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要點

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要點

一、指導原則

(一)銀行業金融機構董事會要切實負責同業、理財(資管)等通道類業務的發展規劃和風險管控工作。各機構要制定符合經濟、金融發展實際和本機構風險管理能力的目標和規模，對本機構通道類業務近年的發展情況進行梳理和總結，檢查是否存在過激或與本行風險管控能力不相適應的發展戰略及規劃。通道類業務發展速度和規模過高且風險管理能力明顯跟不上要求的機構，應制定切實有效的整改計劃。

(二)對于交叉性金融產品，總體原則是資金來源于誰，誰就要承擔管理責任，出了風險就要追究誰的責任；相應監管機構也要承擔監管責任。

(三)對于資金來源于自身的資產管理計劃，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切實承擔起風險管控的主體責任，不能將項目調查、風險審查、投后檢查等自身風險管理職責轉交給“通道機構”。

(四)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在防范外部風險沖擊方面，要管好自己的員工、自己的業務和自己的資金。尤其是要建立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債券市場、保險市場、外匯市場之間的防火墻，不得為各類債券或票據發行提供擔保。禁止將非持牌金融機構列為同業合作交易對手。

二、監管套利

監管套利是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違反監管制度或監管指標要求來獲取收益的套利行為。

(一)規避監管指標套利 ?

規避信用風險指標。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

(1)是否存在通過各類資管計劃(包括券商、基金、信托、保險、期貨等)違規轉讓等方式實現不良資產非潔凈出表或虛假出表，人為調節監管指標；

(2)是否違反監管規定或會計準則，通過調整貸款分類、重組貸款、虛假盤活、過橋貸款、以貸收貸、平移貸款等掩蓋不良，降低信用風險指標或調整撥備充足率指標；

(3)是否存在低估抵債資產的損失程度或抵債資產減值準備計提不足的情況；

(4)是否存在理財資金投資非標債權資產總額超過規定上限的情況；

(5)是否存在同業融入資金余額占比負債總額超過三分之一的情況。

2.規避資本充足指標。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同業業務、票據業務、理財業務未按照“穿透性”原則和“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準確進行會計核算、風險計量并足額計提資本的情況，包括但不限于：通過違規提供同業增信，或通過借助券商、基金、信托、保險、期貨等通道方，設立定向資管計劃、有限合伙股權理財融資等模式；

(2)是否通過賣出回購或以表內資產設立附回購協議的財產權信托等模式，將金融資產違規出表或轉換資產形態以達到調節監管指標的目的；

(3)轉貼現賣出票據、賣斷附帶追索權的票據業務是否按照規定計提資本；

(4)是否存在以拆分時段買入返售相同票據資產，減少風險資產占用；

(5)是否存在利用第三方機構，將票據資產轉為資管計劃，以投資替代貼現，隨意調節會計報表并減少資本計提；

(6)是否存在考察期末時點將風險權重相對較高的同業資金繳存央行，期末立即轉回，人為調節會計報表和資產風險權重，虛增資本充足率及收益調節的情況；

(7)是否存在將不符合小微企業條件客戶人為調整為小微企業，致使信用風險加權資產計量不準確。

3.規避流動性風險指標。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利用票據業務，以票吸存虛增存貸款規模；

(2)是否存在通過同業業務倒存，將同業存款變為一般性存款；

(3)是否存在協助同業機構違規將同業存款變為一般性存款等；

(4)是否存在違規開展資金池理財業務，理財產品期限嚴重錯配，通過滾動發售、混合運作、分離定價，發行分級理財產品或理財產品與代銷產品之間相互交易，調節流動性，隱匿流動性風險；

(5)是否通過將非標資產人為調整按照標準資產核算，影響流動性指標；

(6)是否將理財資金轉為一般性存款。

4.規避其他類指標。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通過理財業務與自營業務之間相互交易，規避信貸規模控制或將自營資產出表或減低信用風險加權資產；

(2)是否通過違規辦理同業代理轉貼現業務，隱匿信貸資產規模；

(3)表外理財業務違規通過人為調整將非標準化轉為標準化，突破非標監管指標；

(4)是否存在利用“賣斷＋買入返售＋到期買斷”、“假買斷、假賣斷”、附加回購承諾等交易模式，調節信貸指標；

(5)是否存在倒換業務類型，提增中間業務收入等；

(6)是否存在多頭開戶、多頭借款、多頭互保突破集團客戶集中度要求；

(7)是否存在通過重分類債券投資調整利潤，債券投資未準確估值或提足撥備；

(8)是否為違規交易場所提供承銷、開戶、托管、資產劃轉、代理買賣、投資咨詢、保險等服務；

(9)是否存在本行自營資金購買本行理財產品現象。

(二)規避監管政策違規套利

1.違反宏觀調控政策套利。重點檢查銀行業金融機構是否貫徹落實國家行業調控政策和信貸調控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1)信貸資金是否借道建筑業或其他行業投向房地產和“兩高一剩”行業領域；

(2)是否通過同業業務和理財業務或拆分為小額貸款等方式，向房地產和“兩高一剩”等行業領域提供融資；

(3)是否通過同業非標投資、理財投資等方式，繼續對“僵尸企業”以及環保排放不達標、嚴重污染環境且整改無望的落后企業提供授信；

(4)是否違反落實新預算法和國務院關于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有關要求，通過產業基金、委托貸款等方式提供融資放大政府性債務，通過產業基金等進行非標資產投資等；

(5)是否發放虛假用途的貸款用于股票或理財投資；

(6)是否人為調整企業標準形態，完成小微企業貸款“三個不低于”目標。

2.違反風險管理政策套利。重點檢查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放松風險管理或授信條件，以形式審查替代實質審查，為不符合條件的客戶辦理授信業務；

(2)是否放松信用證結算管理使企業挪用信用證結算回款，套取銀行信用；

(3)是否給予企業進出口兩端雙重融資或開立與業務周期嚴重錯配的信用證；

(4)是否開展三方或以上交易對手之間的買入返售或賣出回購業務；

(5)是否使用不符合監管規定的金融資產辦理買入返售(賣出回購)業務；

(6)是否規避自營貸款盡職調查、風險審查和風險管理要求，通過非標準化債權同業投資業務和理財產品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投資提供授信融資；

(7)是否存在銀行名義上代銷主動管理類信托產品，實際主導相關項目選擇、盡職調查、審批以及貸后管理，并與信托公司簽訂隱性回購條款的情形。

3.利用不正當競爭套利。重點檢查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依據虛假的合同、增值稅發票、銀行進賬單、他項權證以及審計報告等辦理授信業務；

(2)是否向不符合固定資產貸款標準的企業和項目改為發放流動資金貸款；

(3)是否與企業簽訂債權債務抵銷協議，為企業在會計報表中抵銷金融資產和負債提供便利；

(4)是否與中介合作，離行離柜辦理無真實貿易背景票據貼現非法牟利；

(5)是否通過票據業務為他行隱匿、消減信貸規模提供“通道”；

(6)是否通過簽訂“陰陽合同”或抽屜協議等行為為非保本理財提供保本承諾；

(7)是否存在將本行票據業務完全授信給第三方非金融機構辦理。

4.增加企業融資成本套利。重點檢查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強制設定條款或協商約定將部分貸款轉為存款；

(2)是否以存款作為審批和發放貸款的前提條件；

(3)是否要求客戶接受不合理中間業務或其他金融服務收取費用；

(4)是否將利息分解為費用收取，變相提高利率；

(5)是否在發放貸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資時強制捆綁搭售理財、保險、基金等金融產品；

(6)是否籠統將貸款利率上浮至最高限額；

(7)是否將經營成本以費用形式轉嫁給客戶；

(8)是否對小微企業貸款收取承諾費、資金管理費；

(9)是否對小微企業及其增信機構嚴格執行限制收取財務顧問費、咨詢費等費用；

(10)是否承擔抵押登記費。

三、空轉套利

空轉套利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多種業務使資金在金融體系內流轉而未流向實體經濟或通過拉長融資鏈條后再流向實體經濟來獲取收益的套利行為。

(一)信貸“空轉”

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以虛增存款和中間業務收入為目的為企業組合辦理表內外融資業務，拉長融資鏈條、造成資金低效空轉、增加企業負擔的現象；

(2)是否存在以本行表內表外融資違規置換他行表內表外融資等方式，用于企業舉新債還舊債，資金未被真正用于生產經營的現象；

(3)多頭過度授信集團企業及個人信用貸款領域，是否存在信貸資金被挪用于委托貸款、理財、信托、證券市場等現象；

(4)是否存在違規發放“搭橋貸款”，套取銀行資金進行民間借貸及投向高利率行業的現象。

(二)票據“空轉”

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循環開立無真實貿易背景的承兌匯票并辦理貼現，套取保證金，虛增存款和中間業務收入的情況；

(2)是否存在通過組合運用賣斷、買入返售、買斷轉貼等方式，將票據在資產負債表內轉移出去逃避信貸規模管控、賺取買賣差價的行為；

(3)是否存在借助跨業合作通道，通過信托、券商等“通道”模式，運用理財資金投資票據資產的行為；

(4)是否存在違規辦理不與交易對手面簽、不見票據、不出資金、不背書的票據轉貼現“清單交易”業務；

(5)是否存在違規配合客戶辦理無風險敞口、無真實貿易背景銀行承兌匯票業務進行套利導致資金在銀行體系空轉。

(三)理財“空轉”

