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民族地區金融優惠的法治化研究

我國民族地區金融優惠的法治化研究

摘要：金融優惠是國家履行其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方式，是國家在民族地區實施的一種宏觀調控。當前對民族地區實施的金融優惠政策主要有對民族用品、民族貿易提供貸款優惠、對民族地區金融機構提供政策優惠、為民族地區金融信貸提供補貼等。當前我國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的實施存在優惠政策的合法性不足、市場化程度不高、民族地區企業獲得融資的法律扶持不夠的問題。我國應在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強化政策的合法性和市場化程度，完善民族地區企業融資的法律體系。

關鍵詞：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法治化；合法性；市場化

金融優惠政策的目的在于彌補市場運作的缺陷，但金融優惠手段的運用仍需要依市場規律進行。而市場經濟本身即是法治經濟，其要求國家在市場中規范其行為，杜絕國家濫用其調控權，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即受到了法律的嚴格限制。在法治國家建設的背景下，國家對市場的調控一般是通過法律手段來進行的――促進民族經濟發展中的金融優惠政策也不例外，需要納入法治的軌道內。這即是本文研究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問題并提出金融優惠政策法治化措施的目的。

一、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概述

（一）金融優惠的內涵

“金融優惠”產生于國家被賦予經濟管理職能之后，是國家履行其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方式。因此，“金融優惠”這一概念即包括了以下內涵：其一，就其屬性而言，金融優惠屬于宏觀調控手段的一種。如上所述，市場的良好發展需要政府與市場共同作用。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有序發展更是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政府對經濟進行干擾的機制即為宏觀調控機制，這個機制由多種調控制度和調控手段構成，金融優惠是其中的一種。其二是金融優惠是國家履行其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方式，因而金融優惠的運用主體為國家的代表者，即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包括立法機關也包括行政機關。其三，金融優惠運用的目的在于維護經濟的良好運轉，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的方式干擾經濟運行之目的在于彌補市場的缺陷，維護市場的良好發展，這也是民主政府實現對人民負責原則的必然要求。

（二）現行民族金融優惠政策

1、對民族用品、民族貿易提供貸款優惠。對民族用品和民族貿易提供貨款優惠是我國政府實施的民族優惠政策之一。所謂的對民族用品和民族貿易提供貨款優惠，即是指針對民族用品和民族貿易等行為所提供的貨款優惠待遇。民族用品、民族貿易提供貸款優惠體現于《關于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貸款繼續實行優惠利率的通知》。該通知由中國人民銀行于1997年頒布。依該通知的規定，民族貿易貸款實行優惠利率的范圍為，縣內國有商業企業、供銷社、醫藥公司和新華書店經銷少數民族特需用品、生產生活必需品、藥品、書籍及收購少數民族農牧副產品所需要的流動資金貸款。

2、對民族地區金融機構提供政策優惠。對民族地區金融機構提供的政策優惠主要實施于西藏。2001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第四次西藏會議，本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即是討論和決定對西藏所實施的系列優惠政策，據此維護西藏的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平衡發展。這次會議形成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對西藏實行的優惠政策》，這個文件對西藏在金融方面所獲得的優惠進行了明確規定，包括：其一，西藏各商業銀行資金頭寸不足時，中民銀行拉薩中心支行有權發放貸款；其二，保險公司執行優惠費率政策，其費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所造成的損失則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報財政部核定后給予補貼。

3、民族地區金融信貸支持。金融信貸支持也是政府對民族地區所實現的金融優惠政策之一。2001年8月，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該通知即規定了諸多金融信貸支持政策。另外，《國家開發銀行技術援助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也規定了諸多的金融信貸支持政策。當然，這兩個文件所規定的金融信貸支持主要是針對項目建設的支持。

二、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金融優惠政策的合法性問題

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國在促進特定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金融優惠政策的實施需要動用到大量的財政資金，因而救市計劃一般是作為一個預算案由立法機關批準的。①從中也反應了國外在促進民族經濟發展過程中，其金融優惠資金的運用需要編制成財政預算案并經立法機關批準――只有這樣政府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手段運用也才有足夠的合法性。就我國政府而言，盡管國務院依憲法之規定負有管理經濟事務的職權，但促進民族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金融優惠政策的做出并沒有經全國人大進行批準，而是由國務院常務會議予以決定。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國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實際上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民族地區政府對金融優惠政策的使用也缺乏合法性。具體而言，依人民主權的一般原理，財政支出應經人民代表大會予以審批。而民族金融優惠政策的實施則使民族地區的地方政府在財政資金之外獲得資金來源，而此筆資金的來源和使用又沒有經人民代表大會審批，這即與人民主體的原則不相符合。當然，《國家開發銀行技術援助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也規定了相應的監督機構，但這種監督并不能彌補因人民代表大會監督缺乏所造成的合法性困境。

（二）金融扶持的市場化問題

在我國，促進民族經濟發展中金融優惠措施更多是依行政方式進行，而非依市場化的方式進行。具體而言，在我國，政府金融優惠的手段主要包括提供低息貨款和進行貨款補貼等手段，其目的在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和興建公共工程。其中，興建公共工程和貨款補貼體現了強烈的行政性。也就是說，就公共工程的興建而言，政府在此方面進行救市資金分配時，并不是由市場決定興建何種公共工程，而是由行政系統進行決定。這種情況即決定了興建公共工程中的金融政策實施時的資金分配缺乏市場性。就貨款補貼而言，補貼資金的發放同樣也是由行政命令所決定的，而非運用市場化的方式調動民族地區生產的積極性。因而，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國在實施金融優惠政策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手段缺乏市場性，從而導致了資金的分配依行政命令而決定，而非由市場規律決定。

（三）民族地區企業獲得融資的法律扶持問題

應該說，當前我國立法對中小企業之發展還是給予了必要的關注的，我國當前制定有《中小企業促進法》、《鄉鎮企業法》，國務院的工作部門也制定有《關于培育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若干問題意見》、《關于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等規范性文件，這些規范性文件在很多方面給予了中小企業以優厚的待遇，幫助中小企業尋找銷路、獲得市場。然而，遺憾的是，以上立法和相關規范性文件中包括的扶助手段并沒有與金融制度進行對接，從而使在獲得銀行融資方面并沒有享受到優惠政策。這種情況即造成了民族企業融資難的困境。

三、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的法治化進路

（一）提高金融優惠政策的合法性

我國實施金融優惠政策需要運用財政資金的，則首先需要明確在預算法或者其他法律規范中規定，國務院救市資金的運用，需要編制預算案并經全國人大的批準――只有這樣，才符合財政民主主義之要求。②為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我國預算法即應當規定，國務院進行大規模預算支出的，應當先征得全國人大同意。據此，我國需要對預算法中的預備費制度進行修改。具體而言，我國預算法第32條規定，各級政府預算應當按照本級政府預算支出額的1%-3%設置預備費。筆者認為，隨著社會風險的增加，預算中的1%-3%的預備費是不足以應付各種意外情形的。因而，我國應當提高預備費額度，并建立起預備費積存制度。具體而言，我國預算法可以將預備費提高到5%，并規定本年度沒有使用的預備費即予以積存。這種制度的建構，即可提高政府所能夠支配的預備費額度，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時，政府即可一方面動用預備費進行應對，另一方面啟動救市預算編制程序，爭取其金融優惠方案盡快獲得全國人大的批準，從而兼顧了效率與正義的要求。

（二）金融優惠手段選擇上注重市場化

在當前的金融優惠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主要通過低息貨款等方式支持民族貿易的發展，或者為公共工程建設提供資金支持。這在這些方式中，政府即直接決定了資金的流向，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未來的金融優惠政策實施可以采取以下兩種方式以增加金融優惠的市場化程度：其一是設立具有政府背景的專門性投資擔保機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擔保機構的作用即在于，在企業需要獲得融資而無相應的財產予以擔保或其所能夠提供擔保的財產遠遠少于其所需的融資時，企業即可以向投資擔保公司申請擔保，在企業與銀行簽訂貸款合同時，投資擔保公司即可以以保證人的身份為企業提供擔保，從而使其獲得銀行的貸款。當前市場中是存在各種各樣的投資擔保公司的，但許多投資擔保公司由私人設立，其為減少風險，往往不愿意向民族企業提供擔保。此種情況下，民族企業即難以利用市場中的投資擔保資源來為本企業進行融資。為彌補市場的缺乏，政府即可通過設立政府性擔保機構的方式提供政策優惠。其二是設立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當前我國金融體系即逐步實現了商業化的運營，商業銀行具有高度的經營自主權，可以依自己的意愿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為解決民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國家可以設立專門性的開發銀行，開發銀行的資金雖由國家提供，但資金的流向則主要遵循市場規則，因此可以解決金融優惠政策市場化不足的問題。

