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治化進程的阻礙及對策

中國法治化進程的阻礙及對策

摘要：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早在秦初就已經出現法家思想的短暫盛行。然而，當代中國在發展、倡導和進行現代法治方面卻明顯不足。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開始了法治化的進程，但是進程緩慢。在選擇法治的進程中，各種困難嚴重阻礙著中國法治的發展。但是法治化的進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最終形成法治優于人治的一種狀態。因此進一步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完善相關理論、培養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識、加強國家法治整體建設是克服法治化進程中困難的必要選擇。關鍵字：中國法治化

阻礙

法律意識

法治建設

一、中國法治化的進程

法治是一種悠長的意識形態，其字面含義為法律的規制、法律的統治。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包含兩層意思，普遍守法和良法[1]。啟蒙學者講法治都與權利、自由、平等相關，但很少明確指出法治含義[2]。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行過兩次關于“法治”問題的討論。第一次是80年代初，那次討論的主要成果是解決了實行法治的必要性問題。討論中，對什么是法治，法治與民主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但沒有很深入。第二次討論是從90年代初開始的，1996年2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舉辦的法制講座上提出要“實行和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以后，討論進入了高潮。這次討論在進一步探討了實行法治的必要性基礎上，著重探討了法治與民主的關系，以及法治是什么的問題[3]。“法治中國”作為法治在當下中國的政治表達?[4]，正在從一個命題具體化為全面改革的行為邏輯，預示著中國法治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的來臨，必將對中國的法治與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5]。

法治優于人治，法治最終取代人治是社會的必然。從人類社會的政治模式來看，伴隨著人類歷史進程的發展，人類社會已經經歷了一個由“德治”或“禮治”為主，輔之以“神治”和“人治”的統治，過渡到以“人治”為主，輔之以“神治”和“法治”的統治，進而過渡到現代社會以“法治”為主的統治，在這一轉變過程之中，其聯結點其實是“人”的統治。在人類的歷史上，絕不存在所謂的單純的“人治”社會或“法治”社會。相反，兩者總是密切聯系的，共同發揮治理作用[6]。兩者的不同可能只是表現的歷史時期不同，而當今社會正是需要以“法治”為主，因此法治中國這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我國法治化建設的進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各種困難阻礙著中國法制化的進程。

二、中國法治化進程中的阻礙

（一）傳統思想的羈絆

以孔子為創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主張“禮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系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人治。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后世無 ?針對法治中國的概念演進，學者指出，“法治中國”經歷了“從學術命題到政治命題”再到“憲法命題”的變化，參見韓大元：《簡論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的關系》，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5期。非是進行修補，并未對其根本產生動搖，這樣在中國歷史上獨霸兩千余年[7]。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影響著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生活，甚至影響法律等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即為專制[8]。

封建專制思想抑制了民眾的民主意識[9]。在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君主集權國家。君主集權在中國具有獨特而悠久的歷史。由于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集權統治，使封建專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社會，使中國歷史上的多數學派和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尊君思想的影響，甚至出現了大批的絕對尊君論者。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民主意識很難形成，即使是在公眾心目中有所萌動，也會遭到傳統力量的無情扼殺，根本無法形成規模，更不用說成為“正統”思想。正是由于中國傳統觀念中遺留的專制思想過于濃厚，抑制了廣大民眾現代民主意識的產生和傳播，致使中國民眾現有的民主和民主參與能力離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客觀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個制約因素。

當然，中國古代也有出現法制。秦初法家思想主張的就是“法治”，并且對中國古代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從本質上講，法家的“法治”與儒家的人治都不代表絕大多數社會民眾的根本利益，而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不能算的上是真正的法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法治的開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提出法治中國的設想，這也成為中國法治步人健康發展軌道的一個新起點。但在法治化進程中能正確認識法治精神，進而竭誠推動現代法治進程的人卻不多，僅有的一部分開明人士以法學專家或學者在不斷的努力。絕大多數普通民眾或因知識文化的欠缺，或因閱歷視野的局限，客觀上難以透徹領會現代法治精神，因而只能停留在傳統的工具主義的角度認識法治，成為倡導現代法治精神的一大阻礙；對于手中掌握權力的“人治”而言，或因不愿意喪失既得利益，或因同樣愚昧，只是在空喊法治口號，其主觀上并不贊成推行現代法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法治化的建設，成為厲行現代法治的另一大阻礙。

（二）發展水平的限制

法治國家建立必須依賴的社會條件是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識的科學化。而在我國城鄉經濟差距大，西部經濟相對落后，使得某些群體、地區法治化的進程緩慢，影響了全國的法治化進程。當然，隨著西部大開發的不斷深入、小康建設的全面啟動，經濟問題已大有好轉，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圍內阻礙著法治的建設。

法是伴隨經濟的市場化而產生的，法治則是伴隨著高度的市場化而逐步產生形成的，市場經濟是法治形成的經濟基礎，經濟的市場化是法治建設的經濟動力。中國缺乏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因此，法治的生長受到了經濟基礎的嚴重制約。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必然會將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推向更高水平。

（三）與國情缺乏磨合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化被認為是屬于從西方引進來的，因此缺少本土文化資源的導向，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方面相矛盾。也就是說，公民思想一開始就缺少現代法治文化的潤澤，且法治文化的培養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這與中國的現有國情缺乏必要的磨合，因此不能直接全面的實現中國法治化，導致公民缺乏法律意識，而法律意識要求包含的法律權力意識、法律權利與義務意識在中國公民的思想中也無法完整的找到。

（四）鄉鎮法治化發展不足

鄉鎮政府是我國最基層的政權機構，其作為一級執法組織，在實際生活中仍表現出“無限政府”的特征。對鄉村社會民眾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權利的過程及其結果，鄉鎮政府缺乏執法的嚴肅性和強制性，常常是以黨代政、以言代法、權法不分，從而形成了一種有法不依的現狀。這往往又影響了鄉村農民守法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鄉鎮政權組織并沒隨改革開放的深入適時地轉變職能的觀念，其權力和職能無限擴張，使得農民的權利、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控制；這樣，他們在運用和執行法律時，難免出現偏離和誤解，形似而質變，從而使得法律越接近基層越面目全非。

由鄉村群眾依法選舉產生的村民居委會，作為社區群眾的自治性組織，本已排斥在行政序列之外；但在強行政治干預下，卻有名無實地，成了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村干部則主要是代表上級政府和部門行使管理農民的職能，其權力和行為游離與群眾的監督和約束之外，村民自治名存實亡，結果是有法難依[10]。

三、解決中國法治化困難的對策

中國法治化面臨的困難很多，解決中國法治化的困難是一項大型工程。因此，中國法治發展的現實路徑應市政府推進型法治，而且需要全社會全方面努力，這里討論的對策僅是更新、加快中國法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比較緊迫的幾點[11]：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健全各項法律制度，為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基礎

針對社會問題反映出來的法律空白進行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工作。以憲法為根本法，建立起實用性強、理論充足的社會法律體系；針對長期以來執法監督機制不健全問題，加強權力機關的監督、專門機構的監督、群眾監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設，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監督體制的構成與發揮作用；要盡快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確保也發不能夠存在，違憲可訴。

加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政治原則。按照十三大提出的“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通過黨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模范作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此外，黨還應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并建立相應的外部約束機制。

建立科學的權力制衡機制，保障國家權力法定行使。長期以來，我國客觀存在的權力機關缺乏應有權威，行政權力缺乏規范與制約，司法獨立名不副實等政治體制上的弊端，很大程度是由于沒有科學的權力制衡機制所致。在現代民主、法治條件下，國家權力的分配與行使都應是依法進行的，國家權力的分配只能由憲法加以明確，國家權力的行使則應根據憲法精神和憲法原則制定的專門法的規定進行，簡言之，在現代民主、法治條件下，國家權力必須法定分配，法定行使。

