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十大行政法案例大全

中國十大行政法案例

一、深圳賢成大廈案

【基本案情】

1988年12月，泰國賢成兩合公司與深圳上海時裝公司、深圳市工藝服裝工業公司、深圳開隆投資開發公司、深圳市華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方四家公司）四家中方國有企業簽訂了《合作經營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合同書》。合同約定：甲方（中方四家公司）以12581．81平方米土地使用權為投資，乙方（泰國兩合公司）以補償土地使用費1500萬元及負責建房全部資金為投資，合作興建賢成大廈；大廈建成后，甲方無償分得25000平方米建筑面積房產（如果地面總建筑面積不足12萬平方米時，甲方的利益分配要適當減少，其余房產歸乙方所有）；合作期限以建成大廈為期，初步確定為5年，如大廈建成期限提前或推后，合作期限也相應提前或推后等。1989年3月2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經復（1989）180號文批準該合作合同。爾后，賢成大廈公司在市工商局注冊登記，領取了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發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執照有效期限自1989年4月13日至1994年4月13日。1990年10月23日，合作雙方又簽訂了《合作經營“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補充合同書》。合同約定：賢成大廈建設規模為10萬平方米左右，由于大廈面積減少，甲方同意將原合同規定的無償分得建筑面積15000平方米改為11000平方米；合作公司合作經營期限為5年；大廈計劃于1995年底前竣工；原合同與本合同不一致的條款，以本補充合同為準，本補充合同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1990年11月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外復（1990）875號文批復同意該補充合同。1990年12月15日，賢成大廈公司辦理了使用深圳市深南東路地號為H116—1地塊的深房地字第0034401號《房地產證》。該《房地產證》注明權利人是“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

1991年11月29日，賢成大廈正式破土動工。賢成大廈之名取自泰國賢成兩合公司董事長吳賢成的名字，項目建立之初，合作雙方都躊躇滿志，決意將賢成大廈建成國內最高的“中華第一樓”，但這家泰國的合伙企業并不具備大廈建設所需的巨額資金。為籌集賢成大廈的建設資金，泰國賢成兩合公司執行合伙人吳賢成找香港商人王文洪，尋求借款和共同投資。1991年12月11日，吳賢成與香港鴻昌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王文洪簽訂了一份《股份合約》，約定雙方各占泰國賢成兩合公司50％的股權，以2．2億港幣為資本額，雙方共同投資興建賢成大廈，王文洪同意以1．1億港幣購入吳賢成擁有的賢成大廈物業50％的股權。1992年6月，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投資各方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形成決議，確認了以王文洪為代表的香港鴻昌公司在賢成大廈投資的事實和實際投資者的地位，決定簽訂經營賢成大廈的補充合同，同意香港鴻昌公司作為外方投資者進入賢成大廈有限公司，并報政府有關部門批準。

此時，身為公司董事長的吳賢成卻突然變卦，拒絕履行公司董事會的決議，拒不辦理增加香港鴻昌公司成為賢成大廈實際投資者的法律手續，也不再向大廈投資，同時與鴻昌公司就股權糾紛提起了仲裁。1993年12月20日，泰國賢成兩合公司向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分會提出仲裁申請，請求該機構裁定其與香港鴻昌公司簽訂的共同投資興建賢成大廈的協議無效，鴻昌公司在大廈中無實際股權。

經過認真地審查案情，1994年8月1日，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分會作出裁決：（1）香港鴻昌公司在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中具有實際投資，但具體投資額需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審計；（2）在裁決作出30日內，泰方須協同中方四家投資者辦理香港鴻昌公司成為賢成大廈有限公司合作者的法律手續。裁決書同時確認，該裁決為終局裁決。裁決后，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做的審計卻是與裁決相反的結果：從財務憑據和眾多的相關法律文件看不出香港公司在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有投資。從香港匯入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的款項絕大多數付款人是王文洪個人，泰方公司認為這是王文洪支付入股泰方公司的購股款，泰方公司本應收取購股款后，從泰國再匯入深賢公司賬上，泰方公司卻簡化了該程序，讓王文洪先生直接匯入深圳，造成了這一重大誤會。雙方爭執難解，所以，仲裁委的裁決被擱置。1994年9月12日，中方四家公司的負責人與吳賢成進行了最后一次會談，之后吳賢成便一去杳無蹤影，始終沒有回應。董事長不辭而別，公司營業執照已經過期，大廈處于全面停工狀態，香港鴻昌公司投入的大量資金及中方提供的土地使用權都陷入其中。無奈之下，中方四家公司及港方投資者伸手向政府求援。

1994年11月4日，深圳市工商局、外資辦、規劃國土局、建設局等部門及中方四家公司、香港鴻昌公司代表召開了協調會，會議通知了泰方，但泰方代表沒有到會。鑒于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已經過期且沒有申請延期的事實，會議經各方面協調，形成了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1994年11月8日（188）號《關于賢成大廈復工建設問題的會議紀要》。主要內容是：鑒于賢成大廈公司工商營業執照已過期，且沒有申請延期，市工商局依法注銷該公司，注銷后原股東各方立即開始清產核資；中方四家公司與鴻昌國際公司立即簽署合作合同，起草公司章程，成立董事會，報請市外資辦和工商局注冊新的公司，新公司合同應寫明依法承擔原賢成大廈公司的債權債務；新公司中，中方四家股東只出土地，分得大廈建筑面積24，000平方米。

1994年11月15日，中方四家公司與鴻昌國際公司在深圳簽訂《合作經營“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合同書》。合同約定：中方四家公司以位于深圳市深南東路地號為H116—1地塊的土地使用權作為投資，合作公司應承擔原“賢成大廈公司”在合法經營中實際產生的債權和債務、其責任范圍以原“賢成大廈公司”的注冊資本額為限等。1994年11月23日，市工商局注銷了賢成大廈公司企業登記。市工商局于同日在《核準登記外商投資企業注銷的有關資料》中載明注銷原因：依市政府辦公廳[188]號文。1994年12月1日，市外資辦以深外資辦復（1994）976號《關于設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的批復》，同意中方四家公司與鴻昌國際公司簽訂的《合作經營“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合同書》。爾后，鴻昌廣場公司在原賢成大廈建設的基礎上興建鴻昌廣場。

1995年1月，身在境外的吳賢成不服市工商局注銷賢成大廈公司的企業登記和市外資辦《關于設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的批復》，以泰國賢成兩合公司和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同年，又對深圳市工商局于8月1日作出深工商清盤（1995）1號《關于成立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清算組的決定》提起了行政訴訟。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分別于1995年4月11日和10月25日依法立案受理，并決定合并審理。中方四家公司和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以第三人的身份參加了訴訟。

1997年8月11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決：撤銷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4年11月23日注銷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企業登記的行政行為；撤銷被告深圳市引進外資領導小組辦公室1994年12月1日深外資辦復（1994）976號《關于設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的批復》；撤銷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8月1日深工商清盤（1995）1號《關于成立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清算組的決定》；本案受理費660110元，由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負擔330105元，被告深圳市引進外資領導小組辦公室負擔330005元。

一審判決后，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招商局、中方四家公司及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對判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二審開庭前，（香港）鴻昌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經法院準許以第三人身份參加了訴訟。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羅豪才先生擔任審判長，與楊克佃、江必新、岳志強、趙大光、羅鎖堂、胡興儒6位資深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此案。這是中國審理行政訴訟案的最強陣容。

【案件結果】

1997年12月12日、12月22日至26日，合議庭在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庭對此案進行了長達6天的公開審理。庭審期間，中央各部委辦、在京各大名校、有關外國使節派人旁聽了此案的審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黨政機關派了以紀委書記李統書、副市長郭榮俊為代表的負責人參加了旁聽。新華社為此發了通稿，境外輿論稱這是中國法制史上一個不平凡的日子。

1998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判決：維持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1995）粵高法行初字第1號行政判決；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招商局，依法對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的有關事宜重新處理；本案二審受理費660100元，由上訴人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訴人深圳市招商局、上訴人深圳上海時裝公司、上訴人深圳市工藝服裝工業公司、上訴人深圳開隆投資開發公司、上訴人深圳市華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訴人深圳鴻昌廣場有限公司各負擔94300元。

【后續影響】 雖然最高法院對此案作出了終審判決，但中方4家公司要與吳賢成分手的決心并未動搖。1999年9月22日和23日，中方4家公司根據有關仲裁條款，向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分會提出仲裁申請，請求終止雙方訂立的合作協議。仲裁庭經過開庭審理，于2000年7月31日作出終局裁決，支持了中方4家公司的請求。

2000年8月16日，中方4家公司依據仲裁決定，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清算，同年9月29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發出《責令改正通知書》，認為該公司仲裁裁決解散后，應依法進行清算，但沒有在清算開始日起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報送有關材料，違反了《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清算條例》的規定，遂責令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17日前向深圳市工商局報送有關清算的書面材料，但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卻“按兵不動”。

2000年11月17日，吳賢成自行設立“深圳賢成大廈有限公司清算委員會”，中方4家公司不予認可。同年11月30日，市工商局致函吳賢成，認為這種單方作出的成立清算委員會的決定違反法律規定，是無效的，并要求其立即停止。吳賢成不服，向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復議，該局于2001年4月作出復議決定，維持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組織成立清算組的行政行為。

吳賢成仍不服，他已經習慣走向法院，這一次又義無反顧。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深圳市工商局作為企業清算的主管機關，依法有權對企業清算進行監督和管理。賢成大廈有限公司經仲裁裁決解散并依法清算，該裁決已依法生效，賢成大廈有限公司的清算屬于《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清算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的應當由清算主管機關組織清算組進行清算的情形。

法院一審判決：市工商局勝訴。吳賢成不服深圳中院判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

2004年3月1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清算條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中依據該法規維持被上訴人作出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正確，依法應予以維持，遂駁回了吳賢成的上訴。

至此，圍繞賢成大廈展開的這場歷時10年之久的行政訴訟系列案最終畫上了句號。

二、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 【案情簡介】 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無機專業1994級學生。1996年2月29日，田永參加電磁學補考。當時，田永沒有把口袋里抄有公式的紙片放回書包?？荚囘M行了約1個小時后，田永想上衛生間，請示監考老師，監考老師同意其去衛生間。田永走出教室回首掩門時，紙片從褲子口袋掉下來。等田永返回教室，監考老師問紙條是否是他的，田永看后，承認是自己的。監考老師隨即停止其繼續參加考試，并讓其離開教室，然后根據學校要求立即上報教務處。

3月1日至4日，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田永的班主任和輔導員對事情的經過和細節進行了調查。經調查后認為，田永的行為屬于違反考場紀律，尚不構成作弊行為，并擬成書面材料，準備上報學校。3月4日，兩位監考老師也出具了證明：“在令田永離開考場之前，并未發現他查看這張紙條，實際上紙條中也查不到考題可以直接套用的公式。從一小時內完成的卷面情況看，成績是50分，繼續做下去，是完全可能及格的，這表明該考生在考試前做了認真的復習準備。”但3月5日，在這些情況未及上報學校之前，學校依據本校1994年制定的《關于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068號通知”），以“期末考試工作簡報”的形式發出通報，對田永的行為按作弊處理，決定給予退學處分，通報張貼在學校布告欄內。此前，田永曾兩次就此事寫了檢討書，并通過輔導員上報學校。

物理化學系在得知學校對田永的處理情況后，于3月7日召開黨政聯席會議研究田永一事，并向學校領導遞交了系里對田永的處理意見：“經查實，田永同學是將與考題內容無關的紙條放在了身上，情況應屬違反考場紀律而不屬考試作弊。該生平時學習努力，為人正派，同學關系好，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是個很有培養前途的學生。鑒于以上情況，經我系黨政聯席會議討論，建議給田永同學通報批評處分?！?月10日，田永的班主任和輔導員也向學校遞交了證明材料。但學校收到以上兩份材料后，始終未給予明確的書面答復。4月10日，學校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該通知未直接送達田永。

在以后的兩個學年里，物理化學系仍按正常手續為田永辦理了學籍注冊（其中，1996年3月，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田永所交的各種學習費用，系里如數上交給了學校。學校亦照常向田永發放了學生津貼。此間，田永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了正常學習及義務獻血等校公益活動。至畢業時，田永四年考試成績平均排名全班第9，畢業論文答辯得了91分，其論文被評為優秀畢業論文。

1998年3月18日，學校教務處通知物理化學系，要求他們為田永辦理退學手續。4月9日，物理化學系包括14名教授、7名博士生導師、9名副教授、2名高工在內的35名教師聯名上書校領導并致函原國家教委，希望有關領導能夠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更改對田永所作的退學處分。4月22日，應用科學學院分黨委、院行政領導向學校上書，認為根據監考老師的證明及從田永同學在考場的表現看，把田永同學作為“考試作弊”處理，顯得證據不夠充分，學校對田永同學的處理決定應屬處理過重。此間，物理化學系無機專業94級100多名學生也兩次聯名向學校領導呼吁盡快改正對田永的過重處分。5月上旬，物理化學系領導及田永的班主任找到原國家教委尋求幫助。5月18日原國家教委學生司以雙聯函致北京科技大學，明確表示，對田永處理過重，請學校復審后回復教委。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后，仍然堅持原結論。

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學以田永已按退學處理，不具備北京科技大學學籍為由，未向其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隨后的畢業派遣表格上也沒有田永的名字。田永認為自己符合大學畢業生的法定條件，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是違法的，遂于1998年10月5日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行政起訴書，把北京科技大學推上了被告席。

【訴訟過程】1998年10月19日，海淀法院行政庭正式立案受理此案。1999年2月5日，海淀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原告在法庭上訴稱：1996年2月29日，其參加電磁學補考時，無意將寫有公式的紙條帶到考場，在考試時未查看。中途其上衛生間時掉出，被監考老師發現。學校錯誤地認為其考試作弊，并作出退學決定。但該決定并沒有正式通知本人，學校及相關部門也未按此決定執行。1996年9月學校為其補辦了丟失的學生證，使其一直正常參加學習和學校組織的一切活動，重修了電磁學課程，并經考試合格，同時還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英語及計算機等級考試，獲得了相應的證書；又按學校計劃參加了畢業實習設計、論文答辯，學校按照標準發放了畢業設計費；還參加了學校組織動員的義務獻血活動。其按規定向學校交納教育費用、注冊學籍，在學校學習期間，完成了被告制定的教學計劃，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的要求。然而，1998年6月臨近畢業時，學校才通知原告所在的系，以原告不具備學籍為由，拒絕給原告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下簡稱《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以下簡稱《學位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被告應當履行頒發畢業證書、學位證書等法定職責。

原告因此請求判令被告：

一、為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

二、及時有效地為其辦理畢業派遣手續；

三、賠償經濟損失3000元；

四、在校報上公開向其賠禮道歉，為其恢復名譽；

五、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則辯稱：本校根據原國家教委關于嚴肅考場紀律的指示精神制定的“ 068號通知”中規定，凡考試作弊的學生一律按退學處理，取消學籍。1996年2月29日，原告在電磁學課程的補考過程中，因夾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并當即停止原告的考試。學校根據“068號通知”的規定，于1996年3月5日在學校的“期末考試工作簡報”中通報了原告考試作弊一事，并決定對原告按退學處理，之后向校內有關部門發送了對原告按退學處理的九聯單，通知各部門辦理有關手續，并通過校內信箱向原告所在的學院送去了九聯單中屬于原告本人的一聯，至此原告的學籍已被取消。但由于原告本人不配合辦理有關手續，學校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造成原告在退學后仍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但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默許原告繼續留在校內學習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表明原告的學籍已經恢復。原告已經不具備學籍，也就不具備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被告不給原告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不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是正確的。法院應當依法駁回原告田永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衛生間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3條第5項關于“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并根據該通知第1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并于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校以該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后，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取田永交納的教育費，并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并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后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SIC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部分教師曾經為原告田永的學籍一事向原國家教委申訴，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該校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一事處理過重，建議復查。同年6月10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后，仍然堅持原處理結論。

在公開庭審活動中，法院對被告及原告提交的證據進行了質證。其中，法院在審查被告提交的證據中，認為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及第五聯、無機94班級人數統計單等書證是被告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的，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33條的規定，不應作為本案的事實證據。

法院認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高等學校對受教育者有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處分的權力，有代表國家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職責。受教育者在經過考試合格被教育者錄取后，即享有該校的學籍，取得了在學校學習的資格。教育者在對受教育者實施管理中，雖然有相應的教育自主權，但不得違背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本案原告在補考中隨身攜帶紙條的行為屬于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被告可以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及學校的有關規定處理，但其依本校制定的“068號通知”的有關內容對原告作退學處理，直接與原國家教委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29條規定的法定退學條件相抵觸，而且退學處理的決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權利，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原則出發，被告應將此決定直接向本人送達、宣布，允許當事人提出申辯意見。而被告既未依此原則處理，尊重當事人的權利，也未實際給原告辦理注銷學籍、遷移戶籍、檔案等手續。原告在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雖因丟失學生證未能注冊，但被告1996年9月又為其補辦了學生證并注冊的事實行為，應視為被告改變了其對原告所作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恢復了原告的學籍。被告又安排原告修滿4年學業，參加考核、實習及作畢業設計并通過論文答辯。上述一系列工作雖系被告及其所屬院、系的部分教師具體實施，但因他們均是在被告領導下完成的職務工作，因此被告應承擔上述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

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被告作為國家批準設立的高等學校，對取得普通高等學校學籍、接受正規教育、學習結束達到一定水平和要求的受教育者，應當為其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明，以承認該學生具有的相當學歷。原告符合上述高等學校畢業生的條件，被告應當依《教育法》第28條第1款第5項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35條的規定，為原告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證書是評價個人學術水平的尺度。被告作為國家授權的高等學校學士學位授予機構，應依法定程序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依《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4條、第5條、第18條第3項規定的頒發學士學位證書的法定程序要求，被告應首先組織有關院、系審核原告的畢業成績和畢業鑒定等材料，確定原告是否已較好地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基本技能，是否具備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再決定是否向學位評定委員會提名列入學士學位獲得者名單，學位評定委員會方可依名單審查通過后，由被告對原告授予學士學位。

關于高等學校的畢業生派遣問題，國家實施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畢業生調配部門按照教育行政部門下達的就業計劃，簽發本地區內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派遣報到證》。根據《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第9條的規定，教育者在辦理畢業生就業中應當履行的職責是將取得畢業資格的大學畢業生的有關畢業分配資料上報其所在地的高校行政主管部門，以供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頒發畢業派遣證。原告取得大學畢業生資格后，被告理應按上述程序履行其職責。

雖然原告因被告的行為未能按時辦理畢業手續，致使原告失去與同學同期獲得就業的機會，可能失去取得一定勞動收入。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以下簡稱《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4條的規定，國家賠償的范圍應當是違法的行政行為對當事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的實際損害。本案被告拒絕頒發證書的行為，未對原告形成人身權和財產權的實際損害。且國家目前對于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雙向選擇的就業政策，原告以被告未按時頒發畢業證書致使其既得利益造成損害的主張不成立，被告不承擔賠償責任。被告對原告作出退學決定雖然沒有法律依據，但原告在考試中違反考場紀律，攜帶與考試有關紙條的事實客觀存在。被告依此事實認定原告違紀，未對其名譽權造成實際損害。因此，對于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賠禮道歉并在校報上為其恢復名譽的訴訟主張，法院未予支持。

1999年2月14日，海淀法院依照《教育法》第21條、第22條、第28條第1款第5項，《學位條例》第4條，《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3條、第4條、第5條、第18條第3項，《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4條及《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3項的規定，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參照《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12條、第35條及《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第9條的規定，作出一審判決：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原告田永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召集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原告田永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履行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上報原告田永畢業派遣的有關手續的職責；駁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作出后，北京科技大學不服，在上訴期內最后一天以田永已被取消學籍，原判認定北京科技大學改變了對田永的處理決定，恢復了田永學籍的事實認定錯誤；北京科技大學依法制定的校規、校紀及依據該校規、校紀對所屬學生作出處理屬于其辦學的自主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以及北京科技大學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提取的有關證據不應屬于違法取證，法院應予采信等理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判決撤銷原判，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在經過書面審理后，于1999年4月26日作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二審法院判決中稱，北京科技大學認為田永已不具備北京科技大學學籍，沒有事實根據，故不予采納。學校有權制定校規、校紀，并有權對在校學生進行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因此而引起的爭議不屬于行政訴訟受理范圍。[1]北京科技大學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調取的客觀記錄雖不屬于在行政訴訟中未經法院同意自行向證人調取的證言，但因其不能證明這些證據是于作出退學處理決定時形成的，所以不予認定。

【訴訟爭點】 訴訟爭點集中在田永是否具有學籍這個問題上。具體又有三個方面：一是田永行為的性質是違反考場紀律還是作弊；二是對田永作出的退學處理決定是否合法、合理；三是學校作出退學處理決定后田永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是否等于學校默認保留其學籍或恢復了其學籍。原告田永的律師認為，田永在補考中將復習時需要強化記憶的公式留在身上，固然違反了考場紀律，但并不構成作弊。因為，監考老師并未發現原告有偷看行為，紙條上的公式也與考試內容無關，原告的行為至多是違反考場規定。退一步講，即使這種行為可以認定為作弊，也不能不分情節輕重，直接令其退學。何況，隨后的兩年中，田永繼續以該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這一事實，等于默認保留其學籍。被告則稱，學校根據原國家教委關于嚴格考場紀律的指示精神，制定的“068號通知”規定，凡考試作弊的學生一律按退學處理，取消學籍。田永在考試中夾帶紙條屬于一種作弊行為，學校決定對其按退學處理，并通知有關部門及田永辦理有關手續，學校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致使田永在退學后繼續留在學校學習。但學校某些部門及老師的默許并不代表學校，也不表明恢復了原告的學籍

