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新聞輿論監督的法制化

淺析新聞輿論監督法治化的思考

【摘 要】在新聞輿論監督日趨重要的今天，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一直處于不成熟的階段，新聞輿論監督存在的問題多多，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究竟應該怎樣用法制去規范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本文對此提出了自己的幾點分析和建議。做對新聞輿論監督現狀的考察，引發了對新聞輿論監督法治化的幾點思考。新聞輿論監督不僅需要保障輿論監督的權利，而且需要規范聞輿論監督權利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正常運行，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正面作用，盡可能減少其負面作用。

【關鍵詞】輿論監督，問題，法治

所謂輿論就是公眾的意見或言論，即多數人的共同意見。輿論的形成過程有兩種途徑，一種來源于公眾不受外部影響自發形成，另一種來源于在特定群體有目的引導。社會輿論反映人心的向背，影響著人們的行動和局勢的發展，在造成或轉移社會風氣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所謂監督，即“監察督促”，所以監督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監察，監察的目的是發現問題；二是督促，督促的目的是解決問題。新聞輿論監督是針對對社會上某些個人或組織的違反法律、紀律、道德、民意等不良現象及行為，通過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進行曝光和揭露，抨擊時弊、抑惡揚善，以達到對其進行制約的目的。新聞輿論監督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憲法權利，也是反腐斗爭的重要手段。

一、當前新聞輿論監督中存在的問題

筆者當前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一）選擇性監督

（二）記者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一份記者生存現狀調查的結果顯示，75.4%的記者在采訪中曾遭受過辱罵、詆毀，甚至毆打，42.2%的人因輿論監督報道遭遇過打擊報復。同時，暴力、惡意訴訟、地方保護、黑勢力、官僚主義也在侵蝕著記者的權益和安全。致使許多記者害怕黑惡勢力的報復，敢怒不敢言。

（三）新聞侵權官司時有發生

近幾年來，在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中，以新聞記者或媒體為起訴對象的侵權案件呈上升趨勢，相關的報道也頻頻出現。在新聞侵權訴訟中，媒體勝訴的比例很低。而且，就算勝訴，也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財力。

（四）批評性報道缺乏人文關懷

新聞記者在進行批評性報道時，要注意報道的“度”，不可片面追求轟動效應而不顧社會效果。要揭露，但不要渲染，要冷靜面對熱點、焦點、難點，不要過分渲染炒作。例如，在報道殺人案件時，不宜在細節上花過多篇幅，不應刊登血淋淋的圖片等等。社會上的熱點、焦點、難點問題，一般與大眾的生活秩序、經濟利益等密切相關，所以備受關注。作為民眾代言人的新聞媒體當然不能回避這些“點”，但是也決不能盲目迎合大眾獵奇心理，而要客觀冷靜，積極引導群眾形成正確的思想認識。

二、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思考

曾有人做過統計,電視觀眾特別是農民觀眾最愛看的節目是“焦點訪談”,而(南方周末》則被新聞界一些人士稱為“辦得最好的報紙”。為什么?因為它們顯著增大了新聞監督的力度,伸張了正義,維護了社會公正。從這里,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全社會都強烈地呼喚新聞監督,另一方面又提醒我們我國的司法監督、立法監督、行政監督的不足。現在有部分上訪群眾不找政府、法院,而直接把情況反映到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在他們的心中,一個輿論監督部門甚至比法律更管用、更讓人信任。這種情況在一個法治社會存在,應該說是很不正常的。法治的不健全是一方面,我們在這里不詳談;另一方面,奧論監督既然有這么大的社會效益,那么我們如何去讓它走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如何在社會中正確定位呢?

(一)盡快制定和完善新聞方面的法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新聞方面的法律,不僅要有禁止性規范,更要有明確的授權性規范,讓新聞工作者準確把握自己的權利、義務以及違反以后所要承擔的責任。

輿論監督必須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輿論監督還在黨的宣傳紀律的框架下進行。有關的法律法規和紀律是媒體搞好輿論監督的依據和保障，脫離了這個軌道，就會觸犯法律和黨的紀律。我們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不是西方所謂的“社會公器”；我們提倡的“輿論監督”，不是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第四權力”；我們的新聞記者也不是西方所標榜的“無冕之王”。這不奇怪，這是社會制度不同、媒體職責不同和價值觀不同使然。所以，我們在行使輿論監督時不能受西方觀念的影響，一定要不斷地研究和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輿論監督方法來。當今的媒體人，一定要有很強的法制觀念，具備相應的法律知識，這不僅僅是因為黨和各級政府對媒體監督的質量和效果要求提高了，還因為全社會的法制意識和水平提高了，在法制的環境下以其昏昏，監督昭昭，是不行的。有資料顯示，近年來的新聞官司越來越多，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說與媒體人的法制觀念淡薄無關。比如有的記者要去監督人家，人家送了幾個金元寶就不監督了，有的記者在餐桌上聽說一件事，不去認真調查核實，就隨意報道，都是沒有法制觀念的表現。還有的記者為了監督司法機關秉公執法，在案件審理前就把案件情況報道出去，給辦案人員和審理工作造成被動。還有的以所謂“新聞自由”干涉了別人的自由，用自己的監督權侵犯了別人的隱私權和人權等。這樣的監督是不會收到好效果的。

