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城市化進程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分析

我國城市化進程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分析

（山東師范大學 人口·資源與環境學院 地理本0901 段雪梅 200901410119）關鍵詞：城市化，問題，對策分析

摘要：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影響了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得到我們的重視并加以解決。

一．我國的城市化發展

狹義的城市化指農業人口不斷轉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過程；廣義的城市化是社會經濟變化過程，包括農業人口非農業化、城市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城市用地不斷向郊區擴展，城市數量不斷增加以及城市社會、經濟、技術變革進入鄉村的過程。

考察我國城市化進程，總的看來仍處在城市化集中階段。建國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1）1949--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發展時期；（2）1958--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穩定發展時期；（3）1966--1978年，是城市化停滯發展時期；（4）1978至今，是城市化的穩定快速發展時期。

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城市化發展極為迅速，城鎮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5年的43．3％。預計到2010年將達到50％左右．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我國城市化不僅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也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據世界發展報告統計資料，2000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達47％，中等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一般都在50％以上，高收入國家為79％。我國城市化水平與世界水平相差甚遠。

二．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1.生態環境惡化，資源問題嚴重

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工業企業及人口．但由于工業的粗放型發展和人口的高度聚集，污染物的排放雖激增，造成了大氣污染、垃圾滿城、水資源短缺、土地資源短缺、噪音不絕和光磁污染等各種難以解決的環境問題。城市的生態安全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從水資源來看。隨著城市大生產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生產用水和生活用水大量增加。加之生態環境的破壞，影響了江河表面水的豐盈，超量和無度的開采又造成地下水的枯竭。同時，禁而不止的工業污染和污水的超標排放，致使江河湖泊和水源地以及地下水水質遭受嚴重污染。使得我國660多個城市不同程度面臨水資源問題，200多個城市水資源嚴重不足，有的城市被迫限量供水。

從土地資源來看．很多地區興建了各級開發區，但很多開發區土地都在“曬太當地政府對城市興建寬馬路、大廣場、大學城、高爾夫球場等十分熱衷以及盲目的房地產開發和城市用地規模的擴大。使得土地資源越來越短缺。

2.我國不同地區城市化水平差異大

根據城市首位度，可以計算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明顯存在不同地區差距過大現象。我國城市分布相對集中在東部地帶，東中西三大地帶呈現明顯的梯度差異，東部地區明顯高于西部地區；從城市數量看，2000年全國667個城市中，東、中、西部分別為300個、247個和120個。分別占全國總數的44．98％、37．03％和17．99％。同時，東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比中、西部地區明顯要快。尤其是在沿海地區的珠三角、寧滬杭、京津唐等大城市群區域。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迅速發展。集聚了中國大量的財富、勞動力與高新技術，使沿海許多城市經濟繁榮，市場活躍，生活水平提高，環境逐步改善。已經進入城市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中部地區正處于初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西部地區仍處于城市化發展的初期階段。

3.土地利用不合理

城市規劃最重要的目的是解決人的居住問題，而土地資源的利用無疑是重中之重。當前，我國城市規劃中的土地不合理利用主要有：

(1)城市規劃無序外延擴張，城市用地面積和規模過大，占用大量農田耕地，土地利用浪費嚴重。

(2)城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城市規劃單純注重經濟效益，各類用地比例失調，產業用地比例過高，居民生活用地及綠地面積比例偏少，既偏離了城市規劃的最終目的，也致使城市環境日益惡化。

(3)城市土地規劃不規范，存在投資地產過熱、土地供應量過大與土地資源稀缺并存等不合理現象，影響土地的合理使用。

三．解決對策分析

1.走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城市化進程中，資源是有限的，有不少資源是不能再生的，尤其是那些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精神文化休戚相關的資源利用問題，不能只顧眼前。一定要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一是加強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開展流域水質污染防治。強化重點城市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加強環境保護法規的建設和監督執法。

二是合理使用、節約和保護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綜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的資源安全供應體系和戰略資源儲備制度，如水資源。要充分考慮水資源對城市發展的承受能力，高度重視水資源的保護和節約使用。我國許多城市缺水問題El趨嚴重，目前全國有400多個城市常年供水不足。其中110個城市嚴重缺水。北方一些城市被迫限時限量供水。水資源短缺嚴重影響著城市建設和人民生活。解決城市缺水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任務。因此席0定城市規劃時一定要從水資源的狀況出發。合理確定城市人口規模、產業結構。同時，必須堅持開源與節流并重，節流優先，治污為本，科學開源，綜合利用。對于土地資源。要重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建設規劃。加強建設用地調控，嚴格控制土地供應總量。改進土地總體規則；集中土地供應權，把分散在各個部門的用地審批權集中在政府手中：實現土地配置方式的配套與協調：進一步完善土地儲備制度，以進一步提高國家對于土地市場的壟斷能力；建立順暢的信息渠道，加大土地市場地位變化情況監測力度，以充分發揮國家對地價的調控作用。

