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反腐敗運動如何深化

中國反腐敗運動如何深化

十八大以來，中共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隨著運動的深入，需要開始思考運動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反腐敗的現狀如何？運動到今天有什么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如何深入下去？反腐敗運動向何處去？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助于深刻認識中國的腐敗根源，和如何建立少腐敗甚至不腐敗的清廉政府。

因為存在著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就要去發現和整治腐敗。反腐敗運動所觸及的是已經發生腐敗之后的事情。在反腐敗之前的問題，就是如何預防腐敗，而反腐敗之后也是如何預防腐敗。總體說來，現在的反腐敗運動主要是聚焦于中段，對前段和后段則強調得不夠，使得人們在支持反腐敗運動的同時，對其未來充滿不確定感。反腐敗運動到今天已經取得很大的進展，也積累了諸多經驗教訓，可以從如下幾方面來說。

第一，反腐敗運動和法制與法治建設結合得不夠。反腐敗運動本身不是目標，最終的目標在于建設清廉政府。反腐敗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點，但清廉政府的確立還是需要依賴于有效的法制和法治。“法制”和“法治”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法治”就是根據法律行事，包括反腐敗，并且人人（任何組織）在法律面前平等。“法制”則指的是一整套可以依據和執行的法律體系。“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反腐敗需要同時做兩件事情，一是反腐敗的制度建設，二是根據制度反腐敗。在這兩方面仍然有許多改進空間。

第二，反腐敗不能長期處于運動的方式，必須轉化為制度建設。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來反腐敗，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反腐敗的各種阻力是顯然的，并且各種阻力主要來自執政黨和政府內部。從目前的形勢看，盡管黨政官員的腐敗行為有所收斂，反腐敗的確還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反腐仍然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內部的沖突。

第三，反腐敗還需要考量執政黨的政策執行能力問題。反腐敗方法不當，整個黨政官僚機構就會在執行政策方面，采取負面抵制的方法。今天，執政黨的政策執行已經面臨巨大的阻力。盡管高層大力推行改革，但各級政府沒有什么大的動靜。反腐敗由兩個有機的部分組成，一是清除腐敗者，二是錄用清廉者。簡單地說，就是要實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今天，對查處腐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給清廉的人機會”方面做得不夠。這使得執政黨的政策執行不力。

第四，反腐敗不可以過于道德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人們對貪官恨之入骨，這不難理解。實際上，中國社會“仇官”心態形成已久，對貪官進行道德譴責不僅必然，也屬必要。但是，光是道德譴責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要進行制度上的反思。現在發現的眾多貪官，也是一步一步從基層上來的。難道在這么漫長的過程中，他們的腐敗行為一點也沒有被人們發現過嗎？那么多的干部為什么能夠“帶病上崗”？一些官員也不是一點好事情都沒有做過，但為什么要使用腐敗的方式來進行呢？這些問題并不僅僅是這些官員個人道德上的問題，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反腐敗之后的制度建設并沒有被人們所忽視。中共十八大反腐敗運動以來，這方面的制度建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在這些制度演變的背后，則是政法委本身的轉型。政法委在其誕生時，其本來的目標就是要推進中國的法制和法治建設，但最后演變成破壞法制和法治。現在糾正過來，要重新成為推進法制和法治建設的政治機構。

中國反腐敗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構成了可以稱之為“內部多元主義”的局面，即體制內有太多的反腐敗機構，黨、政、軍、人大、政協都有自己的反腐敗機構，甚至連大學都有。這些機構缺失，甚至沒有協調，責任不明，不僅反腐敗沒有效率，反而給腐敗很多機會。這次反腐敗以來，呈現權力集中的趨勢，即中央層面和省部級的反腐敗由中紀委來負責。這個趨勢不可避免，符合國際經驗，也已經顯示出其高效率來。不過，從制度建設的情況看，重點仍然在新制度的設置，而不是舊制度的整合和改造。有兩點是必須考量的。第一，光做減法不會有很大的成效，更有效的做法是在整合和改造老制度的基礎上，再加上一些新的制度。第二，在減少“內部多元主義”的同時，增加甚至強化“外部多元主義”，設置行之有效的制度，讓社會和公眾來參與反腐敗。各國經驗表明，沒有外部反腐敗，就很難真正有效和實現可持續性。（鄭永年）

第二篇：中國反腐敗運動升級

中國反腐敗運動升級

英國《金融時報》 吉密歐 北京報道 字號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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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中國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正部級官員已被撤職。一項針對共產黨官員腐敗嫌疑的調查正在擴大。

中共中央組織部昨日宣布，免去蔣潔敏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SASAC)主任的職務。國資委負責監管中國各大國有企業，并持有其股份。

蔣潔敏與今年3月以前執掌中國龐大的國內治安和情報系統的***關系密切，他的落馬引發了***可能成為下一個打擊目標的預期。據香港及海外中文媒體報道，***已經受到腐敗調查，兩個消息來源向英國《金融時報》證實了這件事。

與中國安全部門關系密切的一名人士透露，***上周已被軟禁，但此人表示，***最終仍有可能不面臨任何刑事指控。

與***之子周斌有過生意往來的此人表示，周斌已在最近離開中國，目前人在美國。

如果***被提起公訴，那將是自上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之后，第一次有中國最高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無論現任還是前任）落馬。***曾在五年期間擔任政治局9名常委之一，直至去年11月與另外6名常委一起退休，同時新一屆常委人數減至7人。另外一位與中國情報部門關系密切的人士證實***正受到調查，但拒絕提供細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伊始，就發起一場反腐敗運動。蔣潔敏是這場運動中迄今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這場運動似乎側重于打擊***的政治勢力根基。

今年四川省至少有3名政府高官和3名知名商人被拘留。***曾在1999年至2002年期間擔任四川省委書記。

上周，中國旗艦能源集團——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及其上市子公司中石油(PetroChina)的四名高管也因涉嫌“嚴重違紀”而被撤職。

其中一名高管，李華林，曾是***的助理。

***曾擔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董事長。他還曾先后擔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和公安部長。

據官方媒體報道，在***任職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國土資源部和四川省期間均擔任他的助理的官員郭永祥，自6月末起接受調查。

蔣潔敏在今年3月被任命為國資委主任之前擔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石油的董事長。

國資委的一份聲明稱，中國官方周日宣布，蔣潔敏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蔣潔敏、***和郭永祥均未公開置評。

針對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石油的調查不斷擴大，已波及至少兩家密切關聯的香港上市能源企業。周一，惠生工程(Wison Engineering)在股價下挫16%之后停牌，該公司表示，其董事會“獲悉本公司控股股東華邦嵩先生現時正協助中國有關機關進行其調查工作”。記者聯系不上華邦嵩請其置評，惠生工程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與中石油高管受到調查的消息傳出之前相比，中石油在香港上市的天然氣分銷部門——昆侖能源(Kunlun Energy)股價下滑逾10%。

***的前助理李華林此前擔任昆侖能源董事長。

譯者/何黎

媒體札記：敢于亮劍 字號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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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潔敏身后還有沒有更大的“老虎”？南方都市報、搜狐、財新網昨天都已有過暗示，今晨又有鳳凰網呼之欲出，推薦自家衛視里那段《姚樹潔：王岐山劍指蔣潔敏耐人尋味意義非凡》之外，堅持將《光明日報：中石油案是史無前例的“老虎”窩案》放在首頁顯要位置，應該也就是為了傳遞“不能說的秘密”。

其實，從全文來看，這篇來自第二號黨報的評論，主旨并不是為了強調“史無前例”，而是為了替“中央反腐力度和決心”而喝彩：“當前，隨著反腐敗工作漸趨深入，腐敗團體也日益形成利益聯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對于'大老虎'，民間反腐力量一般很難觸及，要重創腐敗團體，充分發揮震懾力，就要發揮制度優勢、注重頂層設計，主動出擊。要不斷揪出潛伏的'大老虎'，敢于將腐敗一窩端，不斷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還黨員干部隊伍一個風清氣正”。

頭號黨報同樣是要替制度反腐做好輿論鋪墊：“隨著***案件的公開審理，劉志軍、李春城違法違紀行為的相繼查處，近期，一批涉嫌貪腐的高官被嚴厲查處，百姓稱快。和幾個月前網絡反腐揪出'表哥'楊達才、重慶雷政富等貪腐分子不同的是，這些官員的落馬，從發現線索、啟動調查到公布消息，紀檢監察部門發揮了重要作用。自李春城在黨的十八大閉幕后22天被'雙規'并向社會公開，到近期中石油高管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十八大之后，中央正在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向人民群眾展示反腐的決心和力度，制度反腐進入新的階段”。

在這篇《緊握制度反腐的戒尺》里，人民日報提出了“反腐聯盟”的概念：“這段時間，制度反腐正呈現新的特點。一方面，明顯加大了對群眾舉報、網絡反腐的受理，使之成為制度反腐的有力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明顯加大了制度反腐的行動，加大了'打老虎'的力度。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是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要求，也是關系我們黨的肌體健康、回應群眾強烈呼聲的重要內容。紀檢部門近期一連串的亮劍行動，使反腐告別偶然、避免誤傷、走向規范，從'網絡熱'走向制度化，讓老百姓從'蒼蠅老虎都要打'的行動中，看到了黨和政府反腐的堅定決心，更樹立了必勝信心”。

