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研究（定稿）

目

錄

內容提要························································································································ 1 引言································································································································ 2

一、有關腐敗與反腐敗的概念與類型................................................................2

（一）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2

（二）“反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5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及其借鑒....................................................................7

（一）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 7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的借鑒及啟示················································ 10

三、中國現行反腐敗制度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15

（一）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現狀···································································· 15

（二）存在問題的分析················································································ 17

四、完善中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對策..............................................................18

（一）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 18

（二）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19

（三）加大從嚴治黨力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22

（四）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框架，健全與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建設················································································································ 23 結束語·························································································································· 28 參考文獻······················································································································ 29

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研究

內容提要：腐敗是公職人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互相聯系，利用自己公職人員的地位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給社會秩序帶來破壞性影響的行為。其本質是掌握特殊社會權力的統治階級作為腐敗關系的主要參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資源達到個人目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深化改革鞏固成果積極拓展，不斷把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嚴肅查處腐敗分子，著力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新形勢下，反腐敗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必須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

本文在界定相關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對美國、英國、俄羅斯、韓國反腐敗法律制度梳理概括，分析總結其反腐敗法律體系建設的基本做法和經驗。通過對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基本狀況及進展的研究綜述，結合國外反腐敗法律制度經驗及啟示，論證了構建中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文章在對國內外反腐敗法制研究的一系列分析總結前提下，提出了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的相關對策，認為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反腐敗法律體系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并通過引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倡導的新理念，嘗試完善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的懲治腐敗犯罪的規定和改善中國反腐敗法律機制，進

而提出了構建中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思路與對策。

關鍵詞：反腐敗

法律制度

廉政建設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引言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的法制建設做出了重要的戰略部署，中國的法制建設也迎來一個重要的機遇期。依法反腐是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切實推進法治建設和反腐動工作的情況下，法治與反腐呈現出良性互動的局面。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黨的建設、推進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思想。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扎緊制度的籠子，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要體現。

反腐敗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新形勢下，作為紀檢監察機關公務人員更應該做好本職工作，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反腐敗法治化進程提供根本保證。

一、有關腐敗與反腐敗的概念與類型

（一）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腐敗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其概念從廣義上講，是指公職人員直接利用自己的公務職權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從狹義上講，通常

是指公職人員在意識清醒狀態下 做出的非法決定，該決定有利于某一方（例如公司接受政府訂單違背既定程序），而公職人員自己從該締約方獲取非法酬金的行為[1]；在整個法律體系，并沒有“腐敗”二字，只有貪污，受賄，行賄等法律條款，這使得人們同是在說“腐敗”，但在實際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中紀委通過研究，形成了共識，對腐敗和腐敗官員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首先，身份必須是公務員，或行使公共權力的委托者；其二，行使方式的特點是以公共權力謀取私利，也就是說動用了公共權力；第三，公共權力謀取私利，情節嚴重者將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給予懲處。

1、腐敗形式從貪污挪用到行賄受賄，再到利益沖突

在中國，賄賂也逐漸成為腐敗犯罪的主體。從腐敗罪名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腐敗犯罪先后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貪污挪用到行賄受賄。賄賂犯罪的增加可能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發展，利益交換的市場也隨之繁榮起來，許多不正當利益在交換中得以實現。二是賄賂犯罪更加隱蔽，由于是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隱秘的違法行為，往往很難被舉證。從中國腐敗犯罪的特點來看，越來越多的腐敗發生在利益沖突領域。幫助官員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并提供學費生活費，承諾官員在退休之后高額年薪返聘，官員利用影響力以親屬的名義經商辦企業或直接受賄，這些都是常見的利益沖突形式。

2、腐敗范圍從公共部門到私人部門，再到社會組織 傳統上來說，腐敗的主體主要被界定為政府官員，或者是公職人員。例如，中國刑法就曾經主要將貪污、受賄等罪名的犯罪主體界定為國家工作人員。隨著涉及企業腐敗犯罪行為的逐漸增多，中國對于腐敗犯罪主體的界定范圍也在發生調整。我國在反腐敗實踐中又遇到了新的挑戰，社會中介組織中的腐敗越來越突出，對原有的法律體系產生了沖擊。

3、腐敗趨勢從個人腐敗、單位腐敗到集體腐敗

腐敗集體化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也是各類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共同特征，是未來中國反腐敗工作必將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根據腐敗行為的主體，我們可以將腐敗劃分為三種類型：個人腐敗、集體腐敗和單位腐敗。個人腐敗指的是腐敗的主體主要為個人，他們獨立進行了貪污、挪用和受賄等腐敗行為。集體腐敗的主體是一群人，他們所進行腐敗行為的收益主要歸他們自己。而單位腐敗指的是一個單位或該單位領導層以單位的名義而進行的腐敗行為。它與集體腐敗的區別在于，集體腐敗的收益歸少數腐敗者所有，而單位腐敗的收益是歸整個單位所有的，單位的領導層并沒有直接占有腐敗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集體腐敗與腐敗一樣是隱蔽的行為，而單位腐敗由于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往往可能是半公開的。單位受賄、行政壟斷和私設“小金庫”就是典型的單位腐敗行為。

4、腐敗結果從影響政策執行到影響政策制定

根據腐敗發生在政策制定還是政策執行環節，我們可以將腐敗分為大腐敗和小腐敗這兩種類型。大腐敗也稱高層腐敗（grand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發生于政治決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腐敗行為，如行業發展政策、出口政策、行業標準的制定等。小腐敗也稱下層腐敗（petty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發生于政策執行，如交通違法執法、申辦執照、衛生許可檢查等過程中的腐敗行為。小腐敗涉及到的經濟利益可能并不太多，主要表現為“速度錢”，能夠通過行賄的方式促進執法的放松或提高辦事效率，但是這種腐敗由于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社會污染特別巨大。

（二）“反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反腐敗，亦稱“反腐倡廉”，即反對腐敗，倡導廉政。作為政治倫理學術語，屬政治道德范疇，是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思想道德建設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反腐敗”，尤其在經濟體制轉換的改革開放的時期，更是把“反腐敗”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行動綱領。新形勢下反腐敗出現以下類型轉變：

1、反腐從反黑色腐敗到反灰色腐敗

與西方許多發達國家不同，中國轉型中的行政體制存在著許多灰色領域，即“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敗現象，我們稱之為灰色腐敗。按照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對腐敗的容忍程度，可以將腐敗分為黑色腐敗、灰色腐敗和白色腐敗。黑色腐敗指的是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都公認的腐敗行為，例如貪污、挪用、受賄等。堅決懲治黑色腐敗已經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灰色腐敗指的是社會精英認為是，但是社會大眾卻不認同的腐敗行為，例如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出境等。白色腐敗指的是盡管從定義上來看是，但兩者都不認為是的腐敗行為，例如收受小額禮品。在東方社會，贈送和收受禮品是文化中的一部分，社會接受度一般比較高。

灰色腐敗的存在嚴重阻礙了中國的反腐敗努力。它模糊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提高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容忍度，經常是黑色腐敗的溫床，還助長了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消除灰色領域的努力不僅有助于明晰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解決利益沖突問題，而且對于提高政府效率，提高透明度也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灰色腐敗的治理不能簡單地靠教育和懲治，更重要的是進行系統的改革，減少腐敗機會，鏟除其產生的制度土壤。然而總的來看，中國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進展步伐緩慢，許多腐敗問題無法得到有效根除。

2、反腐從懲治需求方到懲治供給方

行賄和受賄雙方都是腐敗行為的受益者。但是我國現在的現實是，受賄者往往被嚴厲懲處，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賄者卻逍遙法外。檢察機關查辦行賄和受賄案件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司法懲處傾向性的結果。對受賄者和行賄者查處的嚴重不對稱已經成為國外對我國反腐敗工作的重要批評之一。

通常情況下受賄者以官員居多，而行賄者以商人為主，因此嚴厲懲治受賄者，即腐敗的需求方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對黨員領導干部更加嚴格要求的體現。由于賄賂往往是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隱秘的行為，鼓勵行賄者成為“污點證人”確實也是查處腐敗分子，特別是受賄者的需要。然而從司法公平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太正常的，而這種不平衡懲處的局面也必然會削弱對行賄者腐敗動機的約束，降低他們的腐敗行為被發現的風險和成本。盡管索賄可能是一個考慮因素，但畢竟這只是少數情況。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腐敗定義為公職人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互相聯系，利用自己公職人員的地位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給社會秩序帶來破壞性影響的行為。其本質是掌握特殊社會權力的統治階級作為腐敗關系的主要參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資源達到個人目的。這些關系具有隱藏、非正式和自愿的性質，往往不斷演變，變得更加復雜。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及其借鑒

