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新聞輿論監督法治化的思考

【摘 要】在新聞輿論監督日趨重要的今天，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一直處于不成熟的階段，新聞輿論監督存在的問題多多，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究竟應該怎樣用法制去規范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本文對此提出了自己的幾點分析和建議。做對新聞輿論監督現狀的考察，引發了對新聞輿論監督法治化的幾點思考。新聞輿論監督不僅需要保障輿論監督的權利，而且需要規范聞輿論監督權利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正常運行，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正面作用，盡可能減少其負面作用。

【關鍵詞】輿論監督，問題，所謂輿論就是公眾的意見或言論，即多數人的共同意見。輿論的形成過程有兩種途徑，一種來源于公眾不受外部影響自發形成，另一種來源于在特定群體有目的引導。社會輿論反映人心的向背，影響著人們的行動和局勢的發展，在造成或轉移社會風氣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所謂監督，即“監察督促”，所以監督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監察，監察的目的是發現問題；二是督促，督促的目的是解決問題。新聞輿論監督是針對對社會上某些個人或組織的違反法律、紀律、道德、民意等不良現象及行為，通過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進行曝光和揭露，抨擊時弊、抑惡揚善，以達到對其進行制約的目的。新聞輿論監督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憲法權利，也是反腐斗爭的重要手段。

一、當前新聞輿論監督中存在的問題

當代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異常迅猛，但是我國規范新聞傳播活動的法律體系卻跟不上現實的需要，急待完善。加強新聞法治的研究不僅是新聞傳播事業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迫切需要。新聞輿論監督影響面廣，反應最快，震動也大。許多久拖不決或處理不公的嚴重違法犯罪案件，一旦在新聞媒體中曝光，就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甚至全社會的關注，從而使問題能較快較好地解決。主流媒體在行使輿論監督職能時，既要正確引導群眾表達自己的意見、建議和愿望，又要把體現黨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群眾呼聲結合起來，按照黨和人民的利益去判斷是非，開展監督。這既是媒體及媒體工作者應盡的社會責任，又是輿論監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要做到這些，筆者認為：

一、選擇性監督要改變這種現象，一方面需要各地政府及相關部門改變對新聞報道的認 淺析新聞輿論監督法治化的思考識誤區，消除地方保護意識，把輿論監督作為黨內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另一方面，媒體領導和新聞工作者也要有膽略，要敢于說真話，真正發揮媒體的喉舌作用和監督職能。

二、進行揭露性報道的記者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一份陜西省記者生存現狀調查的結果顯示，75.4%的記者在采訪中曾遭受過辱罵、詆毀，甚至毆打，42.2%的人因輿論監督報道遭遇過打擊報復。同時，暴力、惡意訴訟、地方保護、黑勢力、官僚主義也在侵蝕著記者的權益和安全。致使許多記者害怕黑惡勢力的報復，敢怒不敢言。要改變這種現狀，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來保護記者的合法采訪權、監督權，并保障新聞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只有記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才能最大限度地使公眾獲得知情權。

三、新聞侵權官司時有發生近幾年來，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在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中，以媒體或新聞工作者為起訴對象的新聞侵權官司時有發生且呈上升趨勢，相關的報道也頻頻見諸報端。在新聞侵權官司中，媒體勝訴的比例非常低。而且，就算勝訴，也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財力。但是，媒體難道能夠因為怕官司纏身而不進行批評性、揭露性報道嗎？當然不行，因為進行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天職。其輿論監督之職權是社會公眾所賦予的神圣權力，決不能因怕吃官司而放棄或減少輿論監督。不少抵制輿論監督和要挾新聞媒體放棄輿論監督的被批評者，使用打官司這一手段的目的正是要讓新聞媒體放棄監督，如果媒體就此止步，豈不是正中其下懷？事實上，退卻和讓步并不能消除和減少“新聞官司”。對媒體而言，不管你愿不愿意，“官司”總會找上門來，媒體對“新聞官司”的接受形式一般

