮，他現今儼然成為了漢正街街知巷聞的知名人物，也創造了自己的財富神話。他和“儒商”王任昌成為了漢正街永恒不滅的傳奇。

20世紀40年代，與百年老店謙祥益綢布店并重的王潤記紗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讀三國，經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間被認定為需要接受黨和人民教育的“工商業兼地主階級”。他的大兒子王任昌進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剝削階級”的家庭讓他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幾進幾出監獄，雖然歷經磨難，但他依然保持著帶著鐐銬跳舞的生活熱情。

20世紀80年代初，盡管出臺了一些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但文革沒有過去多久，很多人都擔心會重蹈覆轍，作為“103將”中的王任昌也憂心忡忡。他與弟弟在漢正街一起經營一家店鋪，雖說生意做得紅紅火火，賺了不少錢，但是一種無形的力始終控制著他們，使他們沒有足夠的底氣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們一邊靜待政策環境的好轉，一邊觀望市場的動向。

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促進整個大環境的好轉。武漢政府為了鞏固、擴大漢正街的市場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有利的經濟政策來刺激市場的運作。王任昌開始清楚的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個體經濟以勢不可擋之勢席卷而來，徹底的擊脆了初期的猶豫彷徨。他開始放開手腳大干起來，熱火朝天的經營自己的事業。沒有后顧之憂的漢正街商戶個個士氣高漲，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罷休的氣勢。

漢正街起死回生，經濟逐漸的發展起來，人民爭先恐后的涌入漢正街，1983年，個體經營人員由最初臨時湊集的103人擴展到991名，他們在1600多米長的漢正街上擺攤經營，日日生意紅火，熱情招攬來自四方的顧客；銷售額也首次突破了億元大關，振奮了全國人民，其他各個省份地區也爭相效仿漢正街，發展個體經濟，漢正街一時成為各地的學習標兵。

1988年，武漢政府大膽的圈出漢正街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試驗田”。作為經濟改革實驗區的漢正街，個體戶們開創了“前店后廠”的家庭工廠發展模式。武漢人民首創的發展模式豐富了小商品市場的經營范圍，使漢正街不再局限于只發展小商品貿易，擴寬了漢正街的發展的廣度。

1990年，漢正街第一棟專業市場——漢正街服裝交易大樓竣工，成為漢正街在專業化經營道路上的成功嘗試，預示了漢正街今后的規模化發展，而且提升了整條街的檔次。同年，拍攝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說《曲線人生》的電視連續劇《漢正街》，紅遍大江南北，從此“漢正街”家喻戶曉。電視連續劇《漢正街》完整的記載了武漢個體經濟的發展歷程。漢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詞“小街上的人走路越來越匆忙”一樣越來越精彩。

2000年，漢正街被武漢市政府重新定位為商貿購物旅游區，先后得到龍騰、春江等五大開發商近50億的資金用來打造漢正街，建成漢正街第一大道、暨濟商城、漢正街品牌服飾批發廣場等多功能、高檔次的大型商場和特色街區。

漢正街從原始的小百貨，發展到具有服裝、副食、家電、鞋類、塑料、文化用品等10個專業大類10萬多個品種的大市場。漢正街的商品輻射范圍擴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華中、華北大片區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場。業界權威人士透露，聯合國已在漢正街設立了中國第二個采購點。

伴隨漢正街進入快速發展期，商品銷售額不再是1982年的一億元收入，銷售記錄多次被改寫，在2004年又一次創歷史新高突破200億大關。漢正街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引領全國大小街市，成為當之無愧的首腦，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稱。

在一個商業時代，一個地區必須時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覺才能夠在市場中領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說：經過了20世紀80年代的高速發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極度輝煌之后，漢正街開始走下坡路。雖然漢正街市場規模比原先擴大了6倍，但稅收增速卻在下降，交易額從全國十大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兩年，漢正街個體經營戶數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遞減。漢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個。漢正街上的貨品質量沒有保持以往的水準，所以大多數武漢人如今不去漢正街購物了。