（一）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

1、美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在不斷的修改和完善過程中，美國已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反腐敗法律體系。美國的專門反腐敗法主要包括:《文官制度改革法》、《聯邦貪污對策法》、《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涉外反賄賂法案》等。這些法律主要涉及到: 確立文官行為準則和政治家從政道德

準則；設立直屬于國會的特別檢察官；要求公職人員必須申報財產；限制政治捐款及防范涉外賄賂等。這些規定構成了美國懲治和預防腐敗行為的嚴密而周全的法網[2]。

2、英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英國是世界上較早制定反腐敗法的國家。早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就通過制定一整套文官制度來約束其文官的行為，保證了文官隊伍的廉潔。1889年，英國頒布了第一部專門反腐敗法《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該法嚴格禁止公共機構成員的主動或被動的賄賂行為。依據該法，任何行使公共職能或法定職能的機構均被認定為公共機構，公共機構的任何人員被嚴格禁止在與公共機構有關的任何交往過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形式的禮物、貸款、費用、酬勞或利益，也嚴格禁止他們在此類似事務中承諾或提供任何形式的禮物、貸款、費用、酬勞或利益[3]。1906年，英國在修訂《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的基礎上，頒布了《防止腐敗法》。1916年，英國又對《防止腐敗法》作修訂，進一步將適用范圍擴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機構。2003年3月，英國政府又頒布了新的《反腐敗法》[4]。2010年英國通過《反賄賂法案》，該法是建立在美國 《反海外腐敗法》和一系列英國參加的反腐敗賄賂的國際公約的基礎上，嚴格規范英國或者與英國有密切聯系的企業和個人行賄和受賄的行為，其打擊范圍之廣、懲罰力度之大使其成為最為嚴厲的反腐敗法律。

3、俄羅斯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1992年4月4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了一項法令。在公務員系統中開展反腐倡廉，其中強調，政府機構中的腐敗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和利益，破壞了民主制度和法律秩序，破壞了國家機構的威信，扭曲了法治的原則，阻礙了經濟改革。1992年10月8日，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法令關于保護公民的權利保護法制的措施，加強打擊腐敗犯罪的斗爭，成立了一個跨部門打擊犯罪和腐敗的俄羅斯聯邦安全理事會。隨之，1992年12月14日，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執政聲明關于打擊犯罪和腐敗的法制狀況指出，俄羅斯的法治狀況到達了危機的地步，俄羅斯的腐敗已經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勢頭，這一切都構成了對國家安全的真正威脅。俄羅斯反腐敗的實踐已經清楚地表明了，現階段，在反腐敗領域需要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規范，還需要現代化的反腐敗法律政策[5]。

4、韓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韓國作為年輕的后起國家，自建國起一直注重反腐廉政建設，并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防腐與反腐機制。

1950年，韓國政府發表了《公職倫理確定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務員財產登記法案》。該法案要求公務員登記財產。1961年5月16日，建立了第三共和國的軍事政權，并于1975年發動了“庶政刷新運動”的反腐敗運動。第五共和國時期的反腐敗，全斗煥開始了“社會凈化運動”。1992年金泳三當選韓國二戰后的第一任民選總

統，標志著韓國軍人政權的結束。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宣布要徹底清除腐敗，明確提出要制定一部規制一切腐敗現象的綜合防止腐敗專門法。1996年，金大中在野時就提出建立《防止腐敗法草案》，對現有的反腐敗規定進行歸納整理，全面分析產生腐敗的原因，進而制定出以防止腐敗為目的的綜合性法律。2001年，《防止腐敗法》經過多次修改被國會通過。2003年起，韓國每年實行對全國所有政府和公共機關清廉度調查舉措、面向社會全面調查資金賬戶往來、不法收入證據和民間舉報等情況。2006年，韓國政府提出了反腐三大目標和五大推進方向。2006年3月9日，韓國政府、政黨、工商界和市民團體等各界代表簽訂了《反腐敗—透明社會協議》，其目標是建立沒有腐敗的先進型透明社會[6]。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的借鑒及啟示

1、建立專門反腐敗法，重視法律在反腐敗領域內的作用 國外社會十分重視法律，西方各國普遍重視腐敗立法，內容上相對完善和協調，涵蓋面上具有廣闊性和全面性。從類型上看，專門反腐敗法有實體型的、程序型的以及實體和程序內容兼備的綜合型的。實體型反腐敗法，即規定貪污賄賂等腐敗行為的客觀表現和處罰標準的法律，這類專門反腐敗法往往是對刑法的補充或修改，如英國的《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防止腐敗法》；美國的《聯邦貪污對策法》。程序型反腐敗法，即規定如何保證實體反腐敗法得以實現的法律。它以規定對腐敗行為的舉報、調查、偵察和處理的特別程序為主。如新加

坡《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加拿大《舞弊行為調查法》；綜合性反腐敗法，是既規定實體內容,又規定程序內容的反腐敗法。如新加坡《防止腐敗法》就是綜合型的，它對新加坡重要的專門反貪污機構——貪污調查局的權力作了全面規定,賦予它廣泛的偵查權,并規定了具體、詳細的偵察措施，對一些適用于反腐敗的特別訴訟程序和證據制度也作了規定，包括賄賂推定、財產來源不明證據、習慣證據、共犯證據、證人免責、賄賂人的證據效力等內容。從功能上看，專門反腐敗法有懲罰性、預防性的，也有兩者兼備的。懲罰性反腐敗法通過對腐敗行為的嚴懲，給腐敗分子以切膚之痛，警示他們以后不要再發生腐敗行為。預防性反腐敗法通過確立一系列預防腐敗的法律制度防范公職人員發生腐敗行為。如2001年韓國制定的《腐敗防止法》是預防性反腐敗法，它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預防腐敗的發生。這部法律規定了對腐敗行為的舉報、設立國民監察請愿制度、擴大財產登記及公開對象的范圍、加強審查事項、設置沒收不當財產的機構、實施持續高強度的監察活動、發動市民進行行政評價和召開聽證會等內容，以遏制公職人員腐敗行為的發生。從效力上看，專門反腐敗法在對事、對人、時間和空間的效力范圍和力量上都有擴大和增強的趨勢，如美國的《涉外反行賄法案》。在時間效力上，有的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法為加強對腐敗行為的追究，規定了溯及既往的效力。

由于國外在預防和懲治腐敗方面研究較早，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因此，中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制定一部綜合型的專門反腐敗法，規定具體、明確、操作性強的懲治、預防腐敗的措施和程序，將分散在黨規黨法和行政措施中的反腐敗制度和規范進行梳理、整合，吸收進專門反腐敗法中，以使中國反腐敗的制度措施更加有力。

2、設立專門反腐敗機構并賦予其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國外嚴格法律條文規定：反腐機構只和該部門內上級領導之間有明確的隸屬關系，不受其他機構干預。在許多國家包括聯邦制國家里，各地方反腐部門自成體系，不受其所在地勢力干擾，傾向于采用中央主導型的反腐敗模式。如韓國的腐敗防止委員會和監察院；美國的司法部公共廉潔處、監察長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英國的羅蘭委員會、議會監察專員署、國民保健署等。從當前情況看，各國專門反腐敗機構呈現出獨立、高效、權力集中的特點。

獨立、高效、權力集中的工作體制和機制保證了專門反腐敗機構職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使它們在各國的反腐敗斗爭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尚沒有設立獨立的垂直領導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在中國，對腐敗行為的預防、監督和處理是由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它們內部設立的職能部門以及黨內的專門監督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來完成的。這些機關、組織和部門，盡管在中國的反腐敗斗爭中查辦了大量案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業績，但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機構，仍缺乏獨立性、統一性和權威性，影響了我們反腐敗的力度和效率。因此，中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在進一步強化現有反腐敗機關和部門職能的同時，建立起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垂直領導，獨立行使職權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并賦予它們廣泛的權力。

3、明確法律條文吸收公眾參與反腐敗

當前世界發達國家普遍將堅持程序公正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核心理念。在現實工作中，有嚴格法定程序指導著公權機關行使自身權力，達到預防權力運行時有可能產生的人為隨意性，進一步控制以權謀私的存在空間，促進權力監督的有效進行。

從各國的反腐敗實踐中可以看到，公眾參與是每個國家反腐敗的一支強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許多國家用法律賦予了公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廣泛的監督權，而且規定了周密的保障此項權利實現的方式、途徑和程序。如一些國家法律規定公眾對腐敗行為有舉報的權利，并對接受舉報的機關、舉報的方式和程序、對舉報人的保護和獎勵等作了詳細的規定，為公眾參與反腐敗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切實有力的保障。此外，有的國家還根據需要適時開展反腐敗活動，如韓國為反腐敗就開展過“庶政刷新”運動、“社會凈化”運動、“新秩序，新生活”運動、“國民清正”運動等，美國開展過文官改革運動。這些規模宏大的運動對腐敗分子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也促成了許多反腐敗制度的完善，加速了各國反腐敗斗爭的進程。

