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會影響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嗎

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會影響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嗎？

——理論模型與中國的經驗分析

1沈慶劼2

（天津財經大學，天津 300222）

內容摘要：學者們一般認為，金融機構資產規模越大，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越高，這也表現出了現行資本監管制度所導致的不公平性。但對此問題在理論與實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犯罪經濟學理論以及不確定性經濟學中的最優保險理論，構建了一個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微觀行為模型，用以討論其是否進行監管資本套利，以及將進行何種程度監管資本套利的決策。模型證明銀行資產規模對監管資本套利水平的影響取決于其效用函數的性質，因相對風險厭惡系數的不同，可能正相關、負相關也可能不相關。基于我國49家商業銀行2011年財務數據的經驗研究表明，我國銀行資產規模與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并不相關。關鍵詞：監管資本套利；資產規模；資本充足率；相對風險厭惡系數

一、問題的提出

監管資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金融機構在不違背資本監管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某種金融設計，在不改變其實際風險水平的情況下降低監管資本要求的行為。監管資本套利產生于資本監管框架的缺陷, 根源于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的不一致性。Jones（2000）首次系統性的研究了監管資本套利問題，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1]。此后的研究圍繞動因、手段與影響三個方向進行：

監管資本套利的動因方面。當監管部門要求金融機構持有的最低資本數量高于不存在資本監管規定時其愿意持有最優的資本數量時，金融機構將被迫持有量更多的資本。這種增加的成本即監管稅收，金融機構有動機降低監管稅收，于是便產生了監管資本套利動機。Jackson(2002)、Elizalde(2006)和Jacobson（2006）等指出即使在BaselⅡ下，因為監管部門要考慮金融穩定等目標，監管資本必然高于經濟資本[2][3][4]。具體到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的模型差異，Crouhy(2000)和Allen(2004)對KMV、CreditMetrics、CreditRisk+以及監管資本模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對比[5][6]。Jacobson（2006）研究了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差異產生的決定因素[4]。沈慶劼（2010，a）討論了新巴塞爾協議下監管資本套利存在的可能性[7]。

監管資本套利的手段方面。Basel委員會、國際證券業協會以及國際保險業 1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Solvency II 框架下非壽險準備金風險度量與控制研究”（71171139）研究成果。

沈慶劼（1983.12—），男，江蘇鎮江人，金融學博士，天津財經大學金融系講師，研究方向為金融監管。監督管理委員會（2001）指出了銀行、證券、保險三部門間在會計準則、監管資本要求、資本的定義、風險度量、監管范圍等方面存在的跨部門套利空間[8]。Harald Benink和Clas Wihlborg（2001）討論了外部評級中的套利空間[9]。Carey和Hrycay(2000)指出通過評級機構的選擇可以極大的降低監管資本要求[10]。歐洲中央銀行（2005）的模擬了選擇不同評級機構的不同評級結果可能造成的監管資本套利[11]。Danilo Drago和Marco Navone（2008）指出與固定的資本監管規定不同，市場上的信用風險價差隨時發生變化，在1993年—2005年90%的交易日內存在監管資本套利機會[12]。Johnson和Feldman（2008）基于異質監管框架，提出了機構分拆、資產置換與結構化產品等手段[13]。在國內，宋永明（2009）介紹了國際上常用的幾種監管資本套利的方法和途徑[14]；楊軍（2010）分析了通過不同賬戶對損益處理方式的差異性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手段[14]；沈慶劼（2010，a）提出了基于風險度量模型、主體類型、資產形式、資本種類以及股權投資形式的監管資本套利手段[7]。

監管資本套利的影響方面。Allen（2004），Freddie Mac和J.R.Follain（2007）基于一個銀行資產最優決策的簡單的模型指出，監管資本套利會導致銀行提高資產風險水平[16][17]。Frame和White（2004）、Frame和White（2007）討論了監管資本套利對于儲蓄銀行以及國有住房抵押貸款機構——房地美、房利美之間的競爭的影響[18][19]。Repullo和Suarez（2004）則指出，不同主體之間不同的監管資本規則將會使低風險資產聚集于享受監管資本優惠政策的金融機構[20]。沈慶劼（2010，b）運用均衡思想討論了顯性套利收益與隱性套利收益歸宿、監管套利顧客以及套利者驅逐非套利者等問題[21]。

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對于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研究，始于對巴塞爾協議公平性的討論。Basel委員會（1997）指出，統一的資本充足率規定對于不同規模、不同地區以及具有不同技術水平的商業銀行可能有失公平[22]。Caruana（2005）討論了巴塞爾協議對不同資產規模的商業銀行影響的差異性[23]。Johnson和Feldman（2008）指出大銀行相對于中小銀行，會進行更多的監管資本套利[13]。McConnell等（2011）通過對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的討論，指出商業銀行資產規模越大，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將會越高[24]。在國內，翟光宇與陳劍（2011）是第一篇對監管資本套利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的論文，通過對2007-2011年14家上市銀行財務數據的實證研究，指出銀行規模越大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越高，并提出這種差異性可能來源于大銀行相對于中小銀行具有更強的監管資本套利能力[25]。

二、理論模型

本文基于犯罪經濟學理論以及不確定性經濟學中的最優保險理論，構建了一個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微觀行為模型。商業銀行個體可以通過各種操控手段，人為低估加權風險資產規模，進而降低監管資本要求，達到監管資本套利的 目的。模型用以討論其是否進行監管資本套利，以及將進行何種程度監管資本套利的決策。

1.研究思路與模型構建

面對監管部門的最低資本金要求，商業銀行有兩個主要的策略選擇：(1)進行監管資本套利；(2)不進行監管資本套利。如果選擇策略(1)，收益將取決于其是否會被監管部門查處。如果未被查處，收益將高于策略(2)；如果被查處，收益將低于策略(2)。對于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方法，Jones(2000)[1]以及沈慶劼(2010，a)[7]有較為詳細的討論，本文不再涉及。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監管資本套利屬于合法行為，不存在懲罰，也就不存在是否進行以及進行到何種程度的策略討論，所以也就沒有研究監管資本套利決策的理論成果。但是監管資本套利與監管者的監管意圖在本質上是相悖的，考慮到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筆者認為必然存在某種變相的懲罰。正是由于這種懲罰的存在，監管資本套利在我國才沒有像在部分西方國家那樣非常迅速的發展起來。

假設商業銀行的行為符合馮.諾依曼-摩根斯坦關于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選擇公理。同時假設商業銀具有風險規避特征，即效用函數處處為正，且處處嚴格遞增。

W為外生變量，銀行真實風險加權資產水平為W，商業銀行自身知道W的水平，但監管部門無法識別W。銀行對外披露的風險加權資產水平為X，X有商業銀行自行決定。如果商業銀行選擇策略(1)，將會有X

E(U)?(1?p)U[aW?b?X]?pU[aW?b?X??(W?X)]

