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法案例10

【案例標題】豐祥公司訴上海市鹽務局行政強制措施案

【終審日期】200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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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豐祥公司訴上海市鹽務局行政強制措施案

原告：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賢區柘林鎮。

法定代表人：金雪才，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石門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清華，該局局長。

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以下簡稱鹽務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認定：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祥公司)違反《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在不具有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根據《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作出了扣押工業鹽共計300噸的行政強制措施。豐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公司經工商登記，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于2001年5月11日從山東調入工業鹽300噸。因運輸在途時間，該批鹽于5月16日抵滬。鹽務局卻以我公司違反尚未生效的《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為由進行扣押。因該規定沒有溯及力，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沒有法律依據，故要求撤銷鹽務局作出的暫扣行為。

被告辯稱：《上海市鹽務管理若干規定》于2001年3月26日發布，5月15日施行。豐祥公司明知該規定的內容，卻違反規定，在該規定施行后將工業鹽調入上海。況且，豐祥公司已不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我局對豐祥公司違法調入的工業鹽采取扣押措施，有執法依據，請求維持該扣押行政行為。被告鹽務局向法庭提供以下事實證據：

1．濟南鐵路局貨物運單三份，證明從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80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2．上海鐵路局貨物運單兩份，證明從安徽省定遠縣鹽礦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22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鹽務局以上述五份貨物運單證明豐祥公司將工業鹽從外地調入本市的違法行為。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原告豐祥公司分別從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安徽省定遠縣鹽礦調入工業鹽共計302噸，于2001年5月16日到達上海鐵路局金山衛西站。被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在不具備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擅自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違反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遂于2001年5月21日對豐祥公司作出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并將(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封存、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豐祥公司對該強制措施不服，向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提起行政復議，上海市商業委員會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滬商復決字(2001)第1號行政復議決定，維持了鹽務局的扣押行為。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作為政府主管部門，依法具有查處鹽業違法案件的職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有貨物運單為證，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豐祥公司認為其調鹽行為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施行之前，不適用該規定的理由不足：因為豐祥公司將鹽由外省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行為，該行為應以貨物運至本市后為完成。由于該行為完成時，《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已施行，鹽務局適用該規定及《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調入本市的工業鹽予以扣押，并將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適用法律正確，執法程序亦符合規定，并無不當。

據此，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決：

維持上海市鹽務管理局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宣判后，豐祥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豐祥公司上訴理由是：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

第一款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上訴人不是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不能

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本案不適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本案購鹽合同的成立時間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前，故該規定對本案沒有溯及力，即便有溯及力，按照該規定鹽務局也不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故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撤銷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

鹽務局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我局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豐祥公司將工業鹽非法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的行為，該行為的完成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后，故該規定對上訴人的違法行為具有效力。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豐祥公司對一審法院認定其由外省市將工業鹽計302噸調入本市的事實無異議。

庭審中，鹽務局就其具有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的職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據：

1．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

2．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各級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

3．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

豐祥公司在質證意見中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鹽務局只負責“食鹽專營工作”，鹽務局對工業鹽經營沒有執法主體資格；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只是部門規章，沒有授權執法主體資格的權力。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中規定了鹽務局是市政府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鹽務局對食鹽、工業鹽的專營工作均有權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的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規定：“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

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根據以上國務院、輕工業部的法規、規章的規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其中第四條規定：“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是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因此，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是市商委，而非鹽務局。鹽務局只能負責管理食鹽專營工作，并無對本市工業鹽的經營、運輸進行查處的職權，不具有作出封存、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行政強制措施的執法主體資格。

庭審中，鹽務局就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提供以下法律依據：

1．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下，對違法物品，鹽政執法機構可予以先行封存、扣押，并向當事人出具封存、扣押通知書。”

2．《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第一、二款的規定：“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由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根據方便供應的原則，市鹽業公司可以委托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的企業銷售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未受委托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銷售”。二審庭審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

豐祥公司認為，其有權經營工業鹽，并且既非鹽業違法案件的當事人，也沒有隱匿、銷毀證據的情況，《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情況不適用于該公司。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與《鹽業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并不抵觸，根據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的答復內容，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包括工業鹽在內的鹽業產品，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統一經營鹽產品的采購和經銷。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故鹽務局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對豐祥公司作出扣押工業鹽的強制措施，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不當。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食用鹽，國家儲備鹽和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純堿、燒堿

用鹽，由國家統一分配調撥。”本案涉及的是工業鹽，不屬上述條文規定的由國家實行統一分配調撥的鹽類范疇。《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根據豐祥公司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豐祥公司具有經營工業鹽的經營范圍，屬可經營工業鹽的公司，有權經營工業鹽。故鹽務局根據《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屬于適用法律、法規不當。依據《鹽業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本條例由輕工業部負責解釋，鹽務局提供的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系國家輕工業局內設機構鹽業管理辦公室的文件，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無權對《鹽業管理條例》作出解釋，且該復函亦未對外公布，故對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綜上，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本案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違反相關食鹽管理的事實證據，且對工業鹽不具有封存、扣押的執法主體資格。鹽務局作出扣押豐祥公司工業鹽的行政強制措施，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該具體行政行為不合法。原審法院判決維持具體行政行為，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豐祥公司的上訴請求，應予支持。據此，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第2目和第六十一條第(三)項的規定，于2002年5月24日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01)靜行初字第71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共計人民幣200元，由上海市鹽務管理局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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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行政法案例分析