三、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

【案情簡介】 1992年9月，劉燕文在獲得北大的碩士學位和畢業證書后，繼續留在北大無線電電子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主攻方向為電子物理，其導師是以吳氏理論著稱于世的光電陰極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全德。由于實驗儀器未能準時到位，劉燕文的論文推遲了半年才答辯。對劉燕文的博士論文--《超短脈沖激光驅動的大電流密度的光電陰極的研究》--的審查經過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審查（當時7位委員全票通過）；其二是北大學位評定委員會電子學系分會的審查（當時13位委員中12票贊成，1票反對）；其三是北大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審查（北大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共計21位，對劉文進行審查時到場16位委員，6票贊成，7票反對，3票棄權）。根據1996年1月24日北大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審查結果，決定不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只授予其博士結業證書，而非畢業證書。并且這一決定結果未正式、書面通知劉燕文，他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關部門詢問未獲得學位的原因，也曾向國家教育部反映情況，均未得到答復。1997年他向法院起訴，法院以“尚無此法律條文”為由不予受理。1999年7月，他從報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學本科生田永訴學校拒發'兩證'行政訴訟案，田永勝訴”一事的報道后，帶著報紙來到海淀法院，院方終于受理了他的訴訟，至此他得以與北大對簿公堂。

第一次開庭時，劉燕文獨面北大兩位訴訟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周其鳳和法學院行政法學副教授湛中樂），第二次開庭時何海波與何兵兩位北大法學院行政法學博士生作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開了“學子告北大，學生辯先生”的別開生面的一幕。

首先，第二次庭審之始，原告將訴訟請求由：1請求法院責令北大撤消其拒絕頒發博士學位證書和畢業證書的決定；2請求法院責令北大頒發博士學位證書和畢業證書變更為：1請求法院責令撤消北大拒絕頒發其博士學位證書和畢業證書的決定；2請求法院判令北大頒發博士畢業證書并責令北大對劉燕文博士學位的授予予以重新審查。這一問題略經辯論，被法庭認可。

綜合兩次開庭，主要對以下問題展開調查與辯論：1本案是否已過訴訟時效？對此被告辯稱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行政行為是96年1月24日作出的，現在已經是99年11月，因此已經過了訴訟時效。原告辯稱：自96年知道該行政行為后，多次找校方、法院尋求救濟，直到99年10月校方才給予了一個“研究結果”，因此，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本案在訴訟時效之內。2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博士論文的審查應為程序性審查，還是實質審查？被告辯稱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行政行為經過了國務院教育部的授權，并且委員的組成、表決程序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規定，是合法的行政行為。又因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對于各院系分會的提議，有權否決，有權通過，也有權要求其重新審查，因此這種審查屬于實質性審查。原告認為：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及其人員的知識結構決定了其審查不可能是實質性審查，而應當是程序性審查。由此，在答辯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電子學系分會通過對劉燕文博士論文的評定并且建議校學位評定委員會頒發博士學位的情況下，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只要通過對其的程序性審查，就應當頒發劉燕文的博士學位。3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行政行為是否違法，包括其行政行為的做出是否遵循了正當程序和決定是否有法律依據？被告辯稱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在人員組成，無記名投票等過程中都遵守了有關法律的規定，符合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告認為被告在拒絕給原告頒發博士學位證書之后，又拒絕給予原告申辯、申訴的機會，也未充分地告知原告拒絕給其頒發博士學位證書的理由，該行政行為違反了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對于法律依據，被告辯稱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行政行為是有法律依據的，根據《學位條例》的有關規定，學位的授予必須經過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的過半數同意，而原告劉燕文的博士論文未獲得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的半數通過：在16位投票委員中，只有6票贊成，未達到半數，因此作出對其拒絕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是于法有據的。原告認為，批準的決定與不批準的決定都應當以過半數的票數通過才屬有效。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共有21名委員，對劉燕文論文的反對票只有7票，遠未達到全體成員（21位委員）的半數，甚至沒有達到出席人員（16位）的半數，因此不能作出不批準的決定。故作出對其拒絕授予博士學位的決定于法無據。4頒發畢業證書與頒發博士學位證書是否關聯？被告辯稱根據北大的有關規定，只有在博士論文獲得通過的情況下，始能獲得博士畢業證書，也即“二者是同時的”。原告的博士論文未獲通過，所以不予頒發畢業證書。原告認為，北京大學的規定既不符合國家把學歷證書和學位證書分開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國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規章（《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第33條對頒發學歷證書的條件的具體規定），《北京大學研究生學籍管理實施細則》在行政法上屬于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其違反了法律和規章，法院不應適用。

最后，第二次開庭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聽審和簡短的休庭評議，法院當庭做出最終結論：對于訴訟時效問題，由于北大一直未書面通知原告最終決議，對于原告的申訴，也一直未將結果通知原告，“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反映其要求，并等待被告的回音，故并未超出訴訟時效”。對于博士畢業證問題，按照國家教委的《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第33條規定：“研究生按培養計劃的規定，完成課程學習和必修環節，成績合格，完成畢業（學位）論文并通過答辯，準予畢業并發給畢業證書?！眲⒀辔陌磁囵B計劃的規定，已完成課程學習和必修環節，成績合格，完成了博士論文并通過了答辯，北大應發給其畢業證書。對于博士學位問題，北大學位評定會委員當時到場16位委員，6票贊成，7票反對，3票棄權，贊成票與反對票均未過半數，故學位委員會未形成有效決議?！靶W位委員會在作出不批準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前，未聽取劉燕文的申辯意見；在作出決定之后，也未將決定向劉燕文實際送達，影響了劉燕文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或提起訴訟權利的行使，該決定應予撤銷?！狈ㄔ号袥Q：

1、責令北大在兩個月內頒發給原告博士畢業證書；

2、責令北大在三個月內對是否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予以重新審查；

3、本案的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四、匯豐實業公司訴哈爾濱市規劃局案

【案情簡介】1993年4月，哈爾濱市同利實業公司（以下簡稱同利公司）以需要翻擴建其所擁有的，位于哈爾濱市道里區中央大街108號（原138號）院內的2層樓房（院內原有兩棟樓房，其中，臨中央大街一棟為地下1層、地上3層，建筑面積1678．21平方米；院內一棟為地下1層、地上2層，303．76平方米。兩樓占地547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積1031．60平方米。）為由，向哈爾濱市規劃土地管理局（1995年10月分立為土地管理局和規劃局）提出翻擴建申請。

同年6月17日，同利公司與匯豐實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匯豐公司）達成房屋買賣協議，簽定了《房屋產權有償轉讓協議書》，以人民幣1000萬元的價格將中央大街108號兩棟樓房賣給了匯豐公司。匯豐公司付清了房款，交納了房屋買賣有關契稅費用，領取了房屋產權證。

同年12月7日，哈爾濱市規劃土地管理局頒發93（地）字246號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同意同利公司翻建道里區中央大街108號樓，用地面積339.20平方米。1994年1月6日，哈爾濱市規劃土地管理局以哈規土（94撥）字第2號建設用地許可證批準建設用地211.54平方米，建筑面積680平方米的3層建筑。同年5月9日，哈爾濱市規劃土地管理局核發給同利公司94（審）1004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批準建筑面積588平方米。同年6月24日，同利公司與匯豐公司共同向規劃土地管理局申請擴建改造中央大街108號樓。申請增建4層，面積為1200平方米。在尚未得到哈爾濱市規劃土地管理局答復的情況下，匯豐公司依據同利公司取得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于1994年7月末開始組織施工。至1996年8月12日哈爾濱市規劃局作出處罰決定時，匯豐公司將中央大街108號院內原有2層建筑（建筑面積303.76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層、地面9層（建筑面積3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將中央大街108號臨街原有3層建筑（建筑面積1678.21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層、地面臨中央大街為6層、后退2.2米為7、8層、從8層再后退4.4米為9層（建筑 面積6164平方米）的建筑物，兩建筑物連為一體。

哈爾濱市規劃土地管理局于1994年9月14日派員到施工現場檢查并作“建設工程現場記實”?，F場記實載明：“被檢查單位是匯豐公司，建樓地址是中央大街108號，建設形象進度7層半”。同時還載明：“由于音樂廳上訪（匯豐公司在施工中，相鄰的哈爾濱市音樂廳因墻壁裂縫與匯豐公司發生糾紛），該工程暫時停工”。同年11月28日，規劃局作出哈規土罰字(1994)第002號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匯豐公司：(1)限期補辦手續；(2)處理好四鄰矛盾，出現問題自負；(3)超建面積罰款處理；(4)罰款額83580元。其后匯豐公司交罰款33580元。

1995年4月7日，規劃局下達了哈規土（1995）第36號文件，以1994年11月28日哈規土罰字（1994）第002號行政處罰決定存在被處罰單位與建設單位不符為由，決定予以撤銷并返還對匯豐公司的罰款。

1995年7月20日規劃局又下達哈城規罰決字（1995）第018號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處罰同利公司。責令同利公司：（1）將超層部分拆除2層半，保留3層；（2）保留部分給予罰款處理并要重新辦理審批手續，補交各種稅費。此決定因同利公司申明不是建設單位，不接受處罰，未實際執行。

1996年3月5日，規劃局下達(96)哈城規監字第1－1號《停工通知書》，匯豐公司不服該停工決定，于1996年3月18日向哈爾濱市人民政府申請復議，要求撤銷停工通知和辦理批準手續。哈爾濱市人民政府復議后，以哈政復決字（1996）2號復議決定維持規劃局(96)哈城規監字第1－1號停工通知。

1996年8月12日，哈爾濱市規劃局作出的哈規罰決字（1996）第1號行政處罰決定中，責令匯豐公司：（1）拆除臨街部分的5至9層，并罰款192000元。（2）拆除108號院內地面8至9層，并罰款182400元。匯豐公司不服上述處罰決定，向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定，哈爾濱市規劃局處罰顯失公正，對市規劃局的具體行政行為予以變更，減少了拆除面積，變更了罰款數量。具體判決內容為：（1）撤銷哈爾濱市規劃局哈規罰字（1996）第1號行政決定中第一部分第1項和第2項的罰款部分；撤銷第二部分第1項和第2項的罰款部分。(即拆除中央大街臨街建筑部分的5、6、7、8、9層，拆除面積2964平方米，罰款192000元；拆除中央大街院內建筑部分8、9層，拆除面積760平方米，罰款182400元)；（2）維持哈爾濱市規劃局哈規罰字（1996）第1號行政決定第一部分第2項的保留部分；維持第二部分第2項的保留部分(即中央大街108號臨街建筑地下1層，地上1、2、3、4層部分予以罰款保留；中央大街108號院內建筑地下1層，地面1、2、3、4、5、6、7層予以罰款保留)；（3）變更哈爾濱市規劃局哈規罰字（1996）第1號行政處罰對該樓的拆除部分，變更部分為：該樓第七層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撐柱；第八層從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第3支撐柱；第九層從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第4支撐柱；第七、八、九層電梯間予以保留，電梯間門前保留一個柱距面積通行道，對該違法建筑罰款398480元。

市規劃局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基本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五、海南凱立股份公司訴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案 【案情簡介】

一、海南凱立股份公司介紹

海南凱立公司是從1994年3月開始籌建的。凱立是一家因修路而誕生的公司，由于海南島中部地區長期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中部地區由此成為海南省經濟發展最落后的地區。凱立公司申請上市的目的就是融資修路，修一條穿越海南島中部、長度為172公里的高速公路。1994年12月31日，在履行了法定評估和驗資程序之后，經海南省證管辦批準，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注冊成立。股東單位有：海南長江旅業公司、北京市東城區第二建設綜合開發公司、海南省交通運輸廳、中國新興（集團）總公司、?？谛l中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海南經貿實業有限公司。長江旅業公司持凱立公司77．62％的股份，成為凱立公司第一大股東。

1995年，凱立公司與海南省政府簽訂了總長度為172公里的海南中部高速公路的建設合同，中部高速公路的工程總造價為54億元。并開始進行航測和可行性研究及論證。1996年，凱立公司進行了高速公路分段設計，并與施工方簽訂了高速公路第一期?？谥劣腊l段，長度為28．258公里的施工合同。1997年2月，第一期高速公路工程正式開工。由于資金不足等原因，一期高速公路工程的建設于1999年1月停工。

二、凱立股份公司上市過程介紹

由于單靠企業的自有資金投入不可能完成修路計劃。在對高速公路先期投入7000多萬元的自有資金之后，凱立公司把目光投向了資本市場，希望通過上市為高速公路的建設融入資金。

從國家民委那里，凱立得到了一個上市指標。國家民委為什么推薦凱立上市？之所以選擇國家民委，海南凱立的考慮是：海南中部是民族地區，海南凱立的基本目標就是修建海南中線高等級公路，占國家民委的上市指標，似乎天經地義。1996年10月14日，海南凱立向國家民委報送了申請發行A股的報告。

1997年3月，海南省民族宗教廳、海南省證券管理辦公室和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3個單位先后發文，向國家民委推薦，并請其向中國證監會申請海南凱立公司作為1996年度計劃內預選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1997年4月24日，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致函中國證監會：“推薦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1996年計劃內A股股票發行上市企業”。經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推薦，1998年2月24日下午4時20分，中國證監會發行部綜合處官員致電海南證券管理辦公室，電話內容為“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問題，經研究同意可上報材料。材料內容及程序按13號文件要求做，并要有收購兼并內容，在上報材料時，注明列入1997年計劃內，指標問題可不考慮?！焙Ｄ献C管辦把這個消息通知了凱立公司。

1998年6月29日，凱立公司經海南省證管辦審核，向中國證監會正式提交了向社會公開發行A股股票的申請及相關材料。也就是從這一天起，凱立公司的申請上市之路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證監會在收到申請材料后，先后兩次到海南凱立進行了調查審核。第一次是在1998年8月，用了4天時間。一個月后，凱立公司派人到證監會詢問情況，得到“沒有問題，等候通知”的答復。但是等到1999年2月，他們得到了“要做好不上市準備，但未說明原因”的結果。凱立公司董事長衛凱征十分氣憤，于是寫信給當時的證監會主席。4月份，證監會發行部的人告知凱立公司，材料已經轉到證監會稽核部，他們不管了。1999年5月底，證監會第二次派人到達凱立公司，此次停留一個小時。此后凱立公司的股票發行上市申請就基本沒有了消息。

1999年7月26日，凱立公司把此事直接交到了國務院，有關領導作了批示。隨即，中國證監會給國務院領導提交了一個《關于海南凱立公司上市問題有關情況的報告》（39號文）。《報告》稱，“調查證實，凱立公司將不屬于自己的收入作為收益，造成97％收益不真實，嚴重違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的有關規定，不具備發行股票的法定條件?！薄案鶕鲜鍪聦?，經我會主席辦公會研究決定，由于凱立公司申報材料虛假，取消凱立公司的股票發行資格?！?999年9月12日，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將此報告通過海南省政府辦公廳轉送凱立公司。

2000年4月28日，中國證監會正式發函，作出《關于退回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的函》（50號文），2000年6月10日凱立公司收到，該函認定凱立公司發行預選申報材料前三年財務會計資料不實，不符合發行上市的有關規定。經研究決定，退回其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認定“該公司發行預選申報材料前三年財務會計資料不實，不符合發行上市的有關規定”，決定退回海南凱立的預選申報材料。

【訴訟過程】

一、不予受理與撤訴

2000年2月21日，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立公司）第一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行政訴訟狀，起訴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北京市一中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39號文件是內部行政行為，不具有可訴性。

凱立公司轉而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上訴狀。就在凱立公司上訴期間，中國證監會作出了退回凱立公司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的決定（50號文件）。凱立公司認為：鑒于中國證監會前后所作的決定都是針對凱立公司申請上市這同一件事情，為了便于人民法院對中國證監會的決定進行全面、完整的審查，決定撤回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的上訴狀，另行起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了準予撤訴的決定。

二、再次起訴與受理 凱立公司的訴訟請求(1)撤銷中國證監會作出的凱立公司股票發行上市“申報材料前三年財務會計資料不實，不符合發行上市的有關規定”以及“97％的利潤虛假，嚴重違反《公司法》，不符合發行上市條件”的錯誤結論；(2)撤銷中國證監會作出的取消凱立公司A股發行資格并進而退回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的決定；(3)判令中國證監會恢復并依法履行對凱立公司股票發行上市申請的審查與審批程序。

2000年7月17日，凱立公司再次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行政訴訟狀，起訴中國證監會。凱立公司不服該函的認定結論及退回A股發行預選申報材料的行為，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有關錯誤認定，并判令恢復審查程[1]序。在中國證券市場10年的發展歷程中，這是中國證監會首次被企業推上被告席。

2000年8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凱立公司的起訴。2000年10月19日，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訴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

三、審理結果 2000年12月18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決：這份長達11頁的判決書確認了一個事實，即中國證監會4月28日退回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海南凱立)A股發行申報材料的行為違法。同時，判決作出了一個司法決定：責令中國證監會恢復對海南凱立股票發行的核準程序，并在判決生效起兩個月內作出“核準”或“不核準”的行政行為。判決同時“駁回海南凱立的其他訴訟請求”。實際上，海南凱立的起訴請求有3個。其中，“取消證監會退回預選申報上市材料的決定”、“判令中國證監會依法恢復對海南凱立股票發行上市的審查與審批”兩項，已經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撤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作出的海南凱立會計資料不實、不符合發行上市條件的錯誤結論”的請求，被法院駁回。２００１年１月，中國證監會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主要理由有：（1）凱立公司不應當適用核準程序，而應當適用1998年的批準程序；（2）中國證監會對凱立公司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不符合條件，不同意其上報股票發行正式申報材料”的決定；（3）一審判決無法執行；（4）39號文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2001年7月5日，就海南凱立訴中國證監會不準其公開上市一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既駁回中國證監會的上訴請求，判令中國證監會依法審核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請求，并要在６０天內作出決定。中國證監會敗訴。

二審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了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二審法院經過審理，認為： 1、50號文認定事實的證據不充分。二審法院認為：“凱立公司的財務資料所反映的利潤是否客觀真實，關鍵在于其是否符合國家統一的企業會計制度。中國證監會在審查中發現有疑問的應當委托有關主管部門或者專業機構對其財務資料依照‘公司、企業會計核算的特別規定’進行審查確認。中國證監會在未經專業部門審查確認的情況下作出的證監辦函（2000）50號文，認定事實證據不充分?！?/p>

2、退回行為違法。法院認為凱立公司應當適用核準程序。而按照該核準程序，中國證監會應當作出核準或者不予核準的決定，從而中國證監會50號文退回其預選申報材料的行為違法。一審法院要求其限期重作是正確的。3、39號文屬于行政機關的內部行為，其內容已經被50號文所涵蓋，因此，一審判決駁回訴訟請求是恰當的。

從二審法院作出的3個認定來看，二審判決雖然最終維持了一審判決，但是在具體認定上卻對二審判決有贊同、有突破、有修改。

1、二審法院贊同了一審判決認定退回行為違法的結論，并且也同樣認為凱立公司應當適用2000年的核準程序。無論是核準程序還是審批程序，退回預選申報材料都沒有法律依據。割裂行政行為，區分出退回材料的行為，并無多大的實質意義。

2、二審判決修改了一審判決中對39號文屬于行政訴訟范圍的認定，改而認定39號文屬于行政機關的內部行為。雖然這對于本案的判決結果來說，并不具有重要意義。對于該類行為的可訴性，我國的行政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但司法實踐將其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

很有意思的是，此前正是一審法院自己作出了39號文屬于內部行政行為，不予受理的裁定。

3、二審判決最大的突破表現在確認50號文認定事實的證據不充分。這一判決將極大地影響中國證券制度的未來發展。按照二審法院的認定，本案中，中國證監會自身并無權力直接認定凱立公司的財務資料所反映的利潤是否客觀真實，在審查中出現疑問時，應當委托有關主管部門或者專業機構對其財務資料審查確認。如果推而廣之，則中國證監會在監管證券市場時，也就無權直接審查會計資料的真實性，必須委托相關機構審查確認。

總之，此案是全國首例涉及股票發行、申請、核準行為的行政訴訟案件。證監會是行使國家證券監督管理職權的行政機關，負有核準的職責和權力，但其行使該職責和權力時必須依照相關的法律規范并適用相關的法律程序進行。根據《證券法》的有關規定，證監會受理股票發行申請文件后，應在規定的期限內作出核準決定或者不予核準決定并予以說明的行為。該核準程序應當公開并依法接受監督。在此案中，證監會作出的上述行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進行，因此法院判決確認其行為違法。該案對推動證監會依法行政起到了積極作用。這是迄今為止中國證券市場最著名的一起訴訟，企業首次狀告中國證監會，“凱立案”震動業界，它被認為對于規范中國證監會上市工作具有里程碑般的意義，引起社會巨大反響。

