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化進程分析

城市化進程分析

王建康201***1工商4班

摘要：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它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重大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研究、總結并重新審視城市化的理論，回顧、梳理并進一步分析城市化的實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首先對城市化的概念以及中國城市化的狀況等基本問題進行了闡述，對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分析。然后重點研究了中國城市化的歷程及現狀，中國城市化的模式以及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及優化和創新。提出推進城市化建設的對策和建議。關鍵詞：城市化城鄉差距動力機制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城市化簡述

1、城市和城市化簡述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人們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城市是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變革的產物。在地理經濟學中，城市被定義為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有足夠多的非農人口，并具有生活必須的住宅、公共設施伴隨著生產、交易、消費等活動的綜合聚合體。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產業活動在空間上集聚、鄉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村人口轉化為非農村人口，人口向城鎮集聚，農村地區轉化為城鎮地區，城鎮數量增加的過程。城市化，也有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工業、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只有經歷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城市化的過程是隨著現代工業的出現，資本主義的產生而開始的。城市化三大標志：

1、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

2、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上升（最主要標志）；

3、城市用地規模擴大。演進過程：一般分為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動力機制：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其中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城市興起和成長的前提，工業化是城市化的主導力量，第三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又促進了城市化。

2、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與現狀

一百多年來，中國城市發展的進程，走的是一條十分曲折、反復的道路。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由于受到世界列強的侵略，以及受到軍閥割據的困擾，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區，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擴張，另一些地區則完全處在工業化的進程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劃。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使得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更有甚者，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的是“反城市化”戰略，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將城市人口遷往農村，比較典型的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市民返鄉，干部下放等等。此種逆歷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決城市人口聚集問題，反而使我國的城市化問題積蓄、矛盾累積。由于我國的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這樣，到了改革開放以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就呈現出一種突然爆發的局面。總之，我國的城市化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自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放開了對原有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涌入城市，這成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進程的開端。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人口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年平均提高1%以上。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了12585萬人，但是在“十一五”時期，根據中國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歷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我國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頸”——城市化規模擴張的制約與品質提升的壓力逐漸凸顯。

在中國，城市化所承載的，不僅是發展經濟，還有城鄉一體化、城鄉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各地政府對中央的有關文件沒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城市化的工作基本上單一的體現在對城市規模擴張和對GDP增長的追逐上，沒有兼顧公共設施及民生的改善，使現階段的城市化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也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這與城市化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馳，所以總結城市化進程中的不足，為城市化的未來找出一條與經濟發展相匹配與環境相協調城市與鄉村和諧發展的新路子，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城市化動力機制探析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誕生和發展所需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所構成的綜合系統。作為社會現代化重要標志的城

市化的發展受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1、城市化的宏觀動力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會加速經濟增長。

2、城市聚集經濟：城市化的內生動力

市化經濟是一種集聚經濟，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它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企業內部規模經濟；二是產業功能聯系所產生的外部性而形成的地方化經濟；三是由多個行業向城市地理集中所形成的城市化經濟。近百年來，美國城市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一種非常顯著的正相關，經濟發展程度與城市化階段之間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國的經濟與城市化同步增長就是很好的證明，城市作為聚集的中心，在勞動、資金、交通運輸、通信設施、市場容量、人力資源以及居住條件等方面，比周圍地區擁有更多的優勢，這就使得生產活動不斷向城市聚集，從而產生聚集的規模效應和經濟效益。

3、市場機制：城市化的主導動力機制

現代城市是市場經濟的堅強堡壘。城市化過程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大發展的過程。城市的最大特點是“市”。即市場有城市就有市場，城市發展到何種程度。市場就發育到何種程度。縱觀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市場經濟最早就是在城市工商業中產生、發展、壯大的，然后向其他領域進軍。農村和農業是市場經濟最后征服和占領的陣地。可以說，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賴于城市化過程的積極推進，沒有城市化的強力驅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大發展。當然，市場經濟發育和城市化過程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契機和原動力。正是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調節和引導，促使社會經濟資源向城市區域流動，從而促進了城市化進程。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心城市建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市場經濟體制的資源配置功能使城市集聚性大大增強，為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其次，市場經濟的主體性要求和競爭性原則使城市政府的城市意識大大增強，在城市建設中勇于開拓創新。最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再次，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特征使中心城市產生強大的輻射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綜合來看,當前中國城市化的動力已呈錯綜復雜的局面,二元城市化動力機制已經不足以概括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必要從新的角度予以審視。在諸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因素中,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制度變遷與創新等是影響乃至決定城市化發展的關鍵。

