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立公正高效的審判運行機制研究與分析

建立公正高效的審判運行機制

——訪最高人民法院司改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衛彥明

2009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79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合議庭職責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本報記者就《規定》的起草背景、指導思想、意義和主要內容等，訪問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衛彥明。合議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審判組織。加強合議庭職責，完善規范合議庭工作，是建立公正高效的審判運行機制的關鍵所在。

記者：合議制改革是人民法院“一五”、“二五”改革的重點之一。為什么中央新一輪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和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綱要”又將合議庭制度納入重點改革任務?

衛彥明：的確，合議制改革一直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合議庭作為人民法院的基本審判組織，合議制作為人民法院的基本審判方式，在發揮合議庭成員集體智慧，防止個人專斷，實現審判資源有效配置，發揚司法民主，確保訴訟程序和裁判結果公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十年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在合議庭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2002年《關于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在總結各地法院審判經驗的基礎上，對合議庭的工作程序進行了進一步的規范。但合議庭與審委會、院長、庭長、庭務會之間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理順。所以，2009年中央新一輪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和《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再次在“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項目中明確了“加強合議庭和主審法官職責”的改革任務。

按照中央的要求，“合議庭制度改革”作為“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子項目，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中央政法委、人大內司委、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協辦。2009年年初成立子課題組后，經過一年的調研論證，召開了十多次四級法院業務庭室負責人、審判一線法官、專家學者參加的調研座談會和改革方案論證會。課題組廣泛聽取了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院內各部門的意見，征求了全國人大內司委、中央政法委辦公室、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協辦單位的意見。十多次修改完善《規定》后，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形成了現在的司法解釋。

立足解釋功能定位，強調承前啟后原則，注重針對性、實踐性原則、堅持民主原則記者：《規定》在起草過程中，確立哪些原則?《規定》的出臺具有哪些重要意義?《規定》與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是什么樣的關系?衛彥明：根據實際情況，我們在起草《規定》過程中確立了以下幾個原則：

一是嚴格遵循立法精神。立足于司法解釋功能定位，以合法性為前提，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三大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盡可能在工作層面上規范完善合議庭制度，確保司法解釋的合法性。二是強調承前啟后原則。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是一個比較全面、系統地規定合議庭職責、規范合議庭工作機制的司法解釋。2007年《關于完善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參加合議庭審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見》也是完善合議庭制度的一個重要文件。上述兩個文件在強化合議庭職責、規范合議庭工作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規定》對上述兩個文件已有的內容沒有再重復規定。根據形勢發展，對一些沒有規定的和亟須規范的內容進行補充完善。三是注重針對性、實踐性原則。《規定》主要針對當前合議庭制度存在的突出問題和難點問題，找準影響制約合議庭依法履行審判職責的癥結所在，不務虛，不貪大求全，力求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四是堅持民主原則。課題組在起草過程中，廣泛征求意見，深入調查研究，充分聽取社會各界以及從事審判工作一線法官的意見，努力做到兼聽則明。

《規定》的出臺對建立運轉順暢、功能健全、科學規范、完善高效的審判運行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點：一是厘清了合議庭內部、外部的權責關系，充分發揮合議庭整體效能;二是強化了合議庭職責，提高審判工作效率;三是加強了審委會、院長、庭長以及庭務會等對合議庭的監督指導，完善審判資源配置，建立健全科學的審判管理運行機制;四是通過健全合議庭的考評機制和責任機制，抓好合議庭制度的落實，確保合議庭功能的正常發揮。

《規定》作為新形勢下強化合議庭職責、規范合議庭工作機制、確保充分發揮合議庭職能作用的重要司法解釋，是對《2002年合議庭規定》以及其他改革意見的補充和發展。《規定》中沒有涉及到的內容，按照《2002年合議庭規定》的要求執行。但以往發布的司法解釋與《規定》不一致的，以《規定》為準。

找準制約合議庭功能發揮的瓶頸，有針對性地破解合議制中的重點難點問題。記者：《規定》包括哪些主要內容，致力于解決哪些問題?

衛彥明：合議庭制度改革不是一個單純審判組織改革的問題，它涉及到法院的審判管理機制以及法院的人事管理、職業保障等諸多問題。完善合議庭制度不可能通過這個司法解釋解決所有問題，有些體制方面的問題還需要其他配套的改革措施。《規定》起草之初，我們就明確了不貪大求全的原則，優先考慮一些合議制迫切亟須解決的問題，考慮通過完善工作機制，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規定》共有12個條文，主要涉及合議庭組成方式、合議庭職能分工、合議庭內部運作機制、合議庭與審委會、院長、庭長、庭務會等的關系、合議庭考評機制、合議庭責任機制等幾個方面的問題。