六、喬占祥訴鐵道部案

基本案情：國家計委依據鐵道部報送的《關于報批部分旅客列車政府指導價實施方案的函》（鐵財函〖2000〗253號），于2000年11月下發了《關于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有關問題的批復》（計價格〖2000〗1960號）〖以下簡稱“批復”〗，批準對鐵路部分旅客列車運價實行政府指導價，允許客流較大線路和春運、暑運、“五一”、“十一”等主要節假日期間，客運繁忙線路的鐵路旅客列車票價適當上浮；允許部分與高速公路平行、競爭激烈及其他客流較少線路列車票價常年下浮，對團體購票旅客、提前購票旅客等實行下浮，同時規定了浮動幅度、審批權限等。并在2000年12月同意由鐵道部頒發鐵路旅客票價表，作為旅客列車實行浮動票價的中準價（計辦價格〖2000〗931號）

鐵道部依據國家計委《批復》，發出《關于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的通知》（以下簡稱“鐵道部通知”），規定：節前（1月13日至22日）自廣州（集團）公司、北京、上海鐵路局始發、節后（1月26日至2月17日）為成都、鄭州、南昌、上海鐵路局始發的部分直通客車票價上浮，其中新型空調列車上浮20％，其他列車上浮30％。除夕、正月初

一、初二不上浮。兒童、學生、現役軍人、革命傷殘軍人票價不上浮。

喬占祥購買了2001年1月17日2069次從石家莊到磁縣的車票，2001年1月22日2069次從石家莊到邯鄲的車票。第一張車票比漲價前多支出了5元票價，第二張車票比漲價前多支出了4元票價。據此，喬占祥認為鐵道部關于漲價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權益，于2001年1月18日就不服鐵道部通知向鐵道部申請行政復議，[1]爾后，在鐵道部作出維持的復議決定后，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法院已受理此案。

七、麻旦旦處女嫖娼案

【基本案情】1999年7月，麻旦旦初中畢業后輟學，到她姐姐麻珍珠在蔣路鄉開的一家理發店幫忙。2000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蔣路鄉派出民警王海濤來到理發店洗頭，看見麻旦旦就說，這小妹還長得漂亮。一個月后，他又來到理發店點名叫麻旦旦給他洗頭。洗頭過程中，趁麻旦旦不備拉著麻旦旦的手說，我是蔣路鄉派出所警察，有啥事打個招呼，哥幫你做主。臨走時順手在麻旦旦的臉上摸了一把，掏出50元說，不用找了。又急又氣的麻旦旦憤怒地將錢甩在地上罵道，誰稀罕你的臭錢，我只收我應得的10塊錢。王氣呼呼離去。

2001年元月8日晚，麻旦旦和姐夫、外甥一起正在看電視時，王海濤和派出所聘用的司機胡安定兩人在沒有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將麻旦旦拉走。到派出所后，王、胡兩人輪流訊問，逼迫麻旦旦承認有過“賣淫行為”。其間，曾對麻旦旦進行毆打、辱罵，并將其反拷在派出所門外的籃球桿上。非法拷問一直延續到第二天凌晨4時許，派出所所長彭亮將麻旦旦帶到他的辦公室“作思想工作”，其實是繼續訊問，要麻旦旦承認曾有過“賣淫行為”。但麻旦旦仍然拒絕承認，彭亮就把麻旦旦帶到王海濤的辦公室，拿出王海濤已經寫好的招供材料讓麻旦旦簽字。麻旦旦要看上面寫的是什么時，王海濤說：上面寫的什么，是你看的嗎？你簽字就可以了。說完強拉著麻旦旦已經腫得失去知覺的右手，強迫她在材料上簽完字，并摁了手印。在近一天一夜的非法刑訊逼供過程中，麻旦旦沒有吃一口飯，喝一口水。

麻旦旦被非法訊問23小時后被釋放。元月9日，涇陽縣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治安管理處罰裁決書》，該裁決書以“嫖娼”為由決定對麻旦旦拘留15日。裁決書上，麻旦旦的性別被寫成男性，落款的日期居然是2001年2月9日。

如此荒唐的裁決使麻旦旦非常生氣，遂向咸陽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復議申請，咸陽市公安局于1月15日受理。在復議期間，為證明自己清白，麻旦旦到醫院做了處女膜檢查，結果是完好無損。2月6日，麻旦旦在咸陽市公安局的要求下，在咸陽215醫院作了醫療鑒定，結果證明處女膜完好無損。2月9日，公安局又向麻旦旦家人建議再做一次“處檢”。麻家人雖覺屈辱，但還是答應了。咸陽市第二人民醫院的鑒定結果依然如故。當日咸陽市公安局撤銷了涇陽縣公安局的處罰裁決書，并于2月9日向麻旦旦送達。

2月23日，涇陽縣公安局對麻旦旦一案涉及的辦案民警、相關領導進行了相應處理：撤銷此案主要責任人彭亮的蔣路派出所所長職務，開除黨籍，留黨察看一年；對另一主要辦案人王海濤給予開除黨籍、行政降級的處分，并予以辭退。另外，責令在案件審查過程中把關不嚴的縣公安局主管副局長郭某、法制科科長石某寫出書面檢查，離崗培訓。派出所聘用司機胡安定同時被辭退。

但是，麻旦旦認為咸陽市公安局僅撤銷縣公安局的荒唐裁決，未就申請人提出的索賠要求作出答復，因此，于2月13日以咸陽市公安局作為被告、涇陽縣公安局為第三人，向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確認：（1）涇陽縣公安局作出的《治安管理處罰裁決書》違法；（2）被告及第三人強制傳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事實行為違法；（3）被告強迫原告作“處女膜完整”醫學鑒定事實行為違法；（4）對原告訊問程序、實體內容違法；（5）對原告使用械具違法；（6）判令第三人及被告公開賠禮道歉、恢復名譽；（7）判令賠償精神損失費500萬元，以及誤工費、醫療費、交通費、通訊費，共計59560元，并由被告承擔全部訴訟費用等9項請求。

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涇陽縣公安局對麻旦旦訊問時使用械具并毆打、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為違法；確認咸陽市公安局委托醫院對麻旦旦做醫學鑒定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自判決書生效后10日內，涇陽縣公安局支付麻旦旦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兩天的賠償金74．66元，賠償麻旦旦醫療費1671．44元，交通、住宿費669．50元，180天誤工費6719．40元，共計9135元整。一審及二審訴訟費用360元由兩級公安局承擔。

這個案件倍受公眾、傳媒和法學界關注的是國家賠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不論是普通老百姓對麻旦旦悲痛之極、癱倒在地的不幸、而最終還是精神賠償金一分錢都沒得到的憤懣，還是出于學者對完善國家賠償制度的理論關懷，都促使立法者去思考對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問題。

八、夫妻“診所”觀看黃碟案

【案情簡介】2002年8月18日23時左右，延安市百花路派出所接到電話舉報，稱其轄區內有人正在播放黃色錄像。接到舉報后，民警來到張某診所門外。但大門緊鎖，干警

[1]無法核實是否有人播放黃色錄像。為進一步調查，民警從診所側面的窗戶縫里 看到屋內的確正在播放淫穢錄像。于是，民警以看病為借口進入該診所并來到放錄像的房間 [2]，后在民警和張某之間發生了一些沖突。于是民警采取強制措施，以妨礙警方執行公務為由將張某帶回派出所。作為播放淫穢錄像的證據，警方將從現場搜到的3張淫穢光碟連同電視機、影碟機一起帶回派出所。

【訴訟過程】2002年8月18日晚，張某被帶回派出所，理由為傳播淫穢物品罪和妨礙公務罪；2002年8月19日，張某被家人“保”了出來，派出所只開了一張“延安市公安局寶塔分局暫扣款收據”，也沒有加蓋公章，扣款理由是“阻礙公務問題”；同日，萬花派出以“傳播淫穢物品”為由給張某出具了《現場扣押物品清單》；2002年8月22日，寶塔公安分局決定對張某打傷民警的行為以妨礙公務罪立案，并由分局治安大隊調查；2002年10月21日，寶塔公安分局以“涉嫌妨礙公務”將張某刑事拘留；2002年10月28日，寶塔公安分局向寶塔區人民檢察院提交材料，報請檢察院批準逮捕張某；2002年11月4日16時30分，延安市寶塔區檢察院檢察委員會第二次召開會議，一致同意決定不批準逮捕涉嫌妨礙公務罪的“黃碟事件”當事人張某，并送達公安機關；2002年11月5日，被刑拘16天之后的張某被寶塔公安分局以取保候審的形式釋放回家；2002年12月5日下午，寶塔公安分局解除對張某的取保候審，并宣布撤銷該案；2002年12月25日，張某向寶塔公安分局提出國家賠償申請書，并要求公安機關恢復名譽、賠禮道歉，處理相關責任人。2003年1月14日，陜西省延安市寶塔區公安分局對直接責任人作了如下處理：免除主要責任人賀宏亮萬花派出所所長職務；警長尚繼斌被調往邊遠派出所繼續待崗；民警任杰被公安機關辭退。

九、孫志剛案

案情簡介：2001年畢業于武漢科技學院藝術設計專業的大學生孫志剛，案前任職于廣州達奇服裝公司。2003年3月17日晚上，孫志剛在前往網吧的路上，因未攜帶任何證件被廣州市天河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輝帶回派出所對其是否“三無”人員進行甄別。孫被帶回后，辯解自己有正當職業、固定住所和身份證，并打電話叫朋友成先生把他的身份證帶到派出所來，但李耀輝卻沒有對孫的說法進行核實，也未同意孫的朋友“保領”孫志剛，也未將情況向派出所值班領導報告，導致孫被錯誤地作為擬收容人員送至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公安分局待遣所。3月18日晚孫志剛稱有病被送往市衛生部門負責的收容人員救治站診治。3月19日晚

至3月20日凌晨孫志剛在該救治站206房遭連續毆打致重傷，而當晚值班護士曾偉林、鄒麗萍沒有如實將孫志剛被調入206房及被毆打的情況報告值班醫生和通報接班護士，鄒麗萍甚至在值班護理記錄上作了孫志剛“本班睡眠六小時”的虛假記錄，導致孫志剛未能得到及時救治，3月20日，孫志剛死于這家收容人員救治站。法醫事后鑒定其因大面積軟組織損傷致創傷性休克死亡。后經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廣州白云區法院和天河區法院三地同時審理，涉案的18名被告人受到法律制裁。

十、張先著訴蕪湖市人事局案

乙肝病毒攜帶者張先著狀告安徽省蕪湖市人事局公務員招考行政錄用糾紛案被媒體稱為法院受理的第一例因“乙肝歧視”引發的訴訟案。其實不然，早在張先著起訴前半個月，受理張先著一案的蕪湖市新蕪區人民法院也受理了另一樁與 “乙肝歧視”相關聯的劉仲璽狀告體檢醫院案。(2003年11月12日，安徽省蕪湖市新蕪區法院受理張先著訴蕪湖市人事局行政訴訟案, 簡稱張案；10月28日，新蕪區法院立案受理劉仲璽狀告體檢醫院民事案，簡稱劉案)。人民法院受理“乙肝歧視案”受到社會普遍贊揚，被稱是司法保護公民權利與時俱進的表現，為當事人提供一個說理和謀求公正的渠道，從而避免“周一超”式的悲劇發生。張案中張先著參加2003年安徽省公務員考試并按要求在安徽省銅陵市人民醫院進行了招考體檢，而其并未起訴當地體檢醫院。因體檢被發現感染乙肝而被蕪湖市人事局拒錄，經行政復議并被通知“不予受理”后，張先著向蕪湖市人事局所在地當地新蕪區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要求判令被告認定原告體檢不符合國家公務員身體健康標準并剝奪原告進入考核程序資格而未被錄用到國家公務員職位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同時要求判令撤銷被告不準許原告進入考核程序的具體行政行為，依法準許原告進入考核程序并被錄用至相應的職位。張案被稱為首例“乙肝歧視案”并上升到憲法高度引起全國法治大探討。本案當事人劉仲璽也早早選擇了訴訟，不過他當時狀告的不是招錄單位，而是體檢醫院。

2004年4月2日，蕪湖市新蕪區人民法院判決，被告蕪湖市人事局取消張先著進入考核程序資格的行政行為證據不足，但不支持張先著的其他訴訟請求。

新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國家行政機關招錄公務員，必須根據合法標準。蕪湖市人事局所依據的細則是根據國務院人事部制定的《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這一部門規章制定的，這一規章依據的是國務院《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3]，細則與上位法之間并不沖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2條第2款的規定，[4]細則屬于合法有效的規范性文件，可以參照適用。

法院認為，被告蕪湖市人事局根據細則的規定，委托解放軍86醫院對考生進行體檢,應屬行政委托關系，被委托人實施的行為后果由委托人承擔。由于解放軍86醫院關于體檢不合格的結論不符合細則的相關規定，蕪湖市人事局作為招錄國家公務員的主管行政機關，僅依據解放軍86醫院的體檢結論，認定原告張先著體檢不合格，作出取消原告張先著進入考核程序資格的行政行為主要證據不足，[5]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2項第1、2目之規定，[6]應予撤銷，但鑒于2003年安徽省國家公務員招考工作已經結束，張先著報考的職位已由該專業考試成績名列第二的考生遞補，所以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不具有可撤銷內容。

2004年4月19日，蕪湖市人事局不服一審判決，向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5月31日，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判決：駁回蕪湖市人事局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第二篇：2009十大案例——中國憲法

2009十大憲法事例

一、成都自焚抗拆案件

——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義務 事件回放:

2009年4月，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依法對胡昌明違法建設實施過一次拆除，胡昌明、唐福珍及其親屬阻撓致使拆除行動被迫取消。11月13日，該局執法人員再次依法實施拆除，在相持近三小時后，唐福珍情緒失控，向自己身上傾倒汽油并用打火機點燃。11月29日夜，唐福珍終因傷情嚴重，搶救無效不幸去世。

12月，北大5位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審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隨后，國務院法制辦召開座談會，討論拆遷制度，并表示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頒布實施之后，《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將廢除。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王勝明表示，全國人大有關部門一直在積極推動拆遷條例的修改，目前更加緊了這方面的工作。沈巋：

(主要介紹了該案件的憲法意義——與憲法關聯點)：

就第一個事件，我簡單的稱之為“唐福珍事件”，這個事件如果由我評議。我收到通知的時候有點惶恐，因為有點涉嫌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在會議材料當中，沒有出現北大5位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審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情況。由于作為5學者之一，所以我說是有點涉嫌。但也許是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從我個人的經驗角度來看一下這個事件在我們憲法上的意義。

首先，我想說這個事件有兩點不太符合作為憲法事例。第一點，就是唐福珍本人以自焚的方式對抗暴力拆遷，應該說并不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實，在城市的拆遷過程當中有很多這樣的惡性事件出現，包括在她之前自焚的，在她之后也有自焚的。第二點，唐福珍這個事件之后，北大的5位學者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違憲違法為由提請了一個建議，但是就唐福珍事件所涉及的相關法律法規而言，它并不涉及到條例本身，因此是有點錯位的。她是集體所有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土地上被認定為違章建筑，是被拆除，而不是拆遷，這是這個事件透射出的一點信息。

而我又有四大理由說明它具有憲法的意義。

第一，唐福珍由于被媒體廣泛的關注，而且由于她視頻的出現，給人們的心靈極大的震撼，因此也激發了大家對于拆除、拆遷一系列事件的思考。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個事件是促使我們發起違憲審查建議的一個主要的事件，就由此啟動了公民提請違憲審查建議的一個機制。公民提請違憲審查建議，在《立法法》出臺之后，包括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有3位博士生提請審查建議，一直到現在有很多，唐福珍事件仍然是其中的一個事例，啟動了違憲審查建議機制。

第二，根據國務院法制辦最近召開的一個座談會，已經明確透露出，由于唐福珍事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學者的建議，目前的條例基本上可以認定為是違反了憲法的規定、違反了《物權法》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已經明確它的命運是要被廢止，要被新的條例取而代之。

第三，唐福珍事件涉及到農村集體所有制土地，以及土地上房屋征收拆遷的問題，而這個舊條例實際上是《城市房屋拆遷的管理條例》，因此這就引起社會進一步廣泛的關注，就是包括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征收，包括農村集體所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包括城市房屋的征收在內，我們需要一部對土地和房屋征收及補償的法律，由全國人大或者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的期待。這部法律是真正實現《憲法》尤其是第13條征收條款的重要大法。這是第三個理由，引起我們對這個重要大法的期待。

第四，實際上由此事件引發的一系列的思考，甚至延伸到相關的憲政制度的思考，尤其是分稅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導致了地方財政的吃緊，才會出現所謂的土地財政的現象，才會由土地財政進一步引發出大量的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被征收，然后土地上的房屋被強制拆遷的一些事件。另外一個，也引起我們進一步關注未來在征收、拆遷過程當中，包括補償，有可能涉及到的地方政務的一些公眾參與問題，特別是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很難在法條當中以列舉的方式表達清楚，所以需要通過公眾議論來確定某一個地方、某一個項目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這也可能是推動了未來地方公共參與的制度建設。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所以，基于以上四點理由，我認為重慶唐福珍自焚抗拆事件可以作為2009十大憲法事例。謝謝大家！

任進：

（行政法律的廢除方法、關于土地的法律的修改、行政機關的權限——執法過程中維護憲法尊嚴）

成都自焚抗拆事件實際上是兩個事件。

我們知道，《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憲法》的關系學術界都在關注，5位教授以自己獨立的人格、批判的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違法審查，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立法機關的高度重視。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將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可能會按照《立法法》的規定把它修改，或者有一個新的條例來取代舊的條例。

實際上，《立法法》規定了兩種方式：一個是直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把這個法規廢掉；再一個是由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寫一個審查意見，然后由國務院修改并反饋，我估計第二種方式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學術界一般不太注意第二種方式，將來的命運可能會像我剛才提到的那樣。

實際上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之前、這次5位教授上書之前，大家可能想得起2003年7月份杭州的劉進成和金奎喜等116個人已經對條例提出了違憲審查，我記得當時學術界還進行了討論，而且國務院法制辦和建設部政法司找了專家進行論證，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當時也提出了意見，但是后來就沒消息了。后來我們看到2007年《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有了修改，但只增加了第6條。我記得兩年前的十大憲法事例評選過程中，當時莫教授和楊教授在點評的時候我就提出來，《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6條（第六條 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可以征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和個人的房屋，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征收個人住宅的，還應當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條件。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請大家注意。這一條非常重要。當然，這個案件主要是農村集體所有土地，還不涉及到城市國有土地的問題，包括《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6條涉及到的國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遷。但是它們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我覺得這個案件給我們幾點啟示：

第一，國家立法機關要很好地按照《立法法》科學合理的界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規范國家機關的權力和責任，以及《憲法》規定的國家機關“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來行使權力。法律、行政法規要落實憲法的原則，如果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沒有很好的貫徹《憲法》的原則和《立法法》規定立法的基本要求，就會損害法律本身的權威。

第二，行政機關要按照《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要求，在推進依法行政的過程中，注意維護憲法的權威。我們一般講依法行政的六個基本要求，很少注意《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里面還要一個是要維護憲法的權威，這是綱要明確規定的。行政機關比較注意法律的規定，但是不太注意憲法的規定，平時工作的時候很少注意憲法。這個案件的一個啟示，就是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包括憲法的權益，包括生命權。

第三，這個案件也給學術界和實務部門提出了啟示。對學術界來說，過去學術界認為行政征收就是收費收稅，而且是無償的，如果是公共征收是有償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6條修改以后，我個人認為對行政征收的理論提出了挑戰。行政征收，如果是行政機關執行的話，不光是收稅、收費，也可能是收房子和土地，但是大家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特別的關注，這對學術界提出了新的課題。對實務部門，我覺得現在的法院很少審理這方面的案件，但是2004年最高法院法發2號文“關于規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里面，規定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27種，前面都是用行政、行政，如果按照行政征收的要求的話，案件是不收的。因為不能由行政機關來開展，所以就不受理。將來如果新的規定出來，可能要求法院受理這方面的案件。我就想到這么幾點，謝謝大家！補充： 董和平：

剛才第一個案例是自焚抗拆案例，我想今年的憲法事例中間，實際上很多涉及到公民權利的保護問題，但是大家更多是從民主和人權的角度去考慮，我想能不能以后在考量加一個法制化的考量，不光被拆人，還是執法者，都有一個遵守法律的問題，暴力執法這種做法在法治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再爭取你的權利都不行。在美國能這樣嗎，人家給你行政復

2009十大憲法事例

議裁決下來了，你又沒有依法進行訴訟，最后不管這個決定是否合理都應該依法先執行，暴力執法是什么行為？我想這就是一個考量的角度，應該綜合起來。

二、“躲貓貓”事件

——犯罪嫌疑人生命權、人權以及《看守所條例》 ■事件回放:

2009年1月，云南玉溪北城鎮男子李蕎明因盜伐林木被刑拘，進入晉寧縣看守所，2月8日受傷住院，2月12日死于“重度顱腦損傷”。對于死因，晉寧縣公安機關稱，李蕎明受傷，是由于其與同監室獄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貓貓”游戲時不小心撞到墻壁所致。結論一出，輿論嘩然，“躲貓貓”一詞迅速走紅網絡。