來說都是“被迫應戰”。況且，在司法實踐中，原被告之間并無絕對的對錯關系，被告與“輸官司”并無必然關系。因此，減少和避免“新聞官司”的有效做法，就是新聞從業人員在工作中必須知法守法，使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法律規范，從而堵住被批評者企圖用法律武器來躲避和對抗輿論監督的起訴之口實。

四、有些批評性、揭露性報道成為某些記者收取紅包、進行敲詐、勒索和報復的手段例如山西繁峙縣2002年“6?22”金礦特大爆炸事故發生后，就有多名記者陷入收受“黑金”丑聞，這是整個新聞界的恥辱，新聞工作者應該引以為戒。一要事實不過客觀，事實不清。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更是輿論監督的命根子。現在媒體上有些監督報道，之所以引起被批評者的強烈不滿，甚至于站不住腳，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對新聞事實的把握上有缺失。對于一件事情，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難一下子弄明白。媒體工作者要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去了解、去觀察，透過現象和迷霧去分析事件的本質是什么，要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去判斷是非對錯，要了解事件的全體，不要一葉障目，要用馬列主義的火眼金睛去看清事物的全貌和真相。“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被假象和表象所迷惑。對所要監督的事件包括細節都要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要盡可能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掌握第一手材料。

二要分析不夠，引導不足。輿論監督要講究策略、講究科學、講究方法，方能達到監督的目的和效果。當今社會，焦點問題多，熱點問題多，社會矛盾多，對于我們的媒體來說，不能沒有選擇地見啥報啥，逮誰是誰。在監督的事件和對象選擇上要注意策略。面對復雜問題要冷靜地思考，認真分析研究問題的性質，是否帶有普遍性，當下該問題政府是否有能力解決，是不是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關注的問題?一定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要有選擇地進行監督報道。面對熱點問題，新聞媒體不能火上澆油，推波助瀾，甚至煽動與黨和政府對立的情緒。在監督的方法上，媒體要多報事實少議論，讓事實說話，讓當事人說話，記者少說話，或不說話，要相信現代人辨別是非曲直的能力，給受眾以充分的思考空間，讓受眾自己去甄別、去判斷，監督的社會效果可能會更好些。如果媒體非要站出來說幾句，也應越簡潔越好。

三要無章可循，隨心所欲。

三、新聞侵權官司時有發生近幾年來，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在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中，以媒體或新聞工作者為起訴對象的新聞侵權官司時有發生且呈上升趨勢，相關的報道也頻頻見諸報端。在新聞侵權官司中，媒體勝訴的比例非常低。而且，就算勝訴，也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財力。但是，媒體難道能夠因為怕官司纏身而不進行批評性、揭露性報道嗎？當然不行，因為進行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天職。其輿論監督之職權是社會公眾所賦予的神圣權力，決不能因怕吃官司而放棄或減少輿論監督。不少抵制輿論監督和要挾新聞媒體放棄輿論監督的被批評者，使用打官司這一手段的目的正是要讓新聞媒體放棄監督，如果媒體就此止步，豈不是正中其下懷？事實上，退卻和讓步并不能消除和減少“新聞官司”。對媒體而言，不管你愿不愿意，“官司”總會找上門來，媒體對“新聞官司”的接受形式一般來說都是“被迫應戰”。況且，在司法實踐中，原被告之間并無絕對的對錯關系，被告與“輸官司”并無必然關系。

五、批評性報道缺乏人文關懷新聞記者在進行批評性報道時，要注意報道的“度”，不可片面追求轟動效應而不顧社會效果。要揭露，但不要渲染，要冷靜面對熱點、焦點、難點，不要過分渲染炒作。例如，在報道殺人案件時，不宜在細節上花過多篇幅，不應刊登血淋淋的圖片等等。社會上的熱點、焦點、難點問題，一般與大眾的生活秩序、經濟利益等密切相關，所以備受關注。作為民眾代言人的新聞媒體當然不能回避這些“點”，但是也決不能盲目迎合大眾獵奇心理，而要客觀冷靜，積極引導群眾形成正確的思想認識。輿論監督必須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輿論監督還在黨的宣傳紀律的框架下進行。有關的法律法規和紀律是