通過上述規定，著力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通過明確合議庭的組成方式以隨機組成為主，避免固定合議庭存在的弊端。但也鼓勵進行專業化合議庭建設，加強對審判工作的監督

指導功能;二是通過明確合議庭內部審判長、承辦法官及其他成員的職責和權限，強化合議庭職責，充分發揮合議庭的職能作用;三是通過規定合議庭成員共同庭審、閱卷、評議等內容，進一步完善合議庭工作運行機制;四是通過理順合議庭與審委會、院長、庭長、庭務會等的縱向關系，逐步解決審判權運行的行政化傾向，尋求合議庭履行審判職責與院長、庭長的監督指導權之間的平衡;五是通過完善和改進考評機制，建立合議庭負責制，充分發揮合議庭依法履行審判職責的職能作用。

面臨“案多人少”的矛盾，完善合議庭制度需要相關配套措施，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記者：當前許多法院面臨著“案多人少”的矛盾，人民法院的審判資源缺乏，法官的工作壓力日益繁重。在這種形勢下，許多法官不是不愿意盡職盡責履行參加合議庭的工作職責，而是自己承辦案件積壓，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他人的案件。在合議制改革中，如何處理強化合議庭職責與審判資源欠缺的矛盾?

衛彥明：隨著案件數量急劇增多，人民法院審判工作日益繁重，“案多人少”的矛盾是當前許多法院迫在眉睫、亟須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通過合議庭制度改革就可以全部完成的。

合議庭制度的完善需要配套相關的改革措施來共同實現。一是建立案件繁簡分流機制，進一步發揮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通過案件繁簡分流機制，使大量簡易案件轉入簡易程序適用獨任制，優化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進一步推動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相銜接的改革，使大量糾紛化解在訴訟外解決機制中;二是進行民事簡易程序改革，或者提出修改民事訴訟法的建議，擴大獨任制和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延長簡易程序的審理期限，限制合議制適用范圍，讓合議制真正適用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或者新類型案件等;三是改革和完善法院內部管理機制，建立科學有效的審判管理體系，把院長、庭長行使監督指導的審判管理權與行政管理權區分開來，健全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管理機制;四是通過優化職權配置改革，合理配置審判資源，加大對法院審判力量的投入和對法官職業保障的力度，實現審判力量和案件數量的均衡。通過各種切實有效的配套措施，統籌協調各種相關工作機制，才能有效解決合議庭制度面臨的諸多難題。這幾項改革的配套措施，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任務的重點之一。相信通過上述改革工作的推進，我們一定能夠建立一個運行順暢、功能健全、科學規范、公正高效的審判運行機制。

第二篇：讓知識產權審判更公正更高效(新視野)

讓知識產權審判更公正更高效（新視野）

更新時間：2013-4-24 9:26:51 點擊率：788 來源：鄭州統力知識產權

[提要] 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在開展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試點工作，這兩個因同一專利侵權行為引發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均由該院知識產權庭審理。“?三合一?審理機制統一了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標準，減少了不同訴訟程序之間的銜接障礙，縮短了案件審理周期，更好地維護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成都海關日前銷毀一批侵犯知識產權的物品。

許暉月攝

4月26日是世界知識產權日。保護知識產權是我國司法機關的重要職責。近年來，許多法院開展了由知識產權審判庭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即“三合一”）的試點工作，為司法保護知識產權進行有益的探索。

2013年3月21日，在第三次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提出，要加強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增強“三合一”試點工作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為什么要試點“三合一”？試點工作進展如何？下一步怎樣推進？在“4·26”世界知識產權日到來前夕，記者采訪了部分法院和專家學者。

全國已有5個高級法院、59個中級法院和69個基層法院試點

談到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不得不提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系列案件。1995年4、5月間，涉及侵犯中美合資上海吉列有限公司“飛鷹”商標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分別被起訴到浦東法院。經過審理，該院刑事庭對假冒“飛鷹”商標的被告人判處刑罰；行政庭維持了工商局對銷售假冒“飛鷹”刀片的個體戶的行政處罰決定；知識產權庭判處侵權單位賠償吉列公司經濟損失20萬元。

這一“系列案件”的審理正值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關鍵時期，法院全方位保護知識產權的做法贏得了國內外好評，但是，案件審判中的種種問題卻引起了浦東法院的思考。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審查判斷很復雜，專業性很強。對此，知識產權庭法官因實務積累而具有較明顯的專業優勢。” 上海浦東法院民三庭（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陳惠珍說，“由于刑事、行政審判在訴訟程序、證據規則、裁判標準以及審判方法和思路等方面與民事審判不盡相同，在?三審分立?機制下，容易導致不同訴訟程序對同一問題的裁判標準不統一，甚至產生因同一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引發的民事、行政與刑事案件的裁判結果不一致的情況。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在先的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侵權并構成犯罪，而在后的民事審判中卻認為被告的行為不構成侵權的情況。”