（三）完善民族地區企業融資的法律體系

融資制度的完善是解決民族地區企業融資難問題最為直接有效的手段。而在我國金融領域，所有制歧視依然存在，民族地區企業無法獲得與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同等的對待。國家盡管制定了諸多法律規范和政策予以支持民族地區企業的發展，但這些法律政策較少涉及對民族地區企業融資的支持。為此，筆者認為，我國應當把《中小企業促進法》落到實處，特別是在金融方面給予中小企業全方面的支持。為此，我國即應當在《中小企業促進法》的基礎上制定《中小企業擔保法》、《中小企業融資法》、《產業投資基金法》等法律規范，形成完整的企業融資體系，在融資方面給予中小企業獲得與大型企業同等的待遇。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涉及金融事務的其他法律規范和制度進行修改。例如，我國應當取消對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進入金融市場的限制，鼓勵其進入到我國金融市場中，從而加大金融市場中可貸存款的數量；③另外，我國還應當進一步完善公司法和商業銀行法，取消金融機構設立審批制度，而改為金融機構設立登記制度，從而放開金融市場準入，提高金融市場的供方數量及市場的競爭程度，從而為中小企業提供充足的貸款來源。

四、結語

當前我國政府為促進民族地區的發展而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的金融優惠政策。這些政策被當前是政府調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當前，作為政府所實施的宏觀調控手段，金融優惠政策的實施應納入法治軌道內，這即是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是以法治力量保障金融優惠政策實施的要求。在法治政府建設和市場體制改革同步推行的背景下，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既要考慮到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的合法性，也要考慮到政策實施與市場運行之間的關系。是以，我國應在民族地區金融優惠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強化政策的合法性和市場化程度，完善民族地區企業融資的法律體系。（作者單位：新疆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注解：

① 譚正航，尹珊珊.論民族地區發展與民族地區金融發展權的法律保障[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② 王欣.當前金融危機中全球救市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09（15）.③ 吳瓊.淺析民間借貸合法化[J].商品與質量?教科與法，2011（10）.

第二篇：我國民族地區旅游研究綜述

我國民族地區旅游研究綜述

我國民族地區旅游開發起步很晚，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國內學者才開始關注民族地區旅游。

一、民族地區旅游研究分期

通過我國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歷程和歷年來所發表的有關民族地區旅游論文數量、內容等因素綜合分析，筆者認為學界關于民族地區旅游研究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即起步期(1987年至1992年)，漸進期(1993年至2000年)、調適期(2001年至2004年)，繁盛期(2005年以后)。

1． 起步期。從1987年到1992年，研究多以經濟服務為目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闡述了民族地區旅游是發展民族經濟的重要途徑之一。在這一期間一些學者還提出了發展民族地區旅游的一些戰略思想。

2． 漸進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全國各地再一次掀起經濟發展熱潮。一些民族地區積極并卓有成效地進行了民族旅游資源開發。民族地區旅游研究主要關注了旅游資源開發、旅游市場(旅游者)以及旅游影響等三方面內容。其中旅游資源開發方面的研究最為集中，研究領域拓展到了資源開發、旅游產品設計(旅游精品線路等)和旅游商品開發(旅游區紀念品和工藝品等)。

3． 調適期。2001年至2004年由于民族地區旅游發展過熱，部分地區在發展旅游業時不注意調研，缺乏科學規劃，造成旅游資源重復建設，旅游產品商業化、庸俗化，旅游產業整體質量下降等嚴重后果。同時，伴隨著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旅游資源和環境的衰退、破壞成為我們面l臨的嚴峻事實。過熱的旅游業對自然、生態、文化造成的負面影響逐漸暴露。這一時期學者們以理性的態度，下到田野做實地調研，運用各學科的研究方法對旅游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4． 繁盛期。2005年以后，民族地區旅游業進入全面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學者們以極大地熱情投入到民族地區旅游研究當中，民俗學、經濟學、民族學、人類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領域滲透到了旅游研究的各個方面，出現了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現象。同時，專項旅游課題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 了區域經濟、民族文化和生態環境三個主要研究方向并立的局面。

二、民族地區旅游研究主要范式

1．社會科學的宏觀研究范式。

從全局的角度出發，宏觀地分析了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意義和可行性，倡導民族地區旅游開發，提出了全局的和區域的旅游業發展戰略的設想。后來又提出對民族地區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進行調研分析，提出了建立科學合理的開發機制、加強民族地區旅游理論研究、培育旅游人才、樹立民族地區旅游形象等宏觀開發措施。這些論述由于沒有深入旅游地區實地作長期細致的調研，缺乏田野實證資料作支撐，討論略顯空泛，沒有可操作性。早期民俗學和社會學都表現出了這種宏觀性的研究。

2． 社會科學的微觀研究范式。

由于宏觀研究無法解決民族地區旅游開發中一些實際問題，一些學者對民族地區旅游作了一些微觀研究。堅持理論聯系實踐的觀點，通過對民族地區旅游事項的詳細調查，為宏觀理論找出實證。這種將微觀考察和宏觀視野相結合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民族地區旅游研究中的空泛議論、缺少實證依據的局限。但是，這種以實踐驗證理論的研究范式，容易將研究引向理論極端，而于民族地區旅游發展少有實用性。

3． 人文主義的微觀研究范式。以微觀個案人手，運用各學科理論方法，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學者的介入，一些原屬于學科的研究方法被廣泛用來研究民族地區旅游。民族地區旅游個案研究呈現出新的局面：從村落進入，運用學科方法作詳細而整體的調查分析，以豐富的和典型的實 例來揭示實際存在的問題，在實踐中思考和檢驗前人的觀點，進而嘗試提出具體解決方法。

三、民族地區旅游研究成果綜述

1． 旅游與區域經濟開發。

第一，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的意義及開發戰略研究。民族地區旅游開發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需要。早期學者多從經濟開發的角度來看待民族地區旅游發展，認為旅游業是永遠的朝陽產業。李竹青在《如何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旅游業》? 中分析了旅游對于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指出旅游資源是我國民族地區普遍的優勢資源；旅游業以其低重心啟動經濟的先導性和高度關聯的輻射帶動功能，而成為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突破口。廖日裕和曾大偉在《略論把旅游業納人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一文提出了發展民族地區旅游的戰略思想。吳昌考、李培林、張佑林等對中南、川西北、云南、湘西等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的戰略開發作了有益的探討。

第二，區域旅游開發研究。突出了區域民族文化在旅游開發中的核心價值，強調了區域民族旅游開發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提出了政府在區域民族旅游開發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區域協作的戰略思想。李竹青按照行政區域劃分，把民族地區旅游發展分為13個重點地區。2001年，國家旅游局公布了《中國旅游業發展“十五” 計劃和2015年2020年遠景目標綱要》，L3 明確提出了中國區域旅游(西北、西南、北方、東南四個片區)發展大思路。隨后，學者們在此框架下，進行了區域旅游的研究，提出民族文化圈、經濟圈等跨行政區的區域旅游研究，如林嵐對閩東南畬族旅游“文化圈” 的重建構想，云南省社科聯課題組對“泛珠三角” 區域旅游合作背景下的云南旅游資源開發的探討。

第三，旅游資源開發研究。民族地區旅游資源的開發研究主要有兩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從旅游資源的分類、開發、利用和保護上著手，重點依據區域資源特點，進行旅游業現狀分析和評價，論述民族地區旅游資源的開發與保護的措施。其中黃少輝對海南少數民族專項旅游開發的研究，徐飛雄關于湖南民族風情旅游資源特點及開發的研究，管寧生對云南麗江民族文化資源開發的研究 等具有典型性。他們提出了具體的民族地區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措施：如統籌規劃，突出特色，建立科學合理的開發機制和立體的開發風格；加強民族地區旅游理論研究；培育旅游人才和樹立民族地區旅游形象等。另一方面，對民族地區旅游產品的研究和設計，包括旅游路線設計和旅游商品開發設計。首先，一些易為旅游者所直接感受的旅游產品— — “民俗風情游”、“民俗村” 等類似產品— — 完美展示少數民族風情。金穎若指出“集市旅游” 是民族文化旅游開發的新形式，《梁敏關于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節日與旅游經濟結合模式的初探》，對這類旅游產品開發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其次，從非物質文化層面開發旅游產品。在發揚繼承民族文化傳統、保持民族特色和滿足現代旅游審美需求之間找到一個有機結合點。積極發掘各種民族風情、傳統習俗、民間藝術、宗教信仰、人物掌故等優秀的民族歷史文化遺產，使它們更具濃郁的民族性、地方性、區域性而展現在游人面前。李堅的《現代審美心理與民族舞蹈文化傳統》、金毅的《論民族文化旅游的開發》作了此方面的研究。再次，旅游商品開發作為民族地區旅游的象征符號，既要強調民族文化特性，還要對旅游商品市場進行調查、分析和預測。