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制度優化與創新

1、城市化進程中優化制度安排、推進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我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關鍵是理論認識存在誤區，導致制度安排出現偏差，由此延緩了城市化進程的步伐。1980年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總的來說是沿著行政區劃建制的變動而進行的，仍舊屬于一種表層性變動，遠未跳出“城鄉壁壘”的思維定式，沒有確定“敞開城市大門、改變9億農民的身份是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的戰略性理念。我國城市化進程滯后于經濟規模的擴展和產業結構的要求，根本原因是有關制度的變革沒有跟上經濟發展變化的需要。在加速城市化進程中，現階段政府可實施的政策手段有：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和取消對農民進城歧視性條規等。路永忠、陳波翀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決策模型,解釋了制度創新對城市化的作用模式,認為制度創新通過降低城市化的交易成本和系統風險,從而導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升。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城市化進程中優化制度安排、推進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2、產業政策的完善與創新

(1)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建筑業

我國目前尚處于由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較長時期內仍將占據主導地位。此外，我國目前的資源稟賦特征是自然資源和資本資源相對不足而勞動力資源卻絕對過剩，只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才能突出我國的比較優勢。建筑業具有很高的產業關聯度，會產生對就業的多層次帶動效應，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將起到積極作用。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將起到積極作用。

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變動關系來看，在工業化初期，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主要得力于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發展。當工業化進程發展到中后期以后，重化工業開始在產業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工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逐漸減弱，第三產業一般會接替第二產業，成為城市化進程加速的最終引擎。

(3)促進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中小企業對就業的吸納不僅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加而擴大，而且中小企業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集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質量。

3、就業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推進就業體制改革創新，要培育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健全覆蓋城鄉的就業服務體系。要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取消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從政策上賦予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同等的就業機會,使他們能夠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同時,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各項權益,包括平等取得工資報酬的權利、依法獲得勞動保護的權利等等。消除城鄉分割的二元就業格局,為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其次,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促進城鄉一體化就業。一是要加強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為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提供準確的信息服務。幫助農民對轉移成本、轉移的收益和風險做出準確的判斷,從而減少因盲目轉移而遭致的損失,避免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過度轉移。二是要加強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能力。

4、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要使制度安排既具有發展性、長遠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就應該采取分類分層的保障方式。即根據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發展情況和生活安置能力等各種具體條件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采取農民自愿和政府組織引導相結合的辦法，根據不同的條件，（包括是否保留原來的承包地）設置不同的保障方法，逐步建立有益于農民成為永久性城市居民的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在純粹的速度指標上是偏慢的（每年的平均速度在1%左右），但是在保障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標上又是超前的（沒有保證全體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十一五”計劃和“十二五”計劃交接之際，停下腳步反思城市化進程當中出現的問題、總結經驗與不足是相當必要的。在成功舉辦世博會之際，希望我們的城市化也如世博會的口號一樣——“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在發展中不斷反思錯誤，不斷進步，讓城市化腳步逐步深入的進行下去，讓城市化的成果能夠惠及城鄉居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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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孫宏：《中國城市化道路研究》[D];中共中央黨校;2003年

[7]

第二篇：淺談城市化進程

【摘要】城市化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個必然的過程，所謂城市化便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城市數量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經濟集中發展的過程。然而城市化進程也并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問題。本文就城市化進程這一話題，做淺顯的討論。

【關鍵字】含義、衡量指標、過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經濟活動不斷進行空間上的集聚而逐漸轉化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城市化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社會結構變化過程。

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其涉及的領域和內容是多元化的。而城鄉關系的轉型，則表明城市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和相關因素

城市化的產生和發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動和吸引：農業發展、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的崛起。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1.為城市人口提供商品糧2.為城市工業提供原始積累資金3.為城市工業生產提供原料4.為城市工業提供市場5.為城市發展提供勞動力2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第三產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后續動力

一、城市化指標

a)人口指標

人口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生活條件和生活水平的變化，這

些變化又是生活方式變化的主要誘因。因為城市生活水平高于農村，于是吸引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將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排擠出了農業生產領域，于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就不得不去非農業領域特別是城市尋找就業機會。

b)城市化的量

i.城市化的“量”，是城市化發展的數量方面，如城鎮的數量、城

鎮的規模、人口和產業集聚的程度、人均GDP，可以用多種指標

來衡量，區域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是一個最常用的指標。

c)城市化的“質”

i.從區域角度看主要表現在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是否與區域經濟發

展的速度同步。從內部來看主要表現為城市居民素質的高低、城

市景觀是否豐富而協調、城市文化是否多樣、城市環境是否優美、社會治安如何、具有歷史和文化價值的景觀和地段是否得到有效

保護及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等方面。

二、過度城市化

（一）人口快速增長、無序流動并缺乏管理

國際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鎮內的人口總數占該國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市化水平，這在操作上比較簡便，也利于橫向比較，但這種城市化的內涵缺乏全面性，容易產生重城市化數量，輕城市化質量。城市化過程最重要的應通過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吸收他們進城市定居，改變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實質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單純的人口城市化。

