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科學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

科學精神與傳統文化

20世紀以來，人們對科學及其社會作用進行了全面的反思。人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科學是一種文化，科學活動過程就是創造科學文化的過程。科學已不再僅僅只是一種理性創造，一種邏輯過程，一種“范式”，一個“研究綱領”或一個“信息域”，也不只是一種社會建制。科學擁有自己的文化規范，沉淀出自己特殊的文化精神。科學精神就是科學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所涵括的一套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的總稱，它一方面被科學家內在化而對科學文化系統的高效率的運行發揮著無法替代的凝聚和激勵功能；另一方面，又輻射到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滲入到大眾的意識深層，對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規范以及價值觀念發生著深刻的影響。同樣，傳統文化價值觀作為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長期累積性和穩定性或慣性。千百年來，傳統文化價值觀植根于人們的思想深處，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在當代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既要弘揚科學精神，又要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在科學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要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和創造精神，努力繁榮先進文化。弄清科學精神與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科學精神與傳統文化價值觀相互影響

科學文化是社會文化的子文化。一方面，科學文化系統是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子系統；另一方面，科學文化是從社會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來的。但是，科學文化一旦從社會文化中分離出來，就顯示其相對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主要表現在科學所具有的獨特的精神氣質、活動方式和動力機制上。隨著科學的進步，這些獨特的精神氣質不斷超越種族、地域、文化、語言的障礙，在世界范圍內擴散，對人類社會文化產生深刻影響。當然，科學文化通過擴散和輻射，并不會像西方的文化趨同論者認為的那樣，整個世界的文化將最終變成一種文化。這是因為，首先，各區域文化之間存在著某些潛在的質的差異性，不可能完全趨同；其次，人類的需求包括文化需求，是多樣化的，不可能絕對同一；再次，科學絕不是中性，正如有的學者所稱的那樣，科學是一把“雙刃劍”。西方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掀起的反科學主義運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對科學的某種抵制情緒。但是，不可否認，科學文化對社會文化、科學精神對人類精神文化的巨大影響。因此，從科學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包容關系和科學文化的相對獨立性看，科學精神的孕育和確立，必然受到社會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深刻影響；反過來，科學精神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二、傳統文化價值觀對科學精神的影響

傳統文化價值觀對科學精神的影響和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促進作用。一般來說，與科學精神的價值取向一致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將促進或強化科學精神的確立。二是制約作用。與科學精神的價值取向相背離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將阻礙或延緩科學精神的確立。科學精神產生于人類的科學實踐活動，而科學實踐作為社會實踐的特殊活動類型，不是封閉的，它受制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例如，在歐洲中世紀，宗教神學的價值觀對科學家追求真理的精神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在20世紀中葉，原子能科學技術的軍事

應用與科學家造福人類的價值觀和道德良心產生了劇烈的沖突。在我國，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價值取向，強化了科學研究中的民主和自由探索精神；“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價值取向，強化了科學研究中的求實精神與實證精神。因此，要在全社會弘揚科學精神，僅靠科學文化單方面的外向擴張往往難以奏效。它還有賴于科學精神與積極先進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包括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雙向配合，而其中最關鍵的是要在社會文化價值中培育對于科學精神的有效接收機制，消除社會文化價值觀和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的消極、落后和腐朽因素。既然文化建設中需要形成這樣一種雙向互動機制，那么，弘揚科學精神就不只是科學家、科學教育工作者、科技管理部門的事，而是社會的責任。

三、科學精神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具有很強的歷史繼承性，同時又具有革命的能動性。科學精神對人類文化價值觀的沖擊是異常強烈的，特別是對科學不夠發達的國家或民族的傳統文化價值觀極為敏感。科學精神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破壞斷裂作用。科學精神的擴散，將對傳統文化中的消極、落后和腐朽的價值觀產生劇烈的沖擊，迫使人們的某些價值觀念與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某些方面發生斷裂，從而獲得新的文化價值。這種破壞斷裂在科學不夠發達且民族傳統文化又十分濃郁的國度內尤為劇烈。當然，傳統文化價值的慣性很大，對傳統文化價值的破壞斷裂是很劇烈和痛苦的，有時甚至要經過多次反復，造成社會心理動蕩。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科學精神對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沖擊力會越來越大，最終會沖破舊的消極、落后和腐朽的文化因素的束縛而奔向蓬勃發展的未來。

第二，誘導重建作用。傳統文化價值觀某些方面的斷裂，是科學精神對它產生沖擊的結果，與此相伴而生的是誘導重建，即依靠科學精神的力量，在社會文化價值系統中誘導重建某些新的文化價值觀。一個民族的文化是這個民族存在的核心和生活的基本框架，但是，要使這種民族文化充滿活力，必須注入新的、積極的文化內涵。科學精神便是最具積極意義和先進性的。科學精神對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誘導重建，使傳統文化價值觀念潛在性地發生更替，從而重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新觀念。

第三，平衡融合作用。科學精神沖破地區、國家、民族和語言的局限，加速了世界范圍內的文化交流，從而使世界諸文化體系的相互交融成為可能。科學精神在世界范圍內的平衡融合，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世界范圍內各民族文化或區域文化在科學精神的滲透下，相互交流，取長補短；二是在科學精神的作用下，在各種文化價值中出現了一些共同的新質，這種新質便是科學精神在社會文化價值系統中的烙印。這種新質又因其附生的傳統文化基礎不同而有所差異。

因此，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科學精神在世界范圍內擴散、滲透，狹小的文化區域被沖開了大門，各種民族文化或區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補充，相互提高，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體系是高度分化而又高度整合的，既保留了每個文化體系的特色和品性，又賦予了符合時代精神的新的內涵，這些新的內涵無不銘刻著科學精神的印記。

一，科學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學一種模式

人類生存發展必然要與自然界打交道，所以有人類社會，就會積累起對自然界的知識。知識的初步積累就相互聯系開始形成了體系。（自然）科學是人類在自然界的實踐中所獲得的有關自然的知識體系。所以說，科學是人類社會結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從古至今，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社會結構中，均存在科學這個要素，所不同只是體系有類型不同、水平有高低之分。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學體系才算是“科學”。