2． 旅游與民族文化開發保護。

第一，民族地區文化開發新路的探索。學者們認為，開發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應該實施集中開發“亮點” 和高起點、新思路的發展戰略； 突出文化的民族與地域特色； 大力營造民族文化旅游的氛圍和加強區域協作以求得優勢共享。較為成功的案例是云南麗江，周智生以云南麗江為例，指出類似麗江的諸多西部多民族交錯聚居區在文化旅游二次創業過程中突出自身區域主體民族文__化特色的同時，必須要重視非主體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與開發，讓各民族社區參與能力的塑造和培育都能在旅游開發中得到協調發展。孫九霞分析了節日在原生地直接展示和在異地進行移植性的集中開發，認為喪失節日民俗的民族由于旅游開發的需要而重新建構。

第二，旅游中的民族文化保護。薛群慧的《民俗風情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探析》和馬曉京的《民族旅游開發與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再認識》等都曾論述了旅游對旅游地的影響問題。劉紅梅在《關于民族旅游開發與民族文化保護的幾點思考》中提出“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 的民族文化保護措施，明確保護對象，正確分析民族文化保護的主體體系，推動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周星從1997年開始對黔東南的苗族民俗旅游村進行了實地考察，他的《旅游產業給少數民族社會帶來了什么》02]專門論述了貴州黔東南的民族風情村寨游。他除了對如何開發和建設旅游村寨、旅游村所要具備的條件、民俗文化展示的邏輯等給予了獨到的關注外，還提出對旅游帶來的少數民族文化變遷研究，如傳統復興、文化再生產、文化商品化、民族意識等。

3． 旅游與生態環境協調。第一，關于旅游開發中生態環境保護誤區的探討。吳曉萍在《淺析民族地區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中指出，民族地區旅游業極大地推動了民族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然而，在民族旅游業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民族地區的自然和人文資源都受到了威脅和破壞。李曦輝在《西部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建設》認為，造成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治理收效不大的原因是體制、利益和結構三方面的深層制約。第二，生態旅游開發的有效探索。劉玉安等人以石河子地區為例，介紹了生態旅游的出現、內涵及發展，認為生態旅游是一種全新的旅游業。謝杰和李幼妮論證了我國西部地區綠色旅游生態景觀戰略，建議景觀建設首先應該從保護和發展原生態人手，結合西部地區的發展綠色旅游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優勢，完善生態景觀。和勇在《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與生態旅游產品的開發— — 以云南紅河哈尼梯田為例》中認為，生態旅游產品應該是文化與自然巧妙結合的產物。民族地區開發生態旅游產品，應該認識自然生態的文化因素，重視保護民族文化資源。鄧光奇進行了民族地區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研究，對旅游與環境的理論基礎、旅游與環境關系和環境問題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借鑒國外經驗，提出我國旅游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具體對策和發展生態旅游的原則，并對生態旅游前景作了預測。

第三，民族生態博物館的實踐。民族生態博物館是把少數民族自然、社會和文化進行整體保護、傳承和研究的生態博物館。1998年，我國和挪威政府聯合在貴州省六枝梭嘎鄉建成了中國第一個生態博物館。李波對這個生態博物館作了民族與生態社會研究。劉艷以貴州地捫侗族生態博物館為例，對我國生態博物館的發展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適合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文化保護的新思路，即將地方生態博物館與文化旅游的發展相結合，同時注入民間資本，由社區居民來管理社區文化、解釋自己的文化并選擇其發展的方向，從而促進傳統民族文化的保護，實現少數民族社區發展的可持續性。

綜上所述，筆者從民族地區旅游研究的發展軌跡、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三個方面進行了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區在旅游產業發展中，一方面經受著商業化、表演化、異文化植入等文化沖擊，另一方面民族地區正固守著自己的傳統，極力展示文化的多樣性。在任何情況下，民族地區旅游發展要避免走彎路，必須樹立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全方位的協調發展觀，努力實現民族地區旅游發展在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有機統一。

參考文獻：

[1] 李竹青．如何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旅游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2] 廖日裕，曾大偉．略論把旅游業納入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J]．民族研究，1989(1)．

[3] 國家旅游局．中國旅游業發展“十五”計劃和2015一年2020年遠景目標綱要

[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1．

[4] 黃少輝．開展海南島少數民族專項旅游[J]．熱帶地理，1989(3)．

[5] 徐飛雄．我國少數民族風情旅游資源特點及開發：試以湖南省為例[J]．經濟地理，1990(3)．

[6] 管寧生．云南麗江納西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J]．地域研究與開發，1996(3)．

[7] 金穎若．集市旅游—— 民族文化旅游開發的新形式[J]．貴州民族研究，2003(3)．

[8] 梁敏．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節日與旅游經濟結合模式初探—— 以理塘縣“八·一”國際賽馬節為例[J]．湖北民族學院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

[9] 周智生．多元文化資源整合與區域文化旅游創新發展—— 以云南麗江為例

[J]．資源開發與市場，2007(1)．

[10]孫九霞．節日符號在民族旅游開發中的運用及問題[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6)．

[11]劉紅梅．關于民族旅游開發與民族文化保護的幾點思考[J]．開發研究，2004(3)．

[12]周星．旅游產業給少數民族社會帶來了什么[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5)．

第三篇：淺談我國農村法治化建設

淺談我國農村法治化建設

摘要：農村法治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我國法治建設中的難點。本文先從分析我國農村法治的現狀入手，探明原因，論述其必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

關鍵詞：農村法治化建設

現狀

原因

必要性

措施

一、我國農村法治的現狀

從歷史因素來說，中國是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幾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在農村根深蒂固。農民的維權意識不強，對法律存在陌生感和不認同感。當自身遇到糾紛時，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解決途徑，而是依靠人情、關系、“走后門”。當自身權利受到侵害時，要么忍氣吞聲，要么置法律于不顧，“以暴制暴”。

二、農村法治化建設的原因分析

1、農民法律意識、權利意識淡薄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法律意識、權利意識還是比較淡薄，其表現于農民對權力的崇拜、權利義務的模糊、主體意識的淡漠和法律知識的缺乏等。當自身權利被侵害時,要么渾然不知,以“法愚”的形態展現于社會;要么屈從于權威,忍氣吞聲;要么置法律規定而不顧,“以暴制暴”。

2、農民法律能力的不強

農民法律能力不強集中地表現于法律意識淡薄導致的漠視法律、法律知識缺乏導致的無視法律和法律實踐的缺乏導致害怕法律。

3、村民自治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

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是農村法治建設系統工程中的核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依法治村、農村實行民主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由于諸種因素的存在，該法在實踐中還沒有真正貫徹落實，我國農村村民民主意識總體上還相當微弱，尤其在一些貧困地區，人們的文化素質、法律知識和民主意識遠遠低于全國的總體水平。

4、農村和農業法律體系還不健全，農村執法和監督力度不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發展，但我國農村和農業的法律體系還不夠健全。

5、貧困制約農村法治化建設的進程

我國農村物質條件的匱乏使得法治沒有茁壯成長的土壤。由于貧困，反過來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也阻礙了農村法治化的進程。貧困還導致農村的治安狀況不良。只有讓農民豐衣足食，公平分配社會的物質、精神財富，生活隨經濟的發展而提高，農民才有盼頭，社會才會穩定。

三、加強農村法治建設的必要性

1、推進農村法治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

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 農村人口多。顯然, 沒有農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法治化的中國。如果法治僅著眼于城市, 任農村游離于法治之外，“法治中國”的建構就會是空中樓閣。因此, 加強農村法治建設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2、推進農村法治建設是和諧社會建構和新農村建設的關鍵。

在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今日中國, 和諧社會建構的關鍵在于和諧農村的建設，而和諧農村的建設關鍵在于農村法治建設。

3、推進農村法治是確認和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需要。

農村現代化的目標是農村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及城市一體化。這既要以經濟的發展為前提, 也要以法律的支撐為保障。

四、推進農村法治化的措施

1、建立健全農村法律制度，為農村法治化提供制度前提 法治社會的前提是有一套良好的法律法規體系。然而，目前我國現行立法中對農民的權益保護的重視不夠，不能使農民分享社會的文明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把農民排斥在國家的市場體系和政治生活之外。可以說，如果不用法律去規范農村、農業、農民問題，那么中國的法治建設只能是空中樓閣而已。

