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問題及對策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問題及對策

一、總述 城市化也有的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步放開了原有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時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2011年12月，中國社會藍皮書發布，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首次超過50%，標志著我國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中國城市化的滯后給中國的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就目前而言，刻意引導城市化，并不適宜中國國情。

二、城市化所引發的問題

刻意引導城市化在環境、社會、經濟、糧食等方面都會產生不利影響。農民大量離開原耕種地，使得人口大眾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存在隱患，這不利于中國國家發展和證據穩定。同時會倒是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社會秩序混亂，社會保障壓力大等社會問題。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外來人口難以進入

在中國現有的制度下，要素市場在城鄉間和地區間都是呈分割狀態，這種分割的局面直接導致了地區間要素流動的不充分。勞動力要素的流動不充分主要體現在當前的戶籍制度制約上，戶籍制度阻礙了農民進城的自由，限制著人口向大城市遷移和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進入城市就業的外地農村居民不能公平地得到城市戶口。由戶籍制度引發的歧視性制度障礙。城市在就業、就學等方面對外來戶口的歧視，使得外來務工人員無法擁有與當地居民平等的機會和待遇。土地制度為土地資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設置了壁壘，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最重要的是擺脫長期以來農民對土地的人身依附關系，實現身份上真正的轉變，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民土地使用權轉讓困難，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2、進入以后難以生存發展

能源和自然資源的超常規利用對中國城市化的壓力；資源短缺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瓶頸”，我國660多個城市不同程度面臨水資源問題。由于工業的粗放型發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量激增，造成了大氣污染、垃圾滿城、土地資源短缺、噪音不絕和光磁污染等各種難以解決的環境問題，城市的生態安全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基礎設施建設速度與質量跟不上城市化進程。食品質量降低，眾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脅；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危機預警和監控機制欠缺，行政執法監控出現漏洞，以及危機處理操作不當而導致人為社會安全危機等。

3、發展不均衡

貧富分化加劇和城市貧困問題，由于各種原因，城市貧困者在短期內很難依靠自身力量擺脫貧困，導致溫飽難以維持。全國不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差距過大。我國城市分布相對集中在東部地帶，尤其是在沿海地區的珠三角、寧滬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區域，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發展，集聚了中國大量的財富、勞動力與高新技術，使沿海許多城市經濟繁榮，市場活躍，生活水平提高，環境逐步改善，已經進入城市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中部

地區正處于初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西部地區仍處于城市化發展的初期階段。

三、對策

1、改革戶籍制度，打破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傳統城鄉分割制度，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適應經濟發展的現代城鄉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入城市的門檻，放寬大中城市對農民戶口遷入的管制，允許具備一定條件的農民自由選擇進入城市就業和生活。

2、土地制度革新。建立土地使用權市場化流轉機制。通過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提高土地經濟效率。使農民從對土地的人身依附關系中解脫出來，使那些想脫離土地的農民通過土地使用權轉讓，獲得相應利益，解除其進入城市并長期生活的后顧之憂。

3、對資源和環境問題，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樹立科學發展觀，實現和諧發展。加強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開展流域水質污染防治，強化重點城市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加強環境保護法規的建設和監督執法。合理使用、節約和保護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綜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的資源安全供應體系和戰略資源儲備制度，高度重視水資源的保護和節約使用。建立能源節約型社會。開拓新的清潔能源，如核能、風能、太陽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堅持開源與節流并重。節流優先，治污為本，科學開源，綜合利用。對于土地資源，要重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建設規劃。加強建設用地調控，嚴格控制土地供應總量，改進土地總體規則；實現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與協調。

4、加強平起各部門聯動、信息和資源共享機制。時對安全系統的管理、維護和建設，在解決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對重大危機的應對機制。建構起覆蓋面廣闊的社會安全網；加強危機應對方面的立法建設(如食品安全問題和環境安全問題)；建立完善公共安全監督檢查機制。堅持邊檢查邊整改的原則，以檢查促整改。針對查出的問題，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隱患。對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別是重點部位，進行全面的、不間斷的安全技術檢查，堅決杜絕安全事故的發生。對公共安全事故多發點段和隱患點段進行專項治理，并檢查驗收。加強綜合治理年度檢驗工作。營造人人有責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環境。普通市民應該強化風險意識，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必要的約束，并積極參與和支持風險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營造一個人人有責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環境。

5、廣開就業門路，大力提高社會就業率。政府應通過宏觀政策的調整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就業扶持要向貧困傾斜，政府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以培訓促進就業。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社會福利政策向貧困者傾斜。繼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調整現有社會福利政策，在住房補貼、退休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傾斜，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要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盡快出臺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明確國家、企業和職工的權利和義務，使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6、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現行城市化特征的不同，應在總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方針的指導下，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則，分別確定這些地區城市化的目標、重點及實施途徑，實行多種模式，切忌一刀切。東部地區應以現代化和國際化為目標，重點加強“中心城市”。同時以大城市為托走擴展型城市化道依路。加強中心城市的改造與擴展，建立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中部地區應從完善城市體系的角度出發，逐步形成一個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舉的，功能完善、結構合理的城市體系。建立“城市區域經濟聯合體”。以大力發展中等城市為目標，走集中與分散并舉型的城市化道路。西部地區地域遼闊，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發展都不足，在資金、人才、技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走集中型城市化發展道路，選擇一些基礎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資，集中建設，先實現規模化，再實現內涵化的城市化道路。

第二篇：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及其對策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及其對策

【內容提要】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如貧困化問題、公共安全管理問題、資源問題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一是實現“三集中”，解決農村農民貧困問題，廣開就業門路，大力提高社會就業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加強對城市的安全管理；三是對資源性問題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摘 要 題】城市化

【關 鍵 詞】城市化/貧困問題/安全問題/資源問題

城市化是鄉村變為城市的復雜過程，是社會發展中重要的世界性現象。城市化進程是城市人口比重快速提高和城市的生產不斷擴大的過程，也是社會經濟變化的地域空間過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在我國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就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以此找出相應的對策來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

一、中國城市化進程現狀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從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來看，我國1978年的城鎮化水平為17.92％，1982年的城鎮化水平為20.8％，1990年為26.2％，2001年為37.7％，2003年已達到40.53％，至2003年底，我國共有設市城市600個，建制鎮20600個，城鎮總人口5.03億。從目前來看，已經有幾億農民轉移到城市。這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全國城鎮化發展的結果。我國城市化進程是逐漸加速的，從1978年至1995年這1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個百分點，1995年至2003年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個百分點。這個時期的城市化還是在嚴格的遷徙限制的狀況下實現的。也就是說，過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戶籍制度的阻遏下實現的。2003年改革戶籍制度，今后沒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勢必要加速，即比現在每年提高1.44個百分點更快。假設2010年以前我國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個百分點，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將達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據最樂觀的預測，2020年時我國人口只有13.26億，按67％—70％的城鎮人口比例，城鎮人口為8.9億—9.3億，17年內將增加3.6億—4.0億城鎮人口[1]。

二、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

在中國的城市化加速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貧困問題

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困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難以避免的伴隨現象。考察城市化進程可以發現，貧困不僅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果”，在一定意義上更是推動城市化的“因”。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是現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三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發展應該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還只是停留在量變的過程中，在這種狀態下的城市發展，自然會形成貧困的問題。

一是城市化難以形成對農村社會的積極滲透和正面影響。在農村人口增長、農業比較效益遞減、土地資源約束以及技術替代等多種因素作用下，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向非農產業轉移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存在為城市加快發展提供了條件。大量的資料表明，我國現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5億人左右，加上農村每個勞動力負擔1.5人(2002年)計算，估計短期內至少有2.25億人不得不流動到城市。

