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參滲

朱 正 華(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 廣西 桂林 541004)金庸小說之所以能雅俗共賞, 是因為其中不僅有驚險曲折的武俠故事, 而且蘊涵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其中呈現出高超的藝術水準, 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成熟宗教,儒、釋、道由此成為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最高體現, 成為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金庸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飄逸出濃郁的儒道佛文化氣息。

一

金庸小說中俠的形象很豐富, 主要有儒俠、道俠和民間俠, 但金庸對俠的認識, 是從儒開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俠才擔當得起“俠之大者”的真正稱號。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俠的思想據為自己筆下的英雄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金庸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達了“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文化立場。在儒家的文化視域內, 家與國是同構同質的, 沒有天然的鴻溝。可以說, 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儒家不僅要求人們把對家的倫理情感施用于國, 而且強調要真正地獻身于國。也就是說, 如何取舍個人在 “國家”與“家庭”間的正確位置, 是儒家文化傳統判斷個人人生價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體現者。通過郭靖的形象金庸著力傳達出一種敦厚的儒家風范: 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死而后己的道義感;三軍可奪帥, 匹夫不可奪志的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獨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學說典籍中找到相對應之處: 誠信, 剛毅, 訥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義,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簡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說中的翻版。在小說中, 郭靖屢屢道出“俠”的意義:“我輩練功習武, 所為何事? 行俠仗義, 濟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這只是‘俠’之小者??為國為民,方為‘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漢, 真豪杰了。”(《神雕俠侶》)在這里, 小說中的 “大俠” 實際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者。

郭靖不僅是儒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俠中的俠之大者, 因為他徹底地實現了“為國為民”這一目標, 有著“鐵肩擔道義”的巨大人格力量。“鐵肩擔道義”是中國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儀的人格理想。他把這種英雄品質和人格理想, 盡情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經歷, 勤樸敦厚的個性, 高超卓絕的武功, 憂國憂民的心懷, 大仁大勇的胸襟, 無不讓讀者產生共鳴。他的身世經歷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結局更有著楷模的作用。對父母孝、對國家忠、對愛情真、對朋友義、對子女愛,是典型的“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說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顯示出的這種“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風范, 也體現了金庸對儒家的內求張揚主體、外求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獲得“大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強, 更源于他保衛襄陽的民族壯舉, 源于他“鞠躬盡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價值取向。

以天下蒼生為念,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孔子反復強調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是傳統儒家大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說從多視角、多層面反復渲染了這一點。以郭靖為代表的儒俠之所以能達到值得稱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為他們具有可貴的精神品質:“仁者愛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入世精神, 誠實守信、寬厚待人的俠腸義骨。而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也不愧為“俠之大者”。也許, 把郭靖寫成儒家之大俠, 似乎有點令人費解: 一個連字也不識幾個的“呆子”,怎能成為儒俠? 這也是金庸的獨特之處。文化對世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響的是所有的中國人, 包括識字和不識字的, 絕不是飽讀詩書的儒生而已。小說中就連不識字的婦人郭母也時刻教導兒子不忘雪國之恥。其實, “識字不多的下層人民是憑著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的, 因而這種影響不僅是表現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現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說呈現出的傳統文化意蘊, 很多時候是緣于民間的自覺。

二

郭靖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體現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響。然而, 儒家理論在被統治者所采用的同時,產生了禁錮人性、等級森嚴、宗法專制等諸多弊端。金庸對于這些弊端是持否定態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們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俠”的特征可以概括為自由的精神、獨立的個性和恣肆不羈的生命形態。金庸小說中描寫了許多這樣的“大俠”。他們行走江湖, 自持正義, 特立獨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為, 不但反抗黑暗腐敗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陳規陋習, 他們身上體現出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傳統的思想精髓是個人本位和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 并且構建了逍遙游的人生理想, 這種人生理想正是沖破宗法專制和一切外在規范束縛, 反抗現實, 肯定自我, 追求個人精神自由獨立的表現。另外, 道家作為儒家社會的反抗者, 它們的根本對立在于, 儒家強調社會價值高于個體價值, 道家則凸顯個體價值的至上性, 重視個體生命在宇宙間的存在意義, 并不看重人的現世社會價值。

道家思想對金庸小說的影響, 主要體現在其小說人物生活態度的曠達超脫, 適性得意。張三豐是金庸小說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虛自守, 圓融無礙, 慈悲為懷而又不是遺世傲立。他的個性寬容、隨和、開朗、大度、幽默、機智,可以說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齊物我, 齊生死。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 極易顯示出一個人的人品高下。當死亡的威脅降臨時, 張三豐不僅視死如歸, 而且還能自我反省, 繼續思道。趙敏率蒙古武士侵擾武當, 其時俞岱巖殘廢,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負重傷, 大敵當前, 他卻低吟“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頓悟:“說來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書如何寫!”(《倚天屠龍記》)這種精神實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頑童周伯通晚年練成了“左右互搏術”和“空明拳法”。這與其說是武功,不如說是人的心靈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這里,“武功與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體”。

在道家之俠看來, 人性歸屬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為, 才能真正實現自我的個性自由與人格自主。金庸小說雖然也寫古代, 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價值觀念, 滲透著個體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楊過是金庸小說中一位典型的“大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執, 既認西毒歐陽鋒為義父, 又反出師門拜小龍女為師, 將師父趙志敬視為仇人。這在儒家正統觀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楊過看來, 只是“誰對我好, 我就對誰好”。尤其是他要娶身為自己的師父兼“姑姑”的小龍女為妻, 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獸之行, 亂倫之罪”。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楊過卻意志堅定, 毫不妥協, 他大聲說道:“姑姑教過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這是楊過向不合理的禮教、習俗挑戰的宣言, 體現了道家桀驁不馴的叛逆精神。