2月27日，云南省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公布“躲貓貓”事件調查結論:李蕎明系因同監室在押人員毆打、拳擊頭部后撞擊墻面致死。4月至9月，高檢院與公安部聯合開展專項檢查活動，集中解決看守所監管及看守所法律監督中存在的突出問題。11月9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拘留所條例(征求意見稿)》，規定執行拘留活動應當接受檢察院的法律監督。熊文釗：

（躲貓貓的法律依據：公民人身自由權、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據、政府信息透明度與公眾輿論監督）

“躲貓貓”事件，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法律依據：

第一，“躲貓貓”事件當中李喬民的人身自由被侵害，《憲法》第37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同時這個條例說的很清楚，任何公民未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且由公安機關來執行不受逮捕，這個案件還沒有進入逮捕程序，也沒有經過法院和檢察院的程序，只是在公安機關程序中的拘留?！稇椃ā返?7條規定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公民先享受人身自由，第二點就是國家賦有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責任。在“躲貓貓”事件中李蕎明人身、人格尊嚴都受到了侵犯，《憲法》第38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人格尊嚴權存在具有普遍性，不能因公民觸犯了法律而喪失，也就是說即使是罪大惡極的犯罪人也不能夠剝奪其基本的人格尊嚴權，然而李蕎明只是受犯罪嫌疑暫時被羈押而已，2009十大憲法事例

他涉嫌盜伐林木的行為是否確實構成犯罪都沒有確定，卻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乃至死亡，其依據憲法所享有的人格尊嚴，已經在“躲貓貓”事件當中被踐踏殆盡。

第二，“躲貓貓”事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須有法律上的依據?！读⒎ǚā返牡?條規定，某些事項只有法律才能夠規定，也就是法律保留的原則。第9條規定，本法第8條規定的事項沒有制定法律授權，限制人身自也不屬于授權的情形，《看守所條例》的規定，屬于強制措施，這樣的規定，包括司法制度等事項，這些都是不能授權的，必須要有法律規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是國務院制定的，并通過國務院令發布的一個行政法規。行政法規根據《立法法》的兩條規定，它不可以對人身自由采取強制措施。所以說這個問題引發了啟動違憲審違法審查，這個可能是這個案件當中沒有被深糾、展開的一個問題。1990年制定的《看守所條例》不符合《立法法》，我們要清理，而且這里面有一些規定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說偵查和看守是一家的問題等。這個問題現在也有很多主張，是不是能把看守的權利也像監獄管理一樣，交給司法行政機關，而非公安機關，因為偵查權和看押的權利集中在一個機關的時候，這時候監督機制是有缺失的。

第三，“躲貓貓”事件暗合了當前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就是事情的真相總是在公共輿論監督介入之后才凸顯出來，才得以解決?！稇椃ā返?1條明確賦予了公民對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監督的權利，然而監督的前提在于真相、信息的公開與獲取?！岸阖堌垺笔录l生之初，有關部門將李蕎明的事件解釋為玩“躲貓貓”，實際上恰恰體現了我們的國家的有關機關在與公眾監督玩“躲貓貓”，來避免真相的出現。事實上，案發后網友們組成的維權委員會對事件的澄清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但由于信息不對稱，也很難在調查過程中取得關鍵性的突破。當地司法行政機關出于某種原因故意的隱瞞事件的真相，愚弄公眾的行為，事實上違背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6條的規定，即準確公開政府信息。不僅是網上，還有2009年以來許多的問題，包括內蒙古阿隆旗女檢察長的豪車**、鄧玉嬌案件、“釣魚執法”事件等，在官方的解釋當中都是用了一些“躲貓貓”的解釋理由，在愚弄、對付民眾，往往這些在網絡媒體和公眾的監督下，最后得以水落石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憲政意義上，公眾監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督在網絡時代，過去的“躲貓貓”事件可能司空見慣，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在2009年新的歷史時期，“躲貓貓”事件就成為憲政的一個重要事件。范學進：

（犯罪嫌疑人生命權、人權的保護；《看守所條例》的合法合憲）

“躲貓貓”事件，包括其他的憲法事例，與其說是一件件事件，倒不如說是整個2009年，中國法治進程當中的一個個符號。因為作為一個簡單的法律事件，似乎原因非常簡單，責任查明之后追究了，整個事件就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但是通過這些事件，尤其是通過“躲貓貓”事件，讓人們既看到中國法治的希望，同時也看到了中國法治進程的艱難。這個“希望”就是廣大網民、民眾對憲法意識、法律意識以及權利意識、參與意識的覺醒，“艱難”就是通過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所折射出深層次的憲法的問題，以及政府責任擔當的問題。

“躲貓貓”事件，具體反映出兩個問題：第一，是被羈押人，這樣一個特殊群體的生命權人權保障問題，以及公民的知情權和政府的擔當問題。第二，是關于看守所條例合法性、合憲性問題。

第一，是關于人犯的生命權、健康權等基本權利的保障，包括憲法保障、法律保障。因為根據《看守所條例》的規定，看守所僅僅是依法羈押人犯的機構，它的任務就是羈押并且保證犯罪嫌疑人的安全和合法權益，人犯一旦進入看守所以后，他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等等都應該受到保障。李蕎明僅僅是一個犯罪嫌疑人，即使法院宣告他有罪，他的生命權、健康權仍然要受到保障，而保障人犯的生命權是監管部門不可推卸的責任。按照云南省檢察院新聞發言人的說法，李蕎明是被看守所的一個牢頭、獄霸，以玩游戲的名義毆打致死，《看守所條例》明文規定，看守所里，有24小時值班制度，值班人員應該堅守崗位，隨時巡視監房。怎么會出現嚴重的傷及、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游戲呢？所以其中反映出堅守工作中暴露的一些問題，其中一個集中的問題是政府的責任擔當。比方說，管理層的疏松，以及玩忽職守，基寧咸看守所的管理既不嚴格，也不文明，而且漏洞很多，缺乏人性化的管理，助長了牢頭獄霸的這種惡性事件的出現，而且據說牢頭獄霸是我們國家監獄、看守所一個普遍的產物。同時按照《看守所條例》的規定，人犯在羈押期間如果有犯罪行為，看守所應當及時將情況通知相關機關依法處理。但是當時看守所發生此事件后，卻回避責任，沒有在第一時間將事件報

2009十大憲法事例

道，而是謊稱李蕎明受傷是由于玩“躲貓貓”游戲，并不小心撞到墻上致死的，以此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缺乏起碼的責任感和道德感。

另外據云南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楊建平的透露，晉寧縣看守所一些監管設備損壞達半年，因為監視鏡頭損壞半年，看守所沒有進行修理，所以無法提供監控錄像，這樣就使社會和公眾永遠無法明了事件的真相，無法還原事件的原貌，也許真正的死因也隨之被埋沒。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看守所的死亡，所引發的對特定主體生命權的保障問題，雖然與某一個看守所有關，但反映出我們國家目前現行憲法與法律對這一權利保障的盲點。比如說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保障人權，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但是缺乏對犯罪嫌疑人特殊人權的保護。同時也缺乏相關法律對這一特殊群體的一個具體保障問題。

第二，“躲貓貓”事件涉及看守所條例合憲和合法問題。合法問題剛才熊文釗老師已經做了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非常明確，看守所顯然與憲法、法律的規定相抵觸。首先是違法的、無效的。關于合憲性的理解，《看守所條例》首先將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界定為人犯。什么是人犯？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人犯了罪，這里顯然是存在一個先罪后定的問題，是有罪推定的一個體現，違反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與人權保障。第二，既然將人犯界定為犯了罪的人，當然除了羈押以外，《看守所在條例》明確擔當起對人犯進行管理、教育、生活、生活、保障、偵查、起訴、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那么看守所應該對人犯進行法制、道德，以及必要形式的勞動教育，同時組織人犯進行適當的勞動等等，集羈押、偵破、教育、獎勵于一身的多功能職能，具體涉及到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監獄管理權集權的機構。在權利過分集中的地方，權利就失去了保障，因此看守所定位的混亂和權利的集中，不僅使看守所自身的管理無法法制化，同時也是我們國家刑訊逼供這種現象直接誘發的一個原因。犯罪嫌疑人一旦進入看守所，就好比關進一個黑洞洞的房子里，他們的基本權利很難得到保障。由此可見，在目前情況下應該實現羈押與偵查分離的原則，目的就是約束公安機關的權利，最大程度保證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從而使看守所的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軌道。謝謝大家！

李元起：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兩位教授不僅分析了對人犯基本權利的保障，還分析了《看守所條例》，并且提出了國家機關與公民的關系、公民如何監督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怎么承擔責任，這對我們思考憲法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謝謝兩位教授。

三、重慶高考狀元因民族加分造假未被大學錄取事件

■事件回放:

2009年6月，重慶市高考文科狀元何川洋因少數民族身份造假，未被北京大學錄取。此前，重慶市聯合調查組對此進行調查，在考試前即核實了何川洋等31名考生的少數民族身份，取消了他們的高考加分。重慶招生自考辦公室隨后公布了進一步處理情況，糾正了包括何川洋在內的31名考生的少數民族身份31名違規考生被取消錄取資格，15名當地涉事官員被紀檢監察部門查處。侯猛：

（案件處理：比例原則與處罰力度；處理依據；行政程序。案件內涵：受教育權——民族加分政策與公民權利平等、民族生內部加分的不平等、教育部門職責的法律依據缺失）

盡管這是屬于十大憲法事例里面的第三位，但是我還是想說一下，對于這一事件老百姓最關心的是什么話題？我到網上查了一下，當時有一個投票，新浪網當時有1.8萬人進行投票，關心的結果是這個叫何川洋的這位同學個人命運，到底應不應該被取消進入北大的資格，還是應該寬容一點。網投的比例是52.3%認為可以寬容，其余的認為應該嚴懲不貸。盡管這個統計的數據可能不太客觀，但是大體可以看到兩派的觀點是相持不下的，所以我首先是對這個個案做一些討論，然后展開教育公平和憲法上的受教育權的分析。

從何川洋的個案來看，它最后的結果是北大不予錄取，但是從這個案件我覺得有三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第一，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盡管本案存在造假行為，但是對他的處理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事實上何川洋的父母已經撤職了，還有一些處分。另外何川洋最后也沒有被錄取。就我本人的立場來看，覺得對于何川洋的處理過于嚴格。按照相關的依據來看，對于弄虛作假的考生應該取消考試資格。這個考生未滿18歲，盡管16歲是刑法上一個責任的概念，但是行政法上對于未滿18歲的人應該也是可以減輕，或者是從輕處理的。所以我覺得從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來看，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第二，關于處理的依據。相關的處理依據是三部委的通知，2009年4月22日，國家民委、教育部和公安部，三個部委的辦公廳聯合下發的通知中規定，如果出現弄虛作假的情況就要取消考試資格，或者是錄取資格。從處罰、處理的依據來看，還不是規章、行政法規，所以在處理依據上可能還是有一些問題。

第三，在行政程序上，根據三個部委辦公廳的通知，對于弄虛作假的考生要取消其考試資格和錄取資格，但是最后的結果是北大，應該說教育部委托的招生考試機構—北大決定不錄取，但是決定不錄取不需要有行政通知。但如果通知里面的取消其考試資格和錄取資格，這個要不要有一個程序，如果程序上可以這樣處理的話，他可不可以尋求一些救濟措施，所以我覺得個案應該有這三個問題需要討論。

如果對這個案件加以討論，就涉及到已經談很多年的關于教育公平的問題，也是憲法里的受教育權問題。一個最明顯的沖突，就是民族加分這樣一個政策跟憲法上我們講受教育權，以及公民平等這樣一個原則有沒有相沖突。具體在法規當中，即在《教育法》第9條規定，公民不分民族都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但同時在《高等教育法》第9條規定，國家采取措施幫助少數民族學生和經濟困難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可以說是兩個法律之間的沖突?？梢陨晕U展一點，我們國家的民族加分政策與憲法的平等原則存不存在這種沖突，或者有沒有違憲的問題。我想這個事件，在我們今天評選是一個憲法事件，但我是覺得如果一個考生以民族加分來起訴，說這個是違憲的，這個更具有憲法上的典型性。

另外，如果退一步而言，加分是合理的，因為在其他國家盡管存在有反向歧視的判例，但是對于民族問題的處理也是有區別對待的，如果我們認為民族加分有它的合理性，現在是不是可以檢討一下現在的民族教育政策，現在是對于聚居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區少數考生是加20分，對于散居區少數民族考生是加5分，20分和5分定的依據何在，是怎么樣定出來這個的，我想應該通過這個事件應該檢討一下現在的民族政策。

最后，這是跟教育有關的，可能離這個案件稍微遠一點。因為我在查找教育法律法規的時候，我很奇怪發現我們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規定怎么管理學校，學校有什么權利和義務，但是看不到教育管理部門職責的依據，也沒有說教育管理部門應該有什么樣的職責，這個是在我們的法律里面是沒有的。實際上教育部門對于我們高校的管理和控制是無限大，找不到法律的依據。我找了一個文件，是國務院1986年《關于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但是那個規定當時還是國家教委里面有很多東西在今天已經不太合適了，我想我們的法院有人民法院組織法，但是我們教育部，位階不如法院，但是不是對教育部的職能應該有一個組織條例之類的規定。

董和平：

（三個層面的憲法平等權問題，以及平等權在制度和觀念上的落實）

感謝會議給我這么一次機會來對這個案件進行評議，其實最主要的思路，剛才侯老師已經點到，我只是從憲法學理角度再理一下。

重慶高考狀元，因為民族加分造假未被大學錄取這個事件，其中涉及到很多類似的違法事件，我想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侵犯憲法平等權利的違法事件，也是留下諸多了遺恨，令人扼腕嘆息的一個社會事件。為什么說它震驚？首先是對平等權的漠視達到了如此的程度，而且多環節、多機構、多方面協作公然違法，情節十分惡劣，大規模的以權謀私也造成了非常壞的社會影響，所以令人震驚。令人惋惜，是從最后的處理結果來看，最殘忍的結果落在了一個相對無辜的考生身上，我們從做父母的角度來講，從社會的公民來講，對他的前程和心理打擊是非常大，是令人惋惜的。同時最后的處理，不公開、不透明的處理方式，也掩蓋了更多的腐敗問題和制度問題，也是令人嘆息的。

就這個案件本身來講，我想涉及到三個層面的憲法平等權的問題： 首先，是民族平等問題。剛才侯老師也提到了，民族平等、少數民族學生要加分，符不符合民族平等的憲法原則，我們的制度設計是不是有需要改進的地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方。我們促進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提高他們的受教育水平，是不是非得要通過這么一種加分，而最后導致一些憲法上不平等來實現，我想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二，就是公民受教育權的平等問題，通過弄虛作假的方式取得了一些優惠政策，那么你跟其他考生、其他公民受教育權的平等如何講。

第三，憲法平等權就是責任和懲罰的平等權。我們經常給學生講，講到平等權必然有第二層含義，就是違法的時候要平等的維權，有平等的違法的責任就要受到相應的平等的處罰，在這個案件中間責任的懲罰是不是平等的。我們從一定層面上也應該看到，當事的青少年實際上也是受害者，他應不應該承擔責任，是不是所有的責任者都追究了責任，因為最后的處理不明朗，我們也沒有看到，所有責任人員的追究，是不是他們相互之間是平等的，我想這個是要思考的。這是涉及到三個層面憲法平等權的問題。

最后我想有兩個反思：

第一，就是平等權的制度落實問題，我們現在憲法上有平等的權利，從制度層面怎么能夠把它制度化、具體化、固定下來。不光是教育平等權的問題，民族權的平等問題，還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問題，我想都應該滲透著平等權利制度的確認。第二，就是平等權的觀念落實。從大規模的造假，我們會發現這個社會大家平等權的觀念，確實是非常的淡薄，我們經常說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沒有平等權的意識，到今天為止，我們這個平等權仍然是薄弱的環節，當我們平等權受到侵害的時候，我們會義憤填膺。為什么中國沒有平等權？是通過造假能夠使自己獲得一定優惠的時候，我們根本就沒有評定等權這個意識，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那種不平等的結果，來使得自己獲得一點利益。經常出國的人就會發現，我們的平等權太過于平等反而不適應。我們在國內適應了，我們生活中間要有一些關懷，我是一個教授，我是一個院長，我是一個省長，我是一個局長，到那里人們都要肅然起敬、點頭哈腰，放到紐約你立馬覺得特別的寂寞、特別的孤獨。為什么？因為太平等了，這就是我們缺少平等權的教育，缺少平等權的意識，所以這個案件給我們的反思，說明我們在平等權的教育、平等權的宣傳、平等權的研究，平等權的觀念樹立方面我們還需要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怎么走？我們的學者有特別大的責任，希望共同努力。謝謝！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李元起：

謝謝兩位教授，兩位教授不僅是從一般的行政權利層面上分析了這個案件，而且進一步把平等權加以細化。侯教授和董教授提出了對個人的關懷問題，在平等權的層面又加深了一點理解，也是對大家非常好的啟發。謝謝兩位教授！

補充：

我想就另外一個問題做一點補充評論：就是第三個事例，對少數民族加分與平等權的問題。我們實際上不希望用加分來降低分數錄取，因為是少數民族得到的資源限制，是符合憲法平等權的要求，這一點我想說明，對少數民族加分本身這個規則是有法律依據的，是有民族區域自治法、憲法的依據，這一點是我的看法。

另外關于這個案件，這個學生我們注意有幾點：一個是14歲之前他父母的行為，是不是應該由他父母來承擔，而不應該由本人來承擔這個后果？我們能不能用株連的方式來進行法律的適用？第二，這個14歲的未成年人的權益要不要保護，我們結合教育部，最后在公布消息的時候說因為涉及到未成年人所以不公布，31個人只公布了1個人，而另外30個人當中其中有一半以上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它為什么不公布？為什么要把不到18歲的這位重慶高考狀元要這樣的去公布，這個信息不公開的理由充分嗎？另外三個辦公廳的所謂通知，有沒有權利來設立許可，來限制這樣的一種權利？它是一個規范以下的文件，我們通過什么樣的程序來審查它，三個部門的通知，能不能夠按照不訴及既往的法律原則來辦事情，拿一個四年前的行為，14歲之前的行為，然后用一個二年以后，甚至是三年以后的一個通知去訴及人家三年以前的行為，這里面是不是違背了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諸如此類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案例還是很多法律問題并沒有解決，也沒有窮追到底。謝謝！

四、山西煤礦整合事件

——民事法律與憲法的關系，私有財產保護 ■事件回放:

2009十大憲法事例

自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根據《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和《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推行“煤礦兼并重組”以來，2000多座煤礦被掛上了“國字號”的牌子。這場被譽為“國進民退”的改革，成為近30年來山西煤炭領域最大的一場變革。這意味著，這些煤老板如果不接受被兼并，他們的煤礦將會被強制關閉。煤老板們認為應該維權，他們聯合律師、學者高舉物權法和憲法，準備訴諸法律。林來梵：

（非公經濟與國有經濟的沖突；強制兼并——征收？（比例原則））

非常高興來參加這個會議，本來應該叫莫教授先說，因為他口才好，我就先拋磚一下。

山西煤礦整合事件是挺有意思的，雖然我對這個事件的全部內容不是非常清楚，但也了解一些。我覺得首先是一個民法的事件，在拆遷過程當中許多傳媒說到民法不頂用了，過去我們是憲法不頂用，現在很多人感慨民法不頂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非常有趣的。

這個事件，是涉及到諸多法律一個案件，首先涉及到礦產資源法，涉及民法、物權法，當然也涉及到憲法上的問題。從憲法角度講有兩個要點，我覺得有兩個要點是這個案件是具有爭議性的：

第一，《憲法》第11條規定，國家要保護非公有經濟的合法權益和利益。這個案件的性質是，由行政機關根據自己制定的規范性文件、行政文件，強制由國有企業來兼并小煤礦，這里面涉及對私有財產，或者說涉及非公有經濟的性質，也涉及到對私有財產的侵害。當然對私有財產的侵害如果基于公共利益也可以進行。但是，在這個案件當中可能會涉及到這樣的問題，由政府強制讓國有企業來兼并，并且是低價兼并，那么這就可能出現憲法上的爭議。比如是否構成了征收，如果不構成征收，那么是否違反我國《憲法》第13條第1款？根據第1款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是否違反這一點，所以在這一點上還是有很大的爭議。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小煤礦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說礦難具有多發性。但是，就因為這點，或者是更多的一些問題，加以強行兼并、整合，這樣的一種手段是否違法了比例原則，為什么我們不經過加強對小煤礦的管理來實現同樣的目的，而非要進行強制的兼并整合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第二，從憲法角度來說，山西煤礦整合事件并不是單一的，還有其他地方，比如說內蒙古也存在類似的整合事件，在媒體上，以及在學術界這種現象被稱為是“國進民退”。國進民退也涉及到憲法的問題，《憲法》第11條第1款規定，非公有經濟是社會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應該予以鼓勵發展。在這個事件中，一方面我們要鼓勵和促進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確實國家也有必要控制一些重要的，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行業和領域，在這里面允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但是國有經濟這種主導作用，以及他應該控制和占領、占有的行業和領域，到底邊界何在。還有我們改革，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向應該是什么樣的？迄今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分。像煤礦、礦產，是否應該完全納入到國有經濟當中來發展？這是一個問題。有經濟學者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民進國退，不應該是國進民退，跟這樣的一個發展趨向的爭議是相關的。如果，像許多經濟學家所說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方向應該是民進國退，我覺得這個案件就涉及到了憲法上的問題，是否違法憲法上所認可的，或者說所規定的應該堅持改革方向，這樣的一種精神。因此我覺得，這個案件作為一個憲法事例是很重大的，同時也是很典型的。以上是我簡單的評議。