貧困壓迫下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表現出的是一種為求生計而萌發的主動性。這種主動性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又反作用于農村的貧困。農村高文化素質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使文化素質本來就低的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進一步下降。農村高素質勞動力的嚴重流失，影響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也極不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導致農業生產的停滯甚至下降。這樣，使農村更落后，城市更現代。

二是現階段出現的城市貧困問題。城市貧困問題的最基本表現，就是在一定時期內，由于各種原因，在城市逐漸出現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家庭的基本生活處于入不敷出的窘困狀態，這些貧困者在短期內很難依靠自身力量擺脫貧困，導致溫飽難以維持。城市貧困問題如處置不當，易于激化一系列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應該引起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在21世紀頭30年里，我國城市化水平將進一步提高，由此而來的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加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就是新生的城市貧困村將呈規模化發展，流動中的絕對貧困隊伍逐漸多元化、組織化，而后備的相對貧困隊伍正在形成，老年人口貧困發生率將因為儲蓄準備不夠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健全而越來越高，在城市貧困人口中，男性比女性貧困發生率更高[2]。

2.城市化進程中公共安全管理的問題

目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時期，城市社會內部發展、失衡和社會分裂，以及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使得城市發展面臨整體性的風險。

有專家列舉了城市化過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會安全問題：貧富分化加劇，眾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會尊嚴安全受到威脅；社會治安狀況惡化；食品質量降低，眾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脅；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強度傳染病暴發和流行；生態惡化及災害應對機制落后；危機預警和監控機制欠缺，行政執法監控出現漏洞，以及危機處理操作不當而導致人為社會安全危機等。在這六大問題中，危機預警和監控機制欠缺，行政執法監控出現漏洞，以及危機處理操作不當而導致的人為社會安全危機，成為國人最焦心的問題。

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諸多安全隱患，但確保社會安全的準備并不充分，從而加大了風險威脅；同時，負責危機處理的機構分割嚴重，配合生疏，很難協同作戰、信息共享，更增添了應對城市公共安全問題的難度；尤其是不負責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設中的急功近利心態，使城市風險經常防范失靈，加上我國預警機制還相當落后，而且政府的協調能力也不盡如人意，這樣，必然使中國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會資本、社會正義和社會進步方面的巨大損失。

3.城市發展中的城市資源短缺問題

資源短缺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瓶頸”。按照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預測，至2020年全國將新增3.3億城鎮人口(現在5.03億)，對資源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城市化對能源，包括電、煤、石油、燃氣等需求都將有很大的增長，對生態環境必將產生巨大的壓力。雖然目前我國城鎮的人均能源消費水平還不高，但是8.3億城鎮人口的總量卻是世界最大的。從水源來看，過去的城市供水問題主要是給排水設施的不足，而不是水資源的匱乏。今天，隨著城市大生產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生產用水和生活用水大大增量，加之生態環境的破壞影響了江河表面水的豐盈，超量和無度的開采又造成地下水的枯竭，同時，禁而不止的工業污染和污水的超標排放，致使江河湖泊和水源地以及地下水水質遭受嚴重污染，使得我國660多個城市不同程度面臨水資源問題，200多個城市嚴重水資源不足，有的城市被迫限量供水。從土地資源來看，如按現行規劃標準計算，每年均需要增加180km[2]的土地。過去總是說我國地大物博，城市發展用地不成問題。如今，城市用地問題越來越引起國家的重視，三令五申要嚴格控制城市用地審批的閘門，并將6000多個開發區撤銷了一半，以避免開發區土地曬太陽，同時對城市興建寬馬路、大廣場、會展中心、大學城、高爾夫球場等，以及盲目的房地產開發和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大進行嚴格的用地控制，敲響了警鐘。

三、加速推進城市化進程中的對策

1.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貧困問題

一是實現“三集中”，解決農村農民貧困問題。我國實現城市化的最終焦點、重點、難點均在農村。農民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但是，也是貧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決這一問題，正如有的專家指出的那樣，制定并堅持“三集中”的長期戰略方針，即人口向城鎮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是實現城市化的社會基礎[3]。尤其是只有實現了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才可能實現農民身份的戰略轉型，這種戰略轉型是中國邁向工業化、現代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農民轉移到城市，也可實現亦工亦農，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產業，個個有技能”的新型農民或農業工人，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礎。

二是廣開就業門路，大力提高社會就業率。政府應把再就業問題列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戰略目標之一，通過宏觀政策的調整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就業扶持要向貧困傾斜，政府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以培訓促進就業。

三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社會福利政策向貧困者傾斜。今后應加大“三條保障線”的扶持力度，繼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時應逐步調整現有社會福利政策，在住房補貼、退休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傾斜，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蓋全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各種經濟類型的勞動者都覆蓋在社會安全網內，這不僅能增強勞動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勞動者的合理流動。要解決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如養老金，由于過去老職工的隱性繳款未能得到補償，使企業不堪重負，致使企業欠繳和拒繳保險金。為解決此項難題，政府應從國有資產中劃出一部分用作養老金。要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盡快出臺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明確國家、企業和職工的權利和義務，使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4]。

2.對于城市安全管理的問題要加強預警機制

城市社會安全問題雖然具有突發性特點，不容易預測，卻容易引起傷害。但只要做好公共安全應急機制，城市的安全風險是可以降低的。為此應該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是加強平時對安全系統的管理、維護和建設。

在城市化進程中，投資者對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狀況是非常看重的，如果城市生活和秩序舒適、安全，能夠更快地進行人、財、物的流通，就會吸引更多的客戶和商家的青睞。公共安全是城市各項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城市各項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在解決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要建立健全政府對重大危機的應對機制[5]。首先，要建構起覆蓋面廣闊的社會安全網；其次，要加強危機應對方面的立法建設(如食品安全問題和環境安全問題)，2003年，國務院頒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是一個重要的條例，標志著我們國家把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一步納入了法制化軌道，也標志著我國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進一步完善；第三，政府的危機管理的主觀愿望和客觀能力都應該有較大的提高；第四，要建立起各部門聯動、信息和資源共享機制，重視專業知識在控制危機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是完善公共安全監督檢查機制。

對于城市公共安全監督檢查工作，絕不能走走轉轉看看走過場，要堅持邊檢查邊整改的原則，以檢查促整改。要針對查出的問題，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隱患，不能不了了之。對所有的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特別是重點部位，進行全面的、不間斷的安全技術檢查，堅決杜絕安全事故的發生。安全部門要做好預防措施和加大打擊力度，加強對社會的公共安全控制，嚴格查處危及城市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對公共安全事故多發點段和隱患點段進行專項治理，并檢查驗收。加強綜合治理檢驗工作。遇有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事件的發生，要有警情預報，確保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三是營造人人有責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環境。

城市公共安全事務絕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情，政府與民眾都有責任。公共安全作為一項全民受益的事業，雖然是完全政府行為，但作為公共安全的承擔者的政府要提供公共安全以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必然通過社會成員支付稅賦來實現籌資，而稅賦又影響著人們對公共安全的期望程度。公民的公共安全期望值越高，政府投資越大，承擔的稅負就越重。這種由于政府完全獨立承擔公共安全保障任務的結果，最終必將導致全民對公共安全期望值降低。因此，生活在充滿風險的中國現代城市，普通市民應該強化風險意識，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必要的約束，并積極參與和支持風險防范和管理工作，努力營造一個人人有責的公共安全管理文化環境。城市開發商應該分擔基礎設施建設，整個社會必須有一個很好的、暢通的網絡。在危機預警發出后，市民一定要理性。要使相助與自助結合起來，比如，市民參加自助、他助、社區志愿者隊伍等等，只有漸漸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大家才會覺得更加安全。

