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禮儀與中國傳統文化

禮儀與中國傳統文化

鐘楊

（12級人文學院英語系3班）

摘要：中國傳統禮儀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標志，影響了上下五千年，深入到現代 禮儀教學中。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禮儀是文化傳承中重要的體現和文化 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影響著禮儀的發展，同時禮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解讀禮儀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關鍵詞：禮儀 中國 傳統文化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儀的價值

中華民族素以重“禮儀”而著稱。在古代，許多外國友人來到中國，看到這里的人民普遍接受禮儀的教化與熏陶，在言行舉止上以符合禮儀的規范為美德，以至于待人謙恭溫和，相互間關系融洽，心里欽羨之余，發出由衷的感嘆，稱中國為“禮儀之邦”!18世紀在歐洲出現的幾位大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英國的坦布爾、德國的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等，都非常推崇以禮儀為主要內容的孔子學說。伏爾泰認為孔子禮儀中所宣揚的都是高潔的道德，非常實際，他要求歐洲人面對中國文化一要贊美，二要自慚，三要模仿。坦布爾認為孔子學說是一部倫理學，涉及政治道德、經濟道德、公眾道德和私人道德。他說：“政府無道德，老百姓無法安居樂業;老百姓無道德，政府無法安定與正常運轉。”他們由于有如此鮮明的學術取向，被他們的同胞戲稱為“歐洲孔子”。

孔子畢其一生制禮作樂，是著眼于社會的穩定和老百姓能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為此他要通過禮、樂把大家往文明之路上提升。他的努力在兩千多年后的歐洲得到很多外國同行的高度評價，是其思想魅力導致的結果。由此亦可令我們相信當年他們給予中國“禮儀之邦”的稱譽，絕非溢美之詞，而是對我國古代精神文明所達到的較高水平的肯定。

二、禮儀在中國傳統文化形成

在我國歷史上，禮儀規范出現得很早，商朝的時候就有禮儀了。當然，那時候的禮儀還比較粗疏，比較簡單。但盡管如此，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的萌芽，有幾個特點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一是商殷的禮儀不會憑空產生，它的出現基于物質條件的豐富。《周易·序卦傳》中說：“物畜然后有禮。”這里的“畜”，就是“儲存”的意思。物質豐富，有了若干儲存了，才有可能關注禮儀。后來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在思想上與此一脈相承。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先于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的觀點也是頗近似的。

二是最早的禮儀并非某個帝王或圣人所制定，而是老百姓集體地約定俗成，它往往與民間的習俗相聯系在一起，是一種以民俗為根基的行為規范。活躍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名文史專家劉師培就說過：“上古之時，禮源于俗。典禮變遷，可以考民風之異同。”(《古政原論》)學者李安宅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根據社會學的研究，一切民風都是起源于人群應付生活條件的努力。某種應付方法顯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無意識地采用，變成群眾現象，那就是民風。等到民風得到群眾的自覺，以為那是有關全體福利的時候，就變成民儀了。直到民儀這東西再加上具體的結構和框架，它就變成制度。”(《〈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這就把俗與禮的關系以及俗如何入禮說清楚了。

三是最早的禮儀規范還不是在人際交往層面上進行規范，而是人神關系上的規范。也就是說這作為民風起源的“人群應付生活條件的努力”中的“生活條件”，當時還不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條件，而是人們精神領域中信仰生活之條件。因此，《禮記·表記》中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這對確證商殷時代就有了禮儀文化很有幫助。

三、禮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在上篇的句子中，“鬼”與“禮”是指當時殷人事神的兩種不同方式：“鬼”是一種以神的威壓使人為之震懾的方式，而“禮”則是一種較為文明的與神交流溝通的方式;“先鬼后禮”的結果就如同“先罰而后賞”一樣，對神只心存敬畏卻不覺得親近。總之，這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禮，是祭祀神靈的規范，與社會學范疇的倫理還未掛上鉤。

到了周朝，“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禮記·表記》)原來周人比之他們的祖先商殷人來是現實主義者，他們把禮納入實用的范圍(“尚施”)。當然，他們還不至于先進到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在“事鬼神”的同時又與鬼神拉開距離(“遠之”);于是這“禮”便成了人間社會之禮，這“儀”也就是人際交往實用之儀。在西周時，禮儀為社會劃定等級秩序，定名分，成制度，規定好人們在生活的不同領域、不同場合所必須恪守的準則等等。禮儀作為治國的手段為西周確立了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比起商殷的奴隸制社會來，歷史向前邁出了巨大的一步。所以生逢東周禮教衰微亂世的孔子，才滿懷向往之情地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根據當時社會的具體情況和需要，在周禮的基礎上使整套的禮儀進一步完善，并創造性地用“樂”(音樂，也指廣義的藝術)與之相配合，使理性的規范與情感的內化結合起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

由此可見，“禮儀之邦”不僅是給予我文明古國的一種美譽，也是對人類精神建構與其間蘊涵的普世性價值的認同。

第二篇：中國傳統文化—禮儀

一、禮儀的概述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素以“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在其五千年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禮強烈地影響和制約著中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古代時，許多來到中國的外國友人，看到這里的人們普遍接受禮儀的教化與熏陶，在言行舉止上以禮儀為美德，以至于人們待人謙恭溫和，相互間關系融洽，心里欽羨之余，發出由衷的感嘆，稱中國為“禮儀之邦”。重禮儀、守禮法、行禮教、講禮信、遵禮義已內化為一種民眾的自覺意識而穿于其心理與行為活動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孔子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著名思想家顏元的“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尚禮則身亡”等都充分反映了禮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相伴而生、相伴而長。

