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反腐敗問題

中國的反腐敗問題

腐敗是一種伴隨著私有制、階級、國家、公共權力產生而產生的復雜社會歷史現象，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敗現象。早在19世紀，英國的阿克頓勛爵就說過一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而且它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焦點，各國都普遍存在這一問題。

1、腐敗問題原因

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民思想觀念深刻變化。而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并沒有相應的配套政治體制、法律體系等與之配套，即上層建筑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使得諸多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違紀違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發多發態勢。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舊體制的某些做法還在起作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權力的左右，這樣就給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制度建設方面，當前我國正處于初級階段，在傳統的政體中，人治的色彩很濃，家長制的作風占主導地位。

（二）權力缺乏監督是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說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從我國這些年的反腐敗實踐看，腐敗現象的產生存在這樣的“三個

基本”現象：事前基本沒有監督，事中基本缺乏監督，事后基本不是監督。領導班子的內部監督流于形式，特別是對主要的領導干部，同級黨委不敢監督，同級紀委也不敢監督。人民群眾形象地描述對“一把手”的監督現狀：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媒體監督太險，下級監督不敢。

（三）社會轉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開放以后，對外交流不斷加深，社會文化環境得到了發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長，使一些意志薄弱的黨員干部權力觀發生了變化，經受不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跌入了腐敗的泥潭。此外，我國經歷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官僚主義、等級觀念、特權意識、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會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為滋生腐敗的主要土壤。

2、關于中國特色反腐敗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國現階段反腐敗斗爭，是在社會轉型期諸多矛盾相互交織下進行的，我們既要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到其長期性，堅定信心是關鍵，反腐敗斗爭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進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加強制度執行力建設

依法反腐是國際反腐敗經驗的重要總結，我國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較強執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規定。同時，還要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切實保證已有反腐敗法律的執行力，促使國家各項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貫徹落實。

（二）繼續深化改革，為預防腐敗提供強大動力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期，舊的體制打破了，新的體制又不完善，就容易產生腐敗問題，對此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堅持以改革統領反腐敗的各項

工作。

（三）健全反腐敗監督機制，保障人民監督權

深入開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須加強黨內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把專門監督與群眾監督有機結合起來，更好地保證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民主監督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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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反腐敗問題

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改革措施之中，用發展的思路和改革的辦法來防治腐敗。進一步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增強領導干部執政為民、廉潔奉公的意識，筑牢黨員干部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和黨紀國法防線，面向全社會搞好廉政文化建設，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價值觀念和良好風尚。

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和制度，狠抓制度的落實。切實強化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把監督關口前移，及早發現和解決問題。

大力發展民主，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障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凡是能夠通過市場機制解決的，就盡量用市場機制的辦法。

領導干部要嚴格遵守有關規定，決不能濫用權力，搞權錢交易。

反腐敗治本之策的戰略基點與戰略選擇

反腐敗必須標本兼治，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現實的需要。反腐敗既要加強事后的懲治，更要加強事前的防范；既要強調道德自律或思想覺悟的約束，更應加強制度化、法律化的反腐敗體制和系統全面的預警防范體制的建立。要實現黨中央提出的標本兼治，推進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的工作目標，在堅持治標的同時，加強反腐敗治本的力度，工作如何開展，如何選準戰略基點，并進行有效戰略選擇，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緊迫的課題。

一、戰略基點：體制性控制、科學化管理、法制化約束

1.體制性控制。從體制上控制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協調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

在傳統體制下，政經合一，利益沒有分化，大一統的治理格局有效地發揮了利益協調功能。在加快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利益主體進一步分化了，但利益主體的地位、邊界沒有在體制上予以最終確定，加之政治經濟運行體制的改革沒有到位，主體利益的實現大量地是以不規范的方式進行；一些主體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按照規范的政治準則和商品經濟原則實現，而是通過迂回的方式，在各種矛盾與摩擦的格局下間接地得到實現。