本科生課程作業

作業題目 案例分析：“上訪媽媽被教養”—由“唐慧案”分析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必要性

學生姓名 梁棟學號1040450324 專 業 公共管理 年級大三 指導教師常亮 老師

學院 人文學院

中國農業大學（煙臺）教務處制

2013 年 7月

案例描述

筆者7月14日晚翻閱微博時得知自2006年以來備受人們關注的“唐慧案”---上訴永州市勞教委二審將于7月15日上午九點開庭審理，想必每一個對這件案件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會懷著無比好奇的心情和湖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將作出懲惡揚善公平宣判的期待。15號中午，宣判已出：唐慧“勝訴”，獲賠2641.65元人民幣，同時駁回其他訴訟請求。

“唐慧被勞教”始于7年前轟動一時的“湖南永州幼女樂樂(化名)被逼賣淫案”。2006年10月，樂樂被秦星、陳剛等人誘騙，強奸并賣入色情場所，此后被逼賣淫100多次，2012年6月，在歷經兩次發回重審，前后4次判決后, 樂樂母親唐慧終于等來終審判決:色情場所老板秦星、周軍輝兩被告被判死刑，4人被判無期徒刑，另有1人獲刑15年。唐慧認為當初包庇秦星等被告人的涉案民警仍逍遙法外，于是不斷上訪，要求懲處她所指稱的包庇被告人的執法人員。然而2012年8月1日，唐慧卻突然被永州市公安局以其在上訪過程中以“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行為”為由，處以勞教一年半。

案例現象中反映出的問題描述

該案件帶給我們感性意義上的直觀感受便是法律的懲惡揚善公平公正原則被嚴重褻瀆，暫且不去論本次二審的結果之是否夠公平、是否符合憲法和法律所秉承的正義性，單就唐慧提出二審上訴的動機和源頭---永州市勞教委以不成立證據和緣由判處唐慧接受勞教一年半這一現象，便可覺得有失公正、其合法性仿佛全然得不到蹤跡。

那么我提出的問題便是，勞教制度在當代已越來越成為行政權擴大化、集中化、隨意化的反映；結論便是，改革勞教制度勢在必行。

案例中所蘊含的學術性問題和相關行政法學知識

接下來筆者便從案例所反映現象背后的內涵和法理知識來探索行政法意義上勞教制度的詳細內容和勞教制度之所以為輿論所詬病的深層原因。（注：觀點來源于筆者的個人看法并結合課程中的理論觀點，參考了文獻張興華《法治視角下的現代勞動教養制度》以及文獻《改革勞動教養如箭在弦》佚名）

（一）勞教制度其存在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處罰

我們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中已經學習到勞教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處罰，而行政處罰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一種，那么這一行為便涉及到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概念和范疇。具體到唐慧案件中來，行政主體即是永州市勞教所和永州市公安局，行政相對人即是唐慧本人。

展開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行政處罰的概念和勞動教養的實施之條件和范圍。所謂行政處罰，是指行政處罰是指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主體為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依法對行政相對人違反行政法律法規而尚未構成犯罪給予法律制裁的行政行為。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中“人身罰”中的一種，有其實施條件和范圍。勞動教養的適用法律有《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法律。勞動教養一般是由勞動教養機關實施并針對以下行為（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

但凡稍微懂法的人一看便知，唐慧的任何行為均未滿足上述六項基本條框的任何一個方面；相反，唐慧的行為是為了行使其合法權益，而在此情況下行政機關非但未按照其合法程序給予唐慧應當所取得幫助，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唐慧下達了實施勞動教養的處理決定。可以說這次處罰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根據《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三款第一項的規定，勞教所的這種具體行政行為明顯是不適當的。勞教機關或公安機關在作出決定甚至處罰之前應當清晰勞動教養的性質，勞動教養的根本目的是為教育改正違法未犯罪人員的行為的，而非為處罰而處罰。勞動教養雖然是有法律根據的行政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的行政案件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這一點卻相當困難，很多情況下行政主體都會歪曲或改變行為的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貿然做出決定，而且這種決定在多數情況下在相對人的后期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中往往會被駁回、這一現象本身就說明了行政主體不是在實施一種有法可依的執法行為，而是在將行政權給予擴大化。擴大行政權必然帶來行政主體和普通公眾利益的對立，權力和地方資本的結合便會發生效力----直接效果表現為對公眾利益的剝奪和地位的壓制。唐慧案件就是對這一解釋的最有力再現。