(1)2.內部解存在的條件討論 上述最優化函數的一階條件為：

?b?(1?p)U?[aW?b?X]?(b???)pU?[aW?b?X??(W?X)]?0

(2)

(3)二階導數為：

D?(b?)(1?p)U??[aW?b?X]?(b???)pU??[aW?b?X??(W?X)] 22根據效用函數嚴格遞增的假設，可以判斷在任何區間有D?0，即二階條件處處滿足。

但如果最優解為邊角解，最優解未必滿足方程(2)。由于X?[0,W]，所以僅需考慮X=0與X=W兩種情況。分析X=0與X=W時，一階導數的符號。內部解 存在的條件是，X=0時一階導數為正，X=W時一階導數為負。求解X=0與X=W時函數(2)的取值，內部解存在的條件為：

?E(U)?XX=0??b?(1?p)U?[aW]?(b???)pU?[(a??)W]?0

(4)且，?E(U)?XX=W??b?(1?p)U?[(a?b?)W]?(b???)pU?[(a?b?)W]?0

(5)解不等式(4)、(5)，可得內部解存在的條件為：

??U?(W)b??p?(1?p)??p??U[W(1?b?)]??

(6)且，p??b?

(7)(7)式意味著，當懲罰代價小于監管稅收時，商業銀行將進行監管資本套利。(6)式中大括號內的部分，必然大于0且小于1，這就保證了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必然存在同時滿足(6)式與(7)式的X的取值。

3.對風險加權資產規模的比較靜態分析 為了簡化表述，我們規定：

Y?aW?b?X

Z?aW?b?X??(W?X)將(2)式對W求偏導數，可得：

?X?W?1D?(b?)(1?p)U??(Y)?(b???)pU??(Z)?

(8)(8)式也可改寫成：

?X?W???U??(Y)U??(Z)?b?(1?p)U?(Y)???(a??)? ??DU(Y)U(Z)??

1(9)其中?U??(Y)U?(Y)與?U??(Z)U?(Z)分別為效用函數在Y與Z上述兩個點的Arrow-Pratt絕對風險厭惡系數。在馮.諾依曼—摩根斯坦選擇公理下，絕對風險厭惡系數單調遞減，所以有?U??(Y)U?(Y)??U??(Z)U?(Z)。根據假設，被查處后的收益將低于不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策略，有a??，所以(9)式為正數，即：

?X?W?0

(10)這一結論意味著，隨著風險加權資產規模的增加，商業銀行對外披露的風險加權資產的規模也隨之上升。即在均衡條件下，各商業銀行對外披露的風險加權資產水平的排序應等于各自真實風險加權資產水平的排序。但我們更加關心的是監管資本套利層度是否會隨著銀行風險加權資產的變化而變化，即

?(XW?W)的符 4 號。我們有：

?(XW?W)?1W2(?X?WW?X)

(11)將(3)式與(8)式帶入，可得：

?(XW?W)?1W21D?b?(1?p)U??(Y)Y?(b???)pU??(Z)Z?

(12)將(2)式帶入，寫成含有絕對風險厭惡系數的形式，可得：

?(XW?W)??1W2?U??(Y)YU??(Z)Z?b?(1?p)U?(Y)????

(13)??DU(Z)??U(Y)1為了進一步簡化，用R(.)來表示相對風險厭惡系數，即R(Y)??上式可表示為：

?(XW?W)??1W2U??(Y)YU?(Y)，1W1D21Db?(1?p)U?(Y)?R(Y)?R(Z)?

(14)顯然有?b?(1?p)U?(Y)?0，所以

?(XW?W))的符號取只決于效用函數的W?XW性質。又因為?(W?X?WW)??(1?X?WW)???(XW?W，而表示通過監管資本套利所降低的風險加權資本占所有真實風險加權資本的比例，所以相對風險厭惡系數的單調性質決定了監管資本套利程度隨風險加權資產水平的變化情況。

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商業銀行風險加權資產規模對于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影響取決于效用函數的性質。如相對風險厭惡系數單調遞增，則套利程度將隨資產規模的上升而上升；如相對風險厭惡系數單調遞減，則套利程度將隨資產規模的上升而下降；如果相對風險厭惡系數為固定常數，則套利程度將保持不變。監管資本套利的程度與銀行資產規模不存在必然聯系。

三、經驗分析

上述理論模型討論了真實風險加權資產與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關系，在此以銀行總資產代替真實風險加權資本產進行經驗分析。本文還基于即將要討論到的幾個假設，構建了監管資本套利測度指標，以估計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程度。本文選取49家商業銀行2011年的財務數據進行了經驗檢驗，研究表明我國銀行資產規模與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不相關。

1.數據來源及其統計特征

本文隨機選擇了49家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已經剔除了在2011年度進行過增資擴股的銀行。這49家商業銀行覆蓋了不同地區與規模，既包括全國 性商業銀行，也包括地區性商業銀行。由于資本監管制度與財務制度的動態變化，加之不同年份貨幣政策與宏觀經濟形勢對銀行經營的影響，不同時期財務數據之間缺乏足夠的可比性，所以本文僅僅使用了2011年的截面數據。論文選用的數據包括：資產總計、所有者權益合計、資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數據的統計特征見表1，所有數據均來源于萬得數據庫，具體數據見附表。

表1 樣本統計特征

指標名稱 資產總計(萬元)所有者權益合計(萬元)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

最大值 95,496,500

19.75 19.88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數

方差

1,495,397,500 3,530,702 133,131,573 17,826,943 304,471,760

227,448 8,382,234 1,214,040 19,687,801 10.57 7.87

13.46 11.22

13.17 10.80

2.09 2.58

2.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估計

經驗分析的難點在于估計各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程度，本文嘗試利用風險加權資產（risk-weighted assets）對此進行估計。設計表示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測度指標如下：

監管資本套利測度=真實風險加權資產?報告風險加權資產真實風險加權資產

(15)“真實風險加權資產”是根據各項資產的真實風險程度測算的風險加權資產；“報告風險加權資產”是商業銀行報告給監管部門的風險加權資產。(15)式的分子表示人為操縱部分，即通過監管資本套利所實現的風險加權資產的降低，也即監管資本套利的總體規模。其與“真實風險加權資產”的比值度量了人為操縱部分占總體水平的比例，即監管資本套利的程度。“監管資本套利測度”越大，表示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越高。極端情況下，如將監管資本套利發揮到理論極限，將使“報告風險加權資產”趨近0，“監管資本套利測度”接近1；如不存在監管資本套利，將使“報告風險加權資產”趨近“真實風險加權資產”，“監管資本套利測度”接近0。所以“監管資本套利測度”取值區間為(0,1)。

“報告風險加權資產”是計算資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的分母，符合銀監會給定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計算公式：