如果只認為西方近代科學才是科學。那民族科學不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如果只認為西方近代科學是絕對真理，是科學終結，那更是錯誤的了。科學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時代性，故存在有多種多樣模式，彼此各有優缺點，正確的方法是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所以不能只以近代西方科學特征作為標準，評這評那，認定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甚至給各國民族科學亂扣“偽科學”、“贗科學”、“類科學”、“前科學”等帽子。

二，近代中國科學的衰落,雖有科學傳統缺陷方面因素，但更有社會因素，中國古代科學成果燦爛，并成為中國古文明的根基之一。這是考古發掘和史學研究證明了的。可以肯定，即使沒有近代西方科學的傳入，中國傳統科學（包括中醫）照樣能近代化、現代化的。西方近代科學是在船堅炮利與經濟掠奪下才迅速崛起，統治全球。因此，各國民族科學在近代的衰落,并非單純是科學傳統本身問題。所以當代中國人不能因科學主義的貶斥中國科學傳統而自我迷失。

為什么中國古代有發達的科學，而近代科學又沒有誕生在中國，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是個老命題，近百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參加過討論，發表過見解。大家認為這確與中國科學傳統缺陷方面有一定關系，但也有較一致的傾向，即根本原因是明清中國閉關鎖國和資本主義沒有迅速發展。80年代本人參加過“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討論會”，并與陳傳康老師寫有“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一文。文章雖較系統分析了中國海洋文化缺陷方面原因，但最后又強調指出：“地理大發現最根本的還是經濟動因。如果明初中國資本主義有迅速的發展，從而產生強大持續的經濟動因，那么封鎖的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觀意志（行為）、狹隘的地平大地觀以及傳統地圖的缺陷等不利條件都會改變并按經濟要求而順向發展的。那么中國人也會完成地理大發現的。”

三，中國科學傳統有強大的生命力，在21世紀將大放光彩。有關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的關系的討論，目前的學術熱點早已不是李約瑟難題，這是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熱點。隨著中國要實現“四化”，特別是科技現代化。90年代熱點已是中國傳統文化能否對當代和21世紀科學有重大的創新作用。天地生人學術講座是與后者為重點，有著大量報告和討論。一致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盡管近代科技雖仍有大的發展，但由于科學已面臨解決環境惡化、資源匱乏、能源短缺、災害預報、人口膨漲、天體演化、地球起源、生物進化等的重大研究課題，近代科學體系因而面臨巨大的困惑和挑戰。這就呼喚并推動了自然史、復雜性、非線性研究的發展和整體、綜合、系統方法的崛起。當前，科學正經歷著由簡單性探索向復雜性研究的大變革時代。在分析研究基礎上的科學綜合研究潮流的崛起已是歷史的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把中國整體論思維和方法疊加到當代科技的綜合研究中，可以給當代科技研究帶來巨大的創造力。中國傳統科學體系（或稱“自然國學”）復興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這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認同。

四，對《周易》科學性的激烈爭鳴源于科學主義的影響

在現代，要做到客觀公正地評價中西科學傳統，評價《周易》的科學性，不僅只是個人善良愿望，也不僅是知識多寡問題，更要自覺清理科學主義。

近400年，西方近代科學突飛猛進，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物質文明。于是造成一種假象：近代科學是絕對真理，是萬能的。于是在今天竟出現一些怪現象。如一些不懂中醫的人能大言不慚地宣布，中醫能治病不能說就不是偽科學。又如，某些人并不懂中國傳統文化，更沒有

研究過傳統文化與科學復雜關系，但他們認為，罵一下中國傳統文化、說一下傳統科學是“偽科學”，似乎成了科學精神的表現，有了快感。可見科學主義毒害之深。在當代，在中國科學現代化中如何清理科學主義，順利發揮民族文化優勢，實任重而道遠。為此最近在中國中醫藥論壇上，本人作了題為“中醫要振興，必須批判科學主義”的發言，明確了自己的觀點。《周易》與科學關系問題所以在當代學術界成為爭論不休的熱點，原因就在科學主義作怪。對《周易》的評價不是對一本古書的評價，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對中華科學傳統的總評價。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關系的評價是與時代的大變革分不開的。從科學發展史而言，當年的科玄論戰是發生在古代科學向近代科學轉型時期。而當代科學界掀起的《周易》熱也正是在新的科學轉型時期：由簡單性探索向復雜性研究過渡；由大物理學時代向自然史研究時代轉化；由征服自然向人與自然協調轉變。

五，《周易》與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可能與中國科學傳統的缺陷方面有一定關系。《周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故認為《周易》存在有近代科學不利的方面，這樣推論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推論還不能服人，還應該有具體的論證。其實籠統地說《周易》不利于近代科學發展是不對的。比利時理學所所長胡陽曾在“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第585講作“近代科學產生與中國文化―萊布尼茨在發明二進制前沒有見過先天圖嗎？”的報告，提供了大量有說服力的史料。這說明，《周易》對西方近代科學發展也直接作出過貢獻的。有學者認為，《周易》只有歸納，沒有推演，所以阻礙了科學啟蒙。這種說法可能是錯誤的。《周易》64卦確是歸納法所得。但人們用這些卦象來解釋推測萬事萬物，就是推演法。《周易》等中國傳統科學中經常使用的取象比類方法所以在中國古代能推動科學發展，在21世紀也能作為科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這正說明取象比類不僅沒有大的缺陷，而且是認識世界的強大生命力。歸納與推演（演繹）是一對哲學范疇，一種普遍的方法論。對哲學范疇不能只從局部角度（近代

科學一個階段一個側面）來理解，從而認定她在有高度文明民族的燦爛科學傳統中的基本缺失，應從廣義上去認識。事實上，取象比類討論對象主要不是事物，而是事物間的關系和狀態。這與近代科學中，以單純認識事物是不同的。這種重要差別，對于用近代科學特征作為衡量一切民族科學是無法分清難于理解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

對周易預測中全息等現象的看法

1、人類這個生存空間里萬物發展內在規律相似定律。這個不多說了，大家常用的外應類似于這個，不用起卦等預測也可，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等等，但要抓住實質。