中國應大力依靠人民群眾進行反腐敗斗爭。中國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及一些黨規黨法賦予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廣泛的監督權。但人民權利的具體內容還有待細化，保障人民實現權利的程序還有待完善，渠道還有待進一步暢通。今后，中國在這些問題上還應下大功夫，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研究如何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監督權的落實。

4、堅持教育監督兼顧注重教育懲治聯動

在整個預防和懲治腐敗法律體系中，教育是基礎，制度是保證，監督是關鍵，三者之間應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在當今國外在反腐倡廉法律體系中，通常將教、防、懲互相結合，注重教育預防，但對已發生的腐敗行為也決不手軟，堅決給予重懲讓。值得指出的，是當今一些國家對腐敗行為的重懲不僅表現在量刑上的從重從嚴，而且還表現在對腐敗違法犯罪多適用罰金罰和資格罰。許多國家對腐敗違法犯罪規定要追回不法財產和處以倍計的罰金，規定在一定時間段內不得再擔任本職務或從事與本職務有關的工作。如韓國《腐敗防止法》規定，如果公職人員在職期間因腐敗行為被免職，3年內不得從事原所屬部門的工作，從退職之日起，5年內不得在有關的贏利和私人企業中就業。

中國法律對腐敗行為適用罰金罰和資格罰的范圍相對來說比較狹窄，只是刑法規定對貪污、受賄犯罪該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才附加剝奪政治權利，而且中國對限制擔任原有職務或從事原來職業的規定較其他國示范區也較狹窄，內容也不夠具體、明確。腐敗行為是行為人利用自己職務或職業的便利條件實施的，如果對行為人不適用資格罰，那么，當他們再次擁有了這樣的資格時，其主觀惡意又能與其權勢或業務相結合，難以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中國法律有必要擴大對腐敗違法犯罪行為適用資格罰，剝奪行為人的政治權利、擔任原有職務或從事原來職業的權利，以防止其再犯。這對防范和打擊腐敗行為是非常有益的。

三、中國現行反腐敗制度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現狀

截止2014年9月30日，我們黨內法規，涉及到黨風廉政建設總計為1部黨章、2部準則、7部條例、2部規則、50個規定、31個辦法、7個細則，以及大量的規范性文件。從2012年底開始，中央部署開展了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歷時兩年半的時間，從中央各部門到省區市各黨委全覆蓋，經過清理摸清了家底，解決了一些不適應不協調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四中全會之后，黨內法規建設快馬加鞭，制度之“籠”越織越密——黨的歷史上首次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等黨內“立法法”出臺，出臺了《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等規章制度重在強化作風建設，《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修訂工作全面啟動。

在清理的基礎上，中央又出臺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綱要》提出要在未來5年重點制定45件黨內法規項目，其中與黨風廉政建設有關的就有14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全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使黨風、政風為之一新，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高度評價。黨中央、國務院等部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廉政建設的重要規定。這些規定具有極強的指導性、針對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是全面改進工作作風的基礎。比如，在制度建設方面，十

八大結束后不久，就出臺了我們大家后來都耳熟能詳的中央八項規定《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之后中辦、國辦又聯合下發了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八項規定》和《實施細則》為我們黨開展作風建設、改進作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在強化干部監管方面，出臺了《關于在干部教育培訓中進一步加強學員管理的規定》、《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節選）》、《關于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嚴肅整治“會所中的歪風”的通知》、《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在引導示范帶頭方面，出臺了《關于在全國紀檢監察系統開展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的通知（節選）》、《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在提倡厲行節約方面，出臺了《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關于厲行節約反對食品浪費的意見》；在規范公務接待方面，出臺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在嚴禁公款送禮方面，出臺了《關于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決剎住中秋國慶期間公款送禮等不正之風的通知》、《關于嚴禁公款購買印制寄送賀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關于嚴禁元旦春節期間公款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等年貨節禮的通知》、《嚴禁干部用公款互相宴請、贈送節禮、違規消費》。

同時，中國還開啟了國際反腐新階段。目前，中國已締結39項引渡條約和52項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與93個國家簽署檢務合作協議

或諒解備忘錄，與189個國家建立了警務合作關系，初步建構起國際合作網絡。把2014的“主場打虎”和“客場獵狐”勢頭延續下去，必將成為新常態。政務平臺的開通，標志著紀檢監察工作進入了互聯網時代，邁入了‘開門反腐’的新階段。”

反腐與法治的緊密關系，需要通過逐步認識和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反腐敗的特點和規律，形成了一套反腐敗的基本戰略思路，核心是法治反腐，即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預防和懲治腐敗。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法治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高度。

（二）存在問題的分析

1、中國現有腐敗的成因

長期的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給予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種種物質利益，并賦予他們利用政治權力謀取私人經濟利益的特權。這種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敗思想得以產生的歷史淵源。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缺乏完備的監督機制，腐敗現象的伴生具有某種必然性。主要有幾個問題：其一，沒有一套完備的反腐敗的法律體系。其二，執法行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實現法律的目的。其三，立法的質量有待提高，與廣大人民的利益需求還有差距。其四，情大于法，在過去甚至是現在，不是把法擺在第一位，在法、理、情問題上沒有擺正關系，而是情、理、法，人情第一，把法放到次要的位置。

2、存在問題的分析

中國反腐敗并沒有完全建立起“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體制機制，在立法、機構建設、民主參與、制度、體系構建等方面還存在差距，必須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建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環境還尚有差距，筆者認為，關鍵的是不能腐。

反腐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主要采用的是黨紀、政紀和法紀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法治反腐在中國長期處于既無專門立法、又無理論體系的狀況。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反腐敗勢必將從政治斗爭型轉向法律治理型，建立反腐敗國家法律制度，構建反腐敗法治理論體系，培養反腐法治類高端人才，既是當務之急，又是戰略任務。

四、完善中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對策

（一）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

最高檢提出，將積極推動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同時，檢察機關將圍繞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積極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議。同時提出推動完善懲治貪污

賄賂犯罪法律制度，把賄賂犯罪對象由財物擴大為財物和其他財產性利益。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堅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就會滋生腐敗。現實生活中，違法亂紀、權力膨脹腐敗、司法公信力喪失，一些民眾信訪不信法等問題的存在，都是權力失去制約造成的。其次建立高素質的執法隊伍，中國依法反腐才能做到做好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不能做到被嚴格執行和有效實施，就會變成隨意擱置的一紙空文。再次建立有效的法律監督機制，有效規制權力，防止權力濫用。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利，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是從源頭上反腐的關鍵。最后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堅定全社會的反腐信心和全黨反腐倡廉的決心。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是分不開的，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實現和保障；法治是依法辦事。

有較為系統、完備的反腐敗法律制度是依法反腐的基本前提，反腐敗國家立法要注重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關于掌權者的權力設置邊界及權力行使和運行的規則；另一方面是追究腐敗者的規則和安排，即關于違反規則構成腐敗及其追究的規則。具體一點說，反腐敗立法應適應反腐敗現實需要，整合散落在公務員法和刑法等國家單行立法以及黨內法規中的規定，推動反腐敗綜合性立法。

（二）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要善于用法

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中央全會的層面第一次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開啟了依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期，也預示著反腐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工程，進入加強法治化的新階段。要大力推進反腐法治化，必須首先在反腐法制剛性運行上多下功夫。

剛性運行須強化依法反腐思維。法治思維主要是指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過程中具有很強的法治觀念，法治原則、法學原理、法律制度、法律方法等在思維中有很強的約束力，是實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礎。長期以來，反腐敗作為我們黨的重要政治任務，主要采用的是黨紀、政紀和法紀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無論在思想觀念、理論體系還是在立法、司法、執法實踐中，法治反腐都比較薄弱。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的法制意識日益增強，但傳統的“人治”思想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一旦遇到復雜問題或涉及個人利益，以言代法、權大于法、徇私枉法等現象就可能發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這為加強依法反腐建設提供了空前的機遇和良好的環境。所以必須借助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東風，強化全黨和全國人民反腐的法治思維，把反腐工作納入依法治國的總體部署，將依法治國要求貫穿反腐工作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堅持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預防和懲治腐敗，不斷提高反腐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剛性運行須完善反腐法制體系。要使反腐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必須大力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以憲法和黨章為依據，建立和完善

一套功能齊全，立得穩、行得通、管得好，能夠適應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需要的法律制度體系。包括制定國家反腐敗基本法，完善反腐敗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等配套法規，從制度源頭上堵住或減少公權力尋租的可能。要突出重點，加強與反腐敗有關的行政、刑事和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完善客觀公正審判制度，建立行政違法責任追究制度。同時，健全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以嚴于國家法律的標準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增強黨紀和國法雙軌反腐的法治新思維，強調依法反腐，并不意味著黨的紀律檢查部門可以弱化反腐職能，相反要積極與國家司法機關“雙軌”并進、分工配合，做好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銜接，定期研究雙方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整合各種反腐資源，提高反腐工作成效。