（二）加快發展法學教育，培養法律相關人才，提高公民法律素質，大力倡導現代法治文明。

針對我國尚有為數不少的社會民眾法治意識不強、法治信仰不堅定和法治技能低下的現狀，提高公民法律素質既是當務之急，又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提高公民法律素質應著力解決好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提高社會民眾的法律素質；二是造就高素質的法律專業隊伍。提高社會民眾的法律素質，就是要讓民眾知法，讓社會民眾信法，讓社會民眾掌握運用法律的基本技能。讓社會民眾知法和逐步掌握運用法律的基本技能，主要通過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來達到目的。同時，還應通過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等各個環節來感召人們的思想信念。

培養高素質的法律專業人才，造就發達的法律職業，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標志之一，高素質的法律專業人才包括法學理論人才和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實踐人才。這需要通過加強法學教育工作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法學教育工作來培養。同時，還要建立適宜法律職業興起的社會機制，可以預見，隨著廣大社會、民眾法律素質的日益提高，我國法治化進程了必將越來越快。

現代法治、是世界發展的潮流，是中國展的方向，由于中國傳統理念中缺乏對代法治文明的認知，所以必須大力倡導代法治文明。大力倡導民主思想，摒棄專制思想；大力倡導自由思想，摒棄宗法思想；大力倡導平等思想，摒棄法律實用主義。

（三）促進經濟的建設，縮小貧富差距，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進一步開放市場。一是進一步完善國內市場；二是進一步面向國際開放中國市場。就國內市場而言，當前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行為在一些地方或部門還比較突出，直接妨礙公平競爭，阻撓經濟發展，一些省、市、區、縣為了保護本地產業，常常通過行政手段排斥外地同類產品進人本地市場。久而久之，一個完整的國內大市場被肢解成若干個相對封閉的小市場，使人流、物流、資金流受阻，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利于造就優勢產業和支柱產業，最終不利于經濟發展。就面向國際開放中國市場而言，由于受諸多復雜的因素的影響，權衡利弊得失，中國某些領域的市場只能逐步開放。所以，應當采取切實措施鏟除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打通和完善國內市場;同時，積極創造條件，面向國際社會逐步開放中國市場，最終都將有利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2.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經濟的市場化，必然導致經濟活動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更加紛繁，交易規模較大，交易頻率加快，經濟糾紛驟增，各種經濟違法犯罪活動在暴利的趨使下滋生蔓延，對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安定、公眾利益構成極大的危害，為了最大限度的趨利避害，必須切實加強市場監管。

3.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市場競爭的基本法則是優勝劣汰，但人類發展的崇高目標應是共享繁榮，如何把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與共享繁榮的人類理想這一對矛盾有機地統一起來，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正視和解決好的一個重大課題。建立可靠的社會保障體系，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創造的有益經驗。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應當在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做得更好，以實現“共同富裕”的終級目標。切實加強誠信建設。中國經濟尚處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構建還不完善，當前經濟領域誠信度差，欺詐行為相當普遍，已成為危及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一大公害。因此，切實加強誠信建設已是當務之急。

（四）加強鄉鎮法制化建設，促進鄉鎮居民權力保障，促進法治新農村建設

要解決鄉鎮法治化進程的問題，必須大膽革新中國法制，并在市場經濟的土壤上，依照現代法治精神來指導變革舊法制，使我們走上憲政、法治社會的道路。

首先，應限制廣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實驗”服務行政“?給給付行政”原則；其次，全國人大應在加快立法進程的同時，更應注意加強執法監督；再者，強化法治意識，樹立法治觀念，加強對法治狀態的整合；最后，改革現行的鄉鎮財政體制，提高鄉鎮公職人員的經濟保障安全[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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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再談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和中國共產黨

高喜平武漢理工大學學士學位論文 優秀類

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為避免類似文革中決策的失誤而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發生，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挫折中經驗教訓，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陸續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了黨和國家工作的議事日程，黨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寫入了黨章。厲行法治，依法治國是黨領導方式的轉變，而不是黨領導地位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黨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黨在依法治國具體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對依法治國的順利進行有著重要意義。

一、法治思想在中國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現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中，“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意義：以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普遍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良好的法律。”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又強調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義可得：法治是強調在法律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與“和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1700年后的今天，經歷了人類史上的數次思想革命，政治領域中的民主觀念、人權觀念開始為普通人所關注，并逐漸根深蒂固。保障人權，尊重民主，維護公平，體現文明的觀念也不斷為大多數文明國家所接受，基于這種變化，亞里士多德所定義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義在近代有了新的意義。各國政治團體，政黨派別更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為抑制民主被過分濫用的一個有效的武器來保障其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因為法制對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雙重作用：一方面保證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濫用，所以政治家們更關注法治的實施，學者們討論的熱點也集中在“法治”的標準究竟是什么是其具體內容有哪些。

英國學者戴西認為，法治的標準有三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的權利產生憲法。美國學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項原則，它們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確，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法律要有穩定性，官方行動要與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專門以法治為議題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①立法機關的職能是創造和維持個人尊嚴得到維護的各項條件。②法治原則不僅要求規范行政權力的濫用，也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護法律。但賦予行政機關以委任立法權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權。③要求有正當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辯護權，受公開審判全，取消不人道和過度處罰。④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等。

如上學者關于法治標準的論述雖然說法各異，但卻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權威，保障個人人權的實現，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對我國全面而又有重點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我國對法治思想的認識與接受

中國學界對法治思想的討論明顯晚于西方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國歷經了無數次社會變革，遭致在中國大地上，從未有過一場真正意義上嚴肅的關于法治的討論。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開創者，他們從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早在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綱領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是當時中國人民的大憲章。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中國法制基礎薄弱、人們法制觀念淡薄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毛澤東等曾設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比較理想的法制國家，并為此做出過巨大努力。1950年4月30日，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強調了憲法應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并指出：“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明確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同時，他還強調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 1956年，劉少奇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講到“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后來他又講到“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 但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黨和毛澤東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的失誤，加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等原因，黨的指導思想陷入了“左”傾，并逐步走向極端。階級斗爭被盲目擴大化，同時社會上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之風盛行，法律形同虛設。短暫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最終還是被淹沒在了混亂的中國政局之中。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個轉折，這次大會前后在思想界引發的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了人們思想上的僵局，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科學地總結了建國以來法制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并逐步將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政府議事日程，這就進入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法制建設歷史時期。對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所完成的我國法制建設工作，鄧小平是持批判地繼承態度的，既肯定和繼承了其合理成分，又將一些錯誤予以及時的糾正。同時在深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經濟法治思想與列寧建國法治思想的理論的基礎上，結

有極大權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則作為保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黨和全國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始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這就需要發揮法律調整經濟關系的重要作用，將保護經濟建設順利進行作為法制發展的首要目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法制發展的重要原則。只有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能使法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不應當是盲目的、隨意的，應有計劃，有意識地進行。而這種計劃性、意識性就應該體現我國現時期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行，牽動著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即帶動各領域的共同發展，同時也受到各領域發展的制約。要保障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就要以法制來確立一個有序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的確立應當照顧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有一個前提，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例如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一方面保護了智力勞動的成果，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商標法》即確立了商標專用權的保護，同時又營造了正當競爭的良好市場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將黨和國家發展經濟的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使之規范化、條文化，便于操作，并賦予它們普遍的約束力，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貫徹實施，這樣可以更好地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199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從黨的政策上進一步深化了上述憲法修正案。它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高度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法制建設。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做到改革開放與法制建設的統一，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以法的形式來規范市場，促進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型，社會問題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機的消減過程中，社會主義法治也趨于完善，中國法治化已初顯端倪。這一點從哲學原理上講就反映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映并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客觀規律。