如果說楊過是封建禮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沖就是傳統文化的徹底的背叛者。令狐沖雖然行走于人欲橫流的江湖, 卻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間, 追求著真與善。在“千秋萬載, 一統江湖”的口號聲中, 令狐沖卻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諧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爭權奪位之時,令狐沖卻表現出對政治斗爭的厭惡與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莊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測的大**時代, 雖然真切地盼望著身心的全面解放, 卻也深知這種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現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靈。確實, 只有能夠“游心于無窮”, 才能夠超脫現實的藩籬, 打破閉鎖狹隘的世界, 在恬淡適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飛翔。令狐沖真正地領悟道家文化的精義是在練成絕頂武功獨孤九劍之時。獨孤九劍的要訣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論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氣, 如行云與流水, 行到何處, 流向何方全憑氣韻驅使。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學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沖就是一個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著人類對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傳統的儒和道來闡述和言說武俠小說的同時, 并沒有忘記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說中試用佛教的透徹智慧正面觀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來化解人世的無窮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無常, 無常即苦, 眾生世界苦海無邊。進而能夠“斬無明, 斷執著, 起智慧, 證真如”, 才能超脫人欲苦海, 回頭是岸, 找到心中的“凈土”, 用之為苦海慈航。小說中人物憑借著他們的慧眼與意志, 置苦海卻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龍記》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張無忌天生懷有一副慈悲心腸。張無忌的“無為”看似與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卻藏著佛眼與慈悲心。他行醫又行俠, 堪稱“江湖醫佛”,出于慈悲與可憐之心答應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離,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腸, 勸阻武林各派紛爭。除了主人公張無忌的慈悲心懷在小說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外, 殺人如麻、雙手沾滿無辜人的鮮血的劊子手謝遜, 在歷經世事滄桑后“立地成佛”, 頓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門, 其最后歸宿有助于揭示小說主題。緊隨其后的下一部小說《天龍八部》也是這種主題的延伸。

《天龍八部》這部書的名字就取自佛經,小說以情孽、復仇、爭權為三條線索來展開故事。段正淳處處留情, 結果使眾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殺,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譽也成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說復仇,蕭峰與中原好漢的悲劇沖突正是因為復仇而起。還有爭權的斗爭, 更是造成江湖混亂, 人生悲苦的緣由。不僅江山王位的爭奪如此,江湖門派的掌門之位的爭奪也如此。于是, 每個人都可能在他們織成的網中承擔幾種角色。其實, 這張網正是“人世間”的深刻象征。網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織網者, 作者揭示了“命運”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個人都是命運的承擔者,同時又是命運的制造者。葉二娘為惡是因兒子被別人偷去, 游坦之則是因蕭峰殺死了他的父親, 而蕭峰本人也由別人帶給他無法脫逃的悲劇命運。書中的人物就是這樣無人不冤, 有情皆孽, 環環相扣, 因果交錯。

那么, 如何才能化解掉這滿眼的刀光劍影、充耳的殺伐之聲和盈心的癡情仇怨? 只有佛門的大悲大憫, 才能破孽化癡。既然人生無不悲苦, 執著于恩怨、執著于權勢、執著于勝負, 只會給人生帶來永遠的遺憾和追悔, 那還不如“眾生無我, 苦樂隨緣, 得失隨緣, 心無增減”。因此, 蕭遠山與慕容博的深仇夙怨便在無名老僧的一片說道聲中化解, 而無絲毫勉強之態。而在老僧身上, 體現了佛學的智慧: 知識豐富而又不驕矜, 洞察世情而又不傲慢, 指點迷津而又不故作高深, 看破紅塵而又不脫離人世。這些都根植于深深的冥思, 又來源于對往事的穎悟,更有對歷史的超升。金庸將這種精神和理想灌注于他的小說中, 使它們的文化品位得到了提升。

四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響, 關注現實人生, 積極進取;另一方面, 超凡脫俗、無拘無束、率真任性、想象豐富、情調浪漫, 又與道家有關。在“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對其心靈的一種價值補償,在金庸的小說世界中這又成為一種完美無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學也只能是自然無為了, 這是人生追求的極境。雖然這種孤寂清虛的人生很難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說中, 入世與出世都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獨尊的藝術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體系中都具有強烈的仁愛精神。儒家講求“仁者愛人”;道家雖無正面的主張, 但主觀個體的清心寡欲、自然無為,也達成了客觀群體的友愛和諧;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眾生的思想更顯示出博愛。其實,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愛、道家的無為與佛家的慈悲的一種有機結合,金庸小說就呈現出這種結合的和諧美。“儒、道、佛??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猶如三條閃閃發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資源。”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深受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既有儒家的積極的人生態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遠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隨心任性、清凈無為的思想以及佛門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博愛之心。這些共同在金庸小說中營構出了一種睿智而和諧的人生。

第二篇：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參滲

11607263637 李奕賢

金庸小說之所以能雅俗共賞, 是因為其中不僅有驚險曲折的武俠故事, 而且蘊涵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其中呈現出高超的藝術水準, 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成熟宗教,儒、釋、道由此成為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最高體現, 成為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金庸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飄逸出濃郁的儒道佛文化氣息。

一

金庸小說中俠的形象很豐富, 主要有儒俠、道俠和民間俠, 但金庸對俠的認識, 是從儒開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俠才擔當得起“俠之大者”的真正稱號。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俠的思想據為自己筆下的英雄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金庸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達了“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文化立場。在儒家的文化視域內, 家與國是同構同質的, 沒有天然的鴻溝。可以說, 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儒家不僅要求人們把對家的倫理情感施用于國, 而且強調要真正地獻身于國。也就是說, 如何取舍個人在 “國家”與“家庭”間的正確位置, 是儒家文化傳統判斷個人人生價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體現者。通過郭靖的形象金庸著力傳達出一種敦厚的儒家風范: 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死而后己的道義感;三軍可奪帥, 匹夫不可奪志的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獨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學說典籍中找到相對應之處: 誠信, 剛毅, 訥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義,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簡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說中的翻版。在小說中, 郭靖屢屢道出“俠”的意義:“我輩練功習武, 所為何事? 行俠仗義, 濟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這只是‘俠’之小者??為國為民,方為‘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漢, 真豪杰了。”(《神雕俠侶》)在這里, 小說中的 “大俠” 實際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者。

郭靖不僅是儒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俠中的俠之大者, 因為他徹底地實現了“為國為民”這一目標, 有著“鐵肩擔道義”的巨大人格力量。“鐵肩擔道義”是中國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儀的人格理想。他把這種英雄品質和人格理想, 盡情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經歷, 勤樸敦厚的個性, 高超卓絕的武功, 憂國憂民的心懷, 大仁大勇的胸襟, 無不讓讀者產生共鳴。他的身世經歷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結局更有著楷模的作用。對父母孝、對國家忠、對愛情真、對朋友義、對子女愛,是典型的“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說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顯示出的這種“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的風范, 也體現了金庸對儒家的內求張揚主體、外求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獲得“大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強, 更源于他保衛襄陽的民族壯舉, 源于他“鞠躬盡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價值取向。