難道武漢人樂于見到漢正街的衰落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漢正街的衰落已經成為鐵板定釘的事實，不容人懷疑。

漢正街源于河運，也終結于河運。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陸續修建的碼頭，便捷的河流運輸，低廉的運送費用，商人樂于接受；現代的街市多數是依據便利的馬路交通來鋪設，車流的通達可以節約大把的時間，對于視時間為金錢的商人來說就算是賺錢了。真正就是這陸上交通問題成為漢正街發展的硬傷，百年老街正遭受著現實的殘酷考驗。

在武漢讀書的幾年里，我多多少少去過幾次漢正街。漢正街作為大型的批發市場，每天有著成千上百萬計的貨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卻不寬廣。

漢正街的街頭有很多的推車工，他們每天都推著沉重的貨物到指定的送貨地點。一路上，他們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閃躲靠近的人，以免貨物受損。漢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擔工，他們全靠這根扁擔養活。扁擔工們不管貨物有多重都扛上自個兒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時如金的漢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車代步，但是漢正街里沒有專門的停車場，它們只好被隨意的停靠在馬路邊，車輛橫七扭八的霸占著本不寬裕的空間。最為可憐的要數行車在其間上的車輛了，以緩緩的速度向前爬行，甚為艱難。這樣的情形是漢正街每天的必備功課，可想而知大型的節假日該是什么狀況了？

漢正街分工明確，同類商品聚集在一起銷售。“集生產、生活、儲存”為一體的獨特經營方式，有的商鋪老板嫌回家吃飯太過麻煩，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飯來。門外的一側鋪放了許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側架起了鍋碗瓢盆。

漢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夾雜商業用途的樓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則布滿了林林總總的商鋪。一家店鋪緊挨著另一家店鋪，昂貴的地價使得在相鄰店鋪間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視為浪費的可恥行為。有的樓房年代久遠，電線老化，承擔不了太大的負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戶把塑料玩具、工藝品市場設置在樓房里。

不論是在自家的小店鋪里生火做飯，還是漢正街的歷史遺留問題，都為火災的發生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歷年來漢正街多次發生火災，消防官兵只要談及漢正街發生火災就“聞火色變”。

在過去的幾年里，流傳著一條眾人爭論的消息“武漢市政府要把漢正街搬遷到漢口北”。聽說這條消息之后，漢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憂，有的怒。這條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們暫且不提。眾所周知，漢正街和漢口北分屬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轄，在遷與不遷間存在太多的利益問題。

2010年8月，漢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關系的商戶，邀請了社會上知名的專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員，集體開了一個漢正街論壇發布會，為漢正街要搬遷的言論辟謠，同時規劃了漢正街未來20年的藍圖，并提出投資700億整頓漢正街提升漢正街的形象。這個新聞發布會有利的打擊了漢口北，告訴準備投資漢口北的人：漢正街會永遠屹立不倒，就算再破舊，也不會讓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區拿出了二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上進心開始大力整頓漢正街，擴寬馬路，改善市場內外的環境，遷走客運站，搬遷漢正街倉儲，斥巨資興建大型批發市場。硚口區這一系列的強硬行為告訴對手：我們不會認輸。

另一頭，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漢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場群的修建分秒必爭，工地通宵達旦，不分晝夜的加班加點。為爭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場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資金額不斷加大。為了配合漢口北，黃陂區政府也十分豪氣的投擲十幾億，自掏腰包開通輕軌，預計趕在2013年底前開通5.8公里的一號輕軌三期至漢口北。