核心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資本扣減項報告風險加權資產

(16)其中，分子“核心資本?資本扣減項”基本等同于所有者權益合計，所以使用下式作為“報告風險加權資產”估計：

報告風險加權資產=所有者權益合計核心資本充足率

(17)我們無法獲得“真實風險加權資產”的數據，即使是商業銀行的內部人，也難以準確確定其數值。基于翟光宇與陳劍（2011）的思路，假設銀行資產的風險 結構趨同。于是使用“總資產”即財務報表中的“資產總計”項目作為“真實風險加權資產”的代理變量。圖1表示“總資產”與“報告風險加權資產”的相關關系。橫軸表示“總資產”，縱軸表示“報告風險加權資產”。從圖中可以看出，兩者高度相關，統計分析表明兩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99。由于49家樣本銀行規模相差很大，四大行在我國形成了典型的壟斷，這可能導致相關系數過高。圖2描述了資產規模在200億元人民幣以下的27家樣本銀行“總資產”與“報告風險加權資產”的相關關系。同樣顯示出了極高的相關性，統計分析表明，相關系數為0.933。盡管我們不知道“總資產”與“真實風險加權資產”的關聯度，但是“總資產”與“報告風險加權資產”是通過“真實風險加權資產”這一變量連接起來的，所以“總資產”與“真實風險加權資產”的相關系數應當只會更高。說明“總資產”是“真實風險加權資產”一個較為合適的代理變量。

******000000************************400000000.00200,0400,0600,0800,01,0001,2001,400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00,0010,000,015,000,020,000,025,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圖1 所有銀行（49家）總資產與真實風險加權資產的關聯度

圖2 中小銀行（27家）總資產與真實風險

加權資產的關聯度

將根據(17)式計算的“報告風險加權資產”與作為“真實風險加權資產”代理變量的“總資產”帶入(15)式，可以計算出49家樣本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測度”。其均值與中位數皆為0.4，最大值為0.62，最小值為0.14，方差為0.10。將49家樣本銀行按“監管資本套利測度”從大到小排序，見圖3。總體而言，分布均勻，從統計數據來看，具有正態分布特征。根據本文的假定，“監管資本套利測度”越高，其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可能性越大，監管資本套利的程度越高。排名前5位的銀行分別是：廣西北部灣銀行(0.62)、西安銀行(0.60)、長沙銀行(0.56)、北京農村商業銀行(0.55)、恒豐銀行(0.53)。本文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對監管資本套利個體的甄別，而是在于從整體上研究銀行資產規模對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影響，所以對單個銀行的判斷可能存在著較大的不穩定性。上述5個銀行較高的“監管資本套利測度”，也可能是因為其資產配置確實比較穩健，將更多的資產配置于低風險項目，而非真的進行了監管資本套利。

0.70.60.50.40.30.20.10******7293***43454749

圖3 樣本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程度（從大到小排序）

3.資產規模與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實證檢驗

圖4表示“總資產”與“監管資本套利測度”的相關關系。橫軸表示“總資產”，縱軸表示“監管資本套利測度”。從圖中可以看出，兩者缺乏相關性，統計分析表明兩者的相關系數僅為-0.153。

0.70.60.50.40.30.20.100.00200,000,000.00400,000,000.00600,000,000.00800,000,000.001,000,000,000.001,200,000,000.001,400,000,000.001,600,000,000.00

圖4 所有銀行（49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與資產規模的關聯度

由于與上文同樣的原因，我們劃分中小銀行與大銀行進行區別討論。圖5表示資產規模在200億元人民幣以下的27家樣本銀行“總資產”與“監管資本套利測度”的相關關系；圖6表示資產規模在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10家樣本銀行“總資產”與“監管資本套利測度”的相關關系。統計分析表明，前者的相關系數為0.241：后者的相關系數為0.255。

0.70.60.50.40.30.20.100.002,000,000.004,000,000.006,000,000.008,000,000.0010,000,000.012,000,000.014,000,000.016,000,000.018,000,000.020,000,000.0000000

圖5 中小銀行（27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與資產規模的關聯度

從圖4、5、6來看，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與資產規模基本不具有相關性。從相關系數來判斷，一般而言，相關系數在0.8以上表示具有強相關性，在0.3-0.8之間表示具有弱相關性，在0.3以下表示不具有相關性。無論是在全樣本下，還是在局部樣本下，相關系數均小于0.3，所以判斷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基本不會影響監管資本套利程度。

0.450.40.350.30.250.20.150.10.0500.00200,000,000.00400,000,000.00600,000,000.00800,000,000.001,000,000,000.01,200,000,000.01,400,000,000.01,600,000,000.00000

圖6 大型銀行（10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與資產規模的關聯度

四、結論

通過微觀行為模型與經驗數據研究監管資本套利，在國內外尚不多見，本文正是這樣的一次嘗試。學者們一般認為，金融機構資產規模越大，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越高。但本文的研究結論與此并不一致，研究表明銀行資產規模對于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影響取決于效用函數的性質，因相對風險厭惡系數的不同，可能正相關、負相關也可能不相關。經驗研究結果表明，我國銀行資產規模與其監管資本套利程度不相關。

本文的理論模型并未設定具體的效用函數，而是采用了最一般性的函數形式，僅僅要求商業銀行符合馮.諾依曼-摩根斯坦關于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選擇公理，所以研究的結論應具有較強的普適性。從研究結果來看，不同的相對風險厭惡系數將導致完全不同的結論，如果預先設定了效用函數形式，必然會得出一個特殊性的結論。

本文的經驗分析運用了與翟光宇與陳劍（2011）相似的方法和數據，但研究結論并不一樣。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翟文使用股東權益/總資產小于6%與核心資本充足率大于7%這兩個主觀確定的界限作為衡量標準，在一定程度上人為擴大了結果的顯著性。另一方面，翟文的研究樣本為14家上市商業銀行，幾乎都是大銀行，本文在這14家銀行的基礎上，又引入了35家中小商業銀行，擴充了樣本容量。

不足與展望，本文的理論模型僅僅討論了銀行資產規模對于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影響，而在現實中伴隨著銀行資產規模的增加，其組織結構、經營模式以及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能力也會發生變化，這些因素可能會間接影響套利程度，本文對此尚缺乏足夠的討論。本文的經驗分析假設，銀行資產的風險結構趨同。所以本文所度量的監管資本套利程度的差別可能并非源于監管資本套利本身，而是由于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差異。為了對監管資本套利進行深入的經驗分析，還需要開發更加合理的度量模型。

參考文獻：

[1] Jones, D., 2000, ―Emerging problems with the Basel Capital Accord: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and related issu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4(1), 35-58.[2] Jackson, Perraudin, Saporta, 2002,‖Regulatory and economic solvency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6, 953 –976.[3] Elizalde, Repullo, 2006, ―Economic capital and regulatory capital: what is the differenc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4770

