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強農村社會法治化進程的思考

加強農村社會法治化進程的思考

穩定的社會環境，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是深化農村改革，發展農村經濟

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新的歷史時期，加強農村社會法治化建設，營造穩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對于保持農村的穩定與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國，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份，加強農村法治化進程，是農村基層組織政權管理農村事務的重要方針。黨的十

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這充分表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領導人民共同奮斗的目標，法治社會已成為人民追

求的理想社會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制定并修訂完善了大量的法律和法

規，在各個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呆依。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導出的：“我國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我國的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不穩定。城

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在新的歷史時期，回憶

農村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是發展趨勢，是民心所向。但我國廣大農村在向法治社

會發展進程中，廣大農村的法律意識淡薄，法律知識欠缺與法治社會的客觀要

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與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阻礙

著農村社會法治化進程的步伐，這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農村社會法治化進程的現狀、問題及其原因

（一）廣大群眾的法律素質普遍偏低。一方面，我國廣大農民群眾的法律

素質還普遍不高，廣大農民對法的認識不夠，法律意識不強，有的甚至知之甚

少或者一無所知。不少群眾在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忍氣吞聲，不了了

之，有的甚至尋求非法手段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執法干部隊伍中還有部分執

法者法律素養不高，缺少相應的法律知識，執法不嚴的現象時有發生，加之對

廣大農民的法制教育，宣傳力度不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

必究的落實上有差距。

（二）廣大農村群眾衷心盼望法治的良好心愿與懷疑甚至反感法治的不良

傾向并存。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改善，農村的民主法

制建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群眾的自我保護意識不斷增強，法律素質有了提高，廣大農民渴望法律能帶來公正和正義，渴望用法治取代人治。這是廣大農民群眾的共同心聲，是農村社會法律意識普遍提高的集中體現。但是，應當看到，隨著

農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的犯罪率也呈上升趨勢。因此，現實

生活中有不少人對法治持懷疑態度，他們甚至認為法治就是“治老百姓”。從現

實看，群眾對法治持一種謹慎的態度，但也正因為現實中各種犯罪和不正之風不

同程度存在，使得人們從心理上和愿望上盼望農村社會盡早法治化，以取代人治，有效遏制犯罪和不正之風。

（三）農村群眾的法律意識受傳統觀念的束縛。由于長期受儒家思想及小農

意識的影響，在農村廣大群眾中還廣泛存在“忌訟、恥訟”的觀念，每當遇到麻

煩或產生糾紛時，往往取息事寧人、忍氣吞聲的做法和態度，或堅持家丑不可外

揚，不愿走進法院，以打官司為恥，認為進法院是不光彩的事，這在廣大農村還

有很大的市場。這種觀念的存在，阻礙了農村法治化進程，同時了助長了犯罪現

象的滋長蔓延。

其次，有意識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而無能力進行訴訟，又得不到相關救助。

這些人從法律意識上講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也知道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

害，但客觀上根本無能力進行訴訟。這種情況在偏遠邊僻的農村還大量存在。

再次，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決策的實施，農

村市場進一步開放，有人即從法律為幌子，鉆法律空子，損害國家集體以及農戶的利益，致使廣大農戶遭受嚴重損失。

（四）在廣大農村，人們對法律普遍逞有嚴重的工具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首

先是人們認為法律是保護其合法權益的手段，但法律的有效性是有局限性的，不可

能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如法院判決執行難，于人民群眾就對法律的有效性產生

懷疑，在選擇處理糾紛的方式上就往往對法律途徑報有戒備之心，加之不正之風、司法腐敗等不良因素的影響，使群眾的法律信仰出現危機，委難形成法制至上的觀

念。第二是在農村普遍存在某些黨政部門沒有擺正法律位置，把法律當作“辦事參

考”，依溘人事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在少數干部中存在“首長意識”、“以言代

法”、“以權代法”、“以權壓法”甚至“以權枉法”等問題，更有甚者，打著

執法的旗號，卻干著違法的事情，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受到破壞，老百姓怨聲載

道。在一些地方，法律只不過是某些部門用于發揮自己權力的工具，出現了熱潮機

關“市場化”執法活動“商品化”的現象，把嚴肅的法律庸俗化、工具化。現階段，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決的情況下，關鍵在于“有法必依”，只有各級各部門和熱潮

機關嚴格依法辦事，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才能得以體現才能形成遵守法律的觀念

和意識。第三，從廣義上講執法機關包含司法執法機關，他們是法律的執行者。但

在我國的司法、依法行政活動中，往往強調事后處罰，即“違者受罰”，司法機關

處于一種被動局面，忽視預防和宣傳教育，導致法的功能發揮不全面，重在制載，而疏視引導、教育。所以，加強司法機關公正執法和提高行政機關運用法律手段調

節和管理各個領域活動的能力是關系到執法效力

和法制威嚴的統一。

（五）法制理論與現實情況脫節。就我國現階段的法制理論而言，過分側重

于理論體系的構建，導致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理論過于理想化，而在實踐中變了

樣或走了調，使人們在選擇法治的路口很難決斷，對法律的信仰也就變成了空話

和套話。比如，老百姓說法治好，但實踐中打官司變成了“打關系”，出現“條

子官司、金錢官司、人民官司”等現象，更使基層群眾對法治產生悲觀失望，甚

至抵觸情緒。

三、大力推進農村社會法治化建設的改革方向

隨著法制進程的進一步深化，決定農村社會法治化的程度是法治社會必不可

少的重要條件和基礎，建立法治社會是法律意識提高的必然結果，是追求的目標

和理想。但法律意識的高低與社會法治化程度并不成正比，并不是有了法律意識

就有社會法治化，因其還受到社會環境。社會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但根本問

題還是思想問題和意識問題，說到底，法律意識的水平如何決定著農村社會法治

化的程度。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進程中，結合農村的實際，在新的歷

史時期應當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使法治扎根于社會生活中。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沒有實踐就是沒有生活價值的理論，離開了實踐的理論就是沒有生

活價值的理論，滑理論的實踐，猶如無頭的蒼蠅，就沒有明確的方向。江澤民同

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

“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

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

導核心作用。”貫徹實施依法治國方略是實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徑，因此，只有把兩者科學地結合起來，理論聯系實際，使法治理論從群眾中來，到

群眾中去。更好地為實踐服務。

（二）加強立法工作，健全完善法律體系及法律運行機制。為農村法治社會

提供完備的法律體系。目前，我國立法工作已得到了足夠重視，在立法數量上有

很大突破，但還存在立法質量不高，立法技術不高，立法懷執法不相吻合，立法

與執法相互脫節，法律監督不力等現象，“有法不依”、“有法難依”、“執法

不嚴”等問題也還很突出。而且，隨著我國加和世貿組織，我們的經濟生活逐步

與世界接軌并且國際化，而世貿組織的規則對我國的農業沖擊也相當大，若不加

強訂立這方面的保護措施，勢必造成“無法可依”的法律真空，農村市場就要遭

受巨大的損害。為此，一方面要加強立法工作，尤其是要加強監督方面的立法，完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要保證法律的相對穩定性，加強法制工作應努力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保障法的適用和整個運行

