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球為何關注中國反腐敗
全球為何關注中國反腐敗
近日,總書記的反腐講話引起全球關注。1月22日,英國廣播公司、英國《衛報》網站報道:“習近平發誓在反腐運動中既打?老虎?也打?蒼蠅?。”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習近平再度展示反腐決心。”并引用分析人士的話指出:“尤其是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可謂切中腐敗頑疾的要害。”……全球為何如此關注中國反腐?
首先,對于各國尤其大國反腐話題,全世界始終關注。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讓腐敗絕跡,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確保零腐敗。目前,中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制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條道路、這個理論、這些制度能夠有效預防懲治腐敗嗎?對于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治好的腐敗這個“社會癌癥”,中國能開出更好的藥方嗎?有的人不以為然,有的人信心不足,有的人冷眼旁觀,更多人在拭目以待。其次,世界對十八大后的“中國新政”極為期待。十八大后,中國“風向明顯變化”,各國普遍對中國“新風”緊密觀望,而“鐵腕反腐”即為“新風”之一。不爭的事實是,在一些未必公允的政府廉政排行榜中,中國排名并不靠前。中國此次反腐,能否改變這種格局?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后,中國能否確立新的“反腐自信”?這個答案,中國關注,世界也期待。
第三,世界看到了中國“鐵”的決心,更期待中國“鐵”的行動。開弓沒有回頭箭,言出必行。海外媒體熱議習總書記講話時,頻頻強調其中透露出的 “動真格”、“出實招”、“逮老虎”等強烈信號。
世界關注中國如何動真格。“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抓下去,善始
善終、善做善成,防止虎頭蛇尾,讓全黨全體人民來監督,讓人民群眾不斷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和變化。”只有動真格,才能贏得民心,消解民怨。最近,對于群眾反映的腐敗問題,既有數十小時就給出“秒殺”式反饋的“霹靂手段”,也有拖了月余遲遲不公布調查結果的“爛尾工程”。要動真格,“爛尾工程”必須根治,而不是拖拉應付。對此,各地各部門必須有心理準備。
世界關注中國如何出實招。“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打鐵還需自身硬,抓“老虎”需要“鐵籠子”。這個籠子,就是制度,就是實招。只有出實招,才能讓各級領導干部牢記,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這個實招,尤其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保證領導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世界關注中國如何逮“老虎”。“從嚴治黨,懲治這一手決不能放松。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日前,中共對李春城等省部級官員的查處,就向世界表明,不論什么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這,決不是一句空話。
中共十八大后,從省部級官員的落馬,到網絡反腐接力,反腐既有新動作,也有新成效,引發了人們的新期待,這當然也包括海外輿論在內。相信,中共有決心也有能力,會讓人們的期待更扎實地落地。
第二篇:中國教育報:新絳中學教改為何引發關注
取消填鴨式教學,代之以各半天的自主課和展示課;學生不必做繁重的作業,只需完成課前學習報告——
新絳中學教改為何引發關注
“新華視點”記者 劉云伶 張曉晶 鄭天虹
《中國教育報》2011年7月11日第1版第6版
睡眠不足、視力下降、身體素質滑坡??這是我國中小學生普遍面臨的問題,原因是課業負擔過重。幾年前,位于山西南部的新絳中學實施了顛覆性教學改革:學生半天上課、沒有作業。
隨著這項改革的逐步推進,學生課業負擔明顯減輕,學校高考達線人數卻逐年攀升;今年高考應屆生達線人數更多達課改前的1.5倍。這一成果引起了廣泛關注,全國各地中小學校長及教育界人士紛紛前往新絳中學了解情況。
教育界人士認為,新絳中學教改符合學生的成長規律,是對優良教學傳統的一種回歸,是對現代教育理念的大膽嘗試。
從灌輸到互動,讓學習更自主
已經順利通過高考的新絳中學學生寧樂,提起她參與的一堂展示課,至今仍印象深刻:學習辛棄疾一篇作品時,同學們按老師要求在自主課上查看了辛棄疾的生平背景。次日上午的展示課上,一位同學抑揚頓挫地描述壯年時期的辛棄疾時,用了“憤青”一詞。他一講完,同學們議論紛紛,認為這個詞過于主觀、偏激。激烈討論后,大家一致認為“立志報國”更能描述辛棄疾當時的狀態。