2、深入普法，提高村民法律意識，為農村法治化提供精神內核

法制宣傳是培養正確法律觀的重要舉措，在當前的法制宣傳中要著重提高村民的權利意識和主體意識。如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雜志以及文藝演出等方式，進行法制教育宣傳；又如通過公開的具體的審理案件，向廣大村民進行法制教育宣傳，提高村民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加強農村中、小學的法制教育，把法律知識教育轉化為法律素質教育，使之學科化、制度化、規范化。

3、加強農村執法，提升農民對法律信仰度

法律生活中對農民影響最為深刻的，莫過于國家機關的執法狀況。農民的法律感知、觀念、意識最直接地來自于執法機關的具體執法行為。只有加強農村執法和司法，才能提升農民的對法律的信仰程度，使他們自覺學法、懂法、守法和護法。

4、通過村民自治，推進農村法治化進程

村民們在村民委員會領導下，參與農村政治生活，對自己的事務實行民主管理，根據國家法規，結合本區域情況制定自己的鄉規民約，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鄉規民約的制定，使國家法與農村習慣法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彌補了國家法律對農村的空缺和國家力量在農村的局限性，又能使農村中順乎社會發展的習慣做法得到進一步發揚，使鄉村規約的遵守有著內在的自覺自愿的精神基礎。村民們參與鄉規民約的制定，能拉近與國家法律的距離，產生極強的法律意識，為農村法治建設打下牢固的精神基礎。參 考 文 獻: [1] 易虹.我國農村法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江西社會科學,2003,(9):171.[2] 周麗.淺談農村法治化的障礙[J].山東農業,2003,(8):19.[3] 蘇力.為什么“送法上門”[J].社會學研究,1998,(2):51.[4] 劉冰.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辨證統一[J].行政與法,2005,(2):

第四篇：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創新研究

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創新研究

金融1223班 王丹霓 A08120837

摘要：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中國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和全新的挑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需要進行多層次、寬領域的創新。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文針對這一現狀對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所存在的問題，制約因素以及創新的思路策略等進行著重分析。

關鍵詞：商業銀行；金融創新； 制約因素；思路策略

金融創新是指那些由金融家主導的，在金融業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廣義的金融創新包括產品、營銷、組織管理以及制度等

【1】方面的創新。金融創新是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的根本動力。

一、我國金融創新存在的問題

1.金融創新的立法滯后及制度缺失。

自我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銀行業經歷了由行政管理體制向市場化發展過渡的過程，不可否認，一些相關法律和制度在銀行業市場化的初級階段，對規范市場發展和防范金融風險，的確發揮了它們重要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環境的變化，這些法律和制度的不足也逐漸顯示出來，如有些地方監管過度，而有些地方缺乏規范。因此，我國急需加強金融創新方面的立法，金融創新中立法的滯后和政策的缺位，給銀行的金融創新帶來了很多困難。

2.金融創新的監管不完善。

目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創新的許多方面還不規范，自我約束性不強，經常出現違規行為，我國金融法規仍不健全，金融創新的監管手段仍很落后，還沒有交金融創新活動納入正常軌道。

3.利率的市場化進程加快。

我國利率市場化的目標是：建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貨物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機帽，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和引導市場利率，使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所以，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逐漸推進，銀行業必須進行相應的創新，強化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以達到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目的。

4.金融創新信息技術支撐不夠。

金融市場機構的經營管理越來越依賴于技術的進步。比如，建立現代化的計算機通信網絡，實現網絡互聯，資源共享，建立健全金融系統計算機安全體系，提高防范計算機犯罪的能力，確保金融資金和信息的安全。然而，我國的信息處理能力相對較差，信息分享程度相對較低，只有盡快趕超發達國家金融業的信息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能力。

5.市場的逐漸放開。

隨著新措施的出臺，我國資本項目將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的放開，將使國際資本對我國的影響日益增強，中國的金融市場與國外的金融市場聯動性增強，國內，國外的金融機構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展開競爭。基于風險規避和風險投資的需求，中國的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業，有必要考慮如何使用創新的金融工具來回避匯率，市場風險，并且盡可能地利用國際市場的資源，籌集低成本資金，提升創造利潤的能力。

6.金融人才短缺，技術水平落后。

進行金融創新，要依托高科技手段，在金融信息化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而我國的銀行業目前只基本完成了金融電子化建設金融信息化在有些銀行只是剛剛起步，技術創新

【2】 成為我國金融創新的薄弱環節。

二、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創新思路策略

1.創新金融服務意識

金融創新的前提是商業銀行從業人員金融服務意識的創新。銀行員工的服務態度代表著銀行的服務質量，保證文明熱情的服務態度，對不同的顧客制定不同的服務方式，取得相應的信任；樹立客戶作為核心的服務理念，隨時了解經濟環境化變化時顧客的金融需求，改變由需求推動的被動型服務方式為主動的服務方式；樹立與客戶共創成功理念，探索潛在價值內容，幫助客戶制定理財計劃，解決資金問題等來尋求銀行的有效利潤，達到銀行與客戶共創成功的目標；樹立服務先行的觀念，拓展服務內容，及時調整金融服務渠道，拓寬金融服務范圍；樹立金融創新理念，拓寬金融服務空間。

2.金融創新要著眼于需求,要加強產品的營銷力度

金融創新是銀行業獲取經營效益的重點,是增強銀行實力,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措施。每種金融產品的創新,都要與客戶需求密切的聯系，要尋求經營利潤最大化。各個銀行，無論做那種金融創新，都需要將市場及客戶的需求放在[2]孟銳 《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創新存在的問題分析及解決對策》.商業經濟 2009年第23期

[3]徐世杰,蔣波.商業銀行創新管理:國際經驗、比較與借鑒[J].國際金融,2012,01:43-45.[4]蔣波.基于市場需求的商業銀行創新機制研究[J].武漢金融,2011,04:68-70.[5]趙健.商業銀行創新產品發展狀況探究[J].當代經濟，2011,13:124-125.[6]應海芬,林鍵.商業銀行貿易融資風險管理[J].企業研究,2011,10.[7]陳小憲.強化風險監管促進銀行創新[J].銀行家,2010,01:54-58.[8]曾震.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創新策略[J].東方企業文化,2011,03:114.[9]陳婷婷.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創新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中國新技術新產品,2011,21:201

第五篇：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研究（定稿）

目

錄

內容提要························································································································ 1 引言································································································································ 2

一、有關腐敗與反腐敗的概念與類型................................................................2

（一）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2

（二）“反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5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及其借鑒....................................................................7

（一）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 7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的借鑒及啟示················································ 10

三、中國現行反腐敗制度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15

（一）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現狀···································································· 15

（二）存在問題的分析················································································ 17

四、完善中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對策..............................................................18

（一）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 18

（二）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19

（三）加大從嚴治黨力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22

（四）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框架，健全與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建設················································································································ 23 結束語·························································································································· 28 參考文獻······················································································································ 29

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研究

內容提要：腐敗是公職人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互相聯系，利用自己公職人員的地位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給社會秩序帶來破壞性影響的行為。其本質是掌握特殊社會權力的統治階級作為腐敗關系的主要參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資源達到個人目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深化改革鞏固成果積極拓展，不斷把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嚴肅查處腐敗分子，著力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新形勢下，反腐敗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必須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

本文在界定相關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對美國、英國、俄羅斯、韓國反腐敗法律制度梳理概括，分析總結其反腐敗法律體系建設的基本做法和經驗。通過對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基本狀況及進展的研究綜述，結合國外反腐敗法律制度經驗及啟示，論證了構建中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文章在對國內外反腐敗法制研究的一系列分析總結前提下，提出了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的相關對策，認為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反腐敗法律體系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并通過引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倡導的新理念，嘗試完善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的懲治腐敗犯罪的規定和改善中國反腐敗法律機制，進

而提出了構建中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思路與對策。

關鍵詞：反腐敗

法律制度

廉政建設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引言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的法制建設做出了重要的戰略部署，中國的法制建設也迎來一個重要的機遇期。依法反腐是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切實推進法治建設和反腐動工作的情況下，法治與反腐呈現出良性互動的局面。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黨的建設、推進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思想。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扎緊制度的籠子，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要體現。

反腐敗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新形勢下，作為紀檢監察機關公務人員更應該做好本職工作，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反腐敗法治化進程提供根本保證。

一、有關腐敗與反腐敗的概念與類型

（一）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腐敗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其概念從廣義上講，是指公職人員直接利用自己的公務職權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從狹義上講，通常