2.走多元復合型城市化之路

考慮到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現行城市化特征的不同。應在總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方針的指導下．考慮城市發展進程的階段性和區域發展的差異性，走多元復合型城市化之路。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則．分別確定這些地區城市化的目標、重點及實施途徑，實行多種模式，切忌一刀切。

東部地區應以現代化和國際化為目標。重點加強“中心城市”。同時以大城市為依托走擴展型城市化道路。加強中心城市的改造與擴展，建立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如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環渤海灣城市群。中部地區應從完善城市體系的角度出發，逐步形成一個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舉的，功能完善、結構合理的城市體系，建立“城市區域經濟聯合體”。以大力發展中立“城市區域經濟聯合體”。以大力發展中等城市為目標，走集中與分散并舉型的城市化道路。重點改造和發展省會城市和省級中心城市如長沙、南昌、合肥、武漢、鄭州。充實城市功能，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增強經濟實力，真正起到發揮區域中心功能的作用。西部地區地域遼闊。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發展都不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發展都不足，在資金、人才、技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走集中型城市化發展道路，選擇一些基礎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資，集中建設，先實現規模化，再實現內涵化的城市化道路。

3.提高土地利用率

對于城市規劃來說，樹立土地經濟價值觀念，加強控制性規劃工作，促進城市土地資源的節約和集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其關鍵點在于：

（1）從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強度入手，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約水平，使一定面積的居住用地能夠開發出更多的商品住宅。如提高居住區的容積率、建筑密度等。

（2）優化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各城市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適當提高城市用地結構中的居住用地比例。并且加快城市中心區及邊緣地區的工業土地置換為居住用地的步伐。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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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蔣文生 我國城市發展規劃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期刊論文]-內蒙古科技與經濟

2007(6)引證文獻(1條)

第二篇：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郊區城市化問題分析

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郊區城市化問題分析

來源：資源網作者：李爭發布時間：2008.06.2

4郊區城市化是城市在經歷了中心區絕對集中、相對集中和相對分散以后的一個絕對分散的階段，是由于城市中心區的土地稀缺地價昂貴、交通堵塞擁擠、居住人口密集、環境質量惡化，致使城市中心區人口和企業、公司外遷到郊區，使城市中心區的人口增加低于郊區，形成相對中心區而言的離心化現象。其實質是城市周圍的農村地域受到城市擴張的影響，逐步向城市性因素和農村性因素相互混雜的過渡地域變化的過程。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不斷的外延擴張，位于城市邊緣的地帶在城市化進程中不斷被發展成為新的城市，在這一背景下，我國部分學者也提出了我國的郊區城市化問題，并指出了郊區城市化的發展方向以及目標等。我國的郊區城市化發展模式也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在我國的實際應用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本文將對我國在郊區城市化發展中存在的誤區和問題進行分析。

一、郊區城市化的表現形式、原因以及實質

目前部分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我國的郊區城市化的理解還存在著誤區，產生了概念上的錯誤，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相當大的。正確理解郊區城市化的形式和本質有助于我們對我國的郊區城市化現象進行分析。

1．郊區城市化的表現形式

“郊區城市化”是指人口與經濟活動從城市中心區域向廣闊的郊區甚至小城鎮或鄉村遷移，引起城市郊區迅速發展成為新型城區，而老的中心城區出現人口減少的現象。郊區城市化首先出現在歐美等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國家，以美國尤為突出。與郊區城市化現象相聯系的另外一個現象是原有的中心城市功能衰退，環境惡劣，導致中心城區向郊區發展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繼出現了郊區化現象，如城市中心區企業外遷，郊區大型企業設施及住宅區與別墅區的建設等。目前我國城市郊區化主要是城市人口與工業及部分商業的郊區化，服務業、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仍在向城市中心區集中。

2．郊區城市化產生的原因

郊區城市化產生的原因分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其外部因素有：

（1）技術進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繁榮是城市郊區化必要的經濟條件。交通網絡的完善、通訊技術的發達以及隨著技術進步而產生的對生活質量的需求都是導致郊區城市化產生的原因。交通的進步減少了人們從郊區到城市中心的成本，通訊技術的發達可以實現在郊區對城市中心業務的控制，這些為人們遷往郊區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2）政府的政策導向。政府的政策為城市郊區化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政府直接向郊區投資建設工業園區，不斷改善城市郊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并且城市郊區的地層建筑具有較低的建設成本，吸引了眾多的建設資金，使郊區的建設日益完善，并吸引城市中心區的人口向郊區不斷轉移，導致了郊區城市化的形成。