媒體搞好輿論監督的依據和保障，脫離了這個軌道，就會觸犯法律和黨的紀律。我們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不是西方所謂的“社會公器”；我們提倡的“輿論監督”，不是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第四權力”；我們的新聞記者也不是西方所標榜的“無冕之王”。這不奇怪，這是社會制度不同、媒體職責不同和價值觀不同使然。所以，我們在行使輿論監督時不能受西方觀念的影響，一定要不斷地研究和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輿論監督方法來。當今的媒體人，一定要有很強的法制觀念，具備相應的法律知識，這不僅僅是因為黨和各級政府對媒體監督的質量和效果要求提高了，還因為全社會的法制意識和水平提高了，在法制的環境下以其昏昏，監督昭昭，是不行的。有資料顯示，近年來的新聞官司越來越多，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說與媒體人的法制觀念淡薄無關。比如有的記者要去監督人家，人家送了幾個金元寶就不監督了，有的記者在餐桌上聽說一件事，不去認真調查核實，就隨意報道，都是沒有法制觀念的表現。還有的記者為了監督司法機關秉公執法，在案件審理前就把案件情況報道出去，給辦案人員和審理工作造成被動。還有的以所謂“新聞自由”干涉了別人的自由，用自己的監督權侵犯了別人的隱私權和人權等。這樣的監督是不會收到好效果的。

二、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思考

曾有人做過統計,電視觀眾特別是農民觀眾最愛看的節目是“焦點訪談”,而(南方周末》則被新聞界一些人士稱為“辦得最好的報紙”。為什么?因為它們顯著增大了新聞監督的力度,伸張了正義,維護了社會公正。從這里,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全社會都強烈地呼喚新聞監督,另一方面又提醒我們我國的司法監督、立法監督、行政監督的不足。現在有部分上訪群眾不找政府、法院,而直接把情況反映到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在他們的心中,一個輿論監督部門甚至比法律更管用、更讓人信任。這種情況在一個法治社會存在,應該說是很不正常的。法治的不健全是一方面,我們在這里不詳談;另一方面,奧論監督既然有這么大的社會效益,那么我們如何去讓它走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如何在社會中正確定位呢?

(一)盡快制定和完善新聞方面的法律,如《新聞出版法》、《著作權法》、《新聞侵權責任法》等等。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新聞方面的法律,不僅要有禁止性規范,更要有明確的授權性規范,讓新聞工作者準確把握自己的權利、義務以及違反以后所要承擔的責任。