剛性運行須嚴格依法依紀反腐。強調讓反腐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強調要嚴格依紀依法反腐。一方面，要嚴格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黨紀國法。在懲治腐敗的問題上，要始終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實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另一方面，又要嚴格按照黨內法規、國家法律以及有關制度規定進行。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證據客觀與證據合法并重，切實提高證據的法律效力，同時注意維護被調查人的申辯權、申訴權、人身權、知情權、財產權等各項合法權利，努力使查處的每一起案件都成為客觀公正、令人包括腐敗分子信服、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此外，還

要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和反腐工作人員依法反腐情況的監督檢查，把依法反腐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反腐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以此促進依法反腐觀念的增強和能力的提高，不斷推進反腐工作法治化的進程。

（三）加大從嚴治黨力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現階段從嚴治黨呈現出體系化、結構化、制度化的特征，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大局中的一個樞紐，與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項事業緊密聯系。

從查辦***的“打虎”行動到境外追逃的“獵狐”行動，從中央巡視組的“問題清單”到中央紀委官網的“正風清單”“打虎拍蠅”新常態得到確認。這是黨的十八大以后，以八項規定、高壓反腐等從嚴治黨舉措，給中國政治生態帶來的新局面。在國際上，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標志性反腐新政”贏得了廣泛認同，預示著中國將在未來持續收獲“反腐紅利”。

眾所周知，黨紀嚴于國法，執紀越嚴，黨紀與國法的無縫銜接將更趨常態化。事實上，中國存在著紀律和法律的“制度雙籠”，關鍵是如何加密加固、互補互促。2014年，依法治國與依紀治黨齊頭并進，黨紀與國法正趨于“雙籠合圍”。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中，將貪污賄賂犯罪的數額標準改為視情節性質而定，并保留死刑；以“財產刑”加大對行賄犯罪處罰力度，嚴格對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完善預防性規定，對利用職業便利犯罪實施禁業等。又如，建構紀律審查、黨

紀處分與移送司法、證據認定等的“綠色通道”，對重大腐敗案件依法公審等，這些均是執紀執法實踐中的熱點領域。法治領域的這些重大進展，扎緊了約束權力的制度之籠，成為反腐治本之策。

“打虎拍蠅”為黨的治理創下佳績，“紀檢體改”則為改革釋放紅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項部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廣泛性、深刻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一手抓從嚴懲治，一手抓從實改革，兩手抓、兩手硬，是2014年從嚴治黨的主基調，也將是2015年的重大課題。紀檢體制、司法體制等關鍵改革的路線圖漸次展開。根據《關于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中央紀委將首次向黨的工作部門和人大、政協機關派駐紀檢組，把監督重點落到駐在部門領導班子上，避免“派”的虛化和“駐”的牽制。在懲治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強化懲治，將確保“紀律部隊”不斷做大做強，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力量。2014年的反腐實踐使我們相信，綜合治理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政治生態和國家社會面貌，必將使清明常在。

（四）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框架，健全與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建設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于2003年10月31日在聯合國第 58屆會議上審議通過。作為自聯合國成立以來通過的首部專門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本，《公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接受，《公約》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95個國家簽署了《公約》，奠定了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打擊腐敗犯罪的法律制度基礎。《公約》共

分為8章71條，核心內容涉及預防腐敗犯罪的法律機制、腐敗犯罪的定罪與執法機制、腐敗犯罪的資產追繳機制三個方面。中國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簽署《公約》，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5年10月27日批準《公約》。

作為迄今為止關于反腐敗問題的最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廣泛性、創新性、科學性的國際法律文件，《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倡導的新理念，如預防和打擊腐敗犯罪并重，堅持多學科、綜合性、廣領域的預防戰略，實行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相互促進，以及堅持各國依法獨立開展反腐敗同時加強國際合作等，將改進中國反腐敗的法律機制，增強中國反腐敗的法律力量。但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比，中國關于懲治腐敗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網粗疏，刑罰過于嚴苛的問題，尚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7]。

1、進一步擴大賄賂的范圍

在“賄賂”范圍的問題上，《公約》的表述是不正當好處，我國刑法的規定是“財物”。賄賂范圍的大小影響犯罪的成立和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賄賂已經不單純限于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新的賄賂手段層出不窮，如性賄賂、安排就業、解決升學問題等等，這些都符合賄賂犯罪以權換利的本質特征。因此可以借鑒《公約》有關賄賂的規定，將賄賂的范圍擴大至“不正當好處”，“好處”既包括財物、財產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一切能滿足人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各種事物。

筆者認為，賄賂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應為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

不可交換（收買）性。賄賂犯罪的實質就是權、利的交換，是對職務行為的收買，因此將賄賂犯罪所保護的法益界定為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換性是符合賄賂犯罪的實質的。那么一切予以和職務行為交換的財物、財產性利益以及非財產性利益都可以成為賄賂犯罪中的“賄賂”，因此擴大賄賂的范圍既有利于嚴密我國賄賂犯罪的刑事法網，同時也符合司法實踐打擊犯罪的需要。

2、完善行賄犯罪的相關立法

《公約》在第15條、第16條、第18條以及第21條分別規定了對本國公職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影響力行賄罪以及對私營部門工作人員行賄罪。中國刑法目前規定的行賄犯罪包括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罪（第389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164 條）；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第164 條）；在行賄犯罪類型的設置上與《公約》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行賄類犯罪構成要件的設計上，我國與《公約》的構成要件存在沖突。我國關于行賄類犯罪的成立，均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構成條件，相比《公約》的規定，在主觀要件上只要行賄人明知是本國公職人員、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或者私營部門工作人員而許諾、提議、實際給予不正當好處的就符合行賄類犯罪的主觀要件，而不需要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且我國刑法關于 謀取不正當利在今后的立法活動當中關于行賄類犯罪，我國可以借鑒《公約》的做法，直接取消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的主觀限制條件，這

有利于行賄犯罪刑事法網的嚴密，符合“嚴而不厲”的立法原則。

3、廢除相關犯罪的死刑

針對腐敗犯罪分子大量外逃的事實，《公約》第44條對引渡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其中“死刑犯不引渡”作為國際慣例理應予以遵循，且《公約》并未排除該國際慣例的適用。中國目前有關貪污罪、受賄罪均存在死刑的規定，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廢除了賄賂犯罪的死刑，這在實踐中可能會導致被請求國以刑罰為理由拒絕向我國引渡外逃的腐敗分子，增加引渡的難度。

鑒此，中國刑法有必要廢除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條文。貪污罪、受賄罪屬于非暴力的經濟性犯罪，我國要減少和廢止死刑首先應當從非暴力經濟性的犯罪著手。當然，對非暴力犯罪廢止死刑也應當區分輕重緩急而分步驟進行，其中尤其是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廢止應當特別慎重，應當等待時機成熟時方可提上日程，以免給刑法改革和社會文明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在司法實踐中減少貪污賄賂犯罪死刑的適用，具體以數額加情節加后果作為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適用標準。

4、建立缺席審判制度

針對貪污賄賂犯罪存在大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的現象，對犯罪涉及的贓物的追逃已成為打擊此類犯罪的首要任務。因此關于判決前財產沒收程序的規定具有普遍性《公約》第54條規定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中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缺席審判制度（與

缺席判決相對應，即法院在一方當事人缺席時所作的審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缺席審判制度，且根據《公約》的規定，在腐敗犯罪沒收資產的返還問題上，必須基于請求國的生效判決，并且引渡的依據往往也是請求國的生效判決，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缺席審判制度規定的缺失，增加了我國追繳流向海外的腐敗犯罪的資產，引渡外逃的腐敗分子的難度。鑒此，我國有必要盡快建立缺席審判制度，不過應當對其適用范圍做出嚴格的限制 對于腐敗犯罪而言，適用缺席審判應僅限于犯罪分子外逃且涉案金額巨大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畏罪自殺的案件,同時構建缺席審判的法律救濟機制（重新審判機制、上訴機制）。

5、進一步明確技術偵查的規定

所謂“技術偵查”是指采取一定的科學技術手段獲取案件信息 證據和緝拿犯罪嫌疑人等偵查行為的總稱[8]。當前主要的技術偵查手段包括監聽、秘密攝錄等。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犯罪種類和手段呈現多樣化特征，某些犯罪行為更加隱蔽，傳統偵查手段效果不盡人意。鑒于腐敗犯罪的隱蔽性、手段的多樣性以及取證的不易性的特點，《公約》在第32條第2款以及第50條明確規定了對于腐敗犯罪可以采取視聽技術等高科技手段提供證言，可以酌情使用電子監控、特工行動等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通過這些手段獲得的證據。