此外，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以中級法院管轄為主，但是性質更為惡劣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反而由基層法院管轄，這種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為了克服這些不足，經過反復論證，上海高院批準浦東法院于1996年正式試點知識產權立體審判模式，即由知識產權審判庭集中審理涉及知識產權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上海浦東法院被公認為最早實施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試點的法院，此后很多地方法院自發開展了相關試點工作，對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進行積極有益的探索。2008年6月5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研究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專門知識產權法庭。” 從此，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成為實施國家戰略的一項具體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要求，“建立健全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審判體制和工作機制，在直轄市和知識產權案件較多的大中城市，探索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案件的綜合審判庭。”地方法院試行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納入到最高人民法院組織下的司法改革。

“截至2012年底，全國共有5個高級法院，59個中級法院，69個基層法院開展了?三合一?試點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負責人介紹。

統一標準，減少不同訴訟程序之間的銜接障礙，縮短審理周期

2012年底，西安和洛陽的兩家公司因雙方的專利侵權糾紛同時收到了民事、行政兩個判決書。

一起糾紛，兩個判決書，怎么回事呢？

原來，2011年11月23日，河南省洛陽市某行政機關作出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處理決定，認定這家西安公司生產的高頻線圈侵犯了洛陽某公司及劉某的實用新型專利權，作出西安公司停止侵權行為的決定。西安公司不服行政處理決定，向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同時，洛陽公司也向該法院提起專利侵權民事訴訟，要求西安公司停止侵害并賠償損失。

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在開展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試點工作，這兩個因同一專利侵權行為引發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均由該院知識產權庭審理。該院于2012年底分別作出民事和行政兩個判決。

“?三合一?審理機制統一了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標準，減少了不同訴訟程序之間的銜接障礙，縮短了案件審理周期，更好地維護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于東輝說。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副主任蔣惠嶺向記者介紹了“三合一”審理模式的發展：最初，在審理知識產權案件時，法院不改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原有分工，只是在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審理中邀請有經驗的知識產權民事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目前，內蒙古、江蘇、重慶、湖北、廣東等省區市已經推行“集中型立體審判模式”，即知識產權案件在基層、中級甚至高級法院均實現由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集中審理。

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較強，需要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才對其中的技術問題進行辨析。過去，由于缺乏經驗，公安、檢察機關往往對此類案件望而生畏，因怕產生錯案而導致的不立、不捕、不起訴情況時有發生。在“三合一”試點過程中，法院主動與公安、檢察機關溝通，建立長效合作機制，發揮知識產權審判的專業優勢，共同研究處理疑難問題。談到“三合一”試點的效果時，蔣惠嶺說，“三合一”試點還培養了一支高素質的知識產權審判隊伍，他們在掌握最新知識產權成果、運用訴訟程序、判斷證明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三合一”審理模式的推進，亟待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實行“三合一”審理模式，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管轄權的調整問題。“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主要由中級法院一審管轄，因此，在進行?三合一?試點時，許多法院采取將刑事案件上提一級由中級法院管轄的方法，使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管轄權相協調。法院系統內部調整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管轄保持原狀的話，即仍然由基層公安機關和同級檢察機關管轄，就會產生人民法院對應的同級檢察機關沒有管轄權的矛盾。”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劉春田說，針對該問題進行協調并不容易，這還涉及國家司法管轄權的調整。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試點法院加強了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行政執法機關的溝通協作，包括與有關機關聯合發文，明確知識產權刑事一審案件在法院內部的管轄權劃分以及如何確定負責立案、偵查的公安機關和提起公訴的檢察機關，以保證改革試點工作順利進行。江蘇省高級法院和省檢察院、省公安廳聯合簽署了《關于知識產權審判“三審合一”改革試點工作中刑事司法保護若干問題的意見》。但是，解決這一問題，推進“三合一”的全面鋪開，亟待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的任務，這是國家的一項重大決策，將對我國專門法院的體制改革提出一個新課題。”蔣惠嶺介紹。

實行“三合一”審理模式，離不開專門人才的支持。在第三次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提出，要加強業務能力建設，加大培訓力度，更加注重對新法律、新知識、新審判領域的學習，提高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強化中西部地區法院的法官培訓和人才儲備，提高中西部地區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能力和水平。

“司法保護應該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是由司法審判的終局性、權威性和示范性決定的。” 在接受采訪時，劉春田反復強調，知識產權畢竟是私權，應當主要由權利人自身尋求法律保護。由專利行政機關處理一般民事糾紛，不僅不符合現代法治政府的職能定位，而且客觀上造成了行政執法資源的浪費，還需要處理因同一專利侵權行為引發的民事訴訟程序與行政執法程序及其后續的行政訴訟程序的銜接和統一等問題。