禮之產生，可以溯到遠古時代。首先它是人類協調主客觀矛盾的需要。自然的人倫秩序是禮產生的最原始動力，人們為生存和發展相互依賴，逐步積累和自然約定出一系列“人倫秩序”，這是最初的禮，后又有“圣賢之人”如黃帝、堯、舜、禹等為“止欲制亂”而制禮，身體力行為民眾做榜樣，從而使禮在“維穩制亂”中發揮了作用，也正因如此，人們更加遵禮尚禮。其次，禮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祀活動。遠古時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無法解釋和征服自然現象與自然力，于是人們把關于人的靈魂觀念擴大到他們所接觸的自然界萬物，從而產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開始用原始宗教儀式等手段來影響神靈，如祭祀、崇拜、祈禱等，期望以虔誠感化和影響自然神靈，以使其多賜福少降災，原始的“禮”便產生了。

二、禮儀的分類及功能

由于禮儀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各分支禮儀內容都是相互交融的，大部分禮儀內容都是相互貫穿的。一般分三大類：

第一類是日常生活禮儀：包括見面禮儀、介紹禮儀、交談禮儀、宴會禮儀、會客禮儀、舞會禮儀、家居禮儀、饋贈禮儀及探病禮儀。

第二類是節俗節慶禮儀：包括春節禮儀、清明禮儀、端午禮儀、重陽禮儀、中秋禮儀及結婚禮儀、殯葬禮儀和祝壽禮儀。

第三類是商務禮儀：包括求職禮儀、會議禮儀、公關禮儀、公務禮儀、談判禮儀、迎送禮儀及談判禁忌知識等

禮儀的主要功能：一是禮儀有助于提高人們的自身修養；二是禮儀有助于美化自身、美化 生活；有助于促進人們的社會交往，改善人們的人際關系；禮儀還有助于凈化社會風氣。

各個角度上看禮儀：從個人修養的角度來看，禮儀可以說是一個人內在修養和素質的外在表現；從團體的角度來看，禮儀是企業文化、企業精神的重要內容，是企業形象的主要附著點，大凡國際化 的企業，對于禮儀都有高標準的要求，都把禮儀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獲得國際認證的重要軟件；從交際的角度來看，禮儀可以說是人際交往中適用的一種藝術，一種交際方式或交際方法，禮儀是人際交往中約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習慣做法；從傳播的角度來看，禮儀可以說是在人際交往中進行相互溝通的技巧。

三、禮儀的實質

在人們的禮儀交往中，禮儀最好的表達莫過于恭敬二字。禮物、禮貌、禮節，都必須是出于敬意的。“不敬則禮不行”。敬者，誠也。不論是一聲詢問，一次拜訪，都要發自內心，體現真誠的愛心和善良的道德情感，而決不能口是心非。即使是一次真誠的注視，一席傾心的聆聽，也都是致敬之禮。正因為對意誠情篤的推崇，我們的先人往往很看重“禮”的由來和方式，以“敬”的成分之多少分辨禮物之貴重與否。所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就是這個意思。所以，禮儀不是憑空產生，而是人類情感的結晶。禮儀受社會意識形態制約，它反映一個時代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特征，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

社會主義禮儀的實質除了“敬”這一共性以外，還有它特定的內容，這就是：平等待人，尊重別人，言行文雅，表里一致。平等待人，就是和人來往相處時，既不以年長、位高而驕傲、自負，也不因年輕位低而自卑自慚；對外賓，也不管對方國家大小，身份高低，都應一律平等。尊重別人，就是尊重別人的人格、宗教信仰、民族習慣、感情、愿望、愛好以及勞動成果和正當利益。言行文雅，就是和別人交往時，言談舉止高雅優美，彬彬有禮恰到好處。表里一致，就是要以誠待人，光明磊落，而不虛情假意。社會主義禮儀的這種核心內容和基本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反映，也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的內在要求。

四、總結

“禮儀之邦”不僅是給予我文明古國的一種美譽，同時也是對人類精神建構與其間蘊涵的普世性價值的認同。曾經有一位韓國的文化官員說過這樣一句話“19世紀是軍事征服的年代，20世紀是經濟征服的年代，而21世紀是文化征服的年代”由此可見文化的重要性，這里的文化強調的是民族文化，而禮儀也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否則必將成為外來文化的虜役與附庸，最終在這個世界上消失。要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那就要求一個民族在自己的文化構建中必須從傳統文化中吸收思想成分，也就是說，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淵源的東西，是任何一個繼之而起的新的文化所對接和承襲。我們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更新和超越，否則新的文化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在現代文化建設上，我們應當回朔到我們民族所有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去，并立足于這個深厚的根基之上努力開掘其適應現代的當代意蘊！只有這樣我們的民族才不會成為別人的附庸，只有這樣才能主宰世界，正象歌德所說的那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一定要放眼全球，將我們民族的東西傳遍世界的每個角落，而不至于讓世人忘卻！

第三篇：古琴與中國傳統文化

古琴與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一個擁有五千年歷時的泱泱大國，在諸多方面都令友邦無法企及。而我國的傳統文化更是在世界民族史獨領風騷。古時候，“琴棋書畫”并稱，是自古以來中國文人整體素質的具體顯現，更象征著中國傳統文化，那么透過他們我們就能夠解讀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而琴居四藝之首，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響了中國書畫等其他藝術門類的境界，其地位不言而喻。要論古琴與中國傳統文化，當然要從古琴自身說起。古琴又稱“琴”、“七弦琴”，別稱“綠綺”、“絲桐”。它主要體現為一種平臵彈弦樂器的獨奏藝術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彈兼顧的琴歌與琴、簫合奏。古琴相傳創始于史前傳說時代的伏羲氏和神農氏時期。以目前考古發掘的資料證實，古琴作為一件樂器的形制至遲到漢代已經發展完備，其演奏藝術與風格經歷代琴人及文人的創造而不斷完善，一直延續至今。古琴演奏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藝術水準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審美情趣和傳統藝術特征的器樂演奏形式。古琴與中國其他傳統獨奏器樂藝術，如箏、琵琶、笛、簫、管、胡琴等相比較，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在相關文獻、曲目積累、演奏技巧、樂學、律學、傳承方式、斫琴工藝及社會生活、歷史、哲學、文學等領域的影響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擬的豐富性。