中國原《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針對腐敗犯罪的技術偵查措施，造成對此類犯罪的技術偵查缺乏法律的明確授權，導致偵查活動合法性的困境以及人權保障上的漏洞，而無法可依又容易造成技術偵查的

濫用。鑒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了技術偵查的措施，并且明確了人民檢察院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綜上，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的懲治腐敗犯罪的規定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比，還有許多不一致和不夠完善的地方。對這些不一致的地方應盡快進行立法完善, 以便能夠使中國和國際上其他國家一同共筑一道堅強的反腐敗屏障, 更好地開展國際間反腐敗的交流與合作, 使中國打擊和預防腐敗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結束語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以后，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己經步入了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建設的新階段。我們應當聚焦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會議精神，在深入分析和解讀廉政制度建設現狀的基礎上，對現有龐大而復雜的廉政制度體系進行進一步的梳理和規范。以建立國家廉政基本法的手段，來規范和管理中國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的確定和實施。在充分借鑒世界各國關于廉政立法的優秀成果和先進經驗基礎上，建立健全中國特色反腐敗法律制度，構建一整套框架科學、層次清晰、運行順暢、監督有效的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為中國打擊腐敗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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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國反腐敗現狀研究

中國反腐敗現狀研究

（班級：12物本一

姓名：劉樹聰

學號：2012294119）

摘要：2012年底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習近平當即向全黨發出警示：“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隨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又發出“打虎”宣言：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決心，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若把省部級及以上的貪腐高官稱之為“老虎”，以十八大為開端，中共反腐大幕由此拉開。從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落馬開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級高官落馬，“打虎”碩果累累。

關鍵詞：中國

反腐敗

現狀

一、中國最近幾年重大反腐敗案件

李啟紅，廣東中山市長，利用土地和股票斂財，知情人稱其家族資產保守估計有20個億

張曙光，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在美國洛杉磯有三處豪宅，在美國和瑞士有存款28億美元

劉志軍案，除受賄5000余萬人民幣外，還有美元、歐元、港元，共計金額約6000萬元人民幣。濫用職權罪則是涉嫌幫助丁書苗非法獲利30億余元

***：認定法院受賄財產共計2179萬余元

**，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中將軍銜。谷涉案金額200多億，房產300余處。自住7000多平米小樓，護工60余人。5個情人，其中一歌星、倆影視小星、一主持人、一高級白領。2013年初，武警共出動4輛軍用卡車從**山西家中拉走包括大金船、金臉盆、大量高端白酒在內的贓物。據知情者稱，**任職期間，軍隊住房標準大幅度提高。軍營第四次大規模擴建及營具全面升級換代，**從中尋租。在不少位于城市黃金地段的軍方土地出讓中，**亦收受巨額回扣。

**的前任原海軍副司令王守業因貪污1.6億元人民幣及包養情婦，2006年被軍事法庭判處死緩，二人都曾任解放軍總后勤部基建營房部部長

***案：港媒《東方日報》消息：***被抄家，私建軍火庫，資產過千億：326套住宅；黃金白銀逾四十二公斤；現金人民幣1.57億，名貴轎車62輛；名家字畫55幅，市值10億人民幣；名牌手槍3只，子彈一萬余發；凍結930個賬號，總額377億人民幣；凍結證券，市值513億人民幣；美金275萬，歐元66萬，英鎊11萬，瑞士法郎55萬，債券1.7億，住宅市值17億。

二、中國最近幾年反腐敗措施

1.八項規定出臺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分析研究2013年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

2.中央紀委巡視組

中紀委和中組部將派出中央巡視組到各地、各單位檢查監督反腐倡廉工作。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要求中央巡視組到各地去當中央的“千里眼”，找出涉嫌腐敗的“老虎”和“蒼蠅”。

3.解決四風問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強調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4.頒布10余道禁令

打擊會所歪風、公款購贈年貨禁令、購卡禁令；月餅禁令、規范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節約反對浪費：表明加強作風建設已經上升到黨內法規的高度。包括這一規定在內，2013年出臺的官場“禁令”無一不切中時弊，令黨風政風耳目一新，也帶動了社風民風的好轉。抵制腐敗、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漸成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

5.清卡行動

中紀委決定在紀檢監察系統開展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此前，中央紀委已下發相關通知，要求本系統在職干部職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種名目的會員卡，做到“零持有、零報告”。在當前形勢下，中央紀委向自身“開刀”，既是紀檢監察隊伍的一次“自我凈化”，也再次向全黨全社會表明了決心，展示了反腐工作的清晰思路。

6.探索實行官邸制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規范并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準多處占用住房和辦公用房，不準超標準配備辦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準違規配備公車，不準違規配備秘書，不準超規格警衛，不準超標準進行公務接待。探索實行官邸制。

7.個人事項報告

中共中央組織部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不斷強化對領導干部的監督，進一步做好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開展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工作。專家指出，已經走過１８年的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應當在進一步細化、制度化、體系化的基礎上繼續探索前進，使之真正成為反腐敗的利器。

三、中國反腐敗的法制建設：

1.財產公示

財產公示乃大勢所趨

世界銀行金融市場透明局局長吉恩?佩斯姆（JeanPesme）就認為公務員財產公示是有效的反腐手段：“財產公示制度使腐敗官員掩蓋犯罪活動或隱匿非法所得更加困難。公眾和反腐機關應支持20國集團呼吁的公務員財產公示制度，因為這是把公務員盜賊訴諸法律審判的一個有效措施。”

誰該公示財產

從各國立法實踐看，公務員財產公示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先從高級公務員和議員（人大代表）開始，然后逐步推廣到普通公務員。這是因為高級公務員掌握著更大的權力，一旦腐敗，給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失也更大。俗話講“正人先正己”，財產公示從高級公務員開始，領導以身作則，自然便于把這項制度貫徹下去。

公務員財產公示，并非限于公務員自己，還應包括公務員的配偶、子女，甚至還包括父母，而不論其國籍。如果只公示公務員自己的財產，他可以把貪污、受賄的財產放到配偶、子女和父母名下，甚至轉移到海外，這就讓公務員財產公示流于形式，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2年12月發表國情咨文時強調，公務員財產公示要從高級領導人做起，例如總統、總理和他們的家人。普京說：“如果一名官員在公開贊許俄羅斯偉大的同時，卻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人們如何信任他”。在俄羅斯，必須公布財產的公務員部門，分為民政部門、軍事部門和具有潛在腐敗風險的其他聯邦機關等系統，官員以司局級以上的領導為主，腐敗風險大的部門職務相應降低。國有企業、基金會的高管也納入財產公示范圍。

哪些財產該公示

公務員應該公示的財產應包括一切收入、投資收益、動產、不動產、所收禮品、受到的款待等。

美國規定，公務員必須報告的財產信息包括所有收入及累計超過100美元的酬金，要詳細寫明來源、時間和數額。對從親屬以外的人那里獲得交通、住宿、食品、消遣等，也要折合成貨幣價值，累計超過250美元就要報告。收到的任何禮品按市場價格超過35美元，則必須上報。

除了公示財產外，有的國家還禁止公務員及其家屬在境外擁有任何財產和銀行賬戶。2012年12月23日，俄羅斯國家杜馬以437票贊成、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一致通過一項法案，禁止所有公務員、軍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境外擁有任何財產和開設銀行賬戶，禁止購買或持有外國公司的有價證券。如違反上述規定，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以500萬-1000萬盧布的罰款，3年之內不得擔任公職。國家杜馬制憲和國家建設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維亞切斯拉夫?雷薩科夫說：“公職人員不允許一條腿在俄羅斯，另一條腿在國外。”

如何財產公示

“公示”與“申報”是有區別的。“公示”就是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財產、收入和支出信息向公眾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閱，其目的就是落實民主監督制度。隨著電子政務的推廣，公務員財產信息放到網上，大大方便了公眾的查詢監督。公眾可以通過財產公示材料，發現公務員有沒有隱瞞財產，收入與支出是否相符，如發現公務員的財產信息不實，便可揭發、舉報。而“申報”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財產信息向上級報告，然后就被鎖進了保險箱，沒有幾個人會知道，我們目前實行的就是財產申報制度。但是如果知道該信息的官員也是貪官，那就必然會官官相護，這當然也就起不到民主監督的作用，更達不到反腐的目的。

財產公示一般每年進行一次，少數國家在公職人員參選前申報，任職時公示一次，卸任時再公示一次，如果任職期間財產有重大變動，還要及時公示。烏克蘭則要求高級公務員在離職10年內仍須每年報告個人財產。

美國規定，公務員財產報告在當年的5月15日截止日后的15日內向全社會公開，任何人都可以查閱這些信息。公眾出于維護公共利益和反腐的目的，也可索取公務員財產報告的復印件，起到民主監督作用。報告持續公示6年，滿6年后，銷毀這些信息，但正在進行調查的繼續保留。欺瞞行為必須嚴懲