其實，期待“網絡反腐和制度反腐合力”的不只是這些喉舌媒體，今晨出版的北京青年報也是就此發表社評，將昨天許作“新起點”：“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開通，實際上給了制度反腐和網絡反腐這兩股力量以正大光明合流的平臺，知情的網民可以一鍵”上達天聽“，而中央紀委、監察部也可以隨時聽到基層的聲音。期待這樣的合作早日開花結果，期待官方和民間的反腐力量形成更加緊密有效的良性互動??近來，少數曾經實名舉報官員的網絡爆料人因為涉嫌制造謠言而被公安機關刑拘，令一些掌握了貪腐情狀而意欲舉報者由此產生了驚懼心理，擔心是不是有人在借打擊網絡謠言之機，壓制和報復正當的舉報行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打擊大貪和打擊'大謠'是并行不悖的兩件事。有造謠之實就要付出相應代價，但若其舉報材料屬實，職能部門自然就會一查到底。有貪腐之實就要付出相應代價，別想把真實的舉報打成'謠言'，進而蒙混過關。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上專門設立舉報板塊，就是向天下人宣示：中央反腐的決心不會變，打蒼蠅、打老虎都要仰仗群眾的積極舉報”。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昨天開通的消息的確獲得了市場化媒體格外重視，當人民日報頭版還在嚴格遵照領導人政治序位的編排方式，那些門戶和都市報已經將王歧山頂上了頭條，全力擴散他“重要輿情要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的指示，詳細介紹這家網站公布的辦案流程。

《愿中紀委網站成網絡舉報首選》--京華時報今晨即有此期待。署名作者燕子山寫道：“這些年來，利用微博等形式舉報各種腐敗現象，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個別腐敗現象也確實得到了局部的遏制，一些腐敗分子也由此落馬，但是應該看到，利用微博等舉報形式，雖然是公民和輿論監督者的權利，但它畢竟只能碎片化地關注到某些個案，很難從整體上推進反腐敗大業。如果中紀委監察部網站能夠成為公眾舉報腐敗現象的首選網站，那么靠微博舉報吸引眼球推進反腐，將轉變成公民對反腐機制的依賴”。

錢江晚報是在“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口號下，高呼《網絡反腐，該正規軍出手了》：“從最近對'民謠'、網絡大V、網絡黑社會的一系列反思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網絡反腐也存在一股綠林氣??如果他們被商業利益或利益集團左右，'水軍'很容易被豢養成家丁打手，人肉也難免失范，進而扭曲輿論，影響法制。反腐亟待正規的網絡體制，這就是中紀委監察部開通網站的現實意義。這為積極投身反腐的群眾打開了一扇窗，讓他們暢所欲言舉報監督；也給謠言泛濫關上了一扇門，即使不能充當謠言的防火墻，但至少是一個檢驗謠言最重要的試金石。對各種各樣的微博反腐、人肉反腐也起到良好的引導示范作用”。再加上南方日報《保持輿論反腐的良性互動》、廣州日報《網絡反腐，官方民間可共存共贏》、東方早報《反腐必須暢通網絡渠道》、大河報《中紀委舉報網站助推網絡反腐》等，總體均是對制度反腐與民間反腐形成良性互動寄予厚望。成都商報則提了個“如何聚人氣接地氣”的建議：“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的舉報途徑顯然代表了官方的正規渠道。如果這一渠道人氣不足，效果必將大打折扣。很多網絡舉報可能還會散見于微博和各種網上論壇中。'網絡舉報的主渠道、主陣地'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而要聚集人氣，就得采取一定形式和程度的公開引發輿論關注”。

是深圳晶報，朝另一個方向多說了點，并且，從標題就已經開始--《監察部開通網站，網絡舉報仍是反腐利器》。這篇社論是以楊達才和劉鐵男案為例，強調“個人舉報”和“眾人反腐”并沒有污蔑造謠，也沒有冤枉好人：“近段時間以來，一些在網絡上散布謠言的人員受到了相應處理。與此同時，也出現安徽碭山縣公安局撤銷相關行政處罰決定，將網民送回家并致歉的情況。謠言就是謠言，應依法予以清理，但凈化網絡空氣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營造一個更寬松有序的公共空間，讓公民更有序地參與和表達，而不是要大家都默不作聲、噤若寒蟬。這一點，從中紀委監察部開通網站，并在首頁顯著位置設置網絡舉報版塊，即可窺見一斑。因此，作為公民，我們有責任用好網絡反腐的利器，繼續支持紀檢監察部門的工作，大膽地、負責任地發言，揪出更多類似楊達才、劉鐵男這樣的貪腐分子”。

在結尾時，晶報好歹還說了幾句“網絡舉報不能捕風捉影，更不能潑臟水和造謠污蔑”，而在監管相對寬松的微博論壇上，就是楊恒均的話更直白也更受歡迎。他今晨發表博客《打擊“網絡謠言”不應損“網絡反腐”》，并獲包括搜狐評論在內的平臺推薦：“最近，政府做的兩件事頗值得關注。一件是打擊網絡謠言，強力對付微博傳謠、造謠；第二件是加大反腐力度，高調介入網絡反腐。中紀委監察部開通網站，接受網民反腐意見與舉報，王岐山親臨現場調研。這兩件在很多網友眼中互相矛盾的措施，其實是相互關聯的??由于一些地方執法官員擴大了打擊對象，甚至出現了有些官員憋足了勁頭，試圖利用中央下決心打擊造謠、傳謠的指示精神，來對付網絡反腐與網民的基本自由言論權的勢頭，這就讓人不解、擔憂甚至憤怒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網絡謠言與網絡反腐，一定不能混為一談。而且要分清傳播謠言與言論自由的邊界。要盡快完善網絡立法，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但也不能把法治社會已經拋棄的'嚴打'搬進網絡，更不能把現實中早就允許說的話，在網絡'嚴打'之時上綱上線，界定為謠言，制造網絡恐怖??我在這里善意提醒一些官員，千萬別錯誤估計形勢，曲解中央精神，利用打擊謠言來對付網絡反腐，甚至制造網絡恐怖，如果那樣的話，估計下一個該感到恐懼的，就是你了！”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還有“子產不毀鄉校”。雖然也有通曉典故者--如@黃章晉ster、@葉恭默--指出這兩句古語并不切合現代政治理念，甚至與歌頌包青天也無分別，但多數自由派知識分子還是聞之心喜，因為他們發現，不僅@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廣東政法接力@廣州公安，呼吁“打擊造謠要防擴大化”，身為中央黨校喉舌的學習時報，昨天也在說著“民意難違”的道理。

反腐和反謠之間的邏輯關系，在近一個月以來的中國輿論場上拉扯糾結。至少在公開場合，官方喉舌均未曾否認過民間反腐的功效，所聲明的是想將其納為制度反腐主渠道之補充；但在微博論壇上，更多的意見領袖寧愿高聲贊美網絡舉報，并猜忌官方的打擊謠言行動實為扼殺民間反腐--總之，制度反腐或者民間反腐，孩子總是自家的好。雖說早在去年9月，時任中石油董事長的蔣潔敏也曾被網絡傳聞指認失蹤、借出國之機外逃，今年3月獲任國資委主任前，他被雙規的消息再次在微博論壇間甚囂直上，但從查處過程來看，終究是由中紀委掌控，所以，這也就成了一個可以用來證明黨內反腐成效的案例。前天的晚安帖中，@人民日報就已對此表達欣慰：“這一次，從發現線索、啟動調查到公布消息，紀檢走到了網絡前面。事情本該如此：微博反腐固然'咄咄逼人'，制度反腐才能形成持久震懾，才是反腐成敗的決定性力量”。

昨天的環球時報社評也已經借機宣告了“紀檢戰線在中國反腐敗主戰場的核心角色得到充分彰顯”，今晨再來一篇《中紀委網站，讓最敏感的領域更開放》：“紀檢工作曾對百姓來說高度神秘，如今也公開辦了網站，接受網上舉報，國家核心機構的開放性，它們與社會的互動都邁出堅實的步子。在紀檢這個最敏感的領域，如今聽到了民意的回響。中國的反腐倡廉已是不可逆的事業。輿論監督已然浩浩蕩蕩，豪華車離開了軍隊，回來的路已被輿論堵住。魚翅宴被從官場趕走，'復辟'的可能性也將被輿論擠掉。過去搞基礎設施開發出了些貪官，如今從紀檢到輿論都會緊盯每一個'高危'項目。中國不會從此變得干干凈凈，但逐漸越來越干凈是擋不住的大趨勢”。

雙管齊下，環球時報也不會忘記已成輿論拉鋸戰標志性高地的薛蠻子。莫要再提自家總編輯胡錫進曾經在微博中脫口而出的“整人論”了，現在要強調的是《抓賣淫嫖娼扯不上“打擊言論自由”》：“'打擊言論自由'是頂大帽子，西方世界常把它往中國頭上扣。現在國內一些人也在一些具體事上給政府扣這樣的帽子，試圖施加壓力。按他們的意思，只要一個人熱衷發表反體制言論，無論他做了什么，都是'不能動'的。否則就是'打擊言論自由'。這實際在要求法律對他們網開一面的特權??只要賣淫嫖娼在中國是非法的，無論誰搞這種活動今后仍有可能被抓。掃黃的公安干警腦子里不會想到它同言論自由有什么關系，熱衷在網上搞批評的人也不必強行引申這個聯系。以事實為依據，而不是以想象為線索，這對每個人在大量信息中不鉆牛角尖，也不被誤導十分重要”。

其實，4天前，環球時報就已經抨擊過“'輿論反對派'對薛案的反應太偏執”，只不過，眼見事態由于央視新聞聯播的三分鐘播報而有激化趨勢，今晨人民日報親自出手，發表《“大V”標簽不是違法擋箭牌》：“這段時間以來，有網絡'大V'因涉嫌違法被抓，引發網上網下普遍熱議，除了拍手稱快的，也有一些不同聲音顯得格外醒目：'嫖娼是行為藝術'，'上帝都會原諒妓女'，'抓嫖娼就是打擊報復'??各種奇怪論調紛紛出籠，似乎嫖娼成了一種高尚行為，對'大V'嫖娼尤其要'網開一面'。這種論調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一些網絡'大V'的行為是否屬實？類似嫖娼等行為是否違法？倘若無視這些，只毫無根據地譴責別人'選擇性執法'，卻沒看到自己的'選擇性失明'，言不及義地為違法行為開脫，甚至渲染種種'受迫害情緒'，只能說明，這是將網絡'大V'身份作為擋箭牌，為網絡'大V'謀求自外于法律的特權”。