(二)給輿論監督正確定位。我們的媒介雖以正面宜傳為主,但民主監督權制又不允許我們實行“輿論一律”的政策。應該規定一些傳媒宣傳官方意圖,也應該允許一些傳媒宣傳民間意愿,實行新聞宣傳的多樣化。這樣既可聽到一些善意的批評,也可及時地揭露壞人壞事,“發揮奧論監督的作用”。尤其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媒體作為市場經濟的中介,既要搞好信息傳遞,又要強化監督機制,保護好市場中的“弱勢群體”—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三)從制度上對輿論監督放權。有的地方,新聞單位的批評稿件要送給被批評對象的上級領導審閱批準,才能發表。這種規定和做法,不僅極大地阻礙了輿論監督功能的發揮,而且容易導致官官相護,層層包庇,不利于法治的開展。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應該把絕大部分批評稿件的審稿定稿權放開,由新聞單位自己掌握。新聞單位如果捏造或故意歪曲事實,要負法律責任。應該說,在依法治國的范疇里,這方面的問題可以解決。我們的新聞工作擔負著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艱巨任務。依法治國,新聞也要走向法制化。究竟如何讓我們的輿論監督有一個明確具體·操作性強的法律界限,如何去解決輿論法制化道路上的一些矛盾,我們不僅要加、法學理論上的研究,更要注重種種媒體在日常傳播活動中的摸索。真正實現輿論法制化,仍有待我們法律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法治思考新聞輿論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確立的。它確定了公民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規定了政府等公共權力的范圍和運行程序。憲法賦予全體公民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而新聞輿論監督是言論自由的表現形式。法治狀態下的新聞輿論監督，必須在憲法和其它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新聞輿論監督權利，不是行政權力的延伸，新聞輿論監督也不是“辦案”。新聞媒介與司法監督、行政監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監督具有強制性，卻常常追懲于事后；新聞輿論監督雖然不具有強制性，卻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優勢互補，相輔相成，同是法治狀態下制約監督體系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新聞媒介和新聞人必須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結合起來。言論自由是新聞輿論監督對權力的要求，而新聞媒介自律，則是權利對義務的承諾。法治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功能，使監督的主客體雙方處于一種規范化的生存方式中。因此，就新聞輿論監督一方的要求來說，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從業隊伍，不僅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標志，更是社會法治化狀態的必然要求。新聞輿論監督制度不完善： 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還需要以程序化為基礎。合理正當的程序，既是實現公民權利平等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礎。目前新聞輿論監督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權力的運作程序等信息不夠公開，這就造成公共權力同監督客體間形成距離和真空，因而造成新聞輿論監督的“盲區”。新聞輿論監督只有在獲得足夠信息的基礎上，公眾才能做出合理的評價，也才能形成輿論，達到監督的目的。因此，按照程序化原則，推進包括立法、執法和行政管理在內的國家政治生活公開化、透明化，進一步擴大公民的參與范圍，這既是政治生活秩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聞輿論監督的重要使命。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就必須完備的新聞法體系。新聞法作為一個體系，當然不僅是一個單項法，而是從根本大法憲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聞法，以及其它單項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內容構成的一個完備的新聞法體系。這個體系賦予新聞媒介以基本權利，也相應規定了新聞媒介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就中國法制建設的現狀而言，新聞法律的基礎框架已經形成，但存在體系不夠完善、不夠具體的問題，可操作性自然較差。新聞輿論監督需要立法。因而，從中國國情出發，做好這方面的立法工作，對于推進新聞輿論監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2007年06月18日14:29 【字號大中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輿論監督是維護社會公正、消除腐敗、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的有效途徑。近幾年來，眾多媒體都加大了批評性報道的比重，在抨擊不法行為、監督司法公正、揭露腐敗現象等方面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真正擔當起了公眾喉舌和輿論監督的重任。2002年的繁峙礦難，2003年的孫志剛案、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劉涌案以及2004年的嘉禾拆遷事件、西安寶馬彩票案和山東濟寧副市長下跪事件等，無一不是通過媒體的介入，才使事件得以充分曝光，并最終促成事件的“順利解決”。但是，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輿論監督中存在的眾多問題

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二篇：新聞輿論監督

山西規定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擾環境保護輿論監督

2011年04月01日11:35中國廣播網

中廣網太原消息（記者李凡）記者今天從山西省環保廳獲悉，《山西省環境保護輿論監督制度》近日出臺，這一制度明確了環保輿論監督的意義、重點內容，同時規范了環境保護輿論監督涉及的企業、個人和新聞采編人員的行為。

山西省環保廳相關負責人介紹，環保輿論監督是指新聞媒體對山西省環境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揭露批評并促使其解決的活動。其監督重點是：環保違法違規行為、環保政策落實情況、環保法律法規執行情況、侵害群眾環境合法權益的行為、環保工作不作為的黨政領導干部。

《制度》要求，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應當堅持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的基本要求，涉及的部門和企業必須認真對待積極整改，直至問題完全解決。對重大問題，應把處理結果反饋給新聞單位，以便跟蹤報道。

被批評單位和個人對輿論監督有異議時，可通過正當途徑向有關部門反映或者通過法律程序解決，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擾新聞輿論監督工作。