以天下蒼生為念,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孔子反復強調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是傳統儒家大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說從多視角、多層面反復渲染了這一點。以郭靖為代表的儒俠之所以能達到值得稱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為他們具有可貴的精神品質:“仁者愛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入世精神, 誠實守信、寬厚待人的俠腸義骨。而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也不愧為“俠之大者”。也許, 把郭靖寫成儒家之大俠, 似乎有點令人費解: 一個連字也不識幾個的“呆子”,怎能成為儒俠? 這也是金庸的獨特之處。文化對世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響的是所有的中國人, 包括識字和不識字的, 絕不是飽讀詩書的儒生而已。小說中就連不識字的婦人郭母也時刻教導兒子不忘雪國之恥。其實, “識字不多的下層人民是憑著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的, 因而這種影響不僅是表現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現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說呈現出的傳統文化意蘊, 很多時候是緣于民間的自覺。

二

郭靖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體現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響。然而, 儒家理論在被統治者所采用的同時,產生了禁錮人性、等級森嚴、宗法專制等諸多弊端。金庸對于這些弊端是持否定態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們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俠”的特征可以概括為自由的精神、獨立的個性和恣肆不羈的生命形態。金庸小說中描寫了許多這樣的“大俠”。他們行走江湖, 自持正義, 特立獨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為, 不但反抗黑暗腐敗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陳規陋習, 他們身上體現出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傳統的思想精髓是個人本位和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 并且構建了逍遙游的人生理想, 這種人生理想正是沖破宗法專制和一切外在規范束縛, 反抗現實, 肯定自我, 追求個人精神自由獨立的表現。另外, 道家作為儒家社會的反抗者, 它們的根本對立在于, 儒家強調社會價值高于個體價值, 道家則凸顯個體價值的至上性, 重視個體生命在宇宙間的存在意義, 并不看重人的現世社會價值。

道家思想對金庸小說的影響, 主要體現在其小說人物生活態度的曠達超脫, 適性得意。張三豐是金庸小說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虛自守, 圓融無礙, 慈悲為懷而又不是遺世傲立。他的個性寬容、隨和、開朗、大度、幽默、機智,可以說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齊物我, 齊生死。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 極易顯示出一個人的人品高下。當死亡的威脅降臨時, 張三豐不僅視死如歸, 而且還能自我反省, 繼續思道。趙敏率蒙古武士侵擾武當, 其時俞岱巖殘廢,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負重傷, 大敵當前, 他卻低吟“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頓悟:“說來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書如何寫!”(《倚天屠龍記》)這種精神實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頑童周伯通晚年練成了“左右互搏術”和“空明拳法”。這與其說是武功,不如說是人的心靈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這里,“武功與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體”。

在道家之俠看來, 人性歸屬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為, 才能真正實現自我的個性自由與人格自主。金庸小說雖然也寫古代, 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價值觀念, 滲透著個體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楊過是金庸小說中一位典型的“大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執, 既認西毒歐陽鋒為義父, 又反出師門拜小龍女為師, 將師父趙志敬視為仇人。這在儒家正統觀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楊過看來, 只是“誰對我好, 我就對誰好”。尤其是他要娶身為自己的師父兼“姑姑”的小龍女為妻, 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獸之行, 亂倫之罪”。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楊過卻意志堅定, 毫不妥協, 他大聲說道:“姑姑教過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這是楊過向不合理的禮教、習俗挑戰的宣言, 體現了道家桀驁不馴的叛逆精神。

如果說楊過是封建禮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沖就是傳統文化的徹底的背叛者。令狐沖雖然行走于人欲橫流的江湖, 卻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間, 追求著真與善。在“千秋萬載, 一統江湖”的口號聲中, 令狐沖卻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諧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爭權奪位之時,令狐沖卻表現出對政治斗爭的厭惡與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莊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測的大**時代, 雖然真切地盼望著身心的全面解放, 卻也深知這種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現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靈。確實, 只有能夠“游心于無窮”, 才能夠超脫現實的藩籬, 打破閉鎖狹隘的世界, 在恬淡適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飛翔。令狐沖真正地領悟道家文化的精義是在練成絕頂武功獨孤九劍之時。獨孤九劍的要訣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論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氣, 如行云與流水, 行到何處, 流向何方全憑氣韻驅使。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學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沖就是一個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著人類對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傳統的儒和道來闡述和言說武俠小說的同時, 并沒有忘記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說中試用佛教的透徹智慧正面觀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來化解人世的無窮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無常, 無常即苦, 眾生世界苦海無邊。進而能夠“斬無明, 斷執著, 起智慧, 證真如”, 才能超脫人欲苦海, 回頭是岸, 找到心中的“凈土”, 用之為苦海慈航。小說中人物憑借著他們的慧眼與意志, 置苦海卻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龍記》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張無忌天生懷有一副慈悲心腸。張無忌的“無為”看似與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卻藏著佛眼與慈悲心。他行醫又行俠, 堪稱“江湖醫佛”,出于慈悲與可憐之心答應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離,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腸, 勸阻武林各派紛爭。除了主人公張無忌的慈悲心懷在小說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外, 殺人如麻、雙手沾滿無辜人的鮮血的劊子手謝遜, 在歷經世事滄桑后“立地成佛”, 頓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門, 其最后歸宿有助于揭示小說主題。緊隨其后的下一部小說《天龍八部》也是這種主題的延伸。

《天龍八部》這部書的名字就取自佛經,小說以情孽、復仇、爭權為三條線索來展開故事。段正淳處處留情, 結果使眾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殺,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譽也成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說復仇,蕭峰與中原好漢的悲劇沖突正是因為復仇而起。還有爭權的斗爭, 更是造成江湖混亂, 人生悲苦的緣由。不僅江山王位的爭奪如此,江湖門派的掌門之位的爭奪也如此。于是, 每個人都可能在他們織成的網中承擔幾種角色。其實, 這張網正是“人世間”的深刻象征。網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織網者, 作者揭示了“命運”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個人都是命運的承擔者,同時又是命運的制造者。葉二娘為惡是因兒子被別人偷去, 游坦之則是因蕭峰殺死了他的父親, 而蕭峰本人也由別人帶給他無法脫逃的悲劇命運。書中的人物就是這樣無人不冤, 有情皆孽, 環環相扣, 因果交錯。

