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法案例
案例一
某市規劃局為A公司頒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同意A公司將其臨沿江大道的二層樓房改建為三層樓房。其后A公司又申請增建兩層,但未獲批準。一年后,A公司建成五層樓房一棟,命名為A商廈。規劃局察知,即向A公司作出了行政處罰決定。其中認定:A公司超出批準范圍建成A商廈,屬違法建設;商廈所在沿江大道是歷史名街,該市城市總體規劃對沿江大道景觀之保護規定要求“從整體環境出發,使新舊建筑互相協調,保證完美的風貌”,而商廈第4—5層遮擋了沿江大道的典型景觀武陵閣,嚴重影響了沿江大道的完美風貌。根據《城市規劃法》第40條規定,限A商廈60日內整體拆除商廈的第4-5層。A公司復議請求減少拆除面積,遭到拒絕后,遂訴至法院。法院經現場勘查確認:A商廈第4-5層只有一小部分遮擋了武陵閣,只需要部分拆除即可。法院判決拆除A商廈4-5層的遮擋武陵閣的部分,其余部分處以罰款若干代替。
思考問題:請評價法院的判決中變更市規劃局處罰行為的部分。
參考意見:法院判決是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的。本案中A公司的違法建設行為的確是存在的,應當對其違法建設物進行處理,但是根據法院的現場勘查,違法建設的A商廈的4—5層只是部分遮住了武陵閣,只需要將遮擋部分拆除即可。而規劃局要求其全部拆除,其實現行政目的的手段與行政目的之間明顯不成比例,造成不必要的社會資源浪費。因此法院將原行政處罰變更為部分拆除,其余部分用罰款替代是合乎比例原則要求的。
案例二
從1994年1月至1996年10月,該局收取勞務管理費、勞務服務費、縣內臨時工管理服務費、臨時工培訓費和勞務市場收入等共計578698.40元。1996年11月29日,被告地稅局向就業局發出限期申報納稅通知書,12月2日和7日又兩次發出限期交納稅款31394.71元的通知,就業局均未按期履行。12月13日,地稅局依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46條的規定,以某地稅字第1號稅務處理決定,對就業局作出處以應繳未繳的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31394.71元的3倍罰款計94184.13元,限于12月18日前入庫。就業局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思考問題:地稅局的行政處罰決定主要存在什么問題?
參考意見:地稅局在作出行政處罰違背了正當程序的原則。首先,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前,應當依照【行政處罰法】第31跳規定,將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法律依據告知當事人,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陳述和申辯、申請行政復議合體期行政訴訟的權利。同時根據第42條的規定,在涉及較大數額罰款的時候還應當告知其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本案中的地稅局在行政處罰過程中僅僅告知了具體處罰的內容,并沒有處罰的理由、權利告知等相關內容。其次依照行政處罰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收集有關證據,依照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制作調查筆錄。地稅局在沒有經過相應的調查取證措施便徑行作出行政處罰,顯然違背了法律程序。所以地稅局的該行政處罰決定違背正當程序原則,應當予以撤銷。
案例三
某市原有甲、乙、丙、丁四家定點屠宰場,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屠宰許可證等證照齊全。1997年國務院發布《生豬屠宰管理條例》,于1998年1月1日生效。該市政府根據其中“確認并頒發定點屠宰標志牌”的規定發出通告,確定只給甲發放定點標志牌。據此,市工商局將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營業執照吊銷,衛生局也將衛生許可證吊銷。乙、丙、丁三家屠宰場對此不服,找到市政府,市政府稱通告屬于抽象行政行為,需遵守執行。三家屠宰場遂提起行政訴訟。
思考問題:市政府的通告屬于何種類型的行政行為?在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分類中,如何確定“通告”這類行為的歸類?
