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小企業融資新渠道-P2P網絡借貸平臺

中小企業融資新渠道-P2P網絡借貸平臺

前段時間，從網上了解到P2P的相關知識，對于一種新型的理財方式，P2P平臺的誕生，滋延著一種新型的理財方式。

P2P在融資和信貸領域所實踐的，是全方位為社會所有階層及群體特別是低端客戶服務的普惠金融理念，所以主要參與者是處于金融服務金字塔中下層的個人或中小企業。最初，P2P平臺業務與非法的公眾集資行為邊界模糊，特別對于采用先融入資金再貸出資金這種間接借貸模式的P2P平臺，在監管者看來，其與經紀人行為的區別模棱兩可、貸款所有權的關系有些霧里看花，P2P模式備受爭議。目前，在歐美，P2P信貸是合法的，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等類似的證券監管機構可以進行注冊認證，監管機構通過約束P2P貸款用戶的信用評分下限、貸款金額上限等手段監控風險。

相比于較為嚴密的銀行信貸體系，P2P平臺的劣勢在于：其一，資金風險。即便是在處于發展前沿的英國和美國，平臺資金都不受法律保護，損失完全由投資者自行承擔。其二，壞賬風險。P2P平臺面向的是信用評分較低的低端客戶，規則一旦失衡，出于市場競爭考慮盡量降低信用門檻，引發新的“次貸危機”。

然而我們更應該看到，借助互聯網技術成功加速脫媒、實現經營模式變革的P2P平臺，具有傳統銀行無法比擬的優勢。首先，準入門檻低、可得性高。中小企業和低收入個人基本是被排除在銀行信貸的視野之外的。其次，利率優化。省去了銀行昂貴的運營成本，P2P平臺貸款借款人的借貸成本遠低于銀行貸款利率，同時出借方的投資回報高于銀行儲蓄利率。再次，簡便快捷。以標準化互聯網流程代替傳統銀行的審批流程，借款人所需資金能更快到位。第四，支持創新。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P2P平臺踐行的則是“長尾理論”，以充分的信息及競爭的定價實現金融資源的自主、最優配置。

由此進一步引申到一國銀行體系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和微金融的問題。在英國，銀行對零售業務的市場拓展及產品服務偏重有加，因此90%的中小企業金融需求能夠被匯豐、RBS、巴克萊、勞埃德四大銀行及其他商業銀行所滿足。在美國，上千家自主經營的地區性銀行與跨國大型商業銀行形成二維銀行體系，面向區內中小企業、家族企業及中低收入個人客戶開展業務。而在我國，金融排斥現象依舊顯著，中小企業以銀行貸款滿足融資需求的比例非常小，銀行貸款成本表面上高于基準利率約10%-15%，實際執行利率更高。

在如何解決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者融資困局的大命題下，科技創新與民間融資的結合應該是一種有價值的思考。中小企業能夠方便快捷地通過P2P平臺獲得小額資金，撬動企業發展。對于資金需求同樣迫切的風險投資行業，眾籌（Crowdfinancing）也是極具吸引力的科技融資創新，有創意項目但缺乏啟動資金的創業者，通過互聯網平臺把未經注冊的股份直接出售給公眾投資者，達到籌資目的。在美國，這種融資模式已被納入《2012年促進創業企業融資法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確定細則后，明年初即可開始實施。盡管目前在我國，P2P信貸、眾籌這類在線融資模式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游走于法律監管的真空地帶，但將公眾集資與非法集資合并同類項的界定在科技日新月異的背景下很難繼續在法理上站得住腳，科技創新與金融服務的緊密融合將是大勢所趨。

科技創新融資模式和金融形態的變化需要把握以下核心要素：

第一，契合經濟多元化的融資需求。中國目前的社會融資結構依然呈現間接融資比例畸形過高的局面，我們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比例大約為3∶1，而美國則是恰好相反的1∶3。以多元化融資補充銀行信貸、以市場化價格代替管制利率、以社會征信體制代替信用審批，形成平衡合理的社會融資結構，才能使得金字塔從下至上不同層級各得其所。P2P、眾籌就是值得關注的直接融資科技創新形式。

第二，高標準的信息披露和交流。當事人之間信息應充分共享，知情權要得到保證。在諸如P2P信貸的融資模式中，信用風險完全由投資人自行承擔，因此，平臺必須充分利用信息收集成本低、處理速度快的天然優勢，確保當事人之間信息共享的真實、有效、完備、及時，確保出借方對融資方的充分知情權。有信息才有信心，對稱的信息是網絡信用的不二前提。

第三，契約精神在合同和交易中體現，真正實現無欺詐和誤導。合法的民間借貸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一旦發生違約，出借方有權通過民事訴訟途徑收回貸款本金和利息。因此，通過互聯網平臺達成的借貸交易必須準確清晰地落實為合同，在公平的契約關系中體現當事各方的權利與義務。

在科技創新飛速進步、金融改革需求迫切的當下，依托新科技或許能夠極大豐富社會籌融資途徑，在中小企業融資和微金融上實現理念和渠道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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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典當融資中小企業融資新渠道

典當融資：中小企業融資新渠道

楊廣志

2012-7-11 14:29:00來源：《中國經濟報告》2011年11期

典當在我國已經有近千年的歷史，也是我國最早的金融機構。改革開放以來，典當行在我國發展迅速。從1987年12月中國第一家典當行成立開始，我國已經有典當行1000多家，還有很多典當行目前處于審批過程當中。

現在的典當行雖然還沿襲著“典當”的名字，但是與傳統意義上的當鋪卻截然不同。現代典當行的利潤主要靠當期內的綜合費用和利息，而不是以前的對絕當物處理的差價。它是解決中小企業和居民個人暫時性資金不足的機構。

2005年4月1日實施的《典當管理辦法》中指明典當是指當戶將其動產、財產權利作為當物質押或者將其房地產作為當物抵押給典當行，交付一定比例費用，取得當金并在約定期限內支付當金利息、償還當金、贖回典當物的行為。典當融資是中小企業在短期資金需求中利用典當行救急的特點，以質押或抵押的方式，從典當行獲得資金的一種快速、便捷的融資方式。其作為一種間接融資方式，是對金融借貸的有效補充，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點彌補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缺陷，成為了中小企業融資新的綠色通道，越來越受到中小企業的重視。

一、典當融資和其他融資渠道相比有哪些優勢

1.融資門檻低。典當融資對企業的信用要求和限制較少，只注重典當物品是否貨真價實，無需擔保，只要當物合適，典當行都可以發放貸款。同時，典當融資對于貸款的用途也不設限制，對企業拿到資金后的經營方式不加干預，這使得企業經營不受任何干涉，增強了企業的自主性。而典當行向企業提供貸款的風險

較少，如果企業不能按期贖當和交付利息及有關費用，典當行可以通過拍賣當物來避免損失。以上方面都使得中小企業容易從典當行獲得貸款。

2.借貸靈活自由。典當融資在典當期限和典當金額上有很強的自主性。一般來說，中小企業由于經營規模小，周轉性強，對所融資金的金額和期限都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典當行可以依物主的意愿，在規定的當期內隨時結算。典當期限由借貸雙方共同約定，可長可短，到期如需延期，可申請辦理續當手續。提前還款還可退還剩余利息費用，這些都由當戶自主選擇。借款金額也可多可少，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只要按規定最多不超過當行注冊資金總額的13便可。