3.對資源問題，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樹立科學發展觀，實行“和諧發展”

在城市化進程中，資源是有限的，有不少資源是不能再生的，尤其是那些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精神文化休戚相關的資源利用問題，不能只顧眼前，一定要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一是對土地實行可持續利用。土地可持續利用具有區域性和利用方式的特定性、時間動態性、系統開放性以及尺度多維性。對土地可持續利用動態過程的認識，在于著重提高預測土地利用變化的能力[6]，更重要的是，區域土地可持續利用研究的基本目標，不僅是提高對全球土地利用驅動力的分析，而且也是實現可持續利用的戰備對策的選擇。目前國際上土地可持續利用研究主要是從合理利用系統分析、評價和綜合研究模型三個方面展開的。綜合研究模型綜合了土地利用的自然、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土地持續利用研究，而遙感、地理信息系統的廣泛應用為其定量化和多種方法的綜合提供了可能。

具體地還要重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建設規劃。加強建設用地調控，嚴格控制土地供應總量，改進土地總體規則；集中土地供應權，把分散在各個部門的用地審批權集中在城市政府手中；實現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與協調；進一步完善土地儲備制度，以進一步提高國家對于土地市場的壟斷能力；建立順暢的信息渠道，加大土地市場地位變化情況監測力度，以充分發揮國家對地價的調控作用[7]。

二是對電力、水等實行可持續利用，建立能源節約型社會。1978—2002年這24年中，我國的電力彈性系數平均0.81，即GDP每增長10％，需要發電增長8.1％。但從2000年以后，這個彈性系數開始大于1，2003年已高達1.65。根據上述分析，估計在今后較長時期內，我國的電力彈性系數大于1的可能性非常高，即要求發電能力的增長等于或快于GDP的增長。因此電力建設的投資應加強。我國的發電只能主要依靠燃煤，故大型煤炭生產基地的建設必須加強。同時，必須盡早考慮能源的多元化問題和開拓新的清潔能源，如核能、風能、太陽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源[8]，做到電力的可持續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還要注意節約用水，解決城市水資源平衡(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水處理回用等等。

三是對城市生態環境實行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和持續發展的一個核心概念是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高投資強度發展階段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提出了非常強的挑戰，面對挑戰，唯一的選擇是更加重視環境和生態問題，在恢復并保護生態平衡、增加環保設施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篇：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也是我國走向經濟大國的必經之路，不僅加大了城鄉的人口流動，促進了農村地域發展，平衡了城鄉發展的節奏，拉動了國內消費，也帶動了城市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但隨著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大，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問題，例如城市人口擁擠、交通問題、住房緊張、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公共安全管理問題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進一步推進城市化進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學化。關鍵詞：城市化 問題 對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稱為城鎮化、都市化，是指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其社會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型社會向以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等非農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型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城市化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經歷了這樣的過程，社會才能有更大的創新和進步。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步放開了原有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時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可謂“追夢改革萬里春，農民潮涌作工人。荒灘野嶺高樓起，立體網聯城市群。”但是，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也給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單純、刻意、過激地進行城市化，并不適宜中國的國情及穩健發展的需要。當務之急是將當前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都總結出來并找出相應的對策，正確認識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現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李善同指出：在選擇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時，應當優先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國的整體競爭力。

2.有助于縮小區域差距、優先區域布局。3.有利于資源節約與利用。

4.有利于城鄉統籌發展、和諧發展。

李研究員提出的標準將對我們找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對策提供坐標，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

1.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人口問題

普遍意義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雖然一方面緩解了農村區域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城市人口增長過快、人口擁擠的問題。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1）我國大部分城市還不具有良好接納包容這么多農村人口的條件，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發達的城市，無法解決這部分遷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學習、住房等各種問題，也給原本基礎設施條件差、住房條件差的城市無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壓力，也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工商業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設備密度高，活動強度大，人多車多，導致交通擁擠。城市地域不斷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雜，建筑密集，城市缺乏空氣、陽光、綠地、新鮮空氣。另外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較低，與城市人口形成了一定差距，他們也缺乏著在城市生活工作所需要的相應知識和適應新時代、新物質條件的技能，就業方面競爭力比不過城市求職者，就業率低，收入水平低，大多數從事的勞動技術水平低，勞動強度大，就業穩定性差，也因此導致農村進駐城市人口的貧困度增大，基本的生活得不到良好的保障，隨之也產生了一定的治安管理問題。（2）還有一方面就是當前的城鄉戶籍制度，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采取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遺留下來各種弊端，由此也影響到與之相應的就業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福利政策，人為地把在同一地區生活的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分隔開來，制約了遷移的農村人口的日常生活工作，導致許多在城市生活多年，為城市做出貢獻的農民無法得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和福利保障待遇，甚至連基本的人權都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由此也使得這部分農村人民產生被剝奪感，產生對城市的排斥感。（3）更有甚者，進駐的農村人口的后代，有的受到現行戶籍制度的限制，沒有城市戶口的兒童無法在城市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機會，作為農民工人女，基礎教育就被排斥在城市的教育體制之外；有的由于家庭條件的限制，部分農村家庭生活環境艱苦，無法支付起城市學校的費用，也致使農民工子女無法接受正常、良好的義務教育；另外現有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學校的建設經費、師資配備、辦學條件等各方面得不到保障，雖然農民工子女得到了一定的基礎教育，卻不夠完善，文化程度等依然和城市兒童存在相當差距。

2.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貧困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轉型期，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城市貧困的凸現也具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目前，城市中下崗事業人員的大量和突發式的增加是導致城市貧困人口面擴大的主要因素，城市經濟處于轉軌期，下崗失業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多數離職人員并不享有政府規定的下崗人員的待遇，并且沒有迅速獲得再就業的機會，就業率低，并且逐年下降，下崗失業人員不得不從事一些臨時性的、不穩定的、低收入的工作，這是他們陷入貧困的主要原因。另外，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也是導致城市貧困惡化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由于缺乏有效的失業保險體系，大部分下崗失業人員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當前社會的醫療、住房各方面費用都呈現著逐年遞增的趨勢，巨額的支出使得他們陷入貧困并且是長期狀態。涌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個人文化素質低，不易就業，淪為社會底層，成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這樣的貧困群體成規模化地在不斷擴大。同時，我國也在不斷地步入老齡社會，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由于儲蓄不多、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健全也都加入到了城市貧困群體的行列。老人可從事的工作范圍很有限，并且工資普遍低，有的老人生育子女多，家庭負擔過重，也幾乎無存款來應對當前的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制度性變革所帶來的生活支出的增加，再加上離退休后，原本的待遇和補貼相應地消失，生活水平因此明顯下降。

3.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

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農田、森林、果園等逐漸被柏油路、高屋建筑所取代，由于受到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利益的驅使，亂砍濫伐、毀林開荒等不合理的開發，造成了許多諸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覆蓋率減少、草地退化等等一系列的生態問題。森林被大量砍伐，植被減少，原有的自然生態系統的正常結構遭到破壞，地域生態功能也因此減弱，生物多樣性銳減，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生態系統內部原本所固有的聯系和秩序被打亂，空間上的完整性被破壞，加劇了生態系統的脆弱性，降低了生態系統自身的調控能力，甚至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情況，生態平衡嚴重失調。同時，在城鎮擴張的過程中，一些污染嚴重的工廠、行業也不斷地影響著當地的生態環境，甚至于由于管理不當，工廠作業產生的垃圾隨處排放，工業污水未經處理或不達標而直接排入河流中，污水排放總量不斷上升，雖然暫時性地推動了城鄉經濟發展，提高了農村人口的收入，但對當地的自然環境構成了巨大的破壞，產生了持續性的危害，有的城市甚至已經形成了“垃圾圍城”的嚴重局面。除了城市和工業發展帶來的“三廢”污染之外，農業耕作過程中產生的空氣、水質、土壤等污染問題也很嚴重，并且也具有著較為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化學性化肥、農藥的使用，一方面保障了農作物的高產量，另一方面它的有毒性也污染了環境。由于農民在農藥使用過程中各種專業知識的欠缺，農藥經常有殘留、或造成水體污染、土質污染，破壞了環境的系統服務功能。農藥的過度使用導致了土壤板結、退化，不利于植物的生長；一些塑料制品難以降解，農民們也未能及時處理，造成了農田的白色污染；化肥中的氮磷鉀未能被農作物完全吸收，通過地表進入河流當中，也造成了河流的富營養化，進而使得河流的生態系統遭到了破壞。