輿論監督所涉及的有關企業和個人有封鎖消息、隱瞞事實或故意拖延推諉，拒絕接受輿論監督的；以行賄、說情等手段對輿論監督進行干預的；對新聞采編人員實施扣壓證件和采訪設備、限制人身自由、威脅人身安全等行為的；對輿論監督的信息提供者、輿論監督稿件采編者實施打擊報復的上述行為，山西省環保廳將根據情節輕重依法查處。

第三篇：新聞輿論監督

新聞輿論監督

一、新聞輿論監督概說

1、輿論監督：

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監督，指社會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權力中的偏差行為進行批評和制約的社會現象。是一種軟性的社會監督

主要是通過社會公眾發表意見，形成批評性輿論，對監督對象產生矯正和制約作用。

新聞輿論監督的法律基礎來源于《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

輿論監督的特點

鮮明、具體的指向性。

制約力量 的非強制性。

一定程度的公開性。

2、新聞輿論監督

通過新聞媒介對公共權力運行中偏差行為及其他不良社會現象進行批評和制約。

3、加強新聞輿論監督的意義

社會民主機制：越是民主、文明、進步的社會，新聞輿論監督氛圍越好

權力制約機制：軟制約

二、新聞輿論監督的主體和對象

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輿論監督應著眼于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解決實際問題，增進人們團結，維護社會穩定。

新聞輿論監督是否等于新聞輿論引導？

新聞輿論監督是否等于新聞批評？

新聞輿論監督要體現正確的輿論導向，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輿論引導，后者主要是正向引導，傳播正面輿論，前者是強力制導，通過揭露社會偏差行為，對偏離社會規范與黨政方針、政策有害社會穩定和進步的思想、行為進行矯正。

新聞輿論監督分肯定和否定兩種形式，即包括批評又包括建議評價。

新聞輿論監督有批評但不是簡單的批評。在批評中有引導、有剖析、有辯證的方法，有實事求是的作風。

1、新聞輿論監督的主體

人民群眾：人民群眾通過新聞輿論機關依法對國家事務和公眾利益相關的事務的監督 作為新聞輿論監督主體的人民群眾及其載體的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權受到法律保護。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機構在行使輿論監督權利的同時受到憲法和法律的規范。

2、新聞輿論監督的對象和范圍

公共權力：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公共人物：對公眾所熟悉、對社會事務有著頻繁參與行為的人物。

社會思潮：反映一定階級、階層利益和要求的一種思想傾向

三、新聞輿論監督的基本原則

黨性原則：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反對自由化的思想

正面為主原則：處理好正面報道為主和新聞輿論監督的關系

平等原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監督平等 高層權力與低層權力平等接受監督 被監督者和監督者平等接受事實檢驗

依法原則：新聞輿論監督不能侵犯公民與法人的合法權利

四、新聞輿論監督的特點

新聞輿論監督的一般特點

1.意識形態性 2.輿情性 3.公開性 4.廣泛性 5.非強制性

新聞輿論監督在社會轉型期的新特點

1輿論監督的目的在深化

2輿論監督的重點在擴大

3輿論監督的規則在加強

4輿論監督的力度在強化

五、新聞輿論監督的基本方法

媒介公開批評

內參：群眾反映強烈但近期難以解決的問題；頭緒復雜、利弊難以權衡；實際工作和政府政策不一致的問題。

六、新聞輿論監督遇到的問題

采訪難

發稿難

打官司難

第四篇：對新聞輿論監督的法律思考

對新聞輿論監督的法律思考

摘要：在整個監督體系中，新聞輿論監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它的廣泛性和自由性是別的監督方式所不能觸及的。它能夠用其特殊的廣泛的方式促進社會進步和我國法治進程的完善。不過在現實中，它卻存在著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民眾監督意識不高等困境，提出應以健全有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大培養民眾監督意識等措施予以突破。

關鍵詞：輿論監督；行政權力；政務公開

The new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of legal thinking Abstract :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news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has certain particularity, because of its universality and freedom are other ways of supervision can't touch.It is able to use the special way of a wide range of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cess of our rule of law.But in reality, it exists im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public supervision and consciousness is not high, should be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increase the train their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supervision and other measures to break through.Key Word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administrative power;government affairs