“在知識產權戰略深入實施，經濟發展依靠創新驅動的今天，知識產權審判?三合一?，將發揮越來越突出的作用和優勢。”劉春田說。來源：人民日報

第三篇：民商事審判若干疑難問題研究與分析

民商事審判若干疑難問題

張雪楳

一、先刑后民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在審理民刑交叉案件時，長期以來，存在著先刑后民的認識和做法，甚至有觀點認為，先刑后民系處理民刑交叉案件在受理、審理案件方面的一項基本原則。該觀點認為，只要民商事糾紛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應該視民商事糾紛案件與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實產生，而將民商事糾紛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糾紛案件應該中止審理，等待刑事判決結果作出后再恢復審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經受理，則民商事案件不應受理，已受理的應裁定駁回起訴。近年來，對于先刑后民的觀點，越來越多的人提出質疑，出現了分別審理和區別處理兩種觀點。分別審理觀點認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質、歸責原則、責任構成要件等均不同，應分別審理，同時進行。區別處理觀點認為，對先刑后民問題的探討，實質涉及如何平衡保護當事人的權益與國家利益問題。應該明確，對二者的保護應是平等的，只不過是各自適用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權利保護的優劣和先后，只要依據相應的證據規則和歸責原則，可以認定因不同法律事實而引發的兩類案件的責任人應承擔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兩類案件就應該分別進行審理，當事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并因權利得到充分救濟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除外。當然，在司法實務中，存在著一案的審理必須依據另案審理結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審理需依據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的情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審理必須依據民事判決結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絕對地說先刑后民，在某些情況下，還存在先民后刑的情況。例如，在審理侵害商業秘密刑事案件時，需先通過對民商事糾紛案件的審理確定權利主體后，才能進行刑事案件的審理，確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犯罪。在民商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重要的是通過證據認定，依據相關事實和法律進行審理，因此，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只有在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五)項關于“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規定，民事案件的審理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應中止審理。為保護當事人的民事訴權和實體權益，不應隨便中止審理，應慎用駁回起訴。先刑后民應區別情形適用，不應絕對化和擴大化。先刑后民并非審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則，而只是審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種處理方式。在先刑后民情形下，還應注意解決因刑事案件久拖不決，民商事糾紛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問題。

二、刑事上構成詐騙罪，行為人簽訂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

對該問題的爭議觀點有三：(1)刑事上構成詐騙罪，行為人的行為損害了國家利益，且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故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應認定合同無效。(2)刑事上構成詐騙罪，在民事上，應認定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主觀上構成欺詐。該欺詐行為損害的是相對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故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應認定為合同可撤銷。在受欺詐方為金融企業，且簽訂有擔保合同的情況下，是否賦予受欺詐方撤銷權，認定主合同有效與否，對債權人擔保權利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詳言之，認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擔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則擔保合同也應認定有效，擔保人應承擔擔保責任。而在主合同被

認定無效的情形下，從合同也應認定無效，擔保方不承擔擔保責任。擔保方具有過錯的，其只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且其承擔責任的范圍不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認定合同為可撤銷，將決定合同有效與否的權利賦予受欺詐方，更有利于保護權利人的權益，也體現了私法領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3)應區別情況認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依區分標準不同，該觀點又分為兩種：一是以合同相對人或其工作人員參與犯罪與否為標準進行劃分。合同相對人或其工作人員參與犯罪構成犯罪的，對該單位與合同相對人之間簽訂的合同應當認定無效;合同相對人或其工作人員沒有參與犯罪的，對該單位與合同相對人之間簽訂的合同不因行為人構成刑事犯罪而認定無效。二是以權利人是否先向公安機關報案為標準進行劃分。權利人先行向公安機關報案，則認定相對方涉嫌詐騙罪，在刑事追贓不足以彌補損失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不能認定基于詐騙行為而簽訂的民商事合同有效。若權利人未報案，而是直接提起民事訴訟，則若其不行使撤銷權，可認定基于詐騙行為而簽訂的合同有效。

三、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民商事案件應否駁回起訴

關于該問題，存在兩種觀點：(1)由于民商事糾紛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故民商事糾紛案件應全案移送公安、檢察機關進行偵查、提起公訴，民商事糾紛案件應裁定駁回起訴。(2)基于民、刑案件分別受理、審理的原則，盡管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但在程序審階段，人民法院應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關于受理條件的規定，對原告的起訴應否受理進行審查。對原告方是否是真正的權利主體、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等問題的審理，屬于實體審理范疇，不應在程序審階段解決，故上述問題不能影響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在民商事案件的受理過程中，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受理條件，法院就應立案并進行實體審理，如果在實體審理中發現原告方并非真正的實體權利人，則可判決駁回原告方的訴