古琴是中華民族最早的彈弦樂器，是中華傳統文化之瑰寶。她以其歷史久遠，文獻瀚浩、內涵豐富和影響深遠為世人所珍視。隋唐時期古琴還傳入東亞諸國，并為這些國家的傳統文化所汲取和傳承。近代又伴隨著華人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成為西方人心目中東方文化的象征。

有關古琴的記載最早見于《詩經》、《尚書》等文獻。《尚書》載：“舜彈五弦之琴，歌南國之詩，而天下治。”可知琴最初為五弦，周代時已有七弦。東漢應劭《風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為君，小弦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三國時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穩定，一直流傳沿續到現在。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獨奏兩種。根據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古琴除用于郊廟祭祀、朝會、典禮等雅樂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階層中流行，秦以后盛興于民間。關于以琴為聲樂伴奏的形式，早在《尚書》中，已有“搏拊琴瑟以詠”的記載。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來所謂的琴歌。從漢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詩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間雜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春秋戰國時期，古琴的獨奏音樂已具有一定的藝術表現能力，如伯牙彈琴子期善聽的傳說。當時有名的琴師有衛國的師涓，晉國的師曠，鄭國的師文，魯國的師囊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飛》、《陽春》、《白雪》等，均已載人史冊。漢、魏、六朝時期，古琴藝術有了重大發展，除在《相和歌》、《清商樂》中作伴奏樂器外，還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現。如器樂曲《廣陵散》、《大胡笳鳴》、《小胡笳鳴》等，反映出古琴作為器樂演奏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

隋唐時期，西域音樂盛行，琵琶興起，古琴音樂的發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于古琴譜的產生，不僅推動了當時古琴音樂的傳播，而且對后世古琴音樂的繼承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使中國古代音樂歷史進人了一個具有音響可循的時期。

唐代詩人李嶠、李頎、李白、韓愈、白居易、張祜、元稹等，都為古琴寫下了不朽的詩篇。薛易簡在他著的《琴訣》中總結了古琴音樂的作用是：“可以觀風教、攝心魂、辨喜怒、悅情思、靜神慮、壯膽勇、絕塵俗、格鬼神。”并提出演奏者必須“定神絕慮，情意專注”，為后世琴家所重視，從而引伸出許多彈琴的規范。

晚唐曹柔鑒于文字譜“其文極繁”，使用不便，而創造了減字譜。即在文字譜字的基礎上對漢字譜字加以減筆而成的一種譜式，近似演奏符號，是古琴減字譜的早期形式。

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現懷舊的復古主義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樂》演奏中的長期實踐，與民間音樂有著深遠的聯系，以及琴曲“楚漢舊聲”的歷史傳統，使古琴音樂在復古主義傾向中并沒有被湮沒，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發展著。

明、清時期由于印刷術的發展，大量琴譜得到刊刻流傳，見于記載的琴譜有一百四十多種，從中可知僅明代創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初琴家冷謙的《琴聲十六法》，是對古琴的美學思想、演奏技巧和藝術表現提出的理論。

清末與民國年間由于戰亂和社會變遷，特別是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樂瀕于絕滅。當時，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一些琴會組織，如北京的“ 云琴集”、濟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長沙的“智偕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揚州的“廣陵琴社”、南京的“青豁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們的活動都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續時間最長，對琴界影響最大。琴派是具有共同藝術風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

古琴不是一般的民樂，不是普通的古代樂器。它是一種小眾的精英文化，從孔子至劉安、劉向、蔡邕、阮籍、嵇康、王維、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李清照、耶律楚材、明清眾多文人大夫??一代一代傳承它的都是當時的楚翹，古琴從來沒有在民間昌盛普及過，但它的傳承綿綿不絕始終未曾斷過。它的意義已經不局限于是一種音樂，是一件樂器，而成為“道”，寄載、托付文人精神、氣質的“道”。這在世界音樂史上也是一種奇特現象。

中國古琴乃形神兼備天人合一；德藝相融，心聲契合之載體。中國傳統哲學把天道看著客體，把人道視為主體，但人要符合天道，要為天地立心，天地與人都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生氣，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動活潑的統一體。不難看出，這種種認為人與天地宇宙統一，并相互融合滲透的觀念，從很早以前的先秦以來，就一直貫穿于歷代先哲們的研討之中。這其中雖含不同程度唯心主義的成分，并帶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但從中還是可以領略“得天地之美”、“取天地萬物以奉養人類這種特殊的哲學理念，這種超越現世的哲學思想，也是中國古代藝術所遵循的根本原則之一。千百年來這種文化心態對中國的詩論、畫論、醫論、琴論都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作為歷來為先哲文人們用來修身養性的琴，由于受這種哲學理念的滲透影響、疏導規范，使其從一開始發展的萌生階段起，就不只是以一種單純的娛樂需要呈現于世，而是濃厚地體現著這種傳統哲學中“天人關系”等樸素的哲學理念。與 “天人關系”相呼應，《太古遺音》說：“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始畫八卦，扣桐有音，削之為琴”。蔡邕說：“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陰陽之數，而合神明之德，是謂正音”。嵇康在其《琴賦》中說：“琴能感天地以致和”。范仲淹《與唐處士書》中說：“蓋聞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朱長文在其《琴史〃盡美》中說：“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萬物之聲，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萬物之聲，非妙指無以發，故為之參禪復徽。攫援標拂，盡其和以至其變，激之而愈清，味之而無厭，非天下之敏手，孰能盡雅琴之所蘊乎”？蘇王景