4.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資源短缺問題

城市化對于水、電、煤氣、石油、燃氣等各種能源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增長，也因此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資源供應上出現了一系列供不應求的局面。從最為突出和常見的水資源問題談起，過去的城市供水問題主要是排水設施的不足，而不是水資源的匱乏。而如今，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生產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大大增量，據統計，我國約有600多個城市缺水，其中嚴重缺水的大約有200多個，有的城市甚至被迫限量供水。而且大部分城市水質污染嚴重，地下水開采過量，直接影響地下水資源的持續利用和保護。從土地資源談起，我國雖然幅員遼闊，有著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但其中耕地面積僅125萬平方公里，人均土地面積僅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因此我國一直存在著土地資源稀缺的問題。人口規模的擴大使得糧食需求量的大量增長，但由于城市化的發展，非農業用地需求也在不斷增長，來自人口和工業化的雙重壓力，使得土地資源和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5.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經濟結構調整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就在不斷的改善和調整當中。城市是由第二、第三產業的區位所構成的特有經濟空間，城市化是第二、第三區位的生成、集聚和發展的過程。雖然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內在要求，城市卻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使得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實現向第二、第三產業的有效轉移，因此經濟結構調整并未對城市化進程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奉行重消費、輕積累，偏重重工業、抑制農業和輕工業的產業發展政策，導致產業結構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偏差。另一方面，由于我國處在工業化初中期向中后期演進的歷史階段，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占有較大比重，它們主導的經濟增長對勞動就業的吸納能力呈遞減趨勢，導致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卻難以帶來就業結構發生質的飛躍。

三、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對策 1.人口相關問題的解決，需要農村城市雙向的努力

這方面政府要充分發揮好自身的職能，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加強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質。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安置問題，是我國城市化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所在。要堅持計劃生育，加大宣傳力度，提高人們少生優生的意識。同時也要加強人口管理，在控制人口增長的基礎上，普及教育并保證其質量。我國目前有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既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財富，又是城鄉進一步發展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剩余勞動力不可能全部涌入城市，也不可能全部滯留農村。解決農村剩余人口問題，必須要從城鄉兩方面統籌考慮，重在疏導和分流。考慮到大城市自身的困難，當前應逐步放開中小城市的壁壘，加強中小城市的建設，擴大就業機會，并以此減輕大城市的壓力。改革城鎮戶籍制度、教育制度，消除農民工子女上學難的根本制度性障礙，避免體制不健全所造成的教育機會不平等和剝奪受教育權等的現象發生。充分利用社會資源，拓寬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的途徑，政府可發揮職能鼓勵社會辦學，提供優惠政策，改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設施、師資配備等各方面教學資源，全面推行教師聘任制，激活用人機制，鼓勵更多具備良好的教師資格的人員到學校任教。最后也要注意加強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管理，制定符合農民工子弟學校特點的規章制度，并納入到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監督管理體系之中，使其辦學教學更加有序化、規范化。

2.解決城市貧困問題，主要是“兩手抓”

所謂“兩手抓”，即一手要緊抓生活保障，另一手緊抓促進就業。具體要做好以下幾點：（1）進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擴大保障區域，調整社會福利政策向貧困者傾斜。加大貧困人口的扶持力度，繼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時逐步調整現有的社會福利政策，在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補貼、義務教育等各方面向低收入者傾斜，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各種類型的勞動者都能被覆蓋于社會安全網中，并且不為城鄉身份所限制，這樣不僅能夠增強勞動者們的安全感，也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2）完善就業制度。建立健全保障農民工就業的法律法規，把農民工就業問題提升到法律層面加以解決，用法律來約束侵犯貧困者權益的行為，從而為貧困者就業和再就業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廣開就業門路，實施再就業扶貧，提高企業對富余職工的安置能力，減少直接流入社會人員的數量，不斷開拓新的生產經營領域和就業領域，解決更多人員的就業問題，提高社會就業率。同時政府要配合營造多種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給予個體、私營經濟以健康發展的動力。全方位引導失業人員向社區服務業轉移，引導他們從事各種勞動服務，就業扶持向貧困者傾斜，并且通過加強對貧困者、低素質人群的集中職業技能培訓，增強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加強勞動力市場的法律法規建設，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與治理，保證其治理和調控職能的公正和高效，促進適合農民工的勞動力市場不斷健全和完善。

3.重視生態環境保護，搞好城市綠化

城市的發展最終目標是建立經濟發達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因此必須重視城市人文環境、自然環境的保護和發展，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良好態勢。為此，要保護城市自然生態環境，城市要加快自身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對環境無污染的新興產業，同時加大對工業、農業污染的治理，加強對噪聲、汽車尾氣、生活廢棄品、工業污水等城市污染源的處理：加強城市排水設施建設，提高廢水處理率；調整能源消耗結構，完善燃煤設施，以提高城市大氣質量；加強城市道路建設，降低交通噪聲；提高城市綠化率，創建生態城市。同時，采用先進的清潔生產工藝和生產設備，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盡可能地在生產過程中消除污染物；綜合利用、回收工業廢棄物，節省能源和資源；實行專門生產，集中處理；鼓勵大城市進行大容量的快速交通系統，創建高效、低污染的城市綠色交通系統；加大研究和推廣綠色建筑和建筑節能技術，特別要加強對耗能嚴重的大型公共建筑的節能工作；建立有助于資源節約的價格體系，對水電推行階梯價格，利用價格機制，減少資源浪費。城市郊區以發展無污染、無公害農業為主，發展可持續生態農業。

4.對資源問題，采取“可持續發展”戰略

資源是有限的，部分資源是不可再生的，我們不能只為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忽視長遠性的發展，必須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并重，把節約放在首位的方針，以節約使用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我們應對土地實行可持續利用，搞好土地總體規劃，嚴格城郊土地管理，城市用地規模不得突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切實保護好農用耕地，已制定的基本農田保護區制度必須嚴格執行，不得借各種理由加以變更。對于當前土地的粗放利用，可以通過土地整理來獲取更多的耕地面積，控制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產出率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比如復墾廢棄地、平整土地、溝渠路的規劃治理以及對于居民點、建設用地歸并等。另外也要注重提高農作物的產出，大量提高耕地的單產量，提高收益，以此帶動城市的發展。我們也應對水、電資源實行可持續利用，以期建立能源節約型社會。我們要盡早考慮到能源的多元化問題，開拓更加豐富的新的清潔能源，例如核能、風能、太陽能以及其他的方面的能源，做到電力的可持續發展。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還要注意節約用水，促進城市水資源平衡，污水處理回用等等，大幅度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單位能源產出率。最根本的是恢復并保護生態平衡，促進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增加環保設施，最終達到生活環境、建筑環境、生態環境三者的和諧統一。