訟請求。不能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從程序上駁回起訴，不進行實體審理，這不利于保護民事主體的民事訴權。

四、刑事上未經追贓是否影響民商事案件的受理和審理

刑事上未經追贓是否影響民商事案件的受理問題，存在兩種觀點：(1)由于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在訴訟目的、訴訟原則、責任構成要件、歸責原則等各方面存在本質差異，故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且當事人的民事權利完全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得以實現之外，刑民案件應該分別立案審理。因此，盡管刑事上未經追贓，但由于當事人因犯罪行為造成的損失完全可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解決，故民商事案件應該受理。(2)根據法釋[2000]4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第五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的規定，追贓系刑事訴訟中的法定程序，只有經過追贓、被害人的損失不能得到全額彌補的情況下，被害人才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人民法院才應該受理。

關于未經追贓，民事案件是否因未經追贓而應中止審理，存在兩種觀點：(1)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基于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分別受理、審理的基本原則，民事案件中對于被告方損失的認定以及民事責任的承擔，應依據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進行，而不受是否追贓的影響。具體而言：行為人的行為建立有效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受害人以法律關系相對人為被告就所受損失的全額提起民事訴訟時，行為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并已經向受害人退還贓款贓物的，如民事案件尚未審結，退還部分可以從民事判決確定的民事責任承擔者應給付的金額中予以扣除。刑事案件尚未作出最終判決的，不影響民事案件的賠償數額的確定，并可在執行階段解決數額扣除問題。受害人以犯罪行為人和對造成損失有過錯的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行為

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對損失發生有過錯的當事人，應當根據其過錯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刑事案件尚未審理終結不影響民事判決對賠償金額的確定，人民法院可判決有過錯的當事人在一定范圍內、在行為人不能承擔的部分或無法追繳的部分承擔賠償責任，并在執行階段解決數額問題。如果民事責任承擔者已經全部賠償了受害人的損失，事后追繳的贓款應當直接發還民事責任承擔者。(2)根據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的規定，由于未經追贓，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訴訟案件審理中，被害人的損失數額無法確定，民事責任主體的賠償數額必須等待刑事追贓結果之后方能確定，故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五款的規定，因民商事案件的審理需等待刑事追贓結果，故在刑事上追贓之前，民事案件應中止審理。

第四篇：缺席審判中的認證相關問題探討研究與分析

缺席審判中的認證相關問題探討

李西川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四十七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由當事人質證。未經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當事人在證據交換過程中認可并記錄在卷的證據，經審判人員在庭審中說明后，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第六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作出裁判。”民事訴訟奉行對席審理下的直接言詞原則，《證據規定》也是建立在直接審理和雙方對立辯論基礎之上的。在對席審判中，由于雙方當事人都到庭參加訴訟，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對各自主張會不遺余力的、想盡各種辦法與技巧，運用訴訟原理，對支持與反駁訴訟請求的證據充分的發表各自意見。這么一個質證過程，充分顯示了直接言詞原則在訴訟中的運用，法官作為居中裁判者，只是運用自己所處的居中地位，適當引導當事人舉證質證，必要時行使相應的釋明權，在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各自質證意見的基礎上，運用自由心證、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及相關法律規定，在不脫離司法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對證據的證明力和證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由于雙方當事人的積極參與，法官能夠聽取到雙方當事人的意見，使得法官易于采納與摒棄證據材料，也使得法官識別的法律真實更加接近客觀真實。但在缺席審判中，只有一方當事人到庭參加訴訟，法庭對到庭一方當事人或者缺席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以及缺席一方當事人提出的答辯意見，必須明確采納與否，而且必須在此基礎上作出裁判，這給法官的公正裁判帶來了一定難度。綜合起來，在目前中國的民商事審判中，關于缺席審判的認證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一、關于缺席審判中的質證問題

無論民事訴訟法還是司法解釋，對缺席審理的舉證、質證和認證均沒有相關規定，司法實踐中極不統一。第一種做法是因被告不到庭，視為被告放棄對原告提供的證據的質證權，一律認定原告證據。目前，大多數法官采取的是這種做法，經筆者調查，這類判決書中會經常出現 “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放棄質證的權利，應視為對原告起訴的認可”“因被告未到庭，放棄質證權利，法院對原告提供的證據應予以認定”等類似的內容。而持相反觀點的法官認為：被告經法院合法傳喚后拒不到庭，放棄的只是其參與訴訟權利，但這樣并不等于其放棄了質證權利，認為被告未到庭質證便是放棄了質證權利不妥。筆者是同意后一種觀點的。因為，缺席方經法院傳票(公告)傳喚后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是放棄了他的訴訟權利。具體到質證階段，按照常理分析，被告的質證意見不外乎兩種。一是認可原告的證據;二是對原告的證據持有異議，認為該證據不具有證明效力。實際上，如前所述，被告沒有發表質證意見，是被告的質證意見處于模棱兩可的不確定狀態，要“法官看著辦”，而并非放棄了他的質證權利。