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消極腐敗現象的發生和發展就極具有廣泛的體制性基礎。體制性的漏洞又為少數腐敗分子提供了以權謀私的可能性。因此，改革現行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協調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從體制上控制并規范公共權力的運行，是反腐敗戰略的首要基點。

2.科學化管理。推進政府行政管理、社會事業管理、經濟管理的科學化、現代化，使社會運行更加文明、規范。以完備、科學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法規和程序制約權力，規范主體行為。

腐敗現象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與各類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它的存在和發展有一定的客觀條件和社會基礎。腐敗現象的客觀現實性要求人們要在科學研究和全面分析反腐敗斗爭經驗的基礎上，從管理角度，在機制、措施、政策上制定出更為完備的體系，以便更有效、有力地與腐敗現象作斗爭。近年來，在反腐敗的具體實踐中，各地涌現出了種種做法和措施，取得了一些經驗，中央紀委也相應制定了一些制度、法規，但各地創立的制度和措施缺乏統一規劃，做法各異，沒有把局部經驗普及到全局，上升為整體反腐敗方略。

3.法制化約束。依靠法制，對中國反腐敗斗爭具有全局性和長遠性的戰略意義。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有效反腐敗，必須實現反腐敗斗爭方式的戰略轉移。法治是對人治的否定，是一種較高層次的政治文明，同時也是一種現代的治國方式。法制的規范化、統一性、強制性、穩定性決定了對腐敗現象行為前、行為中和行為后具有全方位、長期性的抑制和制裁作用。依靠法制反腐敗充分體現了效率與公平、防范與懲處、打擊與保護、治上與治下的統一，在規范各種政府行為、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相關社會矛盾方面，體現出其他手段無法替代的優越性。

二、戰略選擇：把反腐敗斗爭與體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

1.轉變觀念，把推進體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設的開展當成反腐敗斗爭的基礎工程來抓。

體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法制建設與反腐敗斗爭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從兩者的功效來看，推進體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設，從根本上減少了滋生腐敗現象的土壤和條件，也是防止和克服消極腐敗現象的現實需要和直接手段。兩者相互依存、相互

促進、密不可分。我們在工作中要把兩者結合起來。當前，特別要強調，反腐敗治本之策要圍繞體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設的實際開展工作。

2.強化改革過程中的監督和紀律約束，保證體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設的規范化。

當前，推進體制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和相應的法制建設，在中國是前無古人的事業。黨政機關由于所處的特殊地位，在改革過程中的每一舉措，不僅關系到自身的建設，而且對改革和建設的全局也具有帶動和影響作用。因此，監督黨政機關體制改革沿著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規范化軌道前進，是當前機關黨風廉政建設的中心工作，是體制轉型時期反腐倡廉的關鍵所在。紀檢、監察機構必須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實施有效監督。

3.重視法制，把反腐敗斗爭納入到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

以法治國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反腐敗斗爭必須逐步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精神，必須保護人民當家作主和參政、議政、監督的權利，推進國家政治活動的公開化、民主化；完善黨政機關各項政治制度和設施，保證領導決策的科學化。

第三篇：中國反腐敗

本文首先剖析中國腐敗的原因，然后結合國際經驗分析解決中國腐敗之路。

中國腐敗并非單一問題所致，與社會、經濟、民生、歷史、教育等皆有所關聯，但復雜關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國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員對有限的中國資源，如商品、服務、政府導向等擁有很大的分配權。

其中政府導向更是現今中國以土地為商品，拉動GDP，謀取各式各樣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產泡沫的元兇之一。縱觀全世界，商品化最厲害的美國，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歐洲大部分國家不到10%，就連香港也只有50%，況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敗機構包括紀檢、財政、監察、審計和檢察直接處于其監督對象管理之下。