在《春草堂琴譜〃鼓琴八則》中說：“琴，器也，具地之元音，養呼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則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難言者，此際正別有會心耳”。朱熹的紫陽琴銘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用中國傳統哲學、美學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琴學，中國琴學的實質、內涵和形成特點，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或者說是“綜合為一”的規律和特點。正如宋代朱長文的在其《琴史〃瑩律》中所說：昔者伏羲氏既畫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聲也，……取其聲之所發，自然之節也，合于天地之數。這個“常數”，似乎應該就是道家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那個既極其精微，又十分博大的那個“一”，也應該認為就是“天人合一”的這個“一”。這就是中國琴學與中國傳統哲學意之深微的內在聯系。不難看出，中國琴學是一種融人文中的道德、禮儀、理教、尚俗……與宇宙天地間的山川、河流、風雨雷電……為一體，融天聲、地聲、人聲與三尺琴面為一體的一種博大精深的綜合藝術體。琴樂是人精神世界的抽象思維，因此，琴樂離不開天地自然界各種節氣、風雨雷電、陰睛變化對人感官的各種作用和刺激，無此作用和刺激，也絕不會產生喜、怒、哀、樂、憂、思、悲、恐、驚……種種人的精神情緒不斷變化波動。從中國傳統哲學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分別是一種哲學境界，滲透到琴學中，這些境界又呈現了帶有十分抽象色彩的種種藝術境界。彈琴正如太極和作畫。武術一開始是剛，到了一定境界境界則是柔，其最高境界是“止戈為武”，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說明代以前的還是以少林外家拳為主，有“花拳繡腿”之嫌的話；明代以后的，就更多講究“意到氣到，氣到力到”的內勁了。如今練太極拳的人很多，但大多人只是將其當成一種“廣播體操”；學會了套路，對健康有好處，但絕非武道。功夫要靠著正確的方法和時間的積累，才能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由柔而剛。練習太極要求沉肩墜肘、含胸拔臂，力由脊發，極柔軟達到極剛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畫也是如此，用墨、設色、構圖等基本功具備，畫出來的畫作，仍因個人修養，而有雅俗之分。

古琴作為一種文人的雅樂，它的聲音如文人般含蓄溫厚內斂，不似箏琶悅耳張揚。倘若不能夠接受古琴聲小、且期求悅耳，那應該去聽箏，而不能強求古琴成為古箏。因為幾千年以來，古琴形成了獨特、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美學思想，現代人要理解她、欣賞她，而不是讓她變成現代流行音樂來適應社會。正如李白、杜甫的詩詞，要用古代格律詩的要求去理解、欣賞，而不能用當代詩歌的要求去理解和欣賞。

總之，古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元素，也是藝術園林中的瑰寶，有著極為悠久和厚重的歷史，而今也正以恢弘的氣勢向前發展。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應該有意去培養對古琴的熱愛，同時我們也有責任和義務，有信心將這一文明傳承下去，將華夏古琴文化發揚光大。

第四篇：五行與中國傳統文化

五行與中國傳統文化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種元素，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五行學說肇始于夏商之際，完善于春秋戰國，影響持續至當今社會。它雖隸屬于中國古代自然哲學的范疇，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卻廣泛地滲透到中國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學與語言文字等各個領域。龐樸《稂莠集》認為：陰陽五行“迷漫于意識的各個領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陰陽五行圖式，幾乎就無法理解中國的文化”。因此，探討五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具有追本溯源的意義。

古人認為，萬物由五種相關的基本物質構成，這就是五行

最早記載“五行”學說的是夏商時期的《尚書·洪范》，其上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革，最早出現在金文，用刀剝獸皮之意。后指剝下的獸皮。如馬革裹尸、皮革等。由革組成的字，如靴、鞋、鞭等多由獸皮作成),土爰(引出)稼穡。潤下作咸,(水為咸，因鹽出自海水)；炎上作苦,(火為苦，因火焚物變焦，則現苦味)；曲直作酸,(木主酸味，凡木結之果實，初皆為酸味，尤其是中原地區)；從革作辛,(金為辛味，?辛?的甲骨文字形為，本指平頭刀具，與?革?近，延伸指辛辣之味)，稼穡作甘，(土為甘，土所生作物之百谷、瓜果，其味皆甘)。”這里不僅提到了構成萬物的五種基本物質，還介紹了它們所具有的特點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五種味道。至春秋時期，古代思想家們進一步探索這五行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理論,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可以戰勝、克制另一行。其內容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到戰國時期，繼五行相克理論之后，又提出了五行相生。所謂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的源起有五種不同的觀點

五行的產生源自古人對中原地帶五時氣候特點和生化特點的抽象。這一觀點目前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與認可。

關于五行學說的產生以及五行的本質含義，歷代學者一直仁智互見，認識不一。主要觀點有以下幾種。

1.源自五種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

五行物質說的產生依據是《尚書·洪范》的相關記載，此書記載的五行就是自然界五種最基本的物質。另外，漢代《尚書大傳》解釋說:“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左傳·襄公27年》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傳·昭公25年》載“生其六氣，用其五行”，《國語·魯語》載“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均從五種實際物質來認識五行。而這五種物質之間又存在相生相克的關系。如相生關系：木生火，這是盡人皆知的常識;火燃燒以后會留下灰燼,就是所謂的土;金屬礦藏大多埋在地下,所以說土生金;對于金生水，通常解釋為：金屬在高溫下可以融化為液體;而所有的植物生長時都需要水,所以說水生木。相克關系：植物種子最初埋在地下,當它發芽生長時就會破土而出，或一般的農耕工具均為木質，可以松土，意味著木戰勝了土;用金屬可以制成鋒利的工具，用來砍伐樹木，是金克木;金屬礦石雖十分堅硬,可一旦在火上高溫加熱,便會熔為液態，這便是火克金;水能滅火，這是水克火;堆土可以擋住水流，就是土克水。五行物質說在歷史上一直占據重要地位。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傳入，特別是唯物論的普及化，這種學說的影響愈加深入而廣泛。但這種觀點目前在學術界受到空前的質疑，一則由于五行并非構成自然社會的五種必需物質，如金，屬于可有可無之物；二則，以五種物質解釋五行之間的生克關系，亦存在一定的牽強之處，如木生火，需燃木或鉆木后才能生火；金生水，解釋為遇高溫加熱則金屬變為液態;這種需要外力的加入才存在的五行關系，不符合自然規律，且五行相生的“水”，又存在此“水”非彼“水”的問題，屬于概念的偷換。因此，關于五行的起源與涵義，又有以下幾種觀點。