2、全息定律：有反映整個事情發展情況的信息點，也有反映局部的信息點，這個信息是超前存在的，基本上是不可更改的，成敗吉兇早已隱含在信息點中，這個信息點好像是種子。比如麥子的種子不可能長出稻子。以上兩點要結合起來用，方可正確，不然有時會誤將局部信息當成整體信息。

3、關于陰陽：另外，陰陽和吉兇是兩對概念，是兩組不同的狀態。陰陽是客觀狀態，吉兇是與人的感覺相聯系后對于人來說的狀態，有時不少人會混淆，以為陽好，陰不好。其實陽中有吉兇，陰中亦有吉兇。另外成敗又是預測中很關鍵的一對矛盾，不多說了。

《易經》是屬于一個千古文化之謎，研究《易經》分成兩個流派，一個是學者，倡導善易者不占；另一類是占卜者，利用人類對神妙文化的敬仰為人指點迷津、化解災禍。兩者都對《易經》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從《易經》的產生過程看，它來源于古代對歷法等規律的社會實踐的歸納與總結，揭示的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面臨的各個階段的表現形勢和最佳處理方式，就像《元素周期表》一樣匯集了成功必不可少的各個因素。

以前對《易經》的研究都是對六十四卦單獨的講解，缺乏整體觀和系統性。現在已經有了幫

助人更好掌握的學習《易經》的方法，將《易經》有序的進行排列，分成六大過程，并輔助以開山入門卦和收拾入門卦，展示出一個無知涉世少年到成為一統天下君王的成長歷程，將所有的卦對應到各個階段中的發展關鍵點，讓學習者融入主人公的角色中，伴隨著個人事業的發展去掌握有關知識。同時結合西方的成功學、管理、金融投資、心理學等，并與《道德經》、《黃帝內經》、《孫子兵法》、《論語》相互參照解說，使學習者能夠在知識和實踐的海洋中輕松遨游。

現在學習《易經》已經不是太難的事情了。

周易的主導思想是“有孚改命”，就是通過自我的努力與民眾建立了共同發展的誠信，從而改變所有人的天命。

祝你在易經的指導下獲得自己的成功。

第二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實質上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歸納：

一、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

二、貴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諧精神；

三、以義為上、注重倫理的道德主義情懷；

四、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本文就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關鍵詞：傳統文化;基本精神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觀念或固有傳統，長期受到人們的尊崇，成為生活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歷史上起了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成為歷史發展的內在思想源泉，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續發展的精神動力，或者說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作為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觀念或文化傳統，它必須具有兩個不可或缺的特點：一是具有廣泛的影響，感染熏陶了大多數人民，為他們所認同所接受，成為他們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覺的價值追求；二是具有維系民族生存和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必須具有這兩方面的特點，才可以稱為文化的基本精神。從理論思維的高度審視，所謂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實質上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歸納：?

一、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的精神占據重要的地位。對于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做出明確表述的是《易經》。《易傳》對此作了經典性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生生之謂易”、“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順乎人”,這里的意思是說,人格氣質與生命精神應當效法健動有力、運行不止的天體,人必須發揮自我能動性,自強不息、努力奮斗。孔子是極力提倡有為并身體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禮匡扶亂世，“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結果是“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對“飽食終曰，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投以極度的蔑視。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認為無論在亂世還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強不息。?

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具有的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華民族奮發向上、蓬勃發展的動力。它體現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幾千年來這種精神已經不知不覺地滲透到國人的血液中，深深地影響著、激勵著古往今來的中華兒女不斷地奮發圖強。近代以來，多少志士仁人為了抵御外辱、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拋頭顱、灑熱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表現出堅強不息、奮發向上、堅忍不拔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壓迫，建立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也還是這種精神，鼓舞著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是我們在新時代條件下更加需要發揚的精神。?

剛健有為、自強不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體現，那就是積極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禮記?大學》中稱贊“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中國歷史上每當“積弊日久”時總會有或改革、或革命的運動，為清除積弊而變規變法。北宋時的王安石變法，清末的康梁維新，都是這種革新精神的體現。?

二、貴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諧精神?

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終目標。傳統的和諧思想主要體現了一種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協調的特征。但是，和諧不是消滅矛盾差別，而是在承認有矛盾有差別基礎上的和諧，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是多樣性的統一。中國傳統的貴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現在中國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譬如，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追求社會的和諧和人際關系的和諧等等。當然，這種貴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諧思想畢竟是傳統的和諧思想，它產生于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里，強調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種和諧與我們現在所提倡的和諧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

“和”，指不同事物之間的搭配、融合、平衡達到最為圓滿程度的一種狀態。例如音樂，五音的高低疾緩臻于完美，就稱為和；又如飲食，五味的多寡濃淡搭配得宜，也稱為和；又如身體，陰陽之氣平衡飽滿，也稱為和；又如德行，處事不剛不柔曰和，為古代五德之一。可見此種和的境界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至善的狀態；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間構成的一種完美的關系；第三，這多種事物在和合的關系中保持著原有的個性，而不必舍棄個性，一刀切成一堆齊刷刷的火柴棍兒。和而不同，“和”異于“同”之處，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種事物的個別屬性。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乃在最能調和，使沖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處，相互調濟。

“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意思是“社會秩序的作用，貴在使社會和諧。”大家都認為和諧最好，這在中華文化中處處可見。例如一個家庭要做到“家和萬事興”；做生意講“和氣生財”；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業要“和衷共濟”、“內和外順”；與人相處要“和以處眾”；對外關系要“協和萬邦”。總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諧。可見和諧是中國人的普遍要求，極其深入人心。?

程思遠把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和諧與統一的特點界定為“中華和合文化”，并認為“中華民族已經形成了運用和合概念與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研究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研究人的身心統一規律和養生之道的文化傳統”。中華和合文化，是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精髓之―和主要組成部分”，“這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整體系統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持中貴和思想植根于農業經濟，表現出一種“靜態”特征：重視自然，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及每個人內心的和諧等。它與西方文化中重視分裂對抗形成了鮮明對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業文明，只有唯利是圖、競爭、對抗，才能發家致富，才能取得個人生存發展的權利。?

這種主張和諧，持中貴和的思想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自然也是雙重的：其積極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會的穩定，有利于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但不可否認，這種思想壓抑了人們的斗爭精神，使人們缺乏西方人那種競爭、進取精神，這對社會發展也帶來了不少不利影響。?