郊區城市化產生的內部因素有：

城市發展客觀規律所導致的城市內部凝聚力的逐漸喪失。城市作為一個區域的增長核心，在形成初期具有極強的內部凝聚力，進而產生集聚一規模效應，但這種集聚是有限度的，當達到某一限度時，許多城市問題相繼產生，如交通擁擠、地價上漲、住房緊張、基礎設施老化、教育資源短缺、犯罪率上升、環境惡化等，稱之為“規模不經濟”現象。這時，城市增長開始由原來以集聚力為主導的極化階段轉向以擴散力為主導的擴散階段。一戰后，西方國家快速的城市化導致社會變遷失控和城市問題層出不窮，使城市固有的向心力逐漸喪失，嚴重抑制著中心城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成為促使富人階層、工廠各種機構紛紛向郊區遷移的內部動因。

3．郊區城市化的實質

有學者在較早的時候指出，這種城市化由集中走向分散的現象，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新的城市化形式。（楊重光，劉維新。1986）根據城市倒“S”型曲線發展規律，郊區城市化是城市化歷程的一個必然階段。在城市化的第二個階段（城市化率達到70%~90%），出現了城市區域化的現象，即不是向城市的一個點聚集，而是向一群相互緊密聯系的城市點聚集，同時伴隨著老點向新點的擴散，城市數量仍在增加，城市質量也在提高。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功能的不斷發展，第二產業將逐漸向城市郊區轉移，導致城市中心區域原有的功能開始倒退，據研究表明，當一個區域的人均GDP達到4000美圓時，郊區城市化速度會大大加快。城市郊區化實質上是一種城市化發展階段的需要，是一種主動形成的過程。

二、我國郊區城市化的特征及問題

（一）我國郊區城市化的特征

中外城市郊區化都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出現為改善居住條件而離心遷移的要求，而城市交通改善、政府政策導向又拉動了這一進程。相對于發達國家的郊區化，中國城市郊區化具有自己的特點，主要表現為基礎差、雙向性和步伐快等方面。

1．我國郊區城市化的基礎差

我國郊區化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基礎之上的郊區化。雖然郊區化的發生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但我國郊區化的社會經濟基礎遠不及西方。西方開始郊區化的時候，城市化水平就己經很高，經濟己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市場經濟日臻成熟。而我國的城市底子薄、基礎差，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低。1990年我國城市化水平為26.2%，2001年為37.7%，至2006年，東、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別達到54.6%、40.4%和35.7%，城鎮化水平最高的上海才達到88%，而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達70%以上，2001年達90%以上。

2．產業與人口發展的雙向性

從宏觀上看，我國日前大多數城市仍然處于集聚為主的城市化發展階段，但這并不排除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國內特大城市郊區化現象的產生，只不過這些城市的郊區化與西方發達國家有所不同，表現為產業和人口的集聚及擴散效應同時并存。中心區不但沒有“空心化”，反而

更加繁榮。由于我國城市發展處在集聚發展階段中心區仍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經濟活動的核心。經過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原有的中心區工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污染較重的工業遷至郊區，而向心性很強的商業、金融業等第三產業集聚中心區，加強了中心區的城市現代化功能。同時，大量資金投入舊城改造，且推行上地有償使用制度，城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各項建設獲得了生機。而由于產業的外遷，以及開發區等方而的建設，我國城郊地區獲得了飛快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帶。

隨著我國對人口遷移政策的放松，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富裕起來的私營企業家和個體工商從業人員從鄉鎮和農村遷往大城市，在城區從事工商業活動；同時，為了方便就業和子女上學等原因，一些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甚至遷往中心城區，從而形成了我國獨特的人口雙向流動現象。

（二）我國郊區城市化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郊區城市化有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地區。但是目前我國郊區城市化的發展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郊區被動的城市化

從前面郊區城市化的實質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正常的郊區城市化是一城市化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是一種因為中心城區和整個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技術的不斷進步帶來的主動的發展。在我國，郊區城市化卻是一種為了經濟發展而進行的一種“圈地運動”，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多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1）城市蔓延引發城郊土地利用矛盾。城市郊區是各類用地矛盾的集中之地，因為城市蔓延不但要占用用大量的耕地，使生產城市必需的原材料和農副產品的空問減少，而且工業區、住宅區往往在郊區建設，布局不合理，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建設投資。

（2）土地級差效益與盲目開發不和諧。城郊是城市到農村的動態過渡帶，非農產業迅速發展以及城市擴張引起土地級差收益的變化，而此時往往由于沒有科學的土地開發利用模式和管理制度作指導，土地朝暫時級差收益較高的方向盲目開發利用，使得土地不能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楊靈珍，王舟，2006）。

（3）破壞城市郊區的生態環境。郊區生態是城市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合理的郊區土地利用結構和布局是優化整個城市生態的重要囚素，但城市的發展和郊區工業的繁榮，往往只考慮經濟效益而忽略了郊區土地非農開發給郊區生態帶來的影響，肆意占用耕地和不合理的非農用地使得城市污染蔓延，郊區污染增多，城市和郊區居民的生活環境同時惡化。