和那些薛蠻子反感者一樣，這篇由鐘新文署名的文章也提到了這位“水軍司令”的那段軼事：“有'大V'在圖書簽售現場進門被拒，對保安聲稱：'我有987萬粉絲，讓我進去。'用粉絲數謀求開路特權、網絡反對特權、網下謀求特權，并非孤例。沿著這種邏輯，一些網絡名人憑借自身名氣和背景，以為即便有出格行為，自己的'抵抗力'也要比普通網民強；以為即使是違法犯罪，相關部門也要顧及所謂輿論和粉絲，不敢依法懲處。這種自我預期，一旦在現實面前破滅，就拋出'陰謀論'來博取同情，試圖謀求法律之外的'解決'”。

而后，這篇最高黨報的評論更直斥“違法打造的各種擋箭牌”：“比如，聲稱'大V'搞了多少慈善項目、發起了多少公益活動、推動了多少輿論監督，希望以此'功過相抵'。這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實在經不起推敲。一個人的違法犯罪，不能抹殺其過往功績；反過來說，過往輝煌也難以為違法犯罪正名。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如果做過一些'好事'就希望擁有特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如何實現？那些因貪腐被抓的官員，在出事之前，難道就沒有一點貢獻？近段時間以來，不少高官因為貪腐落馬，就傳遞了'規則面前，沒有例外”的法治理念。在當今中國，不管是貪腐的'大老虎'，還是違法'大V'，都不應有特權思想，也不會有特權待遇“。

看到這段論述，鄧飛難免也會有些寒意吧？同為公益行動發起人，同為微博大V，他與薛蠻子可以說是互相成就、焦不離孟。現在，老朋友兼資助人即便重獲自由，在公益圈里恐怕也已無臉見人，而他自己，也陷入一場由山東環保廳發動的反擊戰中。

今晨，多有媒體跟進此事。人民日報所刊《坦誠溝通是化解誤會的良方》算是樂見和解：“9月1日，'@山東環境'（山東省環境保護廳法人微博）出于付出巨大'行政成本'的憤慨，點名鄧飛向受冤企業'道歉'，鄧飛則質疑其'與民對賭'的態度，要求出具正式調查報告。一方要名單一方求道歉，情緒化的隔空喊話一時間陷入僵局。官民對話，要避免思維雙軌下的'雞同鴨講'，求解國計民生更需要雙方合力。地方政府須堅持以人為本，以'寧可多查一百，不可錯漏一個'的態度去積極履職，用真誠坦蕩應對眾聲喧嘩。公共輿論也要明白公共治理不是簡單的'過家家'，應該對其中的細節和難點抱以充分理解。所幸，在你來我往的理性對話中，爭執雙方逐漸用共識取代了偏見、用理解打破了隔閡。山東方面稱，'高壓泵深井排污'微博并非鄧飛原創，對其誤轉表示理解，希望雙方放棄無謂爭議，團結一致為環保。這場思想的碰撞，向微博客上成百上千萬'圍觀'網友展現了理性的力量，也為兩個輿論場的對接嘗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由新華每日電訊和華西都市報今日同時發表的《官民微博交鋒也是良性互動》，以及京華時報《官微與大V多互動方能求同存異》、成都商報《網上官民的真誠互動是消弭對立的法寶》，亦持此論。

不過，終究還是站在鄧飛身邊的時評家多些。重慶時報評論員時言平固然也為官微大V交鋒“由劍拔弩張變得溫暖可人”而感到高興，但“內心的環境焦慮”未能散去，更指“在打擊網絡謠言的微妙形勢下，山東環保廳官微選擇這個時候向曾經表達質疑和異議的大V鄧飛叫板，很是值得玩味”；上頭剛講完《網絡反腐，該正規軍出手了》，錢江晚報也察覺了山東環保是在“借勢打謠”，由評論員劉雪松宣布《鄧飛與山東環保部門，只隔了真相的距離》：“質疑總歸是質疑，即便質疑的本身還難免不夠精準，難免會有失當，甚至難免會給政府職能部門的調查帶來諸多的困難和工作量，但質疑這種監督的方式，與主觀惡意的謠言惑眾完全不能相提并論。沒有百分之一百的精準就不能質疑與監督，這等同于將民眾的監督權收回了官方的手中。若此，真相就只握在權力的手心里，想拿出來示人，完全看權力的情緒。在這樣的權力面前，來自民眾的輿論，就只剩下一片'呵呵'。這肯定不是一件太妙的事”。

再有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不能因“受傷”而讓官民互動失去理性》，結語處有云：“作為網絡影響力巨大的大V，在轉發那些觸目驚心的消息時，的確應當謹慎，甚至做一些必要的求證。山東省環保廳在微博中表達委屈，可能的確反映了當初官方遇到的困境。然而對政府部門提出類似信息公開這樣的要求，并非不合理，而是關切公共利益的表現，以道歉來要挾對方，儼然已經讓自己立于監督者的對立面”。

新京報更是允許評論員于德清假意為雙方“握手言歡”而歡呼，筆鋒一轉，用上了激將法，要的就是《山東環保不妨公布蒙冤排污企業名單》：“從地下排污事件一開始，山東環保部門似乎就執著于'高壓泵深井排污'的皮相，其一系列的解釋，如懸賞10萬征集線索，好像也是針對'高壓泵深井排污'。在公眾輿論鼎沸的時候，山東環保部門揪住'高壓泵深井排污'不放；在'高壓泵深井排污'被證明為謠言之后，又借此說事，強調企業受害，高調要求公益人士道歉。對此，公眾不免懷疑，山東環保部門有拿'高壓泵深井排污'當擋箭牌之嫌，掩蓋當地企業地下排污的事實，掩蓋環保部門的監管不力??如果，山東環保部門覺得自己是理直氣壯的，相關企業也是清白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不妨就把'蒙冤排污企業'名單公布一下。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民眾的評價也是最公正的，民眾既能辨別那些危言聳聽的謠言，也能給蒙冤者以恰如其分的獎賞。為那些被懷疑的、受影響的企業恢復名譽，將他們的名單公布給大眾，最好不過”。

當然，在左派人士或“自干五”眼中，鄧飛就算比薛蠻子形象好些，也逃不過“危言聳聽”、“沽名釣譽”這八個字。這已經不是就事論事的證據之爭，而是你死我活的路線之爭。

在這個問題上，北京日報表現得最為坦蕩。昨天頭版那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要敢于亮劍》，態度之堅決甚至超過了人民日報，今晨又有《意識形態領域陣地決不能丟》之號召：“在眾聲喧嘩、莫衷一是的輿論場中，健康向上的正面聲音依然占據著重要領地，但也有唱衰抹黑的負面聲音，惡劣影響不容低估，此外，兩者之間還有大片由模糊搖擺聲音構成的'中間地帶'??負面輿論、造謠傳謠泛濫的問題相當突出，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因時而動、順勢而變，將互聯網作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學會使用、善于使用新技術新手段，盡快掌握新的輿論戰場上的主動權，決不被人牽著鼻子走，決不被邊緣化。否則，不思進取、固步自封，無異于凌空蹈虛、自說自話，宣傳對象不斷流失、陣地不斷萎縮，還談何引導、談何感召？”

除了據此將《北京日報：能否守住意識形態陣地，事關中共前途命運》推薦在首頁，鳳凰網今晨還從黨建網上發掘出《31位省級宣傳部長談學習習近平8·19講話》--中共高級宣傳官員們正在誓言“敢抓敢管、敢于亮劍，主動設置議題，主動引導應對，把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編輯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第三篇：中國反腐敗

本文首先剖析中國腐敗的原因，然后結合國際經驗分析解決中國腐敗之路。

中國腐敗并非單一問題所致，與社會、經濟、民生、歷史、教育等皆有所關聯，但復雜關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國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員對有限的中國資源，如商品、服務、政府導向等擁有很大的分配權。

其中政府導向更是現今中國以土地為商品，拉動GDP，謀取各式各樣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產泡沫的元兇之一。縱觀全世界，商品化最厲害的美國，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歐洲大部分國家不到10%，就連香港也只有50%，況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敗機構包括紀檢、財政、監察、審計和檢察直接處于其監督對象管理之下。

這一現象來源于***下的行政權凌駕于司法權與立法權之上，基本沒有

一種力量來制衡這種近乎無限制的權力。近年來但凡高官落馬均源于上級反

腐敗機構的包辦，同級反腐敗機構形同虛設。

第三，經濟對政治的支配。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國家不得不調用宏觀調控來維護

市場安定。歷來世界各國腐敗最盛時，正是此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官員與

利益集團達成“租金協議”，利益集團利用行政權力謀取利益最大化，官員

利用“租金”鞏固自身地位。

中國腐敗的客觀原因在于“東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國歷經兩千年封建時代，腐敗之日遙大于反腐敗之日。古代中國有王朝通用的興亡輪回：開國之時，鑒于前朝之覆亡，反腐敗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戶部郭恒案，一次人頭落地達三萬人（請注意，全是官員，那

個年代全國才多少人，當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綱紀松弛，腐敗成為

社會風氣，著名的有張居正（對你沒看錯，一代名相的轎子是32個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氣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辦事只認錢，連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敗，只有自己推翻王朝開始下一輪的反腐敗---

腐敗---反腐敗的輪回。如此這般兩千年下來，人民對腐敗早已習以為常。

第二，受歷史所影響，中國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權錢交易理念。中國企業營銷開支中

有一項稱為“活動金”或招待費的報銷款項。歐美跨國公司的亞太HR總裁

在管理中華區C&B總監時，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這“活動金”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離于《反海外腐敗法》之外。

第三，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老一輩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經被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所淡忘，與之相對，中國人對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蘭教的西方人在犯錯時就缺少一種敬畏感。一個西方官員在收取黑金時

不但會想到嚴謹法律的制裁，更會想這樣的做法會不會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懲罰。而中國官員在謀取灰色收入時，卻在考慮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這筆