三、以義為上、注重倫理的道德主義情懷?

追求義利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的價值思想。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早期發展中，就出現了“義利之辨”的討論。“義”代表了仁義道德，“利”代表了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物質利益。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前者與后者是公利與私利、他利與自利的關系。孔子主張“見利思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要求人們在追逐利益的時候，首先要考慮是否符合“義”，即自己取利的行為是否是道義的。人們通常認為儒家的義利觀，僅僅注重人的精神道德提升而忽視或壓制人的物質利益，因此阻礙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這是沒有了解到儒家的精義，其實儒家思想中并沒有否定對于物質利益的追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還積極提倡對于財富的追求。它更進一步地提出了解決在現實中義利關系問題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個人利益與國家、社會利益相互沖突的情況下，要顧全大局。其次，對物質利益的獲取要在社會道義和規范的約束下有秩序地進行。最后，要把從社會來的財富，再反饋到社會中去。這些對于今天抵制利己主義思潮，凈化社會風氣，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現代化進程中，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客觀上刺激了人們的求利欲望，同時“商品拜物教”和“金錢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著。“以義為重”的義利觀對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劇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丟失等一些丑惡、陰暗、卑鄙的社會現象無疑是一劑良方。如今，在發展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義與利的關系問題同樣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快經濟現代化建設中，樹立見利思義、義利并重的觀念，按照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的要求，通過公平競爭來從事市場經濟活動。正確處理社會與個人的利益關系，反對一切不顧道義的自私自利行為。以義為重的義利觀不僅促進經濟行為的擴張，而且也有利于高尚價值觀的形成，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當然，在義利統一的問題上，中國傳統文化由于正統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所以重義輕利甚至尚義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個傳統。這一傳統一方面維持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穩定和延續，締造了中國人以道德為上，重氣節、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壓抑人的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對于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這一“反利”傳統，無疑又是我們今天所應該批判和否定的。?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按照中國古代的傳統說法，可以把中國傳統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高度概括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實質。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為宗族，組成社會，進而構成國家，這種家國同構，父是家君，君是國父，家國一體滲透到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最深層。這種家國同構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這種以道德為本位的傳統文化特別重視個人對家庭的職責和對社會的義務。它有利于家庭的穩定、社會的和諧，有利于建立人與人之間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另―方面，這種以道德為本位的傳統文化的道德倫理原則，又是建立在以家庭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和宗法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結構上的。因此，它特別強調家長的權威，強調子女對父母、妻對于夫，家庭成員對于家長的絕對服從關系。把這種家長制擴大到社會生活中就是君主專制，君主具有絕對權威。因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民主思想的發展。同時由于以家庭和社會為單位，個人的權利容易被忽視，容易壓抑個人的自我意識，不利于個人自主性、獨立性和創造性的發揮。?

四、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

人本主義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個性,也當被看作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在中國文化中有兩層指意:一是在人與神的關系上體現為“天地之性人為貴”的人格肯認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輕神重人的根本態度;二是在人民與統治者的關系上“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社會觀和樸素民主觀。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當作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謂以人為本，就是將人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肯定天地之間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在人與物之間，人與鬼神之間，以人為中心，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也就是說，神本主義在中國不占統治地位，而人本主義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中國是一個傳統農業國家，自古以來就重視以民為本。早在殷商時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成為早期民本論的代表。從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沒有中斷過。可以說，從先秦一直到漢代的陸賈、賈誼、王符、仲長統，到隋唐的王通、韓愈、柳宗元，到宋元的李覯、張載、范仲淹，到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對民本思想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其中，黃宗羲的民本思想達到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經超越了儒家重民、愛民、為民請命的局限，觸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監督等新層面。?

中國傳統人本主義堅持“民為貴”的民本主義精神觀念。《左傳?桓公六年》稱：“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莊公三十二年》載：“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儒家學說更是集中突現了民為邦本的思想。孔子歷來主張重民、富民、教民。孟子則提出了影響中國幾千年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觀點，成為歷代開明統治者維護統治的座右銘。他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為天下”日（《孟子?盡心下》），“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荀子亦主張民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傳之久遠，是歷代為政者必修的一課，“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民本思想對制約暴君苛政、改良人民的政治處境畢竟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同時,對中國文化中的民本主義與西方式民主的本質區別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國的民本思想并無對公民權利的法理內容規定,更沒有人民共同管理社會政治的意思,個人只是在宗法專制條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終是民眾的監護和放牧者。?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體大思深,其內涵的基本精神,滋養了數千年中華兒女的精神世界,塑造了無數偉岸的人格,凝聚了民族人心,鞏固了國家統一,維護了社會秩序,敦厚人際關系,書寫了泱泱中華“郁郁乎文哉”的大國氣象,在文化全球化和呼吁傳統文化為現代化持續發展服務的今天,越來越有著世界性的價值和意義,是值得我們去好好珍惜和繼承弘揚的。

第三篇：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參滲

朱 正 華(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 廣西 桂林 541004)金庸小說之所以能雅俗共賞, 是因為其中不僅有驚險曲折的武俠故事, 而且蘊涵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其中呈現出高超的藝術水準, 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成熟宗教,儒、釋、道由此成為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最高體現, 成為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金庸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飄逸出濃郁的儒道佛文化氣息。

一

金庸小說中俠的形象很豐富, 主要有儒俠、道俠和民間俠, 但金庸對俠的認識, 是從儒開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俠才擔當得起“俠之大者”的真正稱號。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俠的思想據為自己筆下的英雄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金庸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達了“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文化立場。在儒家的文化視域內, 家與國是同構同質的, 沒有天然的鴻溝。可以說, 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儒家不僅要求人們把對家的倫理情感施用于國, 而且強調要真正地獻身于國。也就是說, 如何取舍個人在 “國家”與“家庭”間的正確位置, 是儒家文化傳統判斷個人人生價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體現者。通過郭靖的形象金庸著力傳達出一種敦厚的儒家風范: 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死而后己的道義感;三軍可奪帥, 匹夫不可奪志的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獨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學說典籍中找到相對應之處: 誠信, 剛毅, 訥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義,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簡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說中的翻版。在小說中, 郭靖屢屢道出“俠”的意義:“我輩練功習武, 所為何事? 行俠仗義, 濟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這只是‘俠’之小者??為國為民,方為‘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漢, 真豪杰了。”(《神雕俠侶》)在這里, 小說中的 “大俠” 實際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者。