過程與立法意圖相一致，使立法、執法、守法和法律監督形成一個有機整體，豐

富和完善法律的運行機制，才能確保法律的嚴肅性和有效性。

（三）努力樹立法律至上的良好觀念，為法治社會提供強有力的思想基礎。

信仰是法治社會內在驅動力，是培養和樹立廣大群眾法律意識、法制意識和公民

意識的前提條件，是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重要思想基礎。只須廣大人民群眾中樹

立一種法律至上的觀念，法治社會才有廣泛的思想基礎，**以、用法、寧法、護法也才能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在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條件下，優良的公

民意識更能充分有效地發揮這一功能，并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轉達化

為人生活中的信念，從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所以，崇高法律的觀念

是法律意識轉化為自覺行動的內在動力，也是法治社會必不可少的思想條件和精

神因素。

（國）繼續深入開展普法及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為農村社會法治化進程提供

廣泛的群眾基礎人民群眾是依法治國的主體，我國是農業大國，廣大群眾集中在農村，因此，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不僅要依靠一大批精通法律的專家和干部，而

且還必須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村勞動人民。只有在廣大群眾中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識、憲法意識，權利義務觀念，培養和樹立科學和理性精神，法治社會

才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只有廣大勞動群眾來推行法治，農村的法治現

代化才有可能實現，而群眾的法律素質低下，法律意識淡薄，法制觀念不強的狀

況，決定了新時期普漢工作任重道遠。在新的歷史時期，農村基層普法教育應著

重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四個結合”。即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必須與黨政中心工作相結合；

與維護社會穩定相結合；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相結合；與建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相結合，使普法工作有明顯的前進方向和服務對象與目標。

二是突出“四個重點”。即在普法教育上要抓好重點對象的學法用法；抓好

領導干部，執法人員，鄉鎮企業管理人員、青少年和流動人口的學法、用法；在依法治理上要重點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諸如山林、土地、水利以及農業產業結構

調整中的難點和熱點問題；抓好重點部門和重點行業的依法整治。

三是要建立“四個機制”。即普法與依法治理工作必須建立黨政一把手負總

責的機制；建立工作崗位目標管理機制；建立學法用法考核考評機制；建立強有

力的監督機制，為法治社會提供法律保障。

總而言之，搞好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和提高廣大農村勞動群眾的法律意識和

法制觀念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礎工程，也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

要內容。只有廣泛普及法律知識，有針對性地對廣大基礎黨員干部，普通群眾進

行法制教育，才能改變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看法，才能解決人的思想問題，使法

治意識扎根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全面推進農村的社會主義法治進程，最終為建

立法治國家奠定廣泛的基礎，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二篇：農民的法律意識與農村法治化進程

農民的法律意識與農村法治化進程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農村的發展在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中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偉大戰略目標的實現也有賴于農村法治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農民的法律意識是農村法治化進程中深層的內生精神因素，它構成了農村法治化建設乃至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的基礎性工程。因此，從法律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中國農民的法律意識，具有極為重要的研究意義。本論文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代要求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和現代法社會學關于法律意識的基本原理，全面收集和系統整理了國內外學術界關于法律意識理論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我國法社會學界關于中國農民法律意識研究的實證調研報告，結合筆者自己所做的相關社會調查研究的資料和成果，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文章首先對農民法律意識現實變遷的社會背景進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然后基于實地調查問卷數據和訪談材料，較為科學系統地提出了農民法律意識的基本構造，主要包括農民的法律知識水平、對法律的評價、對權利義務關系的看法、處理權利義務問題的態度及法律需求等。經過多年的法律宣傳和教育，農民的法律意識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仍存在著較多的模糊不清之處，而且由于工作性質、社交范圍、自身素質等方面所存在的差異，從事種養殖業農民、鄉鎮企業或進城工人、從事商業手工業農民以及農村干部這四個主要農民階層的法律意識水平具有較為明顯的不同之處，各自體現出鮮明的職業特色。農民的法律意識在農村法治化進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它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村民自治制度、農村執法與司法狀況等影響農村法治化進程的其他因素互相聯系，互相影響，并從國家尤其是農業立法、農民自覺守法和農村中法律的適用這三個環節深刻影響著農村的法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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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談如何加強農村社會法治化建設

淺談如何加強農村社會法治化建設

農村社會法治化建設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基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建設步伐不斷加快，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層出不窮。一些地方連續發生暴力抗法事件和大規模群體性上訪事件，這直接影響到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同時也反映出部分農民的法律意識淡薄，農村社會各

項事務的法治化建設水平還不高。為了更好地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充分發揮法制對經濟建設的保駕護航作用，大力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勢在必行。那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才能適應新的工作要求，加強農村社會法治化建設呢？筆者結合西吉縣的客觀實際，談點粗淺的認識。

一、目前農村社會法治化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

越級群體上訪大幅度上升，弱勢群體抗法等事件的發生，其直接原因是：城鎮建設中，房屋拆遷，土地征用安置任務加重，引發的矛盾糾紛增多；生態建設項目的實施，部分農民的經濟收入短期受到影響，引發了一些糾紛；企業改革不徹底，不配套，職工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引發維權糾紛；農業結構調整中，盲目確定生產項目，擴大規摸，引發一些糾紛；城鎮增加外來人口，城鎮建設跟不上形勢發展需要，引發諸多矛盾；突發事件引發新的矛盾產生。而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法治化建設沒有進入農村基層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方和行業的法規不健全、不完善。一些相對滯后的法律法規還沒有及時修改或廢止。有的法律法規原則性強，但規范性和可操作性較差，難以發揮應有的效果；相當多的地方性法規沒能體現出地方特色，條文比較粗疏，規定過于原則和籠統。特別是當前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建設進程中，涉及投融資體制、土地使用、產業調整、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還遠遠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㈡法制宣傳教育滯后，針對性、實效性不強，還有“死角”。仍有不少人對法律知之甚少，我行我素，甚至胡攪蠻纏，以身試法。如在西吉縣的廣大農村還普遍存在者“買賣婚姻”，因此而引發一些民事糾紛和惡性案件的發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制宣傳教育滯后。

㈢“重人治、輕法治”的傳統觀念還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由于受傳統思想意識形態的影響，人們更多地依賴文件、政策及不同級別的指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法隨言出在有的地方根深蒂固。少數領導干部法律知識缺乏，對農村依法治理重視不夠，依法建設經濟和社會事務的能力和水平不高，習慣于計劃經濟時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習慣，未能有效發揮農村政法組織在維護農村社會穩定中“第一道防線”的功能作用也影響群眾自覺守法意識的培養。