從2008年開始,新絳中學的課堂結構被完全打破:教師不再滔滔不絕地授課,而是為學生自主學習提供引導和指導;學生也由被動變為主動,預習、展示、探究成為課堂教學的關鍵環節。
取消傳統的填鴨式教學,代之以各自半天的自主課和展示課。下午為自主課,學生們根據老師編制的學案自主學習,將不懂的部分寫在互動卡上,交給老師。次日上午四節課為展示課,在6到8名學生組成的小組討論中,每個學生展示前一天下午學習的收獲,并與同學討論,老師在旁指點。
事實上,新絳中學的教改始自2005年推行“學案制”。與以往講課按教案展開不同,教師編寫的學案,只需創設課堂教學情境、目標、讀書指導以及學生需要完成的任務。
學生不必再做練習冊、參加大量的模擬考試,包括面臨高考升學的高三年級,所有學生不必完成繁重的課后作業,只有課前的學習報告,即學習某一模塊知識時,對某一類題目、某些解題方法的探析和總結,或對錯題的反思。
新絳中學校長寧致義說:“傳統教學低估了學生的能力,無限制地占用學生時間,不利于自主學習,學生容易成為被動的旁觀者。”
多次考察新絳中學的山西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卓玉說,這里更注重學生學習的規律,而非教師講課的規律,教師由單向的灌輸者,變成學生學習流程的設計者、活動的組織者;學生也由被灌輸者,逐步變成探究知識的自主學習者。
想讓學生更輕松,教師必須更“給力”
“要講的課少了,對教師要求高了。”新絳中學教師韓志進說,以往上課時,教師只要備夠45分鐘上課內容,再按備課內容,從頭到尾地背書、念書即可。課改之后,教師們發現,自己必須具備更專業的素質,才能解答同學們有備而來的提問。
“這意味著教師必須更‘給力’,才能讓學生在較少時間里掌握同樣多甚至更多的知識。”寧致義說,課改一開始,學校就通過送出去、請進來等多種方法,對教師進行每周一次的動態培訓,每個寒暑假定期培訓,為教師講解中外教育專家的教育理念。
“教師們需要改變固有的教學理念。”新絳中學地理教師韓志進說,課改之初,學生回答問題一出現錯誤,她就急著打斷說正確答案,結果,學生信心受挫,她再讓學生展示,竟沒人接話。
在培訓中,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劉儒德告訴教師,“教育是慢的藝術”,要有足夠的耐心和耐性對待學生。“此后,我聽到學生的錯誤回答,會先肯定對的地方,再以引導性的語言提示學生,以鼓勵性的語氣引導學生自己找到正確答案。”韓志進如是說。
有備而來的學生,不斷挑戰和更新教師的業務素質。在無數次被學生“難倒”之后,教師業務素質不斷提高。寧致義告訴記者,教改開始后,學校要求教師將所思所想寫成業務文章,在校刊上刊載,起初幾乎沒人寫,如今來稿絡繹不絕,校刊登載不完,只好出增刊。
“新絳中學的教學改革,使教師們面臨很大的挑戰,但也是提高他們素質的一種好辦法。”曾到新絳中學考察的遼寧省錦州中學校長王柱華說,這是教師們很懼怕的教學模式,因為不確定性太多,教師似乎講的內容不多,卻要恰到好處,沒有深厚的功底,就必須付出大量的學習和準備,才能在課改中生存下來,也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從被動到靈活,讓學習更有效
教改顯現了令人驚喜的效果。教師講課少了,課堂睡覺、開小差的現象沒了;學校課時減少了,教學進度加快了;學生負擔減輕了,學習成績提高了。一名高一入學時倒數第一的學生,高考后順利達到了一本分數線。
“減少被動的學習環節,學生們掌握知識的能力增強了。”教師李金萍說,學生自主看教材,八成都能懂,通過小組討論又解決部分困惑,真正需要老師指點的內容很少。令教師們意外的是,同學們對問題的認識、解答能力明顯提高。
新絳中學科研處主任安黛告訴記者,以往做題時,老師只告知參考答案;現在同學們自主學習,在展示課做題時,不看參考答案,爭先恐后地解答,方法更多樣,解答速度更快。
據了解,新絳中學的教改理念,緣自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蘇霍姆林斯基為保證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帕夫雷什中學建立了半日學習、半日自由活動的作息制度。新絳中學也將課堂還給了學生,讓學生自主學習,這一理念的推行,同樣收效顯著。
教育專家指出,素質教育的主陣地在課堂,只有課堂效率提高了,才能把學生們從書山題海中解放出來,使孩子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發展個人愛好,如此教育改革,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第三篇:中國反腐敗
本文首先剖析中國腐敗的原因,然后結合國際經驗分析解決中國腐敗之路。
中國腐敗并非單一問題所致,與社會、經濟、民生、歷史、教育等皆有所關聯,但復雜關系中尚有主次之分。
中國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第一,政府官員對有限的中國資源,如商品、服務、政府導向等擁有很大的分配權。
其中政府導向更是現今中國以土地為商品,拉動GDP,謀取各式各樣灰色收
入,催生房地產泡沫的元兇之一。縱觀全世界,商品化最厲害的美國,土地
商品化不足20%,歐洲大部分國家不到10%,就連香港也只有50%,況且香
港有完善的廉租房制度。
第二,反腐敗機構包括紀檢、財政、監察、審計和檢察直接處于其監督對象管理之下。