[4] Jacobson, Lindé, Roszbach, 2006, ―Internal rating systems, implied credit risk and the consistency of banks’ risk classification policie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899 – 1926.[5] Crouhy, Galaib, Marka, 200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urrent credit risk model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4, 59-117.[6] Allen, DeLong, Saunders, 2004, ―Issues in the credit risk modelling of retail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8, 727-752 [7] 沈慶劼;新巴塞爾協議下是否依然存在監管資本套利[J].上海經濟研究, 2010,(05):13-22.[8]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2001,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Regulatory Capital‖

[9] Harald Benink and Clas Wihlborg，2001，―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Making It Effective With Stronger Market Discipline‖

[10] Carey, M.and M.Hrycay , 2000, ―Parameterizing Credit Risk Models with Rating Data‖, Symposium on Credit Ratings and the Proposed New BIS Guidelines on Capital Adequacy for Bank Credit Assets, New York University, Salomon Center.[11] Patrick Van Roy, 2005, ―Credit Ratings and The Standardized Approach to Credit Risk in BaselⅡ ‖, http://ssrn.com/abstract_id=781085.[12] Danilo Drago and Marco Navone，2008，‖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standardized approach in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Australasian Banking and Finance Conference [13] Johnson and Feldman, 2008，‖Capital Arbitrage Across and Within the Various U.S.Regulatory Capital Regimes ‖ RMA Journal

[14] 宋永明.監管資本套利和國際金融危機——對2007～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分析[J].金融研究, 2009,(12)[15] 楊軍，龍鳴，李飛燕；金融危機中的監管資本套利分析[J].風險管理, 2010,綜合5（總第7輯）: 69-75.[16] Allen, DeLong, Saunders, 2004, ―Issues in the credit risk modelling of retail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8, 727-752 [17] Follain, J.R.and B.Follain.2007.―Are We There Yet?‖, Cyberhomes Contributors April.[23] Caruana, J.2005.―Basel II: Back to the Future.‖ 7th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Distinguished Lecture.[24] McConnell, John J.and Buser, Stephen A., 2011,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Market for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 2011.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840723 [25] 翟光宇,陳劍.資本充足率高代表資本充足嗎?——基于中國上市銀行2007～2011年季度數據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 2011,(10).Will the Asset Size of a Bank Effect the Degree of It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

Shen Qingjie(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granted by scholars that the larger the asset size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i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it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would be, which also displays the unfairness results from the current capital supervision system.But in-depth research for this issue is still lacking, whether in theoretical or empirical aspects.Based on the economics of crime theory and the optimal insurance theory in the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icroscopic behavior model for commercial bank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to discuss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and to what degree to practice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The model shows evidences that a bank’s asset size’s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it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depends on the utility function;they may be positive correlated, negative correlated, or uncorrelated, depending on the 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49 commercial banks’ financial data in 2011 shows that in our country, the asset size of a bank and the degree of it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are uncorrelated.Key Word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Asset Size;Capital Adequacy Ratio;

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

作者介紹：

沈慶劼（1983.12-），男，江蘇鎮江人，金融學博士，天津財經大學金融系講師，金融風險管理師(FRM)，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加州大學富樂頓分校保險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圍繞監管資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問題，已經發表CSSCI論文10余篇，出版專著1部。

發表論文：

[1] 沈慶劼;商業銀行最優資本結構研究——基于資本監管與特許經營權價值視角[J].經濟體制改革(CSSCI),2011,(05):138-141.[2] 沈慶劼;監管套利的動因、模式與法律效力研究[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CSSCI), 2011,(03):123-128.[3] 沈慶劼;資本充足率監管對商業銀行資本決策的影響——基于特許經營權價值的動態最優化[J].上海金融(CSSCI),2011,(04):51-57.[4] 沈慶劼;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均衡分析[J].經濟評論(CSSCI),2010,(06): 49-58.（人大復印資料《金融與保險》全文轉載）

[5] 沈慶劼;監管資本套利的動因與經濟效應研究——兼論對我國新資本協議實施的啟示[J].財經論叢(CSSCI),2010,(06):29-35.[6] 沈慶劼;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動因、模式與影響研究[J].經濟管理(CSSCI), 2010,(11):1-6.[7] 沈慶劼;新巴塞爾協議信用風險度量模型的實證模擬——標準法、初級內部評級法和高級內部評級法的比較[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CSSCI),2010,(03): 58-65.[8] 沈慶劼;監管套利:中國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J].人文雜志(CSSCI),2010,(05): 80-85.[9] 沈慶劼;新巴塞爾協議下是否依然存在監管資本套利[J].上海經濟研究(CSSCI), 2010,(05):13-22.[10] 沈慶劼;次貸危機生成機制研究：監管資本套利視角[A].濱海金融探索 [C].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06）:152-168 [11] 劉樂平;沈慶劼;AIG危機風險因素分析:基于監管資本套利視角[A].金融危機：監管與發展——北大賽瑟（CCISSR）論壇文集·2009[C].中國北京:,2009:52-64 [12] 沈慶劼;監管資本套利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CSSCI),2009,(09):05-09.出版專著：

沈慶劼，巴塞爾協議與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2012.9 基金資助：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Solvency II 框架下非壽險準備金風險度量與控制研究”（71171139）

聯系電話：*** 作者郵箱：shenqingjie@gmail.com 通訊地址：天津市河西區珠江道25號天津財經大學金融系（300222）

第二篇：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中的監管資本套利研究

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中的監管資本套利研究

無憂會計網 www.tmdps.cn 時間：2008-5-18 10:26:00 作者：張玉喜 來源：當代財經

發表評論 查看評論

我國銀行業的資產證券化試點始于2005年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發行。為充分發揮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籌資及流動性管理的作用，以2007年浦東發展銀行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為標志，我國銀行業第二批資產證券化試點及更大規模的推行拉開了序幕。但在推行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不能忽視銀行利用證券化技術進行的監管資本套利及其對資本監管的影響，因為這關系到銀行資本監管的有效性及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業務能否健康發展。

一、商業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及其內在動因

根據《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的定義，套利是指無需凈投資情況下保證獲得正報酬而沒有負報酬的投資策略。套利的存在是與均衡相矛盾的，因為均衡形成于無套利機會之時。因此，在均衡狀態下，具有相同現金流特征的兩種資產組合在期初應具有相同的價值或投資成本，否則就會產生套利機會。監管資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則是商業銀行在風險資產面對的監管資本要求及其成本與該資產實際的風險資本(經濟資本)要求及其成本不一致時，力求降低監管資本數量及其成本的行為。因巴塞爾協議中計量監管資本需要量的資產風險權數目錄不可能全面反映銀行實際的風險狀況，而每一種風險加權資產也不可能作為相應資產全部風險的準確估測，這導致銀行資產組合中實際風險資本需求不同的資產卻要面對資本監管規定中相同的風險權重與資本要求，或風險資本需求相同的資產卻要面對不同的監管資本標準。當某種資產的監管資本要求大于實際所需經濟資本時，因監管要求而多持有的資本，其產生的成本就成為對銀行的一種“監管稅收”(克里斯·馬騰，2004)。因此，商業銀行就會對資產組合的現金流量、信用關系和風險進行重新組合和配置，即在滿足監管資本要求的前提下，減少資本持有量及其成本，如最初的“采摘櫻桃”(cherry-Picking)的監管資本套利形式。