5.促進經濟結構的協調發展

大力支持第三產業的發展，使之盡快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渠道。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是產業結構演進、升級的必然要求和結果。隨著資本技術構成和生產集約化水平的提高，第一、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來越小，第三產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要渠道。因此，應實施貸款貼息、稅收優惠、專項轉移支付等多種財政政策來支持第三產業的發展，使之盡快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在城市實施吸納農民工的財稅優惠政策，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完善基礎設施等公共工程的建設，為農民工就業創造機會和條件。同時可以將直接和間接手段相結合，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緩解結構性失業。我國勞動力數量龐大但素質偏低，勞動力總量的供大于求，這與高素質勞動力的供不應求并存。勞動力的結構性失業成為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一個難點。因此，關鍵在于轉變教育觀念，提高人們的適應能力和創造能力。將政府直接投入和間接引導社會資金相結合，大力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從而緩解當下的難題。加大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力度，引導企業擴大職業培訓，以此來帶動勞動力整體素質和就業適應能力的提高。

第四篇：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對策研究

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對策研究

摘要：“城市化”是指城市規模和數量不斷擴大，大量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農業產業結構由農業型經濟轉變為工業型經濟，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擴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必然要求大量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為發展工業和建設城市提供土地，征用農民土地和產生失地農民就不可避免。由于我國土地制度、征地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使得一部分農民在失去土地之后，有沒有替代土地所必要的生產乃至生活依托，形成了“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邊緣群眾和弱勢群體，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成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巨大隱患和重大難題。因而對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探討解決農民失地問題的對策，對于維護社會問題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探討失地農民問題，以城市化理論、三農問題理論、政府職能理論為指導，分析了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有效解決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失地問題。

關鍵詞：失地農民、城市化、征地制度、保障機制、問題、對策

引言：“城市化”是一個正在改變著十幾億中國人生活的。并且也令全世界注目的社會急劇變遷的過程。“城市化”主要是指一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轉變的過程，他最主要的內容人口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即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集結，以及城市型生活方式向全社會的滲透、普及。然而城市化的發展必然帶來耕地大面積征用，失地農民增多。

現代農業經濟理論認為：每征用1畝地，就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據專家分析，按照目前城市化的速度，我國今后每年建設用地需250萬畝到300萬畝。按城郊農民人均1畝耕地推算，就意味每年將有250萬到300萬的農民失去土地，按照此速度，到2030年我國的失地農民將由目前的3500萬人劇增到1.1億人。農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別于農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為一個邊緣群體，不僅經歷著從鄉村到城市、從傳統到現代的劇烈社會變遷，更面臨著生活、心里等各方面的巨大困境。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廣大農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個人利益的犧牲，但是他們不僅沒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邊緣人和弱勢群體。離開了土地，這些農民的就業將逐漸向非農方向轉變。但是，我國目前大多數失地農民都是屬于文化和技能低、資金少的弱勢群體。往往被排擠在現代工業大門之外，失地農民就業難、增收難的問題己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城市化進程的障礙性因素。農民失地是社會進步的結果，但同時也是我國社會穩定面臨的重大難題。近年來由征地問題所引發的一系列矛盾越來越激烈，由此形成了失地農民、農民工和農地的“新三農問題”。據國土資源部提供的數字表明，目前全國1/3以上的群眾上訪是由于土地問題，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因此，城市化并不僅僅是建設出氣派雄偉的城市建筑、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必須正確認識農村城市化對于我國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妥善處理失地農民問題已經成為關系到社會和諧的重大問題，研究和解決保護農民利益是我們現階段各級政府的重要課題，是進一步推動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如何幫助農民度過失去土地后的陣痛期，保持社會的穩定，是各級鎮府不可回避的責任。失地農民問題已經引起我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城市化進程對農民的影響

1.1 失地農民數量越來越多

隨著當前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建設用地需求不斷增長，征地規模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失地農民也日益成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龐大群體。近年來隨著我是招商引資城區開發和工業化進程逐步加快，大量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征用。特別在一些城市郊區和城鄉結合部，失地農民所占比例較大。至 2011 年底，全區共有失地農民一萬兩千余人。土地不僅是農民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農民最基本、最可靠的生活保障。農民所擁有的諸多權利和利益，都是以土地為載體的，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了這些權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礎和實現條件，導致這些權利和利益的損害或流失，尤其是導致最主要的權利和利益———生活保障的失去。

1.2 失地農民長遠生計堪憂

我國征地的補償費形式不盡相同，但總體來講征地補償標準都偏低。被征地群眾對現有征地補償方法普遍不認可，單一的經濟補償模式也很難給失地農民今后的生活提供足夠保障。按現在的物價消費水平，一次性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費，最多可維持六七年，而且還要精打細算。事實上，不少農民缺乏長遠眼光，有限的補償費很快就會用完。由征地拆遷引發的很多糾紛、沖突、上訪、訴訟，甚至重大惡性和群體性事件也有時發生，影響了社會穩定和和諧社會的構建。

1.3 就業渠道狹窄

雖然當前有部分失地農民在土地征用過程中能獲得較大數額的土地補償款，但在沒有新的生活來源、城市生活消費高的情況下，一旦土地補償款被消耗，生活水平將馬上下降，失地農民群體的生活水平總體上呈現出動蕩性變化。受文化、技能、年齡和政策性因素限制，失地農民面臨就業困境，而對于已經就業（再就業）的失地農民來說，他們大多從事較低社會地位和工資水平的工作，如清潔工、開小出租、飯店服務員等。有的農民失地后背井離鄉到外地打工。他們如果沒有技術特長，沒有年齡優勢，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即使找到，也是既費力收入又低的苦活、臟活、累活。由于失地農民大量涌入大中城市，給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社會治安帶來了一定影響，他們又往往是受排斥、受歧視的對象。總體來說失地農民就業困難，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農民就業更難了。

1.4 失地農民難以適應生活

由于目前失地農民的安置大多是集中地封閉安置方式，失地農民大多仍聚居在城市近郊的回遷小區，仍處于城市的邊緣地帶，平時很少與城市居民打交道。同時，樓方式的城市居住模式也使得失地農民的互動次數開始減少，可以說，失地農民的社會交往既保留了農村特點，又有了些城市的特征，兼具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雙重特征。在日常生活方面，低收入、高消費的城市生活使得失地農民難以對城市生活產生認同。同時，由于失地農民過分依戀土地，使得他們對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內心深處有種莫名的懼怕感，他們面對繁雜而陌生的城市生活，油然產生一種茫然不知所措的心里，對未來充滿了憂慮，非常苦惱和煩躁，影響了他們的正常生活。

造成失地農民一系列問題的原因

2.1 政府補償標準設立不科學，低位補償造成失地農民利益受損。

一般的城市采用的征地補償標準是《土地管理法》第47 條所規定的，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最高不得超過十五倍，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0 倍。此種計算方法有其不科學性：首先，土地補償標準沒有與征用土地后的土地所得利益掛鉤。補償考慮的只是過去土地的產值，沒有把土地開發后的收益計算在內。其次，土地補償標準的設立缺乏對土地本身價值的充分考慮，補償標準沒有把土地肥沃程度計入補償公式之內。

2.2 法律規定不完備，導致征地權運用的不規范。

《憲法》明文規定，我國土地實行公有制，具體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有，一種是農民集體所有。《憲法》第十條還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這里的土地，顯然指集體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這就意味著因建設需要使用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任何單位和個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為“公共利益”，也必須申請使用政府統征為國有后的原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與《憲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規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實踐中就難免不出現土地征用權的濫用問題，一些商業性項目用地也必須由政府低價統征后高價轉賣給開發商，對農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2.3 現行征地制度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及其使用、收益和處分權。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就是以村為單元的所有農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條》對此有界定外，《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發包”。這就進一步明確了農民是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員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任何個人和組織擁有某項財產的所有權，他就相應地應擁有對該項財產的使用、收益和處分權。但現行征地制度，在承認農民擁有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同時，在征地時又剝奪了農民對集體土地擁有的所有權及其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使農民的土地集體所有權虛置，土地所有權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2.4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的測算方法不夠科學合理。