雙方的拉鋸戰正式展開，由最初的爭斗升級到政府戰略上，誰也不打算服軟，死磕到底。

硚口區未來總投資大概700億用于改造、規劃漢正街，而黃陂區也預計投資600億左右來規劃漢口北。這就是說兩大市場總共投資大約1600億在無法確定的未來十年。武漢未來的商貿潛力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而兩地的意氣用事只會加大未來的風險，誰也不知道投入的錢能否賺回來。這個賭博，誰也輸不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場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幾百億誰能為它買單？是政府？還是普通老百姓？

漢正街未來的出路在哪？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還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這需要漢正街人好好的權衡。如果不再糾結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擴展視野，放眼世界，漢正街能不能迎來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應該向老前輩“鄭選舉”、“王任昌”們學習，鳳凰涅槃，在艱難困苦中依然傳承了漢正街的經商傳統，也讓漢正街在時代的新一輪轉變中得到自我救贖，贏來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漢正街人還陶醉在歷史輝煌中時，殊不知，他們已經慢慢敗下陣來。歷史的云煙，時代的更替，漢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掛上陣打響新的商業戰役。如果不想漢正街的歷史停留在今時，我們何不放下成見，學習浙江的義烏，江蘇的常熟，好好的經營各自的生意，實行產品差異化經營，各自發展各自的商貿客戶，相互扶持，榮辱與共。何愁不能再次奪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五篇：吉祥物的歷史變遷.

吉祥物的歷史變遷 吉祥，好運之征兆，祥瑞，吉利；幸運等。古籍《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

吉祥物是人類原始文化的產物，是原始的人類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形成的人類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人類首先以生存需要為中心，而在發展過程中自然就形成趨吉避邪的本能觀念。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我們的祖先創造了許多用以祈求萬事順利的象征物，而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們便稱他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們在事物固有的屬性和特征上，著意加工而成，用以表達人們的情感愿望。由原物發展成為富于吉慶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種多樣，因此，我國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從這些吉祥物中，我們可窺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們共同珍視的事情。

各種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蘊，可謂意趣無窮。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實用價值等屬性，予以放大或延長，使之具祥瑞的涵義。吉祥物的這種演化特征我們稱之為屬性延長性。以椿樹、萱草、芝蘭、磐石和竹這“五瑞”為例，莊子說過“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唐朝詩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滿頭”的詩句，因椿樹的壽命長，人們便把椿樹比作父親，稱“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長壽。

“諧音取意”是中國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民間吉祥物更是忠實地運用了“諧音取意”的原則。以“如意”為例，它是我國特有的吉祥物，本為軍旅器物，后漸成民間的“爪杖”，即搔癢工具。若在一個瓶子里插上如意，即為“平安如意”。如以兩個柿子或獅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畫上童子騎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與荷花，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則是如意與柏樹和柿子的組合。很多民間吉祥物的形成還具有傳說附會的特征，他們出于民間神話傳說：一代又一代的人，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將故事流傳、延續下去，人們對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習。如民間每于老年人壽誕時送上壽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長壽、幸福，這個習俗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傳說。相傳戰國時期齊人孫臏自十八歲離家，拜鬼谷子為師學習兵法，一別家鄉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親八十歲的生日，他想：“烏鴉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獸還知恩達禮，我卻已經有十二年沒有報母親的養育之恩”,于是向師傅請假回去看望老母，臨行前，鬼谷子隨手摘了一顆桃子讓孫臏回家獻給高堂。沒有想到，孫臏回家將桃子給老母親吃后，母親竟返老還童。人們聽說孫臏母親吃了桃子之后變得年輕，也想讓自己的父母健康長壽，于是競相仿效，也都給自己的父母“送壽桃”。傳說是否真實，人們沒有去考證，但它所蘊涵的美好寓意，卻被人傳承下來，綿延不絕。

隨著事物不斷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吉祥物被我們所知曉，在我們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慶席來說吧，對于夫妻也好，新人結婚也好，都很很不錯的吉祥物，能夠為我們帶來吉祥如意，是對我們身心健康的呵護，讓我們事業順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滿。在家中具備此物，更是能帶來順勢，讓我們一順百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