根據郊區城市化發展的實質來看，郊區的生態環境、生活環境以及社會環境要優于城市中心區域，而就上面出現的問題來看，我國所謂的“郊區城市化”不是一種真正的郊區城市化，而是一種變態的，由于經濟發展的一種盲目需要帶來的不良后果。

2．制度改革不能與郊區城市化的發展配套

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原城市郊區農村不斷發展成為城市，其途徑是對農村集體土地進行征收，轉為城市土地。在此過程中，然而，城郊農村在土地被征用后，管理上仍然普遍保留了原村鎮集體管理的模式，未能納入城市一體化的管理體系。由于農村組織自身的局限性，不僅在規

劃建設、環境管理、設施配置、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捉襟見肘，在就業培訓、社區生活等其它方面的工作也遠遠不能勝任。使這些地帶保持著村落的物質環境、文化觀念、社會網絡和生活方式，居民就業困難、或靠出租房屋與集體股分紅為生，“是城而非城”，成了城市里的村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空心村”。同時這些“非農非城”的階層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這種“欠帳”式空間擴展還扭曲了土地供應的市場機制，一方面不利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導致政府競相壓低地價招商、開發商在郊區大量圈地、郊區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利益分配機制向開發商傾斜，使城市收益外流、農民不能獲得轉變為市民的成本，不能成為有貢獻的市場主體，而成為社會的負擔，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張穎，2003）。

產生以上現象的深層次的原因就在與我國的制度改革未能跟上城市化發展的步伐，農地產權制度的不合理導致了征地之后大量社會問題的產生，譬如農民生活失去保障等。而我國政府財稅制度的不合理導致了地方政府盲目圈地，盲目的經營城市，致使城市無規律的擴張，城市郊區環境受到破壞，郊區城市化軌跡被嚴重歪曲。

三、對我國郊區城市化的討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國在所謂的“郊區城市化”中暴露了許多的問題，郊區并沒有變成城市，而是仍然是城市的邊緣，基礎設施仍然落后，生活和社會環境落后于城市中心地帶，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郊區城市化并不符合真正的郊區城市化的軌跡。這是因為我國的經濟狀況還沒有達到發展郊區城市化的階段，我國城市化的質量并不高，只有當一個城市經濟發展超過了城市現有功能承載力的時候，才會主動的向郊區城市化發展。

就我國目前的各種政策體系來看，要想實現真正的郊區城市化，還需要對各種制度進行改革和創新，特別是農地產權制度和財稅體制。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主體的不確定，導致的在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將會對郊區城市化過程產生巨大的阻力。目前很多學者就農地制度改革與征地制度改革做了較多的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建議，《物權法》第四十二條對土地征收補償的依據、原則、內容及責任作了規定，體現了征地補償安置必須確保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有保障的原則，為農地非農化收益分配提供了法律依據，有效的保證了失地農民的利益。另外，在當前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緊張，并且對土地收益依賴過重，會造成城市郊區土地的粗放利用，形成新的“圈地運動”，新的城區不能合理的開發，舊的城區不能被合理的利用，造成了城市結構的失調以及城市發展路徑的變形，使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因此有學者建議將一次性繳納土地有償使用費制度改為年租制，保證地方政府的可持續性土地收益，以降低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程度，提高城市用地效率，為主動的郊區城市化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在我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應該積極做好統籌區域土地利用，實現城郊共同繁榮積極調整中心城區的產業結構，實現中心城區用地“退二進三”的調整，繼續發揮中心城區在城市經濟中的核心作用，提高其現代化功能。按照城市郊區化的客觀要求，推進郊區三大產業之間、各產業內部及產業布局空間3個方面結構的調整。以產業為依托，加快人口和產業的集聚，承接中心城區的功能轉移，在空間經濟、人口、社會、生態等方面加速實行城鄉一體化，實現城區與郊區的協

調發展（盛廣耀，2006）避免走國外城市郊區化過程中中心城區“空心化”和經濟衰退的彎路。

第三篇：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因為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所以，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既呈現出世界各國的共性特征，同時又顯現出自身的個性差異。在新中國成立后半個多世紀的城市化建設過程中，無論是城市的數量，還是城市的功能均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加速推進與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尤其是隨之而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異地就業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國城市化過程中本身所累積的諸多矛盾日益凸現出來。概括地講表現在六個方面。

1.城鄉分割，協調性較差。

在長期計劃經濟“城鄉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得以產生、固化乃至于不斷強化。政府借助于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糧油供給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漸形成了城鄉有別的管理體系。城鄉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異和職業的不同最終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異，即所謂的城鄉差別。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區位優勢和功能優勢，其聚集經濟效應的強化作用進一步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形成了“城市一工業、農村一農業”的產業格局，最終使得城市和鄉村演化成兩個彼此相對獨立的人為的封閉系統。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農村中原本匱乏的資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奪”。城鄉之間的公平問題作為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國表現得更為明顯。