2.源自殷商時期的五方觀念

“行”的甲骨文為，代表著方位，所以，有人認為，五行的原始涵義是指五方。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識萬物的基本形式。按東、南、西、北、中五方劃分空間和方位的觀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辭。河南安陽挖掘的殷墟墓的平面圖及上古明堂宗廟平面多半呈字形，這種字形的構造，建造起來不僅費力，而且費時、費料。因此，有人認為取這一形狀構成某些建筑，是有象征意義的，這種意義，應是早期對方位空間的膜拜。

最早，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張其成教授認為即東、南、西、北，逐漸地四方變成五方，因為四方觀中已經蘊涵了五方觀，要確定四方，必須首先確定中央，《詩經·商頌·玄鳥》中就有“古帝武湯，正域彼四方”，即從中央看四方。因此，說四方，就已經意味著五方。與此相關的，五時最早也只有四時，即春、夏、秋、冬，只是為了與五方“門當戶對”，故在四時之外畫蛇添足地生造了一個“長夏”，用來和“中央”之位匹配。因此，有人認為五行的“五”起源于古代先民對五方的崇拜。3..牲畜中以“牛”為尊

在古代，牛、羊、雞、犬、豕(豬)是人們主要的肉食來源，但這幾種肉食，不僅存在性味、作用的不同，在古代人們的眼中，也存在地位的差異。

地位最高的是牛肉。鄭玄注《周禮·庖人》曰：“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牲者，祭祀之牛也，而羊豕亦以類稱之。”“牲”的本義指祭祀用的牛，后來泛指祭祀用的牲畜。我們現代所用的“犧牲”一詞，本來是指用于宗廟祭祀用的毛色純凈而體全的牛羊，一般純色毛的稱為“犧”，體全的稱為“牲”。韓愈的一首詩中就有“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之語。現代借用這個詞匯，指為某項神圣的事業舍棄生命。一般而言，只有貴族才有資格和機會吃到牛肉，而低層百姓則難以問津。因為中國是農耕國家，牛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生產力，不得隨意屠殺。并且，牛的養殖、生長周期長，成本大，所以，在很多朝代，國家一般都明文規定不許隨意殺牛，這樣牛肉的價格就很高。唐代孟詵的《食療本草》上就說:“牛者稼穡之資，不多屠殺。”古代祭祀活動頻繁，在祭祀活動中，用牛、羊、豬三種牲畜作供品較多，但一般的祭祀活動，僅僅用羊、豬作供品，稱為“少牢”，只有在很隆重的祭祀活動上，比如祭祀天神，或有皇帝出場的祭祀，才會用到牛、羊、豬三牲，稱為“太牢”。《莊子》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說的是庖丁宰牛時，文惠君在一邊觀看，并通過一系列的對話，表達了中國文化中的養生思想，說明在古代，殺牛是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如果像我們現在一樣，宰殺牛這樣多，我想，一國之君斷無前去觀看的可能。

豬的飼養非常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已經有了在家中圈養豬的記載，如甲骨文中出現的“家”字，寫為“192.16rr”，這個字由上為房、下為“豬”的形狀構成，代表了古人把豬養在下層，人住在上層的房屋結構，或者家家有豬的含義。“溷”字為豬圈之意，在春秋時期的書籍中已經出現，表明人類養豬的歷史非常久遠。雖然中國人養豬的歷史很長，但在羊與豬之間，中國古人更偏愛羊肉，這從很多漢字構成就能看出。我們看很多與吃、食物有關的漢字，多數都與“羊”有關，如表達食物美味的“鮮、美”二字，均是由“羊”構成，說明古人以魚、以羊為“鮮”，以羊為“甘美”；“珍饈”的“饈”字，“膳”、“羹”等，亦由羊字構成。除此之外，表達補養、哺養的“養”字，同樣也是由“羊”字組成，說明古人已經認識到，羊肉的補益之性、長養之性均是很大的，至少要大于豬肉。

這種牲畜中以“牛”為尊，以“羊”為主的文化，其實也是五行思想在祭祀、飲食文化中的一種體現。

4..甘為百味之王

由于甘為百谷之味，百谷生于土中，所以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甘味對人體補益作用最強。我們中國人的主體食物為五谷，五谷皆生于土中，為甘味之品，大家都有一個體會，小麥、大米、小米、玉米等谷物做的食品，咀嚼到最后均會出現淡淡的甜味。同時，具有補養作用的藥物也多是甘味之品，如人參、桂圓、大棗、山藥等。中國人的日常飲食以五谷為主，亦即是以甘味食品為主體的，其原因就在于甘味對人體補養性強。相反，我們很難在辛味、苦味之中發現補益藥。5.五臟之中尤重脾胃

五臟即心、肝、脾、肺、腎，是人體功能活動的核心，五臟與五行的配屬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人體之精、之神均由五臟所主。但在五臟之中，《黃帝內經》又尤為重視脾胃的特殊地位，認為脾胃為五臟之本，五臟的氣血均源自脾胃的功能活動，脾胃一病，則外而四肢，內而五臟，上而頭面七竅，下而前后二陰無所不病;對于任何疾病，呵護脾胃都是最重要的一環，如外感發熱性疾病，《黃帝內經〉提出“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應以清淡、少量飲食為主；對于內傷性疾病，應以觀察胃氣的狀況作為判斷疾病預后的標志，“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言“粥漿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后利則實者活”等等；在以脈象為主對疾病的診斷與預測上，脈象有無“胃氣”是判斷疾病嚴重與否、預后是否順吉的關鍵。脾胃為后天之本的思想，可以說貫穿于《黃帝內經》理論的方方面面，從生理機制的運轉，疾病的發生，診斷、治療，以及預后、養生等無不體現著這一重要思想，這是五行中重土思想在醫學中的延伸。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歷代學者對五行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雖然褒貶不一，但均無法否認它對中國文化的規范與影響。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萬斛狂瀾之勢，橫領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辯》)。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內涵，即是從這種角度來認識中國文化。1.在方位中重“中”