而大量的農民進城打工，不能在城鎮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沒有解決，還可能出現新的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這正是城市化質量不高的表現。也表現了管理的欠缺。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設、城市無限擴張。

現在有一股風，一說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鎮建設與擴張。城市無限擴大，小城市要迅速變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變成大城市，大城市要盡快成為特大城市，甚至國際城市。

城市化必然會促進城鎮發展和規模擴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簡單地等于城市建設數量增加，而忽視產業結構的優化，自然資源配置的優化以及城鄉協調發展。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縮小貧富差距，推進社會公平。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個漸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社會轉型過程。城市化不能不顧條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現的問題會越多。而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一般認為是一種“雙向互促共進關系”，即經濟發展推動了城市化步伐，而城市化進程促進了經濟發展。過分強調城市化率會使經濟發展滯后于城市化進程，甚至破壞這種雙向互促共進關系，給城市化發展帶來巨大風險。如城市貧困化，失業率提高，環境污染，社會治安問題以及人們的精神壓力問題。

三、我國城市化的新變化

a)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非公經濟快速崛起，經濟成分趨向于多元化。目前

我國城市化動力結構為：公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外資經濟為輔助，三者大體上成鼎立之勢。這樣的動力結構，就為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條件。

b)城市化模式演變成計劃、市場和外向三種模式并存的格局。、c)城市化質量顯著改進。各地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強了科技創新，信息

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競爭力增強，城市化質量有了大的飛躍。

城市化是一個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同時城市化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經濟結構轉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更才是城市化的內在動力和實質內涵。城市化是伴隨著經濟增長、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和社會變遷的一個發展過程，是經濟生活空間的轉移、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國民意識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轉變的文明過程。因此，在城市化過程中，既要考慮其發展速度，也要注意在加速過程中保證其他各個方面能跟上城市化進程。避免導致因為只考慮發展速度，而使質量上發生根本性問題。

第三篇：江蘇城市化進程及發展趨勢分析

江蘇城市化進程及發展趨勢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的城市化穩步推進，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全省每年有200萬左右的鄉村人口進入城鎮，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均達到了空前的地步。目前，江蘇省城鎮人口比重已達50%以上，城市化發展進入一個關鍵時期，正在向比較成熟的城市社會推進。加強對人口城市化發展歷程、特征、影響因素及趨勢性分析，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轉變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擴大內需、實現地區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江蘇城市化發展的階段性

自1949年至今的半個多世紀，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江蘇城市化總體上經歷了一個城鎮數量不斷增加、城鎮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城鎮人口比重不斷上升的發展歷程。1949年，全省共有城市10個，建制鎮703個，到2005年，城市數量增加到40個，建制鎮增加到1025個；市鎮人口規模由1949年的437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3775萬人，增加了7.6倍，年均增長3.93%；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2005年的50.5%，上升了38.1個百分點，年均上升0.68個百分點。1949－2005年期間，江蘇城市化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起步階段（1949年至1957年）。全省城鎮人口增長較快，城市化發展態勢良好，市鎮人口由435萬人增加到782萬人，年均增長7.6%，是總人口年均增長速度（2.2%）的3.45倍；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12.4%迅速上升到1957年的18.7%，8年間上升了6.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79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波動階段（1958年至1978年）。這期間，江蘇城市化水平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過程。1958年，市鎮人口占總人口19.5%，1960年最高，達到20.62%。1961年起城市人口數開始減少，1970年降至最低，城鎮人口比重僅相當于1949年的水平，為12.5%。此后開始緩慢回升，1978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13.73%。20年間，全省市鎮人口減少了28萬人，城鎮人口比重下降5.8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穩定發展階段（1979年至1989年）。這期間，建制鎮由1979年的115個增加到1989年的392個，城鎮人口由874萬人增加到1366萬人，增長了56.1%，年均增長

4.55%，城鎮人口比重上升6.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61個百分點，城市化的推進呈現穩步發展態勢。

第四階段：加速發展階段（1990年至1997 年）。這期間，全省省轄市（地級市）由11個增加到13個，縣級市由14個增加到31個，建制鎮由522個增加到1018個；城鎮人口增長46.2%，年均增長5.58%，城鎮人口比重由21.56%提高到29.85%，上升8.2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1.18個百分點。

第五階段：高速發展階段（1998－2005年）。這一階段，城鎮人口由2262.47萬人增加到3774.62萬人，年均增加216.02萬人，增長66.84%，年均增長7.59%，城鎮人口比重由1998年的31.5%上升到2005年的50.5%，上升1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2.71個百分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二、江蘇城市化歷程呈現的基本特征

總體來看，江蘇50多年的城市化發展歷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城市化歷程呈現出較為特殊的“S”型變動軌跡