㈣執法不公、執法不嚴現象還嚴重存在。農村部分司法行政執法人員執法不文明、不規范、不嚴格、不公正，導致矛盾化，群眾抗拒執法，群體上訪。許多地方、有的行業，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現象依然存在。一些農村干部作風漂浮，方法簡單，態度粗暴；干群關系疏遠，群眾在評理無望的情況下，或逆來順受、忍氣吞聲，或是失去理智而違法從事。

㈤矛盾糾紛趨于復雜，不穩定因素增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和發展的新形勢下，民間矛盾糾紛發生了許多新變化。其主體由公民同公民之間已逐步向公民同經濟組織、企業、農村干部、政府及建設部門之間轉化；內容由婚姻、家庭、鄰里、繼承等簡單的涉及人身利益、財產利益方面的糾紛發展為經濟合同、勞動保障、下崗就業、拆遷征地等社會問題；表現形式也由當事人之間向群眾同集體、經濟組織和建設部門之間的糾紛轉變。這些矛盾糾紛調解難度大、易激化，要求我們必須運用法律的手段從源頭上予以解決。

（六）農村司法組織機構的職能發揮不夠。就西吉而言雖然自上而下相繼設立了法治建設組織機構，如縣有司法局、綜治辦，鄉有司法所，村有治保委員會和治安聯防大隊等農村法治建設機構，但大多機構的職能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形同虛設。同時，農村法制宣傳、法學教育、原創：http://www.tmdps.cn/法學研究、矛盾糾紛排查、刑釋解教人員的接茬幫教為主要內容的法律服務等職能均由農村司法行政機關承擔，這是加強法治化建設的基礎性工作。但在實際中，人們對法治化建設的這些治本功能的重視程度卻遠遠低于治安、審判、檢察等治標工作，法律宣傳、法學研究和法律服務的“第一道防線”的作用，也因其維護穩定的間接性而往往不被社會所重視。

二、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的總體思路和措施

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因此，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必須以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按照“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體要求，圍繞經濟建設的各項中心工

作，遵循農村法治建設的基本原則和規律，突出工作重點，加大整體推進力度，努力實現地方立法、行政執法、普法教育、司法公正、法律監督等環節工作質量的同步提高，實現農村法制建設、執法和司法隊伍建設、法治思想建設的同步加強，實現法律服務“軟環境”和法律保障“硬環境”的同步優化，促進農村各地、各行業的建設達到規范化、科學化和法治化。

根據這一總體思路和農村法治化建設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要進一步加強農村民主法治建設，必須做好以下七個方面的工作。

（一）立足全局，充分認識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的重要性。

踐已經證明，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是相伴而行的，市場經濟是一定意義上的法治經濟，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必須有完備的法律、法規來保障。去年，西吉縣按照自治區黨委、政府的要求，在全縣掀起創新經濟發展環境的新熱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全縣經濟發展中的法治化建設。目前西吉正在進行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和信息化四化建設等工作重點，涉及市場主體、市場行政、市場秩序、市場調控、市場保障等各個方面，這些必須依靠法律來規范。同時該縣為加強農村民主法治建設，試點推行了“家庭代表制度”為加強農村民主法治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江澤民同志指出：“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各項改革決策需要在農村依法來確定和保證，各項發展決策需要在農村依法來維持和認可。因此，必須從實踐依法治國方略的高度，充分認識農村法治化建設的重要性，正確把握改革發展中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的全局性、整體性和統一性，通過保障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在農村各行業、各部門的貫徹實施，確保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㈡以推進“四五”普法為切入點，加強法制宣傳教育，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搞好法制宣傳教育，是農村法治化建設的先導性、基礎性工作。只有深化法制宣傳，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堅持把法律交給人民，國家的各項法律、政策才能變成生動的法治實踐。尤其對于農村，點多、線長、面廣，農村群眾必須通過加強普法教育，才能增強農民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我國堅持依法治國其根本在于進行教育人。人民是國家的主體，一切法治活動都離不開人民。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尤其要對全體公民進行法制教育。而“四五”普法提出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實現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質轉變，努力實現由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運用法律手段轉變，不斷提高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實現上述目標，必須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加強法制宣傳教育，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首先，要從建立和完善學法制度、健全制約措施入手，進一步強化農村干部的學法用法，不斷提高各級干部依法決策、依法建設的能力與水平。要從建設者入手，大力加強法律知識培訓，切實增強農村干部的執法水平。要探索建立農村干部的法律考核制度和領導干部執法實績、守法情況考察考評制度。組織人事部門應該把農村干部學法、用法、執法、守法情況作為任用干部的重要內容和條件，嚴格考核。其次，要切實加強對全體公民的法制宣傳教育。人民群眾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只有通過提高全體公民法律素質的才能保障各項事業的順利進行和健康發展。從前段時間全國防治“非典”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的宣傳普及，保證了大中專院校正常上課、保證了建筑工地的有序建設，保證了民工的合理流動，使人們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這也是戰勝“非典”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在廣大農村深入開展“法律進萬家”等活動，豐富農村法制宣傳內容，活躍法制宣傳形式，擴大法制宣傳的覆蓋面。通過宣傳教育，使廣大人民群眾的整體法律素質有較大提高，真正懂得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懂得相關的法律法規，懂得依法律己、依法維權。第三，法制宣傳教育，要持之以恒地抓。法制宣傳教育是一項重要的治本育人的工作，是長期的任務，必須經常抓、抓經常，持之以恒，才能抓出成效。要加強學習宣傳鄧小平民主法制理論和黨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學習宣傳憲法和國家基本法律，學習宣傳與農民工作、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不斷提高廣大公民的法律素質。第四，宣傳教育，要圍繞大局抓。當前，要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別是與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相關的法律法規，使市場有關參與主體、行為、建設、經營方式等都能依法運行；宣傳有關西部大開發的法律法規，使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步伐加快，并獲得應有的社會、經濟效益；宣傳加強社會治安、維護社會穩定的法律法規，使公民遵紀守法，社會治安明顯好轉；宣傳民族區域自治和有關民族宗教建設的法律法規，使民族團結和民族進步得到有力加強。第五，法制宣傳教育，要與道德建設一齊抓。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應該相互結合，統一發揮作用。只有綜合運用教育、法律、行政、輿論等手段，規范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約束和制止不文明行為，使公民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才能加速推進農村法制化進程。

㈢加強依法行政，不斷創新法治環境。依法行政既是現代法治社會政府建設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和要求，也是實施依法治國的主體工程。法律顧問是依法行政的一種重要形式，政府部門和執法單位要積極建立政府法律顧問團，農村中小企業要盡快健全和完善法律顧問機制。同時，還要注重切實改革、完善和加強農村執法工作。

一是進一步優化組織建設體系。根據黨的十六大的要求，遵循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建設的客觀規律，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司法改革，理順各級司法機關和執法部門之間的工作關系，科學界定職權范圍，逐步形成既有利于發揮整體執法效能，又體現權力制衡的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和行政執法機制。