二、對缺席審判的證據是進行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

綜合國內的審判實踐，法官對于缺席審判中證據的審查方法大體分為以下三種：一種是，只要原告提供的證據形式要件具備，即認定其證明力，并在此基礎上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決。另一種是，對原告所舉證據必須進行實質審查，全面審核原告提供的證據，有時法官還必須親自調查取證，核實證據。還有第三種做法，對缺席案件中未經質證的證據，證據的審核認定應根據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區分對待，由于缺席一方未能提出任何質證意見，法官只能進行形式上的審查，此時，應適當降低原告的證明標準，多數情況下，原告提供的證據只要符合證據的基本形式要件，就應當認定證據具有真實性和合法性，并結合證據的關聯性和證明力大小，作出案件事實認定，即對缺席審理案件的證據應該進行一定的實質審查;而對于有些缺席審理的案件(如涉及人身關系的案件)則不能完全適用上述證據審核認定方式，必要時，應由法院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

一般認為，采用對席審理還是采用缺席審理，對于法官就證據進行審查判斷所造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在對席審理條件下，能夠充分貫徹證據辯論主義的原則，一方當事人就另一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可以就

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發表辯論意見，通過雙方當事人對有關證據的辯論，有助于法官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從而決定是否能夠作為裁判的基礎;而在缺席審理條件下，所存在的不同情況是，只能對證據發表單方意見，也就是到席的一方當事人能夠對缺席一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提出質疑，發表辯論意見，而缺席的一方當事人卻無法對到席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提出質疑，發表辯論意見，也無法就對方針對己方所提供證據的質疑進行辯駁。這種對證據的辯論效果顯然對缺席一方當事人不利，也就是，無法對到席一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通過提出質疑來揭露其中的瑕疵，也無法對其所提供的證據在到席一方當事人提出質疑的情況下進行辯駁，以維護其證據能力上的合法性以及證明力上的有效性。法官只能根據一方當事人的辯論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可見，這種對證據審查判斷的不可靠是顯而易見的。在此情形下，法官應當對到席方所提供的證據進行認真的審查與判斷。我們認為就我國目前并不完善的缺席審判制度而言，要對被告不到庭的案件做到公正的審判與裁決，即不損害被告的合法權益、也要妥善保護原告的訴請，法官首先必須做到對原告提交的證據嚴格審慎的審查、把握好缺席審判中出現的不同證據種類的認定判斷方法。

結合多年的審判工作經驗，我們認為，法官在對到席方所提供的證據進行審查時應著重從一下幾個方面入手：

(1)首先應該審核原告的證據是否原件、原物，或復印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如果提供不出原件、原物，或提供的復印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不相符，對這單一證據就不能認定。

(2)其次原告所舉證據是否與本案有關;與原告是否有利害關系。其中，我們認為與原告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據或提供的證言，證明效力較弱;而對于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一般應予認定。

(3)物證、檔案、勘驗筆錄或者經過公證、登記的書證，一般也應予以認定。

(4)有到庭證人證言相印證的證據效力大于沒有到庭證人證言相印證的證據效力。

(5)符合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的證據，對其效力一般應予以認定。

(6)相互關聯、印證的證據效力優于孤立、單獨的證據。

另外，根據《證據規則》的規定，人民法院依職權取證的范圍僅限于第15條和第17條規定的五種情形。因此，在大多數法官的心目中，無論是對席審判還是缺席審判，只要不符合這五種情形的，一般都不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但實踐中，我們認為，對于上述“無質證意見”的證據，法官不能僅采取“辯論式”審判方式進行庭審。因為此時無對方當事人進行辯論。因此，法官應該依據職權進行必要的“糾問”，向原告詢問與其請求和舉證有關的事項。這樣，可以辯別其所舉證據和陳述的真偽。同時，如果在缺席審理中，人民法院仍囿于這五種情形的規定，有可能損害缺席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當前我國公民法律意識不強、當事人不能全部到庭參加訴訟、拘傳等強制措施跟不上的客觀情況存在，而且目前我國的民事訴訟尚未完全取消職權主義，為確保訴訟程序的安定性，即便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對于不收集則會導致案件處理明顯不公的證據，法院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六條的規定，啟動職權主動調查收集，以利于審查核實原告所提供的證據和主張的事實，力爭做到最后所認定的法律事實盡量接近于客觀事實，使公正和效率都真正得到體現。

三、缺席審判中的證據需要達到怎樣的證明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確立了證明案件事實的高度蓋然性標準，確立該標準及有關的證據規則，可以在平衡各種訴訟價值的基礎上，使法官認定的案件事實最大程度上保持與自然事實一致。我們認為，在缺席審判中，對于一方缺席的案件，采用此種標準應該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也有助于法官對各類證據的審核與認定。