另外，法制文明屬于制度文明范疇，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設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與實施反映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會排斥家長制，一言堂，搞特權，權大于法，較之獨斷專行，高度集權，政府權力不受制約無比優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發展規律，體現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依法治國既保證兩個文明建設的高效持續發展，又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從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講，無論中外，“法”從一出現就是正義、公正的化身。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法的內容和形式幾經變更，但卻都與其所處時代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關，彼此相應。“一部由低級到高級狀態演變的法律狀態和思想史是整個人類文明由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發展歷史的縮影。”當然，絕對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公正與正義，因為歷史的局限性束縛著人的思維與意識，所以階級社會的法雖然存在著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訴求的正義精神卻是不變的，而且隨著時代發展逐漸趨于真正的正義與公正。

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來講，曾經我們放棄過民主、踐踏過法律，結果是帶來國家十多年的貧窮與落后，幾乎黨亡國亡。十年浩劫后，以鄧小平為主要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如何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和興旺發達作了深刻的思考與總結。并最終找到了問題的答案：“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鄧小平數次講話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語言概括了這樣的道理：法制建設必須與民主建設相結合，法律制度應具有穩定性，法的意志應始終高于領導人的意志。在他的許多前期論述中，雖然沒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卻從政治家的角度對法治的主要內涵，優于人治的明顯特點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徹的概括。后來，他更明確指出，要通過改革來走依法治國的道路，才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正是我們不斷發揮法律的作用，確立依法治國方略，民主政治建設才取得重大的發展，國家政權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鞏固。

三．黨的政策與法的關系

黨的正確主張與法意志在本質上是統一的。黨領導人民制定和修改憲法，把黨的主張上升為憲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為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是廣大人民群眾愿望、要求、利益的體現。憲法是黨的正確主張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統一的法律體現。

（一）法是實現執政黨政策的工具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國家從出現之初就以階級統治的身份而存在著。任何階級的政權都通過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來掌握和運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則往往是本階級先進分子或是由其組成的機構。這樣就形成了執政黨來代表政權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形式。政黨執政以后，把他們的綱領通過宣言或是憲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這樣。在資本主義多黨輪流執政的國家中，對輪流上臺的執政黨同所謂的“在野黨”要求其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進行活動，執行執政黨的政策，既保持了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又充實和完善了他們的法律。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鞏固共產黨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綱領，貫徹各項方針，政策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二）黨的政策是國家立法之源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領導地位。樹立黨在國家活動中的威性是中國各項事業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必然要求，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主要依靠黨實行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前進。體現在我國黨委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中，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實踐與探索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往往先經黨的代表大會討論分析并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再由全國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關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經濟，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應將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呈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審批

力腐敗與黨對用人，決策中失誤問題的處理不力等。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直接影響現行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關系到“以黨統政”與“依法治國”政治秩序與治國方略的實際績效與歷史命運。制約權力監督，防止腐敗的滋生，改變高度集權的現狀，要注意如下事項：

1.首先要正確對待黨政關系

在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中國，黨政關系體現在兩部分：一是黨與政府的行政權之間的關系；二是黨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前者從政治層面上講，指的是與政協中的各個政黨各人民團體以及各界代表或組織的關系。后者從國家組織層面上講指的是黨與政權中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之間的關系。按照我國權力結構模式，政府是從人大產生并向人大負責，向人大匯報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才是權力機關與執政機關的關系。因此，黨如何正確處理同人大的關系才是中國黨政關系首要問題。黨與人大的位置擺正了，黨同政府的關系就自然易于處理了。顯然，近年來，來自中央到地方的實踐都有跡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黨委及政府之下，進人大工作被認為是領導干部的退居二線。人大更是被中外學者形象地稱之為“橡皮圖章”這就是黨委和政府權力不斷擴張，人大權力逐漸縮小的必然結果。

2.理清了黨政關系，我們就要采取具體措施來制約權力濫用了。制約權力濫用是一項非常復雜，難度很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全方位多層次構建，既要立足于體制，機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黨員干部隊伍的培養與教育為一體的建設，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當前人大制度，提高辦事效率，使各級人大真正成為人民參政議政的活動場所。科學合理嚴格規范民主程序，擴大民主范圍，提高公眾集體議事決策度，以集體權力來制約個人權力，為擴張人大權力，限制黨委越權辦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著力調整權力配置，對領導干部權力的合理分解，明確界定。具體包括：明確權力內容，明確權力運作規則，明確用權規則。真正實現權力運行法規化，程序化與權責一體化，保證權力行為的嚴肅性，減少隨意性。另外，按照政府體制改革步驟與方式推行政府權力下放，精簡機構，嚴格限制領導干部權力，防止權力“越位”等，要在全黨范圍內，要求各級黨委尤其是領導干部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杜絕以黨代政，以黨代法，以權壓法等現象的出現。

（3）努力培養，精心選拔，創造出適應并能夠促進法治化進程的政治領導層。同時，對在職的黨員干部還要大力加強其權力觀教育，法制觀念教育，特別是憲法觀教育，通過提高行政工作人員法律意識，形成作為一個具體行政活動執行者的從政道德觀念來抵制私欲的膨脹，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杜絕權力異化現象的發生。另外，通過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使國家工作人員真正弄明白，“過去參加革命是為什么，現在當干部應該作什么，將來身后留點什么？”自覺地講奉獻，體現人生價值，自覺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辦事。

3.監督權力的實施是另一個至觀重要的問題，針對當前執法監督機制不健全問題，努力加強權力機關監督，專門機關監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設是當前促進我國法制監督體制構成的主要目標。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完善公示制，聽證制，承諾制，質詢制讓盡可能多的人了解權力運作全過程，疏通人民群眾向權力機關提出意見的渠道，維護公共權力，從外部有效抑制濫用權力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要完善黨內監督機制，增強黨內監督實效。黨內監督的重點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核心問題是保證領導干部行使和運用權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讓廣大黨員干部真正作為主體參與黨內監督，形成一種良好監督氛圍。黨內各項事業都應在黨內公開，都要經過黨內討論，民主評議。對黨員中權力的持有者，執行者，嚴格按照德、能、勤、績、廉多層次多角度評議，確立其升、降、懲、罰.獎等。通過經常召開民主生活會的形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相互監督。機制上，要強化紀檢機關監督職能，擴大紀檢權限，減少紀檢過程中其他人為因素的干擾等。充分發揮黨內紀檢監督謹戒性作用。對嚴重違紀的國家工作人員，嚴肅處理，以鐵的紀紀律和法律告誡當權者依法行使職責。

（四）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是確保司法獨立和公正的要求

依法治國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內容。法治意味著法律的普遍適用和至高無上；法律平等地約束社會一切成員的法治原則，必須經由公正的司法活動來貫徹實施。德沃金說：“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僅在于懲惡揚善，弘揚法治；同時也是對民眾遵紀守法的法治觀念的教化；是對經濟活動當事人高效有序地從事合法交易的規制。司法歷來都以公正作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國家建設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質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決一定社會矛盾及其相應的法律沖突。它是國家這一公共權力因沖突著的各方無法自主地解決糾紛，而為其設定的由國家專門機關予以裁決的糾紛解決機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贏得群眾的最基本保證。司法權力是國家權力的構成部分，它的直接來源是國家權力的分配與賦予；它的最終來源則是民眾權力的讓渡。我們認為司法權力最終來自人民，一是從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意義上講的，二是從司法機關官員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的意義上講的，司法機關的設立在歷史緣起上，是人民愿意將其所涉及的糾紛交其裁決的共同意愿，當然包含著大多數民眾對其的信賴。司法機關的繼續存在，也離不開人民的繼續信賴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義與邪惡，而且會造成民眾對法律的權威性的懷疑、不信任甚至蔑視，法律虛無主義的觀念由此滋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成果，將因此而遭受毀滅性的摧殘。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公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司法不公，已經成為非法治國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會問題。這是法治國家決不能允許的。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確保司法公正。

然而我國權力結構體系上本身存在著干擾司法公正的因素，再加上當前市場經濟的沖擊，司法

第三篇：試析中國法治化困難與對策

內容提要：法治是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開始

了法治化的進程。法律法規的不斷健全、公民權利開始愈來愈多的受到關注、執法隊伍執法能

力的不斷提高等都是法治化建設的成果。但是中國法治化仍然困難重重，進一步建立完備的法

律體系、完善相關理論，培養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識，加強國家整體建設是克服法治化遇到的困難的必要選擇。