莫紀宏：

（私有財產的國有化；私有財產的國有化）

林教授剛才說了兩點評論，我覺得他的評論基本上把這個問題的實質和原因講得很清楚。我想在林教授的思路上，明確幾個觀點：

第一，山西煤礦整合事件，如果在換成憲法的語言，剛才林教授也講了有一定的難度，我覺得煤礦的整合兼并，可能要類似于憲法學上的一個私有財產的國有化，而不是征收、征用、沒收，不是這三個概念。但是，我們憲法里面為了避嫌把國有化給去掉了，甚至是本來沒有，所以這個問題就比較麻煩。根據憲法文本現在還不能夠得出一個評價這個問題的很好角度。

第二，從文獻審查的理論和各個國家的文獻實踐來看，有一個結論是可以下的，私有財產是可以國有化的。

第三，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私有財產的國有化要需要正當的程序、根據正當的程序，要有正當的補償，當然有很多標準。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第四，從法治來看，私有財產的國有化應該有立法機關的規定。剛才林教授已經講了，咱們的東西好像跟立法部門沒關系，所以這里有很大的漏洞。如果我們深入憲法學理論來看的話，這個問題是可以進行分析的?，F在山西煤礦整合，還有其他幾個省的整合，最上位的法律依據是什么？我現在看了一下，現在恐怕總上位的是2009年10月26日國務院批準，國土資源部12月份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礦產資源整合的通知，現在目前來說能看到最上位相關于行政法規。即使它相當于行政法規這樣一個規范性文件，好像也不符合憲法學理論上，可以實行私有財產國有化這樣一個法律文件的模式，不是立法機關的。當然即使是立法機關的法律，他也不能隨便去規定私有財產國有化。法國憲法委員會1982年，就國有化法律法案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明確的講，立法者之間的國有化法律的結果是對私有財產的剝奪，必須要通過憲法對財產權保障的規定為前提，不能通過這種立法來規定私有財產的國有化，從而導致私有財產權被架空。

第五，從文獻審查實踐的角度來看，私有財產的國有化，因為私產財產限定為兩種，一種是日本文獻審查部門中間發展出來的，一種是美國有消極的規制和積極的規制，消極的規制可能有一種嚴格的，積極的規制是更加寬泛、寬松的標準。煤礦整合我看相關報道應該是積極的規制，政府主動采取一個措施來發展產業結構。當然，也不是寬松了以后就不好審查了，還是可以審查的，剛才林教授講了，主要是要有比例的合理性。

第六，這個事件在我們國家制度怎么做，還有沒有解決的可能性。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既然是國務院最上位的一個通知，可以來作為它的法律依據，能不能啟動立法法規定的90條第2款（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的程序呢？我覺得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它又不是一個行政法規，根據90條第2款的話，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所以這個問題好像法律依據不足，權利解決途徑不是很清楚。怎么辦呢？現在只能這樣的，我個人覺得：一個是與我們的憲法制度不完善有關系，憲法里面沒有國有化的規定，并行征收、征用法理上又不是很清晰。第二，我覺得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剛才和林老師講的關

2009十大憲法事例

于私有財產的法律限制，這一塊其實還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財產權，這樣一種理論基礎上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沒有本身的界限呢？國有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呢？這個問題都比較難說，所以這樣就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一般市場經濟體制相比的時候，在財產權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政策限制，加上現在還有政府的濫權和地方保護主義，所以山西煤礦整合事件的受害人，對他們來說可以用到的手段不多，現在只能是多要點就多要點，其他的找誰梳理也很難，找誰給你做主也做不起來，盡量的避免損失，跟著一塊做就行了。當然如果是對于外資來說，他有一個最終的手段，因為我們國家93年還參加了解決投訴爭端這樣的條約，最后不行可以到仲裁庭，內資就不行了。

最后，我想強調一句話，通過這個事件我認識到，就是在目前的法治環境下，雖然憲法規定了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受憲法保護，但是怎么樣才能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權呢？所以我個人覺得，恐怕私有財產權現在要把它用得好恐怕要兩方面結合：一個是盡最大限度的尋求權利救濟，如果被人家侵犯了要尋求公權的救濟。另外一方面，因為不能采取私立救濟，所以與其救濟還不如增加點風險意識，最好是對你的權利梳理一下，加強權利管理，像這種有風險的領域，最好是自己把自己保護起來，免得去求政府給你做主，所以現在要做自己財產權的主人，而不是讓政府來保護你。在我們的法律環境下，對憲法規定的私有財產權恐怕要保障唯一的手段，靠自己，不能靠政府。謝謝。

李元起：

謝謝兩位教授！剛才兩位教授分別從民事法律和憲法的關系上，以及私有財產保護方面談了山西煤礦整合事件。既然國家的管理有積極和消極兩種保護方式，作為憲法下面的人，對自己的財產保護恐怕也得采取積極各消極保護兩方面的手段，不能一味的靠國家，可能一味的靠國家，好多問題還解決不了，在國家顧及不到自己的時候，還要發揮自己的作用吧，這也是一個啟發。補充：

剛才莫紀宏老師說應該做自己財產的主人，我覺得這種說法當然都是對個人有好處的，但是他就回到了我們過去的，或者說我們現在還沒有真正變成公民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社會。但如果都這樣做的話我們什么時候能到公民社會，做自己私有財產的主人？莫老師說出來這種話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的法律安全沒有，我們沒有法律安全，法律對任何人都不起作用，對老百姓不能保護，公權力機關不去遵守，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問題。我就補充這一點。

五、上海釣魚執法案件

——執法手段及程序 ■事件回放:

今年10月14日晚，上海某公司司機孫中界駕駛面包車行駛在路上時，遇到一男子衣著單薄懇求搭車，男子上車幾分鐘后，孫中界的車即被兩輛車包圍、逼停，隨即孫中界被指認涉嫌黑車經營，被罰款1萬元。

孫中界回公司后遭遇指責。他認為自己遭遇了“釣魚”執法，他無法接受自己做了好事反被冤枉，遂用菜刀切斷左手小指以示清白。此事引發極大關注，一時間，針對“釣魚執法”的追問占據各大媒體頭條位置。

10月26日，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府召開新聞通氣會，公布處理意見。浦東新區區長姜木梁在會上表示，“10·14”事件中確實存在使用不正當取證手段，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10月20日公布的調查結論與事實不符，浦東新區政府為此向社會公眾公開道歉。章志遠：

（執法的利益化、運動化；行政手段和程序正當；出租車和管制條例的不合理）

非常感謝人大法學院教授，今天能夠與這么多前輩在一起點評憲法事例，特別是我們非常有名的傅老師一起“釣魚”，非常光榮。

由于時間關系，我想就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發生的原因談三點看法： 第一，執法的利益化和執法的運動化，是構成釣魚執法方的社會動因。在整個事件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值得我們關注，就是媒體公開披露的上海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在過去的二年當中，一共查出非法營運車輛5000多輛，2009十大憲法事例

而且罰沒款得到了5000多萬元，還超額完成了上級下達的任務。這個信息表明當前的一些執法部門，已經將手中掌握的執法權當成了本單位、本部門一種經濟利益的工具。正是在這樣一種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行政機關才會創造出，包括“釣魚”在內的各種執法手段。同時還應該看到，為什么上海釣魚執法事件頻頻發生，我想這個跟上海作為一個特大城市，交通運輸市場秩序的混亂，特別是明年的上海世博會的日益臨近有關系。

實際上在我國行政執法領域，經常會出現類似查處黑車、掃黃打非、清理攤販，這樣形形色色的集中整治行為。比方說前不久在重慶發生的煙民被拘留，就在公共場合吸煙被拘留五天，那么像這樣的系列案件都是我們固有的運動式執法思維在作怪，把執法當成牟利的工具，我不想僅僅玷污了國家公權利的純潔性，而且從根本上敗壞了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通過運動的方式來執法，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一種高壓的態勢，能夠遏制違法行為，但是運動之后違法行為往往死灰復燃，這也正是當下中國行政執法的困難。最后我覺得反思上海釣魚執法事件，首先就必須通過積極的，這樣一種健康的績效考評機制，實現我們行政執法的純潔化和常態化，避免法律淪為服務政治形式的工具。

第二，執法手段的合法性和執法程序的正當性缺乏思想的動因。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這樣的觀念彌漫于我們的行政執法過程當中，為了追求辦案的實際效率，一些執法機關往往不遵循法律所預設的程序，只要能夠查獲違法行為，至于采取什么手段無關緊要，在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當中，執法機關打擊非法營運的行為，不惜采用倒鉤的方式，無疑引誘他人違法，以達到這種目的。而這種辦法盡管有可能查處到某些真正的違法分子，但是這種方法卻為我國相關的法律所禁止，特別是2002年最高法院證據司法解釋57條規定，就是以這種利誘、欺詐、脅迫、暴力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立案的依據。更為嚴重的是，某些釣魚執法事件中，執法人員甚至動用暴力手段進行人身攻擊，這樣更加侵犯了公民的憲法基本權益。所以說反思上海釣魚執法事件，就要進一步加強我們國家行政程序法的介入，通過這種個案足夠培養起行政機關依程序法行事這樣的意識。

第三，出租車管制政策本身不當，也是造成釣魚執法事件發生的政策原因，大量黑車的存在，與我們很多城市不恰當的出租車管理政策密不可分。比方說，2009十大憲法事例

實際上在今年的釣魚執法事件之前，在去年3月份上海也發生了黑車事件，我記得當時我的安徽老鄉，他表示外地人在上海開不上出租車，所有只能選擇開黑車。由于這種強制的出租車公司，甚至是總量控制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出租業的正常發展。去年在全國很多城市相繼發生了多起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這個事件的背后也折射出出租車司機群體對我們政府出租車管制政策的不滿，由于大量的從業者被阻擋在出租車行業之外，加上我們立法上對于非法營運這些不確定概念的存在，所以在我們國家交通運輸執法當中就難以避免發生這種釣魚執法的事件。所以說，反思上海釣魚執法，就應該從保障公民出行更加便利，這樣一個角度來適度的調整現行的出租車法律政策，使得出租車行業的健康發展，能夠成為我們政府真正落實民生政策一個真正重要的行動。謝謝大家！

傅思明：

關于釣魚執法事件在憲法上的意義，在這里我想說我的第一個點：就是今天應該有個案的糾錯轉向憲法實施，與人權保護層面的機制健全。雖然有人認為，在孫中界那根含血的小指頭下，釣魚執法以后可能在上海，乃至全國會不會銷聲匿跡，這將是我們中國法治的勝利，但是我們說這是中國現在，以及公民維權意識的悲哀。因為我們靠血的代價來推動依法治國，實現憲法目標。所以孫中界事件不是我們追問，我們國家依法治國這一治國方略，作為憲法規定的、確定的目標，為什么要靠血的代價來推動？為什么在推動依法治國的時候，不能少一點血的代價，而這些血的代價是不是太過于沉重，他們是不是不可避免？正是因為十指連心，孫中界自殘手指的事件，換來的應該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清白，否則的話我們就對不起孫中界那根小指頭了。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今天將孫中界事件，作為十大憲法事例的理由。所以，我想孫中界事件，應該促使我們的黨和政府去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憲法運行的機制，以及憲法的制度安排。只能建立執法者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權益，而不能無辜的傷害公民，孫中界事件應該引起規范政府行為、控制國家權利，以及保護公民權利的一系列憲法與人權保護層面的機制改革，這是我想這個案例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

在此我想重申我的第二個觀點，就是必須加強對國家權利監督與制約。當公權利失去監督和控制，必然導致權利的濫用，嚴重損害公民個人權益，尤其在2009十大憲法事例

基層，基層執法者作為當事人，也作為受益者，當然缺乏自我糾錯的動力，甚至基層的上級也通過謊言來掩蓋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需要權利的制約。在這里權利的監督和制約，是憲法實施和實行憲政的基本標志，所以孫中界這個案件，讓我們對我們國家的司法機關失望，對我們的立法機關也失望。因為法制和憲政的一個標準，法治是人權保障的最后一個堡壘，但是在上海釣魚執法事件中，這個堡壘，實際上海此前對于釣魚執法的訴訟原告一個都沒有申訴，所以看到這樣的材料，公民狀告釣魚執法無一勝訴的背后，典型的表明了司法對行政的制約沒有得到落實，同時作為監督一府兩院的權力機關，我們也希望立法機關、權力機關有所作為，尤其在今天看來應該有針對性的，根據當前的社會現實情況，比如剛才章老師就談到了出租車的問題、黑車的問題，對究竟什么是黑車、什么是非法運營，能夠拼車等等，已經直接關系到公民出行等切身利益的法律事項，進行更為具體、更為科學、更為明確的立法和界定。

我的第三個觀點，就是依法治國是我們國家憲法的基本原則，以人為本也是我國憲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依法治國和以人為本，今天也是我們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兩大執政理念。在依法治國中必須體現以人為本，這是今天這個時代所有的執法者都面臨的一道新課題、新考題。我們說依法查處黑車的確是政府執法部門的職責所在，但問題是執法過程中應該體現憲法的理念——以人為本，讓所有公民感受法制，接受法制，進一步維權公民權利的過程，同時也是體現執政為民的過程。我的點評就到這里，謝謝各位老師和同學！

補充：

我補充一下上海釣魚執法的案件，我同意剛才章教授和傅教授的觀點，但更進一步我想補充三點：

第一，就剛才章教授提到的出租車管制政策這方面我想進一步延伸，就是不是可以考慮，現在據我了解像北京、上海，其實有些地方黑車的存在，并不是因為有人專門要去坐這個車，而是確實有一些乘客打不上車才打黑車，因為很多乘客并不是在乎5塊錢，或者是幾塊錢的差距，他更愿意去打正式的出租車，而是因為打不上車。所以，打不上車就意味著是不是有一種行政壟斷在里面，就是政府在支持出租車經營公司的壟斷經營，也就是門檻過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

2009十大憲法事例

不是有行政壟斷，如果可以用憲法語言的話，我們憲法所說的社會與市場經濟究竟應該怎么來看待？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也是值得思考，我曾經跟北京市的一位出租車司機詳細的聊了很長時間，我就說你們有沒有權利的表達，因為他們基本上一天干十幾個小時，一個月給公司交4000多塊錢，自己每個月大概拿2000塊錢不到，這樣可不可以像銀川、重慶有些地方的出租車公司有表達，他說不太可能，因為在出租車公司的門口有很多的就業者、有很多準備要加入出租車司機行業的人，如果誰要說不，馬上就有人接手，出租車公司根本不在乎出租車司機的供應。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要研究一下出租車司機的權利表達機制，因為他們確實是很弱勢。

第三，我覺得無論是房屋拆遷事件，還是上海釣魚執法事件，都讓我們感覺到現在有一種非常讓人擔心的不安定因素，就是政府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都和黑惡勢力在并存，我們不是說政府在助長，但是它的確實是跟黑惡勢力在并存。比如說上海釣魚執法事件里面，釣魚者不僅僅從政府那里拿到他們所謂的工資，或者是薪金。另外一方面和那些黑車司機的團伙互通信息，我什么時候在什么地點要釣魚，你們就別去了，好，那些黑車司機就繞開那個時間、繞開那個地方，這樣在那里又獲得一些信息費，這些讓人們感到一些痛心的黑惡勢力的存在，我們不能說政府在助長，但是它是跟我們政府的制度和機制是并存的。我就補充這點。

熊文釗：

就釣魚事件我想給大家另外一個思考，為什么要去抓黑車？其實剛才沈巋講了，有很多的利益，政府和出租公司有一個同盟，實際上黑車說的很難聽，其實他們有很多方便的、接送小孩上學、很多熟人社會這樣的一些行為是很難區分的，而且我們根據行政許可法是不是要設定這個許可，非要搞這么嚴格的門檻。所以，這個如果是市場調節能夠解決的，我們就不要設定行政許可，或者是中介組織能夠自治解決的，我們也不要設許可，或者是我們事后監督能夠解決的，我們也不要設許可，《行政許可法》規定的非常清楚，實際上這個問題實行登記制就可以了，要不要這么嚴格的許可，所以這個問題背后的問題我們揭示的不夠，2009十大憲法事例

就上海釣魚事件，而且社會上要合乘、要幾個人一起坐，可能有利于環保，不能讓一個人開車上路，美國就有這樣的制度，讓資源用的更節約型一點，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背后還有問題是值得挖掘的。

另外，如果從正常的真正構成一個執法的話，確實釣魚執法和它隱蔽的去取證要有一個界限問題，否則執法完全不能進行要區分，確實在做違法經營的行為，在做的時候，通過不穿制服的方式、以一個普通乘客的方式所取得的證據應該是有效的。但關鍵是孫中界是不愿意拉，而他裝著有病人有上車引誘人家違法，他們是共同做一個違法的行為，這種執法當然是違法的。謝謝！

甘超英：

其實釣魚執法大家可能也知道，在很多情況下是允許的，對于恐怖分子、販毒集團是允許使用的，這是合法手段。當然對于像這種、一般的、其他的應用普通的調查一般不適用。

剛才沈巋也說到出租車的問題，現在出租車的管理還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計劃經濟產物在向市場經濟轉化的時候，又和掌權者個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或者是單位的利益結合起來，所以才有出租公司。我們看，實際上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國家也是不允許黑出租的，如果他們的公民符合一定的條件是允許干出租的，就比較自由，所以我們的黑出租就是這個的問題。因為我也坐過黑車，因為我們家附近根本就沒有正式出租車，其實黑出租司機也都是熟人了，很熟悉，都是附近的，他們當然也愿意合法經營，但是沒有這個機會。

莫于川：

前面聽到專家的評議我很受啟發，我就釣魚執法說一句話：我覺得誘導式偵查，對一些重大案件確實很需要。為什么呢？因為犯罪嫌疑人晚一天到案，整個社會處于風險之中，所以誘惑式的偵查是有必要的。一般的案件是否有必要采取違背善良宗旨的可能就要考慮，所以我想我們在行政執法過程中，不要故意去地放大人性的弱點，這是違背善良公德的，也不利于引導社會公德的發展。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今天前面提到很多案件，就是與民爭利的問題，就是政府機關獨自的與民爭利，以及官商勾結起來與民爭利，這是非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常突出的一個問題，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那么就會盡一切辦法要規避法律，真正受害的是老百姓和我們社會的發展，幾個案件都涉及到這一點。

還有前面的專家提到教育的管理問題，好像給我感覺教育法方面的規定，我們行政法講管理法的味道特別重，不是注重服務，而是注重于管理，總是和我們行政管理發生沖突，這可能要從根本上反思我們教育法體系要進行一個改造，才可能更好的解決問題。

還有一點我們前面很多專家提到，現在已經評議的五個案件，很多都是死了人、傷了指頭才引起重視，我覺得這個確實是需要我們加以關注的，否則的話哪怕像監管場所本來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括我們看到恐怖片，有些躲避殺戮，故意要躲到監管場所里面才安全，很多都是這樣，其他有一些法治國家都是這樣，而我們沒有做到這點是非常危險的，就是要約束公權利，確實還有很多的路要走。我就簡單說一下我的感受。

董和平：

剛才大家提到釣魚執法，涉及到國家公共安全，或者涉及到一些重大的販毒、犯罪，可以使用這種手段，但是一般的情況下，要誘使別人違法的手段，但是我想這應該有一個界限，因為我在美國跟他們執法機關聊，就碰到一個現實的案件，美國是不允許你向14歲以下的兒童出售含酒精的飲料，但是衛生局，或者監管局的人經常會開一個車，帶一個貌似已經成年的孩子，然后到餐館門口進去去買，餐館老板不知道，一看這個孩子就像滿了14歲或者是18歲，馬上售給他飲料，衛生局的人立馬上去查封、吊銷你的牌子，你說這是不是釣魚執法，到底允許不允許？我沒有查過相關的條例，所以我想是不是有關的專家，如果知道信息可以給我介紹一下，如果不知道的話我覺得應該去查一下，我想有些東西實際上這樣一種方式是允許的，但是有些東西是不允許的，我們應該找一個界限，這是我們的任務。

王建學：

我想就第五場、釣魚執法有一個信息給大家提供一下，之前董老師提到美國的事例，我之前有查過美國的判例，就是1932年有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當時美國實施禁酒令，警察喬裝成旅行者，向一個人購買售威士忌，后來這個商人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出售給他了，警察就以販酒的名義把他逮捕了。最后這個案子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意見是引誘犯罪的行為都是非法的。目前我看在一些有組織化的、高智能化的刑事犯罪里面，才允許一定程度上使用引誘性犯罪，普通行政執法實際上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六、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管轄橫琴島澳大校區

■事件回放:

橫琴島是廣東省珠海市第一大島，全島南北長8.6公里，東西寬約7公里，全部開發后將達106.46平方公里，是澳門現有面積的三倍。

今年6月27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決定，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與橫琴島其他區域實行隔離式管理，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實施管轄，澳門以租賃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這意味著，橫琴島一部分將成為實施“一國兩制”的新區域。同時，一旦港珠澳大橋通車，橫琴島將成為連通粵港澳三地的戰略要地。甘超英：

（一國兩制的新運用；租賃行政管轄權的新模式；立法機關嚴格遵守憲法）

首先，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意義當然有憲法上的，但意義不只這一點。首先從歷史上看，葡萄牙總是想擴大自己占據的土地，但是歷屆、歷代中國政府都沒有批準，而這次澳門提出來擴大澳大校區，我們中央政府就批準了，就充分說明了回歸以后，我們一國框架下的土地劃分、行政區域劃分的一個新鮮的事情。也就是說過去是嚴拒，現在是允許，因為我們是一家人了。這是歷史上的意義。

按照材料中憲法視點的提示，當然是一國兩制的創新和發展。一國兩制創新和發展，也就是說實際上這個事情，充分驗證了胡錦濤主席曾經在香港回歸十周年講話的時候對一國兩制政策進行了非常高的評價?，F在，我們對一國兩制的實施就跨界一步。這里產生一個什么問題？這時候管理，按照決定的規定，是要由澳門政府來管理的。也就是說，原來一個社會主義的地方，實行資本主義的管理，會給大家提出一個爭議性的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在哪兒？實際

2009十大憲法事例

上這個區別是不清楚的，當然，我們不一定非得清楚，實行就行。因為鄧小平也說，社會主義是什么，搞了幾十年還沒搞清楚，但是鄧小平有一個做法，用排除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他并沒有說。從政治上的意義來講，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對于一國兩制是基本國策的具體體現。

另外租賃的管轄權是我們行政的創新，也可能對內地有借鑒意義。比如說西部大開發，總是東部城市援助西部。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鑒這種形式，東部地區租賃西部一個地方，完全有東部進行管理，而不是說西部管理。其實西部有時候落后的一些因素有管理的因素，東部支援西部，是不是在這種管理上也是行政區劃的模式呢，所以有管理上的意義。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借鑒的，用租賃的方式，行政區劃租賃是模式很大的發展。

按照《憲法》第89條第15項的規定，國務院只有批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劃分，實際上這個決定讓它具體的劃定，然后劃定權限等等，按理說不應該是國務院的事。也就是說，國務院行使這個權力，在憲法規定內這個權力是沒有的。但是再往前推，它的權力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憲法第67條，并沒有處理行政區域劃分方面的內容。但是第67條最后1款也規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可以行使全國人大授予的職權。全國人大的職權只是批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建制，即使是授權也不能超越，如果是違法憲法的授權，是沒有憲法依據的?；蛘哒f全國人大即使有這個權利，但是他沒有去進行審議。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沒有得到全國人大的授權，而自行授權給國務院。這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法治建設中，即使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應該嚴格依法去做。其實新校區建設，明年3月份召開人大會議，產生一個新決議去做是不是更好呢？當然從憲法來看，如果非解釋，全國人大的權力那兒？要整體研究《憲法》，第31條特別行政區的制度不一樣。所以其他憲法條文可以按照這一條去進行理解，給我們憲法學提供了一個研究的實例。原來說，要整體研究、整體把握憲法，怎么把握？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覺得作為憲法的十大事例，選擇是正確的。李樹忠：

（無法律依據的直接規定）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感謝有這么一個評議的機會。對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管轄橫琴島澳大校區這個事例，剛才甘教授已經說了很多，但是作為十大憲法事件來看，在我的概念和理解當中，這是個大事，也不算什么大事。剛才甘教授談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限問題，是有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是一國兩制的創新和發展，是不是涉及到行政區域的變更，根據我的理解，好像還不涉及到行政區域的變更，因為是我們出租的，土地還是廣東的，只不過是租給澳門用，所以不涉及到行政區域的具體變更和劃分。所以，從我的認識來看，好像作為十大憲法事例，或者是事件來說，還是有點存疑。

有一個問題，憲法中規定的土地權益可以依法轉讓，涉及到特別行政區和大陸土地問題的時候，依據什么呢？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了一個決定。因為沒有轉讓，只是包括出租，所以再沒有尋找國內法的法律依據，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做了一個決定。

通過這個事件，可以看出中央實施一國兩制的決心，也可以看出中央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即一國兩制的問題上，實際上越來越自信。租給你點地讓你管，沒什么大不了的。

進而還可以進一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今年5月份，來梵教授在他的家鄉召開了一個憲法學范疇的會議。在那里，我看到到處打著大橫幅，說要建設海西經濟區什么的。全國人大有一些介紹，說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準備將來把來梵的家鄉交給臺灣人管理。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我覺得不是完全沒有。雖然不管是在臺灣，還是來梵的家鄉，都是福建人占多數，但我覺得讓臺灣去管理，可能比讓來梵家鄉的人管理更好一些。所以這也是一種模式。

現在在一國兩制問題上，特區都是被慣著、寵著的，他們提出什么問題，中央都非常重視。所以這次沒有非常輕率的由國務院來解決這個事情，而是經過認真思考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決定。我在想，特區一方面享受著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又在“罵”中央政府，他們是很自由的，也是很幸福的。

有一個問題，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特別行政區的領土，除過去依法屬于個人所有的以外，基本上都歸國家所有。澳門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澳門政府管理。這里面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現在是中央把珠海的一塊地方租給澳門，那將來中央有沒有權限把香港或者是澳門的土地拿過來呢？現在人大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有沒有這樣的權利？現在特區得到實惠，所以可以執行。那將來對他們不利時，是否能順利執行呢？這是我的一些思考。所以這個事件實際上是比較難評議的。莫于川：

大家知道，在澳門這一次的變動之前，在香港海關用地的問題上，此前已經低調的做出了一些變動。這次澳門涉及到校園用地，香港那個是海關用地，不管是什么用地，最終的結果都是一個區域按照資本主義管理方式來進行管理，在曾經是社會主義行政管理的區域當中有了一塊區域。有一種理由，就有多種理由，當然理由是越來越多的；有一平方公里做了這個變動，還會不會有二、三、四、五及更多的平方公里？在社會主義的領域中還可以再增加一塊區域實行資本主義，至少是一個正常的運作，我覺得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思考。補充： 甘超英：

剛才李（樹忠）教授說，有關授權澳門這個問題，和一國兩制沒有什么太大關系，但是我覺得這還是很有意義，因為管轄權的轉移，實際上意味著法律體系的改變。在我們國家出租的土地上，或者是轉讓的土地上，如經濟開發區，外商、港澳的人到這兒來是服從內地的法律，但是到他們管轄的那個地方，完全是服從澳門的法律??是不是當地沒有人，就是一塊空地？不管怎么樣，如果就算是一塊空地，去那里旅游發生糾紛，也是要按照那邊（澳門）的法律，而且現在進到那兒都不大可能，都得辦通行證之類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區分。因為前面談的比較多了。教授A：

第一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管轄澳門管轄橫琴島澳大校區，這個事例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擴大了基本法的適用范圍。我覺得如果我們不把握這一點的話說很多都是沒有意義的。教授B：

另外第六個、橫琴島的事件，我有一個想法，我覺得我們現在是不是太注重國家，而忽視地方了，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報道都在強調國務院、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但是沒有報道廣東和珠海市的市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因為我覺得這個事件其實直接意義上來講應該是珠海和澳門之間的事情，和全國人大、國家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是沒有關系的，我們如果關注國外的自治法的話，地方團體之間的合作、區域變更都是以地方為主導的，我是有這樣一個想法。

七、廣電總局大規模關閉視聽網站事件

■事件回放:

廣電總局今年持續清理整頓了包括BT網站在內的無視聽許可證的非法視聽節目網站，目前，已關閉BT網站530多家。

廣電總局相關規定指出，將持續清理非法視聽節目服務網站。只要被關停網站不解決侵權盜版、傳播低俗色情節目等問題，就不可能獲得《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而2009年12月20日前仍未獲得該許可證的網站，將被作為無證網站關閉或禁止提供視聽節目。劉素華：

我看了這個案例，首先我覺得咱們這個材料上談的，比如說憲法權利方面的表達自由，財產權，還有文化自由權利，除了這些權利，可能還涉及執行權和監督權，還有關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沖突問題，還有行政機關在行使職能是否存在權利濫用問題。

我先說第一方面，基本權利方面。目前從我們國家來看，我國網上視聽資料50%以上都是由公民自己制作然后放到網上播放的，公民自由制作的這些視聽材料，可以說是對社會各方面現象的反映，是公民表達自由和思想自由最直接的體現。在表達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過程中，實上是在向社會傳遞各種信息，同時也是行使公民對社會事務的一些監督權利。在行使監督權利的過程中，實際上這也是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最主要的渠道。所以，我覺得網上的視聽資料簡單的關閉，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政規制問題，還涉及到對公民的多項權利的侵犯，或者說保護不到位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國家互聯網的管理目前還處于比較混亂的狀態。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我們的管理部門是比較多的，除了我們現在談到的廣電部和原

2009十大憲法事例

信息產業部，還有其他的一些部門，像中宣部、文化部、法制辦、工商局，還有公安部門，包括國家安保部門，這些部門都在對互聯網進行管理，在管理過程中可以說職責不是很清，在具體問題的處置方面，意見、分歧也是比較大的。這就給互聯網的管理帶來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對視聽網站采取簡單的一刀切的做法，我覺得讓我對我們國家整個互聯網的管理提出了很多的質疑。因為我們大家知道互聯網不是一國問題，它有開放性，以及全球性，它是和國際社會聯在一起的，很多網絡問題涉及到政治問題，所以在網絡上自由表達是公民表達的平臺，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就涉及到我國的民主法治進程問題。這是第一個關于權利方面的問題。

第二，我覺得是關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沖突問題。在會議材料里可以看到廣電總局和原信息產業部的規定，這個規定很明顯是部門規章，是屬于位階比較低的法律。從行政許可角度來看，我國《行政許可法》第16條已經規定，行政法規可以在行政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地方性法規可以在行政法規設定的行政許可事項內，以及規章可以在上為法設定的行政許可事項范圍內，對實施該行政許可做出界定。我們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還有一個規定，就是關于互聯網的許可問題，第2條，本條例所稱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是指，通過計算機等裝置向公眾提供互聯網上網服務的網吧、電腦休閑室等營業性場所。第4條、第7條、第10條、第11條，互聯網管理條例還涉及到關于審批許可。第4條還規定，在互聯網上如果要經營文化方面的內容，要得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部門的行政審批，獲得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才可以，網絡經營文化許可證和剛剛材料上提到的兩個部門，廣電總局和原信息產業部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中的許可內容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就有一個沖突的問題。

再從職權的劃分方面看，對于互聯網的監管，剛才已經說了我們國家最多是16個部門監管互聯網。在監管過程中，各個政府職能部門的職責劃分也是不一樣的。廣電部有對網上視頻資料監管的職責；而原信息產業部是沒有的，原信息產業部的職責主要是對網絡基礎設施，網絡的互聯互通，網絡的基礎設施的質量標準進行監管。在這種情況下，這兩家聯合發出這么一個通知，兩部門的規章，實際上和互聯網管理條例也是產生沖突的。這就出現一個問題，作為原信息產業

2009十大憲法事例

部他沒有這個職責，這就涉及到一個越權問題。我覺得這是這個案件涉及的第三個方面的問題。

再一個問題是，根據互聯網管理條例的規定，在取得網絡經營許可證的時候，如果公民的申請沒有得到許可，相應的行政主管部門要書面向申請者說明情況。但是就本案來說，廣電總局就一刀切把這些網站都給關了，是否走了這個程序、就是向相關的企業經營者說明關閉的理由？因為在這個材料里面沒有反映出來。我就談這幾點看法，謝謝大家！

莫于川：

謝謝素華教授從多個角度對這個事件做出了分析。我們大家知道廣電部是經常引起爭議的一個行政管理機關，過去曾經規定18歲以下、不滿18的男男女女，不能參加快男、超女比賽也是引起爭論；后來他們的人教司招錄公務員，創了錄用與報考1：4200的記錄，也經常引起爭論。我們現在又來點評他的事件。我們的專家組在會議材料中提出的憲法視角是是否侵犯表達自由、財產權、文化活動，以及是否違反了行政許可法的規定，而剛才素華教授的點評還超出了這個規定，做了非常好的分析，非常好。下面請立斌教授做評論。

謝立斌：

我說幾點：

第一，在憲法之內，我會考察一下程序和實體問題。在實體部分我會看一下基本權利規范和客觀憲法規范是怎樣的情況。在憲法之外，還有一個情況向大家匯報一下。其實剛才劉老師已經講得非常全面了，可以說從程序上來看的話，基本權利上有非常多的功能，我們最了解的是法院部門，除此以外還有一個要求，即國家機關的程序必須要有利于基本權益的保障。從這一點來看的話，大規模關閉網站不可能充分的收集、證明每一個網站侵犯版權播放視聽節目的證據，也就是11月12號關閉111家，12月10號關閉了530多家，如果說對每一個網站都分別的收集證據，我們基本上認為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有非常大的程序不公正的嫌疑，這是從程序的角度我得出這么一個初步的結論。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從實體來看的話，剛才劉老師也談到，有一些基本權利條款是直接相關的，我認為第一個是言論自由，因為通過網絡表達自己的意見、一些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表達的途徑。關閉網站當然就會對言論自由有比較大的影響。即使就色情言論而言，或者是低俗的視聽節目，也是一種言論，言論自由的保護范圍應該說是比較寬泛的，特別是國家應該對這個節目有沒有價值、對它的價值進行區分。

第二個相關的基本權利，我認為是信息自由，或者是獲取信息的自由，這個自由我認為其實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因為公民要有自己的言論，要形成自己的意見、觀點，之前需要獲取信息，如果說不能夠獲取信息，那么言論自由就沒有意義了，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言論。關閉網站對于網民來說，是少了一個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結合這一事例，有可能政府替你做主了，這些低俗的內容你別看了，但是我覺得還是應當由公民自己來決定、鑒別這些信息是好還是壞。

第三，跟財產權也有一定的關系，因為建設網站都是需要花錢的。還有一點是文化活動自由，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歸為文化活動自由，所以涉及到這些基本權益，關閉這些網站當然就干預到這些基本權益，但是干預不等于侵犯，看它有沒有正當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如果說你的理由非常充分，比如說對色情節目的確是收集了大量的證據，對色情做出了嚴格的界定，基本上你關閉它也不會有太大問題，它是符合比例原則的。但是你大規模關閉網站，從程度分析來看的話，你要收集到更多的證據，你要對每個網站進行區分，但這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我覺得很大的可能性是侵犯了基本權利。

除了基本權利條款以外，我認為法治國家條款對此也有一些關系。根據我國《憲法》“法治國家”條款——第5條第1款，作為一個客觀法律規范，不再是一個基本權利規范，其實背后一個理念就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就是依法原則，即法律優先、法律保留，這一點剛才劉老師也提到，就是說對于許可、備案等等，特別是干涉到公民基本權利的這些許可、備案等等，要求由法律做出規定。現在甚至由連規章都不算的通知來做這樣的規定，是不是可以在這一點有很大的疑問。

另外，從法律至上，或者是從法治國家來推導的話，法治國家意味著依法治國，就是把法放到非常高的地位，我們把法律作為最重要的行為準則，不管是對國家機關，還是對老百姓，法律有一個特點，即原則上只對法律頒布以后的行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為生效，這么一來即使我假定你制定的這些規定是合理的，沒有問題，但是你的管理規定出臺生效以后，只能對新的網站，或者是這些網站提供的新的服務進行約束，對之前的網站原則上沒有追訴力，除非有重大的公共利益。

以上是憲法之內的一些思考。

憲法之外呢，以色情為由關閉網站，其實多多少少跟道德有一定的關系，廣電總局的行為的潛臺詞就是關閉色情網站不違法，盡管他沒有這樣說，但他之所以這樣做，背后肯定有一個潛臺詞，即這樣做是不違反憲法的。這種對憲法的解釋實際上是最寬泛意義上的憲法解釋。這種憲法解釋構成了憲法的道德化，就是把他自己的道德加到憲法里面去，對憲法的條文進行一個道德化的解釋。但是價值多元的今天，人們的道德觀念都不同，比如他認為是低俗的，而我認為是很正常的，或許國家會說這個人道德敗壞，但的確社會上道德觀念各種各樣、價值觀不同，政府不能把你的價值觀、道德觀強加到大眾的頭上。另外一個方面，這種憲法解釋好像是標榜公權力的，就是說這些東西非常低俗，色情非常低俗，通過批判色情、批判低俗的事情就凸顯出自己非常高尚。但是國家、社會二元分立，對于道德問題應該由社會來評判，國家不應該干預。這是我的評議，謝謝各位！

八、先育后婚考公務員遭拒錄事件

——就職的平等保護（先育后婚是否違反計劃生育義務，是不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的不予錄取為公務員理由）

王鍇：

（計劃生育與婚姻的關系；救濟途徑）

這個案子，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講一下：一個是關于拒錄王瑩的理由成不成立，第二是她如何來救濟的問題。

關于第一個問題，在這個案子里面拒錄王瑩的理由，主要是認為她違反了計劃生育的義務。當然關于公務員的錄用條件，規定主要是在《公務員法》的第11條和24條。第11條規定錄用的積極條件，就是應當符合哪些標準才能錄用，33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第24條是規定了消極條件，即違反了哪些標準不能錄用。本案以王瑩違反計劃生育義務為理由不錄用，只能是適用第11條的第7項，就是認為王瑩不具備錄用的其他條件。但是這里面問題是，王瑩有沒有違反我國憲法所規定的計劃生育的義務，這就涉及到對計劃生育義務的理解問題。計劃生育義務是對公民生育權的限制，主要是講男女公民在生育后代的速度和數量上應當有所克制，一般來講公民與另外一個特定的異性公民只能生育成活的子女一次，但是計劃生育義務跟結婚與否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就是說，我們不可能說公民在結婚之前就沒有計劃生育義務。即使公民婚前生育仍然要承擔計劃生育義務。所以，這個案子把計劃生育義務和結婚與否相聯系，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同時，按照《婚姻法》第25條規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權利的。所以，我認為王瑩在婚前與另外一個特定的異性公民生育一次，并沒有違背計劃生育。當然能不能以王瑩未婚生育不符合一般的道德觀，也就是認為她違反了公務員法第11條第4項，因為公務員第11條第4項規定錄用公務員應當有良好的品行，能不能以這個條件作為拒錄她的理由呢？我認為用公民的品行是否良好來作為限制公民服公職的權利的理由，必須要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妥當性、必要性、均衡性都要具備。首先，從妥當性來講，這個品行必須是有助于公民服公職的品行，而不是任何的品行，也就是說只有認為公民不具備這個品行就沒辦法從事公務員的工作，以此來限制她他當公務員的權利才是妥當的。從其他國家的規定來看，一般對公民服公職的品行，主要是限制在像忠誠、誠實、公正。王瑩未婚生育這個是否足以影響她其后從事公務員工作，我認為這個是不成立的，對比一下美國克林頓的案子。所以我認為對王瑩不予錄用的理由是不成立。

第二個是她怎么救濟，首先就是她能不能起訴，當然這個問題因為以往涉及到一個行政法里面所謂的特別權利關系的問題。但是從特別權利關系理論的削減，以及03年曾經存在過張先柱的先例來看，如果涉及到公務員身份的基礎關系，是應當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況且王瑩在這個案子里面還不是公務員，所以也談不上構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里規定的內部行政行為。第二是她起訴誰，我覺得她起訴徐州市泉山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的肯定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她能不能起訴銅山縣委組織部。這個問題，當然法院適用的時候還是比較狹義的一個理解，就是銅山縣委是一個黨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的組織，不是行政機關，所以不能對他提起訴訟，但是我覺得如果以此來拒絕受理的話理由顯然是不夠充分的。因為按照《公務員法》第22條的規定，對地方公務員的錄用職權的確是在省一級的公務員的主管機關，而省一級的公務員主管機關，公務員法規定一個是組織部門，一個是人事部門。所以，組織部門是通過公務員法的授權獲得了在錄用公務員的過程中這種決定的權利，但是不能允許對他提起訴訟，我覺得對公民的憲法上所享有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限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剝奪。這個問題怎么處理？我覺得像05年《公務員法》已經把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納入了公務員隊伍，也就是說像黨的機關工作人員既然作為國家公職人員，必然要受到法律的約束。當然在行政法的解釋上怎么處理我有一個思路，但不知道對不對，即是不是可以按照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這樣一條來處理，就是把黨委組織部作為法律法規的授權組織作為行政訴訟里面的被告。這是我的評論，謝謝大家！

莫于川：

謝謝王鍇教授做了很好的分析，他是以人為本，所以更多的把重點放在權利的救濟方面。在焦教授發言的時候，我想提供王鍇教授考慮一下，你在發言中提到了兩句話：王瑩本人和另外一個異性生育一次，還沒有違反計劃生育，是嗎？其實不一定的，因為說不定她沒有和哪個異性一塊生育，而可能是克隆人、單性繁殖呢？王鍇教授還說，未婚先育不一定影響工作效率，其實影不影響有三種可能性：一是正面影響，即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負面影響；三是真正不影響。是否影響，這個結論沒有論證。下面請焦洪昌教授來評議。