從世界城市化進程看，大致經歷了初始、發展和成熟3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的研究，將城市化水平變動過程概括為一條稍被拉平的“S”型曲線，并因此把城市化過程分成3個階段：城市化水平較低、發展緩慢的初期階段（城市化水平低于30%），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中期加速階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間），進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市化水平增長趨緩甚至停滯的后期階段（城市化水平超過70%）。[1]有的學者在三階段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城市化過程細分為六個階段：10%以下為城市化的史前階段，10%以上為城市化的起步階段，20%以上為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50%以上為城市化的基本實現階段，60%以上為城市化的高度發達階段，80%以上為城市化的自我完善階段。[2]

江蘇若以1949年作為起步階段，那么，50多年城市化變化符合城市化進程理論，但卻具有自身的特殊性：（1）按照城市化的階段劃分，城市化水平達到20%以上即進入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而江蘇在1960年城市化水平就達到20%以上，但此后城市化并沒有加速增長，而是經過一個較長的曲折、停滯過程，直到1990年左右城市化水平又回升至20%以上，進入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至1998年達到30%以上。（2）城市化水平由30%上升至50%，用了8年的時間，時間非常短，曲線非常陡峭，即使按城市化從20%上升至50%來算，也只用了15年的時間，城市化速度非常驚人。因此，受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影響，江蘇城市化走過了一個較為特殊的發展變化軌跡。

（二）城市化歷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

上述五階段的城市化發展歷程，以1979年為界線，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大的歷史發展階段：

1979年以前，一方面，由于以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的特殊工業化道路，非農產業對農業勞動力吸納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隔斷了城鄉之間的聯系，農民被拒之于工業化進程之外，使得城市化發展呈現出水平低、波動大、進程異常緩慢的特點。城鎮人口比重，1949年為12.4%，到1978年僅為13.73%，幾乎沒有增長，處于停滯、徘徊的狀態。在城市化發展中，城鎮人口比重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過程，最高的1960年（20.63%）與最低的1970年（12.49%）兩者相差8.14個百分點，起伏、波動較大。同時，在這一階段，江蘇城市化水平經歷了一個先高出、后又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過程。在城市化的起步階段，江蘇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國平均。如1959年，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江蘇為20.2%，全國平均為18.4%，江蘇高出1.8個百分點。只是到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設鎮標準的提高，城市郊區規模的縮小，大批建制鎮被撤銷，江蘇城鎮人口的比重才開始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此后，江蘇城鎮人口增長速度一直慢于全國，且與全國的差距逐漸拉大。

1979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正常的、快速的發展階段。與1978

年以前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一時期，江蘇城市化呈現出水平高、穩定性強、進程明顯加速的特點。1979－2005年，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到5.79%，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14.84%迅速提升至50.5%，平均每年提高1.37個百分點。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盡管進入80年代，江蘇還并未因經濟增長速度快于全國而改變落后狀況，城鎮人口比重還基本上保持著低于全國平均4.7個百分點的差距，但在1990年以后，這種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差距逐漸縮小，到1998年底，江蘇城市化率首次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至2005年底，江蘇城市化率已高出全國平均水平7.5個百分點，基本上改變了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一直偏低、落后的局面。

（三）城市化歷程出現了三次重要的歷史轉折

有學者根據城市化過程中城鎮人口和鄉村人口相對關系的變化，認為在整個城市化的歷史過程中，城鄉人口增長的比例關系將會呈現出三個重要的轉折，即城鎮人口增長規模超過鄉村人口的增長規模、鄉村人口總規模由上升轉為下降、城鎮人口總規模超過農村人口。[3]依此判斷，江蘇人口城市化歷程中這三次重要轉折主要是：

第一次轉折出現在1979年，城鎮人口增長規模首次超過鄉村人口，城鄉人口增長出現了互換的格局。以此為起點，江蘇城市化進入了一個穩定增長階段。始于上世紀70年代，江蘇城鄉推行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農村人口增長的規模出現明顯減少，但是增長的量仍然高于城鎮。1979年，作為重要分界點的年份，城鎮人口增加了74萬人，鄉村人口反而減少了15萬人，城市化發展出現了第一個重要轉折。此后，全省大多數年份的城鎮人口增長規模均高于鄉村人口的增長，有些年份鄉村人口甚至出現負增長，在總人口的增長中城鎮人口增長所占比重大大提高。

第二次轉折出現在1997年，城鎮人口增長絕對規模首次超過總人口，鄉村人口由增長轉為下降。以此為轉折點，江蘇城市化由加速增長階段轉為高速增長階段。1997年，在總人口增加38萬的情況下，城鎮人口增加196萬，鄉村人口則相應地減少157萬，城鎮人口增長絕對規模首次超過總人口增長絕對規模，鄉村人口絕對規模由增長轉為下降，城市化出現了第二個重要轉折。此后的年份，鄉村人口絕對量持續下降，如1998－2000年，在總人口分別增加35萬、30萬、114萬的情況下，城鎮人口分別增加125萬、262、516萬，鄉村人口則相應地分別減少91萬、231萬、402萬。這意味著，鄉村人口進入城鎮的規模大于鄉村人口自然增長的規模，工業化進程中非農產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大大提高，城市化開始步入良性循環并真正進入高速增長階段。