3.融資手續簡便，時效性強。典當融資不用像銀行發放貸款一樣經過層層審批，客戶無須提供財務報表和貸款用途等相關資料，只要提供符合規定的抵、質押物即可。其價值的評估主要由雙方協商或請有關評估部門認定，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為急需資金的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客戶取得當金一般可即時辦理。如涉及房地產和原材料作為質押物，最多七天內就能評估完畢，辦完手續，取得當金。

4.典當融資抵押品種類較多。典當行對于動產與不動產的抵押兩者均可，只要是有價值的實物，如黃金飾品、古董、藝術品、硬木家具、房產、汽車、證券等等都可以進行典當。中小企業的閑置設備、積壓產品、多余原材料以及其他各種生產資料物品也都可以進行典當，可以使企業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企業還可以將上述物品進行任意組合，典當行根據其總的抵押品價值，決定發放貸款的數額。

5.融資費用相對合理。按國家有關規定，典當融資的當金利率按人民銀行規定的銀行同期法定貸款利率最高上浮50%掌握，一般月息可在0.8%左右。同時又

規定質押典當的月綜合費率不得超過4.7%(房地產抵押費率月息不超過3%)。兩項相加典當融資的月息費率約在5%左右。與銀行貸款之外的其他融資方式相比，采用典當方式融資中小企業還是可以接受的。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典當行發展到一定數量后，在同業競爭條件下，其息費率還會進一步自動調低。這對平抑市場利率、維護中小企業利益、促進經濟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二、典當融資發展面臨的問題和發展建議

盡管典當融資具有許多優勢，但是典當行在發展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典當融資不被社會廣泛認知。其次，典當行各地區發展不均衡，東部地區典當行的數量占到了全國典當行總數的一半，東中西部典當行的數量呈階梯狀下降，同時，目前很多地方典當品二級市場發展不健全，當物不能順利的流通。此外，典當行業缺乏相應人才。

面對典當融資發展中遇到的上述問題，我們應該正確的認識并尋找適合典當融資發展的契機。首先，中小企業應該拓寬思路，改變觀念，正確認識典當融資，充分利用典當融資優勢做好自身業務發展。典當作為一種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對金融體系的補充，也要加大廣告宣傳力度，強調自身特點，爭取為更多中小企業的發展解決資金需求。

其次，可以逐步建立專門的當物品流通市場，開通專門的典當物品流通網絡，加速典當物品流轉，提高當物的變現能力，盤活典當業資金，避免因典當物品流通不暢給典當行造成的損失。

另外，可通過學校教育、專業培訓、經驗積累等途徑實現對人才的培養，提

高從業人員的當物鑒定技術、評估市場價值、預測未來走勢的能力，這不僅能幫助典當行規避風險，也是典當行發展的現實需求。

典當行不能通過吸收存款來籌集資金，也很少能通過貸款實現資金來源，只能以自有資金為基礎進行經營，一次大的金融詐騙很可能導致典當行的倒閉破產，典當行在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經營風險、法律風險、政策風險等不得不引起重視。因此，完善典當行的內控機制，規避自有資金經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類風險，提高典當行的抗風險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典當行也可以從整合資源做大做強典當業的角度出發，創新經營模式，實現自身快速發展，例如實行連鎖經營的模式。

與此同時，針對一些地區的典當行違規經營，如吸收存款、違規發放貸款等擾亂秩序的經營行為，國家也要進一步加大對典當業的外部監管和調控力度，促使典當業健康有序的發展。此外，我國典當行業還沒有正式法律出臺，現行的《典當管理辦法》只是商務部和公安部共同頒布的一個部門規章，其權威性和約束性均有限。所以要進一步加快典當立法進程，在適當的時候，制定一部比較系統、完備的《典當法》。進一步明確各部門的監管職責，最終實現以行業自我約束、管理為主，行政管理為輔的監管體制。

（作者單位：致富資本集團）

第三篇：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分析

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分析

長期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一直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企業方面對中小企業融資工具了解甚少或利用不善，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部分#qyrz#視野較為狹窄，把中小企業融資目光過多地集中在銀行貸款和上市，較少想到利用其他工具和渠道進行中小企業融資;或者對銀行貸款和上市以外的中小企業融資方式風險有較大擔心，對其只能望而卻步。事實上，盡管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品種尚少，專門面向中小企業的更少，但在銀行貸款和上市以外，還是有一些成長中的新型工具可資利用。中小企業應積極學會利用新的金融工具，以有效地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

金融租賃

金融租賃在解決問題方面具有其他中小企業融資手段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是解決當前我國企業融資難的可行選擇。金融租賃是一種集信貸、貿易、租賃于一體，以租賃物件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為特征的新型中小企業融資方式。出租人根據承租人選定的租賃設備和供應廠商，以對承租人提供資金融通為目的而購買該設備，承租人通過與出租人簽訂金融租賃合同，以支付租金為代價，而獲得該設備的長期使用權。

對承租人而言，采用金融租賃方式，通過融物的方式實現中小企業融資目的，從而緩解了固定投資的資金壓力。另外，通過售后回租方式也同樣可以使流動資金短缺問題得以解決。所謂售后回租，就是企業將現有固定資產出售給租賃公司，同時租賃公司以回租形式繼續將資產交給企業使用，這樣企業既獲得了資金，又不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

研究表明，對民營中小企業開展設備租賃業務更容易獲得成功。一來民營中小企業引進設備前的市場調研論證一般會做得較為充分，租金的交納較有保證;二來對民營中小企業違約不交租賃費的處置可以較少受其他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可以完全按市場規則辦理;三來商業銀行在經營網點、管理制度、專業人才和信息網絡方面都具有開展租賃業務的優勢。

因此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由商業銀行面向民營中小企業開展二手設備租賃業務，應是一條既切合實際，又能發揮銀行信息、人才優勢的中小企業融資方式。

典當中小企業融資

典當也許是一種最古老的行當，并且在許多人眼里具有不光彩的歷史。但在近年的企業中小企業融資中，典當以其特有的優勢重新擁有了市場。我國現有典當行1000多家，還有一些新增典當行正在審批之中。典當是以實物為抵押，以實物所有權轉移的形式取得臨時性貸款的一種中小企業融資方式。針對許多中小企業存在著商品滯銷積壓的情況，典當行可以幫助中小企業利用閑置資產籌措到流動資金，從而在盤活企業存量資產、促進商品流通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與銀行貸款相比，除貸款利息外，典當貸款還需要繳納較高的綜合費用，包括保管費、保險費、典當交易的成本支出等，因此典當貸款成本較高，此外典當貸款的規模也相對較小，但典當貸款又具有銀行貸款所無法相比的優勢。首先，它方便快捷，能夠迅速及時地解決當戶的資金需求;其次，經營產品靈活機動;第三，期限短，周轉快;第四，由于它是實物質押、抵押，因此不涉及信用問題。這幾點都十分適合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特點。

風險投資

風險投資源于40年代的美國硅谷。

它是在沒有任何財產作抵押的情況下，以資金與公司業者持有的公司股權相交換。風險投資在我國已經經歷過較長時間的引進及成長期，在政策制度和操作方面，應該說是較為成熟的一種中小企業融資方式。