商業銀行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內在動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滿足監管機構的資本充足要求。銀行將資產負債表內風險不同、但風險權重與監管資本要求相同的貸款組合中的一部分貸款進行轉讓或風險轉移，在銀行實際資本數量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降低了表內風險加權資產額。使銀行的名義資本充足率得以提高，達到監管機構的資本充足要求或規避資本監管的目的。

(2)提高資本收益率。商業銀行通過調整資產組合，在監管資本標準要求相同的不同資產中減少低風險、低收益資產，保留高風險、高收益資產，實現以低的資本需求量支持高收益率的資產業務，提高銀行資本配置效率。

(3)擴大資產業務規模。監管資本套利因提高名義資本充足率、減少監管資本需求量而釋放出的資本，可支持信貸業務規模的擴大。這一點在經濟過熱、信貸規模受到監管約束的情況下更易被銀行所利用。商業銀行為增加利潤來源，會通過監管資本套利，實現資本釋放，支持資產業務的擴張。

二、商業銀行以資產證券化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機制和方式

新資本協議根據資產池信用風險轉移方式的不同，將資產證券化劃分為傳統型資產證券化和合成型資產證券化(synthetic securitisation)。傳統型資產證券化是指商業銀行將能產生收益的資產組合成資產池，出售給特殊目的載體(SPV)，再由SPV創立并出售以資產池現金流為支持的證券。合成型資產證券化主要源于上世紀90年代債務擔保證券(CDO)的產生，以及發行過程中證券化技術與信用衍生工具風險轉移技術的結合。在這種證券化結構中，資產池信用風險的轉移不是通過資產的轉移或出售，而是部分或全部地通過信用衍生工具或擔保來實現。作為更高層次的結構金融技術，資產證券化使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在原債務人、債權人(銀行)、SPV以及證券投資者等主體間被重新配置，更加便于銀行利用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差距，重組資產組合現金流和風險信用關系來進行監管資本套利。因此，產生于上世紀60年代末，最初主要服務于銀行的融資需求和流動性管理的資產證券化，自1988年巴塞爾協議規定的資本充足性監管實施以后，成為銀行規避監管、進行監管資本套利以獲取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途徑。在上世紀90年代，美聯儲對美國10家最大的銀行持股公司的調查表明，這些金融機構的證券化活動主要是出于資本套利的目的。在加拿大、歐洲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中，銀行都存在相當規模的與資本套利相關的證券化活動(洪艷蓉，2005)。傳統型資產證券化中的監管資本套利

在傳統型資產證券化結構中，銀行作為發起人在實現法律及會計意義上的資產轉移或出售的同時，往往采取優先，次級結構安排、對證券化資產的隱性支持(impHcit support)等影響“真實出售”和“破產隔離”效果的信用增強措施，因而實際上保留了部分證券化資產池的風險，并產生相應的監管資本要求。當這一資本要求小于原證券化資產的監管資本要求時，就可以證券化方式進行監管資本套利。這是監管資本套利的基本機制，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1)以附帶部分追索權的資產證券化進行的監管資本套利

這是傳統資產證券化中用于監管資本套利的最常用和最直接的方法。銀行作為發起人在將高信用等級資產證券化的同時，為證券化提供了信用增級，如為SPV提供次級貸款，并使銀行對SPV的債權索取權低于SPV發行證券時投資者的債權索取權，SPV因此獲得對銀行的部分追索權，降低了所發行證券的信用風險。證券化后的資本節約效果表現在，由于銀行提供信用增級的次級貸款作為追索，雖然它被視同為保障證券化資產的信用質量而需立即核銷的壞賬，通常被要求100％的監管資本，但次級貸款的數額通常較低，占證券化資產額很小的比例(如5％)，則證券化前Q單位信用資產需監管資本量為8％Q(因貸款風險權重為100％)，而證券化后只為5％Q。證券化資產信用質量越高，信用增級所需的次級貸款越少，則監管資本要求越少，監管資本套利效果越明顯。

(2)以隔離性發起的資產證券化進行的監管資本套利

根據巴塞爾協議，銀行若為自己的資產提供信用增級，則擔保部分(如上述次級貸款)屬于直接追索，要求配置100％的監管資本；若為他人資產提供擔保，則視同直接信用替代，要求配置8％的監管資本，降低了資本的需要量。在隔離性發起中，證券化資產的發起人由原始權益人——銀行變為SPV。銀行為SPV提供信用增級或擔保，擔保額仍為證券化資產額很小的比例，但被視為直接信用替代(由于是為SPV而非銀行自身資產提供擔保)，監管資本要求降低。與附帶部分追索權的證券化相比較，隔離性發起中擔保部分所需監管資本由100％變為8％，監管資本節約效果更顯著，名義資本充足率會變得更高。

(3)以間接信用增級的資產證券化進行的監管資本套利

無論是直接追索，還是直接信用替代，用于信用增級的金融擔保都需配置監管資本；而間接信用增級則是銀行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采取的既提供信用增級，又不屬于金融擔保，從而不需要監管資本的做法。這種信用增級一般屬于既給投資者提供信用保護，又非常近似于巴塞爾協議中規定的零風險權重的情況，如銀行提供短期貸款承諾這種信用增級形式；或者，雖然在特殊情況下能產生信用風險，但通過銀行的有效管理或證券合約條款能加以避免，如在證券合約中規定銀行采用早期攤銷或快速支付措施等，以消除投資者的違約風險。因此，間接信用增級的資產證券化使得原資產池的資本需要量變為零，監管資本要求降低最顯著。合成型資產證券化中的監管資本套利

所謂“合成”，主要體現在SPV用發行證券所得資金購買的高信用品質證券(如國債)與信用衍生合約，“合成”了風險和收益與傳統證券化中的資產池相同的資產組合，以支持證券收益的支付；而原資產池中的信用資產并不需“真實出售”而移出表外。只是證券化結構中的“參考信貸資產”(王秀芳，2006)。根據參考信貸資產風險轉移的程度可將合成型資產證券化區分為充分資金支持、部分資金支持和無資金支持的證券化。

(1)充分資金支持的合成型證券化中的監管資本套利

“充分資金支持”主要體現在銀行通過與SPV訂立信用違約互換合約，將資產池的所有風險以所發行證券為載體都轉移給了SPV和投資者，并得到SPV在貸款發生違約時的損失賠償保證。在這種證券化結構中，發起人通過運用信用衍生工具的信用風險緩釋技術，降低了原資產池的風險權重和監管資本要求，釋放了部分法定資本，提高了資本充足率(見圖1)。如1996年美國國民西敏寺銀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PLC)的合成式證券化交易，釋放了4億美元的監管資本(查爾斯·史密森，2006)。新資本協議對這種資本釋放給予了認可。