（二）多數情況下勞教制度違反《立法法》而成為打擊報復的工具

筆者關注于建嶸實名認證新浪微博很久，于建嶸曾公開發布了許多勞教警察的來信：稱其所在的勞教所稱其所在的勞教所曾因年齡大身體不適合拒收一名多次上訪者，地方政府為了不讓他再上訪，通過各種渠道施壓迫，使我們接收。對多次非正常上訪行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責任等，符合勞教條件的，將予以勞教，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規定和要求。“非法上訪，一次拘留，兩次勞教,，三次判刑”。勞動教養是為勞動的方式達到教育改正的目的而非為了處罰而勞教，有的地方政府部門甚至給出了4年甚至更多的拘役年份處罰，這顯然比對應的刑事處罰還要嚴重。所以此舉往往會在無形之中違反《立法法》的精神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意志。《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立法法》也規定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勞教所之所以會針對唐慧下達一年6個月的勞動教養處罰，筆者推測多數是因為唐慧在逐次上訴案件中看穿了權力關系的腐敗而提出了有關威脅其利益的上訴請求，權力關系人在此情況下運用勞動教養的方式實施打擊報復。

（三）程序不公開成為拉動教養的致命死結

唐慧事件暴露了這個程序性的問題，在很短的時內用內部的方式就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自由。這主要是由于勞教的審批權轉給了公安機關，完全是封閉式的匯報審批，不公開，也不能保護，公安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同時，勞教制度的初衷是針對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懲治，但是現在勞教的處罰力度卻高于刑事處罰。對于未來的勞教制度的存廢，我認為國家可以對現行的勞教制度做一些改革，尤其是程序性的改革。同時，關于勞教決定書公開的問題，現在法院的判決書都要在網上公開，行政處罰也要公開，這樣就方便了社會更好的監督，從而減少勞教的錯案發生率。我認為從法律上講，行政主體應當在作出處罰的時候告知或提醒相關利害人有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并在他們申請的前提下擔任主持并按合法程序召開聽證會，保證行政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權。邀請多方相關利害人參與聽證可以明顯增強決定的透明度和公正客觀性。

（四）唐慧案揭露了國家司法制度捉襟見肘

唐慧案始于上訪的無人受理、延誤受理和怠慢受理，一些地方信訪部門為了息事寧人，對一些事件的處理無原則無底限。地方長官對信訪系統的工作思路表現出的結果是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有句話說，有刁官才會有刁民，這是很有道理的。在權力面前，每一個人都是絕對弱勢。每一個需要通過公權力辦事的人，唯有主動地遵循權力潛規則，才最有可能遂意。弱勢群體為了實現目的就得審時度勢，是鬧是笑，是刁是賄全憑形式需要。從法治的精神和規律來講，社會糾紛要有多元化化解機制且必須由司法終局解決。也就是說，這類問題最終要由法院說了算，不應當再有其他途徑推翻司法裁判，其他各權力部門不應該亂插手。唐慧案中，本來一審湖南最高院已作出相對比較公正的判決，后來卻因為其他部門的介入在二審被駁回。這既是權力關系的相互勾結也是司法終局制的缺失。

結論

唐慧案件及其所反映的問題絕非特例，具有全國范圍內的普遍性。網絡搜索關鍵字“勞教制度”，關于對勞教制度的吐槽和廢除或改革的建議以及觀點甚囂塵上，此起彼伏。現象具有特殊性，但是道理卻具有同一性。通過對唐慧案件的分析我總結如下：

短時間內廢除勞教制度是不可能的，它已滲入到國家制度的各個層面，作為權力組織的特有工具和統治階級的代表相融合。但是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嘗試：

1、勞動教養在由公安機關決定的時候要確保有效監督，在審批過程中，由于勞動教養并不是作為一種司法程序被設計，并沒有考慮抗辯雙方的平衡，被處理對象的意見也沒有機會充分表達。這就表明在作出行政處罰的時候，保證相對人的陳述權和申辯權必須要提上日程。

2、公務人員的為民服務意識、人民公仆意識要時刻武裝頭腦，杜絕權力關系的非法性相互作用，不要讓權力成為公務人員和公務系統打擊報復的工具。維穩應當采取疏通、教育、救濟等有效合法的方式切忌不要動用公權力來非法維穩，犧牲公眾利益的做法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成為一種選擇。

3、確保聽證制度在行政處罰中的使用頻率，聽證制度不是一種必需卻很有必要。

4、有法學背景的專家學者建議要出臺《違法行為矯治法》的必要，現有法律能夠做到對違法犯罪行為、輕微違法行為的有效調整：對普通的治安行政違法行為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涉嫌刑事犯罪行為則依《刑法》進行處置，即便出現新的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內尋求解決途徑。因此，應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定程序廢止勞動教養的相關規范，徹底終結勞動教養制度。

第三篇：案例分析(行政法2010)