不義之財。

西方有句諺語“人沒有必要重新發明輪子”，意即對已經被發明出來而且證實有效的東西，人們沒有必要再從頭摸索。

對于中國的反腐敗亦是如此。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與稚嫩的政治和貧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頻率上。落后的政治與文化必然會危及經濟發展，所以我們對待現時的腐敗問題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自己慢慢摸索、探尋，唯有活用“拿來主義”，但不能不加甄別，來者不拒。

制度———中國反腐敗的根本問題。

第一，實行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本身范圍太大，我們只談關于反腐敗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權力。對于政府手中的權力進行分散，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與某個人或某個部門。但這樣可能會造成政府辦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實行下一條⑵公共權力交叉重疊。當你犯法時，你可以對一個警察行賄，讓其視而不見，但你能對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權力過問案件的人行賄嗎？美國在反腐敗時設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潔處、聯邦調查局、獨立檢查官、司法部律師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監察長辦公室、白宮律師辦公室等。試想，一個想腐敗的人得躲過多少督察機構的眼睛啊！光有這么多機構還不行，得讓它們互相鉗制，還能合作辦事，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制衡。事實證明，“三權分立”最完善的美國，民眾平均投票率不到50%，這說明，民眾沒有什么特別大的問題需要換個政黨解決，或者說民眾完全相信國家機器不管在誰的手里都能運作良好。

第二，香港勝在有ICAC。（這是ICAC的宣傳語，充分說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實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沒有捷徑呢？有！是小平同志（請允許我這樣稱呼我們敬愛的偉人）給我們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臺地區的繁榮穩定，實則是希望后人借鑒港澳臺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經驗，實現中國的跨越式發展。

透明國際近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潔的地區之一，它們都有過比中國目前更嚴重的腐敗風氣，它們也都有類似于香港ICAC的獨立的、直接向最高長官負責的反腐敗機構。目前香港ICAC的起訴成功率達到80%，培養出了80余名成功的臥底，吸引各國紛紛前來學習。2007年中國成立了國家預防腐敗局，直屬于國務院管轄。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第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曾經表示：“我們一直在抓緊研究財產申報制度，在適當的時候將建立財產申報制度。”“一直在”既表明這個工作還在繼續，同時也說明這個東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應該還是甚大，所以遲遲未有結果。對于這個時間表，屈萬祥的表態非常外交辭令化。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是“適當的時候”。

建立陽光政府，公示財政收入支出，申報個人賬目是國外早已立法明確規定的。加快法制化進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員的一舉一動不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更是反腐敗的重大進步。假如所有官員為官清廉成為人民的標榜，何愁中華不復興。

東方人情文化———解決反腐敗的客觀原因。

第一，民間力量的崛起。

美國反腐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媒體與跨國制造業的覺醒。媒體監察體現了輿論監督權的力量，而跨國公司的主要業務在國外，它們需要的是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這兩股力量孕育了社會群體的腐敗共識，東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錮還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這是國家預防腐敗局提出的口號）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說，他這十年辦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誠如以上口號所說——注重預防——這點最重要的不是預防現任官員，而是我們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個部門之一的社區關系處便是專職以教育對抗腐敗。而世界其他國家反腐敗成功的深層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敗的公眾文化和共識。要想長期、徹底實現反腐敗，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從經濟學上講，理想的狀態是讓治理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在邊際上相等，而非徹底鏟除腐敗。與其花大價錢嚴打眼前腐敗，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敗觀念的教育上。

第四篇：中國反腐敗報告

中國反腐敗報告

0 中國反腐敗報告

2010-01-21 15:02:02 瀏覽 419 次 | 評論 1 條

民間律師發反腐報告曝落馬國企老總人均涉案1億 http://www.tmdps.cn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榮利 ◎圖片來源于網絡王榮利的《中國反腐敗報告》 ◎圖片來源于網絡

專訪“民間反腐報告”第一人

律師欲解巨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間律師，因自費推出《中國反腐敗報告》、《企業家犯罪報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們冠以“反腐”律師之稱的陜西籍律師王榮利。

2009年底，王榮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此前，“不務正業”的他曾編成50萬字《中國反腐敗報告》，被專家稱為“民間反腐報告”標本。

“民間反腐報告”之外，律師王榮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誡中國企業家什么？作為來自民間的聲音，他真能被社會所接受嗎？1月16日，王榮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記者的專訪。

■落馬國企“老總” 人均涉案1億

在王榮利的《報告》中顯示，近500個腐敗案例中，曾擔任過各級黨委(黨組)領導職務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為28.77%。曾經占據各大財經高管媒體的國內首富精英，如黃光裕、吳志劍等，如今皆為階下囚。高達60%以上的腐敗行為，都集中發生在土地交易、建設工程、產權交易領域。

青年周末：你的報告中，國企老總涉案的金額是什么情況？

王榮利：已經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國企企業家犯罪涉案金額累計達34.0466億元，人均涉案金額高達1.0982億元；其中涉及貪污、受賄的國企企業家30人共計貪污、受賄9.3273億元，人均貪污、受賄3109萬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國企企業家9人累計挪用公款12.9387億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億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營企業家的身價和涉案數額也很驚人？

王榮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營企業家中，身價逾億元或者涉案金額逾億元的“落馬富豪”多達36人以上。70%的人曾獲得極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稱號，可謂名流顯貴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業家涉嫌犯罪，其中國企36名，民企49名。這些涉案企業家，有夫妻檔“國內首富”之稱的黃光裕、杜鵑夫婦；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吳志劍、吳耀均；有兄弟聯手集資詐騙的莊勛華、莊勛斌；也有“搭檔”組合同為國企高管的曾國新、黃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黃善年；有曾獲“經濟人物”的“資本狂人”顧雛軍。

青年周末：中國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榮利：在已經確定罪名的43例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種詐騙、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傳銷、非法經營、抽逃出資、偷稅等罪的經濟類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賄或者介紹賄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類別犯罪4例。

民營企業家犯罪主要表現在缺乏誠信合同詐騙、濫施暴力殺人傷人、對抗國家機關妨害社會管理秩序、官商勾結行賄獲利、組織黑社會稱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決的21例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1人，即廣東陽江“黑社會老大”林國欽；被判無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華和武漢“石油王子”吳濤；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業家犯罪跟年齡沒有關系

在王榮利看來，國企老總“59歲現象”、“39歲現象”、“26歲現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這些都是偽命題，他看到的事實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體大多喜歡將企業家犯罪跟年齡聯系起來，你怎么看？

王榮利：媒體經常總結一些“59歲”現象、“39歲”現象，“仇富”現象等，都是根據個案總結的。研究的個案越多，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在腐敗犯罪案法院認定期間，許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續了十幾年的一個過程。國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歲左右，而不是58歲、59歲。民企業老板犯事的年齡平均年齡是45歲。

青年周末：為何53歲和45歲成為企業家的危險年齡？

王榮利：國企干部到40歲的時候走向中層，那時還有人制約他，一般都是40多歲才能擔任重要領導崗位，到老總級別一般都到了45歲，45歲到60歲是國企企業家的黃金年齡。而到了53歲左右達到了巔峰時期，基本是“一把手”，權力制約很小。此時重權在握的他們，會有很多人找上門來求著辦事，周圍會出現許多溜須拍馬的人，在這種環境下，位高權重，很容易沖昏頭腦。

而民營企業的老總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經過20多年打拼，到45歲左右時也到了事業巔峰時期，一些法律意識淡薄的企業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總之，腐敗犯罪，企業家犯罪也好，跟年齡本身沒有關系，是跟其所在年齡時間所掌握的權力過程密切相關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業家犯罪歸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榮利：這同樣是一個偽命題。民營企業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環境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環境問題，要與國企競爭，許多民營企業沒有走正路，走的是彎路；融資渠道的不暢通，也致使很多企業最終走向了貸款詐騙、信用證詐騙、集資詐騙。

中國的企業家其實很多在早期積累階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業的，倒是后來隨著財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環境的不公，才鋌而走險。

■老板獄中打電話“求救”

在著名國企擔任法律顧問，他親眼看到幾任老總鋃鐺入獄，有的老板入獄后甚至偷偷電話“求救”。一些真實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風喚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邊缺少一個提醒的人”王榮利決定給這些企業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經作為企業的法律顧問，您是不是也親歷過老總落馬的事件？

王榮利： 1994年我在當時國內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擔任法律顧問，七八個億的項目投資都涉及到法律問題，公司當時所有的法律事務都是我一個人處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總過來接手。當時一旦遇到問題，他就說王律師，你打個報告。他也不決策，我打了報告就傳到北京總部，總部批了以后他說王律師就按這么辦，程序上比較規范。

這位老總離開后，我也走了。后來他前一任的老總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來又被媒體報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當時與我共事的這位老總沒有出事。所以客觀地說我保護了他。

2000年我幫西安的一位老板做過法律顧問，他那時在西安鐘樓附近租了半層寫字樓，我做了半年，覺得沒什么共同語言，離開了。后來聽朋友說他犯事兒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榮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已經在里面了。他說：“我老婆有事會來找你。”后來我才知道當時他在監獄里打電話，不方便多言。接著他愛人拿著材料過來找我，想翻案。但是因為涉及到2700萬的詐騙貸款償還不上，我一研究，雖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項沒有辦法還，翻案根本沒有辦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這些事情觸發了你想要寫一份這樣的報告嗎？

王榮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當時看到海南東方市原市委書記戚火貴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為他做辯護，那我就會探討他犯罪的成因，主觀客觀的原因；我還想如果當時和他有接觸，我可能會提醒一下他們的法律意識，這些人在位高權重的時候，沒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鮮有法律意識，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會把這種意識灌輸給他，他也許不會走到這種地步。