風險投資最適合于產品或項目科技含量高、具有廣闊發展空間和市場前景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如通訊、半導體、生物工程等行業的企業。在企業創業之初，或者在產品研發階段和市場進入前期急需資金之際，這是一條比較好的渠道。利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便可以盡快得以啟動。

目前風險投資在我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風險投資機構已有200多家，其中最大的風險投資基金就是由國家財政出資，科技部管理的10億元科技創業基金。

信用擔保貸款

信用擔保是一種介于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中介服務。由于擔保的介入，分散和化解了銀行貸款的風險，銀行資產的安全性得到保證，企業的貸款渠道也變得通暢起來。

目前，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已有100多個城市建立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這些機構大多實行會員制管理的形式，屬于公共服務性、行業自律性、自身非盈利性組織。會員企業向銀行借款時，可以由中小企業擔保機構予以擔保。另外，中小企業還可以向專門開展中介服務的擔

保公司尋求擔保服務。在國家政策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扶植下，信用擔保貸款將會成為中小企業另一條有效的中小企業融資之路。

自然人擔保貸款

2002年8月，中國工商銀行率先推出了自然人擔保貸款業務，擔保可采取抵押、權利質押、抵押加保證3種方式。可作抵押的財產包括個人所有的房產、土地使用權和交通運輸工具等。可作質押的個人財產包括儲蓄存單、憑證式國債和記名式金融債券。

前不久，北京市商業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與號稱北京首家個人資產管理公司的泛亞達投資管理公司向社會宣布了其抗擊“非典“扶持中小企業的60億元專項貸款計劃，準許中小企業主用私人財產為企業做抵押貸款并承擔無限責任。此項貸款政策實際上是將金融機構原來在個人消費貸款方面的經驗運用到中小企業貸款上的一種嘗試，對于企業融資無疑又開辟了一條方便快捷的“綠色通道“。

除以上介紹的5種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外，還有像保理信托、買方信貸等中小企業融資方式，這些都有待中小企業去認識、使用，積極為自己的企業拓寬資金渠道，抓住機遇發展自己。

第四篇：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研究

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研究

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是世界上中小企業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在我國表現尤為突出，融資短缺嚴重地阻礙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成為中小企業發展的“攔路虎”。資金是維系企業生命的血液，資金短缺就會造成中小企業無法生存，因此，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已經成為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問題。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狀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我國中小企業難以發展的根本原因，據統計，我國現有中小企業3000多萬戶，占我國GDP的56％，占社會銷售額的59％，占稅收的42％，占出口額的62％，占提供就業的75％。然而，中小企業所獲得的融資與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極不相稱的。首先是中小企業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少。我國中小企業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的僅占全部中小企業的10％左右。全國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的短期貸款僅占銀行短期貸款的14.4％。可見，我國中小企業獲得的銀行信貸支持非常少；其次，我國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狹窄，直接融資比例很低。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98.7％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僅有1.3％來自直接融資。而且，我國中小企業上市融資的條件很高，一般中小企業很難達到上市融資的標準。最后，我國中小企業自有資金缺乏，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我國非公有制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企業發展主要靠自身積累、內源融資。從而極大地制約了我國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做大做強。據國際公司研究資料表明，我國中小企業業主資本和內部收益留存分別占我國私營企業資金來源的30％和26％，公司債券和股權融資占不到1％。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1.現有銀行體制不支持中小企業融資。我國現行國有銀行體制正在向市場體制轉變，正在進行股份制改造，在現行體制下中小企業很難獲得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支持。為防范金融風險，國有商業銀行一律實施“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戰略，大規模撤并基層網點，上收貸款權限，使那些與中小企業資金供應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機構有責無權、有心無力。同時，我國現行的銀行制度不允許設立與中小企業發展相適應的私營性質的民營銀行，因此，我國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銀行的支持。

2.現有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制度不完善，缺乏后續配套制度。我國雖然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但是缺乏相應的實施條例，使得該法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力度上很有限。雖然各地政府根據該法設立了中小企業擔保公司，政府出資設立的信用擔保機構通常僅在籌建之初得到一次性資金支持，缺乏后續的補償機制；民營擔保機構受所有制歧視，只能獨自承擔擔保貸款風險，而無法與協作銀行形成共擔機制。由于擔保的風險分散與損失分擔及補償制度尚未形成，使得擔保資金的放大功能和擔保機構的信用能力均受到較大制約。另外，與信用擔保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滯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信用擔保機構的規范發展。

3.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信息不對稱，造成中小企業很難獲得融資支持。由于我國社會誠信體系尚未建立，中小企業的誠信狀況和資產質量都很難掌握，這就造成了銀行和中小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銀行的支持。

4.我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尚未建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不協調。我國證券市場現在還是以主板市場為主，一般向大型企業傾斜，雖然在主板市場中開設了中小企業板塊，但中小企業上市標準并未降低，上市門檻高使很多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無法上市融資。加之低門檻的創業板遲遲不開，地方性股權交易市場被紛紛取締，非正規融資缺乏法律支持，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困難加劇。據有關數據表明，中小企業股市融資僅占1.6％，可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結構極不協調。

●中小企業多種融資的渠道

1.股權融資。股權融資是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也是中小企業快速發展應采取的重要手段。股權在不同的財產組織形式上有著不同的體現方式，因此，股權融資產生了不同的融資工具。（1）股份有限公司是股份公司的全部資本等額劃分的，股份的實物表現形式就是股票，由于每一股份都是等額的，而且金額很小，使得小的投資者也能投資，為此，可以加速資本的集中。但由于股份有限公司審批程序復雜，需要中小企業有一定的規模和效益，審批時間會比較長。2004年5月，深圳交易所開通了中小企業板塊，為優強中小企業迅速壯大提供了直接融資來源。（2）有限責任公司，其具體實物表現形式是出資證明書，每一個股東的出資證明書都不是等額的，由于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最多只能50人，要吸收股權資本時，每一股東的出資額會較大，從而使得小的投資者無法投資，影響了資本的快速集中。以上兩種融資方式都屬股權融資，是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最基本的融資方式。

2.債權融資。債權融資是中小企業基本的融資方式，債權融資主要有向金融機構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券兩種形式。（1）貸款。目前中小企業主要是采用向金融機構貸款的方式融資，但由于銀行體制性原因，中小企業獲得的貸款融資很有限。一般有抵押貸款、信用貸款、質押貸款等形式。

（2）發行債券融資。中小企業發行債券融資的情況較少，但也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一條重要的融資渠道。我國對發行企業債券有著許多的政策規定，在現有政策條件下，比較適合基礎設施建設，比如水利、水電、道路、橋梁等工程。取得這些項目資格的中小企業可以申請發行企業債券。

3.企業留存利潤。中小企業利用企業留存利潤進行融資，是企業的股權融資行為，比較適合有限責任公司，既股東利用留存利潤進行再投資的行為。

4.BOT項目融資。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中小企業投資公共工程時，政府給予企業項目建設的特許權時，通常采用這種方式。采用BOT方式比較容易得到一些財團的支持，其在融資時主要是將項目抵押給財團或金融機構，然后進行建設，建設后從經營的利潤還款，或賣掉某個經營期給金融機構或財團。這種方式比較適合投資規模較大的公共工程設施，比如，公路、橋梁、大型電站等，公司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吸收財團作為股東，然后以這個公司為工程建設承建主體，并與當地政府簽訂協議，政府通過銀行給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并給公司一定的經營期限進行經營，經營期限滿后，整個項目工程就歸政府所有。