依據《土地管理法》，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費計算方式為“產值倍數法”，即征用土地補償費，為該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安置補助費為該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倍。這種測算辦法對農民說服力較差。第一，以產值作為征地補償標準不盡合理。因為土地征用單位在實施征地過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國家標準進行征地補償，按傳統的糧經作物比測定前三年的農業產值，沒有或較少顧及到現在的城郊農村，農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業，而是集生態農業、精品農業和休閑觀光農業等為一體的 現代 都市型農業，土地的產出價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糧食或蔬菜價值可比的。因此，這樣形成的土地征用價格當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產出價值，是偏低的價格。第二，征地補償標準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農地一經征用后，其用途的改變通常會導致地價的飆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補償標準時卻沒有考慮增值因素。而當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會產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異、國家規劃和開發投資兩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當然就包括兩種形式的級差地租。因此，在對增值部分的分配上應考慮、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會導致地區地價差異上欠考慮。一個地區的基礎地價從根本上講是由區域經濟條件決定的，任何土地交易價格的形成均受到區域經濟條件的制約。由于農地產值的一致性趨勢，各地類的產值，特別是耕地的產值與區域的經濟條件沒有明顯的相關性，以此為基礎測算的征地補償標準就無法反映地區的地價差異。

2.5與市場經濟規則不相適應。

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制度是一種純粹的補償關系，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合理和適用的，也廣泛地被農民和社會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卻顯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劃撥）及其它所有的生產要素均已采取市場機制進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場價格進行交換，而惟獨農村集體土地還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配給制征用和補償。其次，農民在參與社會生產過程中，都是按照市場價格購買生產資料，但他們所擁有和使用的土地則被征地主體以較低價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財富觀沒有得到體現。土地作為不可再生的特殊資源，其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不僅是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發展的生產資料，更應真正成為農民的一大財富。

2.6 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主要是針對城市戶籍人群，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身份難以準確定位則造成該群體在社會保障制度上的缺乏。很多城市征地補償通常都是以貨幣補償為主，基本上沒有就業培訓及就業安置，也沒有為失地農民提供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等。土地是農民的生活保障，農民可以利用土地的價值為自己提供養老保障。然而，如果農民失去了土地而沒有獲得社會保障則勢必造成農民心理的畏懼感，他們擔心失業，擔心失去生活保障，擔心未來的生存。

2.7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困難重重

一般城市失地農民再就業的職業多數為環衛工人、小販、臨時工等，自主創業比例很低，有些甚至淪為無業游民。為了生存，一些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就很有可能發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和諧。據調查分析，缺乏職業技能是失地農民再就業困難的主因。城市失地農民的主要技能是耕種，由于缺乏技能知識，失地農民在再就業過程中完全被動，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大；其次，政府對失地農民必要技能的培訓不到位，部分勞動培訓機構完全為應付上級部門的檢查而潦草行，缺乏跟蹤檢查及反饋；最后，由于就業渠道的狹窄、就業信息的不暢通及企業結構性改革等環境的影響，失地農民就業難問題突出。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后生茫然。一些失地農民不去積極找工作，依賴一次性征地補償維持生計。村民形容這種靠征地補償款過日子為“賦閑吃老本，死坐活吃”。

2.8進城后日常消費支出增長較快

農田地被占用后，農民原來依靠耕地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嚴重弱化，進城后，他們收入減少而物價不斷上漲造成日常生活支出增長較快，原來自產的糧食、蔬菜、家禽等都要購買，有75.4%的失地農民認為進城后消費支出“增加很多”。許多失地農民對我們說：“過去在農村，燒不用花錢的，吃是不用花錢，用水不花錢。自家種點菜吃有余，剩點還可以賣。現在什么都要像城里人一樣，什么東西都得花錢買”。失地農民面對城市的高消費，自然就感到消費成本劇增，生活壓力較大。

2.9文化生活缺失，精神文明建設急需加強

失地農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往往能反映出社會適應的程度。生活方式具有鮮明的群體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鄉居民的差異性，而生活方式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閑暇生活的安排。據調查：失地農民閑暇活動排在前五位的是“看電視”、“聊天”、“打麻將”、“打牌”和“串門”。可見，失地農民進城后，閑暇生活基本沿襲傳統農村的習慣，閑聊天、串門成為閑暇活動的重要內容，休閑娛樂活動貧乏、單調、不需要消費支出，娛樂活動主要在原村民群體內部，幾乎不參與城市社區的文化活動。如何有效解決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

3.1 統籌城鄉經濟發展，不斷增強經濟實力

黨的十六大提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城鄉統籌”就是要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為農村經濟發展開拓新的空間，為農民增收開辟新的途徑，提高農業的競爭力；要靠加快城鎮化、城市化進程，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逐步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發展的良性互動。

3.2 建立健全的土地征用及補償制度

集體土地征收補償不僅要考慮農民喪失土地的自身價值，更應從農民日后生計的維護和可持續發展角度為農民的長遠利益提供保障。為了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征地補償應充分考慮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實際，以農民征地補償費全部進入社保后能領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為參照來提高補償標準，以土地的市場價值為依據，不能以侵害農民利益為代價降低建設成本。給被征地農民的補償，應當包括對生產資料的補償和對生活保障的補償。這僅僅是靜態預期補償標準，今后應逐步調升，調整土地出讓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補償標準。補償方式要靈活多樣，補償時不僅要考慮土地作為生產、生活資料的補償，還要考慮失地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居住安頓、重新就業所需的困難補償。

3.3 實行多樣化補償，提供多種形式保障制度

由于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情況不一樣，因此補償方式也不能完全一樣，不同的地方可以采取適合當地基本狀況的補償形式。比如一些地方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和留地作為村組集體發展集體經濟的形式來作為補償及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方式。像北京的高碑店村，被征地后只剩下80 畝工業用地，人均14平米，他們沒有把所有的征地補償全部發放給農民，而是預留一部分用來改造村容村貌，一部分用來開發村里僅僅剩下的80 畝地，他們根據市場需建立了2 萬余平米的古典家具民俗園，吸引商戶和顧客，大力發展古典家具、古舊家具和硬木家具，產品遠銷歐美和東南亞，2005 年，該村村域產值就達12.5 億，人均23652 元，村里每年根據當初土地入股情況進行分紅，不僅解決了村民的生存問題，同時也使集體經濟進一步壯大，值得其它地方借鑒。

3.4 逐步增強失地農民就業適應能力

政府除合理予以貨幣補償外，還應考慮失地農民的長遠利益，在勞動就業方面給予必要的指導，組織勞務輸出，加大培訓力度，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各級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讓金，專門用于失地農民的定期再就業培訓。首先應加強宣傳和培訓在就業指導、就業觀念、法律意識等方面加強宣傳和引導，提升農民自主就業的意識，使失地農民轉變就業觀念，積極發展二、三產業，從事個體私營經濟。同時，充分利用區勞動市場和區鎮勞務輸出網絡，組織引導失地農民向區域外發達地區轉移，實現外出務工就業。建立失地農民就業培訓中心，在盡可能的條件下，以較低成本費用，引導青年農民學習勞動技能，應有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讓金專門用于失地農民的定期再就業培訓。此外，對自主創業的失地農民提供優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對自主興辦二、三產業的人員要像對待城市下崗職工一樣，在工商登記、稅務、信貸、用地、用電等方面給予優惠傾斜，讓利于民，增加其自主創業的信心和決心。