新聞輿論監督能夠對社會權力、公共政策、社會事務中的不規范行為進行披露、建議甚至批評，它既是一種社會傳播活動，同時也是新聞媒介的一項基本功能。其監督范圍是相當大的，幾乎能夠覆蓋其他所有的監督形式，包括組織、團體、個人等，不過在效力范圍上每種監督方式都各有不同。所以，一個國家文明法治程度綜合水平的高低往往與其國家的新聞輿論監督有著密切的關系

和發展。[1]。因此，具備一定法律制度保障的新聞輿論監督才能更好的存在一、新聞輿論監督概述

新聞輿論監督有著廣義的概念、狹義的概念的分別，新聞輿論監督的廣義概念是指新聞輿論對立法、司法、行政這三方面的監督，而新聞輿論監督的俠義概念是指新聞輿論對政府的監督，也就是指公民個人或者組織團體表達的一種對政府和政府官員的批評性言論活動

[2]。針對新聞輿論監督不同的學者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而且他們所表達的側重點都是有所不同的。綜合各學者之觀點，筆者認為所謂新聞輿論監督就是指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或者組織能夠通過一定的渠道，比如電視、報紙等，去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建議，非經法律允許，不夠任何限制。新聞媒介的功能較多，其中較為基本的一項功能就是新聞輿論監督。在整個監督體系中，其特殊性最為明顯，因為它的廣泛性和自由性是別的監督方式所不能觸及的。所以縱觀所有的監督方式，新聞輿論監督不僅是最具有大眾化的，而且能夠用其特殊的廣泛的方式促進社會進步和我國法治進程的完善。

二、當前我國新聞輿論監督面臨的困境

輿論的行政監督作用潛在著強大的能量，但我國目前的新聞輿論監督中存在一些現實困境亟待解決。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于新聞輿論監督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所以其監督的范圍和方式也在發生著不斷的變化。目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新聞輿論監督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是由于各種內在和外在的原因，在其發展道路上依然存在著一些現實困境需要及時解決，其表現方式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有關新聞監督的法律、法規還很不完善

我國有關新聞輿論監督的法律規定本來數目就不多，而且多為原則性的規定，缺少具體的操作性強的實施細則作為支撐。而且大多數相關規定多為政策性的，沒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缺乏實施效力。再者，這些法律與政策之間的規定多而混雜，沒有形成統一的新聞輿論監督法律法規體系，在實施過程中往往容易出現法規之間的錯位。嚴重影響到了新聞輿論監督的有效實施，所以當前在法律層面存在的困境就要求我們必須盡快解決新聞的立法問題，并且切實解決立法后的混亂問題，對于相關的法律規定以及政策性規定根據其效力的大小不同進行合理的梳理規劃。目前，我國正在加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關方面的各種立法正在有序不紊的進行，同時也包括新聞監督方面的立法，這樣做到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完全符合我國關于廉政建設的大政方針，堅決杜絕貪污腐敗。[3]

（二）新聞輿論監督中訴權濫用現象嚴重

新聞侵權訴訟，是當前干擾輿論監督的最新動向。從一般性意義上講，隨著公民輿論意識的不斷加強，新聞糾紛出現的幾率就會不斷加大，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但是多數時候，新聞糾紛的產生往往會成為新聞輿論監督有效實施的絆腳石，阻礙其順利前行。根據有關報道顯示，近一半的新聞從業人員或者大眾監督群體在實施監督過程中遇到過新聞糾紛，究其產生的原因，其實很偶然也很微弱，不過有時候糾紛的發生是被監督方故意實施阻撓而發生的，往往容易引起監督主體的畏懼心理。更有甚者讓監督主體處于危險的境地，進行脅迫和恐嚇，想方設法阻礙新聞輿論監督的順利進行。[4]