這一現象來源于***下的行政權凌駕于司法權與立法權之上,基本沒有
一種力量來制衡這種近乎無限制的權力。近年來但凡高官落馬均源于上級反
腐敗機構的包辦,同級反腐敗機構形同虛設。
第三,經濟對政治的支配。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國家不得不調用宏觀調控來維護
市場安定。歷來世界各國腐敗最盛時,正是此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官員與
利益集團達成“租金協議”,利益集團利用行政權力謀取利益最大化,官員
利用“租金”鞏固自身地位。
中國腐敗的客觀原因在于“東方人情文化”。
第一,中國歷經兩千年封建時代,腐敗之日遙大于反腐敗之日。古代中國有王朝通用的興亡輪回:開國之時,鑒于前朝之覆亡,反腐敗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戶部郭恒案,一次人頭落地達三萬人(請注意,全是官員,那
個年代全國才多少人,當官的就更少了);王朝中期,綱紀松弛,腐敗成為
社會風氣,著名的有張居正(對你沒看錯,一代名相的轎子是32個人抬的,有50平方米大小,比皇帝的氣派多了)和和珅,和大人曾感慨道:世人皆
知我貪,殊不知我手下的所有的官辦事只認錢,連我本人都不管用;王朝末
期,人民不再指望政府反腐敗,只有自己推翻王朝開始下一輪的反腐敗---
腐敗---反腐敗的輪回。如此這般兩千年下來,人民對腐敗早已習以為常。
第二,受歷史所影響,中國人民具有根深蒂固的權錢交易理念。中國企業營銷開支中
有一項稱為“活動金”或招待費的報銷款項。歐美跨國公司的亞太HR總裁
在管理中華區C&B總監時,最先需要了解的便是這“活動金”為何物,并且
如何使之游離于《反海外腐敗法》之外。
第三,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老一輩人所信仰的佛
教已經被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所淡忘,與之相對,中國人對比于信仰基督教或
伊斯蘭教的西方人在犯錯時就缺少一種敬畏感。一個西方官員在收取黑金時
不但會想到嚴謹法律的制裁,更會想這樣的做法會不會受到上帝或安拉真主的懲罰。而中國官員在謀取灰色收入時,卻在考慮如何心安理得的享受這筆
不義之財。
西方有句諺語“人沒有必要重新發明輪子”,意即對已經被發明出來而且證實有效的東西,人們沒有必要再從頭摸索。
對于中國的反腐敗亦是如此。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與稚嫩的政治和貧瘠的文化不再同一頻率上。落后的政治與文化必然會危及經濟發展,所以我們對待現時的腐敗問題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自己慢慢摸索、探尋,唯有活用“拿來主義”,但不能不加甄別,來者不拒。
制度———中國反腐敗的根本問題。
第一,實行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本身范圍太大,我們只談關于反腐敗方面的。⑴分散政府權力。對于政府手中的權力進行分散,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與某個人或某個部門。但這樣可能會造成政府辦事效率低下,那么就要實行下一條⑵公共權力交叉重疊。當你犯法時,你可以對一個警察行賄,讓其視而不見,但你能對所有警察和所有有權力過問案件的人行賄嗎?美國在反腐敗時設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潔處、聯邦調查局、獨立檢查官、司法部律師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監察長辦公室、白宮律師辦公室等。試想,一個想腐敗的人得躲過多少督察機構的眼睛啊!光有這么多機構還不行,得讓它們互相鉗制,還能合作辦事,這就需要做到⑶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制衡。事實證明,“三權分立”最完善的美國,民眾平均投票率不到50%,這說明,民眾沒有什么特別大的問題需要換個政黨解決,或者說民眾完全相信國家機器不管在誰的手里都能運作良好。
第二,香港勝在有ICAC。(這是ICAC的宣傳語,充分說明了ICAC在香港的重要性)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實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沒有捷徑呢?有!是小平同志(請允許我這樣稱呼我們敬愛的偉人)給我們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表面上是安定港澳臺地區的繁榮穩定,實則是希望后人借鑒港澳臺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經驗,實現中國的跨越式發展。