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以理財資金購買理財產品的現象；

(2)是否存在非銀機構利用委外資金進一步加杠桿、加久期、加風險等現象；

(3)是否存在理財資金為各類監管套利提供支持的情況；

(4)是否存在利用同業理財購買本行同業存單現象；

(5)簡述本行理財資金委外規模(主要指購買券商、保險、基金、信托、期貨等各類機構發行的資產管理計劃)以及主動管理和非主動管理的規模情況，并列明簡要交易結構。

(四)同業“空轉”

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同業資金空轉。

(1)是否存在通過同業存放、賣出回購等方式吸收同業資金，對接投資理財產品、資管計劃等，放大杠桿、賺取利差的現象；

(2)是否存在通過同業投資等渠道充當他行資金管理“通道”，賺取費用，而不承擔風險兜底責任的現象(信托公司開展的風險管理責任劃分清晰的事務管理類信托除外)；

(3)是否存在通過同業繞道，虛增資產負債規模、少計資本、掩蓋風險等現象。

2.同業存單空轉。

是否通過大量發行同業存單，甚至通過自發自購、同業存單互換等方式來進行同業理財投資、委外投資、債市投資，導致期限錯配，加劇流動性風險隱患；延長資金鏈條，使得資金空轉套利，脫實向虛。

四、關聯套利

關聯套利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利用所掌握的關聯方或附屬機構資源，通過設計交易結構、模糊關聯關系和交易背景等形式，規避監管獲取利益的套利行為。

(一)違規向關聯方授信、轉移資產或提供其他服務

1.違反或規避限制性政策規定。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以降低定價標準、貸款貼息、騰挪收益、顯性或隱性承諾等方式變相優化關聯交易條件的情況；

(2)是否存在向關聯方的融資行為提供顯性或隱性擔保的情況；

(3)是否存在通過掩蓋或不盡職審查關聯關系、少計關聯方與商業銀行的交易、以不合格風險緩釋因素計算對關聯方授信風險敞口、“化整為零”等方式，規避重大關聯交易審批的情況；

(4)是否存在借道其他銀行、信托、證券等同業機構向關聯方間接提供授信資金，規避向已發生授信損失的關聯方授信的情況；

(5)是否存在通過投資關聯方設立的基金、合伙企業等，違規轉移信貸資產，并規避關聯交易審批的情況；

(6)是否通過關聯方進行利益輸送、調節收益及本行資產負債表等行為。

2.違反或規避關聯授信集中度控制。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

(1)向關聯方所在集團統一授信是否覆蓋全部關聯企業，是否存在通過掩蓋或不盡職審查關聯方的關聯關系，規避關聯授信集中度控制的情況；

(2)是否存在未按“穿透原則”認定關聯方和關聯方所在集團授信或未真實反映風險敞口，規避關聯授信集中度控制的情況。

3.違反或規避股權管理規定。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通過掩蓋關聯關系、股權代持、股權轉讓等方式，違規超比例持有商業銀行股權、變更持股或股份總額5%以上股東的情況；

(2)在增資擴股、引入戰投、員工持股、股權激勵等實施過程中，是否存在股權定價偏低、“低買高賣”等違規向關聯方、高管層等輸送利益的情況；

(3)是否存在以股權提供質押反擔保等變相接受本行股權作為質押提供授信的情況；

(4)股東質押本行股權，是否存在高估股權價值，套取信貸資金、放大股權風險的情況。是否存在通過控制關聯子公司并為子公司提供資金等方式間接控制本行或他行股權。

(二)違反或規避并表管理規定

主要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未將商業銀行具有實質控制權的機構，或借道理財、代銷、同業等渠道通過復雜交易結構設立且商業銀行具有實質控制權或重大影響的合伙企業、合伙制基金等被投資機構，或業務、風險、損失等對商業銀行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被投資機構等納入并表范圍，規避資本、會計或風險并表監管的情況，并表處理是否全面合規；

2.是否存在借道相關附屬機構，利用內部交易轉移資產，調節業務規模以及不良、撥備、資本等監管指標的情況；

3.是否存在利用境內外附屬機構變相投資非上市企業股權、投資性房地產，或規避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限制性領域授信政策的情況；

4.同一或關聯客戶是否借道銀行集團各附屬機構，特別是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通過復雜交易結構和安排進行融資，形成不正當利益輸送，侵害其他投資者或客戶權益，或規避監管政策限制、關聯集中度控制等情況；

5.是否通過購買QDII產品等投資國內房地產企業在境外發行的債券。

注：

[1]據中國證券網、網易財經、搜狐財經、新快報等多家媒體報道，近日一份《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開展銀行業“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流出,要求銀行對“三套利”自查,6月12日前報送自查報告,并在11月30日前完成問題整改。具體請參見http://gz.ifeng.com/a/20170412/5563657_0.shtml

[2]所謂交叉性金融產品是指資金在跨市場、跨機構、跨產品主體、跨地域之間流動的金融產品，一般而言，在這一過程中會容易產生期限錯配、流動性轉換、信用轉換以及杠桿層層疊加等問題，構成了風險的重要來源。

[3]2016年11月，銀監會發布了《關于開展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相關業務專項檢查的緊急通知》，其中明確要求對“理財資金投資是否比照自營貸款管理要求”進行檢查，以便強化對銀行理財資金投向房地產領域的監督管理。

[4]2016年12月20日廣東省銀監局下發了《關于加強交叉金融產品業務、與非持牌金融機構合作業務風險監管的通知》，其中明確：禁止銀行將非持牌金融機構列為同業合作交易對手，不得為非持牌金融結構的相關業務提供違規擔保，嚴禁銀行資金購買非持牌金融機構非公開發行的融資產品。

[5]非持牌金融機構又被稱為“類金融機構”，主要指國家金融管理部門批準設立并頒發許可證的金融機構以外的金融機構，如P2P網貸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一般不受“一行三會”監管的金融機構。

[6]同時常見的非標業務形式也包括買入返售票據、信托受益權轉讓、同業代付、保險協議存款等。

[7]作為對82號文實現“非標轉標”的具體落實，《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條件》(銀登字[2016]16號)第九條也明確規定“信貸資產及其收益權登記通過銀登中心集中登記系統辦理，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通過資產流轉平臺辦理。合格投資者認購的銀行理財產品投資信貸資產收益權，按照《通知》要求在銀登中心完成轉讓和集中登記的，相關資產不計入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統計，在全國銀行業理財信息登記系統中單獨列示。”

[8]無論是82號文還是《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條件》(銀登字[2016]16號)均明確了“監管資本不出表、會計上按真實風險報酬轉移情況處理”的監管思路，”“出讓方銀行應當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在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后按照原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這意味著無論正常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還是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均按照監管資本不出表原則處理。因為其只是資產收益權的轉移，資產處置權都還留在出讓方銀行。

[9]歐美國家對同業業務的界定通常僅包括金融機構的相互拆借，而國內則采用了更為廣義的概念。127號文首次明確了同業業務的概念和范圍，基本上將各類金融機構的相關業務都納入到了同業業務，并將同業業務劃分為投資和融資業務。

[10]按照《關于開展銀行業“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的規定，該類行為包括但不限于：通過違規提供同業增信，或通過借助券商、基金、信托、保險、期貨等通道方，設立定向資管計劃、有限合伙股權理財融資等模式；

[11]《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銀發[2014]127號)規定：買入返售(賣出回購)是指兩家金融機構之間按照協議約定先買入(賣出)金融資產，再按約定價格于到期日將該項金融資產返售(回購)的資金融通行為。買入返售(賣出回購)相關款項在買入返售(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會計科目核算。三方或以上交易對手之間的類似交易不得納入買入返售或賣出回購業務管理和核算。

[12]《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銀發[2014]127號)明確規定：金融機構開展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業務，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13]2016年網傳《商業行理財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第三十九條(特定目的載體投資要求)：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投資特定目的載體的，應當符合以下要求：

(一)準確界定相關法律關系，明確約定各參與主體的責任和義務；

(二)理財產品客戶應當同時滿足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對特定目的載體合格投資者的相關要求；

(三)基礎資產投資范圍不得超出本行理財產品投資范圍；

(四)所投資的特定目的載體不得直接或間接投資于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符合銀監會關于銀信理財合作業務相關監管規定的信托公司發行的信托投資計劃除外；

(五)切實履行投資管理職責，不得簡單作為相關特定目的載體的資金募集通道；

(六)充分披露基礎資產的類別和投資比例等信息，并在全國銀行業理財信息登記系統登記特定目的載體及其基礎資產的相關信息。

[14]巴塞爾委員會建議銀行對于單一私人部門非銀行借款人、以及對一個集團戶的敞口，都不能超過銀行資本的25%，世界銀行同時建議，對于無抵押授信的限額，應當設定為不超過銀行資本的15%。巴塞爾委員會和世界銀行都注意到，有的國家和地區對于大額授信還從總量層面給予了限制，如有的歐盟國家要求，銀行的大額敞口(在歐盟被界定為超過銀行資本基礎10%的敞口)的總量不能超過銀行資本金的8倍。

[15]《關于印發商業銀行并表管理與監管指引的通知》(銀監發〔2014〕54號)第六十四條規定：內部交易是指商業銀行與其附屬機構以及附屬機構之間表內授信及表外類授信(貸款、同業、貼現、擔保等)、交叉持股、金融市場交易和衍生交易、理財安排、資產轉讓、管理和服務安排(包括信息系統、后臺清算、銀行集團內部外包等)、再保險安排、服務收費以及代理交易。