這一現象來源于***下的行政權凌駕于司法權與立法權之上，基本沒有

一種力量來制衡這種近乎無限制的權力。近年來但凡高官落馬均源于上級反

腐敗機構的包辦，同級反腐敗機構形同虛設。

第三，經濟對政治的支配。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國家不得不調用宏觀調控來維護

市場安定。歷來世界各國腐敗最盛時，正是此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官員與

利益集團達成“租金協議”，利益集團利用行政權力謀取利益最大化，官員

利用“租金”鞏固自身地位。

中國腐敗的客觀原因在于“東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國歷經兩千年封建時代，腐敗之日遙大于反腐敗之日。古代中國有王朝通用的興亡輪回：開國之時，鑒于前朝之覆亡，反腐敗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戶部郭恒案，一次人頭落地達三萬人（請注意，全是官員，那

個年代全國才多少人，當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綱紀松弛，腐敗成為

社會風氣，著名的有張居正（對你沒看錯，一代名相的轎子是32個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氣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辦事只認錢，連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敗，只有自己推翻王朝開始下一輪的反腐敗---

腐敗---反腐敗的輪回。如此這般兩千年下來，人民對腐敗早已習以為常。

第二，受歷史所影響，中國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權錢交易理念。中國企業營銷開支中

有一項稱為“活動金”或招待費的報銷款項。歐美跨國公司的亞太HR總裁

在管理中華區C&B總監時，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這“活動金”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離于《反海外腐敗法》之外。

第三，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老一輩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經被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所淡忘，與之相對，中國人對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蘭教的西方人在犯錯時就缺少一種敬畏感。一個西方官員在收取黑金時

不但會想到嚴謹法律的制裁，更會想這樣的做法會不會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懲罰。而中國官員在謀取灰色收入時，卻在考慮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這筆

不義之財。

西方有句諺語“人沒有必要重新發明輪子”，意即對已經被發明出來而且證實有效的東西，人們沒有必要再從頭摸索。

對于中國的反腐敗亦是如此。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與稚嫩的政治和貧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頻率上。落后的政治與文化必然會危及經濟發展，所以我們對待現時的腐敗問題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自己慢慢摸索、探尋，唯有活用“拿來主義”，但不能不加甄別，來者不拒。

制度———中國反腐敗的根本問題。

第一，實行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本身范圍太大，我們只談關于反腐敗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權力。對于政府手中的權力進行分散，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與某個人或某個部門。但這樣可能會造成政府辦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實行下一條⑵公共權力交叉重疊。當你犯法時，你可以對一個警察行賄，讓其視而不見，但你能對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權力過問案件的人行賄嗎？美國在反腐敗時設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潔處、聯邦調查局、獨立檢查官、司法部律師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監察長辦公室、白宮律師辦公室等。試想，一個想腐敗的人得躲過多少督察機構的眼睛啊！光有這么多機構還不行，得讓它們互相鉗制，還能合作辦事，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制衡。事實證明，“三權分立”最完善的美國，民眾平均投票率不到50%，這說明，民眾沒有什么特別大的問題需要換個政黨解決，或者說民眾完全相信國家機器不管在誰的手里都能運作良好。

第二，香港勝在有ICAC。（這是ICAC的宣傳語，充分說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實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沒有捷徑呢？有！是小平同志（請允許我這樣稱呼我們敬愛的偉人）給我們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臺地區的繁榮穩定，實則是希望后人借鑒港澳臺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經驗，實現中國的跨越式發展。

透明國際近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潔的地區之一，它們都有過比中國目前更嚴重的腐敗風氣，它們也都有類似于香港ICAC的獨立的、直接向最高長官負責的反腐敗機構。目前香港ICAC的起訴成功率達到80%，培養出了80余名成功的臥底，吸引各國紛紛前來學習。2007年中國成立了國家預防腐敗局，直屬于國務院管轄。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第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曾經表示：“我們一直在抓緊研究財產申報制度，在適當的時候將建立財產申報制度。”“一直在”既表明這個工作還在繼續，同時也說明這個東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應該還是甚大，所以遲遲未有結果。對于這個時間表，屈萬祥的表態非常外交辭令化。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是“適當的時候”。