(2)部分資金支持的合成型證券化中的監管資本套利

“部分資金支持”即銀行將資產池中具有較大信用風險的一部分，通過信用衍生工具轉移給SPV和投資者，并得到SPV的貸款違約賠償保證，獲得與上述類似的監管資本套利效果。其余信用風險變為損失的概率非常小，因而銀行只需在場外交易市場與資信狀況良好的其它金融機構(一般是OECD銀行)簽訂信用互換協議即可，無需再通過SPV發行證券來轉移風險；既不必承擔“充分資金支持”證券化情況下較高的證券發行成本，又可獲得信用風險緩釋技術帶來的資本節約效果。

(3)無資金支持的合成型證券化中的監管資本套利

“無資金支持”即信貸資產池的信用風險沒有轉移給SPV和投資者，因而沒有得到SPV的貸款違約賠償保證；但是，通過信用衍生工具交易轉移給了場外交易市場的金融機構。商業銀行既可在節省違約保險金支付的情況下獲得證券發行收入，又可獲得信用衍生工具運用帶來的風險資本要求降低的效果，實現資本釋放。

與傳統型資產證券化比較，以合成型資產證券化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主要優勢在于：(1)合成型資產證券化因其手續簡便、操作成本低，會節省監管套利成本(比傳統的資產證券化模式能節省成本10％左右)(張煒，2002)，提高了監管套利的效率；(2)因不需將信用資產移出表外，且對原始債務人信息的保密性強，因而在轉移風險、減少監管資本要求的同時，能夠繼續保持銀行與原貸款客戶的良好關系。

三、對資產證券化中監管資本套利的金融監管

監管資本套利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當銀行業務的監管資本超過合理的經濟資本時，監管資本套利可使銀行實現合理的資本釋放，提高資本收益率，優化銀行的資本配置。但同時，正如美國金融監管局的資產證券化手冊所指出的，即使證券化降低了資本需求，但實際意義上的信用風險可能仍未從資產負債表中轉移出去；而且，銀行為維護自己的市場信譽，要為證券化資產或證券化產品提供各種形式的保證，因而保留了償付風險。這會產生以下危害：一是影響資本監管標準的有效性。即使實施資產證券化的銀行，其名義資本充足率雖然很高，也不能斷定其達到了應有的穩健水平，并使不同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變得缺乏可比性。二是資產證券化運用因可提高銀行的名義資本充足率，會促使銀行從事更高風險的業務，帶來銀行業整體風險的上升。如Georges Dionne等對加拿大1988～1998年間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資產證券化及信用風險關系的實證研究所指出的那樣(曾俊勇等，2006)。因此，巴塞爾委員會吸收有關國家的監管經驗，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制定和實施對資產證券化的金融監管方案，最終形成新巴塞爾協議中的“資產證券化框架”，其核心是針對監管套利的資本充足性監管。監管思路包括：一是對銀行在資產證券化中風險轉移狀況的確認，因為這是確認銀行是否真正改善了資本充足狀況的關鍵；二是若確認風險未完全轉移，且銀行的資本配置與未轉移風險的經濟資本要求不一致，存在監管資本套利，則應如何完善證券化中的資本監管。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風險轉移的確認

美國、英國等金融監管當局就證券化資產是否實現了風險轉移，即在銀行資產負債表內是否終止確認，不僅關注其是否在法律和會計意義上實現了“真實出售”、“破產隔離”，而且更為關注其在實質經濟意義上的風險是否真正轉移，依此決定是否應計提資本。新資本協議基本吸收和體現了美國、英國等證券化發達國家關于證券化結構中風險轉移和資產終止的確認標準。

從法律角度對資產證券化“破產隔離”問題的關注，側重于證券化的交易結構及交易合同中各交易主體的權力和義務；而監管者主要關注的是銀行在合同及非合同的方式(如“隱性支持”)下是否承擔了實質性的風險。因為從法律角度認定的破產隔離和真實出售未必表明銀行完全轉移了風險而不需計提監管資本。尤其在合成型證券化結構中，銀行并沒有轉移資產，所以更需從經濟實質而非資產出售的角度來分析風險的轉移程度。同樣，會計處理與資本監管政策也有一定的區別。如美國監管當局規定，不論資產轉讓在會計上是否處理為資產出售或轉移到表外，只要是有追索的轉讓，就需計提監管資本。因此，與傳統的資產確認標準不同，西方會計準則主要采用風險報酬分析法和金融合成分析法來解決證券化資產的終止確認標準問題(巴曙松、劉清濤，2005)。根據風險報酬分析法，如果發起人仍保留證券化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則證券化應被視為擔保融資，證券化資產仍須被確認為表內資產，資本要求不變。金融合成分析法則鑒于日益復雜的證券化交易結構可使證券化資產的控制權與風險和收益相分離，因此可根據控制權是否由發起人轉讓給受讓方來決定是否在資產負債表內終止已轉讓的證券化資產。如果發起人仍擁有證券化資產的一定控制權，如必要時對轉讓資產的回購權、轉讓方的資產沒有與轉讓方完全分離等，則認為發起人仍保留了一定的資產風險。銀行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資本監管

對于銀行在證券化結構中經監管部門確認未完全轉移的風險，新資本協議提出了以下主要監管措施，以使銀行資本配置與應持有的風險資本一致，制約銀行濫用監管資本套利。

(1)注重證券化風險暴露資本配置的風險敏感度和最低資本要求

在新資本協議第一支柱下的“資產證券化框架”中，一方面規定一般性證券化風險暴露應滿足如下資本充足率要求：風險資本-扣除額/風險加權資產≥8％。其中，風險加權資產為證券化風險暴露數量與相應風險權重的乘積；扣除額為銀行應從監管資本中扣除的證券化風險暴露額。如在資產證券化優先/次級安排中，若銀行持有最低級別的次級證券，即承擔第一損失責任，就應將其直接從監管資本中扣除。另一方面，根據證券化交易的經濟實質，若配置的資本小于承擔的實際風險，則應否定或減少資本釋放，或提高特定風險暴露計量的信用轉換系數和資本要求，如實行大于8％的最低資本充足標準。

(2)對資產證券化風險轉移和資本充足狀況的監督檢查

這主要體現在新資本協議的第二支柱——“監管當局對資本充足率的監督檢查”中，因為第一支柱下的“資產證券化框架”可能無法解決全部潛在問題。新資本協議要求監管機構監測銀行對自身資本需求的評估是否準確，對證券化交易的經濟實質的考慮是否充分，如銀行擁有證券化資產的回購權對資本需求的真實影響、隱性支持對傳統資產證券化破產隔離標準及合成型資產證券化風險轉移的削弱程度等，對此將要求發起行可能持有高于第一支柱要求的資本，或不允許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來降低資本要求。