[16]《關于印發商業銀行并表管理與監管指引的通知》(銀監發〔2014〕54號)第八十七條規定本指引所稱跨業通道業務，是指商業銀行或銀行集團內各附屬機構作為委托人，以理財、委托貸款等代理資金或者利用自有資金，借助證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銀行集團內部或者外部第三方受托人作為通道，設立一層或多層資產管理計劃、信托產品等投資產品，從而為委托人的目標客戶進行融資或對其他資產進行投資的交易安排。在上述交易中，委托人實質性承擔上述活動中所產生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等。安排、服務收費以及代理交易等。

第二篇：別了監管套利別了剛性兌付

別了，監管套利！別了，剛性兌付！月17 日，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發布《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指導意見》），這應該是預期中的《指導意見》，今年2 月，《內審稿》曾經被媒體進行過披露，比如：實行凈值管理、打破剛性兌付、消除多層嵌套和通道，避免監管套利等都有過闡述。當然，《指導意見》更具實操性。一、出臺《指導意見》要達到什么目的？ 《指導意見》總體思路是按照資管產品的類型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對同類資管業務做出一致性規定，實行公平的市場準入和監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監管套利空間、打破剛兌、防范金融風險、強化金融對實體的支持力度，讓金融回歸本源。當然，目的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還有待觀察。二、主要內容整理 1，明確提出打破剛性兌付。提出“金融機構不得以自有資本進行兌付”，要求“金融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墊資兌付”，并出臺詳細的懲罰和舉報要求。金融機構對資產管理產品應當實行凈值化管理，凈值生成應當符合公允價值原則，及時反映基礎資產的收益和風險。按照公允價值原則確定凈值的具體規則另行制定。剛兌對金融與實體而言都有較大的不利影響，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社會的無風險收益率，實體企業在做投資時，會與其實體投資做比價，資本回報率偏低情況下，不少企業選擇了將資金投向剛兌的資管產品，實體金融化的傾向較為嚴重。剛兌給金融機構自身帶來了市場風險，同時也讓負債成本居高不下，倒逼金融機構加杠桿、加久期、加風險，給金融體系帶來不安定因素。《指導意見》明確要求資管產品凈值化必須符合公允價值原則，要能反映基礎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將過去“名凈值實剛兌”的玩法禁止。同時提出了剛兌的標定義，即“違反公允價值確定凈值原則對產品進行保本保收益”、“采取滾動發行等方式使得資產管理產品的本金、收益、風險在不同投資者之間發生轉移，實現產品保本保收益”、“當兌付出現困難時，自行籌集資金償付或者委托其他金融機構代為償付”這三點。

綜合來看，未來資管產品打破剛兌勢在必行，凈值化將是未來的趨勢。以后，大家買銀行理財產品也需要至少先冷靜半小時。2，合理控制杠桿水平。在負債杠桿方面，對公募和私募產品負債比例分別設定了140%和 200%的上限，分級私募產品為 140%，并不得以產品仹額進行質押融資、不得使用銀行貸款等非自有資金投資，資產負債率過高企業不得投資。在分級產品杠桿方面，公募產品以及開放式運作或投資單一投資標的或標準化資產投資占比 50%以上私募產品均不得進行份額分級。對于可分級的私募產品，固收比例不得超過 3:1，權益類不得超過 1:1，商品及金融衍生類產品、混合類產品不得超過 2:1。3，加大服務實體經濟。嚴格規范非標準化債券類資產，避免資金脫實向虛，規定金融機構不得將資產管理產品資金直接或者間接投資于商業銀行信貸資產，有助于縮短實體經濟融資鏈條和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同時鼓勵金融機構通過發行資產管理產品募集資金支持經濟結構轉型和降低企業杠桿率。

4，防范流動性風險。過去通過資金池進行以新償舊、滾動發行等，風險難以控制，且有類龐氏之嫌，也是此前資管產品能夠實現剛性兌付的前提。本次《指導意見》對資金池的規范做出更為詳盡規定，盡量減少流動性和資金錯配風險。①對封閉式資產管理產品最短期限不得低于 90 天。（避免極短期化產品和收益短期化，造成市場過度波動和流動性風險）。②對單個資管產品資金采用“三單”（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單獨核算）的規定。③同一金融機構多只資管產品投資同一資產的資金規模合集不超過 300億元.5、消除多層嵌套和通道，規定金融機構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資產管理產品可以投資一層資產管理產品，但所投資的資產管理產品不得再投資其他資產管理產品（公募證券投資基金除外）。三、這些規定可能會影響一個行業 1、互聯網金融產品受監管針對互聯網金融平臺自行發行、銷售“理財產品”等現象，《指導意見》第 29 條明確指出，資產管理業務作為金融業務，屬于特許經營行業，必須納入金融監管。而非金融機構不得發行、銷售資產管理產品。非金融機構違反上述規定，將按照互金整頓實施方案進行清理整頓，同時對構成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發行證券等行為，也將追究其法律責任。

2、私募投資門檻再提升根據《指導意見》第 5 條規定，我國資管產品投資者將分為不特定社會公眾和合格投資者兩大類，并明確私募產品僅以非公開方式向合格投資者發行，而在合格投資者的準入標準上，《指導意見》提出的要求無疑對私募市場是一記重擊。原來合格投資者的門檻是：投資于單只私募基金的金額不低于 100 萬元且符合相關標準的單位和個人；個人金融資產不低于 300 萬元或者最近3 年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萬元。現在的門檻是：家庭金融資產不低于 500 萬元，或者近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萬元，且具有 2 年以上投資經歷；最近1 年末凈資產不低于 1000 萬元的法人單位。這可能會直接減少合格投資者數量，相關產品規模也會受到牽連。

3、公募分級清盤倒計時《指導意見》第 20 條要求，公募產品以及開放式運作的、或者投資于單一投資標的、或者標準化資產投資占比 50%以上的私募產品均不得進行份額分級。為防止分級產品成為杠桿收購、利益輸送的工具，要求發行分級產品的金融機構對該產品進行自主管理，不得轉委托給劣后級投資者，分級產品不得對優先級份額投資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公募分級產品在牛市中瘋狂發展，成為投資者青睞的產品之一。但是，由于其自身機制的不完善和助長助跌的效應，在股災期間引發巨大虧損，招致投資者厭棄.為此，公募分級基金產品主要存在兩種趨勢，一是清盤，二是轉型為其他類型的基金產品。

4、智能投顧須有上崗證。《指導意見》提到，金融機構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采用機器人投資顧問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應當經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許可，取得相應的投資顧問資質，充分披露信息，報備智能投顧模型的主要參數以及資產配置的主要邏輯。這意味著智能投顧被正式納入監管，從事相關業務需要經過監管許可、取得投資顧問資質。然而這對行業來說并不意外。《指導意見》還提到了對報備、信息披露、監控等方面詳細要求，并指出要避免算法同質化加劇投資行為的順周期性。

5、第三方獨立托管增加有資質的商業銀行，可設立資管子公司，該銀行可以托管子公司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但應實現實質性的獨立托管。

四、對股票市場影響

由于設置了過渡期，指意見對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影響總體偏心理層面。對于股票市場，少量的結構化安排和多層嵌套資金進入股市，如果徹底規范會受到一定影響，如利率快速上行會對股市產生明顯負面影響。在新老劃斷的過渡期，老渠道的整固可能使得進出股市的資金規模變大，但整體上資管新規對過去“低風險、高收益”產品的資金擠出效應，會使得 A 股總的優質權益資產持續受益。值得一提得是，《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將按照新老劃斷原則設置過渡期，存續期內原有資管產品還可持續，與意見相沖突業務在過渡期內只要保持不凈增加即可；過渡期持續到 2019 年 6 月30 日。這實質上是對市場的呵護，一定程度上平撫了市場情緒。附：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部門負責人就《指導意見》答記者問全文

一、為什么要制定《指導意見》？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以下簡稱資管業務）快速發展，規模不斷攀升，截至2016年末，銀行表內、表外理財產品資金余額分別為5.9萬億元、23.1萬億元；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資金信托余額為17.5萬億元；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證券公司資管計劃、基金及其子公司資管計劃的規模分別為9.2萬億元、10.2萬億元、17.6萬億元、16.9萬億元；保險資管計劃余額為1.7萬億元。資管業務在滿足居民財富管理需求、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同類資管業務的監管規則和標準不一致，也存在部分業務發展不規范、監管套利、產品多層嵌套、剛性兌付、規避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等問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人民銀行會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部門，堅持問題導向，從彌補監管短板、提高監管有效性入手，在充分立足各行業金融機構資管業務開展情況和監管實踐的基礎上，制定《指導意見》，通過統一同類資管產品的監管標準，促進資管業務健康發展，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二、《指導意見》的總體思路和原則是什么？《指導意見》的總體思路是：按照資管產品的類型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對同類資管業務做出一致性規定，實行公平的市場準入和監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監管套利空間，為資管業務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指導意見》遵循以下基本原則：一是堅持嚴控風險的底線思維，減少存量風險，嚴防增量風險。二是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目標，既充分發揮資管業務的功能，切實服務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又嚴格規范引導，避免資金脫實向虛，防止產品過于復雜，加劇風險的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傳遞。三是堅持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實現對各類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的全面、統一覆蓋，采取有效監管措施，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四是堅持有的放矢的問題導向，重點針對資管業務的多層嵌套、杠桿不清、監管套利、剛性兌付等問題，設定統一的標準規制。同時，對金融創新堅持趨利避害、一分為二，留出發展空間。五是堅持積極穩妥審慎推進，防范風險與有序規范相結合，充分考慮市場承受能力，合理設置過渡期，加強市場溝通，有效引導市場預期。