公務員財產公示不是反腐的目的，而是反腐的手段。通過公示，如果發現貪腐問題，必須及時調查處理。

土耳其規定，如果應該公示財產的公務員任職期間未按規定時間提交財產報告，將被解職，并可處以3個月至1年的監禁。提供虛假報告者被處以6個月至5年的監禁，沒收非法所得，并判罰金500萬-1000萬里拉，如果非法所得被轉移或使用，則用合法財產補足差額。對獲刑者，刑滿后終身不得被錄用公職。“財產公示”絕不能空談

聯合國《反腐敗實際措施》認為：規定公務員全面公示個人所有財產、債務和社會關系，以及每年的全部收入和經營活動，這是很有效的反腐手段。2003年12月10日，中國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上簽字，這展示了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與承諾，表達了在反腐敗中加強國際合作的愿望。世界銀行建立了各國財產公示數據庫，但世界銀行金融市場透明局局長吉恩?佩斯姆稱，從未收到過中國提出的協助反腐請求。

看執政黨是不是踐行“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看政府是不是有反腐決心和廉政誠意，看公務員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否建立公務員財產公示制度就是最好的試金石。

據報現在有些地方已開始針對新提任的領導干部試行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官員財產公開等制度喊了十幾年，都沒有實行，其中提出2020年之前要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實現互通共享依法查詢住房信息聯網，用身份證就可以查詢名下所有房產，有人評價說如果立即實行（技術上是沒問題的），會引發“拋房潮”，因為貪官房產太多，所以設了個緩沖期，到2020年才完成互通共享依法查詢住房信息聯網。

2.司法獨立

反腐還要求確保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我國對貪污案受賄案進行立案偵查的職權依法由各級檢察院行使，但實際上一些法外規則使得各級檢察院事實上無權自主立案調查轄區內較高級別的官員，立案調查轄區內較高級別的官員往往需要經由本地黨委或紀委的決定或同意。而法院行使審判權有時也受到“以黨代法”的困擾。所以，反腐與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協調地進行。

更艱難的一項工作是減少和消除選擇性辦案，維護司法公正。在較多官員都或多或少有些問題的情況下，選擇性辦案往往造成嚴重的不公正：誰受到調查誰倒霉，沒有受到調查的人就平安無事。而調查誰不調查誰，又往往是有一個地方最有實權的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決定的。這就不僅容易造成反腐過程人治壓倒法治，客觀上也會形成一些反腐行動整治不到的死角。所以，應該有制度化措施防治選擇性辦案。同時，也應該明確地反對辦理刑事案件“講政治”。

3.民間反腐、社會輿論監督

互聯網時代，網民的火速圍觀，輿論監督力量的強大，使得傳統反腐路徑正向著網絡反腐轉化。現在流行的發帖、人肉、知情人舉報等方式，“小三反腐”“給官太太上廉政課”等反腐手段，逐漸成為有別于傳統反腐監督的新方法。然而，反腐是一場持久戰，真正杜絕腐敗現象的出現，不僅需要反腐新手段，更應該回歸于常態化的反腐監督。不僅如此，讓群眾廣泛參與反腐，將反腐納入法治化、制度化軌道才是長遠之計，唯此，社會監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進一步釋放。

要形成鼓勵公民運用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自由，在媒體上揭發、曝光官員的腐敗行為的穩定制度。個人在媒體上揭發、曝光官員的腐敗行為，是目前同權力反腐格局并存的少許民主反腐因素，特別是網絡的力量，應該珍視和保護。

參考文獻

1．《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黨員干部學習讀本》出版社：新華社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號

2《腐敗與反腐敗 當代國外腐敗問題研究》

作者:王滬寧編；竺乾威等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3《《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我們職務犯罪偵查研究》主編：樊崇義

王建明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第三篇：文化市場管理法治化研究

文化市場管理法治化研究

推進文化市場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文化市場行政執法體系，既是整頓和規范文化市場的現實需要，也是保障和推動文化繁榮的時代要求。在這種形式下，發展一個健康，文明，科學的文化市場，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文化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一、文化市場管理法治化的必要性

（一）文化市場與文化市場管理。

1.文化市場。從市場的一般含義來看，文化市場是以商品交換的形式提供精神產品和文化娛樂服務的場所。2.文化市場管理。文化市場管理是指國家文化、經濟、社會等行政管理部門以及司法機關通過行政、經濟、法律手段，對進入文化市場的當事人及其交易行為、經營活動實行規劃、組織、引導、協調、監督和控制，并提供相關服務，以期維護正常有序的文化市場經營活動秩序。

（二）中國文化市場管理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計劃經濟時代，文化市場發展十分緩慢。又由于國門封閉，經濟、科技的落后，這使得政府獨家提供的文化藝術產品獲得全無競爭對手的至尊地位，生存形態呈現出較大惰性，缺乏市場機制的內驅力，文化市場未見雛形，管理也無從談起。自20世紀90年代初，一個以商品形式向人們提供精神產品和文化娛樂服務的文化市場逐漸形成。同時問題也相伴而來，一方面出現了淫穢盜版、色情服務等不良現象；另一方面，文化發展在不斷的競爭當中，特別是面臨著加入WTO之后的國際競爭壓力，越來越感到了文化市場機制不健全所帶來的困惑和由此而來的緊迫。因此從目前的發展狀況來看，文化市場的管理面臨的問題很多，文化市場法制化刻不容緩。

（三）新形勢下的要求。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管理主要是法制管理，管理是為了促進繁榮，管理不嚴，就不可能有真正繁榮。伴隨著經濟的騰飛和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市場也將得到大力發展，我們必須適應文化市場發展的新形勢，針對發展特點，正確分析和把握文化市場的發展規律，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憂患意識，努力探索更科學的管理方法，管好市場促進繁榮，使文化市場建設不斷躍上新臺階。

二、我國文化市場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幾大問題

（一）法治理念不足。

1.理念研究不足。從文化市場管理整體上看，仍然存在文化市場理論研究、文化市場立法滯后于文化市場發展等問題。2.重政策、輕法律。從文化市場管理的范圍看，其實文化市場立法滯后，主要不是數量少，而是效能層次低，許多領域依然依靠政策和低層次規范性文件進行管理，忽視法律效力，而且中央層次缺少高效能法律法規。3.文化產業立法研究上重視行政權力，忽視市場主體權利。“市場失靈”并不必然意味著需要“政府管制”，因為政府管制也可能失靈。文化市場過多的重視行政權力，忽視市場主體權利也是導致文化市場管理面臨阻礙地一大原因。

（二）立法不足。

1.體系不全。法律法規不健全，對有些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無法可依。文化市場在這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是遇者多多，不勝枚舉。2.核心法律缺位。突出表現在至今未出臺一部關于文化市場管理的法律，致使文化市場管理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文化執法顯得十分軟弱。3.文化立法盲點較多。相對經濟領域的立法，我國文化立法工作明顯滯后，文化立法數量明顯不足，文化法律法規的創制大大落后于文化社會活動和文化社會關系的實際，落后于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要求。

（三）執法不足。

1.執法主體。執法主體地位不明確，執法手段不足。2.執法職能交叉，造成執法混亂。由于文化市場管理體制問題，沒有從根本上理順，形成了有關部門管理職能和執法權的交叉，彼此執法標準不一，在部門利益驅使下經常出現執法沖突。3.文化市場管制執法工作薄弱。文化市場執法工作薄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市場管理隊伍素質較低。擁有一支知法，守法，懂法的管理隊伍，是加強文化市場管理的關鍵之所在。

三、關于文化市場管理的法治化建議

（一）實現政策法律并重，提高市場主體權利。

實現政策法律并重，提高市場主體權利就是通過法制手段明確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保障人民群眾充分享有正當的文化權利。依法管理文化市場，必須堅持依法行政，合法、合理地運用自由裁量權，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不得法外行政侵奪人民的文化權利。

（二）建立核心法律和完善法規體系。

建議國務院指定文化部為《文化產業促進法》立法工作的牽頭責任部門，賦予文化部協調其他部委共同推進《文化產業促進法》立法進程的職權。還應全面開展立法調研活動；同時，文化市場大法應盡快出臺，逐步實現政策引導、法規制約、法律保障，這樣一種綜合管理機制。

（三）提高執法隊伍素質，突破執法薄弱環節。

必須建立相應的執法隊伍，加強執法力度。以優良的廉政勤政作風和職業道德、較高的理論水平、文化素質和文化管理專業技能，加強管理的權威性、執法的公正性、辦理公務的準確性和實效性。同時配備相應的專業檢測設備及交通工具，以促進管理工作的經常化、專業化、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同時，建立科學的管理機制，嚴格按程序執法，積極發揮執法監督機構的作用。