第三次轉折出現在2005年，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0%。達到50.5%。這表明，隨著鄉村富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城鎮，城鎮人口的絕對量超過鄉村人口，整個地區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鎮。這是城市化出現的第三個重要轉折，是江蘇初步進入城市社會的重要標志和起點。今后，盡管城市化仍處于高速增長階段，但是，城市化水平的增長速度要取決于地區經濟發展的推進速度。

三、江蘇城市化進程的比較判斷

江蘇是屬于近期城市化水平上升最快的省份之一。2000年，江蘇城市化率位列全國第10位，華東地區第3位，排在3個直轄市和廣東、東北三省、浙江、內蒙古之后。到200

5年，江蘇城市化水平超過內蒙古，躍居全國第9位，并擴大了與位居其后福建的距離。按2004年城市總數排序，江蘇城市總數列全國第3位，分別比第一位山東、第二位廣東少8個和4個；在全國城市總數前10位省份中，如果按每1000萬人口擁有的城市數計算，江蘇為5.35個，列黑龍江（8.12個）、遼寧（7.34個）、浙江（6.74個）、湖北（6.30個）之后排第五位，比2000年提升一位。

隨著江蘇城鎮化戰略的實施以及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江蘇城鎮化進程已進入一個相對快速的發展階段，但如何正確認識江蘇省現階段城鎮化進程，對今后江蘇城鎮化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我們借助1999年128國家和地區相關數據建立的城鎮化進程分析模型，通過與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城鎮化進程進行分析對比，對江蘇城鎮化進程有一個總體的認識。見表1。

由表6-2的結果可以看出，無論采用哪種模型，江蘇的實際城鎮化水平比模型的理論值都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正常的數據離差，還是江蘇的城鎮化水平相對國際平均水平確實落后呢？我們認為二者因素都有，至少通過以上模型可以說明江蘇的城鎮化水平與國際城鎮化的平均水平相比要低一些。

四、江蘇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因素

（一）城鎮化進程影響因素總體分析

影響城鎮化發展進程的因素眾多，且關系較為復雜。根據近十年江蘇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等相關數據分析，全省城鎮化發展與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例、城鎮房屋竣工面積占竣工面積比例和第三產業就業比例之間呈高度相關，相關系數均大于0.9（見表3），與第二產業就業比例和第二、三產業占GDP比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相關系數分別達到0.62、0.61和0.88。

（二）影響城鎮化進程主要因素分析

1、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二、三產業人口就業結構調整對城鎮化發展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1995年以來，江蘇城鎮化進入加速發展階段，同期全省人均GDP和二、三產就業人口在全行業比例逐年增加。至2005年，江蘇人均GDP增長超過了兩倍，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分別上升了2.2和13.21個百分點（見圖1）。第二、三產業人口就業結構的改變，為更多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2、城鎮化進程與第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相互促進。隨著江蘇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2005年，江蘇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份額提高的情況下，其增加值的GDP份額比1995年分別增長了 3.9和4.9個百分點（見圖2），就業人口份額的GDP增長彈性分別達到1.77和0.37。第二、三產業效率的提高，顯示了江蘇經濟集中的城市效率，不僅提高了城市地區一系列經濟活動的生產率，同時，也促進了城市規模的擴大，使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發展。

資料來源：《江蘇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3、城鎮房屋建設對城鎮化水平起了積極的支持作用。2000年以來，江蘇城鎮化水平與城鎮房屋建設關系密切，二者變化趨勢基本一致。2005年，江蘇城鎮房屋竣工面積占總竣

工面積比例從2000年的35.49%提升到59.27%，上升了23.78個百分點，而城鎮化率上升了9個百分點。城鎮房屋建設對提高城鎮居民生活質量和吸納更多的農村人口轉移具有積極的作用。

五、江蘇城市化發展趨勢與對策思考

1978－2000年全省城鎮人口比重平均增長速度為1.26個百分點，其中80年代為0.5個百分點左右，90年代為2個百分點左右（1990－1999年為1.5個百分點），1998開始進入城市化發展階段的高速增長期。在過去20多年里，江蘇城市化之所以保持較高增長速度，主要得益于全省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1980－2005年GDP年均增長12.5%），并保持對城市化較為強勁的拉動力度。據此，我們認為，未來15年間，江蘇的城市化仍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若按年均提高1.5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那么2008年左右就可以使全省城市化水平達到并超過55%，提前2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城市化目標，2015年前后進入比較成熟的城市社會，2020年前后實現高度城市化。但是，鑒于近5年城市化速度過快，且考慮到城市化水平達到50%后增長速度將會趨緩，以及更加注重城市化質量的事實，我們認為，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不宜太快，以平均每年增加1.2個百分點較為合適。即使如此，全省2010年前即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城市化目標，即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5%；在2018年左右，城鎮人口比重達到65%以上，進入比較成熟的城市社會；2022－2025年實現高度城市化。