二是建立健全保證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配套制度和措施。重點實行執法責任制、評議考核制、錯案追究制和部門執法公示制度等，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要在各級國家機關推行部門普法執法責任制，逐級簽訂責任書，定期檢查考核，做到執法主體明確，目標責任到位，保證措施落實。

三是強化執法監督，完善執法監督建設機制。要嚴肅糾正和查處各種執法不嚴、執法違法行為，定期對執法、司法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優化執法環境。要加強對各地、各行業審批權、許可權、處罰權、司法權、裁決權、國家財產財務建設權等公共權力行使的監督，強化對重大事項的聽證監督和重大案件的個案監督。把黨的監督、權力機關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有機結合，形成強大的監督力度，保證法律法規的正確有效實施。

此外，加強農村依法行政，政府和企事業單位還應認真貫徹執行《國家賠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條例》等法律法規，依法強化各項建設職能，規范行政行為，改善行政執法活動，確保各項行政建設工作的合法性。行政執法部門、企事業單位以及鄉村、社區都應圍繞轉變職能、強化服務、提高效率、加強廉政建設，依法建立健全政(企)務公開、村務公開、執法檢查、復議應訴等制度，增強工作的透明度。

㈣強化農村基礎工作，加大農村依法治理的治本功效。在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和健康發展的今天，法制宣傳、法律服務等法治化建設的治本功能日益顯現。因此，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要標本兼治，重在治本。農村法制宣傳和法律服務工作要圍繞經濟建設這項中心任務，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強化職能，發掘潛力。當前，要加大與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建設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要針對國家建設征地拆遷、職工安置、土地承包、農民負擔等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發揮律師、公證、人民調解、接茬幫教等職能，依法整治市場經濟秩序，維護社會穩定，竭力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農村司法行政機構承擔著依法治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信訪、禁毒等多項職能，是農村法治化建設的協調和建設機構。各級領導干部已經從“司法所忙起來、農村干部靜下來”中體會到了法治化建設對促進一方經濟發展的實際效果，對農村司法所的工作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如西吉從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出發，不斷加強農村司法機構建設，給鄉鎮司法服務所增加了編制和人員，配備了專用摩托等交通工具，有力提高了其工作效率。同時，建立和完善了各行政村治保委員會和治安聯防大隊的各項工作制度，簽定了目標責任書，做到了責任到村、到組、到人，從而使全縣司法服務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確保了農村社會治安穩定，人民安居樂業，農村各項經濟建設工作順利推進。當然，加大法治化建設的治本功效，還需各級黨委、政府的進一步的重視和支持，農村司法服務機構的規范化建設需進一步加強。只有農村基礎工作的不斷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才有保障。

㈤堅持建設教育與清理整頓一齊抓，努力提高司法、執法和法律服務隊伍的整體素質。嚴格的執法、公正的司法、優質的法律服務靠的是一支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工作隊伍。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必須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實加強農村法治隊伍建設。一要對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隊伍進行清理整頓。要加強素質培訓，加大業績考核，對政治素質不高、業務能力差的人員要予以清退。對徇私枉法、執法不嚴、知法犯法的違紀人員要依法懲處，保持執法、司法隊伍的純潔性。特別是在農村，由于種種原因，許多執法工作由臨時或輔助性人員來做。這些人員文比素質較低、業務能力較差，嚴重地影響著農村執法效果，影響著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因此，應該依法停止合同工、臨時工從事執法活動。二要堅持“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健全對執法、司法人員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錄用、晉升、辭退和綜合法律考評、持證上崗等制度，形成“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循環機制，以高素質的建設隊伍促進農村高水平的法治化建設。三要加快法學教育發展步伐，培養更多的高層次、復合型的法律人才，改善農村執法、司法、法律服務隊伍中專門人才構成偏低的狀況。

（六）堅持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積極推進各項工作的法治化建設。農村各項工作直接面對的是廣大人民群眾。因此，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要繼續夯實農村基礎，采取有效措施，不斷豐富載體，開辟新途徑，在農村大力推廣“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原創：http://www.tmdps.cn/民主建設”的經驗，推進農村建設的民主化、法治化。要以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為重點，抓好農村行業部門的依法治理，帶動農村法治化建設工作的縱深化發展。要正確處理共性與個性的關系，選準工作切人點，全方位推進農村依法治理上層次、上規模。要緊緊圍繞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建設中群眾普遍關心、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采取綜合治理與單項治理相結合，依法集中整治，切實增強農村法治化建設的社會效益。

（七）積極為社會和公民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為全社會和公民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是司法行政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能。隨著我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完善，民主化、法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健全，特別是加入wto后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對法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內容也越來越廣，法律服務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促進對外開放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現。司法行政機關必須適應這種形勢，必須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在創新現代法律服務體系上有所突破。要牢固樹立“大服務”思想，面向社會、面向群眾，努力做好法律服務工作。法律事務屬于公眾事務，其宗旨就是為全社會、為廣大公民提供法律幫助、法律服務。當前，要大力指導、鼓勵法律服務人員為社會和廣大公民服務，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整頓市場經濟秩序服務，為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減輕農民負擔服務，為政府轉變職能，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社會、文化事業，提供法律服務等等。法律服務只能根植于社會，面向大眾，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合法權益，才會有生機、有活力。要建立健全“社會化’法律服務體系，提供全方位、多層次、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加強農村法治化建設，才能更好地加快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步伐。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中的地位，發揮法律援助的作用，使法律援助制度有效的實施，真正成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保護者

第四篇：再談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和中國共產黨

高喜平武漢理工大學學士學位論文 優秀類

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為避免類似文革中決策的失誤而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發生，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挫折中經驗教訓，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陸續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了黨和國家工作的議事日程，黨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寫入了黨章。厲行法治，依法治國是黨領導方式的轉變，而不是黨領導地位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黨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黨在依法治國具體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對依法治國的順利進行有著重要意義。

一、法治思想在中國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現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中，“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意義：以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普遍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良好的法律。”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又強調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義可得：法治是強調在法律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與“和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1700年后的今天，經歷了人類史上的數次思想革命，政治領域中的民主觀念、人權觀念開始為普通人所關注，并逐漸根深蒂固。保障人權，尊重民主，維護公平，體現文明的觀念也不斷為大多數文明國家所接受，基于這種變化，亞里士多德所定義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義在近代有了新的意義。各國政治團體，政黨派別更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為抑制民主被過分濫用的一個有效的武器來保障其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因為法制對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雙重作用：一方面保證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濫用，所以政治家們更關注法治的實施，學者們討論的熱點也集中在“法治”的標準究竟是什么是其具體內容有哪些。

英國學者戴西認為，法治的標準有三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的權利產生憲法。美國學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項原則，它們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確，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法律要有穩定性，官方行動要與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專門以法治為議題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①立法機關的職能是創造和維持個人尊嚴得到維護的各項條件。②法治原則不僅要求規范行政權力的濫用，也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護法律。但賦予行政機關以委任立法權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權。③要求有正當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辯護權，受公開審判全，取消不人道和過度處罰。④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等。