建立陽光政府，公示財政收入支出，申報個人賬目是國外早已立法明確規定的。加快法制化進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員的一舉一動不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更是反腐敗的重大進步。假如所有官員為官清廉成為人民的標榜，何愁中華不復興。

東方人情文化———解決反腐敗的客觀原因。

第一，民間力量的崛起。

美國反腐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媒體與跨國制造業的覺醒。媒體監察體現了輿論監督權的力量，而跨國公司的主要業務在國外，它們需要的是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這兩股力量孕育了社會群體的腐敗共識，東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錮還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這是國家預防腐敗局提出的口號）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說，他這十年辦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誠如以上口號所說——注重預防——這點最重要的不是預防現任官員，而是我們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個部門之一的社區關系處便是專職以教育對抗腐敗。而世界其他國家反腐敗成功的深層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敗的公眾文化和共識。要想長期、徹底實現反腐敗，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從經濟學上講，理想的狀態是讓治理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在邊際上相等，而非徹底鏟除腐敗。與其花大價錢嚴打眼前腐敗，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敗觀念的教育上。

第四篇：對比中外反腐敗情況 研究中國反腐敗問題

我國反腐敗若干問題探討

【摘要】腐敗是一種伴隨著私有制、階級、國家、公共權力產生而產生的復雜社會歷史現象，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敗現象。早在19世紀，英國的阿克頓勛爵就說過一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而且它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焦點，各國都普遍存在這一問題。近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豐碩成果，經濟迅速發展，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綜合實力大幅度增強。但是繁榮的背后隱伏著巨大的危機：即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在目前大規模反腐敗、查辦大案要案的打擊下，腐敗之勢其銳未銷，據檢察機關統計數據，各級政府的腐敗的確是從人數、金額、程度等方面都在擴大，總的來講反腐工作事倍功半。本文主要從國外的反腐敗成功經驗，我國官員的腐敗現狀、腐敗原因，以及如何開展中國特色的反腐敗工作方面做一些探討。

【關鍵詞】反腐敗 清廉 國外 現狀 原因 中國特色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對腐敗問題研究得最權威、最全面和最準確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每年都會發布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清廉指數采用10分制。2003年至2010年，中國在排行榜上的得分始終在3.5分（腐敗比較嚴重）左右徘徊，根本沒有任何一年可以稱得上是“長足進步”。

七年來我們的清廉得分在低位小幅高低徘徊，排名從66位下跌為78位，累計下跌達12位。雖然一些人對此排名存在異議，但長期 以來的低位排名也是問題。政治文明、政治清廉是世界大勢所趨，再不奮起直追我們就要被遠遠拋離。如此反腐形勢，又如何能令人樂觀？

一、國外的反腐敗成功經驗

世界各國在加強司法和行政部門反腐職能的同時，借助媒體監督、民眾舉報、簽訂反腐公約等多種方式，加大反腐斗爭力度，懲處高層腐敗。如一些國家的新聞媒體對官員腐敗丑聞的追蹤、揭露起到了廉政監督的積極作用，各國反腐的力度加大使得越來越多的高官紛紛落馬。如以色列總理沙龍因涉嫌腐敗被起訴；涉嫌腐敗導致韓總統盧武鉉被彈劾。

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丹麥、新西蘭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評為本“世界最清廉國家”，中國香港 以8.4分排名第13名。位于亞洲的新加坡和香港與中國大陸文化最相近，我們主要研究下這兩個地區的反腐敗情況。

新加坡在殖民時期特別是“二戰”后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執政前，腐敗曾是該國人民習以為常的一種生活方式。1959年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執政后，決心清除腐敗現象，為此，他們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寓廉政要求于公務員制度建設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現代公務員制度，并不斷提高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以減少腐敗動機；厲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運轉的行政管理體制，盡量減少腐敗的機會；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敗機構，嚴厲調查和懲處公務員中的腐敗分子，增加從事腐敗行為的成本。這些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 同發揮作用，從而做到了使公職人員“不想貪，不能貪，不敢貪”。新加坡如今被公認為亞洲的“清廉先生”，該國的經濟發展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