是指公職人員在意識清醒狀態下 做出的非法決定，該決定有利于某一方（例如公司接受政府訂單違背既定程序），而公職人員自己從該締約方獲取非法酬金的行為[1]；在整個法律體系，并沒有“腐敗”二字，只有貪污，受賄，行賄等法律條款，這使得人們同是在說“腐敗”，但在實際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中紀委通過研究，形成了共識，對腐敗和腐敗官員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首先，身份必須是公務員，或行使公共權力的委托者；其二，行使方式的特點是以公共權力謀取私利，也就是說動用了公共權力；第三，公共權力謀取私利，情節嚴重者將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給予懲處。

1、腐敗形式從貪污挪用到行賄受賄，再到利益沖突

在中國，賄賂也逐漸成為腐敗犯罪的主體。從腐敗罪名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腐敗犯罪先后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貪污挪用到行賄受賄。賄賂犯罪的增加可能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發展，利益交換的市場也隨之繁榮起來，許多不正當利益在交換中得以實現。二是賄賂犯罪更加隱蔽，由于是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隱秘的違法行為，往往很難被舉證。從中國腐敗犯罪的特點來看，越來越多的腐敗發生在利益沖突領域。幫助官員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并提供學費生活費，承諾官員在退休之后高額年薪返聘，官員利用影響力以親屬的名義經商辦企業或直接受賄，這些都是常見的利益沖突形式。

2、腐敗范圍從公共部門到私人部門，再到社會組織 傳統上來說，腐敗的主體主要被界定為政府官員，或者是公職人員。例如，中國刑法就曾經主要將貪污、受賄等罪名的犯罪主體界定為國家工作人員。隨著涉及企業腐敗犯罪行為的逐漸增多，中國對于腐敗犯罪主體的界定范圍也在發生調整。我國在反腐敗實踐中又遇到了新的挑戰，社會中介組織中的腐敗越來越突出，對原有的法律體系產生了沖擊。

3、腐敗趨勢從個人腐敗、單位腐敗到集體腐敗

腐敗集體化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也是各類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共同特征，是未來中國反腐敗工作必將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根據腐敗行為的主體，我們可以將腐敗劃分為三種類型：個人腐敗、集體腐敗和單位腐敗。個人腐敗指的是腐敗的主體主要為個人，他們獨立進行了貪污、挪用和受賄等腐敗行為。集體腐敗的主體是一群人，他們所進行腐敗行為的收益主要歸他們自己。而單位腐敗指的是一個單位或該單位領導層以單位的名義而進行的腐敗行為。它與集體腐敗的區別在于，集體腐敗的收益歸少數腐敗者所有，而單位腐敗的收益是歸整個單位所有的，單位的領導層并沒有直接占有腐敗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集體腐敗與腐敗一樣是隱蔽的行為，而單位腐敗由于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往往可能是半公開的。單位受賄、行政壟斷和私設“小金庫”就是典型的單位腐敗行為。

4、腐敗結果從影響政策執行到影響政策制定

根據腐敗發生在政策制定還是政策執行環節，我們可以將腐敗分為大腐敗和小腐敗這兩種類型。大腐敗也稱高層腐敗（grand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發生于政治決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腐敗行為，如行業發展政策、出口政策、行業標準的制定等。小腐敗也稱下層腐敗（petty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發生于政策執行，如交通違法執法、申辦執照、衛生許可檢查等過程中的腐敗行為。小腐敗涉及到的經濟利益可能并不太多，主要表現為“速度錢”，能夠通過行賄的方式促進執法的放松或提高辦事效率，但是這種腐敗由于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社會污染特別巨大。

（二）“反腐敗”的概念及類型

反腐敗，亦稱“反腐倡廉”，即反對腐敗，倡導廉政。作為政治倫理學術語，屬政治道德范疇，是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思想道德建設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反腐敗”，尤其在經濟體制轉換的改革開放的時期，更是把“反腐敗”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行動綱領。新形勢下反腐敗出現以下類型轉變：

1、反腐從反黑色腐敗到反灰色腐敗

與西方許多發達國家不同，中國轉型中的行政體制存在著許多灰色領域，即“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敗現象，我們稱之為灰色腐敗。按照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對腐敗的容忍程度，可以將腐敗分為黑色腐敗、灰色腐敗和白色腐敗。黑色腐敗指的是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都公認的腐敗行為，例如貪污、挪用、受賄等。堅決懲治黑色腐敗已經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灰色腐敗指的是社會精英認為是，但是社會大眾卻不認同的腐敗行為，例如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出境等。白色腐敗指的是盡管從定義上來看是，但兩者都不認為是的腐敗行為，例如收受小額禮品。在東方社會，贈送和收受禮品是文化中的一部分，社會接受度一般比較高。

灰色腐敗的存在嚴重阻礙了中國的反腐敗努力。它模糊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提高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容忍度，經常是黑色腐敗的溫床，還助長了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消除灰色領域的努力不僅有助于明晰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解決利益沖突問題，而且對于提高政府效率，提高透明度也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灰色腐敗的治理不能簡單地靠教育和懲治，更重要的是進行系統的改革，減少腐敗機會，鏟除其產生的制度土壤。然而總的來看，中國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進展步伐緩慢，許多腐敗問題無法得到有效根除。

2、反腐從懲治需求方到懲治供給方

行賄和受賄雙方都是腐敗行為的受益者。但是我國現在的現實是，受賄者往往被嚴厲懲處，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賄者卻逍遙法外。檢察機關查辦行賄和受賄案件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司法懲處傾向性的結果。對受賄者和行賄者查處的嚴重不對稱已經成為國外對我國反腐敗工作的重要批評之一。

通常情況下受賄者以官員居多，而行賄者以商人為主，因此嚴厲懲治受賄者，即腐敗的需求方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對黨員領導干部更加嚴格要求的體現。由于賄賂往往是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隱秘的行為，鼓勵行賄者成為“污點證人”確實也是查處腐敗分子，特別是受賄者的需要。然而從司法公平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太正常的，而這種不平衡懲處的局面也必然會削弱對行賄者腐敗動機的約束，降低他們的腐敗行為被發現的風險和成本。盡管索賄可能是一個考慮因素，但畢竟這只是少數情況。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腐敗定義為公職人員與其他社會成員互相聯系，利用自己公職人員的地位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給社會秩序帶來破壞性影響的行為。其本質是掌握特殊社會權力的統治階級作為腐敗關系的主要參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資源達到個人目的。這些關系具有隱藏、非正式和自愿的性質，往往不斷演變，變得更加復雜。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及其借鑒

（一）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

1、美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在不斷的修改和完善過程中，美國已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反腐敗法律體系。美國的專門反腐敗法主要包括:《文官制度改革法》、《聯邦貪污對策法》、《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涉外反賄賂法案》等。這些法律主要涉及到: 確立文官行為準則和政治家從政道德

準則；設立直屬于國會的特別檢察官；要求公職人員必須申報財產；限制政治捐款及防范涉外賄賂等。這些規定構成了美國懲治和預防腐敗行為的嚴密而周全的法網[2]。

2、英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英國是世界上較早制定反腐敗法的國家。早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就通過制定一整套文官制度來約束其文官的行為，保證了文官隊伍的廉潔。1889年，英國頒布了第一部專門反腐敗法《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該法嚴格禁止公共機構成員的主動或被動的賄賂行為。依據該法，任何行使公共職能或法定職能的機構均被認定為公共機構，公共機構的任何人員被嚴格禁止在與公共機構有關的任何交往過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形式的禮物、貸款、費用、酬勞或利益，也嚴格禁止他們在此類似事務中承諾或提供任何形式的禮物、貸款、費用、酬勞或利益[3]。1906年，英國在修訂《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的基礎上，頒布了《防止腐敗法》。1916年，英國又對《防止腐敗法》作修訂，進一步將適用范圍擴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機構。2003年3月，英國政府又頒布了新的《反腐敗法》[4]。2010年英國通過《反賄賂法案》，該法是建立在美國 《反海外腐敗法》和一系列英國參加的反腐敗賄賂的國際公約的基礎上，嚴格規范英國或者與英國有密切聯系的企業和個人行賄和受賄的行為，其打擊范圍之廣、懲罰力度之大使其成為最為嚴厲的反腐敗法律。