焦洪昌：

謝謝莫教授。

剛才王鍇教授做了一個發言，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觀點，這里面談一下我看這個問題的一個視角：這個事例里面主要的憲法問題點在什么地方？

第一，剛才莫教授提示了，是我們就職、就業的平等保護的問題。我們在企業里面，包括我們擔任國家公職的時候，我們的權利怎么樣得到保護。所以這個問題的憲法點是在，我們在錄用公務員的時候，什么樣的人可以錄用。剛才王

2009十大憲法事例

鍇提到了《公務員法》的第11條，這里面談到四方面的，積極條件其中有一個是品行良好，而24條是一個反向的，一個是犯罪受過處罰，一個是被開除公職的，這兩個都不符合，還有一個就是法律法規定不能錄用公務員的其他情形。我覺得在這里，組織部門之所以在政審的時候給她pass掉了，我的理解主要是品行是不是良好?？赡苷J為她未婚先育好像就是品行不良好。后來我查了一下，未婚先育不一定是品行不良好，因為我看毛主席當時和江青結婚的時候，他跟賀子珍還沒離婚呢，中央都同意他結婚了。他是國家主席，當然不存在品行不良好的問題。王瑩和她先生是舉行了一個民間婚禮的，不應該涉及到品行是否良好的問題。如果說這個孩子是她和別人的怎么辦？因為這里面也提到，2008年她剛辦了婚禮，她丈夫長期在外出差，長期在外出差就有孩子了，如果是這樣一個問題的話，是否涉及到她的品行不良好呢？我覺得就擔任一個檢察院的檢察官來說，這個未必構成品行的不良好，所以把這樣一個應該屬于個人私生活的問題、隱私的問題，和個人的婚姻自由的問題作為一個品行道德問題來判斷，本身是對她構成了一個歧視。

第二，現在由組織部來做出判斷，因為她面試、筆試，還有體檢都過了，然后組織部有一個政審。我覺得中國的政審制度，因為在報考的時候沒有提出任何其他這方面的限制，組織部門等于是暗箱來操作，就說她不行，剛才王鍇也提出來，怎么來給她救濟。我覺得如果不能納入行政訴訟的話，一般能進行到這一部的應該都是黨員，是不是應該通過黨內的申訴來解決。這是我的一個指導思想，因為莫老師管行政訴訟法，你們也管修改，我的建議是可不可以把黨組織的行為，包括在錄人的時候的行為應該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里來。

我提一個建議，像歐盟在12個領域都提出了反就業的歧視，包括婚姻及其他的原因，我覺得在中國體制里面，特別在就業里面歧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有人說“肖邦再牛也彈不出我的悲傷”，歐盟可能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但是我們還是要在憲法的角度呼吁平等保護的問題。莫繼宏：

第八個，就是先育后婚的事例，我們的分析和憲法靠的不是那么特別緊，從制度、原理上到底怎么樣給一個合理的分析，夫妻雙方有計劃生育的義務，沒有說一方的義務，在憲法義務之外，國家機關能不能再制定一種義務，這就涉及到憲法的效力，還有憲法義務之外的其他的法律義務與憲法義務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好像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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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政審門”

——國家利益與公民“態度自由” ■事件回放:

河北省考生扈佳佳2009年高考后報考了軍校。在政審階段，扈佳佳于6月15日到仇莊鄉派出所為《軍隊院校招收普通中學高中畢業生和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國防生政治考核表》蓋章，遭到拒絕，理由是其父母2007年因宅基地糾紛與鄰居斗毆，被治安拘留過15天，不符合政審要求。但派出所相關人員在接受采訪時，先是表示確是因其父母的原因導致她政審不合格，后又更正，稱派出所一直沒有接到報考軍校政審的相關文件，所以沒法審核。因此錯過了體檢和面試的扈佳佳沒上成軍校，不得不痛苦地作出復讀決定。扈佳佳的遭遇在河北并非首例，邢臺市也發生過一起類似事件。

這是“政審門”的一些基本情況，我們評審委員會給出了一些憲法視點，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權，以及其他必要性的標準等等，不管怎么樣，這樣的事件讓我們經常很容易就聯想到我們過去多年的傳統——政審，過去出身成份比較高的人是受到大大的影響，那是一個傳統，現在這樣的事情擺在面前，我們怎么認識它呢？有請兩位評論人，我想按照這個順序，年輕教授首先發言，我們資深教授在后面發言，我們有請強強教授先來評議。

杜強強：

謝謝莫老師給我的鼓勵，我講的不對地方也請劉老師多多把關和指正。關于這個事例涉及到一個規范性的文件，也就是2001年教育部、公安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的一個，《關于軍隊院校招收普通中學高中畢業生和軍隊接收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政治條件的規定》，這個規定羅列了一些情形，如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錄取和接收，這個案件涉及到這個規定的第10項，是這么規定的，直系親屬、關系密切旁系親屬，或其他直接撫養者中，被判刑或受過組織處理，而本人不能正確對待的。關于這個事件和規范性的文件，我想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我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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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這個規定中“本人不能正確對待”的含義。我認為所謂正確對待，就是承認組織的處理為正確，這個規范性文件講的不能正確對待，也就是他對組織的正確處理有意見，這樣理解從長期來講都是批評性的意見。這種批評性的意見，我覺得應該落入我國憲法第41條保護的范圍之內。因此，我認為這個事件不僅僅涉及受教育權，也涉及憲法第41條保護的批評權、建議權和檢舉權。

第二，報考軍校，從性質上講是不同于考入普通的學校的，考入軍校就成為軍人的一員，因此考入軍校從實際層面來講，就等于國家為其提供了一個軍事崗位，因此我覺得這個事件的一個方面是國家能否以提供一個軍事上的軍職為條件要求當事人放棄接受憲法第41條保護的憲法權利、批評權利。關于這樣的問題，可以參考189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觀點，他曾經在任馬薩諸塞州最高法官的時候有這么一句判詞，說上訴人有談論政治的權利，但沒有權利成為一名警察。如果我們適用這個邏輯的話，在本事例中是否可以這么說呢——當事人有權利不能正確對待，但他沒有權利成為一名軍人。在美國上個世紀50年代起，已經放棄了這種特權和權利的二分法，而是要在政府利益和個人權利之間進行平衡。政府有權尋求某種合法的目的，這是政府的利益之所在，但是政府合法利益的追求，不能過分壓制當事人的憲法權利。政府不能因為提供一個工作的崗位，而買斷當事人的憲法權利。

因此，如果適用這樣的邏輯的話，在本案中，政府的利益是非常正當的，軍人必須忠誠于國家和人民，這個利益是非常正當的。但是政府選擇的行政手段是否涵蓋過寬，對人民的權利干涉過大而不適當呢？談到這兒的時候，我就不得不想到上個世紀5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很多所謂忠誠宣誓案，當然我知道這個聯系是非常不適當的，這里的忠誠和美國的所謂忠誠宣誓案是不能類比的，但是我不能不去聯想。在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曾經判過一個案例，當時阿肯色的一個法律規定，每個公立學校的大學教師必須每年向學校當局匯報他參加的組織，如果不報告就解雇你，當時有一個學校的老師在一所學校工作了25年，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妄圖顛覆政府的社會組織，但是他拒絕報告，因此被解雇了。一審敗訴以后，聯邦法院是這么判的，說即使政府的目的合法，而且正當，但當有達到此目的更好的方式時，政府不能選擇過度扼殺個人自由的手段。我想這個是否適用于我們國家，還有待于進一步討論。那么請劉老師多多指正，謝謝！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劉茂林：

感謝莫主任，也感謝強強教授給我的啟發，我很同意強強教授的分析思路，我想下面講幾個這樣的觀點：

從這個案例本身來講，我覺得它是非常典型的憲法問題，之所以典型是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所謂政審的問題。過去它曾經是我們很必要的一個手段，但是我們在向法治社會的轉型過程中，過度配置資源的中又帶來了新的事情，這種制度的存和廢，我覺得是我們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我理解當你獲得公共資源，或者是公共職位的時候附加的一個公共條件，這是一個，這個事情值得我們討論。

第二，軍隊院校招生，其實跟一般的受教育權是不一樣的，所以會議材料里所提出的幾個憲法視點，我覺得沒有充分反映這個案件的特質。我理解，因為軍隊院校招生首先是取得一種軍人的資格，必須是軍人，是以軍人為前提的，所以僅僅關注獲得教育權是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了。當然這里面作為一個憲法問題，我們就想到服兵役的義務和受教育權的關系是什么？這個問題我們還要深入的思考。

第三，在這個案件過程中，還涉及到我們國家之間的各種關系問題。比如說軍事機關和政府的關系問題，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有一個理由，即我沒有為軍校進行資格審查的任務或資格，或者法院審查說他沒有義務，也就是說派出所、公安局沒有這個法律義務。這涉及到，法院、公安機關、政府在我們國家其關系是比較混亂的。因為在我們國家憲法主要規定人大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系，在憲法里面缺少人大以外的國家機關，特別是同級機關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漏洞，這個漏洞在這個案件中充分曝露出來了。

最后，關于政審是不是合法的，過去曾經是合理的，也許過去也是合法的，但是作為歷史發展到今天，有一個慣性。叫政審也好，什么也好，既然這個資格審查有必要的話，如果過去是這樣做的，現在還這樣做，如果有存在的合理性，我想可能我們國家對它應當配置一些條件。因此，我們還沒有建成法治國家之前，在邁向法治國家的建成中，像西方國家的那種理念可能未必符合中國的情況，所以我的想法是盡量把它當成一個慣例來對待。

2009十大憲法事例

莫于川：

在強強教授和茂林教授的評議中都提到了態度問題，就是你不能提出異議，自己的親屬遇到難題的時候你只能選擇服從、忍受，這樣的人才能成為軍人，否則你就修煉不好，所以敢于提意見的人就不選擇。但是不管怎么樣，是否給他提供一個救濟的機會，否則的話不符合法治社會的要求。

補充：

政審的合理性問題，劉教授最后提出來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政審，如果是服兵役的話我想很多國家，甚至每個國家都有政審，剛才他在說的時候我就想一個極端例子，美國軍隊會不會招收本拉登的兒子參加美軍，即美國軍隊能不能夠拒絕他參加美軍呢？ 莫于川：

我聽說是準備招收的，招收他到前面做人體盾牌。甘超英：

即使必須要招收，也很可能被暗殺，或者是被打黑槍，一個軍隊的忠誠戰斗的成敗是很關鍵。我就覺得對政審應該這么看，不能夠絕對的說否定這個政審。謝立斌：

我想對考軍校沒有通過政審是否侵犯受教育權，與其說侵犯受教育權，還不如說受勞動權，因為上軍?？隙ㄒ院髸泄ぷ?，軍校和其他學校比起來就業肯定沒有問題，上大學就是解決一個就業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國外也有相應的立法，就是把職業培訓也算到里面，大學的教育屬于職業培訓，當然并不是中國意義上的高等院校等等，上大學當然是一種教育，但更大程度是為你以后從事某一種職業做一種準備，說到這兒更多可能是侵犯勞動權。

劉素華：

我最后對“政審門”案件談一點看法，剛才提到強調權利問題，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案件其實可以考慮義務和權利，劉老師剛才講服兵役的義務，實際上讓他們承擔這個義務，他沒承擔這個義務的時候，受教育權和后來謝老師講的就業權和勞動權也喪失了，好多行為涉及到權利和義務的一體化，其實我覺得政審是一個特殊的，是和政治掛鉤的東西，也和公民的名譽權或者是榮譽權有關系的。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十、四川樂山村民投票剝奪輪換工農民身份事件

——民主決策與少數公民基本權利的沖突 ■事件回放:

王洪全曾是四川省樂山市機磚廠的工人，1993年響應國家“退養換工”號召，與女兒調換身份，女兒進廠，他則將戶口遷回加華村當起農民，1998年，他開始領取養老保險金。但當2003年全村分享征地拆遷補償時，村民認為“哪有拿退休金的農民”，遂通過民主投票剝奪了他的村民資格，使他無權得到征地補償。為了要回被剝奪的身份，王洪全提起訴訟。歷經先贏后輸的兩審判決，該省檢察院提起抗訴后，案件又被該省高級法院發回重審。2009年10月23日，該案在樂山市中級法院重新開庭，尚未判決。

這個案情很清楚，我們評審專家委員會給出的一個憲法視點，就是說這樣的做法是多數人的暴政嗎？還是合法之舉？這就涉及到我們對民主的一個認識問題，在當代民主怎樣才算是符合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可能這方面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下面請建學博士后首先進行評論。

王建學：

謝謝莫老師，謝謝各位在座的老師。

我就按照我們材料里面所說的思路，談一點自己的看法。王洪全這個案件，實際上在現在的農村是非常普遍的，除了這個案件中涉及到的輪換工之外，比如說農村出來的在外求學的學生，以及出嫁女等之類的案件很多，我自己以前也經歷過這樣的案件，因為我本身也是從農村出來的。這類案件非常的多，但是以前我們并沒有引起注意，現在通過媒體的報道，這個案件實際上被提升到一個憲法問題的高度，實際上背后隱藏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問題，就是多數民主和少數人權利之間的沖突問題。

當我們談到民主的時候，往往傳統民主要求多數決的原則，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包括我們《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也提到這個原則。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即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決定的對象、決定的事務應該是公共事務，而不應該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涉及私人事務，或者說涉及到個人權利的問題。個人權利，實際上不應該直接拿到投票程序中，通過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所以說在我個人看來，在這個案件里面，村民們是不應該通過投票的方式來表決王洪全有沒有農民的身份和參加補償款的分配。這樣的事例實際上在我們國家有很多，上升到憲法的層面也很有代表性，比如說三峽工程，全國人大通過一個民主表決的方式，當然背后是不是真正體現民主我們暫且不說，即使它表面上是一個民主的方式，那有沒有資格來使三峽附近那么多的居民來拆遷，是不是有這樣的正當性，實際上是存在疑問的。所以，我認為一個基本的結論，其實就是民主應該僅僅局限公共事務的決定，而不應該涉及到個人的私事、個人的偏好，以及個人的權利。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每個人在特定的情況下都會成為民主投票的少數派，所以一定要對少數人的權利提供上憲法應該有的保障。

如何來保障個人的權利，面臨多數民主剝奪這樣一個風險，我覺得有兩個思路，這兩個思路實際上在這個案件中都體現出來：

第一，是通過設計一個更加理性、合理的程序，來通過事前，或者是事中的方式來盡可能維護少數人的權利。比如我們在這個案件中看到，實際上參與投票的每一個人都對最終的決定都有利害關系，因為如果他們剝奪了王洪全補償款的分配權的話，其他每個人都可以多拿一點補償款，事實上每個人都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實際上每個人都沒有資格去投票。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民主程序，村民自治的過程是有缺陷的，提供一個比較，我們可以去看清末時候的地方自治章程，它也有關于民主投票的程序設置，其中有一個什么樣的設置呢？我提出來大家可以思考，就是清末的時候自治章程中規定，如果參與投票的這些議員對于投票的事情有利害關系應該要回避，如果超過一半的議員有利害關系，事件應該交給其他平等縣的議會來議決，或者是更高的議會來議決。我想這樣一個程序顯然是更為理性的程序，這是一個事前、或者是事中的思路。

事后的思路，我們知道公共事務實際上和私人事務是很難分的開，在很多情況下民主權利剝奪個人的權利是不可避免的，事后必然要有一個救濟程序。這個救濟程序就是通過一個中立的、司法的裁決過程來對個人權利提供保障。

在這個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的司法體制之下，王洪全提起行政訴訟，但是這個案件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那么他提起民事訴訟，在05年

2009十大憲法事例

出臺了一個民事訴訟的解釋之前，實際上法院也不能受理，所以我們現在對于個人權利的保障是非常有限的，在這兩個方面，我們現在程序的設計都有缺陷。所以，我想關于本案中涉及的村民自治的過程還是需要很多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空間。這是我的一點看法。謝謝！高秦偉：

謝謝莫教授，也謝謝人大法學院和憲政中心，我好像是第三次參加憲法十大事例的評選活動了，我覺得每一次都在進步，包括最后的評議程序，包括這次的PPT里面一些具體的提法，都越來越規范。但是有一點要說，因為我們是從憲法學和行政法學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而好多的案例、這十大案例的名字都是從媒體報道中援引來的，比如說“躲貓貓”，以后在提法上能不能再盡量學術一些、規范一些，當然媒體的提法聽起來很直接，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

接下來談一下對于這個事例的一點看法，我同意建學博士后的一個基本觀點，因為他談的也比較全面了，我覺得好像沒有什么可以談的了。再一個，我也想了一下為什么安排我做這個評議，我以前好像曾經寫過這樣一篇文章，叫《民主：在信任與不信任之間》，我覺得是不是人大這邊安排的時候，有這樣的考慮。

所以我的說法大概是兩層意思：

一層意思，是民主是在信任之間展開的，即通過多數決，但是它也存在不信任的一個層面，就是說我們對民主要有警惕性，要保護少數人的利益。當然剛才建學博士后也講了事中、事后的救濟角度。事實上咱們的法律也有這方面的規定，可能值得我們相關部門再深入的去思考。一個思考是，因為第一次是提起的是行政訴訟的案件，是以鎮政府為被告提起的行政訴訟，但是法院認為嘉農鎮沒有實施相關的行政行為，認為是行政指導——這是莫老師的研究領域——我覺得不一定。然后又認真看了一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61條里面，對于鄉鎮政府的權利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即第3項的規定，就是要保護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人身權利和其他權利。我覺得鎮政府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權力，這可能公共利益是在國家、社會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這時候應該是政府要有所作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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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意思，我們給的材料里第10條說了一下，我們《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0條第2款也有限制，關于公民在投票的時候大概有哪些限制，可以就哪些事項進行投票，剛才建學博士后也說了一個基本的規則，我們的組織法里面做出的限定是這樣的，我大概說一下，第20條第2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F實的法律是有這方面的規定。這是一個問題。

我最后大概的一個結語：剛才好像是莫紀宏老師講的，我們要靠自己，不能靠政府，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領域里面我們要靠自己，不能靠政府，但是政府也不能不作為。好，謝謝大家。

補充：

剛才最后一個事件，實際上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國權和私權的一個關系問題，但是問題的實質在于，我們實際上改革開放有一個制度的銜接問題，實際上是沒銜接好造成的這種情況。因為按照他的法律身份還是有農民，但是按照他實際身份其實是一名工人。各位也清楚，如果按照實際身份的話，村民，即使投票，對他的決定是不是公正的？因為從實際來說他就是工人，只不過我們制度銜接中，那個廠子沒有把他的身份按照制度要求，而現在人的身份無所謂了，于是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說否定村民的投票，他肯定要比別的村民占更多的便宜，他侵犯的是更多人的利益，這更多人否決的是他一人的利益，而這個利益又不影響他本身的生活等等，這個問題我也說不清楚，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實際身份和法律身份到底怎么去看的問題。我就說這一點。

李樹忠：

最后一個事件，我有一個理解，類似這樣的事件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對于民主的一個誤讀和誤解的問題。哪些事情適用于多數決選擇？我覺得這個事件無論是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還是這個事件的本身，都不適合用多數決的規定，我覺得這是對民主的濫用，就是一種誤解。就跟去年的酒仙橋拆遷事件一樣，政府說要拆遷，結果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拆，最后政府說你們投

2009十大憲法事例

票吧，大多數人同意我們就拆，最后大多數人做出決定搬就搬，這樣的財產權能適于民主投票嗎，就是這個場合和這個決定是不適合民主規則的，我覺得這個案件同樣也不適合民主規則，這是一種誤解，或者是對民主的一種誤解或者是誤讀。

現在是這樣一個人的狀況，咱們給你一個制度，所有的村民，即使都是村民，咱們給你設計一個制度你可以去投票，把某些人剔出去，照樣可以把你剔出去，因為有自治，最后投來投去就剩咱們倆了，咱倆把所有的地都占了。也就是說在這個場合，實際上我的理解不適合于民主，在什么情況下適合、什么情況下不適合還是需要正確的思考。莫于川：

我理解樹忠教授的說法，就是咱們現在北京不是交通限行嗎，現在一周限行一天，他們小范圍試點投票，得出的結果是最好一周限行8天，最后的結果是這樣的。甘超英：

我還是接著樹忠的說，我同意這個是不適合民主，有關部門和政府機關是規避自己責任的做法。但是行政機關、管理機關本身也有難處，比如說鎮政府，他依據哪個法律來確定呢，確定他有權分得補償款，其他村民不高興肯定要上訪，說他不能獲得也沒有法律，還是我剛才說的問題，就沒有一個法律依據，最后這個問題又必須得解決，最后這個問題總得解決，所以只好讓村民投票，讓他們自己作主，沒辦法，當然這是一個問題。劉茂林：