第四篇：對比中外反腐敗情況 研究中國反腐敗問題

我國反腐敗若干問題探討

【摘要】腐敗是一種伴隨著私有制、階級、國家、公共權力產生而產生的復雜社會歷史現象，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敗現象。早在19世紀，英國的阿克頓勛爵就說過一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而且它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焦點，各國都普遍存在這一問題。近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豐碩成果，經濟迅速發展，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綜合實力大幅度增強。但是繁榮的背后隱伏著巨大的危機：即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在目前大規模反腐敗、查辦大案要案的打擊下，腐敗之勢其銳未銷，據檢察機關統計數據，各級政府的腐敗的確是從人數、金額、程度等方面都在擴大，總的來講反腐工作事倍功半。本文主要從國外的反腐敗成功經驗，我國官員的腐敗現狀、腐敗原因，以及如何開展中國特色的反腐敗工作方面做一些探討。

【關鍵詞】反腐敗 清廉 國外 現狀 原因 中國特色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對腐敗問題研究得最權威、最全面和最準確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每年都會發布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清廉指數采用10分制。2003年至2010年，中國在排行榜上的得分始終在3.5分（腐敗比較嚴重）左右徘徊，根本沒有任何一年可以稱得上是“長足進步”。

七年來我們的清廉得分在低位小幅高低徘徊，排名從66位下跌為78位，累計下跌達12位。雖然一些人對此排名存在異議，但長期 以來的低位排名也是問題。政治文明、政治清廉是世界大勢所趨，再不奮起直追我們就要被遠遠拋離。如此反腐形勢，又如何能令人樂觀？

一、國外的反腐敗成功經驗

世界各國在加強司法和行政部門反腐職能的同時，借助媒體監督、民眾舉報、簽訂反腐公約等多種方式，加大反腐斗爭力度，懲處高層腐敗。如一些國家的新聞媒體對官員腐敗丑聞的追蹤、揭露起到了廉政監督的積極作用，各國反腐的力度加大使得越來越多的高官紛紛落馬。如以色列總理沙龍因涉嫌腐敗被起訴；涉嫌腐敗導致韓總統盧武鉉被彈劾。

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丹麥、新西蘭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評為本“世界最清廉國家”，中國香港 以8.4分排名第13名。位于亞洲的新加坡和香港與中國大陸文化最相近，我們主要研究下這兩個地區的反腐敗情況。

新加坡在殖民時期特別是“二戰”后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執政前，腐敗曾是該國人民習以為常的一種生活方式。1959年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執政后，決心清除腐敗現象，為此，他們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寓廉政要求于公務員制度建設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現代公務員制度，并不斷提高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以減少腐敗動機；厲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運轉的行政管理體制，盡量減少腐敗的機會；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敗機構，嚴厲調查和懲處公務員中的腐敗分子，增加從事腐敗行為的成本。這些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 同發揮作用，從而做到了使公職人員“不想貪，不能貪，不敢貪”。新加坡如今被公認為亞洲的“清廉先生”，該國的經濟發展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

我國香港地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有組織的腐敗(主要集中在警察系統中)也變得十分猖獗。腐敗的惡性發展在70年代初終于引起公眾的大規模抗議，從而迫使港英當局下決心粉碎有組織的腐敗問題。1974年，港英當局成立了直屬于總督的廉政公署，并從整肅警隊中的有組織腐敗犯罪開始重拳打擊腐敗分子，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了“三管齊下”的反腐敗策略：一是賦予反腐敗機構很大的獨立調查權，高效率地調查和起訴腐敗分子；二是成立防止貪污處，致力于消除政府部門和私營機構中存在的可能導致腐敗的漏洞；三是加強對公眾的教育，使他們認識到貪污的禍害并爭取他們對反腐敗工作的積極支持。經過20年不懈的努力，香港的廉潔程度從9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比較良好的記錄，我國香港地區所創造的教育、懲治、預防“三管齊下”反腐敗的策略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

二、我國官員的腐敗現狀

中國官員的腐敗現象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無法全面的回答，只能作一個輪廓性的描繪。2010年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23人（含廳局級188人、省部級6人），同比增加2％，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繳贓款贓物計74億元。貪污、挪用、逃資海外、公款消費……，光是吞噬國有資 產的方式就不可勝數，例如近期發生的 江西貧困縣財政局官員套取約近億元資金攜老婆潛逃案件，震驚全國。從無形的損失來看，其社會危害性特別大，它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挫傷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是我國當前社會不穩定的主要誘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社會機制與經濟發展的不相匹配，使得社會矛盾叢生，社會不和諧因素不斷出現，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呈現易發多發的態勢，主要表現為腐敗大案要案數量增加,串案、窩案增多，腐敗的群體由低層向高層發展，腐敗用人和司法問題突出，徇私瀆職嚴重，腐敗動機惡性轉化、花樣翻新，腐敗網絡緊密堅固、發案部位呈網狀延伸，腐敗蔓延呈國際化趨勢等。

三、腐敗問題原因探討

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民思想觀念深刻變化。而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并沒有相應的配套政治體制、法律體系等與之配套，即上層建筑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使得諸多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違紀違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發多發態勢。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舊體制的某些做法還在起作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權力的左右，這樣就給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制度建設方面，當前我國正處于初級階段，在傳統的政體中，人治的色彩很濃，家長制的作風占主 導地位。其次是新中國成立不到60年，前30年在加強制度建設方面還走了一些彎路，我國真正進入民主法制建設的時期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在這樣的傳統背景下和這么短的時間內，我們要想把制度設計得很科學、制定得很完善，的確很有難度。

從現實情況看，很多腐敗現象從表面看來是人的素質問題，但從深層次上看卻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因為有的制度不配套，偏重制定要求式的實體制度，而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保障制度相對缺乏，使一些制度執行起來彈性很大。其次是因為一些制度滯后或缺失，無法從源頭上防止腐敗問題的發生。最后是因為監督制度的制度、監督權力的權力偏軟，使得一些制度成了擺設。以上這些原因就造成了權力過分集中現象的發生。

（二）權力缺乏監督是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說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從我國這些年的反腐敗實踐看，腐敗現象的產生存在這樣的“三個基本”現象：事前基本沒有監督，事中基本缺乏監督，事后基本不是監督。領導班子的內部監督流于形式，特別是對主要的領導干部，同級黨委不敢監督，同級紀委也不敢監督。人民群眾形象地描述對“一把手”的監督現狀：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媒體監督太險，下級監督不敢。

特權和腐敗案件頻頻發生就說明了相關監督機制不健全，特別是還不能實施有效的群眾監督。我們黨歷來強調，黨的領導干部必須自 覺接受群眾的監督。但是，相當長時期以來，群眾監督沒有得到充分落實，一方面是因為群眾監督沒有制度化、法制化，其監督權沒有得到切實的保證；另一方面是因為群眾的監督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在一些地方，監督者必須看被監督者的臉色行事。

（三）社會轉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開放以后，對外交流不斷加深，社會文化環境得到了發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長，使一些意志薄弱的黨員干部權力觀發生了變化，經受不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跌入了腐敗的泥潭。此外，我國經歷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官僚主義、等級觀念、特權意識、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會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為滋生腐敗的主要土壤。

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思想教育工作，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的努力還不夠。一些地方和部門沒有把反腐倡廉教育當成基礎性工作來抓，有的人把改革開放、經濟建設與反腐敗對立起來，認為“經濟要上，反腐敗要讓”。另外，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反腐倡廉教育方式沒有隨著現代人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的發展而變化，反腐倡廉教育流于形式、應付，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四）社會轉型期矛盾叢生，應對不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整個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給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活力，但我們也應看到，社會不同階層之間也存在著利益差異，各利益 主體都希望通過不同方式獲取有限的資源，這就容易產生不正當競爭，引發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

由社會轉型帶來的腐敗問題眾多，部分領導干部以非法利益為紐帶，運用權力資源為小集團或個人謀取非法私利，形成利益聯合體；一些行業協會和社會中介組織存在謀私行為，亂收費、做假賬、假評估等問題嚴重；一些不法商人和企業主為了取得競爭優勢，不擇手段拉攏、腐蝕掌權干部；一些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對自己與先富起來的人的財富差距拉大的現象不滿意、心理失衡，從而引發了大量腐敗行為。

四、關于中國特色反腐敗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國現階段反腐敗斗爭，是在社會轉型期諸多矛盾相互交織下進行的，我們既要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緊迫性，又要充分認識到其長期性，堅定信心是關鍵，反腐敗斗爭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繼續深化改革，為預防腐敗提供強大動力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期，舊的體制打破了，新的體制又不完善，就容易產生腐敗問題，對此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堅持以改革統領反腐敗的各項工作。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三個方面取得進展：一是完善市場機制，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的基礎性作用，打破壟斷；二是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同時，進一步提升各種非國有企業的管理水平；三是規范政府行為。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集中精力抓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 管理和公共服務。在政治領域，重點是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形成結構合理、配臵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使一切公共權力都得到有效的監督。