1.行政主體是?警察所在公安機關2.行政相對人?海歸女碩士3.警察行使得行政職權是?行政處罰4.海歸女碩士被治安拘留?妨礙警察執行公務

關某是運煤司機，一日運煤經過309國道某省地區路段設立的交通檢查站時，交通站執勤人員宋某??1.宋某沒有出示執法證件，表明執法者身份2.宋某沒有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和根據3.實施處罰時沒有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4.實施處罰沒有告知當事人申請復議和訴訟的權利5.沒有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6.實施“態度罰”，濫用自由裁量權7.收取罰款卻沒有向當事人出具省級財政部門統一印制的罰款收據 某電子公司違法經營，某市某區工傷分局決定由工作人員王阿根、錢三毛?1.沒有當事人的請求，不能主動舉行聽證會

2.因涉及商業秘密，當事人又提出申請，聽證會不應當公開舉行3.主持人王阿根是本案的調查人員，應當回避4.聽證會上主持人不能當場作出處罰決定，應在會后由行政機關根據聽證會的具體情況作出5.聽證不能向當事人收取任何費用 團土地使用權?1.宋某行為?違法 2.鎮政府處罰?違法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條明確了處罰這類違法行為的有權行政主體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門。上述案例中，鎮政府可向縣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舉報或建議予以處理，但其本身并不享有對該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權，鎮政府的行為明顯超越自己職權因而是不合法的。李某到山林中捉野兔，被某縣林業局所設立的護林防火檢查站的工作人員?1.行政主體?縣林業局2.行政相對方?李某

3.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縣林業局、李某4.護林防火檢查站不屬于派出機關，它行使的行政職權的性質是行政處罰權 生育法規為由，將孫某、蔡某夫婦家的一臺?1案中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孫某、蔡某夫婦和鎮政府2.鎮政府行為違法，按照法律規定，鎮政府沒有權力扣押相對人財產、限制相對人人身自由

辦理駕駛執政被拒?1.所涉及到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深圳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樵某2.深圳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行使行政職權性質屬于?行政許可3.粵公、通字【2006】376號性質屬于?抽象行政行為、其他規范性文件4.《中華人民共和國道理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了駕駛執照申領的條件是由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的，廣東省公安廳、交通廳聯合下發文件對頒發駕駛執照的行政許可增設了條件，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理交通安全法》相關規定，因而是違法的。

深圳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拒絕給樵某申領駕駛執照行為，依據為違法的地方其他規范性文件，因而是違法的，適用法律錯誤，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

王某生于1990年5月，自幼父母離異，跟隨母親一起生活。1999年，王某母親改嫁后?1.根據《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本案當事人王某聚友 下列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情節：?王某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王某出生于1990年5月，至行政機關對他處以行政處罰的2006年9月時，王某才16周歲，符合從輕或減輕行政處罰的規定。?王某是受他人脅迫才有違法行為的，因此也應從輕或減輕對他的行政處罰。?王某有立功表現。王某協助公安機關將違法人員馬某抓獲，配合了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的活動，也是應當依法從輕或減輕行政處罰的情況之一2.考慮違法行為人違法不同情節給予具體裁量，進行從輕會減輕處罰，體現了處罰與違法行為相適應的原則。

第四篇：行政法典型案例（范文）

某市通訊器材廠于2009.8.15向該市城市管理監察大隊申請裝修該廠門面，結果同意它在廠房外墻0.3米內進行裝修，但該廠超出了這一范圍，該市規劃管理局的執法機構——規劃管理處發現后，認為該廠裝修門面雖經城管部門審批同意，但未經城市規劃部門批準，屬違章建筑，且已超出了城管部門的審核范圍，影響了人行道的使用，便于

9.16、9.22和10.15三次向該廠送達了違法建筑通知書，但該廠不予理睬，繼續施工。10.21市規劃管理局向該廠送達了某規處字（2009）第1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加蓋了城市規劃管理處的印章，內容是①限通訊器材廠接到處罰決定書15日內拆除非法建筑②罰款3000元。

問：市城市規劃處的這一行為是否合法，為什么？

第五篇：行政法案例分析題

案例分析題

（一）惠州市轄下龍門縣化工廠未經批準擅自向本縣一河流內設置排污口，排放大量工業廢水，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縣環保局責令化工廠迅速糾正違法行為，并報經市環保局批準，對該化工廠處以9萬元的罰款；縣化工廠認為，省政府頒布的《防治水污染條例》規定：“縣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管理部門決定的罰款以不超過1萬元為限；超過1萬元的，應當報上一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批準”。而縣環保局卻對化工廠處以9萬元的處罰，明顯違法，欲申請行政復議。

問題：龍門縣化工廠可以向哪些機關申請復議？

1.本案的行政復議機關是龍門縣人民政府或縣環保局的上一級部門機關即惠州市環保

局；

2.根據《行政復議法》第12條規定，對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可選擇向本級人民政府或上一級別主管部門申請復議。

（二）A縣發生旱災，從外地運到一批救災物資，該縣B鄉民政所委托各村發放救災物資，C村在發放救災物資時把李某遺漏，李某不服想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李某應以誰為被告？為什么？