重“中”的意識萌芽于人類早期方位的觀念。

對“中”的重視可以追溯到人類文化的最早期階段。在殷商時代，方位的觀念便逐漸形成。人們對方位最初的定位是先有東、南、西、北四方，其后逐步出現五方的觀念，即東、南、西、北再加上“中商”。據甲骨文記載,殷人把商朝領域稱為“中商”。胡厚宣認為，當時的甲骨文中已反映出，觀察四方風最重要的是是否對中央的“商”有利，重視“中商”甚至導致了“中國”稱謂的出現。“中”的甲骨文為“rr”，是一桿旗幟，上下有流蘇。旗幟是軍隊的中心和住所所在，是權力的象征，以旗幟的形象表示“中”，表達了“中”的主導地位。從商代就出現的“中國”一語，表達了我國古代先民唯我獨尊的思想意識。

這種重視方位中“中央”的意識出現后，便始終影響著意識領域。殷商時期的重要卜筮書《周易》中便出現了以“中”為上為順的思想，如張其成在《易道主干》中談到：“《彖傳》采用?中?、?中正??剛中??當位?等術語，從爻德位次關系上解卦義。如《訟·彖》?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臨·彖》?說而順，剛中而應?。《觀·彖》?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易經》卦爻辭在確立吉兇時，一般是看該爻是不是得?中?得?正?，?中?比正更重要，如果得?中?，一般為吉。可以說整部《周易》始終都貫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重“中”觀念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思想中得以發展。

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沖氣”即是“中氣”之意。其后，文子在《文子·上德》中進一步發揮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于心，草實于莢，卵胎生于中央。”強調中央之位是所有生命活動、生命之氣產生的本位。同時，《文子·道厚》曰：“古之三皇，得道之統，立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認為三代時的三皇五帝因立中央之位方得安撫四方，并加以類推，認為所有的事物立于“中”才是立于本，并將之推延到人體生命。《文子· 上德》曰：“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臟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在同時期的其他許多哲學著作中，這種思想均有呈現。如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更是將重“中”的思想進一步提升，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認為在解決矛盾時應“執兩用中”，無過無不及。《禮記·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認為能否中庸是劃分君子與小人的依據之一。其弟子子思又將這一思想提高到世界觀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曰:“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將“中”看作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則。《莊子》提出養生的重要思想是“緣督以為經”。“督”是督脈，行于背部正中；“經”是經常。這一思想在《管子》、《呂氏春秋》等亦有體現。中、中庸、中道均為同一含義，意為不偏不倚，恰如其分。

2.五色以“黃”為貴

自然界的色彩本來有多種，五行規范之后，通常提到的色彩就有五種，即青、赤、黃、白、黑五色。同樣，受五行思想的影響，黃色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色彩。在《漢書·五帝本紀》中有“色上(尚)黃，用五數”的記載，在《呂氏春秋》中有“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蚓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中華文明的始祖是黃帝，這一名稱的由來亦包含有五行重土的思想色彩。在五行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人眼中的顏色是有等級之分的：黃色最尊貴，因為黃為土色。其次是紅色，因為火生土，紅色為黃色之母，這叫母以子貴。在秦漢時期，文武百官上朝的服飾還沒有級別差，秦始皇喜歡黑色，劉邦喜歡青色。但從隋唐開始，文武百官服飾的顏色就有明顯的區分了，黃色成為皇家的專用色，只有皇帝、皇后、太子們可以使用。清朝的官服中有一種“黃馬褂”，一般由皇上賞賜給有功的官員，穿上黃馬褂，意味著是皇帝身邊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黃馬褂為榮耀；而一般百姓，是不得隨意使用黃色的。

三品以上官員則穿紫色、紅色服飾，所用的車馬、家中的門扉也多涂成紅色、紫色。唐朝有一篇神童的《勸學》詩，說：“少小勤努力，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杜甫也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作。這種觀

念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因為，在傳統文化里，黃色、紅色就是尊貴、吉祥的象征，中國民間喜歡紅色，如婚禮、新年、開業等，均以紅色作為主色調，也是這一原因。

隋唐時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員穿綠色服飾，九品官員則穿青色服飾。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后，就是九品官職，所以他在這一時期寫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句子。宋朝時，福建人韓南通過鄉試后幾十年未取功名，比范進還不如，直到70多歲參加科考，依然一無所獲，皇帝看他年事已高，開恩賞賜了一個職位，一下驚動了四鄉，十里八鄉的媒婆以為韓南是年輕人，蜂擁而至給他說媒，韓南無奈，只得在門上題詩一首，說：

讀盡詩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吾年級，四十年前三十三。

從衣服的顏色來看，皇帝賞賜韓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個九品小吏。

當然，到了元明時期，青色也慢慢成為某些低下職業的專有色。元明時期規定，凡樂工、優伶甚至賣淫者，均要身著青綠色衣飾，或以青色頭巾為標志，乃至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稱為“青樓”，把妓女稱為“青樓女子”，我們現在習慣于把女人偷情說是給丈夫帶“綠帽子”，這一說法也是從這種文化背景發展來的。綠色在中國人的眼里，地位總是高不上去，股市全線下跌，就稱為“全線飄綠”；某人緊張、恐懼過度說是“臉都綠了”。綠色在西方國家其實是和平、自然的象征，比如有“綠色和平組織”、“綠色環保組織”等，但綠色在中國人眼里，總是一種在正式場合無法使用的顏色。