(二)給輿論監督正確定位。我們的媒介雖以正面宜傳為主,但民主監督權制又不允許我們實行“輿論一律”的政策。應該規定一些傳媒宣傳官方意圖,也應該允許一些傳媒宣傳民間意愿,實行新聞宣傳的多樣化。這樣既可聽到一些善意的批評,也可及時地揭露壞人壞事,“發揮奧論監督的作用”。尤其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媒體作為市場經濟的中介,既要搞好信息傳遞,又要強化監督機制,保護好市場中的“弱勢群體”—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四)從制度上對輿論監督放權。有的地方,新聞單位的批評稿件要送給被批評對象的上級領導審閱批準,才能發表。這種規定和做法,不僅極大地阻礙了輿論監督功能的發揮,而且容易導致官官相護,層層包庇,不利于法治的開展。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應該把絕大部分批評稿件的審稿定稿權放開,由新聞單位自己掌握。新聞單位如果捏造或故意歪曲事實,要負法律責任。應該說,在依法治國的范疇里,這方面的問題可以解決。我們的新聞工作擔負著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艱巨任務。依法治國,新聞也要走向法制化。究竟如何讓我們的輿論監督有一個明確具體·操作性強的法律界限,如何去解決輿論法制化道路上的一些矛盾,我們不僅要加、法學理論上的研究,更要注重種種媒體在日常傳播活動中的摸索。真正實現輿論法制化,仍有待我們法律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三）要準確監督。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更是輿論監督的命根子。現在媒體上有些監督報道，之所以引起被批評者的強烈不滿，甚至于站不住腳，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對新聞事實的把握上有缺失。對于一件事情，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難一下子弄明白。媒體工作者要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去了解、去觀察，透過現象和迷霧去分析事件的本質是什么，要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去判斷是非對錯，要了解事件的全體，不要一葉障目，要用馬列主義的火眼金睛去看清事物的全貌和真相。“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被假象和表象所迷惑。對所要監督的事件包括細節都要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要盡可能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掌握第一手材料。

輿論監督要講究策略、講究科學、講究方法，方能達到監督的目的和效果。當今社會，焦點問題多，熱點問題多，社會矛盾多，對于我們的媒體來說，不能

沒有選擇地見啥報啥，逮誰是誰。在監督的事件和對象選擇上要注意策略。面對復雜問題要冷靜地思考，認真分析研究問題的性質，是否帶有普遍性，當下該問題政府是否有能力解決，是不是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關注的問題?一定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要有選擇地進行監督報道。面對熱點問題，新聞媒體不能火上澆油，推波助瀾，甚至煽動與黨和政府對立的情緒。在監督的方法上，媒體要多報事實少議論，讓事實說話，讓當事人說話，記者少說話，或不說話，要相信現代人辨別是非曲直的能力，給受眾以充分的思考空間，讓受眾自己去甄別、去判斷，監督的社會效果可能會更好些。如果媒體非要站出來說幾句，也應越簡潔越好。

第二篇：新聞輿論監督

山西規定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擾環境保護輿論監督

2011年04月01日11:35中國廣播網

中廣網太原消息（記者李凡）記者今天從山西省環保廳獲悉，《山西省環境保護輿論監督制度》近日出臺，這一制度明確了環保輿論監督的意義、重點內容，同時規范了環境保護輿論監督涉及的企業、個人和新聞采編人員的行為。

山西省環保廳相關負責人介紹，環保輿論監督是指新聞媒體對山西省環境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揭露批評并促使其解決的活動。其監督重點是：環保違法違規行為、環保政策落實情況、環保法律法規執行情況、侵害群眾環境合法權益的行為、環保工作不作為的黨政領導干部。

《制度》要求，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應當堅持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的基本要求，涉及的部門和企業必須認真對待積極整改，直至問題完全解決。對重大問題，應把處理結果反饋給新聞單位，以便跟蹤報道。