如上學者關于法治標準的論述雖然說法各異，但卻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權威，保障個人人權的實現，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對我國全面而又有重點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我國對法治思想的認識與接受

中國學界對法治思想的討論明顯晚于西方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國歷經了無數次社會變革，遭致在中國大地上，從未有過一場真正意義上嚴肅的關于法治的討論。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開創者，他們從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早在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綱領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是當時中國人民的大憲章。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中國法制基礎薄弱、人們法制觀念淡薄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毛澤東等曾設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比較理想的法制國家，并為此做出過巨大努力。1950年4月30日，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強調了憲法應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并指出：“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明確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同時，他還強調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 1956年，劉少奇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講到“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后來他又講到“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 但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黨和毛澤東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的失誤，加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等原因，黨的指導思想陷入了“左”傾，并逐步走向極端。階級斗爭被盲目擴大化，同時社會上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之風盛行，法律形同虛設。短暫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最終還是被淹沒在了混亂的中國政局之中。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個轉折，這次大會前后在思想界引發的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了人們思想上的僵局，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科學地總結了建國以來法制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并逐步將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政府議事日程，這就進入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法制建設歷史時期。對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所完成的我國法制建設工作，鄧小平是持批判地繼承態度的，既肯定和繼承了其合理成分，又將一些錯誤予以及時的糾正。同時在深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經濟法治思想與列寧建國法治思想的理論的基礎上，結

有極大權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則作為保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黨和全國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始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這就需要發揮法律調整經濟關系的重要作用，將保護經濟建設順利進行作為法制發展的首要目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法制發展的重要原則。只有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能使法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不應當是盲目的、隨意的，應有計劃，有意識地進行。而這種計劃性、意識性就應該體現我國現時期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行，牽動著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即帶動各領域的共同發展，同時也受到各領域發展的制約。要保障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就要以法制來確立一個有序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的確立應當照顧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有一個前提，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例如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一方面保護了智力勞動的成果，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商標法》即確立了商標專用權的保護，同時又營造了正當競爭的良好市場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將黨和國家發展經濟的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使之規范化、條文化，便于操作，并賦予它們普遍的約束力，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貫徹實施，這樣可以更好地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199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從黨的政策上進一步深化了上述憲法修正案。它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高度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法制建設。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做到改革開放與法制建設的統一，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以法的形式來規范市場，促進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型，社會問題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機的消減過程中，社會主義法治也趨于完善，中國法治化已初顯端倪。這一點從哲學原理上講就反映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映并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客觀規律。

另外，法制文明屬于制度文明范疇，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設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與實施反映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會排斥家長制，一言堂，搞特權，權大于法，較之獨斷專行，高度集權，政府權力不受制約無比優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發展規律，體現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依法治國既保證兩個文明建設的高效持續發展，又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從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講，無論中外，“法”從一出現就是正義、公正的化身。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法的內容和形式幾經變更，但卻都與其所處時代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關，彼此相應。“一部由低級到高級狀態演變的法律狀態和思想史是整個人類文明由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發展歷史的縮影。”當然，絕對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公正與正義，因為歷史的局限性束縛著人的思維與意識，所以階級社會的法雖然存在著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訴求的正義精神卻是不變的，而且隨著時代發展逐漸趨于真正的正義與公正。

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來講，曾經我們放棄過民主、踐踏過法律，結果是帶來國家十多年的貧窮與落后，幾乎黨亡國亡。十年浩劫后，以鄧小平為主要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如何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和興旺發達作了深刻的思考與總結。并最終找到了問題的答案：“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鄧小平數次講話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語言概括了這樣的道理：法制建設必須與民主建設相結合，法律制度應具有穩定性，法的意志應始終高于領導人的意志。在他的許多前期論述中，雖然沒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卻從政治家的角度對法治的主要內涵，優于人治的明顯特點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徹的概括。后來，他更明確指出，要通過改革來走依法治國的道路，才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正是我們不斷發揮法律的作用，確立依法治國方略，民主政治建設才取得重大的發展，國家政權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鞏固。

三．黨的政策與法的關系

黨的正確主張與法意志在本質上是統一的。黨領導人民制定和修改憲法，把黨的主張上升為憲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為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是廣大人民群眾愿望、要求、利益的體現。憲法是黨的正確主張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統一的法律體現。

（一）法是實現執政黨政策的工具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國家從出現之初就以階級統治的身份而存在著。任何階級的政權都通過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來掌握和運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則往往是本階級先進分子或是由其組成的機構。這樣就形成了執政黨來代表政權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形式。政黨執政以后，把他們的綱領通過宣言或是憲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這樣。在資本主義多黨輪流執政的國家中，對輪流上臺的執政黨同所謂的“在野黨”要求其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進行活動，執行執政黨的政策，既保持了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又充實和完善了他們的法律。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鞏固共產黨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綱領，貫徹各項方針，政策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二）黨的政策是國家立法之源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領導地位。樹立黨在國家活動中的威性是中國各項事業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必然要求，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主要依靠黨實行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前進。體現在我國黨委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中，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實踐與探索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往往先經黨的代表大會討論分析并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再由全國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關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經濟，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應將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呈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審批

力腐敗與黨對用人，決策中失誤問題的處理不力等。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直接影響現行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關系到“以黨統政”與“依法治國”政治秩序與治國方略的實際績效與歷史命運。制約權力監督，防止腐敗的滋生，改變高度集權的現狀，要注意如下事項：

1.首先要正確對待黨政關系

在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中國，黨政關系體現在兩部分：一是黨與政府的行政權之間的關系；二是黨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前者從政治層面上講，指的是與政協中的各個政黨各人民團體以及各界代表或組織的關系。后者從國家組織層面上講指的是黨與政權中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之間的關系。按照我國權力結構模式，政府是從人大產生并向人大負責，向人大匯報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才是權力機關與執政機關的關系。因此，黨如何正確處理同人大的關系才是中國黨政關系首要問題。黨與人大的位置擺正了，黨同政府的關系就自然易于處理了。顯然，近年來，來自中央到地方的實踐都有跡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黨委及政府之下，進人大工作被認為是領導干部的退居二線。人大更是被中外學者形象地稱之為“橡皮圖章”這就是黨委和政府權力不斷擴張，人大權力逐漸縮小的必然結果。

2.理清了黨政關系，我們就要采取具體措施來制約權力濫用了。制約權力濫用是一項非常復雜，難度很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全方位多層次構建，既要立足于體制，機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黨員干部隊伍的培養與教育為一體的建設，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當前人大制度，提高辦事效率，使各級人大真正成為人民參政議政的活動場所。科學合理嚴格規范民主程序，擴大民主范圍，提高公眾集體議事決策度，以集體權力來制約個人權力，為擴張人大權力，限制黨委越權辦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著力調整權力配置，對領導干部權力的合理分解，明確界定。具體包括：明確權力內容，明確權力運作規則，明確用權規則。真正實現權力運行法規化，程序化與權責一體化，保證權力行為的嚴肅性，減少隨意性。另外，按照政府體制改革步驟與方式推行政府權力下放，精簡機構，嚴格限制領導干部權力，防止權力“越位”等，要在全黨范圍內，要求各級黨委尤其是領導干部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杜絕以黨代政，以黨代法，以權壓法等現象的出現。