1.李某應以鄉政府為被告，因鄉政府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實際實施者，C村只是被委托的組織；

2.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被委托的組織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的，以委托的行政機關為被告。

（三）青年朱某在街上行走時，被警察王某截住帶至公安派出所，原因系王某隨行的賣淫女田某指認朱某為嫖客；其間該警察多次毆打朱某，致使其被迫承認自己有嫖娼行為；警察王某及該派出所未作任何調查取證；遂將朱某行政拘留；后在有關督促、調查下，證明朱

某確系無辜。

1.警察王某的行為是否違反了行政程序？

答：是；因其對朱某進行非法毆打，且在未作任何取證的情況下，將朱某行政拘留，違

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2.哪種規范性法律文件可以設定行政拘留處罰？其直接法律依據是什么？

答：法律；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可以設定行政拘留處罰；

3.朱某如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答：朱某可以提出行政賠償要求，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四）在2003年10月15日，A縣政府根據《發展A縣經濟的實施規劃》，以紅頭文件形式作出了一項《關于對A縣幾家工業企業進行調整的措施》的決定，其中決定將屬于集體所有制的A縣機床附件廠與屬于國有企業的A縣機械廠合并為A縣機械總廠；A縣機床附件廠不服縣政府的這一決定，認為合并決定實現未征得他們的同意，侵犯了企業的自營自主權，遂向A縣法院提起行政訴訟，A縣政府有關領導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告訴縣法院，這一合并決定是為了改革和發展A縣經濟、解決縣機械廠的經濟困難作出的，縣機床附件廠應當顧全大局，服從縣政府的決定，同時，縣政府要求縣法院應與縣政府態度一致，維持縣政府的改革措施，對縣機床附件廠的起訴不予以受理。

問題：

1.A縣法院是否有權受理此案，并說明理由？

答：A縣法院有權受理此案，因為A縣政府的紅頭文件面向企業的對象特定，是具體行政行為，且該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企業縣機床附件廠經營自主權，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A縣法院是否必須服從縣政府的意見，并說明理由？

答：A縣法院無須服從縣政府的意見，以為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縣法院，獨立行使行政案件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其他組織及公民的干涉。

（五）某日，村民姚夏在下棋過程中與本村村長朱窘發生口角；姚把村長摔倒在地，朱的家屬將朱送至醫院治療，同時向轄區公安派出所報案；派出所所長嚕蘇派干警將姚夏戴上手銬押到派出所，并押在該派出所私設的“留置室”內，兩天后，派出所作了兩條處理決定：第一，姚夏賠償朱醫藥費560元；第二，在該鎮集市貿易中午12時許，姚夏將朱用班車送回家；姚夏對此處理決定不服，并提出派出所的關押是違法的，他將向人民法院起訴，派出所嚕蘇聽后此言，要給姚夏一些“教訓”；姚夏祈求三名干警饒命不成后，便借空跳入派出所院子的水井中，打撈后，經搶救無效死亡，后來，該三名干警被追究刑事責任。姚夏的配偶李霞多次向縣公安機關提出行政賠償要求，縣公安機關以——三名干警都被追究刑事責任，此案應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為由拒絕承擔行政賠償責任。

問題：本案中公安機關應否承擔姚夏死亡的行政賠償責任？為什么？

1.本案中公安機關應承擔姚夏死亡的行政賠償責任；理由是：

1）根據《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行政賠償責任的行為范圍是：執行職務過程中的具體行

政行為和事實行政，這是前提。

2）派出所限制姚夏的人身自由并對姚夏施行暴力的行為是客觀事實，很清楚；3）派出所的上述行為盡管是由個別干警所為，但是是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的與行使職權有關的行為（毆打等），而不屬于與職務無關的個人行為。

4）派出所干警限制姚夏人身自由以及后來的毆打行為是造成姚夏死亡的法律原因，而且是明顯違法的執行職務行為；5）三名干警被追究刑事責任，并不能取消或取代公安機關的行政賠償責任，因為刑事責任在此是個人責任，而行政賠償責任則是公安機關的責任。

（六）朱某于2002年11月被縣人民代表大會決定任命為縣教育局局長。2003年4月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免去朱某縣教育局支部書記和教育局局長的職務。朱某對縣委常委

會議決定不服，欲訴諸法律解決。

問題：

1）朱某與縣教育局、縣委之間是否屬于行政法律關系？為什么？

A：朱某與縣教育局之間是行政關系，歸行政法調整，因而屬于行政法律關系；B：理由：縣教育局屬于行政機關，朱某所擔任之職屬于行政職務，與縣教育局之間形成了行政職

務關系。

2）朱某與縣委之間的問題能否適用行政法解決？為什么？

A：朱某與縣委之間不是行政關系，不歸行政法調整，因而不屬于行政法律關系；B：理由：縣委既非行政機關，也非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不是行政主體，雙方之間不存在國家