2005年即將過春節的時候，我在辦公室里做反腐報告，研究腐敗犯罪。案子里深圳勞德榮家里搜出來七八千萬，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業家，他一系列的榮譽排出來比我的簡歷還長。突然在59歲落馬，家里還有老母親。我把這個報告做完，從辦公室里出來，街上喜慶歡騰、萬家燈火。當時我兜里只剩幾十塊錢，卻感覺心里非常踏實，我可以坐在路邊欣賞深圳美麗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監獄里。有的局長撈到錢子女跑到國外去，自己進去判了無期，六十幾歲的人了坐牢連個探監的人都沒有，而子女拿著錢在國外，沒有親戚朋友，國內還不能回，跟他們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國反腐報告》

2005年，王榮利將其花費10年時間搜羅到500多個官員腐敗案例整理成50萬字的《中國反腐敗報告》，這部被譽為首部民間反腐敗的報告，卻因更像“腐敗報告”而無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國反腐報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這個體制內的人不做的報告呢？

王榮利：我曾經寫了兩部書稿《貪官八恥——剖析腐敗犯罪的八種表現方式》、《權力的陷阱——透視腐敗犯罪的八大結局》。當時社科院正好要編一部反腐倡廉的書，因為我熟悉反腐敗研究，于是作為編外人員參與到那本書的編撰之中。寫這本書給我的啟發非常大，覺得應該對腐敗案件進行系統分析，寫成一個分析報告。

最后他們的書沒出來，反倒促成了我自己來寫一部中國的反腐報告。

青年周末：《中國腐敗報告》的結果怎么樣？

王榮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聯系，當時我把它叫反腐敗報告，有幾個版本，三十幾萬字。當時許多出版社看了說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響會非常大。還有民營的書商跟我聯系過。他們認為一般反腐報告寫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來自己打印了近60冊，分別寄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紀委預防腐敗辦公室、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中央黨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一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新華社等媒體以及一些大學、社科院等研究機構。

但是沒什么回音，出版商后來覺得題材太敏感，他們沒有人敢拍板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書，沒有一個高一點的領導審查把關，一個平民寫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報告》

從海南到深圳，到轉戰北京，面對越來越糟糕的經濟狀況，王榮利仍堅持每年出一個“報告”，“雖然這個世界沒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屬于我，但我還是要忠告那些有錢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報告的過程中，你還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榮利：很多貪官被查處后巨額財產都是在家里搜出來的。我搜集資料看多了，發現貪官藏錢，辛苦得很。

有人把錢放辦公室，結果遭了小偷，導致案發。放家里也不行，放銀行更不能實名制。胡長青在云南開會，他老婆因為找不到人，以為事發了。趕緊去銀行存錢，結果露了馬腳。存折放哪也是個問題。

還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長，涉案幾千萬家里的保險柜都發霉了，把錢打包埋到單位食堂里面，查處后檢察機關點錢，三臺點鈔機全燒壞了。江西有位局長，自已特制了一個雙層煤氣罐，一層裝氣，一層裝錢。包括文強，把錢給親戚，藏在水池里被撈出來的。檢察機關專門研究這個，瞞不過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艱難嗎？

王榮利：生活一直負增長。我2001年到深圳時在企業屬于中高層，2003年出來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數的案子，維持生存。職業成本也高，辦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費用大概七八萬，有點入不敷出。

這幾年雖然有一點社會效益，但是經濟方面都沒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經無法維持了，我現在是破產了，被套進去了。

青年周末：不賺錢的事情，為什么做得這么有興趣？

王榮利：我有時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過得好一點，做幾個案件就能帶來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資歷，賺錢沒有問題。

但我總在想，我做律師做得再好，無非是賺點兒錢，錢賺得再多你比不上企業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別人做不到的。我的興趣和事業在這些報告上，我必須把這個做下去。不管將來經濟狀況如何，報告要堅持寫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這個做出來。

第五篇：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研究（定稿）

目

錄

內容提要························································································································ 1 引言································································································································ 2

一、有關腐敗與反腐敗的概念與類型................................................................2

（一）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2

（二）“反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5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及其借鑒....................................................................7

（一）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 7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的借鑒及啟示················································ 10

三、中國現行反腐敗制度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15

（一）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現狀···································································· 15

（二）存在問題的分析················································································ 17

四、完善中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對策..............................................................18

（一）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 18

（二）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19

（三）加大從嚴治黨力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22

（四）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框架，健全與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建設················································································································ 23 結束語·························································································································· 28 參考文獻······················································································································ 29

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研究

內容提要：腐敗是公職人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互相聯系，利用自己公職人員的地位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給社會秩序帶來破壞性影響的行為。其本質是掌握特殊社會權力的統治階級作為腐敗關系的主要參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資源達到個人目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深化改革鞏固成果積極拓展，不斷把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嚴肅查處腐敗分子，著力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新形勢下，反腐敗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必須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

本文在界定相關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對美國、英國、俄羅斯、韓國反腐敗法律制度梳理概括，分析總結其反腐敗法律體系建設的基本做法和經驗。通過對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基本狀況及進展的研究綜述，結合國外反腐敗法律制度經驗及啟示，論證了構建中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文章在對國內外反腐敗法制研究的一系列分析總結前提下，提出了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的相關對策，認為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反腐敗法律體系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并通過引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倡導的新理念，嘗試完善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的懲治腐敗犯罪的規定和改善中國反腐敗法律機制，進

而提出了構建中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思路與對策。

關鍵詞：反腐敗

法律制度

廉政建設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引言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的法制建設做出了重要的戰略部署，中國的法制建設也迎來一個重要的機遇期。依法反腐是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切實推進法治建設和反腐動工作的情況下，法治與反腐呈現出良性互動的局面。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黨的建設、推進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思想。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扎緊制度的籠子，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要體現。

反腐敗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新形勢下，作為紀檢監察機關公務人員更應該做好本職工作，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反腐敗法治化進程提供根本保證。

一、有關腐敗與反腐敗的概念與類型

（一）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腐敗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其概念從廣義上講，是指公職人員直接利用自己的公務職權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從狹義上講，通常

是指公職人員在意識清醒狀態下 做出的非法決定，該決定有利于某一方（例如公司接受政府訂單違背既定程序），而公職人員自己從該締約方獲取非法酬金的行為[1]；在整個法律體系，并沒有“腐敗”二字，只有貪污，受賄，行賄等法律條款，這使得人們同是在說“腐敗”，但在實際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中紀委通過研究，形成了共識，對腐敗和腐敗官員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首先，身份必須是公務員，或行使公共權力的委托者；其二，行使方式的特點是以公共權力謀取私利，也就是說動用了公共權力；第三，公共權力謀取私利，情節嚴重者將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給予懲處。

1、腐敗形式從貪污挪用到行賄受賄，再到利益沖突

在中國，賄賂也逐漸成為腐敗犯罪的主體。從腐敗罪名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腐敗犯罪先后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貪污挪用到行賄受賄。賄賂犯罪的增加可能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發展，利益交換的市場也隨之繁榮起來，許多不正當利益在交換中得以實現。二是賄賂犯罪更加隱蔽，由于是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隱秘的違法行為，往往很難被舉證。從中國腐敗犯罪的特點來看，越來越多的腐敗發生在利益沖突領域。幫助官員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并提供學費生活費，承諾官員在退休之后高額年薪返聘，官員利用影響力以親屬的名義經商辦企業或直接受賄，這些都是常見的利益沖突形式。

2、腐敗范圍從公共部門到私人部門，再到社會組織 傳統上來說，腐敗的主體主要被界定為政府官員，或者是公職人員。例如，中國刑法就曾經主要將貪污、受賄等罪名的犯罪主體界定為國家工作人員。隨著涉及企業腐敗犯罪行為的逐漸增多，中國對于腐敗犯罪主體的界定范圍也在發生調整。我國在反腐敗實踐中又遇到了新的挑戰，社會中介組織中的腐敗越來越突出，對原有的法律體系產生了沖擊。

3、腐敗趨勢從個人腐敗、單位腐敗到集體腐敗

腐敗集體化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也是各類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共同特征，是未來中國反腐敗工作必將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根據腐敗行為的主體，我們可以將腐敗劃分為三種類型：個人腐敗、集體腐敗和單位腐敗。個人腐敗指的是腐敗的主體主要為個人，他們獨立進行了貪污、挪用和受賄等腐敗行為。集體腐敗的主體是一群人，他們所進行腐敗行為的收益主要歸他們自己。而單位腐敗指的是一個單位或該單位領導層以單位的名義而進行的腐敗行為。它與集體腐敗的區別在于，集體腐敗的收益歸少數腐敗者所有，而單位腐敗的收益是歸整個單位所有的，單位的領導層并沒有直接占有腐敗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集體腐敗與腐敗一樣是隱蔽的行為，而單位腐敗由于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往往可能是半公開的。單位受賄、行政壟斷和私設“小金庫”就是典型的單位腐敗行為。

4、腐敗結果從影響政策執行到影響政策制定

根據腐敗發生在政策制定還是政策執行環節，我們可以將腐敗分為大腐敗和小腐敗這兩種類型。大腐敗也稱高層腐敗（grand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發生于政治決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腐敗行為，如行業發展政策、出口政策、行業標準的制定等。小腐敗也稱下層腐敗（petty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發生于政策執行，如交通違法執法、申辦執照、衛生許可檢查等過程中的腐敗行為。小腐敗涉及到的經濟利益可能并不太多，主要表現為“速度錢”，能夠通過行賄的方式促進執法的放松或提高辦事效率，但是這種腐敗由于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社會污染特別巨大。

（二）“反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反腐敗，亦稱“反腐倡廉”，即反對腐敗，倡導廉政。作為政治倫理學術語，屬政治道德范疇，是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思想道德建設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反腐敗”，尤其在經濟體制轉換的改革開放的時期，更是把“反腐敗”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行動綱領。新形勢下反腐敗出現以下類型轉變：