郭靖不僅是儒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俠中的俠之大者, 因為他徹底地實現了“為國為民”這一目標, 有著“鐵肩擔道義”的巨大人格力量。“鐵肩擔道義”是中國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儀的人格理想。他把這種英雄品質和人格理想, 盡情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經歷, 勤樸敦厚的個性, 高超卓絕的武功, 憂國憂民的心懷, 大仁大勇的胸襟, 無不讓讀者產生共鳴。他的身世經歷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結局更有著楷模的作用。對父母孝、對國家忠、對愛情真、對朋友義、對子女愛,是典型的“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說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顯示出的這種“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風范, 也體現了金庸對儒家的內求張揚主體、外求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獲得“大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強, 更源于他保衛襄陽的民族壯舉, 源于他“鞠躬盡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價值取向。

以天下蒼生為念,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孔子反復強調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是傳統儒家大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說從多視角、多層面反復渲染了這一點。以郭靖為代表的儒俠之所以能達到值得稱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為他們具有可貴的精神品質:“仁者愛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入世精神, 誠實守信、寬厚待人的俠腸義骨。而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也不愧為“俠之大者”。也許, 把郭靖寫成儒家之大俠, 似乎有點令人費解: 一個連字也不識幾個的“呆子”,怎能成為儒俠? 這也是金庸的獨特之處。文化對世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響的是所有的中國人, 包括識字和不識字的, 絕不是飽讀詩書的儒生而已。小說中就連不識字的婦人郭母也時刻教導兒子不忘雪國之恥。其實, “識字不多的下層人民是憑著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的, 因而這種影響不僅是表現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現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說呈現出的傳統文化意蘊, 很多時候是緣于民間的自覺。

二

郭靖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體現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響。然而, 儒家理論在被統治者所采用的同時,產生了禁錮人性、等級森嚴、宗法專制等諸多弊端。金庸對于這些弊端是持否定態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們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俠”的特征可以概括為自由的精神、獨立的個性和恣肆不羈的生命形態。金庸小說中描寫了許多這樣的“大俠”。他們行走江湖, 自持正義, 特立獨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為, 不但反抗黑暗腐敗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陳規陋習, 他們身上體現出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傳統的思想精髓是個人本位和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 并且構建了逍遙游的人生理想, 這種人生理想正是沖破宗法專制和一切外在規范束縛, 反抗現實, 肯定自我, 追求個人精神自由獨立的表現。另外, 道家作為儒家社會的反抗者, 它們的根本對立在于, 儒家強調社會價值高于個體價值, 道家則凸顯個體價值的至上性, 重視個體生命在宇宙間的存在意義, 并不看重人的現世社會價值。

道家思想對金庸小說的影響, 主要體現在其小說人物生活態度的曠達超脫, 適性得意。張三豐是金庸小說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虛自守, 圓融無礙, 慈悲為懷而又不是遺世傲立。他的個性寬容、隨和、開朗、大度、幽默、機智,可以說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齊物我, 齊生死。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 極易顯示出一個人的人品高下。當死亡的威脅降臨時, 張三豐不僅視死如歸, 而且還能自我反省, 繼續思道。趙敏率蒙古武士侵擾武當, 其時俞岱巖殘廢,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負重傷, 大敵當前, 他卻低吟“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頓悟:“說來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書如何寫!”(《倚天屠龍記》)這種精神實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頑童周伯通晚年練成了“左右互搏術”和“空明拳法”。這與其說是武功,不如說是人的心靈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這里,“武功與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體”。

在道家之俠看來, 人性歸屬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為, 才能真正實現自我的個性自由與人格自主。金庸小說雖然也寫古代, 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價值觀念, 滲透著個體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楊過是金庸小說中一位典型的“大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執, 既認西毒歐陽鋒為義父, 又反出師門拜小龍女為師, 將師父趙志敬視為仇人。這在儒家正統觀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楊過看來, 只是“誰對我好, 我就對誰好”。尤其是他要娶身為自己的師父兼“姑姑”的小龍女為妻, 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獸之行, 亂倫之罪”。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楊過卻意志堅定, 毫不妥協, 他大聲說道:“姑姑教過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這是楊過向不合理的禮教、習俗挑戰的宣言, 體現了道家桀驁不馴的叛逆精神。

如果說楊過是封建禮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沖就是傳統文化的徹底的背叛者。令狐沖雖然行走于人欲橫流的江湖, 卻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間, 追求著真與善。在“千秋萬載, 一統江湖”的口號聲中, 令狐沖卻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諧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爭權奪位之時,令狐沖卻表現出對政治斗爭的厭惡與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莊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測的大**時代, 雖然真切地盼望著身心的全面解放, 卻也深知這種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現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靈。確實, 只有能夠“游心于無窮”, 才能夠超脫現實的藩籬, 打破閉鎖狹隘的世界, 在恬淡適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飛翔。令狐沖真正地領悟道家文化的精義是在練成絕頂武功獨孤九劍之時。獨孤九劍的要訣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論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氣, 如行云與流水, 行到何處, 流向何方全憑氣韻驅使。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學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沖就是一個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著人類對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傳統的儒和道來闡述和言說武俠小說的同時, 并沒有忘記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說中試用佛教的透徹智慧正面觀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來化解人世的無窮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無常, 無常即苦, 眾生世界苦海無邊。進而能夠“斬無明, 斷執著, 起智慧, 證真如”, 才能超脫人欲苦海, 回頭是岸, 找到心中的“凈土”, 用之為苦海慈航。小說中人物憑借著他們的慧眼與意志, 置苦海卻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龍記》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張無忌天生懷有一副慈悲心腸。張無忌的“無為”看似與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卻藏著佛眼與慈悲心。他行醫又行俠, 堪稱“江湖醫佛”,出于慈悲與可憐之心答應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離,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腸, 勸阻武林各派紛爭。除了主人公張無忌的慈悲心懷在小說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外, 殺人如麻、雙手沾滿無辜人的鮮血的劊子手謝遜, 在歷經世事滄桑后“立地成佛”, 頓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門, 其最后歸宿有助于揭示小說主題。緊隨其后的下一部小說《天龍八部》也是這種主題的延伸。