(3)貫徹激勵相容的監管理念，提高銀行資本配置效果

激勵相容監管的核心是要實現內部資本配置效率與外部監管標準的協調，從過去擔憂監管資本套利、實施僵化的外部監管轉變為允許銀行根據自身風險狀況確定風險資本量，實現合理的資本釋放。因此，“資產證券化框架”關于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處理，在強調外部信用評估和標準法在確定證券化風險及經濟資本作用的同時，特別強調內部評級法的作用。經批準使用內部評級法的銀行，首先應計量證券化資產所需的資本量(KIRB)，再結合資產池中資產違約損失率和信用評級水平等證券化帶來的風險暴露計量所需監管資本，這樣既保證了監管機構的監管要求，又使銀行能夠基于證券化風險的準確評估優化資本配置。

四、完善我國銀行資產證券化資本監管及提高銀行資本配置效率的對策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在短期內資本充足狀況較難有根本性改觀，且大多數銀行不良貸款率較高，撥備覆蓋率(貸款損失準備金與不良貸款的比率)不足，這使得我國銀行具有較大的動力來利用資產證券化進行監管資本套利，以提高名義資本充足率。在肯定監管資本套利對提高銀行資本配置效率積極作用的同時，要通過加強和完善證券化監管來減小監管資本套利的風險，提早做好相關基礎工作，使我國銀行的資產證券化在未來增加試點和大規模推行過程中得以健康發展。加強和完善對資產證券化的外部資本監管

首先，監管機構應加快提高超越證券化的法律形式和會計處理方式，在經濟實質意義上判斷銀行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風險轉移的能力，并在此基礎上完善相應的監管資本要求。這也是銀行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監管機構面臨的最大挑戰。監管機構應加快培養高素質的專業人員，提高風險監測水平。

其次，在證券化實施初期，鑒于較低的風險計量和監管水平的限制，可對確認的證券化風險暴露規定較高的最低資本充足要求，以限制銀行將證券化作為逃避資本監管的工具。新資本協議已考慮到不同國家的具體金融環境，允許各國監管當局結合本國銀行業的實際風險進行靈活監管，自主確定最低資本充足要求。

再者，實現對資產證券化的全面風險管理，包括對證券化過程中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等的管理和控制，而不僅僅關注信用風險的資本要求。因為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實現以及資產證券化結構的日益復雜，上述風險在證券化過程中會越來越突出。實施證券化過程中的激勵相容監管

在依靠外部資本監管，防止銀行盲目開展證券化業務來降低資本要求的同時，還要避免不適當的資本要求給銀行帶來的不必要的成本，以及阻礙證券化業務的發展和資本的合理配置。因此應建立激勵相容的監管機制，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與銀行價值最大化的統一。首先，充分利用各銀行現有的資源，加快推進內部評級體系的建設和應用，鼓勵有條件的商業銀行加快實施內部評級法，并運用于資產證券化風險和資本要求的評估中。其次，提高外部信用評級的水平，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減少監管機構與銀行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并提高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內部風險和資本評估程序和能力的驗證水平，為合理審核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的能力和衡量銀行實際風險狀況創造條件。完善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法律與會計制度

我國目前在資產證券化實踐中的法律制度限制主要表現在資產轉讓過程中真實銷售的鑒定，以及資產證券化結構中稅收、會計、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不完善等方面，這些直接影響監管機構對風險轉移狀況及相應資本要求的判斷，因此應加快證券化法律體系的構造。要完善相關的會計準則，規范資產銷售的會計處理，對“真實銷售”做出明確的界定，保證資產證券化中資產轉讓和風險隔離的實施。為此，應綜合借鑒國際會計準則中風險報酬分析法和金融合成分析法中的基本原則，分別從資產的風險、報酬及控制權等方面考慮發起人對證券化資產的會計確認問題，為準確估測證券化過程中風險轉移狀況及資本需要量的變化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篇：引入杠桿率限制能遏制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嗎

引入杠桿率限制能遏制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嗎？

內容摘要：巴塞爾委員會與中國銀監會都已決定引入杠桿率限制作為內評法的補充，以遏制商業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行為。對于該目的是否能夠實現，各國學者進行著激烈的爭論，但大多缺乏嚴謹的理論證明，尚不足以給出答案。本文研究表明，在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杠桿率限制有助于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其將通過兩條路徑實現：降低商業銀行有限責任制度所帶來的賣權的價值；增加商業銀行因監管資本套利而被懲罰的威懾力。關鍵詞：監管資本套利；杠桿率；信息不對稱；巴塞爾III

一、問題的提出

監管資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金融機構在不違背資本監管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某種金融設計，在不改變其實際風險水平的情況下降低監管資本要求的行為。監管資本套利產生于資本監管框架的缺陷, 根源于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不一致性。監管資本是監管部門規定商業銀行所必須持有的最低資本數量，經濟資本是在不存在監管資本規定的情況下銀行自身的最優資本數量。出于金融穩定等社會性因素的考慮，監管部門往往要求商業銀行持有比其自身最優資本數量更多的資本。由于稅收、信息不對稱以及代理成本的存在，資本成本必然大于負債成本。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這種差距被商業銀行視為監管稅收。就像面對其他稅收一樣，銀行也會設法降低監管稅收，于是便產生了監管資本套利的動機。

1998年BaselⅠ推出以來，作為一個未曾預料的結果，監管資本套利在西方發達國家非常迅速的發展起來。其降低了資本監管制度的有效性，加劇了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討論，并最終推動了BaselⅠ向BaselⅡ的過渡。BaselⅡ引入了具有高度風險敏感性的內部評級法，旨在實現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一致性，從而消除監管資本套利。但是由于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制定目標本身具有內在的不一致性，監管部門以社會福利最大化作為監管資本的制定目標，而商業銀行以其自身價值的最大化作為經濟資本的制定目標，所以BaselⅡ的一致性目標無法實現，激勵相容約束尚未形成。進一步而言，如果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實現了一致性，那么資本監管制度本身將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內部評級法的思路是，商業銀行比監管部門對于其資產風險具有更多的了解，允許銀行自己測算資產的風險性將能夠最大限度的保證模型的風險敏感性，監管部門則通過回溯檢驗進行審查，對被檢測出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商業銀行進行懲罰。其實早在BaselⅡ引入內部評級法之前，BaselⅠ已經開始使用內評法計算交易賬戶的市場風險，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BaselⅡ將該模式運用于信用風險，卻未能有效遏制監管資本套利，筆者認為原因在于：一方面，BaselⅠ僅僅將內評法運用于銀行整體資產中的一小部分，如果發現監管資本套利，監管部門可以對其進行有效的懲罰，而BaselⅡ幾乎將內評法擴展到商業銀行的全部資產，如果發現套利行為，銀行可能已經處于危機之中，監管部門則難以對其進行有效懲罰；另一方面，交易賬戶中的資產大多具有日數據，監管部門可以較為即時的檢測出監管資本套利行為，而諸如貸款等其他類型的資產，數據頻率非常低，導致監管部門很難通過回溯檢驗作出即時且有效的判斷。次貸危機爆發前5年，歐美主要商業銀行的總資產翻了一番，而用來計算資本充足率的風險加權資產僅僅上升了大約25%，且直到危機前夕，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大多在10%以上，遠遠高于監管部門8%的最低要求。表面安全的數據下面卻蘊藏著巨大的風險，這說明商業銀行可能進行了大量的監管資本套利，資本監管效率已被嚴重削弱。