四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響, 關注現實人生, 積極進取;另一方面, 超凡脫俗、無拘無束、率真任性、想象豐富、情調浪漫, 又與道家有關。在“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對其心靈的一種價值補償,在金庸的小說世界中這又成為一種完美無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學也只能是自然無為了, 這是人生追求的極境。雖然這種孤寂清虛的人生很難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說中, 入世與出世都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獨尊的藝術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體系中都具有強烈的仁愛精神。儒家講求“仁者愛人”;道家雖無正面的主張, 但主觀個體的清心寡欲、自然無為,也達成了客觀群體的友愛和諧;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眾生的思想更顯示出博愛。其實,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愛、道家的無為與佛家的慈悲的一種有機結合,金庸小說就呈現出這種結合的和諧美。“儒、道、佛??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猶如三條閃閃發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資源。”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深受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既有儒家的積極的人生態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遠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隨心任性、清凈無為的思想以及佛門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博愛之心。這些共同在金庸小說中營構出了一種睿智而和諧的人生。

第三篇：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

《白馬嘯西風》讀后感

——江南的楊柳，已經抽出嫩芽了。

第一次看《白馬嘯西風》是初中的時候，那時候真是個美好時光，前途和自己差的很遠，幼稚也脫離了不少，朦朦朧朧的青蔥歲月。平時除了和同學們嘻嘻哈哈的玩耍基本就沒干過什么正經事兒了，不過在我看來我還是干過一些的，比如說看小說。

說起小說，真是久仰金庸先生的大名了，光是《射雕英雄傳》的電視劇就看過兩三種版本，還有《天龍八部》《碧血劍》《神雕俠侶》這些都是最著名的。小說書自己是買不起的，但是好在那時租書店已經遍布銅陵的大街小巷了，第一次就借了一本《書劍恩仇錄》，之后便是一發不可收拾，想方設法要看遍金庸先生“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所有的十四本書。

《白馬嘯西風》在金庸的小說中，我看的是比較晚的，那時的我先被大篇幅的類似《笑傲江湖》中的逆天武學，驚天陰謀所征服，直到看完《連城訣》之后，我才有機會一睹李文秀的芳容。

《白馬嘯西風》很短啊，短到不足以單獨成書。小小的李文秀牽著白馬，漫步在草原上，聽著天鈴鳥兒的歌聲，宛如一幅畫，一副可以令人平靜而又安寧的畫，而蘇普的出現則為這幅畫添加了一些人的色彩。阿秀是個女孩子，即使我再不愿意，她也還是愛上了蘇普，一無反顧，何況那正是一個春心萌動的年齡。作為唯一闖入阿秀生活的男孩子，他也闖入了文秀的心，雖然我很不喜歡文秀這樣的早熟，好像自己的心上人被別人奪走一樣。

兩小無猜，青梅竹馬，我想如果在江南，他們兩個用這樣的詞形容是再好不過了。兩個人一起聊著草原的狼和羊、草原的天鈴鳥、也許還有那來自中原的小鴨子的故事。玩耍、嬉鬧就如同當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即便心中有些什么也不會說出來，文秀也是。

如果一直這樣發展下去，也許結局不會這樣的憂傷，可惜沒有。一只狼闖入了他們的世界，蘇普用哈薩克人特有的勇猛擊殺了狼，卻也暴露可自己正在和漢人女孩子在一起玩耍的秘密。漢人曾經深深的傷害了哈薩克族人，哈薩克族人不會忘記，蘇普遭到了毒打。為了救蘇普，阿秀將蘇普送給自己的狼皮送給了阿曼，將自己的心埋在了那座沙丘之下，從此再也不見蘇普。

我只知道我當時已經無法抑制住自己的悲傷從眼中涌出。蘇普的幸福與我無關，我只知道計爺爺從此失去了江南，失去了江南的楊柳桃花，失去了燕子金魚，也失去了阿秀。阿秀則失去了這個世界上最后一個最愛她的人。世界上沒有比失去自己所愛的人更為悲傷地事情了，即便蘇普娶了阿曼。

阿秀注定要獨自一個人回到江南，那些哈薩克帥哥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歡。

讀完了《白馬嘯西風》，記得我沉默了很久，沒有去掩蓋自己悲傷的痕跡，只是在想。現在早已忘了當時在想什么了，也許是想為什么馬家輝不能再厲害一點，完好的打敗瓦爾拉齊呢？也許是在想阿秀回到江南后有沒有愛上江南，又或者是有沒有愛上江南的男子，再或者被一個江南的男子像計爺爺那樣不顧一切的愛？

現在的我早已經成年，雖然依然是青春年少，卻非要裝成熟的看《白馬嘯西風》，思考人應該和一個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還是和愛自己的在一起。思考蘇普到底是怎樣一個男子，難道暗地里就沒有對阿秀動過心？留阿秀在部落里只是為了報答阿秀？其實都是無所謂的，想的太多難道不累？愛過就是愛過，不愛就是不愛，就如同阿秀的不喜歡，哪有那么多為什么。

在我看來，金庸的這篇中篇小說是一篇中規中矩的小說，小說三要素也是完整無缺。雖說是中篇小說，但是卻有著與大型長篇小說不一樣的感覺。如果說長篇小說是一位閉月羞花的大家閨秀，那么這篇中篇小說則是一個身居閨閣的小家碧玉。有那么一種另類的風格。

別的且不說，但說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我就感覺到金庸大俠的不俗和才華。

從故事的開端來看，依照我們的思路，從白馬李三夫婦死后，李文秀或是回到中原、江南或是武功練成之后再回老家一雪前仇。然而，金大俠卻沒有讓她回去，而是留在了回疆，在回疆長大。平凡的生活讓她忘記仇恨的傷痛，與一位哈薩克族的男孩蘇普戀愛，埋下了深情的種子以至于影響后面整個情節。整個故事都是發生在回疆之中，與外界中原的武林紛爭隔離開來，甚至毫無聯系，可謂是世外桃源。這與金庸的其他小說有著明顯的不同。小說的篇幅也限制了它自身的情節，我想金庸也可能故意只想在另一個世界撒下他向往的情結，尋找不一樣的