關鍵字： 法治 中國法治化 法律制度 法律意識

一.對法治的理解

法治最早出現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政治學》一書：“法治應包

含兩個重要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而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

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

義則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

態。

為更好的理解法治，有必要明確法治、法制及人治的關系。

１.法制與法治

法制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廣義的法制與法治同義，指的是法律成為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

分，發揮著管理人們日常生活的作用，而且人們自愿接受法律約束的社會狀態。不過，廣義的理解隨著法治一詞的盛行已很少被使用。人們現在講法制更主要是狹義層面的理解，即完整的法律規范體系，健全的法律運作機制以及相關的保障制度。本文中的法制也是狹義的理解。

在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論述中，就認為法治的前提基礎條件是“良法”。因此，完整的法律體

系，規范的法律運作機制是法治的前提保障，能夠促進法治的實現。實現法制是法治的前提。

在我國，一直強調中國法治化的首要任務是建設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

２.人治與法治

人治與法治問題，中國儒法兩家爭論了2000多年，但給人治、法治下定義則是在近代。1907年，梁啟超講“圣人之治出于己，圣法之治出于理”，于是開始有人把“圣人之治”概括為人治，把“圣法之治”概括為法治。

人治狀態下，治國的主體是個別的人，法律要受最高掌權者的控制。人治的成功是指君明臣賢

民順的社會治理狀態；法治強調治國的主體是法律，任何人都在法律之下，應當遵守法律。

不過，無論人治還是法治，都不可能脫離人。在法治的狀態下，也并非排斥人的作用，要充分

尊重人的作用。正義的法律需要人來制定與執行。

綜合對法治的認識，我們再來理解“中國法治化”。中國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國方略的落

實過程，是指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其次，就是指實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二.法治的作用

法治國是近現代西方國家的一致選擇，如今已成為全球的選擇。法治能繁榮國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治能創造安寧有序的社會秩序。我國進行法治化進行，是適應世界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１.法治能保證黨的領導，促成黨領導實施的民主政治，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蘇聯走與法治相背的道路，結果發生了蘇東巨變。曾經，我們也放棄過民主，踐踏過法律，結

果是帶來國家十多年的貧窮與落后，幾乎黨亡國滅。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發揮法律的作用，確立“依法治國”為治國方略，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國家政權獲得了從未有過的鞏

固。

２.法治能充分發展人的自由，還能保證社會道德的長存與發展

人權問題是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發展個人自由，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是各國建設中的重

要任務。通過法律來認可與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各國公認的有效途徑。實現法治還能夠

同時利用法律的威嚴來維護社會道德，阻止和懲罰個人權利侵犯社會道德的現象，防止個人權

利與自由的錯誤擴展。

３.法治是發展經濟，富強國家的內在需要

市場經濟是實現國家富強的選擇，但市場經濟的運作自身需要擁有穩定的交易制度及社會秩序

。法治能夠創造出保障市場經濟運作的社會秩序。另外，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

出現物欲橫流、揮霍無度的腐化生活現象，發揮法的規范作用能夠避免或遏止這些問題的產生

與發展，從而促進富強國家的產生與長存。

三.中國法治化的困難

１.城鄉經濟差距大，西部經濟相對落后，使得某些群體、地區法治化的進程緩慢，影響了全

國的法治化進程

西部經濟的落后，必然決定法治資源不足、法治人才缺乏，從而影響法律作用在該地的發揮。

另外，某些家庭的貧困，使得他們會因無法支付較高的訴訟費用而放棄了法律救助手段的使用

。當然，隨著西部大開發的不斷深入、小康建設的全面啟動，經濟問題已大有好轉，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圍內阻礙著法治的建設。

２.公民法律意識淡薄，嚴重阻礙著法治化的進程

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一直被認為是屬于從西方引進來的，缺少本土文化資源為基礎，甚

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部分相矛盾。也就是說，公民思想一開始就缺少現代法治文化的潤澤，且

法治文化的培養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法律意識要求包含的法律權力意識、法律權利與義務意

識在中國公眾的思想中無法完整的找到。

這主要表現在：A.在政府內、黨內，某些人員人治觀念嚴重，自律意識不夠，工作中常視法律

而不顧。腐敗、違法現象長期存在；B.司法工作人員的法律服務意識不足，公正意識不到位，執法工作中也常忽視法律的效率要求；C.其他社會公

眾對憲法認識不清，長期缺少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與義務意識、參與意識和民主意識。

３.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且缺少一整套完備的法律運作機制

A.近年來，在對社會問題整治中，法律空白大量顯現，如：對社會游醫，國家長期治理卻仍長

期并大量存在。究其因就是因為對于該問題，法律法規不夠到位；B.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

加入WTO以后，法律滯后、與時不適也不斷體現出來。曾有一段時間成為熱點的“海外管家難

當家”問題就是與此有關的一個實例；C.許多法律缺少相應的運行保障。規范是有了，但是執

行問題沒有解決，如：我們已經制定《礦山安全法》、《礦山安全實施條例》等消除煤礦安全

隱患的法律法規，但由于法律運轉問題的存在，諸如小煤礦爆炸塌陷事故仍常有發生。

４.法治理論研究與實踐相隔距離

一些學者在作理論研究的時候，常不從事實際的調研工作，隨便搜集一些“小報”信息，就可

作為事實依據來進行理論研究與創作。現如今，許多法治理論中沒有對法治行為研究的部分；

一些有可實踐性的法治化理論又被僅僅當作紅頭文件來執行，沒有起到實際效果。理論無法真

正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致使表面上中國法治化理論超前繁榮，而實踐長期難行。

此外，在一些法治理論中甚至擁有錯誤的思想認識，不但不能夠起到推動法治化的作用反而帶

來負面影響，阻礙法治化。例如，中國礦業大學法學院張旭科講的“法治理論中法律工具主義

思想的存在”“冷卻了公眾的法律情感”。妨礙了公眾投身于法治建設中的熱情的增長。

四.解決中國法治化困難的對策

中國法治化面臨的困難很多，非本文上一部分簡單的幾點可以概括詳盡。相對應的是，解決中

國法治化的困難是一項大型工程。需要全社會全方面努力，這里討論的對策僅是更新、加快中

國法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比較緊迫的幾點：

１.加強黨和政府自身的建設，改變與法治不適應的領導方式和習慣，創造出適應并能促進法

治化的政治領導層

中國社會科學院錢弘道研究員認為：“法治的最大困難就在于公權力的濫用得不到有效的制約

”。故要想實現法治，首先要解決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國家領導層的法律思想與政治體制中的法治化問題。黨與政府要更新認識，通過自身的建設，主動接受法律的約束，“真正落實依法

行政，減少甚至消滅公權力濫用的現象，并且引導、促動法治建設。”

２.發掘本土法律文化資源，展開法律文化宣傳、教育工作，完善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

西方國家中，法治得以實現依靠的思想文化根源可簡單歸結為以“個人”為主體的自由理論，這在古代中國是不存在的。但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存在著以“家”為單位的利益中心理論。

二者在本質上有相似之處，古代中國以“家”為單位，注重“家”的利益，要求充分發揮一個

家的獨立而不受干擾的社會地位。這也充分體現了追求自由的思想，因此，在傳統儒家思想中的這種思想可以發展成為建設法治所依靠的文化根源。

在法治化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政府與民間社會團體的作用，共同宣傳法律至上、人民主權、個

人自由等相關觀念。政府還要充分調動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民主意識，實現政府與公眾法律

意識的共同提升，最終要實現的是“轉變權力至上觀念，樹立法律權威觀念；轉變人治觀念，樹立法治觀念；轉變義務本位觀念，樹立權利義務統一觀念；轉變厭訴觀念，樹立依法行事觀