（3）努力培養，精心選拔，創造出適應并能夠促進法治化進程的政治領導層。同時，對在職的黨員干部還要大力加強其權力觀教育，法制觀念教育，特別是憲法觀教育，通過提高行政工作人員法律意識，形成作為一個具體行政活動執行者的從政道德觀念來抵制私欲的膨脹，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杜絕權力異化現象的發生。另外，通過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使國家工作人員真正弄明白，“過去參加革命是為什么，現在當干部應該作什么，將來身后留點什么？”自覺地講奉獻，體現人生價值，自覺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辦事。

3.監督權力的實施是另一個至觀重要的問題，針對當前執法監督機制不健全問題，努力加強權力機關監督，專門機關監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設是當前促進我國法制監督體制構成的主要目標。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完善公示制，聽證制，承諾制，質詢制讓盡可能多的人了解權力運作全過程，疏通人民群眾向權力機關提出意見的渠道，維護公共權力，從外部有效抑制濫用權力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要完善黨內監督機制，增強黨內監督實效。黨內監督的重點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核心問題是保證領導干部行使和運用權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讓廣大黨員干部真正作為主體參與黨內監督，形成一種良好監督氛圍。黨內各項事業都應在黨內公開，都要經過黨內討論，民主評議。對黨員中權力的持有者，執行者，嚴格按照德、能、勤、績、廉多層次多角度評議，確立其升、降、懲、罰.獎等。通過經常召開民主生活會的形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相互監督。機制上，要強化紀檢機關監督職能，擴大紀檢權限，減少紀檢過程中其他人為因素的干擾等。充分發揮黨內紀檢監督謹戒性作用。對嚴重違紀的國家工作人員，嚴肅處理，以鐵的紀紀律和法律告誡當權者依法行使職責。

（四）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是確保司法獨立和公正的要求

依法治國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內容。法治意味著法律的普遍適用和至高無上；法律平等地約束社會一切成員的法治原則，必須經由公正的司法活動來貫徹實施。德沃金說：“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僅在于懲惡揚善，弘揚法治；同時也是對民眾遵紀守法的法治觀念的教化；是對經濟活動當事人高效有序地從事合法交易的規制。司法歷來都以公正作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國家建設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質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決一定社會矛盾及其相應的法律沖突。它是國家這一公共權力因沖突著的各方無法自主地解決糾紛，而為其設定的由國家專門機關予以裁決的糾紛解決機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贏得群眾的最基本保證。司法權力是國家權力的構成部分，它的直接來源是國家權力的分配與賦予；它的最終來源則是民眾權力的讓渡。我們認為司法權力最終來自人民，一是從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意義上講的，二是從司法機關官員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的意義上講的，司法機關的設立在歷史緣起上，是人民愿意將其所涉及的糾紛交其裁決的共同意愿，當然包含著大多數民眾對其的信賴。司法機關的繼續存在，也離不開人民的繼續信賴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義與邪惡，而且會造成民眾對法律的權威性的懷疑、不信任甚至蔑視，法律虛無主義的觀念由此滋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成果，將因此而遭受毀滅性的摧殘。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公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司法不公，已經成為非法治國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會問題。這是法治國家決不能允許的。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確保司法公正。

然而我國權力結構體系上本身存在著干擾司法公正的因素，再加上當前市場經濟的沖擊，司法

第五篇：題目:中國的法治化進程與中國共產黨

前言: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為避免類似文革中決策的失誤而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發生，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挫折中經驗教訓，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陸續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了黨和國家工作的議事日程，黨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寫入了黨章。厲行法治，依法治國是黨領導方式的轉變，而不是黨領導地位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黨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黨在依法治國具體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對依法治國的順利進行有著重要意義。

一、法治思想在中國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現于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中，“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意義：以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普遍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良好的法律。”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又強調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義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1700年后的今天，經歷了人類史上的數次思想革命，政治領域中的民主觀念、人權觀念開始為普通人所關注，并逐漸根深蒂固。保障人權，尊重民主，維護公平，體現文明的觀念也不斷為大多數文明國家所接受，基于這種變化，亞里士多德所定義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義在近代有了新的意義。各國政治團體，政黨派別更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為抑制民主被過分濫用的一個有效的武器來保障其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因為法制對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兩面性：一方面保證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濫用，所以政治家們更關注法治的實施，學者們討論的熱點也集中在“法治”的標準究竟是什么是其具體內容有哪些。

英國學者戴西認為，法治的標準有三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的權利產生憲法。美國學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項原則，它們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確，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法律要有穩定性，官方行動要與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專門以法治為議題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①立法機關的職能是創造和維持個人尊嚴得到維護的各項條件。②法治原則不僅要求規范行政權力的濫用，也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護法律。但賦予行政機關以委任立法權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權。③要求有正當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辯護權，受公開審判全，取消不人道和過度處罰。④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等。

如上學者關于法治標準的論述雖然說法各異，但卻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權威，保障個人人權的實現，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對我國全面而又有重點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我國對法治思想的認識與接受

中國學界對法治思想的討論明顯晚于西方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國歷經了無數次社會變革，遭致在中國大地上，從未有過一場真正意義上嚴肅的關于法治的討論，雖然建國后，出現了短暫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時期，但卻最終還是淹沒在了混亂的中國政局之中。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個轉折，這次大會前后在思想界引發的一場關于中國歷史經驗教訓和現狀的深刻反思與總結的討論，打破了人們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當代中國人開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當作純學理來看待。而是借鑒各國關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與政黨、國家制度、及其周圍環境因素綜合起來考慮。

我國學者姚建宗在其著書《法治的生態環境》中對法治的生活立場、生存土壤、制度基調、人文情懷；時空領域，法律環境以及法治意義的現實載體多方面作了系統而又形象的闡述，提出了許多新的法治觀點。法學理論界名宿張文顯教授對法治意義也從“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的基本認識出發，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歸納，并提出了法治社會六大基本標志：①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會關系均應納入法律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權和潛能、保護和促進經濟增長、社會公平、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基礎上。②凝結著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高于任何個人、群體和政黨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權威。③國家一切權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和信仰等特殊情況而有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非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只能與職位相連，而職位對一切人開放。⑤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準許的，每個人只要其行為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和公認的公共利益，就有權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動。⑥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機會非經正當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剝奪，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來自于個人或國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時、合理的補償。①

《憲政的中國之道》一書作者王人博也總結了法治八條原則：第一，法律必須使公開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應當使相對穩定的；第三，特別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須依據一般性的、公開的、普遍的和相對穩定的規則制定；第四，司法獨立必須給予保證；第五，必須遵守自然正義原則；第六，法院應當享有審查權利以判斷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應當容易、第八，不允許執法機構利用自由裁量權委曲法律。②