第四篇：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_儒_道_佛的參滲

第 ２２ 卷 第 ９ 期

樂山師范學院學報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ｓｈ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２００７

Ｖｏｌ．２２，Ｎｏ．９

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參滲 朱 正 華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 ： 金庸小說蘊藏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呈現出高超的藝術水準。儒道佛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體現，它們 各自深深地影響著金庸小說，又相互滲透，共同在金庸小說中營構出了一種睿智而和諧的人生。

關鍵詞 ： 金庸小說 ； 儒 ； 道 ； 佛

中圖分類號 ： Ｉ２０６．７ 文獻標識碼 ： Ａ 文章編號 ： １００９－ ８６６６（２００７）０９－ ００４３－ ０３

金庸小說之所以能雅俗共賞，是因為其中不僅有驚 險曲折的武俠故事，而且蘊涵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其中呈現出高超的藝術水準，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 大精深。“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成熟 宗教，儒、釋、道由此成為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最高體現，成為 中國人的意義世界。”（Ｐ２６０）金庸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 化的影響，飄逸出濃郁的儒道佛文化氣息。［１］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也是 儒家文化的集中體現者。通過郭靖的形象金庸著力傳達 出一種敦厚的儒家風范 ： 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 ； 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死而后己的道義感 ； 三軍可奪帥，匹夫 不可奪志的氣節 ；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操守。甚至郭靖獨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學說典籍

中找到相對應之處 ： 誠信，剛毅，訥于言，敏于行，微言大 義，大智若愚，大巧若拙……郭靖簡直就是儒家 理想人 格在金庸小說中的翻版。在小說中，郭靖屢屢道出“俠” 的意義 ：“我輩練功習武，所為何事 ？ 行俠仗義，濟人困 厄，固然乃是本分，但這只是?俠?之小者……為國為民，方為?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便是真好漢，真豪杰了。”《神（雕俠侶》）在這里，小說中的“大俠”實際上成了儒家文化 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者。

郭靖不僅是儒俠中的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俠中的俠 之大者，因為他徹底地實現了“為國為民”這一目標，有 著“鐵肩擔道義”的巨大人格力量。鐵肩擔道義”是中國 “ 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也是金庸最心儀的人格理 想。他把這種英雄品質和人格理想，盡情傾注在郭靖身 上。郭靖坎坷的經歷，勤樸敦厚的個性，高超卓絕的武 一

金庸小說中俠的形象很豐富，主 要有 儒俠、道 俠和 民間俠，但金庸對俠的認識，是從儒開始的，在他的心目 中，也 只 有 那 些 儒 俠 才 擔 當 得 起“ 俠 之 大 者 ”的 真 正 稱 號。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俠的思想據為自己筆下的英雄取 之不盡的精神資源。金庸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 口表達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文化立場。在儒家的 文化視域內，家與國是同構同質的，沒有天然的鴻溝。可 以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儒 家不僅要求人們把對家的倫理情感施用于國，而且強調 要真正地獻身于國。也就是說，如何取舍個人在“國家” 與“家庭”間的正確位置，是儒家文化傳統判斷個人人生

價值的重要尺度。

收稿日期 ： ２００６－ ０８－ ３１

作者簡介 ： 朱正華（１９７９－），女，安徽廬江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 現當代文學。

４３功，憂國憂民的心懷，大仁大勇的胸襟，無不讓讀者產生 共鳴。他的身世經歷契合孔孟思想，他的言行和結局更 有著楷模的作用。對父母孝、對國家忠、對愛情真、對朋 友義、對子女愛，是典型的“俠之大者”，是君子，甚至可 以說是“圣人”，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 身上顯示出的這種“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風范，也體 現了金庸對儒家的內求張揚主體、外求治國平天下的文 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郭靖獲得“大俠”的名份，不只 是源于武功的高強，更源于他保衛襄陽的民族壯舉，源 于他“鞠躬盡瘁，死而后己”的人生價值取向。

以天下蒼生為念，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孔子反復 強調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是傳統儒家大俠的至高思想境 界。金庸小說從多視角、多層面反復渲染了這一點。以郭 靖為代表的儒俠之所以能達到值得稱道的至高境界，是 因為他們具有可貴的精神品質 ：“仁者愛人”的高尚 境 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入世精神，誠實守信、寬厚 待人的俠腸義骨。而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 現，他也不愧為“俠之大者”。也許，把郭靖寫成儒家之大 俠，似乎有點令人費解 ： 一個連字也不識幾個的“呆子”，怎能成為儒俠 ？ 這也是金庸的獨特之處。文化對世人的 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因而受儒家影響的是所有的中國 人，包括識字和不識字的，絕不是飽讀詩書的儒生而已。小說中就連不識字的婦人郭母也時刻教導兒子不忘雪 國之恥。其實，“識字不多的下層人民是憑著本能和信念 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的，因而這種影響不僅是表現在 思想上，而更多地表現在心理上和人格上。”（Ｐ２０［２］）

所 以，金庸小說呈現出的傳統文化意蘊，很多時候是緣于 民間的自覺。

二

郭靖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體現了作者的思想深受 儒家的影響。然而，儒家理論在被統治者所采用的同時，產生了禁錮人性、等級森嚴、宗法專制等諸多弊端。金庸 對于這些弊端是持否定態度的。于是，他又向我們展示 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俠”的特征可以概括為自由的精神、獨立的個性 和恣肆不羈的生命形態。金庸小說中描寫了許多這樣的

“大俠”。他們行走江湖，自持正義，特立獨行，孤傲叛逆，率性而為，不但反抗黑暗腐敗的官府，也反抗一切陳規 陋習，他們身上體現出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 傳統的思想精髓是個人本位和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并 且構建了逍遙游的人生理想，這種人生理想正是沖破宗 法專制和一切外在規范束縛，反抗現實，肯定自我，追求 個人精神自由獨立的表現。另外，道家作為儒家社會的 反抗者，它們的根本對立在于，儒家強調社會價值高于 個體價值，道家則凸顯個體價值的至上性，重視個體生 命在宇宙間的存在意義，并不看重人的現世社會價值。