被批評單位和個人對輿論監督有異議時，可通過正當途徑向有關部門反映或者通過法律程序解決，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擾新聞輿論監督工作。

輿論監督所涉及的有關企業和個人有封鎖消息、隱瞞事實或故意拖延推諉，拒絕接受輿論監督的；以行賄、說情等手段對輿論監督進行干預的；對新聞采編人員實施扣壓證件和采訪設備、限制人身自由、威脅人身安全等行為的；對輿論監督的信息提供者、輿論監督稿件采編者實施打擊報復的上述行為，山西省環保廳將根據情節輕重依法查處。

第三篇：新聞輿論監督

新聞輿論監督

一、新聞輿論監督概說

1、輿論監督：

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監督，指社會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權力中的偏差行為進行批評和制約的社會現象。是一種軟性的社會監督

主要是通過社會公眾發表意見，形成批評性輿論，對監督對象產生矯正和制約作用。

新聞輿論監督的法律基礎來源于《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

輿論監督的特點

鮮明、具體的指向性。

制約力量 的非強制性。

一定程度的公開性。

2、新聞輿論監督

通過新聞媒介對公共權力運行中偏差行為及其他不良社會現象進行批評和制約。

3、加強新聞輿論監督的意義

社會民主機制：越是民主、文明、進步的社會，新聞輿論監督氛圍越好

權力制約機制：軟制約

二、新聞輿論監督的主體和對象

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輿論監督應著眼于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解決實際問題，增進人們團結，維護社會穩定。

新聞輿論監督是否等于新聞輿論引導？

新聞輿論監督是否等于新聞批評？

新聞輿論監督要體現正確的輿論導向，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輿論引導，后者主要是正向引導，傳播正面輿論，前者是強力制導，通過揭露社會偏差行為，對偏離社會規范與黨政方針、政策有害社會穩定和進步的思想、行為進行矯正。

新聞輿論監督分肯定和否定兩種形式，即包括批評又包括建議評價。

新聞輿論監督有批評但不是簡單的批評。在批評中有引導、有剖析、有辯證的方法，有實事求是的作風。

1、新聞輿論監督的主體

人民群眾：人民群眾通過新聞輿論機關依法對國家事務和公眾利益相關的事務的監督 作為新聞輿論監督主體的人民群眾及其載體的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權受到法律保護。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機構在行使輿論監督權利的同時受到憲法和法律的規范。

2、新聞輿論監督的對象和范圍

公共權力：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公共人物：對公眾所熟悉、對社會事務有著頻繁參與行為的人物。

社會思潮：反映一定階級、階層利益和要求的一種思想傾向

三、新聞輿論監督的基本原則

黨性原則：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反對自由化的思想

正面為主原則：處理好正面報道為主和新聞輿論監督的關系

平等原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監督平等 高層權力與低層權力平等接受監督 被監督者和監督者平等接受事實檢驗

依法原則：新聞輿論監督不能侵犯公民與法人的合法權利

四、新聞輿論監督的特點

新聞輿論監督的一般特點

1.意識形態性 2.輿情性 3.公開性 4.廣泛性 5.非強制性

新聞輿論監督在社會轉型期的新特點

1輿論監督的目的在深化

2輿論監督的重點在擴大

3輿論監督的規則在加強

4輿論監督的力度在強化

五、新聞輿論監督的基本方法

媒介公開批評

內參：群眾反映強烈但近期難以解決的問題；頭緒復雜、利弊難以權衡；實際工作和政府政策不一致的問題。

六、新聞輿論監督遇到的問題

采訪難

發稿難

打官司難

第四篇：輿論監督與新聞侵權

《沉淪》是郁達夫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寫于作者在日本留學期間，收錄在同名小說集《沉淪》里。小說講述了一個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遭遇，通過“一個病的青年憂郁癥的解剖”（郁達夫《〈沉淪〉自序》），揭示主人公內心靈與肉、倫理與情感、本我（Id）與超我（Super-ego）矛盾沖突。與郁達夫其他的小說作品一樣，《沉淪》是一篇“注重內心紛爭苦悶”的現代抒情小說（也叫“自我小說”），帶有“自敘傳”的色彩。因此，小說大膽而深刻的揭示任務復雜而豐富的心理活動。若要賞析這篇小說，就必須探究人物內心的矛盾心理以及造成這種心理的自身與社會原因。