2.結構雷同，特色不明顯。

我國城市化發展模式肇始于重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間布局和主導產業培植上皆表現出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

首先，表現在城市空間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選址和規劃上的強烈行政壟斷。政府包辦了城市建設中的一切事務，而作為切身利益者的城鄉居民幾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絕大多數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駐地，政治色彩十分濃厚。相比之下，城市產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的經濟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之間產業結構的雷同成為普遍現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種游說手段為當地爭得更多的項目和資金，并通過構建完備的工業體系，努力為政府官員創造更多的政績。同構化的城市結構一方面強化了城市間的過度競爭；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產業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蝕了不同城市的比較優勢。

3.城鎮體系不健全，協同效應不足。

受制于不同時期政治和經濟環境的需要，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表現出明顯的短期化特征。從建國后的“限制發展大城市和小城鎮，適度發展中等城市”逐漸過渡到80年代以后的“大力發展小城鎮”。我國城市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解決特定矛盾的權宜之計，缺乏整體性和前瞻性，都是從靜態和孤立的視角謀劃城市的發展。其實，不同規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劣勢。例如，大城市具備較強的聚集效應，但其“城市病”癥狀也更為明顯；小城鎮分布廣闊，貼近農村市場，更有利于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交換，但其聚集功能較弱，土地浪費較為嚴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優勢和劣勢。所以，不能簡單地評價哪種類型城市的優劣。

4.強調行政催化作用，缺乏產業支撐。

眾所周知，城市的產生源于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城市的發展同樣是伴隨經濟發展的自然演化的動態結果。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內、在表象層面上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這是世界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共有的規律。然而，我國的城市化歷程表現出與這種規律較大程度的背離，行政力量扮演著遠比市場因素更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導產業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搖擺不定；要么彼此“借鑒”，簡單復制。其結果不僅浪費了較多的資源，而且使城市結構雷同、功能單一。同時，缺乏核心主導產業的支撐也使得城市后續發展動力嚴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務能力的提升滯后。

5.重視外延拓展，忽視內在功能完善。

80年代以來“攤大餅式”小城鎮發展戰略的推行以及大中城市新城區熱和廣場、步行街等標志性建筑熱愈演愈烈，既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又因為拆遷補償不合理而引發了太多的社會糾紛，進而沉淀為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城市外圍空間拓展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的同時，現有城市功能的完善則嚴重滯后。從城市景觀的外觀上看，我國的城市并不比西方發達國家差，但在城市服務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的積淀上則呈現出天壤之別。擁擠的交通、令人擔憂的衛生狀況和食品安全、日益惡化的治安、脆弱的環保等“城市病”困擾著城市的發展，使得城市的后續發展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6.傳統制度的約束功能仍然存在，阻隔了城鄉的融合。

雖然迫于各種壓力，傳統涇渭分明的城鄉管理體制有了一定的松動，但是，傳統城市管理制度的強大慣性作用依然存在，在某些領域甚至得到強化。城鄉間巨大收入差距的誘惑、對城市生活的渴求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需求等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這種規模空前的勞動力流動不僅滿足了城市產業發展的用工需求，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無論對城市還是對農村來說本該形成雙贏的結局。

但是出于保護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保障他們在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優先權，城市管理者往往只是企圖在現有條件下，通過簡單的“限、管、卡、罰”等非人性化管理手段來限制和排斥外來勞動力，而較少考慮借助優化內部結構，提升城市功能、培植主導產業等方式來擴充城市容量。顯然，這些措施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間的心理差距，不利于和諧城鄉關系的構建。

二、解決問題的對策

1.城鄉互動，協調發展。

國外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實踐都證明脫離農村發展的所謂“孤島式”城市化發展模式注定不會成功。缺乏了農村的協調和支持，這種城市化發展模式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棄片面強調發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間的拓展上)的傳統做法，而應從城鄉聯動、協調發展的角度謀劃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

2.因地制宜，突出個性。

審視我國城市發展現狀，結構雷同、個性模糊是一個普遍問題。城市在主導產業的選擇上、在未來功能的定位上均顯示出明顯的趨同性，這種現象對于城市的后續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實踐證明，在城市核心競爭力的培育上，個性化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連、順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領域獨占鰲頭，其核心就在于它們結合本地區位和資源條件，選擇了獨特的主導產業，具備鮮明的個性化特征，這一點正是其他城市無法模仿的，從而在競爭中占據了主動地位。

因此，我國城市的發展應該結合自身的特點，充分發揮自身潛在的優勢，努力培植核心產業。從區位優勢、產業特色、文化底蘊、旅游休閑、礦產開發、生態環保等角度來定位城市的發展方向，探尋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導產業，形成鮮明的城市個性特色。