城市化發展不僅是數量增長，更重要的是質量的提升。在江蘇未來城市化進程中，要著力克服單純追求城市數量、盲目擴張城鎮區域規模的做法，在現有較高城市化水平的基礎上，更加突出城市內涵和功能的現代化，實現“量”的增長與“質”的提高的統一。在城市化內涵發展上，通過加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功能，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城市運作效能，保護城市生態環境，提高城市人居環境的質量，積極推進先進生產要素和服務業向城市集聚；在城市化的外延發展上，更多地通過城市現代化進程，擴大城市市場、產業、文化等要素向周邊地區和廣大農村擴散、輻射的范圍，從而使各類城市都得到合理、健康發展，以推進城市現代化乃至整個地區現代化的進程。

目前，江蘇省城鎮人口比重已超過50%。在此新的起點上，城市化發展必將呈現新的特點。同時，也使我們對綜合推進城市化進程及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思考。

第一，遵循城市化是一個漸進過程的發展規律，切忌盲目追求城市化增長速度。城市化的過程，從本質上講，就是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移的過程，是非農產業的發展超過農業發展的過程，是城市功能和條件逐步形成并完善的過程，已經歷城市化發展過程并進入成熟階段的發達國家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今后一段時期，江蘇要把握好城市化的速度，既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也不能失去城市化發展的機遇期。對于城市化出現第三次轉折的江蘇來說，未來城市化水平將會進入一個增長趨緩的階段，這是城市化不可避免和缺少的，也是符合城市化發展規律的。更為重要地是，城市與農村的均衡發展，城市化推進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機結合是城市化順利推進的基本條件。

第二，把城市化推進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相結合，統籌城鄉發展。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可以為城市化奠定經濟基礎，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也可以通過加大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建立現代化的城市經濟體系來提高各級各類城市對新增人口的吸納能力，支撐城市經濟的發展，合理配置資源，進而推動工業化的進程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更為

重要地是，要堅持城鄉統籌，一方面，將集中與分散有機統一起來，另一方面，構筑一個有機的區域發展體，以大中城市、都市圈發展為重點，以建構不同層次的“三沿”產業帶為基礎，科學規劃城市布局和地區布局，形成若干聯系緊密的城鎮集群，通過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的聯系實現產業、經濟、社會、文化等的交融、互動與聯合。

第三，加快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化的推進速度，逐步縮小地區差距。江蘇部分地區城市化發展程度較高，在城市化推進過程中，要因地制宜，實施區域城市化分類指導，采取積極穩妥的戰略和發展政策，根據各地實際以及農村和農業發展的現狀，逐步發展城市的數量和規模。要加快長江以北地區的發展，特別是新通揚運河以北廣大地區以及分屬連云港、鹽城、南通3市的沿海地區的發展，大力培育“發展極”，發揮它們的“磁場”作用，帶動周圍經濟快速發展，逐步縮小地區差距，最終實現國民經濟整體協調發展。

第四，發揮好制度性因素在城市化發展中的作用，努力消除政策和體制上的障礙。在城市化發展中，要逐步使進城農民市民化，并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特別是非農就業崗位，制度性因素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加快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在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城鄉土地使用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管理體制、投融資體制、市政公用事業等方面深化改革，促進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向城市合理有序的遷移，賦予農民自由遷居、自主擇業的權利，加速排除政策和體制上的障礙，逐步建立起全省統一的戶籍制度、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培育一種市場化的城市化發展的新機制，把現實生活中城市化的巨大潛能釋放出來，以人口作為推進城市化的核心，加快城市化進程。（來源：江蘇省統計局）

第四篇：世界城市化進程范文

二、世界城市化的進程

★1.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和特點（課本P33圖2.20）

★2.逆城市化

★3.世界城市化的地區差異（課本P32圖2.19）

三、城市化對地理環境的影響（課本P36～37圖2.25）

1.城市化對地理環境的影響

★2.城市環境問題（課本P37圖2.26）

★3.改善城市環境的措施（課本P38）

⑴發展低污染的節能建筑和綠色交通，減少城市污染。⑵使城市景觀與自然景觀保持協調，建立一種良性循環。

第五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作者：解安寧 陳利根

摘要：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1986年以來江蘇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省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業增加值、城鎮人口數量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土地利用；相關分析；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F30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20-5104-05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in Jiangsu Province