我國香港地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有組織的腐敗(主要集中在警察系統中)也變得十分猖獗。腐敗的惡性發展在70年代初終于引起公眾的大規模抗議，從而迫使港英當局下決心粉碎有組織的腐敗問題。1974年，港英當局成立了直屬于總督的廉政公署，并從整肅警隊中的有組織腐敗犯罪開始重拳打擊腐敗分子，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了“三管齊下”的反腐敗策略：一是賦予反腐敗機構很大的獨立調查權，高效率地調查和起訴腐敗分子；二是成立防止貪污處，致力于消除政府部門和私營機構中存在的可能導致腐敗的漏洞；三是加強對公眾的教育，使他們認識到貪污的禍害并爭取他們對反腐敗工作的積極支持。經過20年不懈的努力，香港的廉潔程度從9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比較良好的記錄，我國香港地區所創造的教育、懲治、預防“三管齊下”反腐敗的策略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

二、我國官員的腐敗現狀

中國官員的腐敗現象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無法全面的回答，只能作一個輪廓性的描繪。2010年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23人（含廳局級188人、省部級6人），同比增加2％，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繳贓款贓物計74億元。貪污、挪用、逃資海外、公款消費……，光是吞噬國有資 產的方式就不可勝數，例如近期發生的 江西貧困縣財政局官員套取約近億元資金攜老婆潛逃案件，震驚全國。從無形的損失來看，其社會危害性特別大，它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挫傷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是我國當前社會不穩定的主要誘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社會機制與經濟發展的不相匹配，使得社會矛盾叢生，社會不和諧因素不斷出現，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呈現易發多發的態勢，主要表現為腐敗大案要案數量增加,串案、窩案增多，腐敗的群體由低層向高層發展，腐敗用人和司法問題突出，徇私瀆職嚴重，腐敗動機惡性轉化、花樣翻新，腐敗網絡緊密堅固、發案部位呈網狀延伸，腐敗蔓延呈國際化趨勢等。

三、腐敗問題原因探討

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民思想觀念深刻變化。而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并沒有相應的配套政治體制、法律體系等與之配套，即上層建筑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使得諸多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違紀違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發多發態勢。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舊體制的某些做法還在起作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權力的左右，這樣就給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制度建設方面，當前我國正處于初級階段，在傳統的政體中，人治的色彩很濃，家長制的作風占主 導地位。其次是新中國成立不到60年，前30年在加強制度建設方面還走了一些彎路，我國真正進入民主法制建設的時期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在這樣的傳統背景下和這么短的時間內，我們要想把制度設計得很科學、制定得很完善，的確很有難度。

從現實情況看，很多腐敗現象從表面看來是人的素質問題，但從深層次上看卻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因為有的制度不配套，偏重制定要求式的實體制度，而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保障制度相對缺乏，使一些制度執行起來彈性很大。其次是因為一些制度滯后或缺失，無法從源頭上防止腐敗問題的發生。最后是因為監督制度的制度、監督權力的權力偏軟，使得一些制度成了擺設。以上這些原因就造成了權力過分集中現象的發生。

（二）權力缺乏監督是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說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從我國這些年的反腐敗實踐看，腐敗現象的產生存在這樣的“三個基本”現象：事前基本沒有監督，事中基本缺乏監督，事后基本不是監督。領導班子的內部監督流于形式，特別是對主要的領導干部，同級黨委不敢監督，同級紀委也不敢監督。人民群眾形象地描述對“一把手”的監督現狀：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媒體監督太險，下級監督不敢。