三、《指導意見》的適用范圍是什么？包括哪些機構的哪些產品？《指導意見》主要適用于金融機構的資管業務，即銀行、信托、證券、基金、期貨、保險資管機構等接受投資者委托，對受托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的金融服務，金融機構為委托人利益履行勤勉盡責義務并收取相應的管理費用，委托人自擔投資風險并獲得收益。資管產品包括銀行非保本理財產品，資金信托計劃，證券公司、證券公司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子公司、期貨公司、期貨公司子公司和保險資管機構發行的資管產品等。依據金融監督管理部門頒布規則開展的資產證券化業務不適用本意見。針對非金融機構違法違規開展資管業務的亂象，《指導意見》也按照“未經批準不得從事金融業務，金融業務必須接受金融監管”的理念，明確提出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非金融機構不得發行、銷售資管產品。

四、《指導意見》對資管產品分類的依據和目的是什么？對不同類型產品監管的主要區別是什么？對資管業務進行分類，明確何為同類業務，是統一監管標準規制的基礎。《指導意見》從兩個維度對資管產品進行分類。一是從資金募集方式劃分，分為公募產品和私募產品兩大類。公募產品面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風險外溢性強，在投資范圍、杠桿約束、信息披露等方面監管要求較私募嚴格，主要投資風險低、流動性強的債權類資產以及上市交易的股票，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投資未上市股權。其中，現階段銀行的公募產品以固定收益類產品為主，如發行權益類產品和其他產品，須經銀行業監管部門批準。私募產品面向擁有一定規模金融資產、風險識別和承受能力較強的合格投資者，對其的監管要求松于公募產品，更加尊重市場主體的意思自治，可以投資債權類資產、上市交易（掛牌）的股票、未上市企業股權和受（收）益權。二是從資金投向劃分，根據投資資產的不同分為固定收益類產品、權益類產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產品、混合類產品四大類。固定收益類、混合類、權益類產品的投資風險依次遞增，分級杠桿要求依次趨嚴，根據所投資資產的不同，各類產品的信息披露重點也有所不同。

對產品依據以上兩個維度進行分類的目的在于：一是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強化功能監管。實踐中，不同行業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按照機構類型適用不同的監管規則和標準，導致監管套利等問題，因此，需要按照業務功能對資管產品進行分類，對同類產品適用統一的監管標準。二是貫徹“合適的產品賣給合適的投資者”理念：一方面公募產品和私募產品，分別對應社會公眾和合格投資者兩類不同的投資群體，體現不同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要求；另一方面，根據資金投向將資管產品分為不同類型，以此區分產品風險等級，并要求資管產品發行時明示產品類型，避免“掛羊頭賣狗肉”、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

五、《指導意見》在哪些方面強化了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的資質要求和管理職責？資管業務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金融服務，為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權益，《指導意見》要求金融機構須符合一定的資質要求，并切實履行管理職責。一是規定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應當具備與資管業務發展相適應的管理體系和管理制度，公司治理良好，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和問責機制健全。二是要求金融機構建立健全資管業務人員的資格認定、培訓、考核評價和問責制度，確保從事資管業務的人員具備必要的專業知識、行業經驗和管理能力，遵守行為準則和職業道德。三是規定對于違反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本意見規定的金融機構資管業務從業人員，依法采取處罰措施直至取消從業資格。

六、《指導意見》對資管產品投資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限制和要求有哪些？目的是什么？是否會影響實體經濟融資？部分金融機構發行的資管產品主要投資于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具有期限、流動性和信用轉換功能，形成影子銀行特征。這類產品透明度較低、流動性較弱，規避了資本約束等監管要求，部分投向限制性領域，大多未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為此，《指導意見》規定，資管產品投資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應當遵守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有關限額管理、風險準備金要求、流動性管理等監管標準。作出上述規范的目的是，避免資管業務淪為變相的信貸業務，減少影子銀行風險，縮短實體經濟融資鏈條，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水平。與此同時，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需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

七、《指導意見》如何防范資管產品的流動性風險？如何規范金融機構的資金池運作？部分金融機構在開展資管業務過程中，通過滾動發行、集合運作、分離定價的方式，對募集資金進行資金池運作。在這種運作模式下，多只資管產品對應多項資產，每只產品的預期收益來自哪些資產無法辨識，風險也難以衡量。同時，將募集的低價、短期資金投放到長期的債權或者股權項目，加大了資管產品的流動性風險，一旦難以募集到后續資金，容易發生流動性緊張。《指導意見》在明確禁止資金池業務、提出“三單”（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單獨核算）管理要求的基礎上，要求金融機構加強產品久期管理，規定封閉式資管產品最短期限不得低于90天，根據產品期限設定管理費率，產品期限越長，年化管理費率越低，以此糾正資管產品過于短期化傾向，切實減少和消除資金來源端和資產端的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風險。此外，對于部分機構通過為單一項目融資設立多只資管產品的方式，變相突破投資人數限制或者其他監管要求的行為，《指導意見》明確予以禁止。同時，為防止同一資產發生風險波及多只資管產品，規定同一金融機構發行多只資管產品投資同一資產的，多只資管產品投資該資產的資金總規模合計不得超過300億元。考慮到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如超出上述規模，允許經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批準后實施。

八、《指導意見》關于資管產品的資本和風險準備金計提要求與現有各類機構的計提標準是何種關系？二者如何銜接？ 資管產品屬于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投資風險應當由投資者自擔，但為了應對操作風險或者其他非預期風險，仍需建立一定的風險補償機制，計提相應的風險準備金。目前，各行業資管產品資本和風險準備金要求不同，銀行實行資本監管，按照理財業務收入計提一定比例的操作風險資本，證券公司資管計劃、公募基金、基金子公司特定客戶資管計劃、部分保險資管計劃按照管理費收入計提風險準備金，但比例不一，信托公司則按照稅后利潤的5%計提信托賠償準備金。綜合現有各行業的風險準備金計提要求，《指導意見》規定，金融機構應當按照資管產品管理費收入的10%計提風險準備金，或者按照規定計提操作風險資本或相應風險資本準備。風險準備金余額達到產品余額的1%時可以不再提取。風險準備金主要用于彌補因金融機構違法違規、違反資管產品協議、操作錯誤或者技術故障等給資管產品財產或者投資者造成的損失，計提方式按照財政部相關規定執行。需要明確的是，對于目前不適用風險準備金或者操作風險資本的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指導意見》并非要求在現有監管標準外進行雙重計提，而是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按《指導意見》的標準，制定具體細則進行規范。

九、如何打破資管產品的剛性兌付？為什么要實行凈值化管理？剛性兌付嚴重扭曲資管產品“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本質，擾亂市場紀律，加劇道德風險，打破剛性兌付是金融業的普遍共識。為此，《指導意見》要求，金融機構對資管產品實行凈值化管理，凈值生成應當符合公允價值原則，及時反映基礎資產的收益和風險，讓投資者明晰風險，同時改變投資收益超額留存的做法，管理費之外的投資收益應全部給予投資者，讓投資者盡享收益。作出這一規定的原因在于，從根本上打破剛性兌付，需要讓投資者在明晰風險、盡享收益的基礎上自擔風險，而明晰風險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產品的凈值化管理。實踐中，部分資管產品采取預期收益率模式，基礎資產的風險不能及時反映到產品的價值變化中，投資者不清楚自身承擔的風險大小；而金融機構將投資收益超過預期收益率的部分轉化為管理費或者直接納入中間業務收入，而非給予投資者，自然也難以要求投資者自擔風險。為此，要推動預期收益型產品向凈值型產品轉型，真正實現“賣者盡責、買者自負”，回歸資管業務的本源。《指導意見》還規定，根據行為過程和最終結果對剛性兌付進行認定，包括違反公允價值確定凈值原則對產品進行保本保收益、采取滾動發行等方式使產品本金、收益在不同投資者之間發生轉移、自行籌集資金償付或者委托其他金融機構代為償付等。對剛性兌付的機構分別提出懲戒措施：存款類持牌金融機構足額補繳存款準備金和存款保險基金，對非存款類持牌金融機構實施罰款等行政處罰。

十、如何管理資管產品的杠桿水平？為維護債券、股票等金融市場平穩運行，抑制資產價格泡沫，應當控制資管產品的杠桿水平。資管產品的杠桿分為兩類，一類是負債杠桿，即產品募集后，通過拆借、質押回購等負債行為，增加投資杠桿；一類是分級杠桿，即對產品進行優先、劣后的份額分級。此外，持有人以所持資管產品份額進行質押融資或者以債務資金購買資管產品的加杠桿行為也需要關注。在負債杠桿方面，《指導意見》進行了分類統一，對公募和私募產品的負債比例（總資產/凈資產）分別設定140%和200%的上限，分級私募產品的負債比例上限為140%。為真實反映負債水平，強調計算單只產品的總資產時，按照穿透原則，合并計算所投資資管產品的總資產。為抑制層層加杠桿催生資產價格泡沫，要求資管產品的持有人不得以所持產品份額進行質押融資，個人不得使用銀行貸款等非自有資金投資資管產品，資產負債率過高的企業不得投資資管產品。在分級產品方面，《指導意見》充分考慮了當前的行業監管標準，對可以進行分級設計的產品類型作了統一規定：即公募產品以及開放式運作的、或者投資于單一投資標的、或者標準化資產投資占比50%以上的私募產品均不得進行份額分級。對可分級的私募產品，《指導意見》規定，固定收益類產品的分級比例（優先級份額/劣后級份額）不得超過3：1，權益類產品不得超過1：1，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產品、混合類產品不得超過2：1。為防止分級產品成為杠桿收購、利益輸送的工具，要求發行分級產品的金融機構對該產品進行自主管理，不得轉委托給劣后級投資者，分級產品不得對優先級份額投資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