念”。

３.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健全各項法律制度，為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基礎

此方面的工作主要是：A.針對社會問題反映出來的法律空白進行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工作。以

憲法為根本法，建立起實用性強、理論充足的社會法律體系；B.針對長期以來執法監督機制不

健全問題，加強權力機關的監督、專門機構的監督、群眾監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設，促進我國社

會主義法制監督體制的構成與發揮作用；C.要盡快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確保惡法不能夠存在，違憲可訴。

４.法學理論界要把握法治的真諦，積極參與法治建設，在實踐中開拓法治化理論的新境界

行政法學家袁曙宏認為“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是法治發展的兩個輪子，任何一個輪子的顛簸和

缺失都會導致法治運行的失衡”。法學家的法治理論“不能僅僅是紙上的法治”，法治理論工

作者必須同時“感悟實際運行中的法治”。作為法治理論工作者，參加法治實踐主要可以通過

如下幾個渠道：A.參與立法。用法治理論原理指導立法，創制符合法治化國家要求的法律規范

；B.進行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實證調查、研究，參與法律實務工作中的重大疑難法律問題的討論。

５.加快發展法學教育，更新法學教育理念，培養高素質法律理論與實踐人才

清華大學法學院王晨光認為“目前的法學院校的教育工作仍以解釋概念、注釋條文、闡述理論、抽象討論為主”。為適應法治化，應當培養法學院系學生學會律師式的思考、培養綜合與分

析問題的能力、批判能力以及結構嚴密的法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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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題目:中國的法治化進程與中國共產黨

前言: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為避免類似文革中決策的失誤而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發生，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挫折中經驗教訓，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陸續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了黨和國家工作的議事日程，黨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寫入了黨章。厲行法治，依法治國是黨領導方式的轉變，而不是黨領導地位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黨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黨在依法治國具體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對依法治國的順利進行有著重要意義。

一、法治思想在中國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現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中，“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意義：以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普遍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良好的法律。”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又強調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義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1700年后的今天，經歷了人類史上的數次思想革命，政治領域中的民主觀念、人權觀念開始為普通人所關注，并逐漸根深蒂固。保障人權，尊重民主，維護公平，體現文明的觀念也不斷為大多數文明國家所接受，基于這種變化，亞里士多德所定義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義在近代有了新的意義。各國政治團體，政黨派別更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為抑制民主被過分濫用的一個有效的武器來保障其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因為法制對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兩面性：一方面保證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濫用，所以政治家們更關注法治的實施，學者們討論的熱點也集中在“法治”的標準究竟是什么是其具體內容有哪些。

英國學者戴西認為，法治的標準有三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的權利產生憲法。美國學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項原則，它們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確，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法律要有穩定性，官方行動要與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專門以法治為議題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①立法機關的職能是創造和維持個人尊嚴得到維護的各項條件。②法治原則不僅要求規范行政權力的濫用，也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護法律。但賦予行政機關以委任立法權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權。③要求有正當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辯護權，受公開審判全，取消不人道和過度處罰。④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等。

如上學者關于法治標準的論述雖然說法各異，但卻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權威，保障個人人權的實現，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對我國全面而又有重點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我國對法治思想的認識與接受

中國學界對法治思想的討論明顯晚于西方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國歷經了無數次社會變革，遭致在中國大地上，從未有過一場真正意義上嚴肅的關于法治的討論，雖然建國后，出現了短暫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時期，但卻最終還是淹沒在了混亂的中國政局之中。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個轉折，這次大會前后在思想界引發的一場關于中國歷史經驗教訓和現狀的深刻反思與總結的討論，打破了人們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當代中國人開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當作純學理來看待。而是借鑒各國關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與政黨、國家制度、及其周圍環境因素綜合起來考慮。

我國學者姚建宗在其著書《法治的生態環境》中對法治的生活立場、生存土壤、制度基調、人文情懷；時空領域，法律環境以及法治意義的現實載體多方面作了系統而又形象的闡述，提出了許多新的法治觀點。法學理論界名宿張文顯教授對法治意義也從“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的基本認識出發，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歸納，并提出了法治社會六大基本標志：①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會關系均應納入法律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權和潛能、保護和促進經濟增長、社會公平、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基礎上。②凝結著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高于任何個人、群體和政黨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權威。③國家一切權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和信仰等特殊情況而有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非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只能與職位相連，而職位對一切人開放。⑤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準許的，每個人只要其行為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和公認的公共利益，就有權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動。⑥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機會非經正當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剝奪，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來自于個人或國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時、合理的補償。①

《憲政的中國之道》一書作者王人博也總結了法治八條原則：第一，法律必須使公開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應當使相對穩定的；第三，特別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須依據一般性的、公開的、普遍的和相對穩定的規則制定；第四，司法獨立必須給予保證；第五，必須遵守自然正義原則；第六，法院應當享有審查權利以判斷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應當容易、第八，不允許執法機構利用自由裁量權委曲法律。②

綜合各家對法治標準的認識，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過程，是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其次是指實現一種社會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二、“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國”的概念意義

（一）法是實現執政黨政策的工具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國家從出現之初就以階級統治的身份而存在著。任何階級的政權都通過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來掌握和運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則往往是本階級先進分子或是由其組成的機構。這樣就形成了執政黨來代表政權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形式。政黨執政以后，把他們的綱領通過宣言或是憲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這樣。在資本主義多黨輪流執政的國家中，對輪流上臺的執政黨同所謂的“在野黨”要求其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進行活動，執行執政黨的政策，既保持了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又充實和完善了他們的法律。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鞏固共產黨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綱領，貫徹各項方針，政策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二）黨的政策是國家立法之源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領導地位。樹立黨在國家活動中的威性是中國各項事業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必然要求，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主要依靠黨實行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前進。體現在我國黨委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中，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實踐與探索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往往先經黨的代表大會討論分析并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再由全國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關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經濟，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應將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呈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審批。1982年以來，中國四次修改憲法均是在中國共產黨隨時代發展，國情變化，不斷將黨的理論創新戰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憲法中去。近年來，在對社會問題的整治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對彌補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黨的政策與法的靈魂的結合點

在我國，黨的政策與法的靈魂二者統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實現黨的領導首先要靠黨的政策的正確。政策的正確與否一個重要的檢驗標準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經的起檢驗，從而得到人民的擁護。而法的靈魂是實現公平與正義。法所要維護的就是其所轄范圍下所有個體的權益并確保其公平。一切公民個人生存權，發展權，自由權，表達權與參與權無不通過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見，政黨政策所予以終極指向的與法所訴求的共同點都著眼于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始終服從于，服務于人民大眾的利益。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到“三個代表”，與時俱進，再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為所謀，情為民所系，每一個印象都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光輝黨性。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成功與否得益于人民群眾的擁護。當前，著眼于這個全局，實行依法治國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標志。

四．在依法治國各個具體環節中堅持黨的領導

（一）實施依法治國方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轉變

依法治國這一方針政策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方式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是中國治國方略上的重大戰略選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形態發生的最具歷史意義的轉型。目前，真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以及新時期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以及黨政關系的新模式都仍處于探索之中。

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報告中強調，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性質、任務和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的發展需要我們黨實現領導方式尤其是執政方式的變革，實行依法行政。實施和堅持依法治國的第一步就是中國共產黨實行和堅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對于政黨活動的基本要求。政黨活動的法治化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再則，共產黨是法定的執政黨，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從法理上講雖不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但是實際上黨的執政活動總是同國家機構管理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為各級國家機構的政治中心和領導核心，黨始終擁有決定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實質性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執政方式科學化、標準化才是保證社會主義事業成功的關鍵。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國的精神和關鍵就是要從依法執政這個黨執政方式轉變的高度來認識和領會。關于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實行依法行政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鄧小平同志關于十年**之后對黨當時的現狀的思考與總結中。鄧小平強調，“健全法制的同時，還要改善黨的領導制度。”隨著黨富國強民執政使命的不斷驅使，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在實踐中已發生了巨大轉變，并不斷改善。今天，我們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在解決自身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上的實踐性探索成果的同時，我們還要站在歷史選擇與發展進程的高度，敏銳洞悉中國政治體制變革面臨的重大實踐課題，在選擇與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歷史作為面前，正確把握中國政治體制變革與發展的方向與原則。努力倡導法制文明，創建有中國特色，可以超越或與現代西方文明并駕齊驅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我們唯一正確的前進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是要逐步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秩序的社會觀念