所謂蓋然性標準通常是指待證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大于沒有發生的可能性，高度蓋然性標準指待證事實發生的可能性遠大于沒有發生的可能性，即事實的發生要排除一般人的合理懷疑，使法官內心達到確信的程度。但是高度蓋然性標準本身并不能確定待證事實證明要達到多大程度才算是高度蓋然性，如80%或90%，具體適用的時候，需要法官去把握。

筆者認為，在缺席審判中，對高度蓋然性標準的把握有一定的靈活性。影響高度蓋然性的因素通常有以下：

1、證據的形式、多少;

2、具體案件的復雜程度;

3、當事人舉證的難易程度;

4、庭審效果，它包括當事人程序保障權是否落實，采取攻擊防御手段是否得當;

5、外界干擾等等。同時，影響高度蓋然性還有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被告缺席的不同情況。根據實踐經驗，被告缺席的情況主要有以下：

1、知道自己肯定會敗訴，因此不愿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訴訟;

2、故意拖延訴訟;司法實務中，這兩種情形是難以區別的。

3、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被告并不知道有人對其提起訴訟或者法院傳票的內容不為被告所知曉。

4、被告下落不明，按公告方式送達訴狀及開庭傳票后，仍未到庭應訴，導致缺席審理。審判實踐中以此種情形居多。我們認為，對于第1、2種情況，只要原告能夠舉出證據，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且形式上能證明原告所主張的事實，那么，該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就極大，可認為其舉證已達到了高度蓋然性標準，法官就可依原告提出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此時，法官實際上可以適當降低對證據的要求，依據法官的自由心證，仍然達到了證明標準：高度蓋然性標準。對于第3、4種情形，法律推定被告已收到訴訟文書，并且無正當理不出席庭審。但是推定就是推定，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因此法律一般允許對推定的事實如有足夠證據時，就可以推翻該推定。司法實務中，通過公告送達訴訟文書時，被告一般并未收到訴訟文書，只是基于保護原告合法權益及提高訴訟效率，推定被告已收到訴訟文書。此時，就不能降低對原告提出證據的要求，如果那樣，顯然對被告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高度蓋然性標準。因此，筆者認為，在缺席判決時，法官應根據被告缺席的不同情形，適當靈活掌握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

四、當事人拒不到庭的結果與自認的結果并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條規定“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分關系的案件除外。對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既未表示承認也未否認，經審判人員充分說明并詢問后，其仍不明確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視為對該項事實的承認。當事人委托代理人參加訴訟的，代理人的承認視為當事人的承認。但未經特別授權的代理人對事實的承認直接導致承認對方訴訟請求的除外;當事人在場但對其代理人的承認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當事人的承認。當事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前撤回承認并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或者有

充分證據證明其承認行為是在受脅迫或者重大誤解情況下作出且與事實不符的，不能免除對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這里講的是自認和擬制自認。由此可見，自認的對象只能是案件事實，而不是證據。自認的結果就是免除對方當事人對自認事實的舉證的效果。自認的事實對當事人和法官均具有約束力。而缺席審理，我國法律沒有具體和明確的規定，所以既然沒有特別規定，法官就不能準用“視為自認”，也就是自認必須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沒有規定，一律不得使用。當事人沒有到庭，法官就不能推定該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的自認或者是對到庭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的自認;對隨起訴狀副本發送的證據副本，如被告拒不到庭，可以視為被告放棄了舉證的權利，或者認為對原告起訴的證據沒有異議。但僅此，法官不能就作出判決，法官仍應當綜合原告一方的證據的證明力和證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

第五篇：山西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研究與分析

山西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

(晉高法〔2007〕136號)

全省各級人民法院、本院各庭處室部：

為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加大對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力度，全面提升我省法院對知識產權保護“公開、公正、高效、廉潔”的良好形象，為建設法治山西、和諧山西、開放山西提供高效司法服務，省法院依據最高法院的有關規定，認真總結了十年來全省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經驗和不足，提出了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

一、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指導思想、總體要求和基本原則

1、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圍繞“公正與效率”的工作主題，踐行“司法為民”宗旨，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切實依法保護知識產權，努力促進自主創新，認真服務對外開放，堅決維護公平競爭，為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和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堅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2、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總體要求是：全面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的職能作用，大力完善知識產權訴訟制度，努力健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不斷增強知識產權司法能力，整體提高知識產權司法水平，營造權利人維權積極便捷、法院審判公正高效、侵權人必受懲處、知識財富有序流轉的良好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環境。