3、俄羅斯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1992年4月4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了一項法令。在公務員系統中開展反腐倡廉，其中強調，政府機構中的腐敗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和利益，破壞了民主制度和法律秩序，破壞了國家機構的威信，扭曲了法治的原則，阻礙了經濟改革。1992年10月8日，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法令關于保護公民的權利保護法制的措施，加強打擊腐敗犯罪的斗爭，成立了一個跨部門打擊犯罪和腐敗的俄羅斯聯邦安全理事會。隨之，1992年12月14日，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執政聲明關于打擊犯罪和腐敗的法制狀況指出，俄羅斯的法治狀況到達了危機的地步，俄羅斯的腐敗已經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勢頭，這一切都構成了對國家安全的真正威脅。俄羅斯反腐敗的實踐已經清楚地表明了，現階段，在反腐敗領域需要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規范，還需要現代化的反腐敗法律政策[5]。

4、韓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研究

韓國作為年輕的后起國家，自建國起一直注重反腐廉政建設，并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防腐與反腐機制。

1950年，韓國政府發表了《公職倫理確定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務員財產登記法案》。該法案要求公務員登記財產。1961年5月16日，建立了第三共和國的軍事政權，并于1975年發動了“庶政刷新運動”的反腐敗運動。第五共和國時期的反腐敗，全斗煥開始了“社會凈化運動”。1992年金泳三當選韓國二戰后的第一任民選總

統，標志著韓國軍人政權的結束。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宣布要徹底清除腐敗，明確提出要制定一部規制一切腐敗現象的綜合防止腐敗專門法。1996年，金大中在野時就提出建立《防止腐敗法草案》，對現有的反腐敗規定進行歸納整理，全面分析產生腐敗的原因，進而制定出以防止腐敗為目的的綜合性法律。2001年，《防止腐敗法》經過多次修改被國會通過。2003年起，韓國每年實行對全國所有政府和公共機關清廉度調查舉措、面向社會全面調查資金賬戶往來、不法收入證據和民間舉報等情況。2006年，韓國政府提出了反腐三大目標和五大推進方向。2006年3月9日，韓國政府、政黨、工商界和市民團體等各界代表簽訂了《反腐敗—透明社會協議》，其目標是建立沒有腐敗的先進型透明社會[6]。

（二）國外反腐敗制度研究的借鑒及啟示

1、建立專門反腐敗法，重視法律在反腐敗領域內的作用 國外社會十分重視法律，西方各國普遍重視腐敗立法，內容上相對完善和協調，涵蓋面上具有廣闊性和全面性。從類型上看，專門反腐敗法有實體型的、程序型的以及實體和程序內容兼備的綜合型的。實體型反腐敗法，即規定貪污賄賂等腐敗行為的客觀表現和處罰標準的法律，這類專門反腐敗法往往是對刑法的補充或修改，如英國的《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防止腐敗法》；美國的《聯邦貪污對策法》。程序型反腐敗法，即規定如何保證實體反腐敗法得以實現的法律。它以規定對腐敗行為的舉報、調查、偵察和處理的特別程序為主。如新加

坡《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加拿大《舞弊行為調查法》；綜合性反腐敗法，是既規定實體內容,又規定程序內容的反腐敗法。如新加坡《防止腐敗法》就是綜合型的，它對新加坡重要的專門反貪污機構——貪污調查局的權力作了全面規定,賦予它廣泛的偵查權,并規定了具體、詳細的偵察措施，對一些適用于反腐敗的特別訴訟程序和證據制度也作了規定，包括賄賂推定、財產來源不明證據、習慣證據、共犯證據、證人免責、賄賂人的證據效力等內容。從功能上看，專門反腐敗法有懲罰性、預防性的，也有兩者兼備的。懲罰性反腐敗法通過對腐敗行為的嚴懲，給腐敗分子以切膚之痛，警示他們以后不要再發生腐敗行為。預防性反腐敗法通過確立一系列預防腐敗的法律制度防范公職人員發生腐敗行為。如2001年韓國制定的《腐敗防止法》是預防性反腐敗法，它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預防腐敗的發生。這部法律規定了對腐敗行為的舉報、設立國民監察請愿制度、擴大財產登記及公開對象的范圍、加強審查事項、設置沒收不當財產的機構、實施持續高強度的監察活動、發動市民進行行政評價和召開聽證會等內容，以遏制公職人員腐敗行為的發生。從效力上看，專門反腐敗法在對事、對人、時間和空間的效力范圍和力量上都有擴大和增強的趨勢，如美國的《涉外反行賄法案》。在時間效力上，有的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法為加強對腐敗行為的追究，規定了溯及既往的效力。

由于國外在預防和懲治腐敗方面研究較早，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因此，中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制定一部綜合型的專門反腐敗法，規定具體、明確、操作性強的懲治、預防腐敗的措施和程序，將分散在黨規黨法和行政措施中的反腐敗制度和規范進行梳理、整合，吸收進專門反腐敗法中，以使中國反腐敗的制度措施更加有力。

2、設立專門反腐敗機構并賦予其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國外嚴格法律條文規定：反腐機構只和該部門內上級領導之間有明確的隸屬關系，不受其他機構干預。在許多國家包括聯邦制國家里，各地方反腐部門自成體系，不受其所在地勢力干擾，傾向于采用中央主導型的反腐敗模式。如韓國的腐敗防止委員會和監察院；美國的司法部公共廉潔處、監察長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英國的羅蘭委員會、議會監察專員署、國民保健署等。從當前情況看，各國專門反腐敗機構呈現出獨立、高效、權力集中的特點。

獨立、高效、權力集中的工作體制和機制保證了專門反腐敗機構職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使它們在各國的反腐敗斗爭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尚沒有設立獨立的垂直領導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在中國，對腐敗行為的預防、監督和處理是由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它們內部設立的職能部門以及黨內的專門監督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來完成的。這些機關、組織和部門，盡管在中國的反腐敗斗爭中查辦了大量案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業績，但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專門反腐敗機構，仍缺乏獨立性、統一性和權威性，影響了我們反腐敗的力度和效率。因此，中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在進一步強化現有反腐敗機關和部門職能的同時，建立起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垂直領導，獨立行使職權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并賦予它們廣泛的權力。

3、明確法律條文吸收公眾參與反腐敗

當前世界發達國家普遍將堅持程序公正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核心理念。在現實工作中，有嚴格法定程序指導著公權機關行使自身權力，達到預防權力運行時有可能產生的人為隨意性，進一步控制以權謀私的存在空間，促進權力監督的有效進行。

從各國的反腐敗實踐中可以看到，公眾參與是每個國家反腐敗的一支強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許多國家用法律賦予了公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廣泛的監督權，而且規定了周密的保障此項權利實現的方式、途徑和程序。如一些國家法律規定公眾對腐敗行為有舉報的權利，并對接受舉報的機關、舉報的方式和程序、對舉報人的保護和獎勵等作了詳細的規定，為公眾參與反腐敗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切實有力的保障。此外，有的國家還根據需要適時開展反腐敗活動，如韓國為反腐敗就開展過“庶政刷新”運動、“社會凈化”運動、“新秩序，新生活”運動、“國民清正”運動等，美國開展過文官改革運動。這些規模宏大的運動對腐敗分子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也促成了許多反腐敗制度的完善，加速了各國反腐敗斗爭的進程。

中國應大力依靠人民群眾進行反腐敗斗爭。中國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及一些黨規黨法賦予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廣泛的監督權。但人民權利的具體內容還有待細化，保障人民實現權利的程序還有待完善，渠道還有待進一步暢通。今后，中國在這些問題上還應下大功夫，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研究如何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監督權的落實。

4、堅持教育監督兼顧注重教育懲治聯動

在整個預防和懲治腐敗法律體系中，教育是基礎，制度是保證，監督是關鍵，三者之間應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在當今國外在反腐倡廉法律體系中，通常將教、防、懲互相結合，注重教育預防，但對已發生的腐敗行為也決不手軟，堅決給予重懲讓。值得指出的，是當今一些國家對腐敗行為的重懲不僅表現在量刑上的從重從嚴，而且還表現在對腐敗違法犯罪多適用罰金罰和資格罰。許多國家對腐敗違法犯罪規定要追回不法財產和處以倍計的罰金，規定在一定時間段內不得再擔任本職務或從事與本職務有關的工作。如韓國《腐敗防止法》規定，如果公職人員在職期間因腐敗行為被免職，3年內不得從事原所屬部門的工作，從退職之日起，5年內不得在有關的贏利和私人企業中就業。

中國法律對腐敗行為適用罰金罰和資格罰的范圍相對來說比較狹窄，只是刑法規定對貪污、受賄犯罪該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才附加剝奪政治權利，而且中國對限制擔任原有職務或從事原來職業的規定較其他國示范區也較狹窄，內容也不夠具體、明確。腐敗行為是行為人利用自己職務或職業的便利條件實施的，如果對行為人不適用資格罰，那么，當他們再次擁有了這樣的資格時，其主觀惡意又能與其權勢或業務相結合，難以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中國法律有必要擴大對腐敗違法犯罪行為適用資格罰，剝奪行為人的政治權利、擔任原有職務或從事原來職業的權利，以防止其再犯。這對防范和打擊腐敗行為是非常有益的。