參考意見:市政府的通告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具體行政行為是行政機關針對特定對象所實施的處理行為。對象特定有幾種情形:第一,就特定事項對特定人的處理;第二,就特定事項對可以確定的特定群體的處理;第三。就特定事項對不特定人的處理。本案滿足特定對象的第二種情形。
在行政行為的分類中,如何認識“通告”這類行為的歸類,也即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劃分,今年來的司法實踐中也有爭論。本案內,市政府的行為雖是“通告”的形式,具有抽象行政行為的表象,但卻直接影響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場的市場主體資格及相應的權利義務,故他們屬于處于已經發生的法律事實中的特定的行政相對人,所以,本案中的“通告”應歸類為具體行政行為。
案例四
1995年,甲受雇駕駛五菱小貨車至乙縣某鄉,在等待顧客返還時,鄉公安派出所認為甲的行跡可疑,將該車扣押。十幾天后,甲根據公安派出所的通知,領回被扣車輛。但因車輛被扣押期間,鄉派出所使用該車輛,使用時發生交通事故,致使車輛碰撞受損壞。鄉派出所對損壞的車輛進行小修后,才通知予以返還。甲向乙縣公安局提出賠償申請,后者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作出賠償決定。甲遂以被告違法扣押并使用車輛,致使在交通事故中發生車輛碰撞而損壞嚴重為由,向乙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思考問題:鄉派出所所做的是何種強制?該派出所作出行政行為的程序是否合法?
參考意見:鄉派出所扣押車輛的行為是行政強制措施。派出所在扣押車輛后使用該車輛并造成其損壞的行為違反了法律的規定,不符合法定的行政強制措施程序。依據案情,其他程序沒有發現違法之處。
案例五
某年,甲申請審批在某飯店屋面上設置“雪津啤酒”的商業廣告牌。數月后,乙市建委同意甲設立該廣告。隨后乙市城建監察大隊向甲發出收費通知,征收原告廣告占用費七萬余元,并限定原告于特定日期前一次性繳納,原告不服,訴至法院。法院審理查明:乙市城建監察大隊是事業單位。該省【城市建設監察條例】規定,城建監察大隊被告除對未經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在城市規劃區內挖取沙石土等五大項行使行政處罰權外,不能行使其他行政職權。同時,乙市建委此前發文明確規定:因特殊情況需要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審批、收費權收歸建委統一審批和收取占道費和挖掘修復費。
思考問題:乙市城建監察大隊征收甲廣告占用費7萬余元的行為是否合法?為什么?
參考意見:乙市城建監察大隊征收甲廣告占用費7萬余元的行為不合法。根據案情,從乙市城建監察大隊本身擁有的行政職權來看,其僅有一定的行政處罰權。從行政征收權來看,有行政征收權的建委不能將職權委托給其他組織行使。所以,乙市城建監察大隊既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行政征收行為,也不能以被委托者的身份作出行政征收行為,它在案件中所做的征收甲廣告占用費7萬余元的行為是違法的。
案例六
某市居民張某違反計劃生育法律規范,連續超生兩個孩子。該市計劃生育委員會以張某剩余的第二個孩子不符合規定為由責令其繳納6萬元。張某認為該市計劃生育委員會在作出較大數額的罰款錢沒有依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舉行聽證,并以此為由提起行政訴訟。
思考問題:本案中,該市計劃生育委員會所做的責令張某繳納6萬元的行政行為是不是行政處罰?是否需要根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舉行聽證?