1、反腐從反黑色腐敗到反灰色腐敗

與西方許多發達國家不同，中國轉型中的行政體制存在著許多灰色領域，即“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敗現象，我們稱之為灰色腐敗。按照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對腐敗的容忍程度，可以將腐敗分為黑色腐敗、灰色腐敗和白色腐敗。黑色腐敗指的是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都公認的腐敗行為，例如貪污、挪用、受賄等。堅決懲治黑色腐敗已經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灰色腐敗指的是社會精英認為是，但是社會大眾卻不認同的腐敗行為，例如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出境等。白色腐敗指的是盡管從定義上來看是，但兩者都不認為是的腐敗行為，例如收受小額禮品。在東方社會，贈送和收受禮品是文化中的一部分，社會接受度一般比較高。

灰色腐敗的存在嚴重阻礙了中國的反腐敗努力。它模糊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提高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容忍度，經常是黑色腐敗的溫床，還助長了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消除灰色領域的努力不僅有助于明晰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解決利益沖突問題，而且對于提高政府效率，提高透明度也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灰色腐敗的治理不能簡單地靠教育和懲治，更重要的是進行系統的改革，減少腐敗機會，鏟除其產生的制度土壤。然而總的來看，中國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進展步伐緩慢，許多腐敗問題無法得到有效根除。

2、反腐從懲治需求方到懲治供給方

行賄和受賄雙方都是腐敗行為的受益者。但是我國現在的現實是，受賄者往往被嚴厲懲處，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賄者卻逍遙法外。檢察機關查辦行賄和受賄案件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司法懲處傾向性的結果。對受賄者和行賄者查處的嚴重不對稱已經成為國外對我國反腐敗工作的重要批評之一。

通常情況下受賄者以官員居多，而行賄者以商人為主，因此嚴厲懲治受賄者，即腐敗的需求方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對黨員領導干部更加嚴格要求的體現。由于賄賂往往是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隱秘的行為，鼓勵行賄者成為“污點證人”確實也是查處腐敗分子，特別是受賄者的需要。然而從司法公平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太正常的，而這種不平衡懲處的局面也必然會削弱對行賄者腐敗動機的約束，降低他們的腐敗行為被發現的風險和成本。盡管索賄可能是一個考慮因素，但畢竟這只是少數情況。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腐敗定義為公職人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互相聯系，利用自己公職人員的地位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給社會秩序帶來破壞性影響的行為。其本質是掌握特殊社會權力的統治階級作為腐敗關系的主要參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資源達到個人目的。這些關系具有隱藏、非正式和自愿的性質，往往不斷演變，變得更加復雜。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及其借鑒

（一）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

1、美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在不斷的修改和完善過程中，美國已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反腐敗法律體系。美國的專門反腐敗法主要包括:《文官制度改革法》、《聯邦貪污對策法》、《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涉外反賄賂法案》等。這些法律主要涉及到: 確立文官行為準則和政治家從政道德

準則；設立直屬于國會的特別檢察官；要求公職人員必須申報財產；限制政治捐款及防范涉外賄賂等。這些規定構成了美國懲治和預防腐敗行為的嚴密而周全的法網[2]。

2、英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英國是世界上較早制定反腐敗法的國家。早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就通過制定一整套文官制度來約束其文官的行為，保證了文官隊伍的廉潔。1889年，英國頒布了第一部專門反腐敗法《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該法嚴格禁止公共機構成員的主動或被動的賄賂行為。依據該法，任何行使公共職能或法定職能的機構均被認定為公共機構，公共機構的任何人員被嚴格禁止在與公共機構有關的任何交往過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形式的禮物、貸款、費用、酬勞或利益，也嚴格禁止他們在此類似事務中承諾或提供任何形式的禮物、貸款、費用、酬勞或利益[3]。1906年，英國在修訂《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的基礎上，頒布了《防止腐敗法》。1916年，英國又對《防止腐敗法》作修訂，進一步將適用范圍擴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機構。2003年3月，英國政府又頒布了新的《反腐敗法》[4]。2010年英國通過《反賄賂法案》，該法是建立在美國 《反海外腐敗法》和一系列英國參加的反腐敗賄賂的國際公約的基礎上，嚴格規范英國或者與英國有密切聯系的企業和個人行賄和受賄的行為，其打擊范圍之廣、懲罰力度之大使其成為最為嚴厲的反腐敗法律。

3、俄羅斯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1992年4月4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了一項法令。在公務員系統中開展反腐倡廉，其中強調，政府機構中的腐敗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和利益，破壞了民主制度和法律秩序，破壞了國家機構的威信，扭曲了法治的原則，阻礙了經濟改革。1992年10月8日，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法令關于保護公民的權利保護法制的措施，加強打擊腐敗犯罪的斗爭，成立了一個跨部門打擊犯罪和腐敗的俄羅斯聯邦安全理事會。隨之，1992年12月14日，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執政聲明關于打擊犯罪和腐敗的法制狀況指出，俄羅斯的法治狀況到達了危機的地步，俄羅斯的腐敗已經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勢頭，這一切都構成了對國家安全的真正威脅。俄羅斯反腐敗的實踐已經清楚地表明了，現階段，在反腐敗領域需要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規范，還需要現代化的反腐敗法律政策[5]。

4、韓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韓國作為年輕的后起國家，自建國起一直注重反腐廉政建設，并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防腐與反腐機制。

1950年，韓國政府發表了《公職倫理確定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務員財產登記法案》。該法案要求公務員登記財產。1961年5月16日，建立了第三共和國的軍事政權，并于1975年發動了“庶政刷新運動”的反腐敗運動。第五共和國時期的反腐敗，全斗煥開始了“社會凈化運動”。1992年金泳三當選韓國二戰后的第一任民選總

統，標志著韓國軍人政權的結束。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宣布要徹底清除腐敗，明確提出要制定一部規制一切腐敗現象的綜合防止腐敗專門法。1996年，金大中在野時就提出建立《防止腐敗法草案》，對現有的反腐敗規定進行歸納整理，全面分析產生腐敗的原因，進而制定出以防止腐敗為目的的綜合性法律。2001年，《防止腐敗法》經過多次修改被國會通過。2003年起，韓國每年實行對全國所有政府和公共機關清廉度調查舉措、面向社會全面調查資金賬戶往來、不法收入證據和民間舉報等情況。2006年，韓國政府提出了反腐三大目標和五大推進方向。2006年3月9日，韓國政府、政黨、工商界和市民團體等各界代表簽訂了《反腐敗—透明社會協議》，其目標是建立沒有腐敗的先進型透明社會[6]。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的借鑒及啟示

1、建立專門反腐敗法，重視法律在反腐敗領域內的作用 國外社會十分重視法律，西方各國普遍重視腐敗立法，內容上相對完善和協調，涵蓋面上具有廣闊性和全面性。從類型上看，專門反腐敗法有實體型的、程序型的以及實體和程序內容兼備的綜合型的。實體型反腐敗法，即規定貪污賄賂等腐敗行為的客觀表現和處罰標準的法律，這類專門反腐敗法往往是對刑法的補充或修改，如英國的《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防止腐敗法》；美國的《聯邦貪污對策法》。程序型反腐敗法，即規定如何保證實體反腐敗法得以實現的法律。它以規定對腐敗行為的舉報、調查、偵察和處理的特別程序為主。如新加

坡《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加拿大《舞弊行為調查法》；綜合性反腐敗法，是既規定實體內容,又規定程序內容的反腐敗法。如新加坡《防止腐敗法》就是綜合型的，它對新加坡重要的專門反貪污機構——貪污調查局的權力作了全面規定,賦予它廣泛的偵查權,并規定了具體、詳細的偵察措施，對一些適用于反腐敗的特別訴訟程序和證據制度也作了規定，包括賄賂推定、財產來源不明證據、習慣證據、共犯證據、證人免責、賄賂人的證據效力等內容。從功能上看，專門反腐敗法有懲罰性、預防性的，也有兩者兼備的。懲罰性反腐敗法通過對腐敗行為的嚴懲，給腐敗分子以切膚之痛，警示他們以后不要再發生腐敗行為。預防性反腐敗法通過確立一系列預防腐敗的法律制度防范公職人員發生腐敗行為。如2001年韓國制定的《腐敗防止法》是預防性反腐敗法，它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預防腐敗的發生。這部法律規定了對腐敗行為的舉報、設立國民監察請愿制度、擴大財產登記及公開對象的范圍、加強審查事項、設置沒收不當財產的機構、實施持續高強度的監察活動、發動市民進行行政評價和召開聽證會等內容，以遏制公職人員腐敗行為的發生。從效力上看，專門反腐敗法在對事、對人、時間和空間的效力范圍和力量上都有擴大和增強的趨勢，如美國的《涉外反行賄法案》。在時間效力上，有的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法為加強對腐敗行為的追究，規定了溯及既往的效力。

由于國外在預防和懲治腐敗方面研究較早，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因此，中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制定一部綜合型的專門反腐敗法，規定具體、明確、操作性強的懲治、預防腐敗的措施和程序，將分散在黨規黨法和行政措施中的反腐敗制度和規范進行梳理、整合，吸收進專門反腐敗法中，以使中國反腐敗的制度措施更加有力。

2、設立專門反腐敗機構并賦予其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國外嚴格法律條文規定：反腐機構只和該部門內上級領導之間有明確的隸屬關系，不受其他機構干預。在許多國家包括聯邦制國家里，各地方反腐部門自成體系，不受其所在地勢力干擾，傾向于采用中央主導型的反腐敗模式。如韓國的腐敗防止委員會和監察院；美國的司法部公共廉潔處、監察長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英國的羅蘭委員會、議會監察專員署、國民保健署等。從當前情況看，各國專門反腐敗機構呈現出獨立、高效、權力集中的特點。

獨立、高效、權力集中的工作體制和機制保證了專門反腐敗機構職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使它們在各國的反腐敗斗爭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尚沒有設立獨立的垂直領導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在中國，對腐敗行為的預防、監督和處理是由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它們內部設立的職能部門以及黨內的專門監督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來完成的。這些機關、組織和部門，盡管在中國的反腐敗斗爭中查辦了大量案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業績，但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機構，仍缺乏獨立性、統一性和權威性，影響了我們反腐敗的力度和效率。因此，中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在進一步強化現有反腐敗機關和部門職能的同時，建立起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垂直領導，獨立行使職權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并賦予它們廣泛的權力。