行為職務關系。

3）朱某與縣委之間問題不能適用行政法予以解決的理由在于：

A：縣委常委會免去朱某支部書記職務，屬于黨內職務任免關系，不受行政法調整范圍；B：由于縣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和地位，其免去朱某教育局局長之決定不是行政行為，既

不具有行政效力，也不受行政法支配。

（七）在1991年6月，某區公安分局大江路派出所以“造謠惑眾，煽動呵事”為由，對張某實施罰款200元的行政處罰。根據《公安派出所條例》規定，公安派出所是縣級公安局和城區公安分局設立的派出機構，代表縣級公安機關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縣級公安局和城區公安分局是治安管理處罰的實施機關，但公安派出所可以實施警告、50元以下罰款的治安管理處罰權。

問題：

1）該公安派出所是否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為什么？

A：該公安派出所具有行政主體資格；B：理由：公安派出所作為公安機關派出機構，其行政主體資格的取得應經法律、法規授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屬于法律，并明確授權公安派出所行使警告、50元以下罰款的治安處罰權。

2）該公安派出所實施的治安處罰行為屬于越權違法還是主體資格違法？為什么？

A：屬于越權違法；B：理由：

其一：主體資格違法是指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而實施的行為；而越權違法是指已具備行政主體資格前提下實施了超越其法定權限的行為；其二：該公安派出所已通過法律授權取得行政主體資格，但其實施的200元罰款已超過了其法定權限。

（八）在1997年2月，某縣道德鄉人民政府批給馬道村村民王某宅基地0.5畝。同年4月，王某在此宅基地上建起正房四間。此后幾年間，王某未經批準，不斷擴占集體土地，并相繼建起豬圈、廂房、門樓、院墻等違章建筑。2003年4月7日，道德鄉人民根據該縣縣委的（2001）45號文件對王某的違章建筑做出“限2003年4月8日早8點前拆除；到期不拆，鄉政府強制執行”的處罰決定。4月8日上午，道德鄉政府組織人員去該村落實、督促有關工作時，見只有王某一人執行處罰決定，認為是消極抵抗鄉政府決定的執行，便用鏟車

將違章建筑推倒。

問題：道德鄉人民政府的處罰行為及行政強制執行行為是否合法？為什么？

1）該鄉人民政府的處罰行為和行政強制執行行為均不合法。

2）理由：

A：處罰行為依據錯誤，該縣縣委（2001）45號文件不是法律規范文件，不能作為執法依據；B：鄉政府做出拆除決定，沒有法律、法規授權的職權來源依據，屬越權違法行為；

3）行政強制執行行為不符合法定條件：

A：強制執行前提條件是當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本案當事人不具有此種情形；B：認定當事人消極對抗缺乏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C：鄉政府無行政強制執行的法律或法規特別授權；D：要求當事人于第二天早8點以前拆除，屬于客觀上不可能；

（十）某縣一集體企業原本生產本制家具，縣政府為了調整產業結構和發展林業生產，制定了有關支持、扶持林業生產的優惠措施，同時也發布了一些對木制家具生產企業的限制性措施，鼓勵木制家具生產企業適度減少生產量，壓縮生產規模或轉產，等等。

問題：

1）縣政府的以上措施是否屬于行政指導？為什么？

A：縣政府有關支持、扶持林業生產的優惠措施，有關限制性措施以及鼓勵性措施等都

屬于行政指導范疇。

B：因為：

其一，行政指導行為具有非強制性、引導性、限制性的特點；其二，本案中縣政府的優惠措施、限制措施和鼓勵措施都具有以上特點。

2）縣政府關于鼓勵木制家具生產企業減少生產規模或轉產的優惠措施，對該集體企業

是否有強制性的直接法律結果？為什么？

A：鼓勵性措施對該集體企業不產生強制性、直接法律后果。

B：因為：

其一，這些措施雖有誘導性，但仍以被指導相對方同意為條件，不具有強制性；其二，這些措施不直接產生法律后果，不能直接約束該企業；

（九）某高校學生李某，在考試中嚴重違紀被發現，學校因此對他做出了開除學籍的處理決定。但實際上李某一直沒有離學校，仍與其他同學一樣在學校學習，學校也同樣收取李某的學費及其他同學須交的費用，而且每年給李某注冊。但到畢業時，學校以李某被學校開除為由，拒絕發給李某畢業證書及學士學位證書。李某不服，向主管教育機關提出復議，主管教育機關審理后維持了學校的決定。李某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

（1）李某提起行政訴訟，應以誰為被告？為什么？

1）李某起訴應以某高校為被告，訴其拒絕發證書的具體行政行為；2）因為高校是我國法律、法規授權頒發學位證書的特定行政主體，依法享有行政主體和權利和義務，是行政訴

訟識格被告。

3）本案雖經教育主管機關復議，但復議并未改變學校的決定，因此，依據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復議機關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機關是被告。

（2）人民法院能否受理李某的行政訴訟請求？為什么？

1）能受理；2）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的規定，行政管理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頒發證照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訴訟。