參考意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41條的規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計劃生育部門所做的責令違反計劃生育法律規范的公民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行為是行政征收。因此,本案中,該市計劃生育委員會所做的責令張某繳納6萬元的行政行為是行政征收,不是行政處罰,當然也就不需要根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舉行聽證。
案例七
某村村民甲在1984年第一輪農村土地承包時,承包了該村5.4畝土地,并取得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1996年,甲外出打工,該5.4畝土地由村民乙耕種。1999年該村土地調整時,將該5.4畝土地登記在乙的名下,并給乙發放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乙一直耕種至今。2004年,甲回村,要求乙返還該5.4畝土地。遭乙拒絕。2006年2月,某鎮政府作出土地權屬確權決定書,將5.4畝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確權給乙所有。甲不服,于2006年12月16日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以政府無權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權屬爭議進行確權為由,要求撤銷鎮政府的確權決定。思考問題:鎮政府作出土地權屬確權決定書的行為是否屬于行政確認?鎮政府是否有權實施該行為? 參考意見:鎮政府作出土地權屬確權決定書的行為不屬于行政確認,而是帶有確認性質的行政裁決。行政裁決與行政確認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一般而言,行政確認是行政裁決的前提。兩者的區別在于,行政確認不已發生爭議為前提,其一般在爭議發生前進行;而行政裁決則是為了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依當事人的申請,由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處理。在本案中,鎮政府作出土地權屬確權決定書的行為是對村民甲與村民乙的承包經營土地權屬爭議進行的裁決。因此該行為是行政裁決。
行政裁決的主題必須是法律、法規授權的主體。行政機關享有一般意義上的行政管理權并不意味著享有行政裁決權。行政裁決權的行使必須以法律、法規的授權為依據。在本案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第51跳和【國土資源部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第14跳的規定,鎮政府對農村承包經營土地權屬爭議不享有行政裁決權。因此,鎮政府無權事實該確權決定。
案例八 甲系某摩托車配件商店業主,因涉嫌造假被技術監督局查處。某日上午,該局告知甲擬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內容,但因甲未到場而甲母在場,故有甲母代為領取處罰告知書,并于不久后做出行政處罰。甲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提出被告在進行行政處罰前未依法告 知處罰的內容和依據,被告的告知程序不合法,并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技術監督局認為,自己在進行行政處罰過程中進行了告知程序,故程序合法;因為告知程序當天,甲母在場,實際代表甲聽取告知,事后甲又寫了認識材料和申請減免報告,說明甲明確知道技術監督局告知的行政處罰內容,同時技術監督局也聽取了甲的申辯意見,并減輕了對甲的處罰,因此技術監督局進行的行政處罰程序合法,請求人民法院依法維持該決定。
思考問題:本案中,甲母在未得到行政相對人甲的明確授權時能否代替甲接受技術監督局關 于處罰理由的告知?如何認定本案中說明理由的告知程序效力?
參考意見: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實施行政處罰時,應當嚴格按照【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執行。該法第31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證據,并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本案技術監督局在對甲進行行政處罰前,雖然進行了告知程序,但是未通知行政相對人親自到場聽取告知。甲母雖然到場聽取了告知內容,但她不是當事人,也不是委托代理人,同時技術監督局亦無證據證明甲授權其母去處理行政處罰相關事宜,因此,該局依此認為甲母的行為屬于代理張某的行為,證據不足,不能采信。只有對當事人說明處罰事實、理由及證據方符合說明理由制度的程序規定。本案屬于說明理由對象錯誤,未向行政相對人說明理由,屬于程序違法,該行政處罰不生效。
案例九
2009年6月2日,某交通支隊五大隊接到報案:高碑店北路115路車站口處發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員受傷。交警于凌晨四時十七分趕到現場,只有出租司機和兩名乘客,3人均受傷。奔馳商務車未懸掛車牌,且司機不在場。某交通支隊對這起事故進行認定做出了處罰:奔馳商務車主李某為主要責任,因超速、逃逸等交通違法行為合并處罰后,共被處以五日行政拘留;罰款2000元;并被記20分扣留駕駛證。接到這一事故責任認定和處罰決定后,李某表示不服,擬向A區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申請。同時,李某向某交通支隊遞交了【暫緩執行行政處罰申請書】,并依法辦理了相關手續。某交通支隊按照有關規定,依法作出了暫緩執行行政拘留的決定。其他行政處罰及強制措施仍依法執行。
思考問題:本案中交管部門接受李某的“暫緩執行行政拘留的申請”并作出決定是否合法?這一做法是否違背了復議不停止執行的原則
參考意見:交管部門幾首李某的“殘換執行行政拘留的申請”并作出決定合法。根據我國法律規定,行政處罰的被罰人,有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在行政復議或訴訟期間,不停止行政處罰的執行。但是對于行政拘留處罰,被處罰人如果申請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則有權同時提出暫緩執行申請,如果公安機關認為暫緩執行行政拘留不致發生社會危險,且被處罰人或者其近親屬提出符合條件的擔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標準交納保證金的,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作出暫緩執行行政拘留的決定。所以交管部門接受李某的暫緩執行行政拘留的申請是合法的,沒有違背復議不停止執行的原則規定。