3、明確法律條文吸收公眾參與反腐敗

當前世界發達國家普遍將堅持程序公正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核心理念。在現實工作中，有嚴格法定程序指導著公權機關行使自身權力，達到預防權力運行時有可能產生的人為隨意性，進一步控制以權謀私的存在空間，促進權力監督的有效進行。

從各國的反腐敗實踐中可以看到，公眾參與是每個國家反腐敗的一支強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許多國家用法律賦予了公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廣泛的監督權，而且規定了周密的保障此項權利實現的方式、途徑和程序。如一些國家法律規定公眾對腐敗行為有舉報的權利，并對接受舉報的機關、舉報的方式和程序、對舉報人的保護和獎勵等作了詳細的規定，為公眾參與反腐敗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切實有力的保障。此外，有的國家還根據需要適時開展反腐敗活動，如韓國為反腐敗就開展過“庶政刷新”運動、“社會凈化”運動、“新秩序，新生活”運動、“國民清正”運動等，美國開展過文官改革運動。這些規模宏大的運動對腐敗分子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也促成了許多反腐敗制度的完善，加速了各國反腐敗斗爭的進程。

中國應大力依靠人民群眾進行反腐敗斗爭。中國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及一些黨規黨法賦予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廣泛的監督權。但人民權利的具體內容還有待細化，保障人民實現權利的程序還有待完善，渠道還有待進一步暢通。今后，中國在這些問題上還應下大功夫，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研究如何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監督權的落實。

4、堅持教育監督兼顧注重教育懲治聯動

在整個預防和懲治腐敗法律體系中，教育是基礎，制度是保證，監督是關鍵，三者之間應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在當今國外在反腐倡廉法律體系中，通常將教、防、懲互相結合，注重教育預防，但對已發生的腐敗行為也決不手軟，堅決給予重懲讓。值得指出的，是當今一些國家對腐敗行為的重懲不僅表現在量刑上的從重從嚴，而且還表現在對腐敗違法犯罪多適用罰金罰和資格罰。許多國家對腐敗違法犯罪規定要追回不法財產和處以倍計的罰金，規定在一定時間段內不得再擔任本職務或從事與本職務有關的工作。如韓國《腐敗防止法》規定，如果公職人員在職期間因腐敗行為被免職，3年內不得從事原所屬部門的工作，從退職之日起，5年內不得在有關的贏利和私人企業中就業。

中國法律對腐敗行為適用罰金罰和資格罰的范圍相對來說比較狹窄，只是刑法規定對貪污、受賄犯罪該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才附加剝奪政治權利，而且中國對限制擔任原有職務或從事原來職業的規定較其他國示范區也較狹窄，內容也不夠具體、明確。腐敗行為是行為人利用自己職務或職業的便利條件實施的，如果對行為人不適用資格罰，那么，當他們再次擁有了這樣的資格時，其主觀惡意又能與其權勢或業務相結合，難以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中國法律有必要擴大對腐敗違法犯罪行為適用資格罰，剝奪行為人的政治權利、擔任原有職務或從事原來職業的權利，以防止其再犯。這對防范和打擊腐敗行為是非常有益的。

三、中國現行反腐敗制度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現狀

截止2014年9月30日，我們黨內法規，涉及到黨風廉政建設總計為1部黨章、2部準則、7部條例、2部規則、50個規定、31個辦法、7個細則，以及大量的規范性文件。從2012年底開始，中央部署開展了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歷時兩年半的時間，從中央各部門到省區市各黨委全覆蓋，經過清理摸清了家底，解決了一些不適應不協調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四中全會之后，黨內法規建設快馬加鞭，制度之“籠”越織越密——黨的歷史上首次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等黨內“立法法”出臺，出臺了《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等規章制度重在強化作風建設，《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修訂工作全面啟動。

在清理的基礎上，中央又出臺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綱要》提出要在未來5年重點制定45件黨內法規項目，其中與黨風廉政建設有關的就有14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全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使黨風、政風為之一新，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高度評價。黨中央、國務院等部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廉政建設的重要規定。這些規定具有極強的指導性、針對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是全面改進工作作風的基礎。比如，在制度建設方面，十

八大結束后不久，就出臺了我們大家后來都耳熟能詳的中央八項規定《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之后中辦、國辦又聯合下發了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八項規定》和《實施細則》為我們黨開展作風建設、改進作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在強化干部監管方面，出臺了《關于在干部教育培訓中進一步加強學員管理的規定》、《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節選）》、《關于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嚴肅整治“會所中的歪風”的通知》、《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在引導示范帶頭方面，出臺了《關于在全國紀檢監察系統開展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的通知（節選）》、《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在提倡厲行節約方面，出臺了《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關于厲行節約反對食品浪費的意見》；在規范公務接待方面，出臺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在嚴禁公款送禮方面，出臺了《關于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決剎住中秋國慶期間公款送禮等不正之風的通知》、《關于嚴禁公款購買印制寄送賀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關于嚴禁元旦春節期間公款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等年貨節禮的通知》、《嚴禁干部用公款互相宴請、贈送節禮、違規消費》。

同時，中國還開啟了國際反腐新階段。目前，中國已締結39項引渡條約和52項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與93個國家簽署檢務合作協議

或諒解備忘錄，與189個國家建立了警務合作關系，初步建構起國際合作網絡。把2014的“主場打虎”和“客場獵狐”勢頭延續下去，必將成為新常態。政務平臺的開通，標志著紀檢監察工作進入了互聯網時代，邁入了‘開門反腐’的新階段。”

反腐與法治的緊密關系，需要通過逐步認識和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反腐敗的特點和規律，形成了一套反腐敗的基本戰略思路，核心是法治反腐，即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預防和懲治腐敗。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法治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高度。

（二）存在問題的分析

1、中國現有腐敗的成因

長期的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給予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種種物質利益，并賦予他們利用政治權力謀取私人經濟利益的特權。這種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敗思想得以產生的歷史淵源。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缺乏完備的監督機制，腐敗現象的伴生具有某種必然性。主要有幾個問題：其一，沒有一套完備的反腐敗的法律體系。其二，執法行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實現法律的目的。其三，立法的質量有待提高，與廣大人民的利益需求還有差距。其四，情大于法，在過去甚至是現在，不是把法擺在第一位，在法、理、情問題上沒有擺正關系，而是情、理、法，人情第一，把法放到次要的位置。

2、存在問題的分析

中國反腐敗并沒有完全建立起“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體制機制，在立法、機構建設、民主參與、制度、體系構建等方面還存在差距，必須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建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環境還尚有差距，筆者認為，關鍵的是不能腐。

反腐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主要采用的是黨紀、政紀和法紀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法治反腐在中國長期處于既無專門立法、又無理論體系的狀況。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反腐敗勢必將從政治斗爭型轉向法律治理型，建立反腐敗國家法律制度，構建反腐敗法治理論體系，培養反腐法治類高端人才，既是當務之急，又是戰略任務。

四、完善中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對策

（一）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

最高檢提出，將積極推動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同時，檢察機關將圍繞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積極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議。同時提出推動完善懲治貪污

賄賂犯罪法律制度，把賄賂犯罪對象由財物擴大為財物和其他財產性利益。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堅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就會滋生腐敗。現實生活中，違法亂紀、權力膨脹腐敗、司法公信力喪失，一些民眾信訪不信法等問題的存在，都是權力失去制約造成的。其次建立高素質的執法隊伍，中國依法反腐才能做到做好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不能做到被嚴格執行和有效實施，就會變成隨意擱置的一紙空文。再次建立有效的法律監督機制，有效規制權力，防止權力濫用。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利，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是從源頭上反腐的關鍵。最后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堅定全社會的反腐信心和全黨反腐倡廉的決心。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是分不開的，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實現和保障；法治是依法辦事。

有較為系統、完備的反腐敗法律制度是依法反腐的基本前提，反腐敗國家立法要注重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關于掌權者的權力設置邊界及權力行使和運行的規則；另一方面是追究腐敗者的規則和安排，即關于違反規則構成腐敗及其追究的規則。具體一點說，反腐敗立法應適應反腐敗現實需要，整合散落在公務員法和刑法等國家單行立法以及黨內法規中的規定，推動反腐敗綜合性立法。

（二）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要善于用法

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中央全會的層面第一次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開啟了依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期，也預示著反腐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工程，進入加強法治化的新階段。要大力推進反腐法治化，必須首先在反腐法制剛性運行上多下功夫。

剛性運行須強化依法反腐思維。法治思維主要是指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過程中具有很強的法治觀念，法治原則、法學原理、法律制度、法律方法等在思維中有很強的約束力，是實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礎。長期以來，反腐敗作為我們黨的重要政治任務，主要采用的是黨紀、政紀和法紀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無論在思想觀念、理論體系還是在立法、司法、執法實踐中，法治反腐都比較薄弱。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的法制意識日益增強，但傳統的“人治”思想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一旦遇到復雜問題或涉及個人利益，以言代法、權大于法、徇私枉法等現象就可能發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這為加強依法反腐建設提供了空前的機遇和良好的環境。所以必須借助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東風，強化全黨和全國人民反腐的法治思維，把反腐工作納入依法治國的總體部署，將依法治國要求貫穿反腐工作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堅持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預防和懲治腐敗，不斷提高反腐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剛性運行須完善反腐法制體系。要使反腐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必須大力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以憲法和黨章為依據，建立和完善

一套功能齊全，立得穩、行得通、管得好，能夠適應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需要的法律制度體系。包括制定國家反腐敗基本法，完善反腐敗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等配套法規，從制度源頭上堵住或減少公權力尋租的可能。要突出重點，加強與反腐敗有關的行政、刑事和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完善客觀公正審判制度，建立行政違法責任追究制度。同時，健全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以嚴于國家法律的標準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增強黨紀和國法雙軌反腐的法治新思維，強調依法反腐，并不意味著黨的紀律檢查部門可以弱化反腐職能，相反要積極與國家司法機關“雙軌”并進、分工配合，做好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銜接，定期研究雙方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整合各種反腐資源，提高反腐工作成效。