（二）進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加強制度執行力建設 依法反腐是國際反腐敗經驗的重要總結，我國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較強執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規定。同時，還要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切實保證已有反腐敗法律的執行力，促使國家各項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貫徹落實。

要加強行政管理方面法律的建設和執行。以《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法》等法律為主體，完善財產申報法、公務員行為準則等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加強公務員的管理和考核、處罰力度，嚴格公務員從業紀律和職業操守，實現公務員隊伍廉潔高效、依法從政。

要盡快完善經濟管理尤其是金融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反腐敗法律體系，需要金融監管方面法律法規的支撐配套。要多方征求意見，完善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業方面的法律法規，徹底堵塞腐敗資金的流通渠道。尤其要重點加強和完善反洗錢和金融實名制方面的法律制度。

要加強司法制度建設，重點完善責任追究方面的法律體系。任何腐敗行為都應該得到最嚴厲的懲罰，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腐敗行為責任追究機制，促進黨內紀律追究、行政處罰、刑事責任承擔等不同層面責任之間的銜接配套，建立層次分明、嚴密科學的責任追究體系。

（三）健全反腐敗監督機制，保障人民監督權 深入開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須加強黨內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把專門監督與群眾監督有機結合起來，更好地保證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民主監督的權利。

首先要加強檢察機關、審計機關等監督機關的建設，充分保證其偵查權、財政權的獨立性，減少干預和阻礙。監督機關要大力發展現代技術手段，提高腐敗案件的發現率。

我們黨和國家的創立者毛澤東同志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找到了一條反腐“新路 ”即“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在目前的反腐形勢下，我們更要堅持這條道路。一是要從憲法和法律上保護人民監督權，進一步完善保障監督權有效實施的法律細則，建立各級政府對信訪、舉報、投訴等的受理和處理機制；二是暢通人民監督渠道，完善互聯網監督體系，倡導并規范微博舉報、網上發帖曝光等行為，使得人民群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最大的保障。

（四）保持對腐敗分子的高壓態勢，發揮懲治的預防和治本功能 面對現階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嚴峻形勢，查辦腐敗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當前，重點是查辦領導干部濫用職權、貪污賄賂、腐化墮落、失職瀆職的案件，查辦利用人事權、司法權、行政審批權、行政執法權謀取私利的案件和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案件等。對于腐敗案件，必須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能手軟。同時，要充分發揮法律、政策、紀律的綜合治理作用，立足于懲治、教育、預防這三個關鍵點，在懲處的同時做好教育和預防工作。

（五）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形成崇尚廉潔的文化氛圍

從查辦腐敗案件的實際情況來看，凡是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地方，都是廉政文化建設比較薄弱的地方。當前，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重點，大力加強思想品德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積極挖掘廉政文化資源，改進廉潔文化教育方式方法，讓廉潔理念深入社區、家庭、學校、企業和農村。要建立全國范圍內的“腐敗分子黑名單”制度，并將之與社會信用體系等網絡相連接，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舉步維艱，在全社會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良好風尚。

第五篇：中國反腐敗

本文首先剖析中國腐敗的原因，然后結合國際經驗分析解決中國腐敗之路。

中國腐敗并非單一問題所致，與社會、經濟、民生、歷史、教育等皆有所關聯，但復雜關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國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員對有限的中國資源，如商品、服務、政府導向等擁有很大的分配權。

其中政府導向更是現今中國以土地為商品，拉動GDP，謀取各式各樣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產泡沫的元兇之一。縱觀全世界，商品化最厲害的美國，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歐洲大部分國家不到10%，就連香港也只有50%，況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敗機構包括紀檢、財政、監察、審計和檢察直接處于其監督對象管理之下。

這一現象來源于***下的行政權凌駕于司法權與立法權之上，基本沒有

一種力量來制衡這種近乎無限制的權力。近年來但凡高官落馬均源于上級反

腐敗機構的包辦，同級反腐敗機構形同虛設。

第三，經濟對政治的支配。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國家不得不調用宏觀調控來維護

市場安定。歷來世界各國腐敗最盛時，正是此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官員與

利益集團達成“租金協議”，利益集團利用行政權力謀取利益最大化，官員

利用“租金”鞏固自身地位。

中國腐敗的客觀原因在于“東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國歷經兩千年封建時代，腐敗之日遙大于反腐敗之日。古代中國有王朝通用的興亡輪回：開國之時，鑒于前朝之覆亡，反腐敗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戶部郭恒案，一次人頭落地達三萬人（請注意，全是官員，那

個年代全國才多少人，當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綱紀松弛，腐敗成為

社會風氣，著名的有張居正（對你沒看錯，一代名相的轎子是32個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氣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辦事只認錢，連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敗，只有自己推翻王朝開始下一輪的反腐敗---

腐敗---反腐敗的輪回。如此這般兩千年下來，人民對腐敗早已習以為常。

第二，受歷史所影響，中國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權錢交易理念。中國企業營銷開支中

有一項稱為“活動金”或招待費的報銷款項。歐美跨國公司的亞太HR總裁

在管理中華區C&B總監時，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這“活動金”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離于《反海外腐敗法》之外。

第三，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老一輩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經被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所淡忘，與之相對，中國人對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蘭教的西方人在犯錯時就缺少一種敬畏感。一個西方官員在收取黑金時

不但會想到嚴謹法律的制裁，更會想這樣的做法會不會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懲罰。而中國官員在謀取灰色收入時，卻在考慮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這筆

不義之財。

西方有句諺語“人沒有必要重新發明輪子”，意即對已經被發明出來而且證實有效的東西，人們沒有必要再從頭摸索。

對于中國的反腐敗亦是如此。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與稚嫩的政治和貧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頻率上。落后的政治與文化必然會危及經濟發展，所以我們對待現時的腐敗問題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自己慢慢摸索、探尋，唯有活用“拿來主義”，但不能不加甄別，來者不拒。

制度———中國反腐敗的根本問題。

第一，實行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本身范圍太大，我們只談關于反腐敗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權力。對于政府手中的權力進行分散，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與某個人或某個部門。但這樣可能會造成政府辦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實行下一條⑵公共權力交叉重疊。當你犯法時，你可以對一個警察行賄，讓其視而不見，但你能對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權力過問案件的人行賄嗎？美國在反腐敗時設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潔處、聯邦調查局、獨立檢查官、司法部律師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監察長辦公室、白宮律師辦公室等。試想，一個想腐敗的人得躲過多少督察機構的眼睛啊！光有這么多機構還不行，得讓它們互相鉗制，還能合作辦事，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制衡。事實證明，“三權分立”最完善的美國，民眾平均投票率不到50%，這說明，民眾沒有什么特別大的問題需要換個政黨解決，或者說民眾完全相信國家機器不管在誰的手里都能運作良好。

第二，香港勝在有ICAC。（這是ICAC的宣傳語，充分說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實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沒有捷徑呢？有！是小平同志（請允許我這樣稱呼我們敬愛的偉人）給我們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臺地區的繁榮穩定，實則是希望后人借鑒港澳臺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經驗，實現中國的跨越式發展。

透明國際近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潔的地區之一，它們都有過比中國目前更嚴重的腐敗風氣，它們也都有類似于香港ICAC的獨立的、直接向最高長官負責的反腐敗機構。目前香港ICAC的起訴成功率達到80%，培養出了80余名成功的臥底，吸引各國紛紛前來學習。2007年中國成立了國家預防腐敗局，直屬于國務院管轄。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第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曾經表示：“我們一直在抓緊研究財產申報制度，在適當的時候將建立財產申報制度。”“一直在”既表明這個工作還在繼續，同時也說明這個東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應該還是甚大，所以遲遲未有結果。對于這個時間表，屈萬祥的表態非常外交辭令化。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是“適當的時候”。

建立陽光政府，公示財政收入支出，申報個人賬目是國外早已立法明確規定的。加快法制化進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員的一舉一動不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更是反腐敗的重大進步。假如所有官員為官清廉成為人民的標榜，何愁中華不復興。

東方人情文化———解決反腐敗的客觀原因。

第一，民間力量的崛起。

美國反腐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媒體與跨國制造業的覺醒。媒體監察體現了輿論監督權的力量，而跨國公司的主要業務在國外，它們需要的是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這兩股力量孕育了社會群體的腐敗共識，東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錮還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這是國家預防腐敗局提出的口號）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說，他這十年辦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誠如以上口號所說——注重預防——這點最重要的不是預防現任官員，而是我們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個部門之一的社區關系處便是專職以教育對抗腐敗。而世界其他國家反腐敗成功的深層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敗的公眾文化和共識。要想長期、徹底實現反腐敗，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從經濟學上講，理想的狀態是讓治理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在邊際上相等，而非徹底鏟除腐敗。與其花大價錢嚴打眼前腐敗，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敗觀念的教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