綜合各家對法治標準的認識，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過程，是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其次是指實現一種社會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二、“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國”的概念意義

（一）法是實現執政黨政策的工具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國家從出現之初就以階級統治的身份而存在著。任何階級的政權都通過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來掌握和運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組織則往往是本階級先進分子或是由其組成的機構。這樣就形成了執政黨來代表政權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形式。政黨執政以后，把他們的綱領通過宣言或是憲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這樣。在資本主義多黨輪流執政的國家中，對輪流上臺的執政黨同所謂的“在野黨”要求其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進行活動，執行執政黨的政策，既保持了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又充實和完善了他們的法律。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鞏固共產黨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綱領，貫徹各項方針，政策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二）黨的政策是國家立法之源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領導地位。樹立黨在國家活動中的威性是中國各項事業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必然要求，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主要依靠黨實行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前進。體現在我國黨委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中，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實踐與探索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往往先經黨的代表大會討論分析并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再由全國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關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經濟，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應將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呈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審批。1982年以來，中國四次修改憲法均是在中國共產黨隨時代發展，國情變化，不斷將黨的理論創新戰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憲法中去。近年來，在對社會問題的整治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對彌補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黨的政策與法的靈魂的結合點

在我國，黨的政策與法的靈魂二者統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實現黨的領導首先要靠黨的政策的正確。政策的正確與否一個重要的檢驗標準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經的起檢驗，從而得到人民的擁護。而法的靈魂是實現公平與正義。法所要維護的就是其所轄范圍下所有個體的權益并確保其公平。一切公民個人生存權，發展權，自由權，表達權與參與權無不通過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見，政黨政策所予以終極指向的與法所訴求的共同點都著眼于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始終服從于，服務于人民大眾的利益。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到“三個代表”，與時俱進，再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為所謀，情為民所系，每一個印象都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光輝黨性。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成功與否得益于人民群眾的擁護。當前，著眼于這個全局，實行依法治國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標志。

四．在依法治國各個具體環節中堅持黨的領導

（一）實施依法治國方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轉變

依法治國這一方針政策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方式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是中國治國方略上的重大戰略選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形態發生的最具歷史意義的轉型。目前，真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以及新時期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以及黨政關系的新模式都仍處于探索之中。

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報告中強調，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性質、任務和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的發展需要我們黨實現領導方式尤其是執政方式的變革，實行依法行政。實施和堅持依法治國的第一步就是中國共產黨實行和堅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對于政黨活動的基本要求。政黨活動的法治化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再則，共產黨是法定的執政黨，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從法理上講雖不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但是實際上黨的執政活動總是同國家機構管理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為各級國家機構的政治中心和領導核心，黨始終擁有決定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實質性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執政方式科學化、標準化才是保證社會主義事業成功的關鍵。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國的精神和關鍵就是要從依法執政這個黨執政方式轉變的高度來認識和領會。關于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實行依法行政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鄧小平同志關于十年**之后對黨當時的現狀的思考與總結中。鄧小平強調，“健全法制的同時，還要改善黨的領導制度。”隨著黨富國強民執政使命的不斷驅使，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在實踐中已發生了巨大轉變，并不斷改善。今天，我們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在解決自身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上的實踐性探索成果的同時，我們還要站在歷史選擇與發展進程的高度，敏銳洞悉中國政治體制變革面臨的重大實踐課題，在選擇與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歷史作為面前，正確把握中國政治體制變革與發展的方向與原則。努力倡導法制文明，創建有中國特色，可以超越或與現代西方文明并駕齊驅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我們唯一正確的前進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是要逐步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秩序的社會觀念

中國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過程，是指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在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目的是要使國家各項立法工作緊緊圍繞黨的工作重心，進而使各項規范化的政策通過法的形式得以鞏固，確保了立法的正確方向。同時，以法的形式來肯定黨的政策，不僅是執政黨政策實現的保證，也使憲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服從于服務于國家工作的大局，自覺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進而成為全社會一體化遵循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的另一面是黨必須正確對待自身在社會活動中的地位。因為我黨是國家之中的執政黨不是國家之上的執政黨，所以黨不僅是立法的主體，還是法治的對象。黨的十二大將“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個人都不享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寫入黨章，就是從黨對自身行為規范的角度來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為的成熟之舉。

在立法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正確對待黨的政策與法律的關系是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秩序的另一個重要內容。黨的政策對我國各個時期完成國家各項工作具有至觀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政策與法律都決定并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都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有益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對全社會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公布的法律有最大權威性。這就要求在具體的立法工作中，黨組織及黨員要建立憲法至上的觀念，深刻理解憲法精神，明確區分作為一個黨員與國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間的職責與義務，用法律來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避免用黨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務，逐步提高立法中的憲法至上意識。同時也要求黨組織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時，應當與憲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則和規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實施，不能與現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目前，憲法和法律已經成為各級國家政權機關施政的出發點和基本手段。相信，隨著黨在依法治國方略實施過程中對新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探索的不斷深入，黨的政策與法的關系的處理將更加和諧，更加成熟。

（三）依法行政中堅持黨的領導重在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

中國當前政治發展的突出問題大多集中在黨對干部任命權與重大事務決策權的壟斷，以及黨對權力監督不力所帶來的權力腐敗與黨對用人，決策中失誤問題的處理不力等。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直接影響現行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關系到“以黨統政”與“依法治國”政治秩序與治國方略的實際績效與歷史命運。制約權力監督，防止腐敗的滋生，改變高度集權的現狀，要注意如下事項：

1.首先要正確對待黨政關系

在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中國，黨政關系體現在兩部分：一是黨與政府的行政權之間的關系；二是黨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前者從政治層面上講，指的是與政協中的各個政黨各人民團體以及各界代表或組織的關系。后者從國家組織層面上講指的是黨與政權中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之間的關系。按照我國權力結構模式，政府是從人大產生并向人大負責，向人大匯報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才是權力機關與執政機關的關系。因此，黨如何正確處理同人大的關系才是中國黨政關系首要問題。黨與人大的位置擺正了，黨同政府的關系就自然易于處理了。顯然，近年來，來自中央到地方的實踐都有跡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黨委及政府之下，進人大工作被認為是領導干部的退居二線。人大更是被中外學者形象地稱之為“橡皮圖章”這就是黨委和政府權力不斷擴張，人大權力逐漸縮小的必然結果。