3）高校是我國法律、法規授權實施高等學歷教育并代表國家頒發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學歷資格證明）的行政主體，其行為性質具體行政行為。管理相對人對此種行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依法應予受理。

（十）司機田某駕車行至某縣某鎮時，遇到一婦女馮某請求搭車，田某表示同意。當日夜晚，田某駕駛的汽車被該縣公安局巡邏人員攔住。因搭車婦女馮某過去曾有過賣淫行為被該縣公安局查獲，縣公安局便認定，田某與馮某晚上同車行進，其行為構成了嫖娼、賣淫，故對田某處以罰款5 000元，對馮某處以罰款500元，田某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請行政復議，市公安局裁決維持縣公安局的處罰裁決，田某仍不服，于是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1）如果法院通知馮某參加訴訟，她將以何種資格參加訴訟？

答：第三人。

（2）如果田某不經復議直接向法院起訴，法院該如何處理？

答：法院應在七日內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并告知田某可以申請行政復議。

（3）如果你是本案法官，應當如何判決？

答：判決撤銷罰款5 000元的行政處罰。

（十一）原告劉某和其鄰居李某因瑣事爭吵起來，繼而互相扭打，二人都有輕微傷，但李某受傷稍重。縣公安局在得到李某報案后，偏聽偏信，即對劉某處以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劉某不服，向市公安局（其所在地是東城區）申請復議。經復議，市公安局作出了將拘留15天改為拘留5天的復議裁決，劉某仍不服，準備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1）如果劉某提起訴訟，應以誰為被告？為什么？

答：應以市公安局為被告，因為作為復議機關的市公安局改變了縣公安局的具體行政行為；2）如果劉某提起訴訟，應向哪個地方的法院起訴？為什么？

答：應向東區人民法院起訴，因為東城區是作為被告的市公安局住所地。

（十二）A縣農民李某因犯盜竊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刑滿釋放后，想在B縣開辦一家飯店，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后，當他向B縣工商局申請營業執照時，B縣工商局認為此人過去有劣跡，雖然刑滿釋放，尚需要繼續教育，因而經請示市工商局同意后，明確拒絕為其頒發營業執照。李某不服，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

（1）李某對工商局的上述行為能否提起行政訴訟？為什么？如果能提起行政訴訟，本

案的被告是誰？

1）可以提起行政訴訟；2）因為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1款第4項規定，認為申請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可以提起行

政訴訟。

3）本案的被告是“市工商局”。

（2）本案應由何級何地人民法院管轄？

答：本案應由B縣人民法院管轄；（3）如何評價縣工商局拒絕頒發營業執照的行為？

答：縣工商局拒絕頒發營業執照的行為屬違法行政行為。

（十三）某居民區共有居民480戶，2003年共發生入室盜竊案30余起。2004年1月20日縣公安局決定向每戶居民征收治安費100元，由居委會代收。因絕大部分不服縣公安局的決定，遂委托居委會主任于2004年3月5日向市公安局申請行政復議。經復議，市公安局將縣公安局的決定改為治安費安每月每人1元的標準收取。之后仍有350戶居民不服復議決定，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他居民認為掏點錢保平安也值得，居委會主任考慮

同公安局的關系，不再出面。

問題：（1）上述復議申請是否超過復議期限？為什么？

1）不超過；2）根據《行政復議法》規定，申請人申請復議的期限為知道該具體行政行

為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

（2）如何確定本案的管轄法院？

1）本案可以由縣公安局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也可以由市公安局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2）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性質能夠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3）如何確定本案的當事人？人民法院對人數眾多的行政訴訟如何解決？

1）原告為350戶居民，被告為市公安局，第三人為余下的130戶居民。

2）根據司法解釋規定，人民法院對人數眾多的當事人訴訟通過推選訴訟代表人方式進

行。

（十四）某行政機關科長王某，出國考察返回大陸某海關例行檢查時，被某海關查獲黃色光盤若干，被某海關依法處以罰款200元，并沒收全部光盤，后其所在單位給予王某記過處分。王某對此均不服。準備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1）王某能否提起行政訴訟，為什么？

1）對海關的罰款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對其所在單位的處分不能提起行政訴訟；2）依據行政訴訟第11條，處罰款200元和沒收光盤等行政處罰訴訟受案范圍，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2條，記過處分等內部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如果能提起行政訴訟，本案被告是誰？由哪個人民法院管轄，為什么？

1）本案被告是海關，由海關所在的市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2）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4條第2款第1項規定，確認發明專利的案件，海關處理的案件

一審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十五）在2003年7月27日，西城煙草管理站按群眾舉報當場查獲王某擅自收購的煙葉2352公斤，予以扣押。7月28日，煙草站對查獲的煙葉分級過磅后收購，收購款為5826元。7月30日，煙草站交給王某自制的實物罰沒收據一份。8月25日，又向王某送達處罰決定書，決定沒收全部煙葉和收購款，并處罰款人民幣5000元，落款為該煙草站。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草專賣法》第30條：“擅自收購煙葉的，又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處以罰款，并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收購違法收購的煙葉，數量巨大的沒收違法收購的煙葉和違法所得。”《煙草專賣法實施條例》規定，數量巨大指擅自收購煙葉1000公斤以上。