三、中國現行反腐敗制度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反腐敗法治化現狀

截止2014年9月30日，我們黨內法規，涉及到黨風廉政建設總計為1部黨章、2部準則、7部條例、2部規則、50個規定、31個辦法、7個細則，以及大量的規范性文件。從2012年底開始，中央部署開展了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歷時兩年半的時間，從中央各部門到省區市各黨委全覆蓋，經過清理摸清了家底，解決了一些不適應不協調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四中全會之后，黨內法規建設快馬加鞭，制度之“籠”越織越密——黨的歷史上首次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等黨內“立法法”出臺，出臺了《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等規章制度重在強化作風建設，《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修訂工作全面啟動。

在清理的基礎上，中央又出臺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綱要》提出要在未來5年重點制定45件黨內法規項目，其中與黨風廉政建設有關的就有14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全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使黨風、政風為之一新，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高度評價。黨中央、國務院等部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廉政建設的重要規定。這些規定具有極強的指導性、針對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是全面改進工作作風的基礎。比如，在制度建設方面，十

八大結束后不久，就出臺了我們大家后來都耳熟能詳的中央八項規定《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之后中辦、國辦又聯合下發了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八項規定》和《實施細則》為我們黨開展作風建設、改進作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在強化干部監管方面，出臺了《關于在干部教育培訓中進一步加強學員管理的規定》、《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節選）》、《關于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嚴肅整治“會所中的歪風”的通知》、《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在引導示范帶頭方面，出臺了《關于在全國紀檢監察系統開展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的通知（節選）》、《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在提倡厲行節約方面，出臺了《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關于厲行節約反對食品浪費的意見》；在規范公務接待方面，出臺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在嚴禁公款送禮方面，出臺了《關于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決剎住中秋國慶期間公款送禮等不正之風的通知》、《關于嚴禁公款購買印制寄送賀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關于嚴禁元旦春節期間公款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等年貨節禮的通知》、《嚴禁干部用公款互相宴請、贈送節禮、違規消費》。

同時，中國還開啟了國際反腐新階段。目前，中國已締結39項引渡條約和52項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與93個國家簽署檢務合作協議

或諒解備忘錄，與189個國家建立了警務合作關系，初步建構起國際合作網絡。把2014的“主場打虎”和“客場獵狐”勢頭延續下去，必將成為新常態。政務平臺的開通，標志著紀檢監察工作進入了互聯網時代，邁入了‘開門反腐’的新階段。”

反腐與法治的緊密關系，需要通過逐步認識和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反腐敗的特點和規律，形成了一套反腐敗的基本戰略思路，核心是法治反腐，即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預防和懲治腐敗。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法治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高度。

（二）存在問題的分析

1、中國現有腐敗的成因

長期的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給予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種種物質利益，并賦予他們利用政治權力謀取私人經濟利益的特權。這種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敗思想得以產生的歷史淵源。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缺乏完備的監督機制，腐敗現象的伴生具有某種必然性。主要有幾個問題：其一，沒有一套完備的反腐敗的法律體系。其二，執法行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實現法律的目的。其三，立法的質量有待提高，與廣大人民的利益需求還有差距。其四，情大于法，在過去甚至是現在，不是把法擺在第一位，在法、理、情問題上沒有擺正關系，而是情、理、法，人情第一，把法放到次要的位置。

2、存在問題的分析

中國反腐敗并沒有完全建立起“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體制機制，在立法、機構建設、民主參與、制度、體系構建等方面還存在差距，必須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提升反腐敗治理水平，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建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環境還尚有差距，筆者認為，關鍵的是不能腐。

反腐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主要采用的是黨紀、政紀和法紀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法治反腐在中國長期處于既無專門立法、又無理論體系的狀況。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反腐敗勢必將從政治斗爭型轉向法律治理型，建立反腐敗國家法律制度，構建反腐敗法治理論體系，培養反腐法治類高端人才，既是當務之急，又是戰略任務。

四、完善中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對策

（一）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

最高檢提出，將積極推動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同時，檢察機關將圍繞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積極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議。同時提出推動完善懲治貪污

賄賂犯罪法律制度，把賄賂犯罪對象由財物擴大為財物和其他財產性利益。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堅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就會滋生腐敗。現實生活中，違法亂紀、權力膨脹腐敗、司法公信力喪失，一些民眾信訪不信法等問題的存在，都是權力失去制約造成的。其次建立高素質的執法隊伍，中國依法反腐才能做到做好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不能做到被嚴格執行和有效實施，就會變成隨意擱置的一紙空文。再次建立有效的法律監督機制，有效規制權力，防止權力濫用。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利，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是從源頭上反腐的關鍵。最后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堅定全社會的反腐信心和全黨反腐倡廉的決心。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是分不開的，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實現和保障；法治是依法辦事。

有較為系統、完備的反腐敗法律制度是依法反腐的基本前提，反腐敗國家立法要注重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關于掌權者的權力設置邊界及權力行使和運行的規則；另一方面是追究腐敗者的規則和安排，即關于違反規則構成腐敗及其追究的規則。具體一點說，反腐敗立法應適應反腐敗現實需要，整合散落在公務員法和刑法等國家單行立法以及黨內法規中的規定，推動反腐敗綜合性立法。

（二）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要善于用法

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中央全會的層面第一次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開啟了依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期，也預示著反腐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工程，進入加強法治化的新階段。要大力推進反腐法治化，必須首先在反腐法制剛性運行上多下功夫。

剛性運行須強化依法反腐思維。法治思維主要是指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過程中具有很強的法治觀念，法治原則、法學原理、法律制度、法律方法等在思維中有很強的約束力，是實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礎。長期以來，反腐敗作為我們黨的重要政治任務，主要采用的是黨紀、政紀和法紀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無論在思想觀念、理論體系還是在立法、司法、執法實踐中，法治反腐都比較薄弱。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的法制意識日益增強，但傳統的“人治”思想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一旦遇到復雜問題或涉及個人利益，以言代法、權大于法、徇私枉法等現象就可能發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這為加強依法反腐建設提供了空前的機遇和良好的環境。所以必須借助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東風，強化全黨和全國人民反腐的法治思維，把反腐工作納入依法治國的總體部署，將依法治國要求貫穿反腐工作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堅持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預防和懲治腐敗，不斷提高反腐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剛性運行須完善反腐法制體系。要使反腐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必須大力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以憲法和黨章為依據，建立和完善

一套功能齊全，立得穩、行得通、管得好，能夠適應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需要的法律制度體系。包括制定國家反腐敗基本法，完善反腐敗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等配套法規，從制度源頭上堵住或減少公權力尋租的可能。要突出重點，加強與反腐敗有關的行政、刑事和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完善客觀公正審判制度，建立行政違法責任追究制度。同時，健全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以嚴于國家法律的標準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增強黨紀和國法雙軌反腐的法治新思維，強調依法反腐，并不意味著黨的紀律檢查部門可以弱化反腐職能，相反要積極與國家司法機關“雙軌”并進、分工配合，做好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銜接，定期研究雙方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整合各種反腐資源，提高反腐工作成效。

剛性運行須嚴格依法依紀反腐。強調讓反腐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強調要嚴格依紀依法反腐。一方面，要嚴格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黨紀國法。在懲治腐敗的問題上，要始終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實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另一方面，又要嚴格按照黨內法規、國家法律以及有關制度規定進行。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證據客觀與證據合法并重，切實提高證據的法律效力，同時注意維護被調查人的申辯權、申訴權、人身權、知情權、財產權等各項合法權利，努力使查處的每一起案件都成為客觀公正、令人包括腐敗分子信服、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此外，還

要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和反腐工作人員依法反腐情況的監督檢查，把依法反腐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反腐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以此促進依法反腐觀念的增強和能力的提高，不斷推進反腐工作法治化的進程。

（三）加大從嚴治黨力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現階段從嚴治黨呈現出體系化、結構化、制度化的特征，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大局中的一個樞紐，與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項事業緊密聯系。

從查辦***的“打虎”行動到境外追逃的“獵狐”行動，從中央巡視組的“問題清單”到中央紀委官網的“正風清單”“打虎拍蠅”新常態得到確認。這是黨的十八大以后，以八項規定、高壓反腐等從嚴治黨舉措，給中國政治生態帶來的新局面。在國際上，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標志性反腐新政”贏得了廣泛認同，預示著中國將在未來持續收獲“反腐紅利”。