剛性運行須嚴格依法依紀反腐。強調讓反腐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強調要嚴格依紀依法反腐。一方面，要嚴格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黨紀國法。在懲治腐敗的問題上，要始終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實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另一方面，又要嚴格按照黨內法規、國家法律以及有關制度規定進行。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證據客觀與證據合法并重，切實提高證據的法律效力，同時注意維護被調查人的申辯權、申訴權、人身權、知情權、財產權等各項合法權利，努力使查處的每一起案件都成為客觀公正、令人包括腐敗分子信服、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此外，還

要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和反腐工作人員依法反腐情況的監督檢查，把依法反腐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反腐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以此促進依法反腐觀念的增強和能力的提高，不斷推進反腐工作法治化的進程。

（三）加大從嚴治黨力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現階段從嚴治黨呈現出體系化、結構化、制度化的特征，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大局中的一個樞紐，與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項事業緊密聯系。

從查辦***的“打虎”行動到境外追逃的“獵狐”行動，從中央巡視組的“問題清單”到中央紀委官網的“正風清單”“打虎拍蠅”新常態得到確認。這是黨的十八大以后，以八項規定、高壓反腐等從嚴治黨舉措，給中國政治生態帶來的新局面。在國際上，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標志性反腐新政”贏得了廣泛認同，預示著中國將在未來持續收獲“反腐紅利”。

眾所周知，黨紀嚴于國法，執紀越嚴，黨紀與國法的無縫銜接將更趨常態化。事實上，中國存在著紀律和法律的“制度雙籠”，關鍵是如何加密加固、互補互促。2014年，依法治國與依紀治黨齊頭并進，黨紀與國法正趨于“雙籠合圍”。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中，將貪污賄賂犯罪的數額標準改為視情節性質而定，并保留死刑；以“財產刑”加大對行賄犯罪處罰力度，嚴格對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完善預防性規定，對利用職業便利犯罪實施禁業等。又如，建構紀律審查、黨

紀處分與移送司法、證據認定等的“綠色通道”，對重大腐敗案件依法公審等，這些均是執紀執法實踐中的熱點領域。法治領域的這些重大進展，扎緊了約束權力的制度之籠，成為反腐治本之策。

“打虎拍蠅”為黨的治理創下佳績，“紀檢體改”則為改革釋放紅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項部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廣泛性、深刻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一手抓從嚴懲治，一手抓從實改革，兩手抓、兩手硬，是2014年從嚴治黨的主基調，也將是2015年的重大課題。紀檢體制、司法體制等關鍵改革的路線圖漸次展開。根據《關于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中央紀委將首次向黨的工作部門和人大、政協機關派駐紀檢組，把監督重點落到駐在部門領導班子上，避免“派”的虛化和“駐”的牽制。在懲治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強化懲治，將確保“紀律部隊”不斷做大做強，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力量。2014年的反腐實踐使我們相信，綜合治理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政治生態和國家社會面貌，必將使清明常在。

（四）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框架，健全與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建設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于2003年10月31日在聯合國第 58屆會議上審議通過。作為自聯合國成立以來通過的首部專門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本，《公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接受，《公約》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95個國家簽署了《公約》，奠定了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打擊腐敗犯罪的法律制度基礎。《公約》共

分為8章71條，核心內容涉及預防腐敗犯罪的法律機制、腐敗犯罪的定罪與執法機制、腐敗犯罪的資產追繳機制三個方面。中國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簽署《公約》，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5年10月27日批準《公約》。

作為迄今為止關于反腐敗問題的最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廣泛性、創新性、科學性的國際法律文件，《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倡導的新理念，如預防和打擊腐敗犯罪并重，堅持多學科、綜合性、廣領域的預防戰略，實行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相互促進，以及堅持各國依法獨立開展反腐敗同時加強國際合作等，將改進中國反腐敗的法律機制，增強中國反腐敗的法律力量。但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比，中國關于懲治腐敗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網粗疏，刑罰過于嚴苛的問題，尚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7]。

1、進一步擴大賄賂的范圍

在“賄賂”范圍的問題上，《公約》的表述是不正當好處，我國刑法的規定是“財物”。賄賂范圍的大小影響犯罪的成立和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賄賂已經不單純限于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新的賄賂手段層出不窮，如性賄賂、安排就業、解決升學問題等等，這些都符合賄賂犯罪以權換利的本質特征。因此可以借鑒《公約》有關賄賂的規定，將賄賂的范圍擴大至“不正當好處”，“好處”既包括財物、財產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一切能滿足人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各種事物。

筆者認為，賄賂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應為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

不可交換（收買）性。賄賂犯罪的實質就是權、利的交換，是對職務行為的收買，因此將賄賂犯罪所保護的法益界定為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換性是符合賄賂犯罪的實質的。那么一切予以和職務行為交換的財物、財產性利益以及非財產性利益都可以成為賄賂犯罪中的“賄賂”，因此擴大賄賂的范圍既有利于嚴密我國賄賂犯罪的刑事法網，同時也符合司法實踐打擊犯罪的需要。

2、完善行賄犯罪的相關立法

《公約》在第15條、第16條、第18條以及第21條分別規定了對本國公職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影響力行賄罪以及對私營部門工作人員行賄罪。中國刑法目前規定的行賄犯罪包括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罪（第389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164 條）；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第164 條）；在行賄犯罪類型的設置上與《公約》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行賄類犯罪構成要件的設計上，我國與《公約》的構成要件存在沖突。我國關于行賄類犯罪的成立，均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構成條件，相比《公約》的規定，在主觀要件上只要行賄人明知是本國公職人員、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或者私營部門工作人員而許諾、提議、實際給予不正當好處的就符合行賄類犯罪的主觀要件，而不需要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且我國刑法關于 謀取不正當利在今后的立法活動當中關于行賄類犯罪，我國可以借鑒《公約》的做法，直接取消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的主觀限制條件，這

有利于行賄犯罪刑事法網的嚴密，符合“嚴而不厲”的立法原則。

3、廢除相關犯罪的死刑

針對腐敗犯罪分子大量外逃的事實，《公約》第44條對引渡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其中“死刑犯不引渡”作為國際慣例理應予以遵循，且《公約》并未排除該國際慣例的適用。中國目前有關貪污罪、受賄罪均存在死刑的規定，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廢除了賄賂犯罪的死刑，這在實踐中可能會導致被請求國以刑罰為理由拒絕向我國引渡外逃的腐敗分子，增加引渡的難度。

鑒此，中國刑法有必要廢除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條文。貪污罪、受賄罪屬于非暴力的經濟性犯罪，我國要減少和廢止死刑首先應當從非暴力經濟性的犯罪著手。當然，對非暴力犯罪廢止死刑也應當區分輕重緩急而分步驟進行，其中尤其是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廢止應當特別慎重，應當等待時機成熟時方可提上日程，以免給刑法改革和社會文明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在司法實踐中減少貪污賄賂犯罪死刑的適用，具體以數額加情節加后果作為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適用標準。

4、建立缺席審判制度

針對貪污賄賂犯罪存在大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的現象，對犯罪涉及的贓物的追逃已成為打擊此類犯罪的首要任務。因此關于判決前財產沒收程序的規定具有普遍性《公約》第54條規定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中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缺席審判制度（與

缺席判決相對應，即法院在一方當事人缺席時所作的審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缺席審判制度，且根據《公約》的規定，在腐敗犯罪沒收資產的返還問題上，必須基于請求國的生效判決，并且引渡的依據往往也是請求國的生效判決，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缺席審判制度規定的缺失，增加了我國追繳流向海外的腐敗犯罪的資產，引渡外逃的腐敗分子的難度。鑒此，我國有必要盡快建立缺席審判制度，不過應當對其適用范圍做出嚴格的限制 對于腐敗犯罪而言，適用缺席審判應僅限于犯罪分子外逃且涉案金額巨大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畏罪自殺的案件,同時構建缺席審判的法律救濟機制（重新審判機制、上訴機制）。

5、進一步明確技術偵查的規定

所謂“技術偵查”是指采取一定的科學技術手段獲取案件信息 證據和緝拿犯罪嫌疑人等偵查行為的總稱[8]。當前主要的技術偵查手段包括監聽、秘密攝錄等。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犯罪種類和手段呈現多樣化特征，某些犯罪行為更加隱蔽，傳統偵查手段效果不盡人意。鑒于腐敗犯罪的隱蔽性、手段的多樣性以及取證的不易性的特點，《公約》在第32條第2款以及第50條明確規定了對于腐敗犯罪可以采取視聽技術等高科技手段提供證言，可以酌情使用電子監控、特工行動等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通過這些手段獲得的證據。

中國原《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針對腐敗犯罪的技術偵查措施，造成對此類犯罪的技術偵查缺乏法律的明確授權，導致偵查活動合法性的困境以及人權保障上的漏洞，而無法可依又容易造成技術偵查的

濫用。鑒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了技術偵查的措施，并且明確了人民檢察院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綜上，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的懲治腐敗犯罪的規定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比，還有許多不一致和不夠完善的地方。對這些不一致的地方應盡快進行立法完善, 以便能夠使中國和國際上其他國家一同共筑一道堅強的反腐敗屏障, 更好地開展國際間反腐敗的交流與合作, 使中國打擊和預防腐敗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結束語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以后，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己經步入了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建設的新階段。我們應當聚焦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會議精神，在深入分析和解讀廉政制度建設現狀的基礎上，對現有龐大而復雜的廉政制度體系進行進一步的梳理和規范。以建立國家廉政基本法的手段，來規范和管理中國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的確定和實施。在充分借鑒世界各國關于廉政立法的優秀成果和先進經驗基礎上，建立健全中國特色反腐敗法律制度，構建一整套框架科學、層次清晰、運行順暢、監督有效的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為中國打擊腐敗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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