透明國際近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和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廉潔的地區之一,它們都有過比中國目前更嚴重的腐敗風氣,它們也都有類似于香港ICAC的獨立的、直接向最高長官負責的反腐敗機構。目前香港ICAC的起訴成功率達到80%,培養出了80余名成功的臥底,吸引各國紛紛前來學習。2007年中國成立了國家預防腐敗局,直屬于國務院管轄。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第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曾經表示:“我們一直在抓緊研究財產申報制度,在適當的時候將建立財產申報制度。”“一直在”既表明這個工作還在繼續,同時也說明這個東西提了很久,但遇到的阻力應該還是甚大,所以遲遲未有結果。對于這個時間表,屈萬祥的表態非常外交辭令化。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是“適當的時候”。
建立陽光政府,公示財政收入支出,申報個人賬目是國外早已立法明確規定的。加快法制化進程,利用法律限定官員的一舉一動不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經之路,更是反腐敗的重大進步。假如所有官員為官清廉成為人民的標榜,何愁中華不復興。
東方人情文化———解決反腐敗的客觀原因。
第一,民間力量的崛起。
美國反腐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媒體與跨國制造業的覺醒。媒體監察體現了輿論監督權的力量,而跨國公司的主要業務在國外,它們需要的是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這兩股力量孕育了社會群體的腐敗共識,東方自己的人情文化禁錮還得靠自己打碎,方能化蝶重生。
第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這是國家預防腐敗局提出的口號)小平同志在逝世前曾說,他這十年辦的最不好的就是教育。誠如以上口號所說——注重預防——這點最重要的不是預防現任官員,而是我們的下一代。香港ICAC中三個部門之一的社區關系處便是專職以教育對抗腐敗。而世界其他國家反腐敗成功的深層次原因便是形成了反腐敗的公眾文化和共識。要想長期、徹底實現反腐敗,最重要的便是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最后,從經濟學上講,理想的狀態是讓治理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在邊際上相等,而非徹底鏟除腐敗。與其花大價錢嚴打眼前腐敗,不如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下一代反腐敗觀念的教育上。
第四篇:壞境科學全球關注
環 境 學院:物理與電子工程專業:物理學姓名:毛玉博學號:科 學 與 全 球 關 注
200872010124
學校:西北師范大學
水污染調查及治理措施
——黃河(蘭州段)水污染
摘要:通過對黃河(蘭州段)水污染現狀及近年來對黃河(蘭州段)水污染的治理措施的分析,同時根據黃河(蘭州段)自然、環境和社會特點,借鑒對水資源控制的經驗,提出在水污染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主要任務以及今后黃河(蘭州段)水污染的治理方案和預防計劃。
關鍵詞:黃河(蘭州段)、水污染調查、現狀、主要任務、治理措施、注意方面
黃河蘭州段水質現狀
按《甘肅省地面水環境保護功能類別劃分規定》,蘭州市西固區梁家灣至西固一水廠總排泥口下游50m處6.9km河段執行Ⅱ類水標準,其余河段執行Ⅲ類水標準。根據《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蘭州市地表水分析的項目規定為25項,即水溫、PH、溶解氧、高錳酸鹽指數、化學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揮發酚、氰化物、六價鉻、石油類、糞大腸菌群、氨氮、總氮、總磷、LAS、電導率、硫化物、氟化物、砷、鉛、鎘、銅、鋅、汞、硒。現取近年黃河蘭州段污染物監測中的22項主要指標結果進行統計,結果顯示:
(1)枯水期,除糞大腸菌群的平均值超標34.78倍外,其余項目平均值不超標;有5項污染物一次濃度超標,其超標率依次為糞大腸菌群66.67%、化學需氧量22.22%、石油類和揮發酚均為18.52%、總磷11.11%。
(2)豐水期,除糞大腸菌群的平均值超標56.93倍外,其余項目平均值不超標;糞大腸菌群超標率為93.33%,其余各項一次濃度均不超標。
(3)平水期,除糞大腸菌群的平均值超標14.95倍外,其余項目平均值不超標;糞大腸菌群超標率為83.33%,其余各項一次濃度均不超標。
(4)全年22項指標中氰化物、硫化物、汞、硒、鎘未檢出,糞大腸菌群年平均值為384232個/L,超標38.42倍,其余項目年平均值均不超標。
(5)共5項污染物濃度超標,其中分大腸菌群年超標率為85.1%,最大值超標倍數為237.0倍;揮發酚、石油類、總磷、化學需氧量年超標率均為6.9%,其余最大超標倍數依次為2.2倍、1.0倍、0.3倍、0.15倍。
通過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黃河水蘭州段的重金屬污染還在人們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但是由于微生物的污染卻異常的嚴重,因此,對于微生物污染,我們要高度關注,積極去治理,以便改善黃河水。