十一、如何消除多層嵌套和通道業務？資管產品借通道多層嵌套，不僅增加了產品的復雜性，導致底層資產和風險難以穿透，也拉長了資金鏈條，增加資金體內循環和融資成本。為此，《指導意見》首先從根本上抑制多層嵌套和通道業務的動機，要求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對各類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平等準入、給予公平待遇，不得根據金融機構類型設置市場準入障礙，既不能限制本行業機構的產品投資其他部門監管的金融市場，也不能限制其他行業機構的產品投資本部門監管的金融市場。其次，從嚴規范產品嵌套和通道業務，明確資管產品可以投資一層資管產品，所投資的資管產品不得再投資其他資管產品（投資公募證券投資基金除外），并要求金融機構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管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指導意見》充分考慮了金融機構因自身投資能力不足而產生的委托其他機構投資的合理需求，明確金融機構可以將資管產品投資于其他機構發行的資管產品，從而將本機構的資管產品資金委托給其他機構進行投資，但委托機構不得因委托其他機構投資而免除自身應當承擔的責任，受托機構應當為具有專業投資能力和資質的受金融監督管理部門監管的金融機構，并切實履行主動管理職責，不得進行轉委托，不得再投資其他資管產品（投資公募證券投資基金除外）。

十二、在加強對資管業務的監管方面有哪些舉措？加強監管協調，強化宏觀審慎管理，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實施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是規范資管業務的必要舉措。一是人民銀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建立資管業務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從宏觀、逆周期、跨市場的角度加強監測、評估和調節。二是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在資管業務的市場準入和日常監管中，強化根據產品類型進行功能監管，加強對金融機構的行為監管，加大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力度。三是按照資管產品的業務實質屬性，進行監管穿透，向上穿透識別產品的最終投資者是否為合格投資者，向下穿透識別產品的底層資產是否符合投資要求，建立覆蓋全部資管產品的綜合統計制度。四是加強監管協調，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在《指導意見》框架內，研究制定配套細則，配套細則之間要相互銜接，避免產生新的監管套利和不公平競爭。同時，要持續評估資管業務監管標準的有效性，適應經濟金融改革發展變化適時調整。

十三、非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需要符合哪些規定？當前，除金融機構外，互聯網企業、各類投資顧問公司等非金融機構開展資管業務也十分活躍，由于缺乏市場準入和持續監管，已經暴露出一些風險和問題。為此，《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資管業務作為金融業務，必須納入金融監管，具體要求包括：一是非金融機構不得發行、銷售資管產品，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這里的“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主要指私募基金的發行和銷售，國家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本《指導意見》的要求。二是依照國家規定，非金融機構發行、銷售資管產品的，應當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以及《指導意見》關于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的要求，向投資者銷售與其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相適應的資管產品。三是非金融機構和個人未經金融管理部門許可，不得代銷資管產品。針對非金融機構違法違規開展資管業務的情況，尤其是利用互聯網平臺分拆銷售具有投資門檻的投資標的、通過增信措施掩蓋產品風險、設立產品二級交易市場等行為，根據《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進行規范清理。非金融機構違法違規開展資管業務并承諾或進行剛性兌付的，加重處罰。

十四、《指導意見》的過渡期如何設置？“新老劃斷”具體如何實施？為確保《指導意見》有序實施，設置過渡期，按照“新老劃斷”原則，允許存量產品自然存續至所投資資產到期，即實行“資產到期”。過渡期內，金融機構不得新增不符合本意見規定的資管產品的凈認購規模，即發行新產品應符合《指導意見》的規定，為確保存量資管產品流動性和市場穩定、且在存量產品規模內的除外。過渡期為《指導意見》發布實施后至2019年6月30日。過渡期結束后，金融機構的資管產品按照《指導意見》進行全面規范（因子公司尚未成立而達不到第三方獨立托管要求的情形除外），金融機構不得再發行或續期違反本意見規定的資管產品。上述規定充分考慮了存量資管產品的存續期、市場規模，同時兼顧增量資管產品的合理發行，使資管業務按照《指導意見》平穩過渡，有序規范。綜合招商、興業、平安、聯訊等券商研報整理

女巴菲特？還是讓我們從容嬤嬤和司馬遷的角度談換名的玄學國家下決心強監管，17.8萬億市場面臨清理外資私募紛紛設WFOE深挖中國市場機會

第三篇：監管資本套利和國際金融危1

監管資本套利和國際金融危機

——對2007—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分析

(下)

2010-2-8

銀行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絕妙的盈利機會，開始大量持有這些所謂的信用等級高、收益率也高的證券化產品，而這些證券原本是以銀行自己資產為抵押發放并意在售向市場的(IMF，2008)。據估算，到發生危機前的2007年，銀行持有的“AAA”級CDOs已占到市場份額的25%，一躍成為該類證券化資產的最大持有者。其結果是：經過資產證券化及證券回購，發起銀行以“摘櫻桃”的模式將基礎資產置換成為資產抵押證券(包括股權級、“AAA”等級優先級及部分中間級)，基礎資產的風險大多又回聚到銀行，幾乎沒有分散出去。

這種“直接增信+‘摘櫻桃”’的套利方法大大減少了銀行的資本要求。根據巴塞爾委員會關于CDO分層和評級一般情況的調研結果以及巴塞爾協議的有關規定，我們可以對銀行監管資本的節約量進行估算(參見表2)。假設基礎資產的絕對額為1000元，分層前銀行持有的基礎資產所占用的監管資本為80元(1000X8%)，收益為6元(1000X0.6%)，分層后銀行在持有全部3類CDO產品的情況下，所需要監管資本50元(30+5.6+14.4)，收益總計為5.9元(30X12%+70X2%+900X0.1%)。與最初持有基礎資產相比，銀行在持有資產證券化后的之后全部CDO產品之后經濟風險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體現在其市場收益水平也基本保持不變，但監管資本要求卻減少了30元(37.5%)。

與養老保險基金、固定收益基金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等市場投資者相比，銀行屬于高杠桿率的金融機構，大量持有市場波動很大的資產抵押證券極具風險性，更何況這些證券還隱含著沒有表現出來的風險。但銀行為何愿意選擇這一策略?答案不言而喻：監管資本套利，即銀行希望在基本持有原有風險的前提下，繞過資本監管減少資本支出。

(二)發起銀行對SPVs的流動性支持：間接增信的變體

如前所述，資產證券化的間接增信可以實現監管資本套利的最高境界——監管資本占用為0。巴塞爾協議之所以對間接增信沒有資本要求，其原因即是它是有條件的，對SIVs及管道發行的資產抵押證券的增信很弱。以流動性便利為例，最常見的條件即是要求基礎資產必須是優良資產，即只有在SIVs及管道的證券化資產保持優良的情況下發起銀行才有義務進行流動性支持。一般看來，如果證券化資產是優良的，銀行也沒有必要對其進行流動性支持，為此巴塞爾協議沒有將這種似乎是流于形式的增信提出資本金要求。

但在實踐中，銀行根據間接增信的條件對資產證券化進行了改良，使得間接增信也具有了幾乎與直接增信同樣強的效力。仍以流動性便利為例，證券化資產是否優良常常取決于評級結果，評級為投資級以下的資產才可被認為是不良資產(Viral and Philipp，2009)。為了促進資產抵押證券的銷售，發起銀行當然會想方設法地提高證券化資產的信用等級，具體措施主要有：一是采取在貨幣市場上滾動發行短期ABCPs的方式融資，證券期限越短，風險就越小，就越容易提高信用等級，這些票據的期限縮短至平均1—4天；二是與評級機構保持更緊密的利益關系，以此為ABCPs獲得更為理想的評級結果。這些努力在實踐中卓有成效，評級機構甚至在證券化資產風險已經顯現的時候，仍然為其保持較高的信用評級(Crotty and Epstein，2008)。2007年7月，在美國市場上約1500種不同的資產抵押證券，發展到金融危機已經爆發并為各方所關注的2008年1月，只有18種證券的信用評級出現了下降，而且并非全部下降到投資級以下(Viral and Philip，2009)。在證券化資產持續保持“優良”的情況下，發起銀行就有義務對SPVs進行流動性支持。

正是這種隱性支持，確保了SIVs和管道能夠順利地面對投資者發行ABCPs，保證了零監管資本要求套利模式的可持續性。銀行既可以通過設立SlVs或管道間接獲取收益，同時也可以免受資本監管約束，但另一方面，基礎資產的風險卻仍然保留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內。也正因為只有銀行受監管資本約束，他們比非銀行機構有更強的激勵通過設立間接增信下的“管道”繞過資本監管。經驗研究表明，在美國市場上商業銀行是最大的“管道”發起方，其發起的“管道”資產達到了9200億美元，占到全部“管道”資產的73%(Viral and Philipp，2009)。

上述兩種套利方式，事實上都使資產證券化中“真實銷售”(true sale)和“破產隔離”(bankruptcy remote)的基本原則趨于失效。在這種“掩耳盜鈴”式的包裝過程中，銀行對基礎資產可能出現的不良實際上也給予了高度警惕，并設法獲得保險公司、政府擔保以及信用評級等多方保證或支持。其結果是：銀行通過證券化操作將資產的個體風險分散出去了，但卻保留了具有尾部特征的、系統性的風險(tail-natured，systematic risk)。換言之，只要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個體風險可以通過滾動發行(在信用評級等的支持下)以及外部保險或擔保掩飾過去。但是，系統性風險的確發生了。