道家思想對金庸小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小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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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活態度的曠達超脫，適性得意。張三豐是金庸小說 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虛自守，圓融無礙，慈悲為懷 而又不是遺世傲立。他的個性寬容、隨和、開朗、大度、幽 默、機智，可以說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齊物我，齊生死。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極易顯示出一個 人的人品高下。當死亡的威脅降臨時，張三豐不僅視死 如歸，而且還能自我反省，繼續思道。趙敏率蒙古武士侵 擾武當，其時俞岱巖殘廢，其余人下落不明，他自己身負 重傷，大敵當前，他卻低吟“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并且頓悟 ：“說來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但求 我自丹心一片，管他日后史書如何寫！”（《倚天屠龍記》）這種精神實是俯仰天地，得道深矣。作為道家文化象征 的 老 頑 童 周 伯 通 晚 年 練 成 了“ 左 右 互 搏 術 ”和“ 空 明 拳 法”。這與其說是武功，不如說是人的心靈情感的外向宣 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這里，“武功與人的生命 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體”。［３（］ Ｐ８８）

在道家之俠看來，人性歸屬自然，循自然之道，率性 而為，才能真正實現自我的個性自由與人格自主。金庸 小說雖然也寫古代，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價值觀念，滲透著 個體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楊過是金庸小說中一位典 型的“大俠”。他至情至性，任性偏執，既認西毒歐陽鋒為 義父，又反出師門拜小龍女為師，將師父趙志敬視為仇 人。這在儒家正統觀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楊 過看來，只是“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尤其是他要娶身 為自己的師父兼“姑姑”的小龍女為妻，這更是儒家眼中 的“禽獸之行，亂倫之罪”。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楊過卻 意志堅定，毫不妥協，他大聲說道 ：“姑姑教過我武功，可

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 要她做妻子！”這是楊過向不合理的禮教、習俗挑戰的宣 言，體現了道家桀驁不馴的叛逆精神。

如果說楊過是封建禮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沖就 是傳統文化的徹底的背叛者。令狐沖雖然行走于人欲橫 流的江湖，卻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為，任意 所之，游于江湖之中，行乎山水之間，追求著真與善。在 “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聲中，令狐沖卻奏出了“笑 傲江湖”的不和諧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爭權奪位之時，令狐沖卻表現出對政治斗爭的厭惡與逃避。原因只在于 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莊子生活在人 人危如累卵，生命常遭不測的大**時代，雖然真切地 盼望著身心的全面解放，卻也深知這種自由解放不可能 求之于現世，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靈。確實，只有能夠 “游心于無窮”，才能夠超脫現實的藩籬，打破閉鎖狹 隘 的世界，在恬淡適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飛翔。令狐沖 真正地領悟道家文化的精義是在練成絕頂武功獨孤九 劍之時。獨孤九劍的要訣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 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不論行或止 都合 于自然之氣，如行云與流水，行到何處，流向何方全憑氣

韻驅使。這等高妙的境界，是武學的境界，也是人生的境 界。令狐沖就是一個自由之魂，他的精神昭示著人類對 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那么，如何才能化解掉這滿眼的 刀光 劍影、充 耳的 殺伐之聲和盈心的癡情仇怨 ？ 只有佛門的大悲大憫，才 能破孽化癡。既然人生無不悲苦，執著于恩怨、執著于權

三

金庸在用傳統的儒和道來闡述和言說武俠小說的 同時，并沒有忘記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說中試用 佛教的透徹智慧正面觀照大千世界，以大慈大悲、大法 力來化解人世的無窮冤孽。

在佛家眼中，人生無常，無常即苦，眾生世界苦海無 邊。進而能夠“斬無明，斷執著，起智慧，證真如”，才能超 脫人欲苦海，回頭是岸，找到心中的“凈土”，用之為苦海 慈航。小說中人物憑借著他們的慧眼與意志，置苦海卻 能自我超渡，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龍記》就是一部 佛光普照的作品，主人公張無忌天生懷有一副慈悲心 腸。張無忌的“無為”看似與道家的精神暗合，但骨子里 卻藏著佛眼與慈悲心。他行醫又行俠，堪稱“江湖醫佛”，出于慈悲與可憐之心答應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 離，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腸，勸阻武林各派紛爭。除了主 人公張無忌的慈悲心懷在小說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外，殺 人如麻、雙手沾滿無辜人的鮮血的劊子手謝遜，在 歷經 世事滄桑后“立地成佛”，頓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門，其 最后歸宿有助于揭示小說主題。緊隨其后的下一部小說 《天龍八部》也是這種主題的延伸。

《天龍八部》 這部書的名字就取自佛經，小說以情 孽、復仇、爭權為三條線索來展開故事。段正淳處 處留 情，結果使眾情人互相嫉恨，相互追殺，自己也苦不堪 言，使其子段譽也成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說復仇，蕭峰與中原好漢的悲劇沖突正是因為復仇而起。還有爭 權的斗爭，更是造成江湖混亂，人生悲苦的緣由。不僅江 山王位的爭奪如此，江湖門派的掌門之位的爭奪也如 此。于是，每個人都可能在他們織成的網中承擔幾種角 色。其實，這張網正是“人世間”的深刻象征。網中既是受 害者，又是織網者，作者揭示了“命運”的成因 ： 不在天，不在地，而恰恰在于人本身，每個人都是命運的承擔者，同時又是命運的制造者。葉二娘為惡是因兒子被別人偷 去，游坦之則是因蕭峰殺死了他的父親，而蕭峰本 人也 由別人帶給他無法脫逃的悲劇命運。書中的人物就是這

勢、執著于勝負，只會給人生帶來永遠的遺憾和追悔，那 還不如“眾生無我，苦樂隨緣，得失隨緣，心無增減”。因 此，蕭遠山與慕容博的深仇夙怨便在無名老僧的一片說 道聲中化解，而無絲毫勉強之態。而在老僧身上，體現了 佛學的智慧 ： 知識豐富而又不驕矜，洞察世情而又不傲 慢，指點迷津而又不故作高深，看破紅塵而又不脫離人 世。這些都根植于深深的冥思，又來源于對往事的穎悟，更有對歷史的超升。金庸將這種精神和理想灌注于他的 小說中，使它們的文化品位得到了提升。

四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一方面受儒家影響，關注現實

人生，積極進取 ； 另一方面，超凡脫俗、無拘無束、率真任 性、想象豐富、情調浪漫，又與道家有關。在“俠”的理想 失落后，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對其心靈的一種價值 補償，在金庸的小說世界中這又成為一種完美無缺的生