（三）民眾參與輿論監督的程度不高

從總體講，由于受文化教育水準的限制，全民整體素質不高，人們的參政、議政意識和能力還不強。我國現在還是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況且農民在我國人口總數中占據著大部分，并不是說農民的輿論監督意識不強，而是說在農村基礎條件相對來說比較簡陋，進行新聞輿論監督的方式相對缺乏。同時一些人抱著“獨善其身”的想法，只要這件事與其自身利益無關他就不會去過問，往往保持冷漠的態度。因此，在各種障礙因素的綜合影響[5]

下，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發揮往往存在著限制。

三、對完善新聞輿論監督的法律思考

（一）建立健全新聞法律體系

出臺一部合理規范的《新聞法》必然會大大增強新聞工作者開展輿論監督的決心和意志，而受到新聞輿論監督與批評的個人和組織，在數量、范圍上也必然會擴大。那些不愿接受新聞輿論監督的個人和組織，必然會運用他們掌握的法律資源和權力資源，對抗來自媒體的批評和壓力，使后者遭到削弱，甚至化為烏有。當然，任何困境都不是一部法律能夠順利解決的，它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配合與支持。我國目前的法治環境和立法質量還處于一個相對來說低水平的階段，所以除了立法的加緊進行外，還需要提高我國人大的整體立法水平和各個部門的有效配合與支持，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輿論監督的順利展開和進行。此外，還需要政治體制大環境與新聞體制小環境相適應，政府、媒體、公眾三者之間需要建立融合到位、良性互動的關系。[6]

（二）規范公民訴權應用程序

我國有關職能部門應該、嚴格規范新聞訴權的運用，避免被報道人濫用訴權，影響新聞輿論監督效用的發揮。首先，新聞媒體之間應該采取聯合行動，形成多家媒體輿論監督的強勢報道，特別是戰略性輿論監督報道，針對一些社會的熱點問題，應該讓多家新聞媒體聯合起來進行廣泛的、持續的報道，雖然這樣做可能會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不過為了能夠實際解決問題，這樣做容易造就新聞輿論強勢，形成良好的和諧氛圍 [7]。其次，強化新聞媒體與其它職能監督部門的聯系，監督并不是只有新聞媒體這一種方式，它包括司法監督和立法監督等等，為了能夠達到更好的監督效果，有必要把各種監督方式聯合起來，充分發揮他們優點，摒棄他們的缺點，提高監督效力。

（三）加強培養公眾的輿論意識

公民的新聞輿論意識不僅決定著輿論范圍的大小，而且決定著輿論內容和效力的強弱，更是輿論得以有效實施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我國整個輿論氛圍生成的關鍵要素。公民輿論意識的培養是一項系統、綜合的社會工程。大眾傳播媒介理所當然承擔重要職責。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對社會文化的傳承。就目前而言，大眾傳播媒介應該通過自身的對信息的傳播，使公眾對信息的知曉和接近達到最大可能，這是公民輿論意識培養之關鍵。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我國公民的新聞輿論意識已經有了較大提高，不過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所以我國今后的在這個方面的任務依然繁重，加大公民的輿論意識培養依然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1] 張康之．社會治理的歷史敘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江小河．科學發展是我國今后社會發展的主線[J]．法制與經濟，2007。

[3] 侯健．三種權力制約機制及其比較[J]．復旦學報，2001，(3)。

[4] 張康之．評政治學的權力制約思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

[5] 周志忍．公共悖論及其理論闡釋[J]．政治學研究，1999，(2)。

[6] 賀衛方．傳媒與司法三題[J]．中國法學，1998，(6)。

[7] 秦暉．從法治角度看輿論監督[J]．南方日報，2003。

第五篇：輿論監督與新聞侵權

《沉淪》是郁達夫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寫于作者在日本留學期間，收錄在同名小說集《沉淪》里。小說講述了一個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遭遇，通過“一個病的青年憂郁癥的解剖”（郁達夫《〈沉淪〉自序》），揭示主人公內心靈與肉、倫理與情感、本我（Id）與超我（Super-ego）矛盾沖突。與郁達夫其他的小說作品一樣，《沉淪》是一篇“注重內心紛爭苦悶”的現代抒情小說（也叫“自我小說”），帶有“自敘傳”的色彩。因此，小說大膽而深刻的揭示任務復雜而豐富的心理活動。若要賞析這篇小說，就必須探究人物內心的矛盾心理以及造成這種心理的自身與社會原因。