中國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過程，是指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在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目的是要使國家各項立法工作緊緊圍繞黨的工作重心，進而使各項規范化的政策通過法的形式得以鞏固，確保了立法的正確方向。同時，以法的形式來肯定黨的政策，不僅是執政黨政策實現的保證，也使憲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服從于服務于國家工作的大局，自覺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進而成為全社會一體化遵循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的另一面是黨必須正確對待自身在社會活動中的地位。因為我黨是國家之中的執政黨不是國家之上的執政黨，所以黨不僅是立法的主體，還是法治的對象。黨的十二大將“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個人都不享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寫入黨章，就是從黨對自身行為規范的角度來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為的成熟之舉。

在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正確對待黨的政策與法律的關系是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秩序的另一個重要內容。黨的政策對我國各個時期完成國家各項工作具有至觀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政策與法律都決定并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都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有益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對全社會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公布的法律有最大權威性。這就要求在具體的立法工作中，黨組織及黨員要建立憲法至上的觀念，深刻理解憲法精神，明確區分作為一個黨員與國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間的職責與義務，用法律來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避免用黨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務，逐步提高立法中的憲法至上意識。同時也要求黨組織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時，應當與憲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則和規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實施，不能與現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目前，憲法和法律已經成為各級國家政權機關施政的出發點和基本手段。相信，隨著黨在依法治國方略實施過程中對新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探索的不斷深入，黨的政策與法的關系的處理將更加和諧，更加成熟。

（三）依法行政中堅持黨的領導重在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

中國當前政治發展的突出問題大多集中在黨對干部任命權與重大事務決策權的壟斷，以及黨對權力監督不力所帶來的權力腐敗與黨對用人，決策中失誤問題的處理不力等。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直接影響現行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關系到“以黨統政”與“依法治國”政治秩序與治國方略的實際績效與歷史命運。制約權力監督，防止腐敗的滋生，改變高度集權的現狀，要注意如下事項：

1.首先要正確對待黨政關系

在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中國，黨政關系體現在兩部分：一是黨與政府的行政權之間的關系；二是黨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前者從政治層面上講，指的是與政協中的各個政黨各人民團體以及各界代表或組織的關系。后者從國家組織層面上講指的是黨與政權中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之間的關系。按照我國權力結構模式，政府是從人大產生并向人大負責，向人大匯報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才是權力機關與執政機關的關系。因此，黨如何正確處理同人大的關系才是中國黨政關系首要問題。黨與人大的位置擺正了，黨同政府的關系就自然易于處理了。顯然，近年來，來自中央到地方的實踐都有跡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黨委及政府之下，進人大工作被認為是領導干部的退居二線。人大更是被中外學者形象地稱之為“橡皮圖章”這就是黨委和政府權力不斷擴張，人大權力逐漸縮小的必然結果。

2.理清了黨政關系，我們就要采取具體措施來制約權力濫用了。制約權力濫用是一項非常復雜，難度很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全方位多層次構建，既要立足于體制，機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黨員干部隊伍的培養與教育為一體的建設，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當前人大制度，提高辦事效率，使各級人大真正成為人民參政議政的活動場所。科學合理嚴格規范民主程序，擴大民主范圍，提高公眾集體議事決策度，以集體權力來制約個人權力，為擴張人大權力，限制黨委越權辦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著力調整權力配置，對領導干部權力的合理分解，明確界定。具體包括：明確權力內容，明確權力運作規則，明確用權規則。真正實現權力運行法規化，程序化與權責一體化，保證權力行為的嚴肅性，減少隨意性。另外，按照政府體制改革步驟與方式推行政府權力下放，精簡機構，嚴格限制領導干部權力，防止權力“越位”等，要在全黨范圍內，要求各級黨委尤其是領導干部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杜絕以黨代政，以黨代法，以權壓法等現象的出現。

（3）努力培養，精心選拔，創造出適應并能夠促進法治化進程的政治領導層。同時，對在職的黨員干部還要大力加強其權力觀教育，法制觀念教育，特別是憲法觀教育，通過提高行政工作人員法律意識，形成作為一個具體行政活動執行者的從政道德觀念來抵制私欲的膨脹，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杜絕權力異化現象的發生。另外，通過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使國家工作人員真正弄明白，“過去參加革命是為什么，現在當干部應該作什么，將來身后留點什么？”自覺地講奉獻，體現人生價值，自覺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辦事。

3.監督權力的實施是另一個至觀重要的問題，針對當前執法監督機制不健全問題，努力加強權力機關監督，專門機關監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設是當前促進我國法制監督體制構成的主要目標。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完善公示制，聽證制，承諾制，質詢制讓盡可能多的人了解權力運作全過程，疏通人民群眾向權力機關提出意見的渠道，維護公共權力，從外部有效抑制濫用權力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要完善黨內監督機制，增強黨內監督實效。黨內監督的重點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核心問題是保證領導干部行使和運用權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讓廣大黨員干部真正作為主體參與黨內監督，形成一種良好監督氛圍。黨內各項事業都應在黨內公開，都要經過黨內討論，民主評議。對黨員中權力的持有者，執行者，嚴格按照德、能、勤、績、廉多層次多角度評議，確立其升、降、懲、罰.獎等。通過經常召開民主生活會的形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相互監督。機制上，要強化紀檢機關監督職能，擴大紀檢權限，減少紀檢過程中其他人為因素的干擾等。充分發揮黨內紀檢監督謹戒性作用。對嚴重違紀的國家工作人員，嚴肅處理，以鐵的紀紀律和法律告誡當權者依法行使職責。

（四）司法工作中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是一把“雙刃利劍”

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主要通過組織領導和政治領導來維護司法機關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約，為其提供秉公辦事，獨立司法的外部環境。司法工作中，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堅決貫徹黨對公民、團體權益的保障與維護的政策是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實現社會正義的一把利劍。在民間。作為國

家公訴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其公訴人檢察長被人們形象的稱之為象征忠、義、勇的“紅臉關公”；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其法官又被賦予善于主持正義力量的“黑臉包公”。人民對于司法機關工作在打擊犯罪，懲治違法行為，維護社會政策的穩定，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等方面的工作給予高度肯定。同時，我們也要想到，至高榮譽中也包涵著人民對于國家司法工作的期望。司法工作通常被看作是國家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工作肩負著司法和監督雙重職責，尤其對國家行政工作人員的監督是各種社會監督中最重要的力量。

建黨這么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以一向的善于律人律己，從嚴治黨避免了重蹈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覆轍，贏得了國際政壇的尊重。但是與此同時，另一個與高度集權同時滋生、相互助長的事物------掌權者的腐敗也不容樂觀地增長了。我國的腐敗現象尤其是發生在共產黨領導人身上的腐敗事例比許多國家都嚴重而普遍。中紀委向黨委的十五大，十六的提交的兩份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組數據，1992年至2002年的兩個五年期間，全國處分的黨員數分別為669300名和846150名，后者比前者增加26.4%，開除黨籍人數分別為121500和133711名，增加13.3%，因為腐敗問題處分的縣級以上領導干部分別為78名和98名，增加25.6%。從這組數據加上各種民意調查和各種案例分析，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認識到反腐敗的形勢不是“比較嚴峻”而是“仍然嚴峻”，不僅要反對腐敗，而且還要反對和防止腐敗。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挽救黨的緊迫感與響應民意的責任感，中國共產黨在世紀之初，不僅兩次出臺中央紀律檢察報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體制，尤其是監察體制，頒布《監察》法，與黨內的腐敗分子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殊死斗爭。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對腐敗案件的曝光日漸增多，一個新的歷史課題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如何才能不斷增強黨防腐拒變的能力？