5.政府基金融資。我國政府為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根據該法的規定，各地政府為促進本地中小企業的發展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政策，其中就包括設立各種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基金。比如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創業基金、科技發展基金、扶持農業基金、技術改造基金等。這些基金的特點是利息低，甚至免利息，償還的期限長，甚至不用償還。但是要獲得這些基金必須符合一定的政策條件。

6.金融租賃。金融租賃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一種創新形式，金融租賃也稱融資金融租賃，是將傳統的租賃、貿易與金融方式有機組合后而形成的一種新的交易方式。金融租賃的基本含義是，出租人根據承租人選定的租賃設備和供應廠商，以對承租人提供資金融通為目的而購買該設備，承租

人通過與出租人簽訂融資租賃合同，以支付租金為代價，而獲得該設備的長期使用權。對承租人而言，采用融資租賃方式，通過融物的方式實現了融資的目的。它的實質是附帶傳統租賃商的金融交易，是一種特殊的金融產品。作為創新融資的金融租賃業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方面具有其他金融手段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是解決當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可行選擇。金融租賃具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融資功能，二是推銷功能。理論上講經濟發展時期它的融資功能發揮主導作用；經濟蕭條時它的推銷功能發揮主導作用。但兩大功能的分立與融合還不能完全依靠經濟的發展和蕭條來進行嚴格的界定，它們在一定時期可能發揮獨自的主導功能，但更廣泛的卻是兩大功能相互依附、相互融合。國際上發達國家的融資租賃業已成為一種發展趨勢，我國已經入世，實現金融租賃業同國際接軌，促進其健康、規范發展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建議

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融資體制、信用環境、企業自身及融資機構的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等諸多因素，需要綜合協調、配套解決。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1.建立健全中小企業信用體系。中小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信用體系的支持，健全的信用體系可以消除融資人與投資人或債權人的信息不對稱，使投資人和債權人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力度，促進有潛力的中小企業的發展。研究建立適合我國中小企業特點的信用征集、評級、發布制度以及獎勵懲戒機制，建立和完善企業信用檔案數據庫，推動中小企業信用檔案試點。對資信等級高的中小企業，應簡化工商年檢手續，逐步實行備案制。加強中小企業內部信用制度建設，培育信用需求、規范信用市場、完善信用制度、營造信用環境，對于提升中小企業整體素質和綜合競爭力，抵御信用風險，提高自身的融資能力，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目前，有關部門已在北京、山西、吉林、浙江、四川等城市進行試點，通過建立企業信用檔案、信用評級、企業信用制度等，不斷提升企業自身的融資能力。

2.建立健全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體系。針對我國具體情況，建立相應的政府金融支持機構應是對策之一，在形式上，可以設立相應的政策性銀行；允許新創設立或改建設立區域性股份制中小銀行和合作性金融機構，有條件的地區可探索設立專門為小企業服務的政策性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城市信用社要積極吸引非公有資本入股，進一步壯大和完善為城鎮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實力和機制；農村信用社應吸收農民、個體工商戶和小企業入股，加快改善股權結構，加大對農村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力度；在國家政策的許可下，新建一些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非國有小型金融機構。如可組建科技開發銀行，專門為科技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等。同時，為滿足我國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通過稅收支持、擴大利率浮動幅度以及再貸款、再貼現等方式，鼓勵各類銀行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并實行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實行比例控制。

3.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繼續發揮主板市場作用；在完善現有中小企業板塊基礎上，應加快建立中小企業上市育成和輔導體系，適時啟動創業板市場；逐步擴大證券公司代辦股份轉讓系統的功能；整合和規范現有產權交易市場，為非公有制企業股權轉讓提供服務；繼續推動中小企業境外上市工作。鼓勵符合產業政策的中小企業以股權融資、項目融資等方式籌集資金。同時，允許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探索債權融資方式。應建立多層次的債券市場體系，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允許中小企業發行企業債券，并允許其在不同層次的債券市場上流通轉讓。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對中小企業債券利息免征利息稅，刺激中小企業發行債券融資。大力促進風險投資公司的設立，通過稅收減免政策促進風險投資公司對中小企業投資。

4.建立和健全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加快中小企業輔助體系的建設。組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建立多層次信用擔保體系。據世界各國發展中小企業的經驗，要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擔保難的問題，當務之急是要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從組織形式上保證信用輔助制度的落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設立商業性或互助性信用擔保機構，以中小企業為服務對象的信用擔保的機構經核準可免征營業稅。加快建立全國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機構，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基金，建立和完善信用擔保的行業準入、風險控制和損失補償機制。

5.加快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的建設。為了保護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十分重視金融立法。日本自50年代以來就開始為中小企業的發展立法，先后制定了30多部有關中小企業的相關法律法規，其中最有影響的是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業基本法》。它是日本中小企業發展的綱領性法規、有日本中小企業憲法之稱。美國中小企業的立法也比較健全，從1953年開始，制定了《中小企業法》、《中小企業投資法》和《中小企業技術革新促進法》等法規。我國從1998年開始，有關部門陸續發文幫助和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2003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但相關的配套措施還不完善，尚未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為此，應針對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特點，加快制定并實施《中小企業投資法》、《中小企業技術革新促進法》、《反壟斷法》等法規，從而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中小企業的劃分標準，維護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確定中小企業管理機構的法律地位及明確鼓勵和扶植中小企業的各項方針政策就成為促進我國中小企業發展重要的法律保障。

第五篇：臺灣民間借貸對中小企業民間融資的借鑒

鄭航濱：臺灣民間金融發展狀況與啟示

一、臺灣民間金融發展狀況

臺灣地區金融體系呈現典型的雙元結構特征，即除公開合法的金融組織外，尚有大量未被納入正式金融監管的民間金融中介。這些民間金融中介主要包括：分期付款公司、信用借貸、質押借貸、遠期支票貼現、地下錢莊、存放廠商、民間互助會(合會)、租賃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地下投資公司等。

(一)臺灣民間資金市場活動盛行

臺灣的民間和黑市資金市場、地下錢莊從事投機、高利貸活動始終比較盛行。據臺灣當局調查統計，1949年4月臺灣地下錢莊有近500家之多，占“央行”舊臺幣發行量的62．5％。當時地下錢莊的最高利息每百元達日息2元，即日息2％。1952年5月臺灣“行政院”公布《取締地下錢莊辦法》之后，黑市借貸交易遂轉入地下暗中進行，一直到現在臺灣黑市資金市場仍然十分活躍。

臺北市的黑市資金市場表面上屬于非法而禁止存在的資金市場，而實際上在暗中交易且具有相當規模。據1979年臺灣當局破獲的四家地下錢莊所公布的資料來看，被查獲的往來支票總數達新臺幣千萬元以上，其主要交易是使用遠期支票調換即期支票。據臺灣“中央銀行”調查報告，黑市交易中，民營企業民間借貸占其借款總額的比例由1967年的34．5％上升到1979年的36．5％。另據資金流量統計，1980年臺灣民營企業向家庭(包括個人)、部門等借款額為2400億新臺幣，若連民間企業彼此之間的融通一并計算在內則金額達3500億元，而向正式金融機構的借款總額亦不過3800億元，可見民間金融在信用市場所占比例之大。