XIE An-ning，CHEN Li-g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inant factor panel data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6 to 2010，rel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studi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level of urbanization，built-up district area expanded quickly and farmland area decreased constantly.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built-up district area is 0.94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farmland area is-0.446.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in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studied with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land use change during urba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industrial added value，urban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three production value.Key word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nd 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城市化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容易造成土地資源有限供給與社會經濟需求增長性之間的矛盾。國內外城市化過程的經驗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城市化發展在促進城市用地擴展的同時，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轉變，導致土地權屬關系和經濟關系發生變化[1]。目前關于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城市化與土地利用的相互關系[2-5]上，研究方法逐漸轉變為以定量分析為主[3-5]。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具有內在的協調需求，只有二者協調發展，才更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統與城市經濟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發展[6]。二者協調發展研究的關鍵問題是準確篩選出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江蘇省1986-2010年的統計數據為支撐，定量分析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的相關關系及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以期為江蘇省城市化快速發展中的土地高效優化利用提供借鑒。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發展及土地利用狀況分析

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中心，是華東第一大省。據統計，1986年江蘇省總人口為6

269.9萬人，城鎮人口為1 109.77萬人，城市化率為17.7%（同期，全國城市化率為24.5%）；1999年，江蘇省城市化率為34.9%（同期，全國城市化率34.8%）； 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率達到60.6%（同期，全國為49.9%），比1986年增長了近43個百分點，年均城市化率增長1.72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中伴隨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產業的擴張，城市范圍擴大，土地面積增加，這是城市化的必然趨勢[5]。隨著江蘇省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尤其表現在城市建成區面積。1986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700萬hm2，到2010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到32.711萬hm2。由圖1可見，江蘇省城市化率與城市化建成區面積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定量研究

2.1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度量

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人口轉化，生產生活方式由原先的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社會發展過程，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產業、資本、市場在城市范圍內的相對集中。因此，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影響因素較多的復雜動態過程[5]。為了能夠準確反映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必須選取一些能夠代表城市化發展的指標并進行合理測定。為了便于分析和突出城市化發展的特征與規律，在設置評價指標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具體包括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在遵循以上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理論分析法和專家咨詢法對指標進行設置和篩選。首先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化進程指標設計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在對城市化進程的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初步確定將城市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居民生活水平、經濟水平、生態環境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功能指標[5-7]。最后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剔除不恰當的指標，從而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城市化進程具體指標為：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Y1，反映城市人口結構組成）、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Y2，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Y3，代表居民生活質量和生活狀況）、國內生產總值（Y4，反映經濟發達程度）、人均綠地面積（Y5，反映生態環境的建設力度）。

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于政府統計部門公開發布的權威統計數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江蘇統計年鑒》等，同時還參考了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相關數據，從而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與權威性。

將上述指標通過對數關系，構建代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綜合性能指標——城市化進程參數K[5，7]。

Ki=lgYi（1）

Yi=■Yij（2）

式中：Ki為第i年的城市化進程參數，Y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的原始值。

根據上式進行計算，得到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相關指標數值及參數見表

1、圖2）。

總體來看，1986-2010年間，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具體而言又可分為3個階段：①1986-1992年。1984年國務院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為鄉鎮企業，并要求各地積極發展。自此，鄉鎮企業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主導著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的城市化格局；同時，高考制度的恢復和城市建設的興起，大批農村學子和農民工涌入城市，非農人口迅速增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②1993-2002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江蘇省經濟進入新一輪擴張期，1992-1994年間GDP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南京、無錫、南通、蘇州等市興辦了國家級或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特別是昆山的自費工業開發區，張家港保稅區，蘇州工業園區的籌劃、建設，形成了新一輪的開發區熱。同時，小城鎮穩步發展，建制鎮由1993年的807個增加到2003年的1 043個。開發區的大力發展和城鎮空間的快速擴張，推動了江蘇省城市化進程。③2003-2010年。2003年以后大規

模的城鎮建設拉開了帷幕，5條城市發展軸有4條主體均在長江以北地區，這些快速交通走廊相當一部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這也使地處蘇北腹地的城市和地區的區位條件極大改善；同時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江蘇省（特別是蘇北地區）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工業化加快推進。2003年，蘇北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 232.9億元，占全省總額17.8%，蘇北生產總值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例為21.3∶45.4∶33.3，蘇北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3%，比2000年上升2.6個百分點，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逐漸增強，以工業化帶動了城市化，城市化又促進了工業化。

2.2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相關性分析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數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建成區面積逐漸增大，與此同時，大量農田被占用并轉變為建設用地。為了進一步定量反映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之間的相關關系，本研究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和耕地面積進行相關性分析，根據相關系數的大小確定城市化進程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程度。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由此可見，隨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江蘇省建成區面積逐步擴大，二者呈正相關，而且相關系數較大；另一方面，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建成區面積的擴大，也必然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因此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與耕地面積呈負相關。