《天龍八部》這部書的名字就取自佛經,小說以情孽、復仇、爭權為三條線索來展開故事。段正淳處處留情, 結果使眾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殺,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譽也成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說復仇,蕭峰與中原好漢的悲劇沖突正是因為復仇而起。還有爭權的斗爭, 更是造成江湖混亂, 人生悲苦的緣由。不僅江山王位的爭奪如此,江湖門派的掌門之位的爭奪也如此。于是, 每個人都可能在他們織成的網中承擔幾種角色。其實, 這張網正是“人世間”的深刻象征。網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織網者, 作者揭示了“命運”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個人都是命運的承擔者,同時又是命運的制造者。葉二娘為惡是因兒子被別人偷去, 游坦之則是因蕭峰殺死了他的父親, 而蕭峰本人也由別人帶給他無法脫逃的悲劇命運。書中的人物就是這樣無人不冤, 有情皆孽, 環環相扣, 因果交錯。

那么, 如何才能化解掉這滿眼的刀光劍影、充耳的殺伐之聲和盈心的癡情仇怨? 只有佛門的大悲大憫, 才能破孽化癡。既然人生無不悲苦, 執著于恩怨、執著于權勢、執著于勝負, 只會給人生帶來永遠的遺憾和追悔, 那還不如“眾生無我, 苦樂隨緣, 得失隨緣, 心無增減”。因此, 蕭遠山與慕容博的深仇夙怨便在無名老僧的一片說道聲中化解, 而無絲毫勉強之態。而在老僧身上, 體現了佛學的智慧: 知識豐富而又不驕矜, 洞察世情而又不傲慢, 指點迷津而又不故作高深, 看破紅塵而又不脫離人世。這些都根植于深深的冥思, 又來源于對往事的穎悟,更有對歷史的超升。金庸將這種精神和理想灌注于他的小說中, 使它們的文化品位得到了提升。

四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響, 關注現實人生, 積極進取;另一方面, 超凡脫俗、無拘無束、率真任性、想象豐富、情調浪漫, 又與道家有關。在“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對其心靈的一種價值補償,在金庸的小說世界中這又成為一種完美無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學也只能是自然無為了, 這是人生追求的極境。雖然這種孤寂清虛的人生很難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說中, 入世與出世都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獨尊的藝術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體系中都具有強烈的仁愛精神。儒家講求“仁者愛人”;道家雖無正面的主張, 但主觀個體的清心寡欲、自然無為,也達成了客觀群體的友愛和諧;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眾生的思想更顯示出博愛。其實,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愛、道家的無為與佛家的慈悲的一種有機結合,金庸小說就呈現出這種結合的和諧美。“儒、道、佛??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猶如三條閃閃發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資源。”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深受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既有儒家的積極的人生態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遠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隨心任性、清凈無為的思想以及佛門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博愛之心。這些共同在金庸小說中營構出了一種睿智而和諧的人生。

第四篇：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

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需要反對四種錯誤傾向

2016年07月22日 14:53:42 來源：《紅旗文稿》2016/14 作者：高長武

如何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要回答和解決好這一問題，必須牢牢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旗幟鮮明地反對全盤否定、虛無歷史，以古非今、簡單復古，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妄自菲薄、去中國化等四種錯誤傾向。

一、堅持客觀對待、辯證分析，反對全盤否定、虛無歷史

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的全盤否定、虛無歷史的傾向，其主要表現是，否定傳統文化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把傳統文化說得一無是處、漆黑一片。其主要危害在于，否定了傳統文化的作用和意義，否定了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正確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進而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正確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也就成了偽命題。

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歷史唯物主義者，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文化虛無主義者，我們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看待文化與歷史問題。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我們要看到其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會阻礙和束縛社會的發展進步。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其在歷史上發揮的進步作用和其思想精華在今天依然具有的借鑒價值。

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對中華文明形成并延續發展5000多年而綿延不絕，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對形成和豐富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女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現實來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積極向上向善”的、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思想精華，依然可以對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揮積極作用，為我們認識并改造世界、治國理政、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借鑒和啟示。

因此，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作用和時代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否定和無視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正確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就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無關痛癢而是一個實實在在、關系重大的重要問題，不是要不要回答并解決而是怎么樣回答并解決的實際問題。

二、堅持以古鑒今、古為今用，反對以古非今、簡單復古

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的以古非今、簡單復古傾向，其主要表現是，美化歷史，主張復古，照搬古代歷史上的做法，甚至提出“以儒治國”“以儒代馬”的主張。其主要危害在于，割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統一關系，模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差異，企圖動搖和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這一問題與上一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側面，本質上還是如何客觀辯證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作用和時代價值的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有益成分并不能代替其思想糟粕和歷史局限；中國傳統文化所起的歷史作用和具有的時代價值，也不能掩蓋曾長期占據中國傳統文化主導地位并作為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中的許多落后、消極因素，曾束縛和阻礙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事實。因此，對待傳統文化，既不能無視其歷史作用和時代價值，把它說得一無是處、踩到地上，視之為影響中國進步的萬惡之源，又不能忽視其局限性和落后、消極因素，把它說得盡善盡美、吹上天去，視之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妙藥。

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開展革命、建設、改革的一條根本成功經驗，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有效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并利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指導新的實踐。這其中的中國具體實際當然包括中國的歷史文化實際。因此，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都是推進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必需因素，二者互為需要、不可割裂。但這并不意味著二者就沒有區別、不分彼此甚至可以相互取代。實際上，它們不僅有時代性上的差異，更有層次和本質上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立身之本，是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具有指導地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共產黨經過歷史實踐反復檢驗的正確選擇；走馬克思主義道路不是誰強加給我們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多方比較、反復檢驗后作出的自主的歷史的選擇。

因此，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決不是要動搖和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而是要堅持以古鑒今、古為今用，發揮優秀傳統文化以文化人、資政育人的作用，助力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和繁榮，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三、堅持兼容并蓄、交流互鑒，反對故步自封、盲目排外