同樣地位不高的還有白色，唐朝時為一般百姓和無功名者的服飾顏色，劉禹錫的《陋室銘》中就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語。至元明時期慢慢就成為喪事的專用色。

黑色則帶有歧視之意。古代之“墨刑”，即在犯罪者的面部刺字后用墨汁涂黑，成為一種恥辱的標志，以至于現代依然有“抹黑”一說。近年來流行的黑心、黑手、黑五類、黑社會、黑手黨等類詞匯，亦是這一含義的延伸。

我們再來看食物與人體的關系，也是與在整個傳統文化中黃色地位尊貴相一致的。按照《內經》的要求，飲食應該五味均衡，什么都吃一點，但是黃色、甘味的食物可以作為主食，多吃一些，所以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化產生的源頭地域中原地區，吃的食物主體的色彩是黃色的，農作物如小麥、玉米、小米、土豆、紅薯、南瓜、黃豆等；肉類如黃雞、黃魚等；同樣，對人體有明顯補益作用的藥物，也多是黃色的，如人參、黨參、桂圓、大棗、枸杞子、山藥、蜂蜜、甘草等。中國古代文化對“五”的注重

五行概念出現后，以“五”來規范認識自然萬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變成一種模式。《尚書》所載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為律。從堯典開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禮、五刑等記載。五行概念出現后，以“五”來規范認識自然萬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變成一種模式。

《尚書》所載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為律。從堯典開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禮、五刑等記載。我國最古老的軍事著作《孫子兵法》多處出現以五計數的條目。古人習慣把事物分成五類、五個等級、五個方面等。如《尚書·皋陶謨》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洲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尚書·堯典》有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種人際關系)”。《尚書·呂刑》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刑是指墨、劓、腓、宮、大辟，均為肉刑)其他方面還有：占卜有“五行”,方位有“五方”,古有“五帝”,史有“五代”、“五霸”,天有“五星”,地有“五湖”,山有“五岳”,人倫有“五常”、“五福”,人體有“五臟”、“五官”,詩有 “五言”,糧食有“五谷”,藥有“五毒”，音樂有“五音”等等。在這些“一分為五”的事物中,為首的“五行”顯然是綱,其他的都是比照“五行”推演而成的。

《黃帝內經》以五行理論規范自然界事物與人體生命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質、屬性相近以及存在聯系的法則，歸納為五大系統，這五大系統之間，又按照五行的生克法則相互聯系，從而組成了人體與自然界相互貫通的整體系統。可以說，五行理論是組成中醫學“天人相應”整體觀的基本構架。人體內外相應系統結構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自然界方位：東南中西北 氣候：風熱濕燥寒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赤黃白黑

五音：角徵宮商羽人體 五臟：肝心脾肺腎 五竅：目舌口鼻耳 五體：筋脈肉皮骨 五聲：呼笑歌哭呻

五志：怒喜思憂恐 病變：握嚘噦咳栗

五行之中“土”為主導

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萬斛狂瀾之勢，橫領思想界之全部”。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內涵，即是從這種角度來認識中國文化。

中國是農耕國家，土地孕育生命、長養萬物，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土”的地位在五行觀念形成以后一直高于其他四行而占據主導位置。戰國時期的著作《管子·四時》說：“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認為四時生化之氣生、長、收、藏皆為“土”助益的結果。到西漢時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對》則明言:“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認為“土”不僅像陽熱之火一樣在萬物的生化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土”之品行寬緩、溫和，是儒家某些核心范疇，如“忠、孝、仁、義”等的精髓所在。因此，在五行作為哲學范疇規范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方方面面的事物之后，歸屬于“土”行的事物便被凸現出來。五行重“土”思想在中國文化中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3.源自天之五星 在生活單純、對自然界缺乏足夠認識的人類早期，變幻而神秘的星空非常容易引發人們的關注，伴隨著星象的變化，大地出現的季節、氣候、農作物的生長，亦進而使人們對天象、星象產生膜拜心理，因此，“占星術”一直占據著古代先民生活的重要位置。近代學者顧頡剛認為，“五行” 一詞的最初含義是指五星的運行，是人們對天空中呈現的不斷變化的五大行星的描述。“五星”即九大行星中肉眼可觀測到的水、金、火、木、土星。由于五大行星在天體中是有規律運行的，所以古人又把五星稱作五行。當時的勞動人民根據天象來定季節、律歷，總結探討四季時令氣候變化的規律，為生活和生產實踐服務。

4.源自手指的計數

郭沫若先生則認為，五行之“五”與人身的手足之數相同，因此，他提出五行源自古人對人體的觀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釋五十》中指出:“數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橫書? 曰,請以手做數,于無心之間,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為一,次指為二,中指為三,無名指為四,一拳為五,六則伸其拇指,輪次至小指,即以一掌為十。”這個說法符合漢民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觀物取象”認知把握客觀世界的方法。

5.源自五時氣候特點和物候特點的抽象

北京中醫藥大學高思華教授提出，五行的產生源自古人對中原地帶五時氣候特點和物候特點的抽象。這一觀點目前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與認可。《素問·五運行大論》曰：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認為氣候的變動，伴隨著規律的發生。高思華教授認為五行學說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中下游流域，這一范圍內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而夏季尤長于其他三季。通過長期觀察，古人發現春季氣候溫暖，且萬物皆由春溫之時而生發；夏季氣候炎熱，且夏熱之時萬物長大繁茂；長夏氣候潮濕，且萬物多在雨濕之時變化結實；秋季氣候干燥，萬物收斂凋零；冬季氣候寒冷，萬物閉藏。根據這一特點，古人便以木、火、土、金、水這五種概念來取象比類，以木的升發的特性來代言春天溫暖的氣候特點和萬物多于此時而生機勃發的物候特點；以火的炎熱向上的特性來代言夏季炎熱的氣候特點和萬物多于此時而長大茂盛的物候特點；以土的孕育變化萬物的特性來代言長夏之季濕的氣候特點和萬物多于此時由禾而變為秀實的物候特點；以金的沉降清肅的特性來代言秋氣涼燥的氣候特點和萬物多于此時而收斂凋零的物候特點；以水流于何處必然會滲藏于地下的特性來代言冬氣寒冷的氣候特點和萬物多于此時閉藏的物候特點。由此可見，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質的名稱，而只是春、夏、長夏、秋、冬的氣候特點和生化特點的一個抽象用語。正如《尚書·洪范》所說：“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穡，金曰從革，水曰潤下”。