問題：

（1）本案行政處罰的主體是否正確，為什么？

1）本案中煙草站以自己名義作出行政處罰是錯誤的；2）因為，行政處罰必須由享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主體實施；（2）請指出本案處罰程序的違法之處。

1）先實施了沒收煙葉的行政處罰行為，后制作送達處罰決定書；2）應當先出具省級財政部統一印制的實物罰沒收據，而非自行制作的收據；3）作出處罰決定之前沒有告知相對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沒有告知相對人依法享有的陳述權、申辯權。

（3）本案是否違反了一事不再罰的原則，為什么？

1）本案沒有違反一事不再罰的原則；2）一事不再罰的原則是指行政主體對違法行為人的同一違法行為，不得以同一事實和同一依據，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

3）本案的對同一當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給予沒收非法財物、違法所得以及罰款的處罰，并不是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

（十六）龍泉鄉人民政府委托龍泉鄉派出所（系子陵縣公安局在龍泉鄉設立的派出機構）對繳納“上繳”任務確有困難的貧困戶王某施行行政拘留。拘留期間，王某于夜間翻墻逃離，被值班人員潭某發現，潭某速喊人開車追趕王某，潭某與同事李某、吳某在路上攔截王某，欲將王某抓回，王某反抗，吳某將王某抱住后，潭某氣急，狠踢王某要害，致其死亡。王某之妻早死，有一母親85歲，眼瞎耳聾，有一子，患癡呆癥，對王某的拘留決定后被子陵縣

公安局確認違法。

問題：

（1）本案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是誰？為什么？

1）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是龍泉鄉人民政府；2）因為，本案中拘留王某的行政處罰實質上是由鄉政府作出的，派出所是受委托實施的，受委托的組織在行使委托的行政職權時侵犯相對方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委托的行政機關為行政賠償義務機關。

（2）本案的行政賠償請求人是誰？

本案的行政賠償請求人為王某之母及其子，為共同的行政賠償請求人。

（3）賠償義務機關可否追償？如果可以，應當向誰追償？為什么？

1）賠償義務機關可以追償；2）應當向潭某追償，因潭某在行使職權過程中，對王某死

亡之損害有重大過失。

（十七）某日，李賓騎車橫穿交通十字路口，險些造成交通事故，執勤民警因李賓違反交通規則依法給予罰款5元；李賓對自己的違章行為完全承認，也愿意繳納5元罰款；但李賓發現該交警開出的罰款5元的收據是一張普通的“收款收據”，除有交警大隊公章以外，并無任何財政部門制發的標記或印章。李賓以此“收款收據”不是正規罰款收據為由拒絕當場繳納5元罰款。該交警解釋說，2003統一使用的罰款收據現在還沒有發到交警大隊，先用交警隊自己制發的“收款收據”替代，并強調說，這幾天都是用此“收款收據”在開罰單。

問題：李賓拒絕繳納罰款的行為是否合法？理由是什么？

1）李賓以罰款收據不符合規定為理由而拒絕繳納罰款的行為是合法的，交警的解釋于

法無據。

2）理由是：《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當場收繳罰款的，必須向當事人出具省一級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而且，不出具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的，當事人有權拒絕繳納罰款；本案中，交警開出的罰單無任何財政部門制發標記或印章，不符合法律規定，李賓拒絕理所當然。

3）當場收繳罰款行為的強制性行為方式之一，就是出具省級財政部門統一制發的罰款收據，否則，該收繳行為無效；法律賦予相對人拒絕的權利。據此，交警的行為因違反強制性而當然無效；拒絕繳納罰款也是李賓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

（十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20條規定，納稅人未按期限繳納稅款的，稅務機關除責令限制補繳納外，從滯納稅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滯納稅款“千分之二”的滯納金。某公司滯納稅款5萬元60天。稅務機關查證核實后，依法做出如下決定：其一，限該公司在5日內繳納全部滯納稅款5萬元；其二，以60天滯納稅款日計，加收滯納1萬元；該公司不服，申請稅務復議，復議機關維持了原決定第一項的內容，改變了第二項的內

容，即改為加收滯納金6000元。

問題：

（1）本案中有那些行政責任的具體形式？

1）限期補繳滯納之稅款；2）加收滯納金的行為，改變1萬元為6000元的決定；（2）稅務機關做出的加收1萬元滯納金的決定屬于違法還是屬于不當？為什么？

1）稅務機關做出的加收1萬元滯納金的行為屬于違法行政行為，不屬于不當行政；2）

因為：

其一，違法與不當的區別在于前者違反羈束性規定；而后者是在合法幅度的不合理行政；其二，法律規定滯納金應為每日“千分之二”，屬于羈束性規定，應為6000元；稅務機關做出1萬元決定，違反了該羈束性規定，應當屬于違法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