眾所周知，黨紀嚴于國法，執紀越嚴，黨紀與國法的無縫銜接將更趨常態化。事實上，中國存在著紀律和法律的“制度雙籠”，關鍵是如何加密加固、互補互促。2014年，依法治國與依紀治黨齊頭并進，黨紀與國法正趨于“雙籠合圍”。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中，將貪污賄賂犯罪的數額標準改為視情節性質而定，并保留死刑；以“財產刑”加大對行賄犯罪處罰力度，嚴格對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完善預防性規定，對利用職業便利犯罪實施禁業等。又如，建構紀律審查、黨

紀處分與移送司法、證據認定等的“綠色通道”，對重大腐敗案件依法公審等，這些均是執紀執法實踐中的熱點領域。法治領域的這些重大進展，扎緊了約束權力的制度之籠，成為反腐治本之策。

“打虎拍蠅”為黨的治理創下佳績，“紀檢體改”則為改革釋放紅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項部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廣泛性、深刻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一手抓從嚴懲治，一手抓從實改革，兩手抓、兩手硬，是2014年從嚴治黨的主基調，也將是2015年的重大課題。紀檢體制、司法體制等關鍵改革的路線圖漸次展開。根據《關于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中央紀委將首次向黨的工作部門和人大、政協機關派駐紀檢組，把監督重點落到駐在部門領導班子上，避免“派”的虛化和“駐”的牽制。在懲治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強化懲治，將確保“紀律部隊”不斷做大做強，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力量。2014年的反腐實踐使我們相信，綜合治理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政治生態和國家社會面貌，必將使清明常在。

（四）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框架，健全與完善中國反腐敗法治化建設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于2003年10月31日在聯合國第 58屆會議上審議通過。作為自聯合國成立以來通過的首部專門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本，《公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接受，《公約》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95個國家簽署了《公約》，奠定了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打擊腐敗犯罪的法律制度基礎。《公約》共

分為8章71條，核心內容涉及預防腐敗犯罪的法律機制、腐敗犯罪的定罪與執法機制、腐敗犯罪的資產追繳機制三個方面。中國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簽署《公約》，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5年10月27日批準《公約》。

作為迄今為止關于反腐敗問題的最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廣泛性、創新性、科學性的國際法律文件，《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倡導的新理念，如預防和打擊腐敗犯罪并重，堅持多學科、綜合性、廣領域的預防戰略，實行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相互促進，以及堅持各國依法獨立開展反腐敗同時加強國際合作等，將改進中國反腐敗的法律機制，增強中國反腐敗的法律力量。但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比，中國關于懲治腐敗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網粗疏，刑罰過于嚴苛的問題，尚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7]。

1、進一步擴大賄賂的范圍

在“賄賂”范圍的問題上，《公約》的表述是不正當好處，我國刑法的規定是“財物”。賄賂范圍的大小影響犯罪的成立和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賄賂已經不單純限于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新的賄賂手段層出不窮，如性賄賂、安排就業、解決升學問題等等，這些都符合賄賂犯罪以權換利的本質特征。因此可以借鑒《公約》有關賄賂的規定，將賄賂的范圍擴大至“不正當好處”，“好處”既包括財物、財產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一切能滿足人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各種事物。

筆者認為，賄賂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應為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

不可交換（收買）性。賄賂犯罪的實質就是權、利的交換，是對職務行為的收買，因此將賄賂犯罪所保護的法益界定為職務行為的不可交換性是符合賄賂犯罪的實質的。那么一切予以和職務行為交換的財物、財產性利益以及非財產性利益都可以成為賄賂犯罪中的“賄賂”，因此擴大賄賂的范圍既有利于嚴密我國賄賂犯罪的刑事法網，同時也符合司法實踐打擊犯罪的需要。

2、完善行賄犯罪的相關立法

《公約》在第15條、第16條、第18條以及第21條分別規定了對本國公職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影響力行賄罪以及對私營部門工作人員行賄罪。中國刑法目前規定的行賄犯罪包括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罪（第389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164 條）；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第164 條）；在行賄犯罪類型的設置上與《公約》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行賄類犯罪構成要件的設計上，我國與《公約》的構成要件存在沖突。我國關于行賄類犯罪的成立，均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構成條件，相比《公約》的規定，在主觀要件上只要行賄人明知是本國公職人員、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或者私營部門工作人員而許諾、提議、實際給予不正當好處的就符合行賄類犯罪的主觀要件，而不需要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且我國刑法關于 謀取不正當利在今后的立法活動當中關于行賄類犯罪，我國可以借鑒《公約》的做法，直接取消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的主觀限制條件，這

有利于行賄犯罪刑事法網的嚴密，符合“嚴而不厲”的立法原則。

3、廢除相關犯罪的死刑

針對腐敗犯罪分子大量外逃的事實，《公約》第44條對引渡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其中“死刑犯不引渡”作為國際慣例理應予以遵循，且《公約》并未排除該國際慣例的適用。中國目前有關貪污罪、受賄罪均存在死刑的規定，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廢除了賄賂犯罪的死刑，這在實踐中可能會導致被請求國以刑罰為理由拒絕向我國引渡外逃的腐敗分子，增加引渡的難度。

鑒此，中國刑法有必要廢除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條文。貪污罪、受賄罪屬于非暴力的經濟性犯罪，我國要減少和廢止死刑首先應當從非暴力經濟性的犯罪著手。當然，對非暴力犯罪廢止死刑也應當區分輕重緩急而分步驟進行，其中尤其是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廢止應當特別慎重，應當等待時機成熟時方可提上日程，以免給刑法改革和社會文明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在司法實踐中減少貪污賄賂犯罪死刑的適用，具體以數額加情節加后果作為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適用標準。

4、建立缺席審判制度

針對貪污賄賂犯罪存在大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的現象，對犯罪涉及的贓物的追逃已成為打擊此類犯罪的首要任務。因此關于判決前財產沒收程序的規定具有普遍性《公約》第54條規定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中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缺席審判制度（與

缺席判決相對應，即法院在一方當事人缺席時所作的審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缺席審判制度，且根據《公約》的規定，在腐敗犯罪沒收資產的返還問題上，必須基于請求國的生效判決，并且引渡的依據往往也是請求國的生效判決，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缺席審判制度規定的缺失，增加了我國追繳流向海外的腐敗犯罪的資產，引渡外逃的腐敗分子的難度。鑒此，我國有必要盡快建立缺席審判制度，不過應當對其適用范圍做出嚴格的限制 對于腐敗犯罪而言，適用缺席審判應僅限于犯罪分子外逃且涉案金額巨大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畏罪自殺的案件,同時構建缺席審判的法律救濟機制（重新審判機制、上訴機制）。

5、進一步明確技術偵查的規定

所謂“技術偵查”是指采取一定的科學技術手段獲取案件信息 證據和緝拿犯罪嫌疑人等偵查行為的總稱[8]。當前主要的技術偵查手段包括監聽、秘密攝錄等。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犯罪種類和手段呈現多樣化特征，某些犯罪行為更加隱蔽，傳統偵查手段效果不盡人意。鑒于腐敗犯罪的隱蔽性、手段的多樣性以及取證的不易性的特點，《公約》在第32條第2款以及第50條明確規定了對于腐敗犯罪可以采取視聽技術等高科技手段提供證言，可以酌情使用電子監控、特工行動等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通過這些手段獲得的證據。

中國原《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針對腐敗犯罪的技術偵查措施，造成對此類犯罪的技術偵查缺乏法律的明確授權，導致偵查活動合法性的困境以及人權保障上的漏洞，而無法可依又容易造成技術偵查的

濫用。鑒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了技術偵查的措施，并且明確了人民檢察院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綜上，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的懲治腐敗犯罪的規定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比，還有許多不一致和不夠完善的地方。對這些不一致的地方應盡快進行立法完善, 以便能夠使中國和國際上其他國家一同共筑一道堅強的反腐敗屏障, 更好地開展國際間反腐敗的交流與合作, 使中國打擊和預防腐敗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結束語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以后，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己經步入了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建設的新階段。我們應當聚焦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會議精神，在深入分析和解讀廉政制度建設現狀的基礎上，對現有龐大而復雜的廉政制度體系進行進一步的梳理和規范。以建立國家廉政基本法的手段，來規范和管理中國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的確定和實施。在充分借鑒世界各國關于廉政立法的優秀成果和先進經驗基礎上，建立健全中國特色反腐敗法律制度，構建一整套框架科學、層次清晰、運行順暢、監督有效的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為中國打擊腐敗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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