四、監管資本套利、系統性風險與金融危機

本世紀初，美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創造出了大量的以中低收入群體為對象的次級按揭貸款，以次級貸款為基礎的各式證券化產品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2004年以來，美聯儲開始提高基準利率控制過度投機，大量次級按揭貸款人無力償還貸款，貸款違約率開始上升。在宏觀政策及房地產市場調整的形勢下，曾經維系了銀行高盈利、高增長模式的監管資本套利開始為銀行帶來巨大損失。

一方面，銀行持有的大量證券化產品迅速縮水。次級按揭貸款等基礎資產的貶值迅速傳遞到相關衍生產品上，曾經所謂的“高等級”次級按揭抵押資產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s)以及相關CDOs的隱性風險就迅速暴露出來。從2007年7月底開始，次級貸款違約率上升導致各種“AAA”級CDOs市場價格大幅縮水，發展到2008年底，資信等級曾被認為堪比國債的CDOs已跌去20-60%，給銀行造成了重大損失。

另一方面，銀行不得不對證券化資產進行流動性支持。次級貸款和MBSs的貶值，也大大影響了以此為抵押的ABCPs的市場信心，貨幣市場投資者開始停止購買ABCP，AB-CP的滾動發行遇到了困難，幾乎在一夜之間市場流動性出現了困難。2007年8月9日，法國巴黎銀行發布了一篇關于美國證券化市場流動性蒸發的報導，導致幾乎一夜之間ABCP的隔夜拆借利率從聯邦基金利率上浮10個基點上升到150個基點(Bloomberg，2008)。

貨幣市場流動性凍結使得SIVs和管道難以再通過滾動發行ABCP進行融資，但由于此時間接增信的條件大多仍然有效(如流動性便利中ABCP的評級仍然在投資級以上)，發起銀行就有義務對SIV和管道進行流動性支持。如在2007年底，花旗銀行在經營出現困境的情況下，仍然不得不以數十億美元的損失為代價收回其所控制的SIVs以及相關資產，已對其資本金實力造成沖擊(AFP，2007)。此時，由于銀行既沒有充足的流動性也沒有足夠的資本金支持回購資產，開始集中拋售所購資產以及其他相關資產，因而引發了資產價格的繼續下降。這樣，由次級貸款違約所導致的抵押證券的貶值，進而由市場信心缺失引起的流動性枯竭，再引起市場拋售導致的證券繼續貶值，形成了惡性循環。為解決日趨緊張的流動性問題，銀行開始削減面向企業和個人的貸款，信用危機延伸引起了實體經濟的衰退(Kashyap et al，2008)。

在這一系統性風險爆發之后，是銀行而不是其他市場投資者承擔了證券化資產的主要損失。經驗研究表明，在2007至2008年間，只有涉及1.9%的SIVs和管道(3.4%的資產)因為沒有受到發起銀行的增信而遭受了損失(Viral and Philipp，2009)。也就是說，銀行承擔了幾乎全部證券化資產的風險，但是卻沒有持有足夠的資本金去抵御這些風險。回頭來看，如果資產證券化的確實現了風險分散，“真實銷售”和“破產隔離”原則能夠得到有效實施，由次級貸款違約引起的相關證券化資產貶值就會被市場投資者所吸收，那么銀行就仍然可以穩健運行，市場的波動就不會如此大地影響到實體經濟，上世紀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或許也可以避免發生。由此可見，銀行以規避資本監管為主要目的而進行的監管資本套利可以認為是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五、政策建議：反思銀行監管

如前所述，銀行通過監管資本套利繞過資本監管，創造出了巨大的隱性風險，這些風險在市場環境變化的情況下給銀行造成了巨大損失，進而引發了經濟衰退。在此情況下，資本監管甚至銀行監管沒有能夠對銀行隱藏的巨大風險以及即將到來的危機進行有效監控和預警，我們需要對現行監管制度進行反思。至于政策建議，以下兩方面值得關注：

1.完善資本監管。關于資本監管失效是否是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理論界以及實務部門對此有許多爭議。我們知道，巴塞爾協議以及新資本協議的主要宗旨即是確保銀行擁有足夠的資本金以及吸收預期損失，維持銀行的清償能力(Kevin，2009)。我們注意到，在金融危機爆發的2007年，西方主要銀行還實施的是巴塞爾協議，新資本協議并未正式推廣。新資本協議中的許多規定的確有助于對監管資本套利行為進行監控，如為保證資產證券化中風險隔離原則的落實，新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的增信行為實施更嚴格的界定，主要包括：1)轉移的資產必須在法律上與發起銀行相分離，以確保當銀行清算時，被轉移資產與銀行債權人的索取權無關；2)抵押證券資產被轉移至一個獨立的SPV機構；3)發起銀行對被轉移資產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權。即使滿足這些條件，新資本協議還賦予監管者自由裁量權，即監管者如果認為發起銀行仍然可能涉及相關風險，有權要求發起銀行提供足夠的監管資本(Allen，2004)。顯然，這些規定能夠有效地對銀行間接增信(隱性擔保)實施監控。另外，巴塞爾委員會也在研究對新資本協議進行修訂，如增加對高等級證券的資本要求，嚴格監管按揭貸款中的“發起一分散”模式，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等等(Kashyap et al，2008)。

2.完善公司治理。資本監管在銀行風險管控方面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任何管制控制的監管體制都會創造繞過規則的激勵，如監管套利”(Kashyap et al，2008)。金融創新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其對資本監管制度的利用和超越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因此資本監管無論設計多么精巧，它只能起到“亡羊補牢”的作用，只能夠在特定階段事后減少資本套利行為，但不能從根本上對資本套利所產生的風險進行預警和監控。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銀行以后將不再會通過SIVs和“AAA”級次級按揭CDO實施監管資本套利，下一次金融危機也將不會由此而引發，更新型的金融工具也許很可能被創造出來(Kashyap et al，2008)。

鑒于此，我們認為在加強資本監管的同時，更應當關注對銀行公司治理的監管，這突出表現在對銀行風險激勵政策方面。銀行從事監管資本套利的動機在于對高額利潤無止境地追求，而這與銀行家們的風險激勵政策息息相關。目前，西方國家銀行管理層的薪酬大多與銀行短期的盯市利潤(market-to-market profits)而不是與長期收益相掛鉤，這顯然導致了銀行家經營策略的短期化，大大刺激了銀行追求高風險策略的動機。“銀行已經在追求短期利潤的趨使下將監管套利作為自己的主要業務”(Viral and Matthew，2009)。由此可見，加強對銀行公司治理的監管、建立長期視野的的風險激勵政策是防范監管資本套利風險、維護銀行業穩健運行的根本之策。

作者：中國銀監會 宋永明 來源：《金融研究》2009年第12期

責任編輯：李蕊

第四篇：46號文：銀監會“三套利”專項整治要點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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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過多種業務使資金在金融體系內流轉而未流向實體經濟來獲取收益的套利行為,叫做（）√ A B C D 監管套利 關聯套利 期限套利 空轉套利

正確答案： D 多選題

2.銀監會“三套利”專項治理工作，指的是（）√

A

B C D 監管套利

關聯套利

期限套利

空轉套利

正確答案： A B D

3.以下屬于規避監管政策違規套利行為的有（）× A B

C

D 規避信用風險指標

違反宏觀調控政策套利

違反風險管理政策套利

增加企業融資成本套利

正確答案： B C D

4.以下屬于關聯套利行為的是（）√

A 違反股權管理規定 B C D 違反并表管理規定

規避流動性風險指標

違反行業調控

正確答案： A B

5.空轉套利，主要涵蓋以下哪些業務（）√

A

B

C

D 信貸“空轉”

票據“空轉”

理財“空轉”

同業“空轉”

正確答案： A B C D

第五篇：引入杠桿率限制能遏制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嗎

引入杠桿率限制能遏制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嗎？

內容摘要：巴塞爾委員會與中國銀監會都已決定引入杠桿率限制作為內評法的補充，以遏制商業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行為。對于該目的是否能夠實現，各國學者進行著激烈的爭論，但大多缺乏嚴謹的理論證明，尚不足以給出答案。本文研究表明，在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杠桿率限制有助于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其將通過兩條路徑實現：降低商業銀行有限責任制度所帶來的賣權的價值；增加商業銀行因監管資本套利而被懲罰的威懾力。關鍵詞：監管資本套利；杠桿率；信息不對稱；巴塞爾III

一、問題的提出

監管資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金融機構在不違背資本監管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某種金融設計，在不改變其實際風險水平的情況下降低監管資本要求的行為。監管資本套利產生于資本監管框架的缺陷, 根源于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不一致性。監管資本是監管部門規定商業銀行所必須持有的最低資本數量，經濟資本是在不存在監管資本規定的情況下銀行自身的最優資本數量。出于金融穩定等社會性因素的考慮，監管部門往往要求商業銀行持有比其自身最優資本數量更多的資本。由于稅收、信息不對稱以及代理成本的存在，資本成本必然大于負債成本。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這種差距被商業銀行視為監管稅收。就像面對其他稅收一樣，銀行也會設法降低監管稅收，于是便產生了監管資本套利的動機。