《沉淪》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家庭，在“他”四處求學中接受的則是較為開放的進步思想。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環境下長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國文人某種氣質，同時又有一些自由與叛逆的思想。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仍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環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壓抑。當他離開W學校“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他選擇了蟄居在小小的書齋里。他的內心里也因此而壓抑，產生了“憂郁癥的根苗”。此后的留學生涯他的憂郁癥就更加嚴重起來。在異國他鄉，飽受“性的苦悶”與“外族冷漠歧視”的“他”渴望真摯的愛情，并愿為此拋棄一切。然而這種渴望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他的內心逐漸失去理智的控制，他開始自瀆，窺視浴女，甚至到妓院尋歡，只為了尋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時愉悅與滿足，最終深陷在邪惡的沼澤里不能自拔。那飲鴆止渴的行為顯然讓“他”更加苦悶，愉悅過后是更大的空虛，欲望越來越大，他開始尋求更大的刺激，而他的經濟狀況卻窮困潦倒，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最終“他”只有投海自盡來結束這個惡性循環。

郁達夫在《沉淪》中描寫色欲是極其重要的部分。這些情節的描繪既不是張資平式的肉欲挑逗與官能刺激，也不是遮遮掩掩含蓄的描繪，而用一種“露骨的真率”來描繪。這樣寫既達到對“深藏千年背甲里士大夫的虛偽無情的揭露”同時又不失美感，真實而生動。這樣寫色欲是一種創新。

《沉淪》是一篇深受五四思潮影響的作品，作者身在海外，就更多的吸收并接見了外國文藝理論的思想。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在他早期作品，諸如《銀灰色的死》《沉淪》等都有借鑒外國作品的痕跡。但在《沉淪》卻有一種很大的創新。《沉淪》的“自敘體”是受日本以佐藤春夫、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為代表的“私小說”的影響；“零余者”的形象借鑒了屠格涅夫在1850年的《多余人日記》的影響；深刻的內心剖析是借鑒了弗洛伊德心理學的理論；同時法德的文學思潮也對其創作影響很大。其中對《沉淪》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的“私小說”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

以自我為原型，浸透了主觀色彩的“私小說”將小說從外部世界的紛繁復雜引向了人物復雜的內心。這種風格被郁達夫所借鑒，從《銀灰色的死》中“清瘦的人”到《沉淪》中的“他”都是類似于“私小說”的人物形象。不過在《沉淪》中這種“私小說”有了一個突破性的創新。小田岳夫在《郁達夫傳》中指出：《沉淪》雖受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郁》的影響“但兩部作品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沉淪》的苦悶不再是“私小說”根源于人生固有的“寂寞”，它超越了“私小說”的局限，由個人外推，而具有某種時代、社會意義。它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道路，對后來的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在《沉淪》中作者充滿清醒的病態心理解剖意識，成為新文學自覺描寫靈與肉沖突的二重人格形象的佳作。在《沉淪》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個多層次的“我”的形象：追求肉欲的本我、矛盾的自我、道德的超我。這與傳統的單維結構與靜態呈現的作品有很大的超越。它使得作品更加深入內心，真實而多層次的顯現人的“雙重”性格。打破了古代文學臉譜化的呆板。這也是《沉淪》的突破之一。

但是，《沉淪》在一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不足之處。小說仍舊停留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問題小說”上，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前途方向沒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在語言上過度的詩化、散文化的傾向，有過分雕琢的嫌疑。

郁達夫的《沉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在許多方面的探索與創新，開創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先河，將小說引向了關注內心世界的新高度。對于我們當代小說創作以及文藝理論都有許多值得研究與學習之處。

第五篇：輿論監督與新聞侵權

輿論監督與新聞侵權

近年來，隨著輿論監督作用的日益凸現，媒體因輿論監督被訴侵權的現象也屢屢發生，且數量呈不斷上升趨勢，媒體或記者敗訴率一直居高不下。這不僅影響了輿論監督的效果，也損害了媒體的公信力。如何在充分發揮輿論監督作用的同時有效防范新聞侵權，避免新聞官司，已成為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的一個重要課題。結合自身體會，筆者認為，新聞工作者在實踐中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把好關、把好度。

一、提升法律意識，充分尊重他人權利。新聞侵權，是因新聞傳播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廣義上的新聞侵權，包括侵害人格權、著作權等;狹義上的新聞侵權，專指侵害他人名譽權等人格權。從某種意義上講，目前新聞侵權案件的增多，是人們權利意識覺醒、法律意識增強的必然結果，它反映出社會對新聞媒介的監督與制約日趨規范和完善。新聞工作者應當認識到，尊重法律、依法辦事，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在法治社會里，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沒有特權，其一切活動都應當符合社會法律規范。法律在賦予媒體輿論監督權利的同時，也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因此，新聞工作者在依法履行自身職責、維護自身權益的同時，也要依法尊重所有被報道人的權利。在輿論監督報道中，新聞工作者應當樹立嚴格的法制意識，具備基本的法律素養，掌握相關的法律知識，在明確新聞侵權與正當監督界限的基礎上，把握好采訪報道的尺度，做到不謗人名譽、不揭人隱私，真正實現依法監督。