3.整合城鎮體系，發揮協同效應。

由于規模不同，城市間表現出功能的差異性，都存在一定的優勢和不足。因此，如何通過科學的規劃，構建一個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金字塔式”的城鎮體系便成為當務之急。確立合理的城鎮體系，一方面要考慮城鎮的發展現狀，通過城市布局的合理調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構建一個和諧的城鎮化體系，發揮不同規模城市間的協同效應；另一方面，要結合城市的未來發展，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確立城鎮體系的發展方向。

4.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干預力度。

城市化建設中濃厚的行政干預帶來了諸多方面的負面效應，其中最典型就是在城市改建、擴建征地過程中行為的非規范性。某些政府官員與土地開發商“合謀”借助權力壟斷人為壓低被征地農民的土地補償標準，拓展了驚人的尋租空間，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因此，應強化市場機制在城市化進程的基礎性作用，逐步淡化行政干預色彩，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學習和運用現代經營城市理念，不斷完善城市功能。引進市場機制，把長期由政府壟斷的某些領域，如：自來水、郵政、通信、公交、電力、煤氣等逐步放開，政府通過搭建公平競爭的平臺，引導各市場主體通過合理有序的競爭，提供質優價廉的服務。

5.突破制度瓶頸，凈化外部環境。

導致我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關鍵原因就在于傳統制度的約束。農村剩余勞力向城市流動受阻、現代化農業經營模式難以推行、大量農村人口長期滯留貧困、農村消費市場難以啟動等問題的癥結皆出于此。

改革現行的城市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降低外來勞動力在城市生活、就業成本。努力為市民和農民營造公平的競爭氛圍，并最終實現構建和諧城鄉關系的目的。

第四篇：《關于城市化以及我國城市化問題和分析》

城市化是一個地區的人口在城鎮和城市相對集中的過程,城市化意味著城鎮用地擴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農村地域的擴散過程。城市化亦指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以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有的學者也把城市化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城市化就是農村生活方式轉化為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發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促進人的技能和素質的提高，提高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使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達到和諧發展。

城市化主要有三個主要標志：1.城市人口增加；2.城市人口在總人口的比重上升；3.城市用地規模擴大。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特點：1.起步晚,發展快；2.城市化水平較低；3.城市發展不合理。

在城市化過程中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城市規模的無限制擴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長，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六個方面：（1）環境污染嚴重，原有生態環境改變，環境質量下降，趨于惡化；（2）中心區人口密集；

（3）交通擁擠；

4、地價房租昂貴，居住條件差；

5、失業人口增多；（6）社會秩序混亂。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人多件差異性極大、地區地廣、自然資源與自然條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但其城市化問題也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我國的城市化主要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即改革開放后。

不過，目前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有五大問題不可忽視：

首先，把城市化率簡單地當作一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來追求。為追求數字指標，有的靠行政區劃調整以擴大管轄面積。實際上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區和某些工礦區，盡管數字上反映的城市化率比較高，但并不能說明其城市現代化水平高。又如一個省域的城市化同一個市域的城市化，甚至一個縣所謂“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湊數字、比指標。城市化的實質是產業結構轉型，就業結構優化，非農就業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實質而重形式。

其次，在城市化問題上玩“數字游戲”導致了對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與混亂。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變行政區劃來擴大城市轄區，把城市做大，導

致城市是“聚集的點(中心)”還是“城鄉不分的面(區域)”變得日益模糊。近年來不少地市合并，地級市已成為區域實體，整個地區成為一個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區還只是區域的一個點(中心)。譬如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改地設市后，很大的鄉村區域都變成“城市”了，這既不符合事實，還造成了統計上的失真。一些大城市所轄縣整縣改市也存在類似問題。

第三，城市核心競爭力定位比較混亂。有的城市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廣場、大草坪、寬馬路、摩天樓等形象工程，甚至還出現城市之間的盲目攀比。在產業結構上，缺乏區域和國家的統一規劃，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產業、高科技產業作為支柱產業。在建設資金上，由于急于改變城市形象但資金不足，為了籌集資金盲目擴大城市建設用地，寅吃卯糧，或者盲目借貸，形成很大的金融隱患。

第四，隸屬于城市政府的規劃權力缺乏制約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而在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城市規劃的審批、監管多是市議會。目前流行“規劃聽市長的”，而有的市長又常受開發商的影響或被開發商牽著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為和錯誤決策。

第五，一些城市決策者忽視或不懂城市發展的區域規劃，忽視城市圈或城市連綿區的客觀事實，看不到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間聯合協調的必然趨勢，不是主動聯合而是惡性競爭，既造成了區域基礎設施規劃和城市發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國城市總體上的實力，降低了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城市化要數量、質量并重，但更要重視質量；要速度與可持續發展并重，但更要重視可持續發展；要實體與環境并重，但更要重視環境；要硬件與軟件并重，但更要重視軟件；要個體(城市)和群體(區域)并重，但更要重視區域；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但更要重視精神文明。