水污染防治采取的措施 措施一:逐漸加大資金投入
自2001年以來,市政府共投入2.1億元,已完成了50多項工業污水項目的治理,目前全市的重點企業的廢水已基本得到治理。2005年投資2644萬元對城區污水管網進行了部分改造,排水管網不暢的問題得到了改善。今年計劃再投資3800萬元對七里河區、安寧區污水管網進行擴建,工程完工后將減少七里河區段及安寧區段黃河風情線117處污水排放口,基本解決七里河區雷壇河———土門墩洪道段、安寧區七里河橋———銀灘大橋段6.5公里內的污水排放問題。
措施二:大力實施放心水工程
近年來,市區兩級政府清理了位于地表水飲用水源取水口上游的各污染點和污染源,關閉取締了20多家污染水源的排污單位,同時,嚴把建設項目審批關,先后否決了10余個污染水體的建設項目。從2006年開始利用兩年時間,對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環境違法行為進行清理整頓,到去年底已封堵排污口15個,依法關停搬遷18家,13家餐飲企業全部停業。這就從源頭上避免了水資源的污染。
措施三:全面開展排污申報登記
全市有1600多家污水排放單位完成排污申報登記。全市48家重點醫院已全部安裝了污水消毒處理設施。制定了《蘭州市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預案》,建立了對污染事件應急處置機制。
措施四:提高污水處理能力
全市現有5座城市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為25.7萬噸。日處理能力20萬噸的七里河安寧污水處理廠已經建成,計劃今年投入試運行。
雁兒灣污水處理廠有關問題經媒體報道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立即成立調查組進駐該廠展開調查。經專家組評估論證,認為新聞媒體報道的雁兒灣污水處理廠進出水水質基本一樣的問題,從技術上分析是不可能出現的。目前該廠外排污水的部分污染物尚不能完全達到國家標準,還需技術上、設施上進一步改造。為加強對該廠外排污水的監管,市環保局已要求雁兒灣污水處理廠盡快安裝完成在線監控儀器,從而達到對該廠外排污水進行遠程、即時監控的目的。
措施五:加強掛牌督辦企業監管力度
2006年蘭州新西部維尼綸有限公司、蘭州百美紙業有限公司被列為國家掛牌督辦企業。蘭州新西部維尼綸有限公司制定完善了應急方案,建成了三個事故應急池。年產3000噸高模量聚乙烯醇纖維項目通過了環保“三同時”驗收。廢水綜合治理及廢水納入西新線管道工程已進入工程設計階段。蘭州百美紙業有限公司污水治理工程已基本建成,經省市縣環保局及有關部門現場檢查和專家論證,該公司污水處理設施已投入試運行。
黃河水的污染多半來自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要防治污染,應從源頭抓起,這就需要政府的力量:號召全民保護水資源,加大排查和懲處力度,對污染水源者,絕不姑息,依法辦事,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黃河蘭州段水污染存在的主要問題
1、財力匱乏,投入不足,污水廠及管網不配套,污水收集率、處理率低 目前,城區污水管網分布不均勻,管徑偏小,排水不暢,排水設施老化,雨污混流嚴重,排污能力低,排水設施不完善,設施尚未完全形成接納、輸送、處理、排放的完整體系。污水處理廠建設、改造與國家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雁兒灣污水處理廠處理工藝落后,尚需加大投入,進行改造。七里河安寧污水處理廠雖已基本建成,但由于管網不配套,至今無法正常運行。
2、污水處理收費標準偏低
目前蘭州市污水處理費標準為居民生活用水0.3元/m3,與國家規定的收費標準還存在一定差距,是影響蘭州市污水處理廠管理市場化運作的一個主要原因。
3、設施監控手段落后
目前全市只有16家單位安裝了污染設施在線監控儀器,對排污企業缺乏及時有效的監控手段。部分企業負責人環保意識淡薄,守法治污的自覺性、積極性不夠高,存在偷排污水的違法行為。
黃河(蘭州段)水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務
1、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提高雁兒灣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效率。
2、加快七里河、安寧污水處理廠投入運行步伐。
3、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污水處理廠建設步伐。
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污水處理等環境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運營主體企業化、運行管理市場化。“十一五”期間,重點建設雁灘、鹽場、西固等污水處理廠,大力提升蘭州市污水處理能力。
4、加快污水處理管網建設步伐。
5、繼續關閉地表飲用水源二級保護區內的排污口,保證城區用水安全,維護市民用水權益。