臺灣財金主管1990年12月對臺灣民間融資規模不完全統計，其數額約占GNP的30％以上。臺灣民間金融的存在，與其大量民營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和民間地下經濟活動有密切關系。臺灣約占企業總數1％的大企業為官僚資本經營，而占企業總數98％的70多萬個中小企業中，絕大部分為民間經營。在臺灣地區生產總值和出口總值中，民間企業分別占80％和65％左右。民間企業資本少，向銀行借款手續繁雜，只好轉而求助于民間融資。

(二)臺灣民間金融交易方式

l、信用借貸和信用拆借。資金需求者以口頭保證或立字據的方式向親友或其他資金貸放者告貸。形式相當于民間自由借貸。信用拆借，即通過地下金融以高利借人資金，或工商企業同業間互相調劑資金。

2、小額質押借貸。由借款者提供不動產、汽車、機車、電冰箱、電視機、黃金等作為擔保，向資金貸放者(地下錢莊或財務公司)借款。

3、遠期支票調現交易。指廠商簽發遠期支票借以籌措資金，由資金需求者以其收受的遠期匯票或自己開立的遠期支票與他人調換即期支票或現金，利息預先扣除，類似銀行貼現。這種交易多屬非自償性貸款，風險很大，資金貸放者要冒血本無歸之險以賺取高利貸之利。這種民間交易，手續簡便，且十分活躍，但利率很高，風險頗大，由于缺乏自償性，以致欺詐、倒閉、銀行拒絕往來的案件層出不窮。據臺灣有關資料，1979年臺北市民間和地下金融案件占全市經濟犯罪案件的70．9％。

4、非法經營存放款。從事生產或流通的工商企業，向外借用周轉資金用于其所經營范圍以外，又通過轉存、轉貸以圖利者。地下錢莊的主要貸放對象包括中小企業、一般社會消費大眾與資金緊急需要者。貸款方式除少數信用放款外，大部分采用遠期支票調現、房地產抵押及汽車抵押等。

5、存放廠商及股東往來。指公司員工及股東為了解決自己公司資金的不足，以資金借與公司而收取一定的利息，即企業以借款方式吸收職工甚至非職工存款，這是臺灣很流行的一種融資方式。某些企業吸收民間存款高達150億元臺幣，利率也較官辦銀行高得多。

6、合會組織形式。指家庭之間融通資金的一種方式，屬于消費信用的一種，其種類名目很多，如標會、輪會、搖會、稻谷會、兄弟會等。“合會”是長期流傳于兩岸農村的民間金融習慣和傳統互助組織，并兼有儲蓄與融資的功能。合會簡稱“會”，又有“義會”、“標會”、“搖會”、“抬會”、“互助會”等不同的形式和稱法。

臺灣民間合會有標會、搖會、具有團體性質的合會及父母會四種。目前最盛行的是標會。根據臺灣“法務部”1985年的研究報告顯示，臺灣人參加民間合會的普及率達85％，而目前正在跟會或起會的仍有59．8％。合會的參與人中，有36．7％的人曾被倒會，5％自己倒會，1．5％的既被倒會，自己也倒會。另據臺“主計處”的研究報告指出，1981年臺灣民間合會的利息所得超過110億元，占其GNP的0．65％。在調查樣本35(10戶中，有43％的家庭參加標會的目的是儲蓄，有1．88％是為借款，剩下的,54．65％兼有儲蓄和借款兩個目的。

7、分期付款公司。公司的業務主要為消費性貸款，融通大眾購買耐久性消費品或汽車等資金需求。其經營形態具有公司性質，但未被納入臺灣地區“財政部”的金融管理。

8、民間和地下投資公司。于1982年下半年出現，發展迅速以致泛濫成災。其仿效日本的“老鼠會”的經營手法，以每月4分甚至10分的高利率吸收民間資金，然后進行風險很高的投機活動，炒買炒賣房地產、股票，甚至將資金轉移到海外從事金融交易，牟取暴利。構成黑市利率高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機會成本；二是通貨貶值貼水；三是倒賬與違法風險貼水。其中通貨貶值影響民間黑市利率水準尤為顯著。

(三)臺灣民間金融主要特征

l、民間金融規模龐大。臺灣民營企業(其數量占臺灣企業總數的98％以上)的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于有組織的金融機構和無組織的民間借貸。1964－1986年臺灣民營企業的民間借貸金額從75．24億新臺幣上升到6287．74億新臺幣，增長82．6倍，而從民間借貸在臺灣民營企業資金來源中所占的比重來看，最高年份(1964年)高達48．11％，最低年份(1974年)也達到了30．09％，平均比重為36．62％。上世紀90年代臺灣民間金融資金量約6000億元新臺幣(約200億美元)，規模及占GNP比重均為世界第一，民營企業很大部分資金來自民間金融借款，占總借款比重的33％。這項統計數據表明，在民營企業的資金來源中，民間金融所占比重在最高年份只是稍遜于正式金融機構，在最低的年份也達到了正式金融機構的一半。這從一個側面充分說明了臺灣地區的民間金融規模相當龐大。

2、民間金融具有廣泛基礎。臺灣民眾對于民間金融的參與具有很高的熱情。以標會為例，1984年臺灣有50％以上的人口參與民間金融活動，而且都市群眾的參與程度略高于農村；從家庭所得劃分來看，家庭所得越高，其參與程度也越高，年收入在6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階層入會比例高達70％。根據另一項調查表明，臺灣民眾參與標會的普及率高達85％，標會所占信用資金一年為1140億元，占調查當年(1978年)GNP的21，92％。

3、臺灣民間金融形式多樣。上世紀60－70年代臺灣主要形式是傳統的民間金融形式，如當鋪、民間互助會(合會、標會)和地下錢莊。到70年代逐漸興起抵押借貸、遠期支票貼現、租賃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企業職工集資。到80年代則產生地下投資公司，并成為當時地下金融的龍頭。至于近年來新生的地下期貨公司有后來居上之勢。此外還有像地下股市、兩種經紀人等形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民間互助會(俗稱標會)和地下錢莊，以及80年代初的地下投資公司。

(四)臺灣民間資金市場經久不衰主要原因

1、當局的金融壓抑政策。臺灣長期以來對利率進行管制，每年都規定存放款利率的最高限額。盡管后來允許利率有一定的上下浮動空間，但浮動范圍極小，金融管制仍然十分嚴重。儲蓄者在高度金融壓抑下為了避免損失，不得不進行自我投資或求助于民間金融。中小企業一般都缺乏資金，向金融機構行庫取得融資不易，即使取得有限資金，亦不足其運轉，為了生存不得不向民間金融求援。因為自我投資的利潤率或民間金融的利率(市場利率)遠遠高于官方的利率。1961-1981年期間臺灣民間借貸利率與銀行利率之差最高的時候為16．2百分點(1979年)，最低的時候為7．68百分點(1970年)，平均為12．2百分點。