對此有五大建議可供參考：

首先是科學定位。各城市要依據自身的資源、區位、市場潛力、歷史文化條件以及總體規劃，實事求是地、科學地進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體現特色。并且要根據城市發展過程中內外條件的演變相應調整其定位，從定位和優勢出發建設特色城市。

第二，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問題。在發展城市以滿足當代人需求時，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發展為代價。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生態、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正確處理好人口、資源和環境幾方面的關系。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就在于認清對城市發展的關鍵制約性因素，并將城市的發展限制在這些關鍵性制約因素的允許范圍內，避免由于過度發展對環境資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

第三，要以城市為中心發展區域經濟，加快實現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城市化本身就是從區域著眼觀察城市現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離不開區域的支撐，因而要處理好城市建設和區域發展的關系。城市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工作必須正確處理城市與區域的關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于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使城市發展與區域總體發展相適應，強化區域規劃的統一性和協調性。

第四，以提高城市領導管理水平為核心，培養城市領導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不斷改善城市管理，建立完善城市管理的新機制。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是復雜的系統科學，應建立一整套科學決策制度體系，提高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決策的科技含量，避免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決策中不科學的長官意志。建議較大城市應建立總規劃師、總建筑師、總工程師、總經濟師制度。

第五，建議有關部門，特別是行政、統計、城市規劃等主管部門，應組織依靠專家研究中國城市行政區劃和中國城市統計區劃問題。建立科學的符合我國實際的城鎮化統計區，并穩定城鎮化統計指標，建立可對比的城市統計資料庫。

從我國城市化發展和城鄉差距擴大的現實出發，我國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必須采取兩手策略，一是抓好農業的發展，二是抓好城市的發展。

如此，才能更好的解決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拉動我國經濟的發展，更好的促進我國經濟的騰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五篇：城市化進程分析

城市化進程分析

王建康201***1工商4班

摘要：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它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重大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研究、總結并重新審視城市化的理論，回顧、梳理并進一步分析城市化的實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首先對城市化的概念以及中國城市化的狀況等基本問題進行了闡述，對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分析。然后重點研究了中國城市化的歷程及現狀，中國城市化的模式以及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及優化和創新。提出推進城市化建設的對策和建議。關鍵詞：城市化城鄉差距動力機制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城市化簡述

1、城市和城市化簡述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人們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城市是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變革的產物。在地理經濟學中，城市被定義為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有足夠多的非農人口，并具有生活必須的住宅、公共設施伴隨著生產、交易、消費等活動的綜合聚合體。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產業活動在空間上集聚、鄉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村人口轉化為非農村人口，人口向城鎮集聚，農村地區轉化為城鎮地區，城鎮數量增加的過程。城市化，也有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工業、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只有經歷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城市化的過程是隨著現代工業的出現，資本主義的產生而開始的。城市化三大標志：

1、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

2、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上升（最主要標志）；

3、城市用地規模擴大。演進過程：一般分為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動力機制：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其中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城市興起和成長的前提，工業化是城市化的主導力量，第三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又促進了城市化。

2、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與現狀

一百多年來，中國城市發展的進程，走的是一條十分曲折、反復的道路。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由于受到世界列強的侵略，以及受到軍閥割據的困擾，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區，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擴張，另一些地區則完全處在工業化的進程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劃。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使得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更有甚者，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的是“反城市化”戰略，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將城市人口遷往農村，比較典型的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市民返鄉，干部下放等等。此種逆歷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決城市人口聚集問題，反而使我國的城市化問題積蓄、矛盾累積。由于我國的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這樣，到了改革開放以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就呈現出一種突然爆發的局面。總之，我國的城市化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自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放開了對原有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涌入城市，這成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進程的開端。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人口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年平均提高1%以上。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了12585萬人，但是在“十一五”時期，根據中國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歷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我國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頸”——城市化規模擴張的制約與品質提升的壓力逐漸凸顯。

在中國，城市化所承載的，不僅是發展經濟，還有城鄉一體化、城鄉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各地政府對中央的有關文件沒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城市化的工作基本上單一的體現在對城市規模擴張和對GDP增長的追逐上，沒有兼顧公共設施及民生的改善，使現階段的城市化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也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這與城市化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馳，所以總結城市化進程中的不足，為城市化的未來找出一條與經濟發展相匹配與環境相協調城市與鄉村和諧發展的新路子，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城市化動力機制探析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誕生和發展所需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所構成的綜合系統。作為社會現代化重要標志的城

市化的發展受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1、城市化的宏觀動力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會加速經濟增長。