3、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必須堅持以下工作原則：(1)法治統一原則。嚴格執行程序規則和實體法律，依法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確保司法標準的統一和裁判結果的協調。(2)平等保護原則。遵循國民待遇原則平等對待和保護中外當事人，堅決抵制地方保護，打破地方封鎖和行業壟斷，依法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3)利益平衡原則。正確處理保護知識產權和維護公眾利益的關系、激勵科技創新和鼓勵科技運用的關系，既要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也要制止權利濫用和非法壟斷，維護社會公眾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4)服務大局原則。牢固樹立大局觀念和服務意識，克服就案辦案的單純業務觀念，實現個案處理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知識產權審判機構

4、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機構設置的要求，民事審判機構設置實行大民事審判格局，各中級人民法院都要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該庭對外統稱知識產權審判庭，對內可稱民事審判(三)庭。

三、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級別管轄和立案受理

5、為了合理配置審判資源，確保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審判質量，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一審由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基層人民法院一律不受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

6、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包括：

(1)著作權、著作鄰接權權屬糾紛、合同糾紛、侵權糾紛案件;其它與著作權、著作鄰接權有關的案件;計算機軟件、侵權及合同糾紛案件。

(2)專利權侵權、權屬、使用許可合同糾紛案件。

(3)商標權侵權、權屬、使用許可合同糾紛案件。

(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的糾紛案件，侵犯知名商品聲譽的糾紛案件，侵犯商業信譽的糾紛案件，對商品做虛假宣傳的糾紛案件，損害公平競爭的其它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

(5)技術合同糾紛案件，包括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轉讓等糾紛案件。

(6)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網絡侵權等知識產權糾紛案件。

(7)訴前臨時措施、訴中臨時措施、訴前證據保全等知識產權糾紛案件。

(8)我國與WTO成員之間發生的各類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案件。

(9)涉及知識產權爭議的其它民事糾紛案件。

7、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專業性較強，在目前立審分離的審判格局下，為了保證立案和有關訴前臨時措施、訴中臨時措施、證據保全、財產保全等訴訟措施準確及時，立案庭與知識產權審判庭應當密切聯系，共同把關，必要時可由知識產權審判庭先行審查或由兩庭共同審查。

四、知識產權審判案件上報和審查制度

8、知識產權糾紛案件裁判文書上報制度。各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自簽發裁判文書之日起三十日內，要向省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上報知識產權糾紛案件裁判文書兩份、電子文書一份。

9、認定馳名商標案件上報審查制度。各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及認定馳名商標案件時，要在判前對擬認定馳名商標案件報省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進行審查，省法院經審查并出具書面意見后，中級人民法院方可認定。

10、重大、疑難、復雜、新類型案件上報制度。為提高審判質量，統一司法尺度，各中級人民法院在受理此類型案件后，要及時向省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書面報告。

五、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

11、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備級法院對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要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審判隊伍應當配備學歷較高、能力較強、作風過硬的審判人員，并要保持相對穩定，不宜經常進行調整和交流。

12、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學習培訓。各中級人民法院要組織知識產權審判人員認真學習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省法院要定期對全省法院的知識產權審判人員進行業務培訓。

六、加強研究交流，指導審判工作

13、適應形勢需要，開展調查研究。針對知識產權審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各級人民法院要組織知識產權審判法官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積極探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規律。

14、總結精典案例，指導審判實踐。各級人民法院要通過對典型案例討論分析研究，總結審判經驗，提高知識產權審判人員庭審的駕馭能力，掌握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特有的審判技能。

15、拓展渠道，學習提高。各級人民法院要有計劃地選調知識產權審判人員到知識產權審判工作開展較好的兄弟法院掛職鍛煉，學習取經，盡快熟知、掌握知識產權審判前沿的理論和司法經驗。

16、創設平臺，加強交流。省法院在2008年要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論壇，對各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案例、工作措施、經驗做法、調研成果等相關信息及時予以刊載。

七、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對外宣傳

17、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年創立了中國知識產權文書網，要求知識產權裁判文書和相關司法保護信息全部上傳該網公示。各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要確定專職信息員，負責收集、編纂相關信息，及時整理上報省法院，并由省法院統一整理上傳該網進行宣傳。

18、省法院要建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新聞發布制度，對全省法院知識產權典型審判案例、工作措施、經驗做法、調研成果向社會及時予以發布，各中級人民

法院也應采取多種形式進行宣傳，以擴大影響，樹立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良好形象。

八、加強和相關部門的聯系協調

19、各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要和政府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辦公室、商標局、版權局、專利局等相關部門加強聯系，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形成合力，共同營造依法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社會氛圍。

《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是我省法院規范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各級人民法院要認真貫徹，嚴格執行，在貫徹執行中如發現新情況、新問題要及時向省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報告。

二00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發布部門：山西省其他機構 發布日期：2007年12月21日 實施日期：200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