從這一角度來說，五行中的木，表達的是春季的氣候特征，火是夏季的氣候特征，土是長夏，金是秋季，水是冬季的氣候特征。五行的相生，是四時五季氣候的自然轉換，如春溫變生夏熱，夏熱生長夏濕，長夏之濕生秋涼，秋涼變生冬寒，冬寒變生春溫。而五行的相克，則是異常的氣候相互制約:木克土，是風氣對長夏之濕的制約；土克水，是濕對冬寒的制約；水克火，是寒冷對夏熱的制約；火克金，是熱氣對秋涼的制約；金克木，則是燥氣對風氣的制約。五時氣候通過相生，完成氣候的自然轉化，通過相克，完成氣候的制約。

賀娟 醫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副院長，中華中醫藥學會內經學分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中國教育電視臺《師說》欄目特邀專家。從事《黃帝內經》研究20余年，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著作10余部。文章來源: 光明日報

第五篇：元宵節與中國傳統文化

元宵節與中國傳統文化

老師們同學們：新年好!按照中國傳統，不出正月十五，不算過完年。我們剛歡度了喜慶祥和的春節，再過三天，我們又將迎來元宵節了。元宵節目前雖然還沒有像除夕、清明、端午、中秋這四個傳統節日一樣被確立為國家法定假期，但從古至今，元宵佳節同樣也承載了中華民族太多美好的希望和祝福，被歷代文人墨客反復歌吟，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

“三十的火，十五的燈”，元宵是熱熱鬧鬧中國年的“壓軸戲”。這一天，一切活動的主題強調一個“鬧”字。然而，這里面傳承的是怎樣的一種傳統文化呢?下面請允許我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正月是農歷的元月，古人稱夜為“宵”，所以稱正月十五為元宵節。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也是一元復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們對此加以慶祝，也是慶賀新春的延續。天上明月，人間情懷，元宵節的明月這一特殊天象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月亮節、團圓節、狂歡節。

元宵節也稱燈節，元宵燃燈的風俗起自漢朝，到了唐代，賞燈活動更加興盛，皇宮里、街道上處處掛燈，還要建立高大的燈輪、燈樓和燈樹，唐朝大詩人盧照鄰用“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的詩句來描述元宵節燃燈的盛況，把元宵節燃燈比作天上明月、流星雨一樣耀眼絢爛。

宋代更重視元宵節，賞燈活動更加熱鬧，賞燈活動要進行5天，更是留下了許多歌詠元宵節的優美詩篇，如“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等佳句更是千古流傳。明代要連續賞燈10天，這是中國最長的燈節了。清代由于滿族入侵，賞燈活動雖然只有3天，但是賞燈活動規模很大，盛況空前，除燃燈之外，還放煙花助興。

“猜燈謎”是元宵節后增的一項活動，出現在宋朝。南宋時，首都臨安每逢元宵節時寫燈迷，猜燈謎的人眾多。因為謎語能啟迪智慧又饒有興趣，所以流傳過程中深受社會各階層的歡迎。

民間過元宵節還有吃元宵的習俗。人們把這種食物叫做“湯團”或“湯圓”，這些名稱與“團圓”字音相近，取團圓之意，象征全家人團團圓圓，和睦幸福，人們也以此懷念離別的親人,寄托了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愿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鬧元宵的活動越來越豐富，不少地方節慶時增加了耍龍燈、舞獅子、踩高蹺、劃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傳統民俗表演。老百姓認為這些民俗它能驅邪鎮妖、保佑人畜平安，以祈望生活吉祥如意，事事平安。這個傳承已有兩千多年的傳統節日，不僅盛行于海峽兩岸，就是在海外的華人也年年歡慶不衰。

我們松江一中這所百年名校歷來重視培養學生的人文底蘊，歡度元宵佳節已成為我校傳統民俗文化校本課程中一道亮麗的風景。去年我校就成功地舉辦了一次鬧元宵的盛會，被《松江報》、松江電視臺等一些媒體爭相報道，獲得了很好的社會反響，那歡度元宵佳節的情景大家還記憶猶新吧!教室門上一幅幅學生自擬、自寫的春聯，一盞盞形態可掬、造型各異的元宵燈掛滿了校園，表達了同學們的奇思妙想和對新的一年的美好祝福。夜幕降臨時，校園內張燈結彩，璀璨的煙火更是映得校園一片火樹銀花、流光溢彩，頓時整個校園成了歡樂的海洋。

最熱鬧的要屬同學們猜出燈謎后參加的抽獎活動。同學們看完煙火后涌進了掛滿燈謎的教室，仔細琢磨著藏在謎面背后的答案，一旦猜中謎底就立即沖向抽獎處抽取獎品，歡呼著自己的智慧和幸運，而根據這個活動拍攝的校園電視片《一中師生慶元宵》，也在第四屆全國中小學校校園電視評比中喜獲金獎。

老師們同學們，一系列的傳統節日，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折射出豐富的人文內涵，凝聚著千百年來中華兒女的情感精髓，是一筆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今世界，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重要源泉，而傳統文化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斗的不竭動力，傳統節日則是傳統文化的最好載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