活方式。老子說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學也只能是自然無為了，這是人生追 求的極境。雖然這種孤寂清虛的人生很難被世人所接 受，但在金庸小說中，入世與出世都作為一種理想的人 生方式而占有獨尊的藝術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體 系中都具有強烈的仁愛精神。儒家講求“仁者愛人”； 道 家雖無正面的主張，但主觀個體的清心寡欲、自然無為，也達成了客觀群體的友愛和諧 ； 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眾生的思想更顯示出博愛。其實，真正的仁善可以 是儒家的仁愛、道家的無為與佛家的慈悲的一種有機結 合，金庸小說就呈現出這種結合的和諧美。“儒、道、佛 ……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猶如三條閃閃 發光的 思想 的 大河，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資 源。”［４（］ Ｐ８８）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深受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 響，既有儒家的積極的人生態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遠 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隨心任性、清凈無為的思想以及佛 門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博愛之心。這些共同在金庸 小說中營構出了一種睿智而和諧的人生。

樣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環環相扣，因果交錯。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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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冷成金． 金庸小說與民族文化本體重塑［Ｊ］．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１９９５，（６）： ８６－ ９２．

［４］程文超． 欲望的重新敘述［Ｍ］． 桂林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５

第五篇：傳統文化與金庸小說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個字，貫概十四部小說，構成金庸先生的武俠世界。凡有華人處，必能見到金庸的武俠小說，此等境遇，對于武俠小說而言，可謂空前，也必將絕后。若要歸結原由，正如小說的內容一般，包羅萬象，見仁見智，但至少有一點，那便是文化的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代代傳承，乃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根基。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真可謂中國傳統文化的普及讀本。倘若尋章摘句，按部就班，只怕能夠集合成一部國學巨著，此處只是淺嘗則止，窺見一斑。

先要說的是琴，也即音樂。音樂由來已久，據說皇帝命伶倫為律，聽聞鳳凰的鳴聲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彈奏音樂最常用的樂器是琴。傳說神農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夠彈奏出宮商角徵羽五種音調，后來周文王添了兩弦，音調為少宮和少商，改良為七弦琴。在小說《倚天屠龍記》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見彈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彈的便是七弦琴，書中叫做焦尾琴。原是東漢左中郎將蔡邕以燒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彈了數首曲子，其中有兩首都是出自《詩經》。《考槃》出自《衛風》，是一首隱士之歌。表現的是大丈夫在山澗之間自由游蕩，獨來獨往，無拘無束，固然寂寞無伴，形容憔悴，卻又志向高潔，永不改變。《蒹葭》出自《秦風》，說的是和美人隔水分離，相思之極，想象如見。在小說《碧雪劍》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彈的曲子是《子衿》，同樣出自《詩經》，表達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見，如隔三月”。小說《笑傲江湖》的名字就來源于書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據說曲譜中間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廣陵散”。嵇康是三國時魏國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音樂家，為“竹林七賢”之一。他厭惡煩瑣禮教對人的束縛，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為統治者所容，慷慨負死。臨終之前曾彈奏一曲，便是《廣陵散》，并嘆息道：“廣陵散從此絕矣！”書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覓到了曲譜。歷史上比較有名的古琴還有伏羲離徵、黃帝清角、莊子橘梧、李斯龍腮、司馬相如綠綺、趙飛燕鳳凰、趙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說的是棋。古代說的棋大多指圍棋。通常的棋盤，橫豎各十九軌，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標的方式記錄棋譜，方法眾多。《天龍八部》中段延慶指點虛竹下棋，采用的是《忘憂清樂集》中的法子，將棋盤分為上平去入四個區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兩個圍棋古局，一個是《爛柯譜》，一個是《嘔血譜》。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異記》，說的是晉人王質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見幾個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來觀看。后來吃了童子贈送的仙果，回到家中時才知道已經過了許多年，斧子和砍到的柴都已經腐爛盡了。后者說的是北宋國手劉仲甫與驪山仙姥下棋，給殺得大敗，氣得嘔血數升，那局棋的棋譜便稱作《嘔血譜》，共一百一十二手。

接下來說的書，即書法。將書法融入進武功的段落很多，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龍記》、《神雕俠侶》等都有描寫。其中涉及了不少書貼，簡單解說幾篇。《裴將軍詩貼》，唐朝顏真卿吟贈及書予裴將軍，乃其晚年精品巨作。該貼以草書、真楷和行書三體書寫，其字大小參差錯落，隨意安排，布局新穎。除以上三種字體外，還雜以隸書、篆書，寫來高古雄渾，剛柔兼備，不拘法度，灑脫之極。《八濛山銘》，三國蜀漢大將張飛所書，隸書寫就，筆法源于漢代“張遷碑”，下筆較重，極有氣勢。《懷素自敘貼》，乃玄奘法師的大弟子懷素所寫，師承張旭的狂草，即草書中帶有狂筆。書帖原文共七百二十字，字體大小懸殊，一氣呵成，狂而不誕，嚴謹有致。《笑傲江湖》中，禿筆翁便以上面三帖里的筆法和令狐沖對敵，但令狐沖不懂書法，只以獨孤九劍破之。在小說《神雕俠侶》中，朱子柳將書法和“一陽指”結合，大敗霍都王子，也涉及到《房玄齡碑》、《自言帖》、《褒斜道石刻》三篇碑帖，這里不再詳細論述。

說完了書法，自然便是繪畫。《笑傲江湖》中提到的《溪山行旅圖》最為有名。此幅圖畫為北宋范寬所作，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其人一名中正，字中立，最擅長山水繪畫，特點是：多描繪北方關陜地區景色，全景式布局，主峰峻拔，折落有勢。山頂好作密林，水旁喜作突兀大石，山石用短促峻削的“雨點皴”，用筆凝重銳勁，墨色黑沉深重，風格壯武。

琴棋書畫之外，其他傳統文化涉獵繁多，難以盡數解說。希望有興趣的朋友，今后共同探討。金庸先生的小說底蘊深厚，雅俗共賞，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

金庸小說的基本特點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 小說從“雅文化傳統”與“俗文化傳統”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 超越雅俗。金庸小說一方面以“俗文化傳統”中富有活力的文學形式 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傳統”滲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傳統” 中的文化理想融匯到“俗文化傳統”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說不 拘泥于細節的真實，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細節的真實，直接訴諸人們心 靈的最深層次，達到了理念的真實、文化的真實，從而創造了一種具 有詩的功能的文化小說樣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說才能擺脫種種局限，將各種應有的情感推向極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說無法具有的魔力。