6、合理調整城市污水處理收費標準,解決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和運行費用,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運作進程。
7、加強環保能力建設,提高監管水平。安裝重點污染源在線檢測和監控設備,健全和完善全市環境自動檢測體系,切實提高環境執法、監管水平。
在黃河(蘭州段)污水治理還應注意的幾方面
1、根據水環境功能用途要求和水體稀釋自凈能力,建立不同類型的保護區,優先保護生活用水資源,使其不受污染。確定蘭州市水資源可承受的開發強度,合理規劃、調節和調度,使得水資源的環境功能得以充分發揮。
2、從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對水環境的要求出發,積極引進和開發無費或少費,不用水或少用水的工業技術,研究適合于本地污水處理利用和資源化技術,加快建設城市無水處理設施和資源化工程,使有限的水資源發揮更大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
3、以水資源質量目標和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為導向,合理規劃工業布局和調整工業結構,嚴格執行污染防治法規,使新增廢污水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
4、研究制定有關政策措施,引導用水單位積極利用再生水資源,特別是市政、綠化、環衛和工業用水等部門要率先利用再生水。采用適宜的技術和工藝,推廣符合標準的再生水,使污水資源化,將蘭州水污染處理從傳統意義上的“污水處理,達標排放”轉變為以提高水的利用率為核心的“水循環再用”。
結論: 本文根據黃河蘭州市段水質污染現狀,結合黃河蘭州段特殊的地理位置,對其主要監測指標中的部分污染物進行統計,結果表明大腸菌群年、揮發酚、石油類、總磷、化學需氧量嚴重超標。通過建立環境容量模型,分別計算出污染物污染的允許環境容量,得出酚的允許環境容量已接近于零,而油類污染物已超過水體的承載力了。因此,建議政府建立一種長效的決策和機制,有效的控制黃河蘭州段污染物總量的排放,才能保證該區段的水質達到所要求的水質標準,才能為蘭州市經濟發展與生態城市建設提供水環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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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國反腐敗報告
中國反腐敗報告
0 中國反腐敗報告
2010-01-21 15:02:02 瀏覽 419 次 | 評論 1 條
民間律師發反腐報告曝落馬國企老總人均涉案1億 http://www.tmdps.cn 2010年01月21日12:42
青年周末
王榮利 ◎圖片來源于網絡王榮利的《中國反腐敗報告》 ◎圖片來源于網絡
專訪“民間反腐報告”第一人
律師欲解巨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間律師,因自費推出《中國反腐敗報告》、《企業家犯罪報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們冠以“反腐”律師之稱的陜西籍律師王榮利。
2009年底,王榮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此前,“不務正業”的他曾編成50萬字《中國反腐敗報告》,被專家稱為“民間反腐報告”標本。
“民間反腐報告”之外,律師王榮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誡中國企業家什么?作為來自民間的聲音,他真能被社會所接受嗎?1月16日,王榮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記者的專訪。
■落馬國企“老總” 人均涉案1億
在王榮利的《報告》中顯示,近500個腐敗案例中,曾擔任過各級黨委(黨組)領導職務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為28.77%。曾經占據各大財經高管媒體的國內首富精英,如黃光裕、吳志劍等,如今皆為階下囚。高達60%以上的腐敗行為,都集中發生在土地交易、建設工程、產權交易領域。
青年周末:你的報告中,國企老總涉案的金額是什么情況?
王榮利:已經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國企企業家犯罪涉案金額累計達34.0466億元,人均涉案金額高達1.0982億元;其中涉及貪污、受賄的國企企業家30人共計貪污、受賄9.3273億元,人均貪污、受賄3109萬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國企企業家9人累計挪用公款12.9387億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億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營企業家的身價和涉案數額也很驚人?