3.5 不斷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失地農民社保制度，加快建立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體系，妥善解決失地農民基本生活問題，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以人為本、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客觀要求。首先應建立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沒有達到城市低保標準的失地農民，全部納入城鎮最低生活保障范圍，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決失地農民中的基本生存問題；其次，建立由國家、集體和個人共同承擔的資金籌措機制的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確保使被征地人員在年老時有穩定的基本生活費，真正讓廣大失地農民老有所靠，老有所養；第三、建立失地農民失業保險制度，對失地農民進行失業登記，由政府出資對失地農民進行培訓并提供就業信息，對在一定期限內失地又失業的農民進行失業救濟，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最后要建立失地農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實行與城鎮職工一樣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3.6 建立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機制。

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必須加強集體資產管理，并處理好 歷史 遺留問題。一是加快產權和股份制改革。村集體資產特別是歷年土地征用的補償費要單獨建帳、專款專用，優先用于辦理村民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二是適時組建轉型的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社區合作經濟組織應接管原村集體資產并實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允許其成為法人實體，給予一定年限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內稅收、信貸和工商登記等方面給予政策優惠，以穩定合作經濟組織的收入來源，提高失地農轉非人員的生活保障。三是完善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運作機制。明確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地位，制定規范的章程范本，確定合理的股權量化比例及配股政策，使合作經濟組織在資產評估、法人登記、股權設置、股東權利與義務、收益分配辦法、股權轉讓等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快產權制度創新，允許股權內、外部自由轉讓，促進資產的社會化。可以借鑒有的地方搞股份合作制的經驗，將征占的村集體土地收益以股金方式分配給村民，通過動員村民自愿入股，再籌措部分資金，建立股份合作經濟組織。并通過在村外建立特色農產品生產基地，在村內發展二、三產業，安置人員就業，將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與每個村民（股民）緊密地聯在一起；或以征地補償費置換標準廠房給農民發展集體經濟；以及實行“街轄村”的“托管”過渡等做法，保證農民對集體經濟財產擁有的所有權，保證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保證集體經濟持續發展給失地農民提供的就業和生活保障。此外，在征地過程中，對集體經濟資產不能搞平調，為其發展壯大創造條件。

3.7 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戶積累資產。

資產的社會福利效用是顯而易見的：有了資產，人們可以從長計議，追求長期目標。更為重要的，積累資產本身對窮人的心理促進、意識提升以及行為方式的改變等具有巨大的潛在作用。事實也表明，土地、房屋、集體經濟等資產收益，在預防失地農民貧困和減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進而言之，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既是改善他們生計的一種速效、實惠、一舉多得的好辦法，也是幫助他們規避各種生活風險的重要的安全網之一。一是抓好失地農民的住宅規劃與建設。城市規劃部門與建設單位在設計建造失地農民的住宅時，既要考慮確保他們樂有所居，也要方便他們能從房屋資產中形成長效受益機制。二是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對于必須由國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設用地，可以在規劃區內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數量土地，由村集體經濟組織開發、經營。對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補償費較多的行政村，政府應積極倡導社區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進集體資產保值、增值。

3.8 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全面做好失地農民的就業安臵

（1）、采取規劃留用地或土地流轉的辦法，解決失地農民從事農業所必需的土地，引導失地農民參與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失地農民是城郊農民，從事的大都是經濟效益較高的種養業，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術，失去土地后，多數仍愿意從事原來的種養業。為此，建議市政府可在今后規劃征地中為失地農民規劃留用地。

（2）搞好服務，不斷完善失地農民就業服務體系，為失地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條件。各鄉鎮、街道辦事處要成立勞動保障就業所，加強失地農民的職業技術培訓，使失地農民學得一技之長。另外要加強對失地農民的管理工作，對失地農民可由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根據土地征用情況，發給《失地農民手冊》，其作用可相當于《再就業優惠證》等類似證明。

（3）加大支持力度，讓失地農民參與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城市服務工作，拓寬就業渠道。

（4）組織失地農民以股東、交易、管理或服務等形式參與批發市場經營，實現再就業

3.9 強化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1）盡快出臺失地農民農轉非政策。

（2）制定失地農民再就業優惠政策。

（3）進一步改進實物安置政策。

（4）不斷完善土地征用補償政策，維護失地農民的切身利益。

（5）建立土地入股和租賃制度。用于經營項目被征用的土地，進行土地折價，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賃的方式，定額收取紅利或租金，使失地農民定期分得紅利或租金。

（6）實行預留安置政策。要在土地統征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土地，作為安置用地，組織失地農民發展二、三產業，建市場、停車場等，這樣既解決了部分失地農民的就業難問題又壯大了集體經濟。

總而言之，近年來，雖然我國城市化進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農業依然是我國社會經濟中最重要的基礎產業，特別是在我國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重大項目的推進過程中，農業所起的支撐作用更是不可忽視。在這其中，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影響到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定，也影響到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正確認識農村城市化對于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妥善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對提高與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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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略談中國城市化進程

略談中國城市化進程

熊**

[摘要]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標志之一。近年來,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城市化問題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重點分析我國城市化現狀及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幾點簡要意見。

[關鍵字]中國城市化問題建議

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體現了社會發展的水平。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里茲曾經說：二十一世紀之初影響世界的兩件事，一個是美國的信息化，一個是中國的城市化。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發源地之一，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從開始聚集的原始村落、從事貨物貿易的集市，乃至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的演變，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城市創造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

一、中國城市化現狀 中國社科院2010年7月29日發布的城市藍皮書稱，截至200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46.6%，城鎮人口達6.2億，城鎮化規模居全球第一，初步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為骨干，小城鎮為基礎的多層次的城市體系。

這份名為《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指出，1996到2005年，中國每年新增城鎮人口數量超過2000萬人；2006到2009年，每年新增的城鎮人口數量大約為1500萬人。到2009年底，中國城鎮人口總量為美國人口總數的兩倍，比歐盟27國人口總規模還要高出1/4。

雖然城鎮化率快速提高，但藍皮書認為，目前，中國的城鎮化呈現出典型的不完全城鎮化特征，城鎮化率在統計上有些高估。

其續稱，實際上中國現有的城鎮人口統計中包含大量的農業人口。僅此一項，就使得中國的城鎮化率被高估9個百分點左右。如果再考慮到大量尚未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中國完全的人口城鎮化率至少要降低10個百分點。因此，如果按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實際城鎮化水平將遠遠低于目前的統計數據。

這部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藍皮書預計，今后一段時間，中國城鎮化進程仍將處于一個快速推進的時期。到2015年城鎮化率達到52%左右，到2030年達到65%左右。

二、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

城市化是鄉村變為城市的復雜過程，是社會發展中重要的世界性現象。藍皮書的作者同時指出，中國城鎮化速度與質量嚴重不協調。“中國的城鎮化是缺乏質量、不協調、不和諧的城鎮化”。西方用200年、100年時間才完成的城市化，中國許多城市卻試圖花20年、10年的時間就實現趕超。城市化不能光看速度，更不能淪為“形象秀”的工具，更重要的要看城市化的具體內涵。過于熱衷對速度的追求導致了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問題。

1、生態環境問題

城市化的發展是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來推動的，大量人口和產業的聚集, 對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在中國, 環境問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固體廢棄物污染、水污染、空氣污染等問題也日益加劇；交通擁堵問題日漸嚴重；大多數城市都是工業、人口高度集中地區，大量廢棄物的產生遠遠超過了城市環

1境的自凈化能力，導致城市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城市化陷入了巨大的生態困境中。2008年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19.01億噸，比2000年增加近11億噸；城市生活垃圾達到1.54億噸，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平均為66.8%，全國將近2／3的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全國近一半的城鎮飲用水源地水質不符合標準；城市大氣污染嚴重，2008年在監測的519個城市中，空氣質量達到一級標準的城市21個(占4.0%)，達二級標準城市378個(占72.8%)，達三級標準城市113個(占21.8%)，劣于三級標準城市7 個(占1.4%)。北方城市，特大、超大型城市，產煤區的城市空氣污染尤為突出。