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的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傾向，其主要表現是，自滿于自己已經取得的文化成就，排斥甚至拒絕學習、借鑒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成果。其主要危害在于，看上去“維護了民族文化自主性”，實際上違背文化發展規律，封閉日久難免走向沒落。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文化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每種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和特定的人群中產生和發展的，都有自己的本色、長處、優點，相應地也就都有需要豐富和提高之處。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劣之分。唯我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文化優越論是不切實際的。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文化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是增強本國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條件。任何一種文化和文明，不管它曾經如何輝煌，如果陶醉于過往的輝煌，故步自封、封閉排外、不思進取，必然會陷入僵化、走向衰敗。這是文化和文明傳播和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遭受各種磨難而綿延不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華文化具有兼收并蓄、開放包容的特性，注意在同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汲取有益的營養，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

因此，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僅不能故步自封、盲目排斥域外文化，而且還應虛心學習、積極借鑒世界其他國家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從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取長補短、融會貫通，推動中華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四、堅持文化自信、洋為中用，反對妄自菲薄、去中國化

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的妄自菲薄、去中國化傾向，其主要表現是，以洋為尊，唯洋是從，盲目追隨所謂“現代潮流”，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主張割斷歷史，去中國化。其主要危害在于，割斷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消除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模糊中華民族的來路，擾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既定部署。

這一問題與上一問題，也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側面，本質上都是屬于如何正確對待民族文化與域外文化的關系問題。

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是在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中走到今天的。身份認同是一個國家、民族凝神聚力、團結一致的重要前提，所謂身份認同，也就是要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里來的，要到哪里去；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和思想靈魂。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誰，不堅守甚至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不了解甚至有意模糊自己的來路，不正視甚至全面否定自己的歷史，不珍惜甚至徹底貶損自己的思想文化，就會行無依歸、丟魂落魄，就會失去方向、陷入迷途，就會丟掉根本、喪失命脈，這樣的國家、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逐漸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堅定文化自信的堅實根基和突出優勢。

因此，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創造的優秀文化成果，既要認真學習借鑒，為我所用，又要始終堅持以我為主，堅定文化自信，堅決反對妄自菲薄、唯洋是從，甚至搞削足適履、去中國化的思想與做法。

上述四種思想傾向本質上的錯誤是共同的，就是在如何看待和處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功用與局限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等關系的問題上，脫離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機械地而不是辯證地、片面地而不是全面地、割裂地而不是聯系地、靜止地而不是發展地看待問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并處理有關問題，核心的要求至少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始終堅持并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穩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這是根本前提；二是始終堅持辯證看待、鑒別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擇善而從，這是基本方法；三是始終堅持立足當下，著眼于“用”，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并將其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是最終目的。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總書記曾說過兩句非常凝練的話：“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總書記這里所強調的“科學”“忠實”，其題中之義至少包含上述三個要求。

（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李艷

第五篇：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參滲

11607263637 李奕賢

金庸小說之所以能雅俗共賞, 是因為其中不僅有驚險曲折的武俠故事, 而且蘊涵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其中呈現出高超的藝術水準, 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成熟宗教,儒、釋、道由此成為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最高體現, 成為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金庸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飄逸出濃郁的儒道佛文化氣息。

一

金庸小說中俠的形象很豐富, 主要有儒俠、道俠和民間俠, 但金庸對俠的認識, 是從儒開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俠才擔當得起“俠之大者”的真正稱號。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俠的思想據為自己筆下的英雄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金庸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達了“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文化立場。在儒家的文化視域內, 家與國是同構同質的, 沒有天然的鴻溝。可以說, 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儒家不僅要求人們把對家的倫理情感施用于國, 而且強調要真正地獻身于國。也就是說, 如何取舍個人在 “國家”與“家庭”間的正確位置, 是儒家文化傳統判斷個人人生價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體現者。通過郭靖的形象金庸著力傳達出一種敦厚的儒家風范: 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死而后己的道義感;三軍可奪帥, 匹夫不可奪志的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獨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學說典籍中找到相對應之處: 誠信, 剛毅, 訥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義,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簡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說中的翻版。在小說中, 郭靖屢屢道出“俠”的意義:“我輩練功習武, 所為何事? 行俠仗義, 濟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這只是‘俠’之小者??為國為民,方為‘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漢, 真豪杰了。”(《神雕俠侶》)在這里, 小說中的 “大俠” 實際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者。

郭靖不僅是儒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俠中的俠之大者, 因為他徹底地實現了“為國為民”這一目標, 有著“鐵肩擔道義”的巨大人格力量。“鐵肩擔道義”是中國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儀的人格理想。他把這種英雄品質和人格理想, 盡情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經歷, 勤樸敦厚的個性, 高超卓絕的武功, 憂國憂民的心懷, 大仁大勇的胸襟, 無不讓讀者產生共鳴。他的身世經歷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結局更有著楷模的作用。對父母孝、對國家忠、對愛情真、對朋友義、對子女愛,是典型的“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說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顯示出的這種“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風范, 也體現了金庸對儒家的內求張揚主體、外求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獲得“大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強, 更源于他保衛襄陽的民族壯舉, 源于他“鞠躬盡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價值取向。

以天下蒼生為念,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孔子反復強調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是傳統儒家大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說從多視角、多層面反復渲染了這一點。以郭靖為代表的儒俠之所以能達到值得稱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為他們具有可貴的精神品質:“仁者愛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入世精神, 誠實守信、寬厚待人的俠腸義骨。而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也不愧為“俠之大者”。也許, 把郭靖寫成儒家之大俠, 似乎有點令人費解: 一個連字也不識幾個的“呆子”,怎能成為儒俠? 這也是金庸的獨特之處。文化對世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響的是所有的中國人, 包括識字和不識字的, 絕不是飽讀詩書的儒生而已。小說中就連不識字的婦人郭母也時刻教導兒子不忘雪國之恥。其實, “識字不多的下層人民是憑著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的, 因而這種影響不僅是表現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現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說呈現出的傳統文化意蘊, 很多時候是緣于民間的自覺。