當前，對于這一歷史性課題的具體解決方案尚在探索之中，但是勿庸質疑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必須依靠不斷加強和完善司法監督制度才能逐漸減少甚至防止腐敗的發生。

按照我國司法體制的特點，檢察機關對國家在職人員的職務犯罪享有偵查權，對訴訟享有監督的職能，是國家法定監督機關。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而且也應當是社會監督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

但是在具體的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檢察機關卻承擔著既要向黨委請示和匯報又要接受上級檢察機關的領導雙重職責。如果兩種力量同時向其施加壓力，檢察機關在選擇是忠于黨還是忠于法律的問題上就會存在分歧。因此，黨如何用法律監督的職能來完善自身的領導比起黨在領導法律來維護法的尊嚴、公民權利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

當前，我國正努力構建的在黨委領導下，法律授權下，以檢察機關為第一主體地位的社會化依法預防體系系統工程是一項既有益于加強黨對司法機關工作領導的，又有益于改善黨的領導的有益嘗試。相信隨著黨領導方式的不斷改善，檢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機關所體現出來的監督作用將愈加明顯，中國司法體制將愈加完善。

綜上所述，厲行法治，實施依法治國，徹底建設法治國家任重而道遠，要將黨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執法活動徹底納入到法治軌道，既要實現黨政活動的法治化，政府行為合法化，權力結構法治化，民主參與法治化，又要中國共產黨同其他一切組織和個人一道守法、護法、在憲法和法律的指引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自發地將整個國家系統的法治建設向前不斷推進。

在我國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各個環節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黨的主張，還是人民的整體意志。只有靠擁有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作指導，捻熟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既善于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豐富的組織經驗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夠率領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統一行動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目標的順利實現。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成為我國立法的政治設計者，執法的組織協調者，守法的行動帶頭者，普法的思想引導者。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為我國法治建設的最大政治資源。

參考書目：

1、張光博著《論法》，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王人博著《憲政的中國之道》，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孫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大出版社，2003年版；

4、張之顯著《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5、應松年著《法學專題講座》，國家的政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

6、《社會主義法制理論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吳邦國《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 法質量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而奮斗》、《求是》，2004年第3期；

8、宋樹濤《更好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求是》，2004年第2期；

9、陳建國《修已正身、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求是》，2004年第2期；

10、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態環境》、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王壽林著《當代社會主義民主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學校出版社，2002年版；

12、丁麗華《論鄧小平行政法治思想》、《毛譯東思想研究》2004年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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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阻礙村級民主政治建設發展進程主要因素及對策

阻礙村級民主政治建設發展進程主要因素及對策改革開放20多年來，城市、尤其是沿海開放城市的發展速度比較快。而阻礙我國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根本問題是“三農”問題，而“三農”問題的癥結就是農村的基層班子建設，有了一個好的班子，就能帶領廣大村民走致富道路，而好班子往往都是采用規范化的民主式管理，無論是華西村、滕頭村、還是小路下村、明倫村，實踐都證明了這一點。由此看來，村級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大問題。為此，我根據10多年機關工作的體會和下基層半年多來的實踐和感受，與大家共同研討村級民主建設問題，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近幾年來，隨著村級兩委會換屆選舉工作的不斷完善和創新，民主政治建設的觸角已延伸到村級基層政權建設，民主選舉，民主議事決策，已深入到每個黨員群眾的內心深處，黨員群眾的民主意識日益增強，對“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要求強烈，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已勢在必行，然而由于種種原因，農村村級民主政治建設發展速度滯后，制約農村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干部民主意識落俗套，是阻礙基層村級民主政治建設發展進程的主要原因。農村鎮鄉干部，尤其是村干部，習慣了傳統的管理模式，經驗型干部較多。幾十年來，鎮鄉干部就是采用垂直式的灌輸方式；或是采用讓村干部自生自滅無為而治的方式管理，認為農民的文化水平較低，小農意識強，特別是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對村級事務的關心度大大下降，多數農民放棄知情權、參與權，更不用說行使監督權了，另外也認為如果充分發揚民主，就難以集中，難以貫徹上級領導意圖，于是認為采用傳統的模式選拔人、使用人，用傳統方式管理省事，利于穩定。如有些村支部書記認為有些事情，只要對群眾有益，也就做了算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利于重大事項的決策，干脆我們幾個支委商量定了省事。

二、群眾民主意識混亂，是阻礙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展進程的內在因素。當前農民的民主意識主要有以下這幾種不良傾向：一是認為講民主，是在搞形式，只不過是黨代會、人代會或黨支部、村民會換屆時讓他們畫幾個圈，沒有什么意思，事不關己，就按照上級領導意圖行使民主權利算了；二是認為既然讓我們行使民主權利，我們就要充分運用自己的權利，如果上級領導有意圖，就有逆反心理，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不可。將那些自己心理上也通不過的人，被一部分人鼓動后，就違背意愿，行使民主權利；如對于支部書記下派的村，一些黨員認為：村里物色不出支部書記沒面子，換屆選舉就會不投下派干部的票。三是那些望“官”心切的村民利用換屆選舉，搞宗族、宗派、拉票現象，具體體現在村民會換屆選舉上，這種現象相對來說，多一些，村主任上任后，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與村支書比權力大小，地位高低，搞小團體，導致對三委會喪失凝聚力和戰斗力，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

三、民主制度不健全，是阻礙村級民主政治建設的又一因素。民主、專制知興衰，民主化管理已被不少干部推崇。然而，如何采用民主管理，民主式管理的內涵到底有多少，基層干部不盡然所知，即使有些村支部書記，想搞民主化管理，但不少支部書記不知道如何管理，主要表現在：一是沒有形成一整套完備的制度，如《村民自治章程》、《村民會議事決策實施細則》、《村三年目標規劃》等制度。或是傳統的開開會、讀報紙、文件、辦一些實事，認為這些工作能開展得正常，已經很不錯了；二是對民主管理的理解不透徹，認為民主僅僅體現在換屆選舉上，換屆選舉結束了，群眾就沒有必要或沒有內容行使民主權利了；三是民主決策不規范，不懂決策原則和決策程序，認為只要自己出于公心，不貪不拿就可以了。

四、黨員年齡老化、文化程度低，也是阻礙村級民主政治建設的原因之一。咸祥鎮行政村黨員年齡、文化程度分析表(按2001統計口徑)總數年齡 783 百分比 總數文化程度 783 百分比35周歲以下9612.3％小學.文盲39250.1%45周歲以上54069％初 中28236%55周歲以上34143.6％高 中9512.1%6０周歲以上27134.6％ 大專.中專141.8%我鎮行政村現有黨員783名，其中在45周歲以上的有540人，占69％，老黨員為人正直，工作經驗豐富，黨性觀念強。這是他們的優點，但老黨員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觀念落后，思想比較保守，開拓創新精神不足。反映在民主議事、決策上，難以適應新形勢發展需要。二是老黨員習慣于傳統的管理模式，長期來受到毛澤東時代的熏陶、教育，對當今時代的一些做法往往要用那個時代的標準來評判，難以用歷史的、發展的、全面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問題，表現在議事決策上，如發展新黨員上，要求苛刻，對待支部書記、村干部搞第二職業，在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勤勞致富，在思想上通不過。三是老黨員年齡

過大，文化水平低，小學文化程度以下的占50.1%沒有能力或者說難以學習和領會一些黨的新政策，缺乏領導或帶領全體村民走致富道路能力，如表現在議事決策上，對農村發展多種經營，反映遲鈍，科技興農意識弱，對新引進的農產品品種，往往持觀望和反對態度，待大多數農民嘗到甜頭后，才愿跟著干。當前加速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對策主要有：