第二篇:行政法案例分析
本科生課程作業
作業題目 案例分析:“上訪媽媽被教養”—由“唐慧案”分析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必要性
學生姓名 梁棟學號1040450324 專 業 公共管理 年級大三 指導教師常亮 老師
學院 人文學院
中國農業大學(煙臺)教務處制
2013 年 7月
案例描述
筆者7月14日晚翻閱微博時得知自2006年以來備受人們關注的“唐慧案”---上訴永州市勞教委二審將于7月15日上午九點開庭審理,想必每一個對這件案件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會懷著無比好奇的心情和湖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將作出懲惡揚善公平宣判的期待。15號中午,宣判已出:唐慧“勝訴”,獲賠2641.65元人民幣,同時駁回其他訴訟請求。
“唐慧被勞教”始于7年前轟動一時的“湖南永州幼女樂樂(化名)被逼賣淫案”。2006年10月,樂樂被秦星、陳剛等人誘騙,強奸并賣入色情場所,此后被逼賣淫100多次,2012年6月,在歷經兩次發回重審,前后4次判決后, 樂樂母親唐慧終于等來終審判決:色情場所老板秦星、周軍輝兩被告被判死刑,4人被判無期徒刑,另有1人獲刑15年。唐慧認為當初包庇秦星等被告人的涉案民警仍逍遙法外,于是不斷上訪,要求懲處她所指稱的包庇被告人的執法人員。然而2012年8月1日,唐慧卻突然被永州市公安局以其在上訪過程中以“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行為”為由,處以勞教一年半。
案例現象中反映出的問題描述
該案件帶給我們感性意義上的直觀感受便是法律的懲惡揚善公平公正原則被嚴重褻瀆,暫且不去論本次二審的結果之是否夠公平、是否符合憲法和法律所秉承的正義性,單就唐慧提出二審上訴的動機和源頭---永州市勞教委以不成立證據和緣由判處唐慧接受勞教一年半這一現象,便可覺得有失公正、其合法性仿佛全然得不到蹤跡。
那么我提出的問題便是,勞教制度在當代已越來越成為行政權擴大化、集中化、隨意化的反映;結論便是,改革勞教制度勢在必行。
案例中所蘊含的學術性問題和相關行政法學知識
接下來筆者便從案例所反映現象背后的內涵和法理知識來探索行政法意義上勞教制度的詳細內容和勞教制度之所以為輿論所詬病的深層原因。(注:觀點來源于筆者的個人看法并結合課程中的理論觀點,參考了文獻張興華《法治視角下的現代勞動教養制度》以及文獻《改革勞動教養如箭在弦》佚名)
(一)勞教制度其存在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處罰
我們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中已經學習到勞教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處罰,而行政處罰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一種,那么這一行為便涉及到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概念和范疇。具體到唐慧案件中來,行政主體即是永州市勞教所和永州市公安局,行政相對人即是唐慧本人。
展開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弄清楚行政處罰的概念和勞動教養的實施之條件和范圍。所謂行政處罰,是指行政處罰是指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主體為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依法對行政相對人違反行政法律法規而尚未構成犯罪給予法律制裁的行政行為。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中“人身罰”中的一種,有其實施條件和范圍。勞動教養的適用法律有《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法律。勞動教養一般是由勞動教養機關實施并針對以下行為(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
但凡稍微懂法的人一看便知,唐慧的任何行為均未滿足上述六項基本條框的任何一個方面;相反,唐慧的行為是為了行使其合法權益,而在此情況下行政機關非但未按照其合法程序給予唐慧應當所取得幫助,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唐慧下達了實施勞動教養的處理決定。可以說這次處罰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根據《行政復議法》第28條第三款第一項的規定,勞教所的這種具體行政行為明顯是不適當的。勞教機關或公安機關在作出決定甚至處罰之前應當清晰勞動教養的性質,勞動教養的根本目的是為教育改正違法未犯罪人員的行為的,而非為處罰而處罰。勞動教養雖然是有法律根據的行政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的行政案件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這一點卻相當困難,很多情況下行政主體都會歪曲或改變行為的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貿然做出決定,而且這種決定在多數情況下在相對人的后期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中往往會被駁回、這一現象本身就說明了行政主體不是在實施一種有法可依的執法行為,而是在將行政權給予擴大化。擴大行政權必然帶來行政主體和普通公眾利益的對立,權力和地方資本的結合便會發生效力----直接效果表現為對公眾利益的剝奪和地位的壓制。唐慧案件就是對這一解釋的最有力再現。
(二)多數情況下勞教制度違反《立法法》而成為打擊報復的工具
筆者關注于建嶸實名認證新浪微博很久,于建嶸曾公開發布了許多勞教警察的來信:稱其所在的勞教所稱其所在的勞教所曾因年齡大身體不適合拒收一名多次上訪者,地方政府為了不讓他再上訪,通過各種渠道施壓迫,使我們接收。對多次非正常上訪行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責任等,符合勞教條件的,將予以勞教,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規定和要求。“非法上訪,一次拘留,兩次勞教,,三次判刑”。勞動教養是為勞動的方式達到教育改正的目的而非為了處罰而勞教,有的地方政府部門甚至給出了4年甚至更多的拘役年份處罰,這顯然比對應的刑事處罰還要嚴重。所以此舉往往會在無形之中違反《立法法》的精神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意志。《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立法法》也規定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勞教所之所以會針對唐慧下達一年6個月的勞動教養處罰,筆者推測多數是因為唐慧在逐次上訴案件中看穿了權力關系的腐敗而提出了有關威脅其利益的上訴請求,權力關系人在此情況下運用勞動教養的方式實施打擊報復。