2、城市聚集經濟：城市化的內生動力

市化經濟是一種集聚經濟，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它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企業內部規模經濟；二是產業功能聯系所產生的外部性而形成的地方化經濟；三是由多個行業向城市地理集中所形成的城市化經濟。近百年來，美國城市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一種非常顯著的正相關，經濟發展程度與城市化階段之間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國的經濟與城市化同步增長就是很好的證明，城市作為聚集的中心，在勞動、資金、交通運輸、通信設施、市場容量、人力資源以及居住條件等方面，比周圍地區擁有更多的優勢，這就使得生產活動不斷向城市聚集，從而產生聚集的規模效應和經濟效益。

3、市場機制：城市化的主導動力機制

現代城市是市場經濟的堅強堡壘。城市化過程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大發展的過程。城市的最大特點是“市”。即市場有城市就有市場，城市發展到何種程度。市場就發育到何種程度。縱觀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市場經濟最早就是在城市工商業中產生、發展、壯大的，然后向其他領域進軍。農村和農業是市場經濟最后征服和占領的陣地。可以說，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賴于城市化過程的積極推進，沒有城市化的強力驅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大發展。當然，市場經濟發育和城市化過程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契機和原動力。正是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調節和引導，促使社會經濟資源向城市區域流動，從而促進了城市化進程。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心城市建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市場經濟體制的資源配置功能使城市集聚性大大增強，為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其次，市場經濟的主體性要求和競爭性原則使城市政府的城市意識大大增強，在城市建設中勇于開拓創新。最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再次，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特征使中心城市產生強大的輻射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綜合來看,當前中國城市化的動力已呈錯綜復雜的局面,二元城市化動力機制已經不足以概括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必要從新的角度予以審視。在諸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因素中,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制度變遷與創新等是影響乃至決定城市化發展的關鍵。

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制度優化與創新

1、城市化進程中優化制度安排、推進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我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關鍵是理論認識存在誤區，導致制度安排出現偏差，由此延緩了城市化進程的步伐。1980年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總的來說是沿著行政區劃建制的變動而進行的，仍舊屬于一種表層性變動，遠未跳出“城鄉壁壘”的思維定式，沒有確定“敞開城市大門、改變9億農民的身份是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的戰略性理念。我國城市化進程滯后于經濟規模的擴展和產業結構的要求，根本原因是有關制度的變革沒有跟上經濟發展變化的需要。在加速城市化進程中，現階段政府可實施的政策手段有：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和取消對農民進城歧視性條規等。路永忠、陳波翀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決策模型,解釋了制度創新對城市化的作用模式,認為制度創新通過降低城市化的交易成本和系統風險,從而導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升。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城市化進程中優化制度安排、推進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2、產業政策的完善與創新

(1)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建筑業

我國目前尚處于由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較長時期內仍將占據主導地位。此外，我國目前的資源稟賦特征是自然資源和資本資源相對不足而勞動力資源卻絕對過剩，只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才能突出我國的比較優勢。建筑業具有很高的產業關聯度，會產生對就業的多層次帶動效應，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將起到積極作用。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將起到積極作用。

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變動關系來看，在工業化初期，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主要得力于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發展。當工業化進程發展到中后期以后，重化工業開始在產業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工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逐漸減弱，第三產業一般會接替第二產業，成為城市化進程加速的最終引擎。

(3)促進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中小企業對就業的吸納不僅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加而擴大，而且中小企業在地域空間上的集聚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集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質量。

3、就業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推進就業體制改革創新，要培育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健全覆蓋城鄉的就業服務體系。要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取消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從政策上賦予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同等的就業機會,使他們能夠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同時,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各項權益,包括平等取得工資報酬的權利、依法獲得勞動保護的權利等等。消除城鄉分割的二元就業格局,為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其次,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促進城鄉一體化就業。一是要加強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為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提供準確的信息服務。幫助農民對轉移成本、轉移的收益和風險做出準確的判斷,從而減少因盲目轉移而遭致的損失,避免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過度轉移。二是要加強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能力。

4、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創新

要使制度安排既具有發展性、長遠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就應該采取分類分層的保障方式。即根據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發展情況和生活安置能力等各種具體條件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采取農民自愿和政府組織引導相結合的辦法，根據不同的條件，（包括是否保留原來的承包地）設置不同的保障方法，逐步建立有益于農民成為永久性城市居民的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在純粹的速度指標上是偏慢的（每年的平均速度在1%左右），但是在保障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標上又是超前的（沒有保證全體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十一五”計劃和“十二五”計劃交接之際，停下腳步反思城市化進程當中出現的問題、總結經驗與不足是相當必要的。在成功舉辦世博會之際，希望我們的城市化也如世博會的口號一樣——“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在發展中不斷反思錯誤，不斷進步，讓城市化腳步逐步深入的進行下去，讓城市化的成果能夠惠及城鄉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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