《沉淪》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家庭，在“他”四處求學中接受的則是較為開放的進步思想。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環境下長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國文人某種氣質，同時又有一些自由與叛逆的思想。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仍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環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壓抑。當他離開W學校“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他選擇了蟄居在小小的書齋里。他的內心里也因此而壓抑，產生了“憂郁癥的根苗”。此后的留學生涯他的憂郁癥就更加嚴重起來。在異國他鄉，飽受“性的苦悶”與“外族冷漠歧視”的“他”渴望真摯的愛情，并愿為此拋棄一切。然而這種渴望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他的內心逐漸失去理智的控制，他開始自瀆，窺視浴女，甚至到妓院尋歡，只為了尋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時愉悅與滿足，最終深陷在邪惡的沼澤里不能自拔。那飲鴆止渴的行為顯然讓“他”更加苦悶，愉悅過后是更大的空虛，欲望越來越大，他開始尋求更大的刺激，而他的經濟狀況卻窮困潦倒，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最終“他”只有投海自盡來結束這個惡性循環。

郁達夫在《沉淪》中描寫色欲是極其重要的部分。這些情節的描繪既不是張資平式的肉欲挑逗與官能刺激，也不是遮遮掩掩含蓄的描繪，而用一種“露骨的真率”來描繪。這樣寫既達到對“深藏千年背甲里士大夫的虛偽無情的揭露”同時又不失美感，真實而生動。這樣寫色欲是一種創新。

《沉淪》是一篇深受五四思潮影響的作品，作者身在海外，就更多的吸收并接見了外國文藝理論的思想。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在他早期作品，諸如《銀灰色的死》《沉淪》等都有借鑒外國作品的痕跡。但在《沉淪》卻有一種很大的創新。《沉淪》的“自敘體”是受日本以佐藤春夫、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為代表的“私小說”的影響；“零余者”的形象借鑒了屠格涅夫在1850年的《多余人日記》的影響；深刻的內心剖析是借鑒了弗洛伊德心理學的理論；同時法德的文學思潮也對其創作影響很大。其中對《沉淪》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的“私小說”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

以自我為原型，浸透了主觀色彩的“私小說”將小說從外部世界的紛繁復雜引向了人物復雜的內心。這種風格被郁達夫所借鑒，從《銀灰色的死》中“清瘦的人”到《沉淪》中的“他”都是類似于“私小說”的人物形象。不過在《沉淪》中這種“私小說”有了一個突破性的創新。小田岳夫在《郁達夫傳》中指出：《沉淪》雖受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郁》的影響“但兩部作品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沉淪》的苦悶不再是“私小說”根源于人生固有的“寂寞”，它超越了“私小說”的局限，由個人外推，而具有某種時代、社會意義。它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道路，對后來的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在《沉淪》中作者充滿清醒的病態心理解剖意識，成為新文學自覺描寫靈與肉沖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佳作。在《沉淪》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個多層次的“我”的形象：追求肉欲的本我、矛盾的自我、道德的超我。這與傳統的單維結構與靜態呈現的作品有很大的超越。它使得作品更加深入內心，真實而多層次的顯現人的“雙重”性格。打破了古代文學臉譜化的呆板。這也是《沉淪》的突破之一。

但是，《沉淪》在一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不足之處。小說仍舊停留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問題小說”上，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前途方向沒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在語言上過度的詩化、散文化的傾向，有過分雕琢的嫌疑。

郁達夫的《沉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在許多方面的探索與創新，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先河，將小說引向了關注內心世界的新高度。對于我們當代小說創作以及文藝理論都有許多值得研究與學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