2、資源問題

資源供給是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然而，資源利用危機已經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瓶頸”，資源緊缺、浪費以及利用率低下等嚴峻考驗著我國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

從水資源來看，中國人均淡水資源只有2290多平方米，城市化人口的劇增使生產用水和生活用水大幅上升，加上江河湖泊等地表水及地下水質遭到嚴重污染，全國城市日缺水量達1600萬立方米，年缺水量60億立方米。

從土地資源來看，城市規模的擴張使大量城郊結合部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城市規模的擴張使大量城郊結合部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城市化的宗旨本應是他們戶口的城市化、生活的城市化和就業的城市化。然而，為了解決城市建設準備金不足或其他融資渠道狹窄的困難，許多地方政府通常采用的解決辦法就是盡量壓低征地拆遷費用支出，這使得被征地農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據建設部資料，我國的城市、建制鎮、集鎮和村莊的建設用地合計為18.95萬平方公里（2.84億畝），占全部非農業建設用地的53.7％。其中城鎮（包括設市城市、縣城及一般建制鎮）用地4.28萬平方公里（0.64億畝），占23％；鄉村居民點（包括集鎮和村莊）用地14.67萬平方公里（2.20億畝），占77％。居民點用地中，土地利用的集約程度隨居民點規模的下降呈顯著下降態勢，特大城市的人均占地僅75平方米，但小城市已上升為143平方米，建制鎮和農村居民點則上升為154平方米和170平方米。這不僅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更嚴重危害了社會的安定。由此可見，如何更加集約、更有效率的土地利用方式，也將決定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成功與否。另一方面，這些農民的土地被征用，他們一般就地轉化為城鎮戶口，卻沒有真正融入城鎮生活。正是由于逾２億“準城市人口”的存在，“淺度城市化”形勢嚴峻。

從能源來看，城市需要的能源供給嚴重不足，尤其是石油和電力。2009年我國累計進口原油2.04億噸，比上年增長13.9%；煤炭消費量27.4億噸，增長3.0%；全國綜合能源利用效率約為33%，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

3、城市化地區發展不均衡

盡管我國城市化進程迅速推進，總體城市化水平即將達到50%，但各地區的城市化發展水平相當不平衡。空間上明顯地表現為沿海東部地區高度城市化，內陸地區低度城市化趨勢。而且，地區梯度差異極大。2008年，沿海和東北地區的12個省區城市化水平最高，平均城市化率達到61.68%，尤其以上海、北京、天津三個直轄市城市化水平最高，分別為88.6%、84.9%、77.23%。內陸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差異很大，低的如西藏只有22.61%，高的有內蒙古51.71%，跨度很大。河南、四川、貴州、云南、甘肅和新疆不到40%，河北、安徽、湖南、青海略高于40%。

4、城市化總體水平滯后于社會發展。

首先，我國城市總體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我國城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城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其次，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城市就業結構不太合理，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偏低。

再次，城市化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就業結構不相適應，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和就業結構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 我國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涌向了城市,特別是東部沿海的開放城市, 這給城市的吸納能力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從宏觀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 經濟的快速發展一般伴隨著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然而盡管中國經濟保持了多年的快速發展, 但失業問題一直是令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頭疼的問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07》公布的數據, 截止 2006 年底, 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達到 847 萬人, 失業率達到 4.1%, 而這一數據還不包括相當一部分停留在城市中的農民工。與原本的城鎮人口和大學畢業生相比, 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本身文化素質較低, 一般也不具備專門的職業技能, 因此在就業市場上的劣勢就更加明顯, 這就導致許多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在尋找工作時所遇到的困難更多, 失業的可能性也越大。

最后，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業發展水平。國際經驗表明,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 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有較為明顯的正相關性。而我國，由于城市數量較少，小城鎮較多，不能適應工業化發展需要，工業達不到有效集聚；城市基礎設施水平落后，不能有效滿足現代工業規模效益的需要，最終導致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工業化水平。

5、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城市化的過程本身肯定會帶來城市區域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這些都需要城市能夠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然而, 目前, 中國的大中小城市普遍存在著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問題。大城市中交通擁擠, 居民居住條件差, 不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還在 10平方米以下, 生活條件相當之差。而中小城市自來水、天然氣的普及率都還比較低。相關資料顯示, 2003 年中國城市的人口密度為 847 人 /平方公里, 約為2002 年的兩倍, 而人均生活用水卻只有 77.1 噸, 比上年減少18.4 噸, 用水普及率僅為 86.2%。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相對不足已阻礙了城市化。

三、建議

1、防污與治污兩手轉, 改善城市的人居環境。

一是要適度超前規劃，使工業污染遠離城市。

二是要建立嚴格的環境污染責任制度。經濟學認為, 企業的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有必要建立嚴格的環境污染責任制度, 督促企業把污染的后果計入自身的成本,惟有如此, 才能夠引起企業的重視, 消滅污染的根源。

三是要提高全社會的節能減排意識, 形成有效的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僅靠自覺是遠遠不夠的, 要從有效的監督入手, 使環境污染被置于“陽光”之下, 形成良好的“節能減排”的社會風氣。

2、有層次、有重點推進城市化進程

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考慮到不同地區城市發展的現狀，采取不同的政策，分層次、有重點地推進城市化的發展。要充分發揮大城市、特大城市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 使這些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因為從全球范圍來看, 不少發達國家在勞動力轉移高峰時期基本上都是向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轉移。同時, 也要兼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 堅持走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協調發展的城市發展體系。

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緩解城市就業壓力。第三產業具有較大的就業彈性，有很強的就業人口吸納能力。另一方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也可以使我國在產業發展布局、產業結構方面進行有效升級，使得產業布局更為合理，產業升級取得更大的發展。

4、改革制度

從制度上建立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的機制，著力解決城市化過程中存在戶籍、勞動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制度性障礙，使進城農民真正享受到市民權，給予包括失地農民在內的進城農村人口公平生活的權利。考慮依次開放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戶籍的梯度發展政策，逐步放寬直至完全消除戶口遷移的限制。同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建立健全服務體系和培訓制度，增進農民工的就業能力和就業水平。將對包括失地農民在內的進城農村人口管理全面納入城市政府的管理體系，使他們能夠參與城市政治、社會生活，能夠享受城市公共服務所帶來的子女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方面的社會福利。

5、加大力度努力完善公共設施基礎建設

以公共交通為例，建立適合城市間協調發展的多層次、立體化的先進交通網絡體系，逐步規劃建設大容量的軌道交通，降低城市公共交通的使用以及資源耗用和環境壓力，在規劃線路方案時考慮生態環境的保護，在建設中要注重綠化，改善能源質量，考慮交通網絡建設對人文景觀、文化遺產的影響。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交通網絡的科技含量，實現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雙重目標。再次，正確處理好公路、鐵路、水路和航空等交通方式的分工協作關系，整合交通網絡體系，推動公路、鐵路、水路和航空聯動規劃，形成以高速公路、城際軌道、鐵路、水路、航道為脈絡，以車站、港口、機場為節點的現代化立體交通網絡，實現合理銜接。最后，通過制定各種交通方式的具體導向政策,明確各種方式的發展方向和適用范圍，形成合理共存和優勢互補的局面，促進各種交通方式的緊密銜接。

四、總結

我國正處于高速發展的時期，應該抓住歷史機遇，有序有力地推進城市化進程。而我國城市化的實現，也必將會全面推動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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