1998年BaselⅠ推出以來，作為一個未曾預料的結果，監管資本套利在西方發達國家非常迅速的發展起來。其降低了資本監管制度的有效性，加劇了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討論，并最終推動了BaselⅠ向BaselⅡ的過渡。BaselⅡ引入了具有高度風險敏感性的內部評級法，旨在實現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一致性，從而消除監管資本套利。但是由于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制定目標本身具有內在的不一致性，監管部門以社會福利最大化作為監管資本的制定目標，而商業銀行以其自身價值的最大化作為經濟資本的制定目標，所以BaselⅡ的一致性目標無法實現，激勵相容約束尚未形成。進一步而言，如果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實現了一致性，那么資本監管制度本身將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內部評級法的思路是，商業銀行比監管部門對于其資產風險具有更多的了解，允許銀行自己測算資產的風險性將能夠最大限度的保證模型的風險敏感性，監管部門則通過回溯檢驗進行審查，對被檢測出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商業銀行進行懲罰。其實早在BaselⅡ引入內部評級法之前，BaselⅠ已經開始使用內評法計算交易賬戶的市場風險，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BaselⅡ將該模式運用于信用風險，卻未能有效遏制監管資本套利，筆者認為原因在于：一方面，BaselⅠ僅僅將內評法運用于銀行整體資產中的一小部分，如果發現監管資本套利，監管部門可以對其進行有效的懲罰，而BaselⅡ幾乎將內評法擴展到商業銀行的全部資產，如果發現套利行為，銀行可能已經處于危機之中，監管部門則難以對其進行有效懲罰；另一方面，交易賬戶中的資產大多具有日數據，監管部門可以較為即時的檢測出監管資本套利行為，而諸如貸款等其他類型的資產，數據頻率非常低，導致監管部門很難通過回溯檢驗作出即時且有效的判斷。次貸危機爆發前5年，歐美主要商業銀行的總資產翻了一番，而用來計算資本充足率的風險加權資產僅僅上升了大約25%，且直到危機前夕，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大多在10%以上，遠遠高于監管部門8%的最低要求。表面安全的數據下面卻蘊藏著巨大的風險，這說明商業銀行可能進行了大量的監管資本套利，資本監管效率已被嚴重削弱。

為了克服上述問題，2010年發布的BaselⅢ決定引入杠桿率限制，規定2013年開始執行，2018年全部達標；中國銀監會2011年發布《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引入杠桿率，并規定于2012年開始執行，2016年全部達標。杠桿率不具風險敏感性，是BaselⅠ頒布之前各國資本監管較為常用的指標，所以與其說是引入，不如說是回歸。在BaselⅢ頒布之前，一些國家一直執行著杠桿率監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和加拿大。前者雖然實施了杠桿率，但依然導致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后者被普遍認為正是由于杠桿率的執行，才避免了此次危機。國際經驗未能對杠桿率的作用作出一致的判斷。巴塞爾委員會以及中國銀監會希望通過將杠桿率限制作為內評法的補充，以遏制商業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行為。但對于該目的是否能夠實現，各國學者進行著激烈的爭論。

二、文獻綜述

關于監管資本套利，Jones（2000）首次系統性的討論了監管資本套利的概念、方法與程度，是該領域的經典作品[1]。Jackson(2002)、Elizalde(2006)和Jacobson（2006）等指出即使在BaselⅡ下，因為監管部門要考慮金融穩定等目標，監管資本必然高于經濟資本[2][3][4]。Jacobson（2006）研究了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差異產生的決定因素[4]。Basel委員會、國際證券業協會以及國際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01）指出了銀行、證券、保險三部門間在會計準則、監管資本要求、資本的定義、風險度量、監管范圍等方面存在的跨部門套利空間[5]。Danilo Drago和Marco Navone（2008）指出與固定的資本監管規定不同，市場上的信用風險價差隨時發生變化，在1993年—2005年90%的交易日內存在監管資本套利機會[6]。Johnson和Feldman（2008）基于異質監管框架，提出了機構分拆、資產置換與結構化產品等手段[7]。在國內，宋永明（2009）介紹了國際上常用的幾種監管資本套利的方法和途徑[8]；楊軍（2010）分析了通過不同賬戶對損益處理方式的差異性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手段[9]；沈慶劼（2010，a）提出了基于風險度量模型、主體類型、資產形式、資本種類以及股權投資形式的監管資本套利手段[10]。沈慶劼（2010，b）運用均衡思想討論了顯性套利收益與隱性套利收益歸宿、監管套利顧客以及套利者驅逐非套利者等問題[11]。翟光宇與陳劍（2011）通過對2007-2011年14家上市銀行的實證研究，指出銀行規模越大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越高[12]。沈慶劼（2012）通過對1994-2011年我國商業銀行的實證研究，指出資本壓力與股權結構對其監管資本套利決策具有重要影響[13]。

關于杠桿率監管，Furlong和Keeley（1989）以期權視角看待存款保險，認為資本金監管的意義在于降低了期權的價值，從而迫使商業銀行持有更多的資本，并降低資產的風險水平[14]。Rochet（1992）從商業銀行有限負債角度出發，指出內評法有助于降低銀行風險，但還需要引入最低最低資本要求才能保證內評法的有效性[15]。Sheldon（1996）通過對1987-1994 年219家銀行的實證研究，說明缺乏風險敏感性的資本監管會導致了銀行資產風險的增加[16]。Hovakimian和Kane（2000）指出缺乏風險敏感性的資本監管無法有效降低商業銀行風險傾向[17]。Kupiec 和Brien（1995）針對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間的信息不對稱，提出預先承諾機制，銀行可自主確定其資本水平，但如果損失超過承諾水平，將收到懲罰[18]。Marshall和 Prescoot（2006）對該種懲罰機制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19]。Estrella等人（2001）通過經驗分析表明杠桿率監管與風險資本充足率的結合，可以提高資本監管的有效性[20]。Bichsel 和 Blum（2005）認為在監管資本套利以及銀行所提供的風險報告有待證實的情況下，杠桿率指標可以彌補資本充足率監管的缺陷[21]。Blum（2008）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了自評法中存在的道德風險，所以杠桿率指標可以成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有效補充[22]。Hildebrand（2008）也建議引入杠桿率監管，認為其可以作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有效補充[23]。在國內，中國銀監會課題組（2010）指出杠桿率監管操作簡單，有助于確定銀行風險承擔的最低限度從而降低道德風險，并限制信貸規模的過度擴張[24]。黨均章（2011）指出杠桿率監管還有助于降低資本充足率監管的順周期性與模型風險，并能遏制監管資本套利[25]。陳夢雯等（2011）討論了資本充足率與杠桿率結合的影響，指出當資本充足率要求更嚴格時，實際上是在執行資本充足率；當杠桿率監管更嚴格時，實際上又是在執行杠桿率。并將鼓勵銀行持有風險資產，無法遏制監管資本套利[26]。黃海波等（2012）運用線性規劃方法說明，得出了與陳文同樣的結論，并指出杠桿率監管不但不能阻止監管資本套利，反而會滋生商業銀行從低風險資產向高風險資產轉換的監管資本套利行為，杠桿率監管是在順周期性與監管資本套利之間的一種權衡[27]。陳文與黃文是目前國內為數不多的對杠桿率監管進行理論分析的文章，但他們都未考慮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正如本文將要給出的結論所言，在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下，引入杠桿率監管將不具有任何積極作用。

三、模型

本文考慮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監管部門由于在期初無法識別商業銀行的真實風險，所以只能依賴于銀行自身的報告。由于資本具有較高的成本，所以商業銀行出于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有動機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監管部門在期末通過對銀行風險類型的甄別，對具有監管資本套利嫌疑的銀行給予懲罰。期初商業銀行選擇資本結構，期末投資回報展現。模型表明，只要監管部門的事后甄別機制具有不完全性，商業銀行就會進行監管資本套利，而此時引入杠桿率限制將有助于遏制其監管資本套利行為。

（一）基本模型

假設存在兩種類型的商業銀行，風險銀行與低安全銀行。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銀行知道自己的類型，而監管部門只能在事后作出一定甄別。無論是風險銀行，還是安全銀行，總資產都相等，標準化為1。總資產由存款與資本兩部分組成，商業銀行可自行決定兩者的比例，即有：

1?D?W

（1）

其中D表示儲蓄，W表示資本。假設銀行所有存款都被存款保險完全覆蓋，即存款無風險，存款利率等于無風險利率，標準化為1；資本的機會成本高于存款利率，記為cw，有cw?1。

假設兩類銀行都具有風險中性特征，追求期望利潤最大化。安全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為1+x，風險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存在兩種情況，對應的收益與概率如下：

1?x, p?=?R ??1?x, 1?p

（2）

12其中x?0，意味著風險銀行可能出現虧損。p?，意味著風險銀行的期望收益率1?2px?x始終大于無風險收益率1，否則理性的商業銀行將退出市場。進一步假設風險銀行的期望收益率1?2px?x?cw，意味著在任何資本結構水平，風險銀行都不至于主動退出市場。

監管部門通過回溯檢驗甄別商業銀行的風險類型。假設在事前，監管部門不具有任何關于銀行類型的信息；在事后，其通過對已實現的總資產收益率的觀測作出判斷。但由于風險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可能與安全銀行相同，都為1+x，此時監管部門只能在一定的概率下識別出風險銀行，事后甄別機制具有不完全性。

最后假設當銀行資本W?0時將發生破產，破產所導致的社會成本為C。商業銀行的有限責任制度使得其股東只需承擔部分社會成本，因而銀行的風險具有外部性。

（二）不存在資本監管時 安全銀行的利潤為：

s??(1?x)(D?W)?D?cwW

（3）

利潤最大化的解為，W?0，D?1，?s?x。表明安全銀行將不持有任何資本，而使用儲蓄作為全部資金來源。由于模型假設其不存在虧損的可能，所以不會發生破產，安全銀行0資本運營既是個體最優，也是社會最優。