我們從三個方面來考察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武”與“俠”——征服世界與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倫理本 體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 概念反映的是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俠客”、“俠義”、“俠行” 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 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兩者的終極目的都是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所謂“俠”是目的，“武” 是手段，兩者在行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諧地統一起 來。金庸小說從武德和人生境界兩個方面對“武”作了深刻的闡釋。武德的高尚與卑下是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作為社會道德的 武德要求練武要有“振人不贍”、“扶危濟困”的正確指導思想，作 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現在對武功的理解、選擇和練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謂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應符 合儒家、道家乃至釋家哲學的和諧理論，主張性、命雙修，順應社會 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構建弘大剛毅的人格；“邪派武 功”則破壞人自身及宇宙萬物間的和諧，追求“片面的深刻”，違反 人性準則。武功與人格是相統一的，如“為國為民”的大俠郭靖練的 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龍十八掌”，而東方不敗則練戕 害人性的“葵花寶典”。武功也絕不是單純的外在的技擊，而是與人 的生活經歷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關。作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頑童周伯 通晚年練成了“左右互搏術”和“空明拳法”，飛揚佻達的楊過在經 歷了人事慘變之后悟出了“黯然銷魂掌法”。其實這已不是武功，更 不是武術，而是人的心靈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們的生命外化形式。金庸小說把武功變成了體現文化理想的符號，把儒、釋、道乃至諸子 百家學說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顯現出來，從文化、哲學和 人的生命的高度構建起了一個完整的道德文化體系，并以潛移默化的 方式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

金庸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為四類：民間俠、儒俠、道俠 和“自由”型俠客。民間俠的典型代表是蕭峰，他具有歷史上一般俠 客的講義氣、重然諾、扶危濟困等優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 今來的俠客中最為瀟灑不羈、縱橫無束而又豪爽純真的性格和深厚的 憐憫情懷。儒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經歷以及性格思想都符 合孔孟的論述，他的具有遠大理想而又積極行動的大俠品格有著巨大 的楷模的力量。道俠的典型代表是張三豐，他清虛自守、圓融無礙、慈善為懷而又不是遺世獨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靜穆高大的人格 贏得了人們的恒久景慕。令狐沖是“自由型”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 以蔑視陳規陋俗的道家思想為底蘊，而又熔鑄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點，他不顧武林中的正邪觀念、門派觀念和一切陳規陋俗，處處以生命的 真情來對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們對令狐沖的喜愛，充分說明了人們對真情與自由的渴望，對世俗 紛爭的厭棄及對文化理想的向往。

“情”與“理”——本真生命與道德禁錮的糾結與沖突。金庸小 說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過愛情描寫為我們建構了一種攜手走天涯的人 生范式。由郭靖與黃蓉、楊過與小龍女、令狐沖與任盈盈、袁承志與 溫青青等人共同構建起的這種人生范式有著恒久的激動人心的力量。“走天涯”是指仗劍行俠，“攜手”則是指與紅粉知己共闖江湖。仗 劍行俠之誘人，尚不在其扶危濟困、除暴安良，倒多是為了肆逞己志，抒解久遭壓抑的情緒。“攜手”的妙處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擇伴 侶、追求幸福。這“攜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滿足人的社會實現的要 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實現的方式： “走”。豪邁、剛烈、蒼涼、憂傷、瀟灑、自由，一“走”，就全出 來了。從這一意義上講，“攜手走天涯”確是一種詩意人生。這種融 “水滸”與“紅樓”于一體的人生范式，既植根于傳統文化深處，又 為正統的封建觀念所不容，因為她把傳統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 內在的合理因素張揚出來，與維護封建等級秩序、道德觀念的封建政 治意識形態有著尖銳的沖突，并對其發生著撞擊性的破壞作用。

傳奇與傳統——以傳奇的形式展示民族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精神。郭靖想實現的是儒家的社會理想，蕭峰企望以死來消彌刀兵，陳近南 則是一個兼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書生俠客陳家洛的失 敗及歸隱異域正使我們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袁承志自幼立志復 仇，但國仇、家仇、天下仇，仇仇報不得，卻在層層的“復仇”過程 中升華了自己的人格。再加上楊過和小龍女歸于玄寂，令狐沖和任盈 盈“曲終人不見”，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壯的俠客無奈 奏鳴曲。文人與俠客都是要建立一個德化淳美的世界，只是文人用筆，俠客用劍而已。

與此相關，中華民族追求理想境界的情結在金庸小說中也有鮮明 的體現。在《倚天屠龍記》中的冰火島上，謝遜恢復了人性，正派的 張翠山與邪派的殷素素結為連理，一旦回到中原，一切都被“異化” 得面目全非。在活死人墓中，楊過與小龍女是那樣的清純自然，而來 到“花花世界”中，卻是一次比一次更慘痛的折磨。所有這些，都表 現了傳統文化中要建立一個清純世界的文化理想與文化沖動。

金庸小說結局可以分為兩類，或失敗，或歸隱，總之難有“大團 圓”的結局。成吉思汗懷著英雄的迷茫逝去，郭靖戰死襄陽，張無忌 將江湖拱手相讓，袁承志“空負安邦志，遂吟去國行”，都是有志不 騁的失敗結局。至于以令狐沖與任盈盈的“曲諧”為代表的歸隱型結 局，是對江湖、江山乃至人生的超越與提升，也不是所謂的現實的成 功。其實，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理想只能向現實一點一滴地積淀，只 能永遠走在現實的前面引導與提升現實，但永遠不能完全取代現實，因此，金庸小說的結局不是誰的隨意安排，而是歷史文化的必然選擇。此外，像對于恩仇觀念和正邪觀念的超越，《天龍八部》中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悲憫情懷，《鹿鼎記》對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也都表現了 民族精神的一些重要方面。

金庸小說因與傳統文化的深度關聯而成為一個開放的文本。在當 代語境中，其傳統文化的底蘊會在現實中生成相當復雜的東西，并對 現實產生復雜的影響。我們應該從文化的深度入手，梳理并顯揚其合 理的因素，剔除其消極的負面因素，使之為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民族文 化本體的重塑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