2、臺灣金融自由化進程緩慢。具體表現為限制民營銀行的設立，公營銀行壟斷的局面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利率長期受到嚴格管制，公營銀行難以擺脫行政干預。80年代末90年代初，臺灣開始實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對金融機構設立和利率的限制，其民間金融活動才有所收斂。在臺灣經濟起步時期，合會對臺灣經濟起飛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日本占據臺灣時期，臺灣就出現了私營的“互助會”組織，并且開始企業化，設立“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合會為臺灣中小企業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因為當時銀行服務奇缺，投資者不得不救助于各種民間借貸，包括合會。但是，即使進入21世紀金融機構大量在全島設立分支機構或辦事處，也未能使合會就此消失。根據2000年6月的MoneyGuide理財雜志對全島民眾所做的一份理財投資工具調查報告顯示，全臺灣地區仍然有高達65％的民眾會選擇以合會為理財投資的工具。

3、民間借貸利率與銀行利率之間的較大差距。對于民間金融的產生影響一是較高的民間借貸利率必然導致一部分儲蓄從正式的金融體系中分流出來，而轉向民間互助會等無組織的民間金融部門(即民間借貸市場)。二是低于市場均衡利率的銀行利率導致銀行信貸資金供不應求。這時銀行信貸資金就只能根據企業或個人的信用程度來獲得。由于大企業或公營企業具有較高的信譽，因此導致金融機構中的資金幾乎都流向這些大企業或公營企業。而廣大中小企業或民營企業由于信用較差主要是由于缺乏擔保品、無擔保人、獲利能力差、財務資料不全或不可信等，很難從金融機構中獲取資金。據統計，1965—1983年期間臺灣公營企業的資金來源于金融機構的比重平均約占84．5l％，而民營中小企業平均僅占54．57％，二者相差近30個百分點。這些民營中小企業在不能從正式金融機構獲取資金的情況下，只能求助于民間金融。1965—1983年期間民營中小企業來自于民間借貸的比重平均高達30．8％。

4、金融中介服務滯后。臺灣金融中介機構數量相對缺乏是金融中介服務滯后的一大障礙。臺灣地區的資金需求者很多是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落后，財務結構不健全，擔保品不足，又缺少與正規金融部門打交道的信用記錄，無法在正規金融機構取得貸款，只好求助于民間金融。

5、企業向金融行庫申請融資手續十分煩瑣。要經過征信程序，提供各種財務報表，要有會計師簽證，還要提供一定的擔保品，時滯較長，而向民間金融借貸，手續十分方便。許多金融機構行庫都是面對大型企業，不把中小企業看在眼里，作風“衙門化”，盛氣凌人，使許多中小企業不敢向金融機構行庫借款，只好求之于黑市，地下金融自然有其市場。

6、傳統的民間借貸習俗根深蒂固。金融壓抑和金融中介的滯后固然能解釋臺灣民間金融的存在和發展原因，但卻不能說明臺灣民間金融為什么能夠普遍存在。以標會為例，在臺灣地區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參加(最高的時候達到85％)。調查這些群眾參與標會的原因，只有19．58％的人是為了獲取較高的利息，而有37.13％的人是認為金錢運用比較方便，有33．92％的人是為了朋友間互助活動，有7．28％的人是為了經商周轉方便。可見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民間金融的高利息并不是吸引他們參加的主要原因，實質是傳統互助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延伸。

(五)臺灣民間資金市場存在的基礎

1、逃漏可觀的稅捐。臺灣民間金融較其他地下經濟的影響為深，因為民間金融活動往往可以控制金融的流向，直接影響工商資金與金融(資本)市場的運轉，并逃漏可觀的稅捐，致使財金主管機關特別重視。

2、地下經濟與金融相傍而生。臺灣地下經濟的存在其嚴重性可能更大于地下金融。估計1982年地下經濟總額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約為31．3％，其中地下金融只占6．5％——這是估計民間企業向地下金融所借款項，1982年約為4019億元，按黑市利率的年利率29．3％計算，利息為1179億余元，占當年生產毛額的6．5％，也就是說，實物面地下經濟所占生產毛額的比率為24．8％。并認為地下經濟嚴重危害地上經濟正當業者的利益。

3、金融雙元化促使民間借貸活躍。臺灣地區民營企業所需資金約有40％來自民間借貸，顯示臺灣金融機構在質與量的方面無法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通過金融機構的擴充及金融媒介管道多樣化，建立有系統的授信制度，才可使生產事業隨時能夠取得有效的資金。

4、非銀行融資業務有法不依。“銀行法”明確非銀行而自行吸收存款屬于犯罪行為。既然非銀行自行吸收存款是犯罪的行為，但臺“財政部”不但未依法取締，反而公開表示公司行號吸收存款不算地下金融活動。

5、套利資本促生黑市交易。黑市資金市場和臺灣金銀外匯黑市買賣市場，臺灣當局明定不允許而實際存在的市場。黑市買賣外匯黃金，外匯買賣主要是美元，包括美元現鈔和美元支票。美元是臺灣貨物走私的主要外匯支付工具。臺灣黃金的供需情況不平衡，自產黃金很少，靠進口或走私進口補充，臺灣的金價比國際金價一般要高10—20％。黃金美鈔的黑市買賣主要由銀樓業操作，其公開買賣飾金而暗中買賣黃金美鈔的行業。臺灣地區有銀樓業約2500家，其中臺北市有460多家。黃金美鈔黑市交易確切數字無法統計。根據臺灣統計學會“地下經濟與國民所得統計”研究報告，計算臺北市、高雄市、基隆市、臺中市四個地區參與黑市美金交易的銀樓、旅行社及觀光飯店估計為340家，每家每月進出交易額約有2500美元，全年總交易額則為新臺幣108億元。

6、兩岸民間和地下通匯方式。一是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直接帶外幣闖關。攜帶超標未申報外幣進入大陸是犯法行為。二是“地下錢莊”通匯形式的出現。錢莊經營者在大陸和臺灣都開有賬戶，若臺商想把賺到的人民幣匯出，只需把人民幣存入“錢莊”在大陸的賬戶，錢莊經營者隨即以電話指示臺灣方面放出臺幣；反之，若遇臺商急需人民幣，也可以把臺幣存入錢莊在臺灣的賬戶，錢莊再在大陸放人民幣給臺商。地下錢莊的經營效率高而風險小，在大陸臺商密集的城市較為盛行。地下錢莊的匯率是按照大陸的人民銀行和臺北的臺灣銀行當天對美元的匯率為交易依據，兌換服務手續費月利8％左右。在官價與黑市之間差價高時，還可獲取接近20％的價差利潤，使地下錢莊成為暴利行業。三是臺灣的旅行社。旅行社發團向大陸時，不以結匯的方式支付當地旅行社費用，而由當地臺商支付人民幣，旅行社再付臺幣給臺商。同時在臺灣旅客返臺時，也可以把外幣分攤給旅客帶回臺灣。由于臺灣當局對資金流出管制嚴格，大陸在資本項目方面也實行管理。在大陸投資的臺商遇到給大陸工廠的工人用人民幣發工資和利潤匯回臺灣，不走合法渠道試圖通過民間和地下通匯套利和避稅。

7、臺灣民間投資增長帶動民間金融的活躍。近年來臺灣外需增長強勁，特別是兩岸貿易和投資依存度提高，外貿出口呈現兩位數增長，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相對島內需求，除民間投資呈現較快增長外，民間消費增長乏力，官方投資不足，臺灣產業結構繼續向服務業集中，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首次接近70％。外貿持續順差及資本賬與金融賬資金的流入，臺灣外匯儲備持續大幅上升到2004年9月底達到2330億美元。