2.3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利用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土地利用的主導影響因子選取 土地利用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人文過程，影響土地利用的因素也較為復雜，而且對于不同地域、不同時間的土地利用過程而言，其影響因素也不同。本研究在遵循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即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土地利用影響因素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綜合來看，這些因素既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也有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交通基礎設施發展、技術進步和政策因素等

[8]。但是，由于政策和技術等因素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影響會體現在其他社會經濟活動中，而且這些因素不易直接觀測和量化[9]，本研究重點從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考察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導因素。經濟發展用GDP（X1）、人均GDP（X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固定資產投資額（X4）、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5）、工業增加值（X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7）、商品零售價格指數（X8）來表示；人口增長用城鎮人口數量（X9）來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產值比重（X10）、第三產業產值比重（X11）、第三、二產業比（X12）來表示；交通基礎設施發展用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3）、人均客運量（X14）、人均貨運量（X15）來表示。

眾多的因素之間可能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因此，首先需要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影響江蘇省土地利用變化的因子進行定量分析，這樣可以在關系錯綜復雜的影響因子中找出眾多影響因子的共同因素和特殊因素，從而在不丟失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用較少的幾個綜合指標代替原來較多的變量，而且使這些較少的綜合指標既能盡量多地反映原來變量指標所反映的信息，同時它們之間又是彼此獨立的[10]。利用SPSS11.5軟件對所選取的因子進行主成分分析，通過它們在新組合成的主因子中的載荷，評價這些因子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相對重要性。主成分因子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和主成分載荷矩陣見表

2、表3。

由表2可見，前2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已經高達92.1%，而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90.0%的原則要求，對大多數數據均已能做出充分的概括性判斷。因此，只需要將第一、第二主成分Z1、Z2求出即可。尤其是第一主成分，其特征根是11.6，該成分的解釋力度達到77.4%。結合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X1、X2、X3、X4、X5、X6、X9、X11、X13、X14、X15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900）。第二主成分在X7、X8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800）。

通過對表

2、表3分析可知，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主導因子分別為X1（GDP）、X2（人均GDP）、X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固定資產投資額）、X5（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6（工業增加值）、X9（城鎮人口數量）、X11（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3（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4（人均客運量）、X15（人均貨運量）、X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8（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它們能夠較好地代表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

2.3.2 模型構建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是解釋土地利用變化常用的系統分析模型。其數學模型為：

Y=a0+a1X1+a2X2+??amXm（3）

式中：a1、a2、??am為回歸系數，X1、X2、??Xm為一系列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因素。

本研究將經過主成分分析所獲得的13個因子（Xi）設為自變量；將建成區土地面積（Y1）、耕地面積（Y2）設為因變量。

2.3.3 回歸結果分析 經過逐步回歸，得出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變化、耕地面積變化與主導因子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Y1=11 920.71+36.82X9+6.47X3（4）

Y2=5 688 109+100.19X11-136.60X9-291.46X6

（5）

依據SPSS 11.5運算結果，所建立模型Y1的擬合參數R2=0.968，調整后的R2=0.965，F-statistic為336.16，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模型Y2的擬合參數R2=0.671，調整后的R2=0.605，F-statistic為10.179，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

根據公式（4），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為了滿足城鎮人口數量增長對住房、基礎設施等的需求，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即城市建成區面積越來越大，可以說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是促進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購買力和投資能力增強，特別表現在對住房的改善性居住需求的增強，直接或間接增加了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導致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大。

由公式（5）可知，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到達0.05顯著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導致耕地面積的減少和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加，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建成區用地的內部挖潛，通過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從而提高產業用地的節約集約水平，即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不是依靠大規模的占用耕地，而主要是通過提高現有用地的集約利用水平，這也就解釋了耕地面積變化與三大產業產值的增加呈正相關關系的原因。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公式（4）的合理性，即城鎮人口數量的增加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沖動，城市建設用地需求急劇增加，大量耕地被侵占并轉變為建設用地，耕地面積逐年下降。結論與建議

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①1986年以來江蘇省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問題逐漸顯現。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X3）、工業增加值（X6）、城鎮人口數量（X9）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1）。具體而言，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①大力提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同時必須要協調好土地內部結構的高效調整與個體功能的最大發揮，嚴格管控耕地使用面積，提升建設用地的單位面積生產率；②嚴格按照土地利用規劃進行土地開發，嚴格執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建立城市“成長管制區”[11]，使城市功能分區更明顯，從而避免城市土地無序擴展和蔓延。③完善城市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制定促進用地企業節約集約用地的激勵機制，盤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集約程度以緩解建設用地供需矛盾。④抓住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提升產業結構層次，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貢獻率，降低經濟發展、城市擴張、人口增長對土地的壓力，緩解土地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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