(三)程序不公開成為拉動教養的致命死結
唐慧事件暴露了這個程序性的問題,在很短的時內用內部的方式就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自由。這主要是由于勞教的審批權轉給了公安機關,完全是封閉式的匯報審批,不公開,也不能保護,公安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同時,勞教制度的初衷是針對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懲治,但是現在勞教的處罰力度卻高于刑事處罰。對于未來的勞教制度的存廢,我認為國家可以對現行的勞教制度做一些改革,尤其是程序性的改革。同時,關于勞教決定書公開的問題,現在法院的判決書都要在網上公開,行政處罰也要公開,這樣就方便了社會更好的監督,從而減少勞教的錯案發生率。我認為從法律上講,行政主體應當在作出處罰的時候告知或提醒相關利害人有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并在他們申請的前提下擔任主持并按合法程序召開聽證會,保證行政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權。邀請多方相關利害人參與聽證可以明顯增強決定的透明度和公正客觀性。
(四)唐慧案揭露了國家司法制度捉襟見肘
唐慧案始于上訪的無人受理、延誤受理和怠慢受理,一些地方信訪部門為了息事寧人,對一些事件的處理無原則無底限。地方長官對信訪系統的工作思路表現出的結果是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有句話說,有刁官才會有刁民,這是很有道理的。在權力面前,每一個人都是絕對弱勢。每一個需要通過公權力辦事的人,唯有主動地遵循權力潛規則,才最有可能遂意。弱勢群體為了實現目的就得審時度勢,是鬧是笑,是刁是賄全憑形式需要。從法治的精神和規律來講,社會糾紛要有多元化化解機制且必須由司法終局解決。也就是說,這類問題最終要由法院說了算,不應當再有其他途徑推翻司法裁判,其他各權力部門不應該亂插手。唐慧案中,本來一審湖南最高院已作出相對比較公正的判決,后來卻因為其他部門的介入在二審被駁回。這既是權力關系的相互勾結也是司法終局制的缺失。
結論
唐慧案件及其所反映的問題絕非特例,具有全國范圍內的普遍性。網絡搜索關鍵字“勞教制度”,關于對勞教制度的吐槽和廢除或改革的建議以及觀點甚囂塵上,此起彼伏。現象具有特殊性,但是道理卻具有同一性。通過對唐慧案件的分析我總結如下:
短時間內廢除勞教制度是不可能的,它已滲入到國家制度的各個層面,作為權力組織的特有工具和統治階級的代表相融合。但是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嘗試:
1、勞動教養在由公安機關決定的時候要確保有效監督,在審批過程中,由于勞動教養并不是作為一種司法程序被設計,并沒有考慮抗辯雙方的平衡,被處理對象的意見也沒有機會充分表達。這就表明在作出行政處罰的時候,保證相對人的陳述權和申辯權必須要提上日程。
2、公務人員的為民服務意識、人民公仆意識要時刻武裝頭腦,杜絕權力關系的非法性相互作用,不要讓權力成為公務人員和公務系統打擊報復的工具。維穩應當采取疏通、教育、救濟等有效合法的方式切忌不要動用公權力來非法維穩,犧牲公眾利益的做法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成為一種選擇。
3、確保聽證制度在行政處罰中的使用頻率,聽證制度不是一種必需卻很有必要。
4、有法學背景的專家學者建議要出臺《違法行為矯治法》的必要,現有法律能夠做到對違法犯罪行為、輕微違法行為的有效調整:對普通的治安行政違法行為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涉嫌刑事犯罪行為則依《刑法》進行處置,即便出現新的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內尋求解決途徑。因此,應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定程序廢止勞動教養的相關規范,徹底終結勞動教養制度。
第三篇:行政法案例10
【案例標題】豐祥公司訴上海市鹽務局行政強制措施案
【終審日期】2002.05.2
4【調解日期】 打印大 中 小
【全文】
豐祥公司訴上海市鹽務局行政強制措施案
原告: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賢區柘林鎮。
法定代表人:金雪才,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石門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清華,該局局長。
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以下簡稱鹽務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認定: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祥公司)違反《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在不具有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根據《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作出了扣押工業鹽共計300噸的行政強制措施。豐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公司經工商登記,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于2001年5月11日從山東調入工業鹽300噸。因運輸在途時間,該批鹽于5月16日抵滬。鹽務局卻以我公司違反尚未生效的《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為由進行扣押。因該規定沒有溯及力,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沒有法律依據,故要求撤銷鹽務局作出的暫扣行為。
被告辯稱:《上海市鹽務管理若干規定》于2001年3月26日發布,5月15日施行。豐祥公司明知該規定的內容,卻違反規定,在該規定施行后將工業鹽調入上海。況且,豐祥公司已不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我局對豐祥公司違法調入的工業鹽采取扣押措施,有執法依據,請求維持該扣押行政行為。被告鹽務局向法庭提供以下事實證據:
1.濟南鐵路局貨物運單三份,證明從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80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2.上海鐵路局貨物運單兩份,證明從安徽省定遠縣鹽礦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22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鹽務局以上述五份貨物運單證明豐祥公司將工業鹽從外地調入本市的違法行為。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原告豐祥公司分別從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安徽省定遠縣鹽礦調入工業鹽共計302噸,于2001年5月16日到達上海鐵路局金山衛西站。被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在不具備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擅自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違反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遂于2001年5月21日對豐祥公司作出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并將(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封存、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豐祥公司對該強制措施不服,向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提起行政復議,上海市商業委員會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滬商復決字(2001)第1號行政復議決定,維持了鹽務局的扣押行為。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作為政府主管部門,依法具有查處鹽業違法案件的職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有貨物運單為證,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豐祥公司認為其調鹽行為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施行之前,不適用該規定的理由不足:因為豐祥公司將鹽由外省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行為,該行為應以貨物運至本市后為完成。由于該行為完成時,《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已施行,鹽務局適用該規定及《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調入本市的工業鹽予以扣押,并將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適用法律正確,執法程序亦符合規定,并無不當。
據此,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決:
維持上海市鹽務管理局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宣判后,豐祥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豐祥公司上訴理由是: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
第一款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上訴人不是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不能
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本案不適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本案購鹽合同的成立時間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前,故該規定對本案沒有溯及力,即便有溯及力,按照該規定鹽務局也不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故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撤銷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
鹽務局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我局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豐祥公司將工業鹽非法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的行為,該行為的完成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后,故該規定對上訴人的違法行為具有效力。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豐祥公司對一審法院認定其由外省市將工業鹽計302噸調入本市的事實無異議。
庭審中,鹽務局就其具有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的職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據:
1.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
2.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各級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
3.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