二、樹立證據意識，嚴把新聞事實關。輿論監督報道是講問題的，總會觸及一些人的痛處，也不可避免會遭遇反監督。因此，真實性是輿論監督的生命，也是新聞記者最可靠的保護自己的手段。但應當明確的是，新聞真實和法律真實，亦即新聞事實和能在法庭上得以證明的事實之間有很大區別。法律真實指的是以法律能夠認定的證據為基礎、為法律和司法實踐所能認可的真實。從防范侵權的角度講，媒體在輿論監督中應盡可能以法律真實的標準來衡量新聞事實，這就要求記者樹立證據意識，養成提前上法庭的習慣。首先，采訪時一定要深入現場，全面調查了解，掌握第一手資料和各方面材料，構建完整的證據鏈，避免因消息來源求證單一而產生片面性。要注意保留采訪的真憑實據，包括錄音、錄像、照片資料和經被采訪人簽字蓋章并注明日期的采訪記錄，最好能取得書證、物證和視聽資料等法定證據，以保證在法庭上經得起質證。其次，寫稿時要做到表述準確，報道內容要與掌握的證據相吻合，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盡量刪繁就簡、留有余地，切不可合理想象、貪大求全。再次，對新聞源要加以分辨，充分利用權威消息來源的法律空間，盡量避免使用匿名消息源。

三、運用平衡報道技巧，力求做到全面、公正。采訪全面細致，報道客觀公正，是新聞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媒體和記者防范侵權的良方。而要做到全面、公正，在很多情況下需要做到平衡，盡力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看到所有的不同的傾向”，“盡可能給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證的一方說話的機會。”在實際操作中，所謂平衡報道就是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因素時，還要顧及其他因素，特別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意見時，還要注意點出其他意見，特別是相反的意見。尤其在輿論監督報道中，記者要避免成為糾紛或者事件一方的代言人，要給不同觀點的雙方或多方以表達意見的權力和機會，通過多元化的信息來反映新聞事件，正確引導受眾理解新聞事件的本質。

四、將事實與評論分開，把過程與結論分開。新

聞是用事實說話的，記者只是新聞事實的記錄者，而不是道德的評判者。在新聞報道中，直接表達記者對事實的意見和結論，不僅有悖于新聞的特性和要求，評論不當、定論不準還容易引發侵權。因此，記者應時刻謹記自己的職責和定位，摒棄法官意識和裁判意識，堅持客觀性報道原則。所謂客觀性報道，是指媒體的報道立場要客觀，要把記者的主觀感受與客觀的事實區分開來，在新聞報道和媒體意見之間為讀者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避免將記者的觀點混同于客觀事實。在輿論監督報道中，記者應嚴格區分新聞事實與評論的界限，只說事情的來龍去脈，不直接評判是非曲直，不搞夾敘夾議，不擅加自己的觀點和評價，充分利用公正評論免責的法律空間。同時，要把過程和結論分開，不能輕率地為事實定性、下結論，應把結論留給權威部門去定，把是非交由讀者去評判。尤其在進行司法報道時，要堅決杜絕“媒介審判”，在案件判決前，不應對案件和犯罪嫌疑人做出定性、定罪的報道和評論。

五、把好稿件文字關，避免使用有損人格的語言。

在輿論監督報道中，因為用詞不當引發的名譽權侵權糾紛不在少數。有學者從“不當稱謂、貶義形容、不實比喻、詞語混用”四個方面，總結了新聞用詞造成的侵權現象。也有學者更深入地分析了侮辱性語言的構成，并將其分為兩大類：辱罵性語言和丑化性語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八條規定：“因撰寫、發表批評文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人民法院應根據不同情況處理：文章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沒有侮辱他人人格內容的，不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文章反映的問題雖基本屬實，但有侮辱他人人格內容，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在實踐中，一些輿論監督報道盡管內容基本屬實，但卻因為在文中使用了侮辱、謾罵或其他具有人身攻擊性的言辭而被當事人告上法庭甚至敗訴。因此，為了避免侵權，在輿論監督報道中，無論表述怎樣的事實都必須客觀地白描，要多用中性詞，盡量少用渲染性、描寫性的形容詞、副詞和感情色彩太濃的詞語，不要使用攻擊性、貶損性、侮辱性語言，不能在文章中任意添加個人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