王榮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營企業家中,身價逾億元或者涉案金額逾億元的“落馬富豪”多達36人以上。70%的人曾獲得極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稱號,可謂名流顯貴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業家涉嫌犯罪,其中國企36名,民企49名。這些涉案企業家,有夫妻檔“國內首富”之稱的黃光裕、杜鵑夫婦;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吳志劍、吳耀均;有兄弟聯手集資詐騙的莊勛華、莊勛斌;也有“搭檔”組合同為國企高管的曾國新、黃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黃善年;有曾獲“經濟人物”的“資本狂人”顧雛軍。
青年周末:中國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榮利:在已經確定罪名的43例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種詐騙、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傳銷、非法經營、抽逃出資、偷稅等罪的經濟類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賄或者介紹賄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類別犯罪4例。
民營企業家犯罪主要表現在缺乏誠信合同詐騙、濫施暴力殺人傷人、對抗國家機關妨害社會管理秩序、官商勾結行賄獲利、組織黑社會稱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決的21例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1人,即廣東陽江“黑社會老大”林國欽;被判無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華和武漢“石油王子”吳濤;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業家犯罪跟年齡沒有關系
在王榮利看來,國企老總“59歲現象”、“39歲現象”、“26歲現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這些都是偽命題,他看到的事實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體大多喜歡將企業家犯罪跟年齡聯系起來,你怎么看?
王榮利:媒體經常總結一些“59歲”現象、“39歲”現象,“仇富”現象等,都是根據個案總結的。研究的個案越多,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在腐敗犯罪案法院認定期間,許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續了十幾年的一個過程。國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歲左右,而不是58歲、59歲。民企業老板犯事的年齡平均年齡是45歲。
青年周末:為何53歲和45歲成為企業家的危險年齡?
王榮利:國企干部到40歲的時候走向中層,那時還有人制約他,一般都是40多歲才能擔任重要領導崗位,到老總級別一般都到了45歲,45歲到60歲是國企企業家的黃金年齡。而到了53歲左右達到了巔峰時期,基本是“一把手”,權力制約很小。此時重權在握的他們,會有很多人找上門來求著辦事,周圍會出現許多溜須拍馬的人,在這種環境下,位高權重,很容易沖昏頭腦。
而民營企業的老總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經過20多年打拼,到45歲左右時也到了事業巔峰時期,一些法律意識淡薄的企業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總之,腐敗犯罪,企業家犯罪也好,跟年齡本身沒有關系,是跟其所在年齡時間所掌握的權力過程密切相關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業家犯罪歸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榮利:這同樣是一個偽命題。民營企業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環境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環境問題,要與國企競爭,許多民營企業沒有走正路,走的是彎路;融資渠道的不暢通,也致使很多企業最終走向了貸款詐騙、信用證詐騙、集資詐騙。
中國的企業家其實很多在早期積累階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業的,倒是后來隨著財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環境的不公,才鋌而走險。
■老板獄中打電話“求救”
在著名國企擔任法律顧問,他親眼看到幾任老總鋃鐺入獄,有的老板入獄后甚至偷偷電話“求救”。一些真實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風喚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邊缺少一個提醒的人”王榮利決定給這些企業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經作為企業的法律顧問,您是不是也親歷過老總落馬的事件?
王榮利: 1994年我在當時國內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擔任法律顧問,七八個億的項目投資都涉及到法律問題,公司當時所有的法律事務都是我一個人處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總過來接手。當時一旦遇到問題,他就說王律師,你打個報告。他也不決策,我打了報告就傳到北京總部,總部批了以后他說王律師就按這么辦,程序上比較規范。
這位老總離開后,我也走了。后來他前一任的老總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來又被媒體報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當時與我共事的這位老總沒有出事。所以客觀地說我保護了他。
2000年我幫西安的一位老板做過法律顧問,他那時在西安鐘樓附近租了半層寫字樓,我做了半年,覺得沒什么共同語言,離開了。后來聽朋友說他犯事兒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榮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已經在里面了。他說:“我老婆有事會來找你。”后來我才知道當時他在監獄里打電話,不方便多言。接著他愛人拿著材料過來找我,想翻案。但是因為涉及到2700萬的詐騙貸款償還不上,我一研究,雖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項沒有辦法還,翻案根本沒有辦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這些事情觸發了你想要寫一份這樣的報告嗎?