豐祥公司在質證意見中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鹽務局只負責“食鹽專營工作”,鹽務局對工業鹽經營沒有執法主體資格;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只是部門規章,沒有授權執法主體資格的權力。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中規定了鹽務局是市政府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鹽務局對食鹽、工業鹽的專營工作均有權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的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規定:“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
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根據以上國務院、輕工業部的法規、規章的規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其中第四條規定:“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是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因此,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是市商委,而非鹽務局。鹽務局只能負責管理食鹽專營工作,并無對本市工業鹽的經營、運輸進行查處的職權,不具有作出封存、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行政強制措施的執法主體資格。
庭審中,鹽務局就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提供以下法律依據:
1.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下,對違法物品,鹽政執法機構可予以先行封存、扣押,并向當事人出具封存、扣押通知書。”
2.《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第一、二款的規定:“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由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根據方便供應的原則,市鹽業公司可以委托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的企業銷售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未受委托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銷售”。二審庭審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
豐祥公司認為,其有權經營工業鹽,并且既非鹽業違法案件的當事人,也沒有隱匿、銷毀證據的情況,《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情況不適用于該公司。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與《鹽業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并不抵觸,根據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的答復內容,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包括工業鹽在內的鹽業產品,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統一經營鹽產品的采購和經銷。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故鹽務局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對豐祥公司作出扣押工業鹽的強制措施,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不當。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食用鹽,國家儲備鹽和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純堿、燒堿
用鹽,由國家統一分配調撥。”本案涉及的是工業鹽,不屬上述條文規定的由國家實行統一分配調撥的鹽類范疇。《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根據豐祥公司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豐祥公司具有經營工業鹽的經營范圍,屬可經營工業鹽的公司,有權經營工業鹽。故鹽務局根據《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屬于適用法律、法規不當。依據《鹽業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本條例由輕工業部負責解釋,鹽務局提供的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系國家輕工業局內設機構鹽業管理辦公室的文件,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無權對《鹽業管理條例》作出解釋,且該復函亦未對外公布,故對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綜上,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本案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違反相關食鹽管理的事實證據,且對工業鹽不具有封存、扣押的執法主體資格。鹽務局作出扣押豐祥公司工業鹽的行政強制措施,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該具體行政行為不合法。原審法院判決維持具體行政行為,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豐祥公司的上訴請求,應予支持。據此,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第2目和第六十一條第(三)項的規定,于2002年5月24日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01)靜行初字第71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共計人民幣200元,由上海市鹽務管理局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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