(六)臺灣民間金融對經濟金融的影響

大規模的民間金融雖有利于民營企業拓寬融資渠道，但也對臺灣經濟造成較明顯的負面影響，一是降低宏觀調控力度，在經濟過熱，臺“央行”調高利率而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時，民間金融的活躍會提高貨幣流通速度，而臺“央行”在市場出現不景氣時，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時會由于民間金融的存在使有限度的放松變成超限度的擴張，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也加劇了經濟運行的波動，從而削弱了臺“央行”的金融調控力度。二是助長泡沫經濟泛濫，臺灣民間金融注重的是投資高回報率而非產出效率，使得臺灣民間金融將臺灣股市、房地產市場等高風險高回報投資領域作為資金投放的首選目標，成為支撐臺灣泡沫經濟的主要力量。三是影響社會安定，臺灣民間金融活動大部分在法律規定之外進行，因而其權利和義務關系很難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并由于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如中小企業的民間借貸利率較高，這無疑會加大它們的經營成本，為獲取較高的利潤，它們往往將資金投入到風險較大的行業中去，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民間借貸的風險。此外，至于高利貸、地下投資公司、地下錢莊等總是造成的社會影響也極為惡劣。四是腐蝕稅基減少稅收。臺灣民間金融活動的交易往往不通過正式的金融機構，而是采取現金結算以逃避監管當局的檢查和監督，從而使臺“財政部”對金融機構征收的稅收收入減少。此外臺灣民間金融還存在組織結構松散、管理方式落后等問題，所以臺灣民間金融具有很強的投機傾向。

(七)臺灣對民間金融限制和疏導措施

1、健全金融體制。

(1)建立金融法規。臺灣金融當局1989年大幅修改“銀行法”。新法進一步明確地下金融活動中，“收受存款”的定義和范圍，并加重處罰，上限由原來的5年有期徒刑和25萬元新臺幣升至7年有期徒刑和300萬元新臺幣。2000年再次修改“銀行法”，放寬銀行經營業務范圍，提高經營效率。出臺“信托業法”，促進金融業務多元化。2001年頒布“票券金融管理法”，以促進貨幣市場健全發展。2002年通過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為金融機構籌資與投資人投資提供多樣化渠道，使民間金融活動日益沒有市場。

(2)增加金融機構種類及數量。1990年臺“財政部”開始接受開設銀行的申請，3年內批準了16家新銀行，使島內民營銀行的數量迅速超過公營銀行，其它金融機構數量也有不同程度增加。截至2004年9月，總計島內金融機構總機構431家，分機構5918家。同時給予租賃公司、分期付款公司等金融周邊機構法律地位，授權主管單位依法制定管理辦法，予以有效管理監督。準許民間或金融機構投資設立財務公司，讓其向銀行借款或發行商業本票、公司債等取得資金，然后對中小企業及個人辦理貸款。大幅放寬對各類金融分支機構所設立的限制。

(3)放寬利率管制。1985年廢止長期以來一直實行的“利率管理條例”，各銀行可在 “中央銀行”核定的上下限內自行制定利率。1989年頒布新的“銀行法”，廢除由“中央銀行”核定上下限的規定，銀行利率完全自由化。利率放開使正規金融機構可以運用利率杠桿與地下金融中介競爭，逐步取代原有官市和黑市的利率雙軌制。

(4)放寬外匯管制。1989年取消“中心匯率”，匯率制度由原來的“機動匯率制”向完全浮動更近一步。1990年12月臺當局取消“小額議定匯率”，交易匯率完全由各銀行自行決定，但規定差額不得超過新臺幣0．1元。1991年3月將民間匯出匯入款上限均改為300萬美元，1992年10月又大幅提高至500萬美元。1994年1月將公司企業每年匯出匯入款限額提高~1000萬美元。1996年6月再次大幅放寬外匯管制，由各銀行自行訂定外匯部位限額，代替以往由“中央銀行”單方面核定限額的管理措施。

2、提高金融機構效率。對公營銀行民營化改造，提高其競爭能力。放寬對外商銀行的業務限制，準其設立分支機構，以增加對本地銀行的競爭壓力，共同提高經營效率。對中小企業銀行恢復標會業務，標會利率高于銀行放款利率，使標會納入正軌。對信托投資公司解除設立分公司的限制，將信托投資公司改制為信托銀行。對信用合作社解除分社設立限制，由各信用合作社依其能力自行決定。存款利率較一般銀行高，取消非社員存款限額的規定。對郵政儲金準其設置資金運用部門，辦理放款與投資業務，合理運用資金。對證券市場修改上市股票定價辦法，降低上市標準，鼓勵有發展潛力的企業上市。對貨幣市場放寬票券金融公司的設立標準，促進競爭。增加發行量及種類，鼓勵小額投資的社會購買，增加貨幣市場的交易籌碼。對當鋪業放寬當鋪數量，允許當鋪增加分鋪數，擴大服務范圍，增加資金來源，提高每人借款限額，放寬典當品種限制。

3、轉型地下金融。一是準許金錢借貸者設立登記，但規定其利率上限。不準公開吸收存款，不準暴力討債。1999年4月2日，臺灣“立法院”通過的“民法債編”首次以法律形式對于臺灣民間盛行的合會(標會)活動做出了詳細規范。二是準許各大企業成立信用互助會，制定管理辦法，對組織、利率、額度、財會、人事、罰則等問題作一般性規范，使企業內員工存款及標會納入管理。三是準許臺灣島內黃金自由買賣，條塊仍不準出口，避免資金外流。金條可作銀行借款，以加強對當鋪業競爭的壓力，促使當鋪業貸款利率接近銀行業貸款利率。

4、建立信用體系。包括加強追究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表不實簽證的責任；建立簽證會計師許可制度，提高公司財務報表公信力；授權會計師監督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借助會計師完善財務管理；建立公司資料公示制度，任何個人、企業均可通過電腦取得公司資料；逐步全面實施公司財務報表須經會計師簽證等完善臺灣的信用組織體系。

二、兩岸民間金融發展的啟示

根據有關資料統計測算，目前大陸民間金融規模大約在7000億至9500億元。兩岸民間貨幣流通量人民幣大約40億至60億元，新臺幣流通大約在在10億元至100億。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抽樣調查顯示，浙江、福建、河北民間融資規模分別為550億、450億和350億2元，相當于各省貸款總量的15％－25％。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報告統計，2005年大陸在金融管制體外的民間融資測算為9500億元，占GDP6．96％左右，占本外幣貸款的5．92％左右。根據中國農業部農村定點觀察站的數據顯示，2003年大陸地區農戶戶均借款來源中，來自銀行及信用社的貸款只占26％，而來自私人的貸款則占71％。從地區結構看，東部地區農戶資金來源中有81％來自民間金融，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這一比例則分別為76％和160％。

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不僅能優化融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為中小民營企業、縣域經濟融資另辟蹊徑，還可以減輕中小民營企業對銀行的信貸壓力，轉移與分散銀行的信貸風險。積極引導和規范民間金融的發展，可從兩岸民間金融發展得到啟示：

一是立法保障和制度安排。建議出臺《民間借貸管理條例》，將民間借貸納入法制化軌道，納入金融監管范圍，為規范民間借貸構筑合法的交易平臺。

二是實行民間金融自主定價，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自主定價權，提高貸款利率市場化程度和信貸風險的補償能力，擴大農村信用社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范圍。