王榮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當時看到海南東方市原市委書記戚火貴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為他做辯護,那我就會探討他犯罪的成因,主觀客觀的原因;我還想如果當時和他有接觸,我可能會提醒一下他們的法律意識,這些人在位高權重的時候,沒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鮮有法律意識,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會把這種意識灌輸給他,他也許不會走到這種地步。
2005年即將過春節的時候,我在辦公室里做反腐報告,研究腐敗犯罪。案子里深圳勞德榮家里搜出來七八千萬,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業家,他一系列的榮譽排出來比我的簡歷還長。突然在59歲落馬,家里還有老母親。我把這個報告做完,從辦公室里出來,街上喜慶歡騰、萬家燈火。當時我兜里只剩幾十塊錢,卻感覺心里非常踏實,我可以坐在路邊欣賞深圳美麗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監獄里。有的局長撈到錢子女跑到國外去,自己進去判了無期,六十幾歲的人了坐牢連個探監的人都沒有,而子女拿著錢在國外,沒有親戚朋友,國內還不能回,跟他們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出版商不敢出版《中國反腐報告》
2005年,王榮利將其花費10年時間搜羅到500多個官員腐敗案例整理成50萬字的《中國反腐敗報告》,這部被譽為首部民間反腐敗的報告,卻因更像“腐敗報告”而無人敢出版。
青年周末:你最早做的是《中國反腐報告》?什么原因促使你做這個體制內的人不做的報告呢?
王榮利:我曾經寫了兩部書稿《貪官八恥——剖析腐敗犯罪的八種表現方式》、《權力的陷阱——透視腐敗犯罪的八大結局》。當時社科院正好要編一部反腐倡廉的書,因為我熟悉反腐敗研究,于是作為編外人員參與到那本書的編撰之中。寫這本書給我的啟發非常大,覺得應該對腐敗案件進行系統分析,寫成一個分析報告。
最后他們的書沒出來,反倒促成了我自己來寫一部中國的反腐報告。
青年周末:《中國腐敗報告》的結果怎么樣?
王榮利:2005年我跟出版社聯系,當時我把它叫反腐敗報告,有幾個版本,三十幾萬字。當時許多出版社看了說非常有震撼力,可能影響會非常大。還有民營的書商跟我聯系過。他們認為一般反腐報告寫這么多案例,挺不容易了。
我后來自己打印了近60冊,分別寄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紀委預防腐敗辦公室、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中央黨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一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新華社等媒體以及一些大學、社科院等研究機構。
但是沒什么回音,出版商后來覺得題材太敏感,他們沒有人敢拍板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書,沒有一個高一點的領導審查把關,一個平民寫的,不好出版。
■以后每年都要出一份《報告》
從海南到深圳,到轉戰北京,面對越來越糟糕的經濟狀況,王榮利仍堅持每年出一個“報告”,“雖然這個世界沒有一平方米的房子屬于我,但我還是要忠告那些有錢人。”
青年周末:在整理報告的過程中,你還收集到一些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榮利:很多貪官被查處后巨額財產都是在家里搜出來的。我搜集資料看多了,發現貪官藏錢,辛苦得很。
有人把錢放辦公室,結果遭了小偷,導致案發。放家里也不行,放銀行更不能實名制。胡長青在云南開會,他老婆因為找不到人,以為事發了。趕緊去銀行存錢,結果露了馬腳。存折放哪也是個問題。
還有深圳的一位民政局局長,涉案幾千萬家里的保險柜都發霉了,把錢打包埋到單位食堂里面,查處后檢察機關點錢,三臺點鈔機全燒壞了。江西有位局長,自已特制了一個雙層煤氣罐,一層裝氣,一層裝錢。包括文強,把錢給親戚,藏在水池里被撈出來的。檢察機關專門研究這個,瞞不過去。
青年周末:近十年你主要的工作都放在反腐研究上?生活艱難嗎?
王榮利:生活一直負增長。我2001年到深圳時在企業屬于中高層,2003年出來后收入就大不如前。做這件事以后,每年只接少數的案子,維持生存。職業成本也高,辦公室成本、生活交通成本,每年的費用大概七八萬,有點入不敷出。
這幾年雖然有一點社會效益,但是經濟方面都沒有什么改善。做到2008年底,已經無法維持了,我現在是破產了,被套進去了。
青年周末:不賺錢的事情,為什么做得這么有興趣?
王榮利:我有時也很感慨,如果我想生活過得好一點,做幾個案件就能帶來很高的收益。以我背景、資歷,賺錢沒有問題。
但我總在想,我做律師做得再好,無非是賺點兒錢,錢賺得再多你比不上企業家。而我所做的事,一定是別人做不到的。我的興趣和事業在這些報告上,我必須把這個做下去。不管將來經濟狀況如何,報告要堅持寫下去。我一生最大的成果,就是把這個做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