特權和腐敗案件頻頻發生就說明了相關監督機制不健全，特別是還不能實施有效的群眾監督。我們黨歷來強調，黨的領導干部必須自 覺接受群眾的監督。但是，相當長時期以來，群眾監督沒有得到充分落實，一方面是因為群眾監督沒有制度化、法制化，其監督權沒有得到切實的保證；另一方面是因為群眾的監督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在一些地方，監督者必須看被監督者的臉色行事。

（三）社會轉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開放以后，對外交流不斷加深，社會文化環境得到了發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長，使一些意志薄弱的黨員干部權力觀發生了變化，經受不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跌入了腐敗的泥潭。此外，我國經歷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官僚主義、等級觀念、特權意識、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會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為滋生腐敗的主要土壤。

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思想教育工作，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的努力還不夠。一些地方和部門沒有把反腐倡廉教育當成基礎性工作來抓，有的人把改革開放、經濟建設與反腐敗對立起來，認為“經濟要上，反腐敗要讓”。另外，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反腐倡廉教育方式沒有隨著現代人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的發展而變化，反腐倡廉教育流于形式、應付，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四）社會轉型期矛盾叢生，應對不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整個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給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活力，但我們也應看到，社會不同階層之間也存在著利益差異，各利益 主體都希望通過不同方式獲取有限的資源，這就容易產生不正當競爭，引發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

由社會轉型帶來的腐敗問題眾多，部分領導干部以非法利益為紐帶，運用權力資源為小集團或個人謀取非法私利，形成利益聯合體；一些行業協會和社會中介組織存在謀私行為，亂收費、做假賬、假評估等問題嚴重；一些不法商人和企業主為了取得競爭優勢，不擇手段拉攏、腐蝕掌權干部；一些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對自己與先富起來的人的財富差距拉大的現象不滿意、心理失衡，從而引發了大量腐敗行為。

四、關于中國特色反腐敗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國現階段反腐敗斗爭，是在社會轉型期諸多矛盾相互交織下進行的，我們既要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到其長期性，堅定信心是關鍵，反腐敗斗爭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繼續深化改革，為預防腐敗提供強大動力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期，舊的體制打破了，新的體制又不完善，就容易產生腐敗問題，對此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堅持以改革統領反腐敗的各項工作。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三個方面取得進展：一是完善市場機制，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的基礎性作用，打破壟斷；二是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同時，進一步提升各種非國有企業的管理水平；三是規范政府行為。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集中精力抓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 管理和公共服務。在政治領域，重點是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形成結構合理、配臵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使一切公共權力都得到有效的監督。

（二）進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加強制度執行力建設 依法反腐是國際反腐敗經驗的重要總結，我國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較強執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規定。同時，還要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切實保證已有反腐敗法律的執行力，促使國家各項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貫徹落實。

要加強行政管理方面法律的建設和執行。以《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法》等法律為主體，完善財產申報法、公務員行為準則等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加強公務員的管理和考核、處罰力度，嚴格公務員從業紀律和職業操守，實現公務員隊伍廉潔高效、依法從政。

要盡快完善經濟管理尤其是金融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反腐敗法律體系，需要金融監管方面法律法規的支撐配套。要多方征求意見，完善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業方面的法律法規，徹底堵塞腐敗資金的流通渠道。尤其要重點加強和完善反洗錢和金融實名制方面的法律制度。

要加強司法制度建設，重點完善責任追究方面的法律體系。任何腐敗行為都應該得到最嚴厲的懲罰，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腐敗行為責任追究機制，促進黨內紀律追究、行政處罰、刑事責任承擔等不同層面責任之間的銜接配套，建立層次分明、嚴密科學的責任追究體系。

（三）健全反腐敗監督機制，保障人民監督權 深入開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須加強黨內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把專門監督與群眾監督有機結合起來，更好地保證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民主監督的權利。