2.理清了黨政關系，我們就要采取具體措施來制約權力濫用了。制約權力濫用是一項非常復雜，難度很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全方位多層次構建，既要立足于體制，機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黨員干部隊伍的培養與教育為一體的建設，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當前人大制度，提高辦事效率，使各級人大真正成為人民參政議政的活動場所。科學合理嚴格規范民主程序，擴大民主范圍，提高公眾集體議事決策度，以集體權力來制約個人權力，為擴張人大權力，限制黨委越權辦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著力調整權力配置，對領導干部權力的合理分解，明確界定。具體包括：明確權力內容，明確權力運作規則，明確用權規則。真正實現權力運行法規化，程序化與權責一體化，保證權力行為的嚴肅性，減少隨意性。另外，按照政府體制改革步驟與方式推行政府權力下放，精簡機構，嚴格限制領導干部權力，防止權力“越位”等，要在全黨范圍內，要求各級黨委尤其是領導干部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杜絕以黨代政，以黨代法，以權壓法等現象的出現。

（3）努力培養，精心選拔，創造出適應并能夠促進法治化進程的政治領導層。同時，對在職的黨員干部還要大力加強其權力觀教育，法制觀念教育，特別是憲法觀教育，通過提高行政工作人員法律意識，形成作為一個具體行政活動執行者的從政道德觀念來抵制私欲的膨脹，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杜絕權力異化現象的發生。另外，通過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使國家工作人員真正弄明白，“過去參加革命是為什么，現在當干部應該作什么，將來身后留點什么？”自覺地講奉獻，體現人生價值，自覺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辦事。

3.監督權力的實施是另一個至觀重要的問題，針對當前執法監督機制不健全問題，努力加強權力機關監督，專門機關監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設是當前促進我國法制監督體制構成的主要目標。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完善公示制，聽證制，承諾制，質詢制讓盡可能多的人了解權力運作全過程，疏通人民群眾向權力機關提出意見的渠道，維護公共權力，從外部有效抑制濫用權力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要完善黨內監督機制，增強黨內監督實效。黨內監督的重點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核心問題是保證領導干部行使和運用權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讓廣大黨員干部真正作為主體參與黨內監督，形成一種良好監督氛圍。黨內各項事業都應在黨內公開，都要經過黨內討論，民主評議。對黨員中權力的持有者，執行者，嚴格按照德、能、勤、績、廉多層次多角度評議，確立其升、降、懲、罰.獎等。通過經常召開民主生活會的形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相互監督。機制上，要強化紀檢機關監督職能，擴大紀檢權限，減少紀檢過程中其他人為因素的干擾等。充分發揮黨內紀檢監督謹戒性作用。對嚴重違紀的國家工作人員，嚴肅處理，以鐵的紀紀律和法律告誡當權者依法行使職責。

（四）司法工作中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是一把“雙刃利劍”

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主要通過組織領導和政治領導來維護司法機關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約，為其提供秉公辦事，獨立司法的外部環境。司法工作中，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堅決貫徹黨對公民、團體權益的保障與維護的政策是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實現社會正義的一把利劍。在民間。作為國

家公訴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其公訴人檢察長被人們形象的稱之為象征忠、義、勇的“紅臉關公”；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其法官又被賦予善于主持正義力量的“黑臉包公”。人民對于司法機關工作在打擊犯罪，懲治違法行為，維護社會政策的穩定，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等方面的工作給予高度肯定。同時，我們也要想到，至高榮譽中也包涵著人民對于國家司法工作的期望。司法工作通常被看作是國家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工作肩負著司法和監督雙重職責，尤其對國家行政工作人員的監督是各種社會監督中最重要的力量。

建黨這么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以一向的善于律人律己，從嚴治黨避免了重蹈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覆轍，贏得了國際政壇的尊重。但是與此同時，另一個與高度集權同時滋生、相互助長的事物------掌權者的腐敗也不容樂觀地增長了。我國的腐敗現象尤其是發生在共產黨領導人身上的腐敗事例比許多國家都嚴重而普遍。中紀委向黨委的十五大，十六的提交的兩份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組數據，1992年至2002年的兩個五年期間，全國處分的黨員數分別為669300名和846150名，后者比前者增加26.4%，開除黨籍人數分別為121500和133711名，增加13.3%，因為腐敗問題處分的縣級以上領導干部分別為78名和98名，增加25.6%。從這組數據加上各種民意調查和各種案例分析，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認識到反腐敗的形勢不是“比較嚴峻”而是“仍然嚴峻”，不僅要反對腐敗，而且還要反對和防止腐敗。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挽救黨的緊迫感與響應民意的責任感，中國共產黨在世紀之初，不僅兩次出臺中央紀律檢察報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體制，尤其是監察體制，頒布《監察》法，與黨內的腐敗分子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殊死斗爭。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對腐敗案件的曝光日漸增多，一個新的歷史課題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如何才能不斷增強黨防腐拒變的能力？

當前，對于這一歷史性課題的具體解決方案尚在探索之中，但是勿庸質疑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必須依靠不斷加強和完善司法監督制度才能逐漸減少甚至防止腐敗的發生。

按照我國司法體制的特點，檢察機關對國家在職人員的職務犯罪享有偵查權，對訴訟享有監督的職能，是國家法定監督機關。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而且也應當是社會監督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

但是在具體的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檢察機關卻承擔著既要向黨委請示和匯報又要接受上級檢察機關的領導雙重職責。如果兩種力量同時向其施加壓力，檢察機關在選擇是忠于黨還是忠于法律的問題上就會存在分歧。因此，黨如何用法律監督的職能來完善自身的領導比起黨在領導法律來維護法的尊嚴、公民權利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

當前，我國正努力構建的在黨委領導下，法律授權下，以檢察機關為第一主體地位的社會化依法預防體系系統工程是一項既有益于加強黨對司法機關工作領導的，又有益于改善黨的領導的有益嘗試。相信隨著黨領導方式的不斷改善，檢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機關所體現出來的監督作用將愈加明顯，中國司法體制將愈加完善。

綜上所述，厲行法治，實施依法治國，徹底建設法治國家任重而道遠，要將黨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執法活動徹底納入到法治軌道，既要實現黨政活動的法治化，政府行為合法化，權力結構法治化，民主參與法治化，又要中國共產黨同其他一切組織和個人一道守法、護法、在憲法和法律的指引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自發地將整個國家系統的法治建設向前不斷推進。

在我國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各個環節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黨的主張，還是人民的整體意志。只有靠擁有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作指導，捻熟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既善于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豐富的組織經驗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夠率領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統一行動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目標的順利實現。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成為我國立法的政治設計者，執法的組織協調者，守法的行動帶頭者，普法的思想引導者。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為我國法治建設的最大政治資源。

參考書目：

1、張光博著《論法》，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王人博著《憲政的中國之道》，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孫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大出版社，2003年版；

4、張之顯著《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5、應松年著《法學專題講座》，國家的政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

6、《社會主義法制理論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吳邦國《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 法質量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而奮斗》、《求是》，2004年第3期；

8、宋樹濤《更好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求是》，2004年第2期；

9、陳建國《修已正身、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求是》，2004年第2期；

10、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態環境》、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王壽林著《當代社會主義民主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學校出版社，2002年版；

12、丁麗華《論鄧小平行政法治思想》、《毛譯東思想研究》2004年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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