一、選人公開化。江澤民同志在中紀委第七次全會的講話中深刻指出，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建立健全選拔使用干部的科學機制。首先要認識到選人公開化已勢在必行。當前村級班子選人公開化的機制已日益形成，條件越來越成熟。村支部書記換屆選舉實行“兩推一選”嘗試已成功，村主任直選，婦女主任結合村主任換屆選舉，也是通過婦代會選出來的。如這次黨支部換屆選舉推行“兩推一選”后，村民代表、群眾參與支部換屆選舉的積極性更高了，24個行政村，在推薦支委候選人時，到會率達9０％以上。咸三村，換屆前兩個月因特殊情況按傳統方式完成換屆選舉工作，但這次村民代表獲悉“兩推一選”后，紛紛要求黨委能否讓村民代表再推薦一次支委候選人，要求享受民主權利。其次要形成公開選人制度，對確因工作需要屆中換人的，也一定要采用換屆時的公開選人方式進行。而對于村級生產合作社社長、文書、治保主任、會計等人員，也不應該由某人推薦準入，而應通過公開招考方式，明確條件，在全村范圍內招，在全村范圍內確實沒有合適人選的，可以打破傳統觀念，在全鎮范圍內招，鎮組織部門主動做好組織、指導等準備工作。針對婦女主任年齡老化，后繼乏人的現象，我們鎮黨委打算結合村民會換屆選舉、公開招聘婦女主任的做法來解決供需矛盾。三是要明確選人的標準，同時做到“四個公開”，即公開選拔條件，公開選拔名額、公開選拔程序、公開選拔結果。這樣選拔出來的人，相對來說，能力強、水平高、不易搞宗派主義（因某人推薦，親近某人或感恩思想）。

二、決策民主化。首先要正確認識決策原則，“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這既是決策程序，同時也是決策原則，具體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目前我鎮在咸六村試點的基礎上，各行政村全面實行民主議事、決策制度，制訂了《村民委員會自治章程》和《村級事務民主管理實施細則》。其次，要明確決策內容，村級民主議事決策，凡是涉及用人、入黨、租（承）包、基本建設投入、非生產性開支在一定額度以上等較大、重大事項以及村級財務等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都要納入民主決策內容；目前全鎮標準化造田招投標，漁、蝦、蟹塘承包，廠房出租、基本建設投入等都已納入規范化、民主化決策軌道，如球北、南頭等行政村標準田造田在媒體上公布信息，由十余家單位前來招標，鎮人大、紀檢部門都按規范化招投標程序操作。三是要明確決策程序，首先經村三委會商量，原則同意后，召開村黨員、村民代表、在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老干部會議，廣泛征求意見，醞釀是否切實可行，普遍認為可行的，才能付諸實施。這樣，一方面利于把好事辦實，把實事辦好；另一方面對一些群眾認為條件尚不成熟的事情，避免了操之過急。如咸六村對土地征用費標準問題，黨支部提交廣大黨員、村民代表商量、決策時，黨員、村民代表認為征用土地雖然是用來造學校，但價格過低，未通過。鎮黨委為此作慎重考慮，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再作決策。

三、管理規范化。民主管理就是要發動黨員和依靠村民代表共同管理村級內部事務，維護村級內部事務，實現全體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管理是一個系統，是一門科學，只有規范，才能有序。如何規范村級民主管理呢？首先要從制度上入手，要制訂一系列切實可行的制度，“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做好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33頁）。如村三委會議事決策規則實施細則、村黨支部三年任期目標、學習制度、廉潔自律制度等，使每個村干部都自覺不自覺地統一到各項制度上來。其次，在實施過程中，要結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就要按照制度來操作，同時要自覺接受黨員和村民代表的監督。三是要制訂全行政村分層次動態目標管理考核，要細化、量化、便于操作。

四、監督實效化。任何一個組織，要健康發展、壯大，都需要監督。村級班子建設也不例外，同樣需要監督，首先監督要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內部監督即黨內監督，外部監督即村民代表、在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老干部監督，召開黨員村民代表會議議事決策、村務公開、財務公開。這本身就是一種監督，讓權給黨員、群眾，體現民主集中制原則。監督要講究實效，切忌形式化。首先要明確監督內容，凡是涉及村里的重大事項和村民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換句話說，凡是村級民主議事決策的事項，都要列入監督范圍。其次監督要講究實效，對于村務公開內容，依照村委會組織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規定，一一對照核查是否進行了定期或不定期真實的公布，是否采取了公開欄、墻報等形式，是否真正做到了事前公開為主，事中公開和事后公開相結合；事后向村民代表進行了公布。如村級財務制度，象這次換屆選舉離（連）任審計結果，首先在村三委會成員范圍內通報，然后再在全村黨員和村民代表中公布，對有些行政村沒有按鎮黨委有關文件、制度規定，超標準安放工資、資金的要求個人退款。在建章立制方面，主要檢查是否健全了村務公開各項規章制度，是否真正做到了有章可循，照章辦事，各項制度是否真正落到實處。三是要使監督活動貫穿整個村干部行使權力的全過程始終。要做到村干部的權力行使到哪里，監督就追蹤到哪里，在議事、決策上，決不允許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四是通過監督發現問題后，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完善各項制度，從源頭上來遏制同類事情的發生，避免村干部犯同樣的錯誤。如我鎮金雞山墓園兩名殯葬管理員，因侵占公款均被開除黨籍。為此，鎮黨委進一步完善廉政責任制，同時，加強審計和離（連）任審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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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黨員年輕化。要積極、主動、穩妥地大力發展農村中青年同志入黨，在黨的機體中輸入新鮮血液。一是要擴大視野，創造條件，讓那些愿意向黨組織靠攏的中青年同志入黨，做到成熟一個，發展一個，鞏固一個，以保證新黨員的質量，來取得老黨員的信任和認可。二是要積極主動做好發展私營業主的入黨工作，目前不少私營業主政治素質好，致富辦法多，經常為鎮、村集體事業捐款、捐物，但他們往往不愿意入黨，認為入了黨，就會失去自由，或認為黨的大門高不可攀。為此，我鎮在年初組織工作要點中特別強調，非公企業支部及行政村支部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積極發展私營業主入黨。目前，據統計已有10余名私營業主或職工寫了入黨申請書，積極主動要求向黨組織靠攏。三是要慎重地對待有爭議人物入黨。如有些中青年同志，向黨組織靠攏的愿望比較迫切，但由于種種原因，往往在支部大會表決時，有異議，或勉強通過，或難以通過。為此，我們組織部門要深入細致地做好調查工作，實事求是地對待一個同志，要看大節，講主流，確實有嚴重問題的，一定要把好關。對非本質問題，要做好引導和疏導工作，主動找發展對象談心，幫助其改正不足之處，還是要吸收他們到黨內來，在一個黨組織的集體中，要有不同性格，不同志趣，不同年齡、文化水平，不同見解的同志存在。這樣，黨的組織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表現在議事、決策上，才能走民主化的管理道路。四是要切實抓好支委培訓教育工作。要經常通過各種渠道,如規范各項議事決策制度、操作程序、召開培訓會議等形式，加強支委培訓教育工作。6月18、19日我鎮召開行政村支委培訓班，特邀請區紀委、組織部、農林局領導上課。通過培訓，使他們形成良好的廉潔自律習慣；提高民主議事決策水平和增強勤勞致富能力。然后，再通過支委，利用黨員活動日、學習日時間，在聯村干部、點長幫助指導下，對全體黨員進行培訓教育，進一步達到解放思想，推進民主建設進程目的。總之，我們要正確認識和理解民主化管理的內涵和外延。民主，本身就是一種思想、觀念、主義。推行民主化管理，不是在一時一事上，而是在思想上有意識，觀念上有創新，要認識到它的外延十分廣泛，貫穿于村務一切工作過程的始終；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村級民主政治建設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既要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也要克服畏難情緒，我堅信，民主化管理，將會給農村村級民主政治建設帶來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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