首先要加強檢察機關、審計機關等監督機關的建設，充分保證其偵查權、財政權的獨立性，減少干預和阻礙。監督機關要大力發展現代技術手段，提高腐敗案件的發現率。

我們黨和國家的創立者毛澤東同志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找到了一條反腐“新路 ”即“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在目前的反腐形勢下，我們更要堅持這條道路。一是要從憲法和法律上保護人民監督權，進一步完善保障監督權有效實施的法律細則，建立各級政府對信訪、舉報、投訴等的受理和處理機制；二是暢通人民監督渠道，完善互聯網監督體系，倡導并規范微博舉報、網上發帖曝光等行為，使得人民群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最大的保障。

（四）保持對腐敗分子的高壓態勢，發揮懲治的預防和治本功能 面對現階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嚴峻形勢，查辦腐敗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當前，重點是查辦領導干部濫用職權、貪污賄賂、腐化墮落、失職瀆職的案件，查辦利用人事權、司法權、行政審批權、行政執法權謀取私利的案件和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案件等。對于腐敗案件，必須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能手軟。同時，要充分發揮法律、政策、紀律的綜合治理作用，立足于懲治、教育、預防這三個關鍵點，在懲處的同時做好教育和預防工作。

（五）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形成崇尚廉潔的文化氛圍

從查辦腐敗案件的實際情況來看，凡是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地方，都是廉政文化建設比較薄弱的地方。當前，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重點，大力加強思想品德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積極挖掘廉政文化資源，改進廉潔文化教育方式方法，讓廉潔理念深入社區、家庭、學校、企業和農村。要建立全國范圍內的“腐敗分子黑名單”制度，并將之與社會信用體系等網絡相連接，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舉步維艱，在全社會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良好風尚。

第五篇：我國反腐敗問題

我國反腐敗問題

自從黨十六大提出了反腐問題，我國一直大力執行反腐這項艱巨的任務，態勢良好，但還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和不足，黨員干部中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尚未全面有效地得到遏制，反腐敗斗爭的任務仍然很艱巨。主要表現在：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濫用權力，貪污等現象，部門、行業亂收費、亂罰款問題突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公車使用、公款接待，奢侈浪費、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消費中的不正之風，也是廣大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我們從我國的國情去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第一：我國曾經處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制度，2000多年的封建官場是以是一部以貪官污吏為主、腐朽思想盛行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之后，這種腐朽的思想還殘留至今，一些地方政府對反腐的危害性認識不足，不重視反腐敗問題，讓這種思想愈演愈激烈。官員貪污，國家下撥的款官員私自收取一部分。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但一些領域體制機制制度還不完善，客觀上存在腐敗現象滋生的空間和漏洞。各種新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不斷增多，增強了社會活力，但少數黨員領導干部在有些經濟組織、不法分子拉攏腐蝕面前，經不住誘惑，搞官商勾結，謀取私利。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關系多樣化，有利于引導全社會把競爭壓力轉化為奮發有為的動力，但不少利益關系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容易引發行賄受賄等行為。第三：我國的監督乏力，在黨內監督方面，存在著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現象。尤其是作為黨內專門監督機關的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監督同級黨委，特別是對“一把手”進行監督的難度十分大。第四：法制不健全和滯后性因素。法制建設是反腐敗斗爭的基本保障。一些地方、部門、領域無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問題仍然存在。權力和責任沒有完全對等地掛起鉤，權大于責的現象嚴重，以致一些濫用權力的行為沒有受到責任追究。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沒有及時立法，罪與非罪，合法與違法的界限不清。如有關廉政方面的規定，沒有及時上升為法律，懲戒的力度不夠大，腐敗低成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這既有因監督力度不大，致使發現問題的幾率較低的原因；也有發現問題后，因查處手段跟不上，或者無法、無章可依，致使腐敗分子逃脫懲罰。

對于我國的反腐問題仍然任重而道遠。切實加強對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維護中央權威，確保政令暢通；認真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和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有力促進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嚴肅查處違反黨紀的案件，保持黨的純潔和團結統一；不斷加大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力度，促使領導干部正確行使權力；深入開展治本抓源頭工作，有效預防腐敗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