風險銀行的利潤為：

??p?(1?x)(D?W)?D?cwW??(1?p)max?(1?x)(D?W)?D?cwW,0?（4）r利潤最大化的解為，W?0，D?1，?r?px。表明風險銀行業將與安全銀行一樣，不持有任何資本。與安全銀行不同，風險銀行在(1?p)的概率下可能出現破產，將導致社會成本C。意味著風險銀行無資本經營將為社會帶來(1?p)C的期望成本。如要保證風險銀行不出現破產可能，其需持有的資本，應能夠彌補投資虧損x?1，并給付儲蓄利率D，所以需持有的資本為W?來說，將12x的儲蓄轉變為資本將導致期望利潤降低

cw?1212x。對于商業銀行

xp。為使模型具有經濟意義，在此假設x?2，從而保證W?1；同時假設銀行破產的社會成本足夠大，從而保證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通過使商業銀行增加資本防范風險，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

(1?p)C?cw?12xp

（5）

即，C?p2(1?p)(cw?1)x

（6）

（三）僅存在杠桿率監管時

杠桿率監管要求商業銀行必須持有其資產規模相應比例的資本，在本文的模型中假設各銀行資產規模相等，且均標準化為1，所以杠桿率監管將要求安全銀行與風險銀行都持有最低資本Wmin。為了防范銀行危機，將最低資本數量確定為：

Wmin?12x

（7）

但此時，對于安全銀行來說，其持有最低資本既內部不經濟也外部不經濟。這說明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監管部門的杠桿率規定是在銀行危機所導致的社會成本與為安全銀行帶來過度資本成本之間的一種權衡。從模型可見，如果全社會大量銀行都為安全銀行，杠桿率監管相對于無資本監管狀態，可能更不具有效率。杠桿率監管是一種缺乏風險敏感性的方法，相當于BaselⅠ中資本監管模式的一種極端情況，所以BaselⅠ實際上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四）僅存在內評法監管時

內評法要求商業銀行持有與其資產風險相對應的資本水平。本文假設了兩種不同風險水平的銀行，監管部門要求安全銀行持有的最低資本水平為0，要求風險銀行持有的最低資本水平為x。但是由于監管部門在起初無法判斷商業銀行

21的類型，所以依賴銀行自身的報告。安全銀行必然會報告其真實情況，但對于風險銀行來說，存在兩種選擇，如果報告真實情況，其將被要求持有

12x的資本；如果進行隱瞞，其將被允許持有0資產。設如實報告的期望利潤為?r(risky)，隱瞞報告的期望利潤為?r(safe)，顯然有?r(risky)??r(safe)，所以商業銀行存在通過粉飾風險狀況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動機。

為了降低風險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動機，監管部門在期末對銀行總資產收益率進行回溯檢驗，甄別銀行風險類型，并對被甄別出隱瞞行為的商業銀行進行懲罰，懲罰金額記為F，為期末銀行資本余額的確定比例，則有：

F?sW?

（8）

其中W?為銀行資本金在期末的余額。假設監管部門對于投資失敗的風行銀行能夠做出完全的識別；對于投資成功的風險銀行，因為其總資本收益率與安全銀行完全一樣，所以只能以概率q進行識別。

此時，如風險銀行選擇如實報告，其期望利潤為：

?(risky)?r3?cw2px

（9）

如果風險銀行選擇隱瞞，期望利潤為：

?(safe)?p(x?qF)

（10）r此時，W??x，將（8）式帶入（10）式，得：

?(safe)?(1?qs)px

（11）r理性的商業銀行會在（9）與（11）之間進行選擇，從而決定是否進行監管資本套利。即當滿足一下條件時，商業銀行將如實報告：

3?cw2?1?qs

（12）

cw?12qs?化簡可得，（13）從（13）式可以看出，只有當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q以及懲罰力度s都較大時，內評法才能夠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如果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極弱（q?0），意味著監管部門無法在投資成功的風險銀行與安全銀行之間做出任何識別，那么無論懲罰有多高，內評法都無法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如果資本成本極高（cw?3），則無論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有多強，懲罰力度有多大，都無法遏制監管資本套利。

（五）同時存在內評法與杠桿率監管時

在內評法的基礎上引入杠桿率，要求所有銀行，無論是風險銀行還是安全銀

?，與僅存在杠桿率監管時的W相比此時的行，都持有一個最低的資本規模Wminmin?最低資本要求要低，有W?min112x。對于如實報告的風險銀行來說，其依然被要求持有內評法下的最低資本x。其他銀行，包括安全銀行以及隱瞞報告的風險

2?。銀行，則被要求持有Wmin此時，如果風險銀行選擇如實報告，其期望利潤仍為（9）式，如選擇隱瞞，期望利潤變為：

?)?(1?qs)?cW??r(safe)?p?1?x?(1?W?

（14）minwmin??

（15）?r(safe)?(1?qs)px?p?1?qs?cw?W變換形式可得，? min???由于有1?qs?cw?0，比較（11）與（15）式可以證明??r(safe)??r(safe)。這意味著，引入杠桿率限制后，風險銀行如實報告的期望利潤未發生變化，而隱瞞報告的期望利潤顯著降低，這可能導致商業銀行放棄監管資本套利。

進一步比較（9）與（15），為遏制監管資本套利，需要有??r(safe)??r(risky)，?滿足下式： 即要求Wmin1?2qs?cw?W?px min(1?qs)p?cw

（16）

所以可以得出結論，給定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q與懲罰力度s，在內評法的?，則可以有效基礎上引入杠桿率監管，且杠桿率要求大于（16）式所確定的Wmin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將（16）式對q求導數，可得

??Wmin?q?0，表明隨著監管部門甄別能力的提高，?隨之降低。在q?1的極端情況下，為實現激勵相容約束所需的最低資本要求Wmin?有W?0，說明當監管部門具有完備的事后甄別能力時，內評法可以有效遏制min監管資本套利，內評法加杠桿率監管退化僅存在內評法的監管模式；在q?0的?極端情況下，有W?min12x，說明當監管部門完全不具備事后甄別能力時，內評法完全不具有效率，內評法加杠桿率監管退化為僅存在杠桿率監管的模式。所以得出結論，在內評法的基礎上引入杠桿率，是對監管部門甄別能力不足的一種補充。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越低，所需引入的杠桿率要求越高。

為了進一步分析杠桿率引入對于遏制監管資本套利的作用，對（14）式重新?上升如果影響隱瞞報告的風險銀行的期望利潤： 變換，以研究Wmin?)??cW??)?

（17）?r(safe)?p?1?x?(1?W??pqs?1?x?(1?W minwminmin???????的上升通過兩條路徑產生作用：第一，隨著W?的上升，上式左可見，Wminmin?)??cW?1?x?(1?W半部分p?隨之上升。在不考慮懲罰的情況下，風險銀minwmin????行因為被迫持有一定數量的資本，導致成本上升，即使在投資成功的情況下，期望利潤也隨之下降。進一步分析，這是因為資本越多，在投資失敗時，商業銀行自身所需要承擔的損失就越高。即杠桿率的上升，將降低銀行有限責任制度所帶

?)?隨?的上升，上式右半部分pqs?1?x?(1?W來的賣權的價值。第二，隨著Wmin?min?之上升。這里表示的是對監管資本套利行為的懲罰，銀行持有的資本越多，能夠被用來接受懲罰的金額就越高，所接受的懲罰就越重。

四、結論

本文贊同巴塞爾III與中國銀監會引入杠桿率限制作為內評法補充的決定。研究表明，在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存在信息不對稱時，引入杠桿率限制有助于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其將通過兩條路徑發揮作用：

第一，降低了商業銀行有限責任制度所帶來的賣權的價值。對于高風險的銀行而言，被迫持有一定數量的最低資本，使其在危機發生以后，至少需要用這些資本去承擔部分危機帶來的社會損失。從而降低了監管資本套利的收益水平。

第二，增加了商業銀行因監管資本套利而被懲罰的威懾力。杠桿率所要求的最低資本數量，保證了其監管資本套利行為被甄別后可能被懲罰的程度。從而保證了懲罰制度的威懾力。杠桿率監管是對內評法下監管部門甄別能力的補充，甄別能力越低，所需的杠桿率要求越高。兩種極端情況是，如果監管部門具有完備的甄別能力，則內評法本身可以有效遏制監管資本套利，無需引入杠桿率；如果監管部門不具有任何甄別能力，則內評法完全失效，僅需使用杠桿率監管。

引入杠桿率監管也是有成本的，表現為要求低風險銀行持有比最優水平更多的資本，無論從商業銀行個體角度還是社會整體角度考慮，這都是一種資本的浪費。所以實際操作中應權衡考慮遏制監管資本套利與節約資本成本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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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Qingjie(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Basel Committee and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have both decided to introduce a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 as a supplement to the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 so as to reduce the commercial bank'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About whether this purpose can be achieved,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re engaged in a fierce argument.But most of them are lacking in rigorous theoretical proof, thereby still not enough to give the answer.This study shows that when there 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commercial banks, the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 helps to reduce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which w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two paths: to reduce the value of the put options resulting from commercial banks’ limited liability system;to increase the deterrent of commercial banks’ punishment for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Key Word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Leverage Ratio;Information Asymmetry;BaselⅢ 作者介紹：

沈慶劼（1983.12-），男，江蘇鎮江人，金融學博士，天津財經大學金融系講師，金融風險管理師(FRM)，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加州大學富樂頓分校保險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圍繞監管資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問題，已經發表CSSCI論文10余篇，出版專著1部。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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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慶劼，巴塞爾協議與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2012.9 基金資助：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Solvency II 框架下非壽險準備金風險度量與控制研究”（7117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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