剛才說的村民委員會、第十個案件，因為我們現在中國的法律制度和憲法里面，確實面臨著一個困境，就是村民資格，在法律上對村民資格是沒有嚴格界定的，也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所以在沒有標準的情況下，可能要找一個法律解決現實存在的糾紛，我覺得這個事例最大的現實意義，法律建設方面要盡快把村民資格做一個界定。因為是換工，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問題，你作為集體的一員，資格不僅僅是固定在這個地方，如果是固定在這個地方是沒有意義的。還有土地相關性的，集體所有的土地是集體的成員，如果不是集體的成員，戶籍放在這個地方仍然不具備村民的資格，在這個事件中王洪全的女兒過去在這個村是村民的一員，應該有承包權和經營權，當她退出去以后，她父親如果留在這個地方，即

2009十大憲法事例

便享受國家的勞保政策和待遇，父女的關系從繼承上講可能擁有用地無償的政策，所以這不是太簡單的問題。莫紀宏：

像第十個案例中，茂林剛才說的，在這個問題中，村民委員會，每一個村民通過民主的形式決定了這個事項，到底對權利事項能不能決定，我們要說基本權利不是他們決定的，是憲法和法律決定的，對他們各自的經濟利益、共同利益能不能決定，剛才茂林也講了，這里面涉不涉及到王洪全呢，為什么土地要有補償款的，補償的目的是什么，王洪全得不到這個補償會不會影響他的基本權利呢？ 范進學：

劉老師剛才說民主決有一個限度，這個限度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民主選舉，但是非基本權利凡是牽涉到利益的，一般的法律權利都是可以采取民主決的方式。

2009十大事例清單及總結

2009憲法十大事例

第十大事件，四川樂山村民投票剝奪輪換工農民身份事件。第九大事件，“政審門”。

第八大事件，先育后婚考公務員遭錄事件。第七大事件，廣電總局大規模關閉視聽網站事件。

第六大事件，全國人民常委會授權澳門管轄橫琴島澳大校區。第五大事件，上?！搬烎~”執法案件。第四大事件，山西煤礦整合事件。

第三大事件，重慶高考狀元因民族加分造假未被大學錄取事件。第二大事件，“躲貓貓”事件。這創造了一個新名詞。第一大事件，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成都自焚抗拆事件。

林來梵：（總結）

2009十大憲法事例

我講兩點：案件遴選，覺得跟剛才部分學者提出來的一樣，有些案件作為十大案件的重點還是值得斟酌的，老莫剛才講的是第八場，我倒覺得第三場、重慶高考狀元因民族加分造假未被錄取事件，是否能夠作為一個重大的憲法問題，我覺得還是值得考慮的。還有一些案件，是不適宜作為十大憲法事例的，因為它屬于未決案件，還在司法過程中，我們不能影響司法的評議、司法判決。我覺得有些案件沒有入選感到比較遺憾，這也是民主投票本身的局限性引起的，比如說新疆案件，是很典型的、很重點的憲法案件。除了那個自焚案件——他不是拆遷，是拆除——其實中國今年標志性的案件是一系列的強制拆遷惡性案件，這個沒有入選感到很遺憾，以后真的要注意，不斷要完善評選機制，包括評選標準。

今年的案件當中可以看到，特別是前面的案件，有一個共通的事情，就是假、造假，從“躲貓貓”案件開始，第三個重慶高考狀元因民族加分造假，其實涉及到公職人員造假，上海釣魚執法也是一種造假。今年的案件，中國政府公權利擔當者說假話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從前幾年的“虎照門”開始，我們發現人民公仆在說假話，這個應該是引起我們注意的一個法律問題。公務人員在執行公務過程中，就公共事務說假話應該怎么辦？迄今為止公務人員說粗話，也是今年的案件，鎮黨委書記跟老太太說，你要跳樓不到到一樓去跳，要到五樓去，這個說粗話、橫暴、暴橫的話的公務人員怎么處理，我覺得應該引起注意，按照國外的法治國家的做法，肯定是要被罷免的，或者是被開除，因為他失去了人民對他的信任。

第三篇：行政法案例分析

本科生課程作業

作業題目 案例分析：“上訪媽媽被教養”—由“唐慧案”分析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必要性

學生姓名 梁棟學號1040450324 專 業 公共管理 年級大三 指導教師常亮 老師

學院 人文學院

中國農業大學（煙臺）教務處制

2013 年 7月

案例描述

筆者7月14日晚翻閱微博時得知自2006年以來備受人們關注的“唐慧案”---上訴永州市勞教委二審將于7月15日上午九點開庭審理，想必每一個對這件案件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會懷著無比好奇的心情和湖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將作出懲惡揚善公平宣判的期待。15號中午，宣判已出：唐慧“勝訴”，獲賠2641.65元人民幣，同時駁回其他訴訟請求。

“唐慧被勞教”始于7年前轟動一時的“湖南永州幼女樂樂(化名)被逼賣淫案”。2006年10月，樂樂被秦星、陳剛等人誘騙，強奸并賣入色情場所，此后被逼賣淫100多次，2012年6月，在歷經兩次發回重審，前后4次判決后, 樂樂母親唐慧終于等來終審判決:色情場所老板秦星、周軍輝兩被告被判死刑，4人被判無期徒刑，另有1人獲刑15年。唐慧認為當初包庇秦星等被告人的涉案民警仍逍遙法外，于是不斷上訪，要求懲處她所指稱的包庇被告人的執法人員。然而2012年8月1日，唐慧卻突然被永州市公安局以其在上訪過程中以“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行為”為由，處以勞教一年半。

案例現象中反映出的問題描述

該案件帶給我們感性意義上的直觀感受便是法律的懲惡揚善公平公正原則被嚴重褻瀆，暫且不去論本次二審的結果之是否夠公平、是否符合憲法和法律所秉承的正義性，單就唐慧提出二審上訴的動機和源頭---永州市勞教委以不成立證據和緣由判處唐慧接受勞教一年半這一現象，便可覺得有失公正、其合法性仿佛全然得不到蹤跡。

那么我提出的問題便是，勞教制度在當代已越來越成為行政權擴大化、集中化、隨意化的反映；結論便是，改革勞教制度勢在必行。

案例中所蘊含的學術性問題和相關行政法學知識

接下來筆者便從案例所反映現象背后的內涵和法理知識來探索行政法意義上勞教制度的詳細內容和勞教制度之所以為輿論所詬病的深層原因。（注：觀點來源于筆者的個人看法并結合課程中的理論觀點，參考了文獻張興華《法治視角下的現代勞動教養制度》以及文獻《改革勞動教養如箭在弦》佚名）

（一）勞教制度其存在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處罰

我們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中已經學習到勞教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處罰，而行政處罰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一種，那么這一行為便涉及到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概念和范疇。具體到唐慧案件中來，行政主體即是永州市勞教所和永州市公安局，行政相對人即是唐慧本人。

展開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行政處罰的概念和勞動教養的實施之條件和范圍。所謂行政處罰，是指行政處罰是指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主體為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依法對行政相對人違反行政法律法規而尚未構成犯罪給予法律制裁的行政行為。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中“人身罰”中的一種，有其實施條件和范圍。勞動教養的適用法律有《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法律。勞動教養一般是由勞動教養機關實施并針對以下行為（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

但凡稍微懂法的人一看便知，唐慧的任何行為均未滿足上述六項基本條框的任何一個方面；相反，唐慧的行為是為了行使其合法權益，而在此情況下行政機關非但未按照其合法程序給予唐慧應當所取得幫助，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唐慧下達了實施勞動教養的處理決定?？梢哉f這次處罰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根據《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三款第一項的規定，勞教所的這種具體行政行為明顯是不適當的。勞教機關或公安機關在作出決定甚至處罰之前應當清晰勞動教養的性質，勞動教養的根本目的是為教育改正違法未犯罪人員的行為的，而非為處罰而處罰。勞動教養雖然是有法律根據的行政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的行政案件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這一點卻相當困難，很多情況下行政主體都會歪曲或改變行為的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貿然做出決定，而且這種決定在多數情況下在相對人的后期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中往往會被駁回、這一現象本身就說明了行政主體不是在實施一種有法可依的執法行為，而是在將行政權給予擴大化。擴大行政權必然帶來行政主體和普通公眾利益的對立，權力和地方資本的結合便會發生效力----直接效果表現為對公眾利益的剝奪和地位的壓制。唐慧案件就是對這一解釋的最有力再現。

（二）多數情況下勞教制度違反《立法法》而成為打擊報復的工具

筆者關注于建嶸實名認證新浪微博很久，于建嶸曾公開發布了許多勞教警察的來信：稱其所在的勞教所稱其所在的勞教所曾因年齡大身體不適合拒收一名多次上訪者，地方政府為了不讓他再上訪，通過各種渠道施壓迫，使我們接收。對多次非正常上訪行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責任等，符合勞教條件的，將予以勞教，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規定和要求。“非法上訪，一次拘留，兩次勞教,，三次判刑”。勞動教養是為勞動的方式達到教育改正的目的而非為了處罰而勞教，有的地方政府部門甚至給出了4年甚至更多的拘役年份處罰，這顯然比對應的刑事處罰還要嚴重。所以此舉往往會在無形之中違反《立法法》的精神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意志。《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立法法》也規定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勞教所之所以會針對唐慧下達一年6個月的勞動教養處罰，筆者推測多數是因為唐慧在逐次上訴案件中看穿了權力關系的腐敗而提出了有關威脅其利益的上訴請求，權力關系人在此情況下運用勞動教養的方式實施打擊報復。

（三）程序不公開成為拉動教養的致命死結

唐慧事件暴露了這個程序性的問題，在很短的時內用內部的方式就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自由。這主要是由于勞教的審批權轉給了公安機關，完全是封閉式的匯報審批，不公開，也不能保護，公安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同時，勞教制度的初衷是針對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懲治，但是現在勞教的處罰力度卻高于刑事處罰。對于未來的勞教制度的存廢，我認為國家可以對現行的勞教制度做一些改革，尤其是程序性的改革。同時，關于勞教決定書公開的問題，現在法院的判決書都要在網上公開，行政處罰也要公開，這樣就方便了社會更好的監督，從而減少勞教的錯案發生率。我認為從法律上講，行政主體應當在作出處罰的時候告知或提醒相關利害人有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并在他們申請的前提下擔任主持并按合法程序召開聽證會，保證行政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權。邀請多方相關利害人參與聽證可以明顯增強決定的透明度和公正客觀性。

（四）唐慧案揭露了國家司法制度捉襟見肘

唐慧案始于上訪的無人受理、延誤受理和怠慢受理，一些地方信訪部門為了息事寧人，對一些事件的處理無原則無底限。地方長官對信訪系統的工作思路表現出的結果是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有句話說，有刁官才會有刁民，這是很有道理的。在權力面前，每一個人都是絕對弱勢。每一個需要通過公權力辦事的人，唯有主動地遵循權力潛規則，才最有可能遂意。弱勢群體為了實現目的就得審時度勢，是鬧是笑，是刁是賄全憑形式需要。從法治的精神和規律來講，社會糾紛要有多元化化解機制且必須由司法終局解決。也就是說，這類問題最終要由法院說了算，不應當再有其他途徑推翻司法裁判，其他各權力部門不應該亂插手。唐慧案中，本來一審湖南最高院已作出相對比較公正的判決，后來卻因為其他部門的介入在二審被駁回。這既是權力關系的相互勾結也是司法終局制的缺失。

結論

唐慧案件及其所反映的問題絕非特例，具有全國范圍內的普遍性。網絡搜索關鍵字“勞教制度”，關于對勞教制度的吐槽和廢除或改革的建議以及觀點甚囂塵上，此起彼伏?，F象具有特殊性，但是道理卻具有同一性。通過對唐慧案件的分析我總結如下：

短時間內廢除勞教制度是不可能的，它已滲入到國家制度的各個層面，作為權力組織的特有工具和統治階級的代表相融合。但是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嘗試：

1、勞動教養在由公安機關決定的時候要確保有效監督，在審批過程中，由于勞動教養并不是作為一種司法程序被設計，并沒有考慮抗辯雙方的平衡，被處理對象的意見也沒有機會充分表達。這就表明在作出行政處罰的時候，保證相對人的陳述權和申辯權必須要提上日程。

2、公務人員的為民服務意識、人民公仆意識要時刻武裝頭腦，杜絕權力關系的非法性相互作用，不要讓權力成為公務人員和公務系統打擊報復的工具。維穩應當采取疏通、教育、救濟等有效合法的方式切忌不要動用公權力來非法維穩，犧牲公眾利益的做法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成為一種選擇。

3、確保聽證制度在行政處罰中的使用頻率，聽證制度不是一種必需卻很有必要。

4、有法學背景的專家學者建議要出臺《違法行為矯治法》的必要，現有法律能夠做到對違法犯罪行為、輕微違法行為的有效調整：對普通的治安行政違法行為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涉嫌刑事犯罪行為則依《刑法》進行處置，即便出現新的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內尋求解決途徑。因此，應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定程序廢止勞動教養的相關規范，徹底終結勞動教養制度。

第四篇：行政法案例10

【案例標題】豐祥公司訴上海市鹽務局行政強制措施案

【終審日期】2002.05.2

4【調解日期】 打印大 中 小

【全文】

豐祥公司訴上海市鹽務局行政強制措施案

原告：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賢區柘林鎮。

法定代表人：金雪才，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石門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清華，該局局長。

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以下簡稱鹽務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認定：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祥公司)違反《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在不具有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根據《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作出了扣押工業鹽共計300噸的行政強制措施。豐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公司經工商登記，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于2001年5月11日從山東調入工業鹽300噸。因運輸在途時間，該批鹽于5月16日抵滬。鹽務局卻以我公司違反尚未生效的《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為由進行扣押。因該規定沒有溯及力，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沒有法律依據，故要求撤銷鹽務局作出的暫扣行為。

被告辯稱：《上海市鹽務管理若干規定》于2001年3月26日發布，5月15日施行。豐祥公司明知該規定的內容，卻違反規定，在該規定施行后將工業鹽調入上海。況且，豐祥公司已不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我局對豐祥公司違法調入的工業鹽采取扣押措施，有執法依據，請求維持該扣押行政行為。被告鹽務局向法庭提供以下事實證據：

1．濟南鐵路局貨物運單三份，證明從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80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2．上海鐵路局貨物運單兩份，證明從安徽省定遠縣鹽礦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22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鹽務局以上述五份貨物運單證明豐祥公司將工業鹽從外地調入本市的違法行為。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原告豐祥公司分別從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安徽省定遠縣鹽礦調入工業鹽共計302噸，于2001年5月16日到達上海鐵路局金山衛西站。被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在不具備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擅自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違反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遂于2001年5月21日對豐祥公司作出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并將(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封存、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豐祥公司對該強制措施不服，向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提起行政復議，上海市商業委員會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滬商復決字(2001)第1號行政復議決定，維持了鹽務局的扣押行為。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作為政府主管部門，依法具有查處鹽業違法案件的職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有貨物運單為證，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豐祥公司認為其調鹽行為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施行之前，不適用該規定的理由不足：因為豐祥公司將鹽由外省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行為，該行為應以貨物運至本市后為完成。由于該行為完成時，《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已施行，鹽務局適用該規定及《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調入本市的工業鹽予以扣押，并將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適用法律正確，執法程序亦符合規定，并無不當。

據此，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決：

維持上海市鹽務管理局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宣判后，豐祥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豐祥公司上訴理由是：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渡虾Ｊ宣}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

第一款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上訴人不是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不能

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本案不適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本案購鹽合同的成立時間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前，故該規定對本案沒有溯及力，即便有溯及力，按照該規定鹽務局也不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故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撤銷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

鹽務局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我局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豐祥公司將工業鹽非法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的行為，該行為的完成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后，故該規定對上訴人的違法行為具有效力。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豐祥公司對一審法院認定其由外省市將工業鹽計302噸調入本市的事實無異議。

庭審中，鹽務局就其具有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的職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據：

1．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

2．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各級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p>

3．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p>

豐祥公司在質證意見中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鹽務局只負責“食鹽專營工作”，鹽務局對工業鹽經營沒有執法主體資格；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只是部門規章，沒有授權執法主體資格的權力。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中規定了鹽務局是市政府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鹽務局對食鹽、工業鹽的專營工作均有權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的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陛p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規定：“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

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根據以上國務院、輕工業部的法規、規章的規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其中第四條規定：“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是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因此，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是市商委，而非鹽務局。鹽務局只能負責管理食鹽專營工作，并無對本市工業鹽的經營、運輸進行查處的職權，不具有作出封存、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行政強制措施的執法主體資格。

庭審中，鹽務局就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提供以下法律依據：

1．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下，對違法物品，鹽政執法機構可予以先行封存、扣押，并向當事人出具封存、扣押通知書。”

2．《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第一、二款的規定：“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由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根據方便供應的原則，市鹽業公司可以委托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的企業銷售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未受委托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銷售”。二審庭審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

豐祥公司認為，其有權經營工業鹽，并且既非鹽業違法案件的當事人，也沒有隱匿、銷毀證據的情況，《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情況不適用于該公司。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渡虾Ｊ宣}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與《鹽業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并不抵觸，根據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的答復內容，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包括工業鹽在內的鹽業產品，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統一經營鹽產品的采購和經銷。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故鹽務局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對豐祥公司作出扣押工業鹽的強制措施，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不當。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食用鹽，國家儲備鹽和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純堿、燒堿

用鹽，由國家統一分配調撥?！北景干婕暗氖枪I鹽，不屬上述條文規定的由國家實行統一分配調撥的鹽類范疇。《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根據豐祥公司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豐祥公司具有經營工業鹽的經營范圍，屬可經營工業鹽的公司，有權經營工業鹽。故鹽務局根據《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屬于適用法律、法規不當。依據《鹽業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本條例由輕工業部負責解釋，鹽務局提供的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系國家輕工業局內設機構鹽業管理辦公室的文件，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無權對《鹽業管理條例》作出解釋，且該復函亦未對外公布，故對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綜上，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本案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違反相關食鹽管理的事實證據，且對工業鹽不具有封存、扣押的執法主體資格。鹽務局作出扣押豐祥公司工業鹽的行政強制措施，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該具體行政行為不合法。原審法院判決維持具體行政行為，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豐祥公司的上訴請求，應予支持。據此，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第2目和第六十一條第(三)項的規定，于2002年5月24日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01)靜行初字第71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共計人民幣200元，由上海市鹽務管理局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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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案例分析(行政法2010)

1.行政主體是?警察所在公安機關2.行政相對人?海歸女碩士3.警察行使得行政職權是?行政處罰4.海歸女碩士被治安拘留?妨礙警察執行公務

關某是運煤司機，一日運煤經過309國道某省地區路段設立的交通檢查站時，交通站執勤人員宋某??1.宋某沒有出示執法證件，表明執法者身份2.宋某沒有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和根據3.實施處罰時沒有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4.實施處罰沒有告知當事人申請復議和訴訟的權利5.沒有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6.實施“態度罰”，濫用自由裁量權7.收取罰款卻沒有向當事人出具省級財政部門統一印制的罰款收據 某電子公司違法經營，某市某區工傷分局決定由工作人員王阿根、錢三毛?1.沒有當事人的請求，不能主動舉行聽證會

2.因涉及商業秘密，當事人又提出申請，聽證會不應當公開舉行3.主持人王阿根是本案的調查人員，應當回避4.聽證會上主持人不能當場作出處罰決定，應在會后由行政機關根據聽證會的具體情況作出5.聽證不能向當事人收取任何費用 團土地使用權?1.宋某行為?違法 2.鎮政府處罰?違法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條明確了處罰這類違法行為的有權行政主體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門。上述案例中，鎮政府可向縣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舉報或建議予以處理，但其本身并不享有對該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權，鎮政府的行為明顯超越自己職權因而是不合法的。李某到山林中捉野兔，被某縣林業局所設立的護林防火檢查站的工作人員?1.行政主體?縣林業局2.行政相對方?李某

3.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縣林業局、李某4.護林防火檢查站不屬于派出機關，它行使的行政職權的性質是行政處罰權 生育法規為由，將孫某、蔡某夫婦家的一臺?1案中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孫某、蔡某夫婦和鎮政府2.鎮政府行為違法，按照法律規定，鎮政府沒有權力扣押相對人財產、限制相對人人身自由

辦理駕駛執政被拒?1.所涉及到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深圳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樵某2.深圳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行使行政職權性質屬于?行政許可3.粵公、通字【2006】376號性質屬于?抽象行政行為、其他規范性文件4.《中華人民共和國道理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條明確規定了駕駛執照申領的條件是由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的，廣東省公安廳、交通廳聯合下發文件對頒發駕駛執照的行政許可增設了條件，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理交通安全法》相關規定，因而是違法的。

深圳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拒絕給樵某申領駕駛執照行為，依據為違法的地方其他規范性文件，因而是違法的，適用法律錯誤，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

王某生于1990年5月，自幼父母離異，跟隨母親一起生活。1999年，王某母親改嫁后?1.根據《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本案當事人王某聚友 下列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情節：?王某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王某出生于1990年5月，至行政機關對他處以行政處罰的2006年9月時，王某才16周歲，符合從輕或減輕行政處罰的規定。?王某是受他人脅迫才有違法行為的，因此也應從輕或減輕對他的行政處罰。?王某有立功表現。王某協助公安機關將違法人員馬某抓獲，配合了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的活動，也是應當依法從輕或減輕行政處罰的情況之一2.考慮違法行為人違法不同情節給予具體裁量，進行從輕會減輕處罰，體現了處罰與違法行為相適應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