二

郭靖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體現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響。然而, 儒家理論在被統治者所采用的同時,產生了禁錮人性、等級森嚴、宗法專制等諸多弊端。金庸對于這些弊端是持否定態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們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俠”的特征可以概括為自由的精神、獨立的個性和恣肆不羈的生命形態。金庸小說中描寫了許多這樣的“大俠”。他們行走江湖, 自持正義, 特立獨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為, 不但反抗黑暗腐敗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陳規陋習, 他們身上體現出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傳統的思想精髓是個人本位和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 并且構建了逍遙游的人生理想, 這種人生理想正是沖破宗法專制和一切外在規范束縛, 反抗現實, 肯定自我, 追求個人精神自由獨立的表現。另外, 道家作為儒家社會的反抗者, 它們的根本對立在于, 儒家強調社會價值高于個體價值, 道家則凸顯個體價值的至上性, 重視個體生命在宇宙間的存在意義, 并不看重人的現世社會價值。

道家思想對金庸小說的影響, 主要體現在其小說人物生活態度的曠達超脫, 適性得意。張三豐是金庸小說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虛自守, 圓融無礙, 慈悲為懷而又不是遺世傲立。他的個性寬容、隨和、開朗、大度、幽默、機智,可以說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齊物我, 齊生死。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 極易顯示出一個人的人品高下。當死亡的威脅降臨時, 張三豐不僅視死如歸, 而且還能自我反省, 繼續思道。趙敏率蒙古武士侵擾武當, 其時俞岱巖殘廢,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負重傷, 大敵當前, 他卻低吟“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頓悟:“說來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書如何寫!”(《倚天屠龍記》)這種精神實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頑童周伯通晚年練成了“左右互搏術”和“空明拳法”。這與其說是武功,不如說是人的心靈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這里,“武功與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體”。

在道家之俠看來, 人性歸屬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為, 才能真正實現自我的個性自由與人格自主。金庸小說雖然也寫古代, 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價值觀念, 滲透著個體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楊過是金庸小說中一位典型的“大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執, 既認西毒歐陽鋒為義父, 又反出師門拜小龍女為師, 將師父趙志敬視為仇人。這在儒家正統觀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楊過看來, 只是“誰對我好, 我就對誰好”。尤其是他要娶身為自己的師父兼“姑姑”的小龍女為妻, 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獸之行, 亂倫之罪”。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楊過卻意志堅定, 毫不妥協, 他大聲說道:“姑姑教過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這是楊過向不合理的禮教、習俗挑戰的宣言, 體現了道家桀驁不馴的叛逆精神。

如果說楊過是封建禮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沖就是傳統文化的徹底的背叛者。令狐沖雖然行走于人欲橫流的江湖, 卻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間, 追求著真與善。在“千秋萬載, 一統江湖”的口號聲中, 令狐沖卻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諧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爭權奪位之時,令狐沖卻表現出對政治斗爭的厭惡與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莊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測的大**時代, 雖然真切地盼望著身心的全面解放, 卻也深知這種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現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靈。確實, 只有能夠“游心于無窮”, 才能夠超脫現實的藩籬, 打破閉鎖狹隘的世界, 在恬淡適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飛翔。令狐沖真正地領悟道家文化的精義是在練成絕頂武功獨孤九劍之時。獨孤九劍的要訣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論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氣, 如行云與流水, 行到何處, 流向何方全憑氣韻驅使。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學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沖就是一個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著人類對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傳統的儒和道來闡述和言說武俠小說的同時, 并沒有忘記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說中試用佛教的透徹智慧正面觀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來化解人世的無窮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無常, 無常即苦, 眾生世界苦海無邊。進而能夠“斬無明, 斷執著, 起智慧, 證真如”, 才能超脫人欲苦海, 回頭是岸, 找到心中的“凈土”, 用之為苦海慈航。小說中人物憑借著他們的慧眼與意志, 置苦海卻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龍記》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張無忌天生懷有一副慈悲心腸。張無忌的“無為”看似與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卻藏著佛眼與慈悲心。他行醫又行俠, 堪稱“江湖醫佛”,出于慈悲與可憐之心答應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離,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腸, 勸阻武林各派紛爭。除了主人公張無忌的慈悲心懷在小說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外, 殺人如麻、雙手沾滿無辜人的鮮血的劊子手謝遜, 在歷經世事滄桑后“立地成佛”, 頓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門, 其最后歸宿有助于揭示小說主題。緊隨其后的下一部小說《天龍八部》也是這種主題的延伸。

《天龍八部》這部書的名字就取自佛經,小說以情孽、復仇、爭權為三條線索來展開故事。段正淳處處留情, 結果使眾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殺,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譽也成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說復仇,蕭峰與中原好漢的悲劇沖突正是因為復仇而起。還有爭權的斗爭, 更是造成江湖混亂, 人生悲苦的緣由。不僅江山王位的爭奪如此,江湖門派的掌門之位的爭奪也如此。于是, 每個人都可能在他們織成的網中承擔幾種角色。其實, 這張網正是“人世間”的深刻象征。網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織網者, 作者揭示了“命運”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個人都是命運的承擔者,同時又是命運的制造者。葉二娘為惡是因兒子被別人偷去, 游坦之則是因蕭峰殺死了他的父親, 而蕭峰本人也由別人帶給他無法脫逃的悲劇命運。書中的人物就是這樣無人不冤, 有情皆孽, 環環相扣, 因果交錯。

四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響, 關注現實人生, 積極進取;另一方面, 超凡脫俗、無拘無束、率真任性、想象豐富、情調浪漫, 又與道家有關。在“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對其心靈的一種價值補償,在金庸的小說世界中這又成為一種完美無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學也只能是自然無為了, 這是人生追求的極境。雖然這種孤寂清虛的人生很難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說中, 入世與出世都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獨尊的藝術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體系中都具有強烈的仁愛精神。儒家講求“仁者愛人”;道家雖無正面的主張, 但主觀個體的清心寡欲、自然無為,也達成了客觀群體的友愛和諧;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眾生的思想更顯示出博愛。其實,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愛、道家的無為與佛家的慈悲的一種有機結合,金庸小說就呈現出這種結合的和諧美。“儒、道、佛??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猶如三條閃閃發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資源。”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深受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既有儒家的積極的人生態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遠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隨心任性、清凈無為的思想以及佛門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博愛之心。這些共同在金庸小說中營構出了一種睿智而和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