三是鼓勵民間金融創新融資方式和機構類型。可先試先行，引導民間金融浮出水面，讓其陽光化，逐步向正規金融組織演化。組織民間小額貸款機構，通過信托方式將民間資金委托農村信用社點名放貸。鼓勵成立各種形式的合作金融。

四是改造并且優先重組民間金融存量。對一些確已具備一定的注冊資本金、能夠依法經營、履約率較高的私人錢莊等“非法”金融機構，應允許其在一定期限內轉為合法民間金融機構，對其加強管理和監督。引導民間金融轉變為民營金融。借助銀行的信用中介職能，逐步開展個人委托貸款業務。

五是發展增量構建全新民營金融機構。讓民間投資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機構，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銀行。對農村信用社進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使民間資金持有者成為農村信用社的合法股東；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成立農村合作銀行或農村商業銀行。發展合作金融組織。推廣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會，會員間互相擔保和以民營經濟為核心內部融資的做法。通過吸引民間資本實現民營化產權改造，或以自然人、企業為發起人，通過定向募集民間資金新建民營銀行。

六是培育多層次的民間金融直接融資市場。通過擴大企業債券發行、中小企業上市、開展股權交易等各種方式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把更多的中小企業引入合法融資渠道。讓民間資金通過購買投資基金、信托基金及更多的融資方式，實現市場運作，投入到經濟建設。

七是引導民間金融向正規金融組織發展實行試點。成立小額信貸組織，特別是當前正在試點的由工商部門注冊、只貸不存的商業性小額信貸試點要明確政策，如只貸不存、民間資本投資注冊的基本條件、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商業性運營模式、利率的把握和明確的正向激勵機制。

八是加強民間金融信用建設。改善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條件，改善民間金融的生存土壤。加快征信體系建設以降低道德風險和違約成本。建立由中央銀行牽頭、由各金融機構參與、并聯合工商管理、消費者協會、稅務、保險、不動產管理等部門組成的征信體系，建立包括企業法人、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合伙制企業、自然人在內的信用數據庫。建立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

九是建立民間金融風險控制制度。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貸款擔保制度、破產清算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對民間金融的監管水平和風險動態監測管理。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福州中心主心支行)

民間融資陽光化 立法護航應先行

2012-04-18 10:31 來源：東方網 編輯：范樂

日前，在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座談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講話稱，在溫州推進金融綜合改革，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暢通民間投資渠道，改善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

一面是企業對資金的“饑餓”，一面是民間游資過剩，全國不少地方遭遇了中國式的不對稱“錢荒”：中小企業融資難呼聲迭起，民間借貸火熱異常。民間金融到底是暗流洶涌、危機四伏的“魔鬼”，還是有效補充了正規金融、緩解中小企業和百姓融資難的“天使”呢？溫州老板沈某從某大廈縱身一躍，用生命在民間借貸資金斷裂案宗上再加一個印記。“幾乎在一夜間倒退回15年前，毫無技術含量的金融騙局在正規金融機構和民間重新上演，銀行在高息攬儲，民間在炒資金”。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陸磊如是說。而隨著跑路、自殺事件頻現，民間借貸引起的社會深層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高利貸的本質是資金供求失衡，解決的途徑就在于民間借貸陽光化，讓市場來調節資金供求。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曾在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上強調，“要十分關注民間借貸市場的狀況，要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轉變金融業發展方式，推進結構調整和改革創新，全面提高對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水平，加強對小企業的資金支持。”一夜之間，專家學者皆曰：“民間借貸陽光化是解決目前問題的關鍵之所在。”

“疏為上、堵為下。”打擊與取締并非是對待民間金融良方，民間金融的合法化、陽光化才是上策。但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原始的金融管制下，民間金融陽光化未必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市場準入，即國家在急需大量資金投入的時候會放寬政策吸引民資進入，而一旦環境好轉，民資則面臨著被迫退出的尷尬局面。所以，民間金融合法化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

首先，從政策上應為民間金融正名，從法律上應認可民間借貸合法的社會地位。應當針對民間金融的特點，通過制定《民間融資法》、《放貸人條例》等法律法規以及調整相關政策賦予民間融資行為主體及其行為以應有的法律地位，明確其應該承擔的權利與義務，使民間金融機構公開化和合法化。

其次，把民間金融納入到銀行、小貸公司、融資擔保機構同等的金融體制內，建立規范的民間金融活動秩序框架，制定專門的法律對民間金融進行規制是制度性選擇。將民間金融一味地褒揚和“一棍子打死”都不可取，民間金融合法化，并不是說政府可以放棄監管。筆者以為，合法化意味著監管強化，對該堵的堅決堵上，比如說洗錢。對該疏則應該疏導。只有這樣，才能明確民間金融合法化的界限與標準，不至于使民間金融活動只能游走在法律邊緣。

第三，將地下金融機構轉變為合法民間金融機構的前提是打破金融壟斷。中國實行政府主導的集中型金融制度，在各個金融領域是政府大一統格局。故此，民間金融要想實現戰略層次躍升，當下改革的重心要逐步轉移到打破金融壟斷，放松金融管制，培育那些能夠提供基礎服務、能夠滿足普遍性需求的金融機構及市場上來。否則，光靠一些空洞籠統而又缺乏可操作性的口號是不行的，搞不好，民間金融又將面臨著被迫退出的尷尬局面。

合會：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

我國臺灣地區民間金融的經驗更可以成為大陸民間金融未來的走向提供借鑒。與大陸近二十年的發展類似，臺灣早期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正規金融部門的基礎之上的。但是，從整個金融體系來看，沒有一個具有足夠彈性的、能夠滿足經濟快速增長的信貸需要的金融部門，臺灣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是很難想像的。現有研究發現，正是臺灣的民間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擔當了為整個經濟中飽受信貸配給(即信貸約束)之苦的中小企業和消費者提供有彈性的信貸供給的任務，如貿易信用和合會等民間借貸形式。根據1985年的調查，臺灣大約有68%的成年人是合會的成員。在韓國經濟快速成長時期，也有類似的經驗。一方面，正規金融部門發育不完善，另一方面，非正規金融卻相當發達。

有關臺灣合會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的合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收入越高的家庭參加合會的可能性越大。根據家計調查，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的合會參與率只有13%左右，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合會參與率卻高達45%。這表明，與大陸目前存在的以幫助資金困難的家庭而建立的互助會不同，臺灣當時的合會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個自選擇的過程，即收入較高或有償還能力的家庭共組合會。第二，相對而言，工作較為穩定的家庭，參與合會的可能性較大，特別是，會員中較多的是有成員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家庭。第三，參與合會對家庭耐用消費品有消費有正的影響。與非合會會員相比，參與合會可以讓會員較早購買耐用消費品，同時，還可以提高會員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

從臺灣的經驗可以看出，即使在經濟發展達到較高的水平，合會仍然是正規金融之外家庭和個人獲得消費信貸的一個重要途徑。但是合會會員的組織，特別是合會融通資金的目的可能與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有所不同。盡管仍然缺少詳細的實證研究，現有的觀察表明，在目前大陸不少的合會中，不少合會具有助貧的互助功能，缺錢的家庭往往作為會首發起一個合會，通過承擔監督會員繳納會金等服務免息使用首期會金；合會較多地出現在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信貸更為困難的農村地區；組織合會的目的中，生產和商業活動仍然有較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