為了克服上述問題，2010年發布的BaselⅢ決定引入杠桿率限制，規定2013年開始執行，2018年全部達標；中國銀監會2011年發布《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引入杠桿率，并規定于2012年開始執行，2016年全部達標。杠桿率不具風險敏感性，是BaselⅠ頒布之前各國資本監管較為常用的指標，所以與其說是引入，不如說是回歸。在BaselⅢ頒布之前，一些國家一直執行著杠桿率監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和加拿大。前者雖然實施了杠桿率，但依然導致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后者被普遍認為正是由于杠桿率的執行，才避免了此次危機。國際經驗未能對杠桿率的作用作出一致的判斷。巴塞爾委員會以及中國銀監會希望通過將杠桿率限制作為內評法的補充，以遏制商業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行為。但對于該目的是否能夠實現，各國學者進行著激烈的爭論。

二、文獻綜述

關于監管資本套利，Jones（2000）首次系統性的討論了監管資本套利的概念、方法與程度，是該領域的經典作品[1]。Jackson(2002)、Elizalde(2006)和Jacobson（2006）等指出即使在BaselⅡ下，因為監管部門要考慮金融穩定等目標，監管資本必然高于經濟資本[2][3][4]。Jacobson（2006）研究了經濟資本與監管資本差異產生的決定因素[4]。Basel委員會、國際證券業協會以及國際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01）指出了銀行、證券、保險三部門間在會計準則、監管資本要求、資本的定義、風險度量、監管范圍等方面存在的跨部門套利空間[5]。Danilo Drago和Marco Navone（2008）指出與固定的資本監管規定不同，市場上的信用風險價差隨時發生變化，在1993年—2005年90%的交易日內存在監管資本套利機會[6]。Johnson和Feldman（2008）基于異質監管框架，提出了機構分拆、資產置換與結構化產品等手段[7]。在國內，宋永明（2009）介紹了國際上常用的幾種監管資本套利的方法和途徑[8]；楊軍（2010）分析了通過不同賬戶對損益處理方式的差異性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手段[9]；沈慶劼（2010，a）提出了基于風險度量模型、主體類型、資產形式、資本種類以及股權投資形式的監管資本套利手段[10]。沈慶劼（2010，b）運用均衡思想討論了顯性套利收益與隱性套利收益歸宿、監管套利顧客以及套利者驅逐非套利者等問題[11]。翟光宇與陳劍（2011）通過對2007-2011年14家上市銀行的實證研究，指出銀行規模越大監管資本套利程度越高[12]。沈慶劼（2012）通過對1994-2011年我國商業銀行的實證研究，指出資本壓力與股權結構對其監管資本套利決策具有重要影響[13]。

關于杠桿率監管，Furlong和Keeley（1989）以期權視角看待存款保險，認為資本金監管的意義在于降低了期權的價值，從而迫使商業銀行持有更多的資本，并降低資產的風險水平[14]。Rochet（1992）從商業銀行有限負債角度出發，指出內評法有助于降低銀行風險，但還需要引入最低最低資本要求才能保證內評法的有效性[15]。Sheldon（1996）通過對1987-1994 年219家銀行的實證研究，說明缺乏風險敏感性的資本監管會導致了銀行資產風險的增加[16]。Hovakimian和Kane（2000）指出缺乏風險敏感性的資本監管無法有效降低商業銀行風險傾向[17]。Kupiec 和Brien（1995）針對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間的信息不對稱，提出預先承諾機制，銀行可自主確定其資本水平，但如果損失超過承諾水平，將收到懲罰[18]。Marshall和 Prescoot（2006）對該種懲罰機制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19]。Estrella等人（2001）通過經驗分析表明杠桿率監管與風險資本充足率的結合，可以提高資本監管的有效性[20]。Bichsel 和 Blum（2005）認為在監管資本套利以及銀行所提供的風險報告有待證實的情況下，杠桿率指標可以彌補資本充足率監管的缺陷[21]。Blum（2008）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了自評法中存在的道德風險，所以杠桿率指標可以成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有效補充[22]。Hildebrand（2008）也建議引入杠桿率監管，認為其可以作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有效補充[23]。在國內，中國銀監會課題組（2010）指出杠桿率監管操作簡單，有助于確定銀行風險承擔的最低限度從而降低道德風險，并限制信貸規模的過度擴張[24]。黨均章（2011）指出杠桿率監管還有助于降低資本充足率監管的順周期性與模型風險，并能遏制監管資本套利[25]。陳夢雯等（2011）討論了資本充足率與杠桿率結合的影響，指出當資本充足率要求更嚴格時，實際上是在執行資本充足率；當杠桿率監管更嚴格時，實際上又是在執行杠桿率。并將鼓勵銀行持有風險資產，無法遏制監管資本套利[26]。黃海波等（2012）運用線性規劃方法說明，得出了與陳文同樣的結論，并指出杠桿率監管不但不能阻止監管資本套利，反而會滋生商業銀行從低風險資產向高風險資產轉換的監管資本套利行為，杠桿率監管是在順周期性與監管資本套利之間的一種權衡[27]。陳文與黃文是目前國內為數不多的對杠桿率監管進行理論分析的文章，但他們都未考慮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正如本文將要給出的結論所言，在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下，引入杠桿率監管將不具有任何積極作用。

三、模型

本文考慮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監管部門由于在期初無法識別商業銀行的真實風險，所以只能依賴于銀行自身的報告。由于資本具有較高的成本，所以商業銀行出于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有動機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監管部門在期末通過對銀行風險類型的甄別，對具有監管資本套利嫌疑的銀行給予懲罰。期初商業銀行選擇資本結構，期末投資回報展現。模型表明，只要監管部門的事后甄別機制具有不完全性，商業銀行就會進行監管資本套利，而此時引入杠桿率限制將有助于遏制其監管資本套利行為。

（一）基本模型

假設存在兩種類型的商業銀行，風險銀行與低安全銀行。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銀行知道自己的類型，而監管部門只能在事后作出一定甄別。無論是風險銀行，還是安全銀行，總資產都相等，標準化為1。總資產由存款與資本兩部分組成，商業銀行可自行決定兩者的比例，即有：

1?D?W

（1）

其中D表示儲蓄，W表示資本。假設銀行所有存款都被存款保險完全覆蓋，即存款無風險，存款利率等于無風險利率，標準化為1；資本的機會成本高于存款利率，記為cw，有cw?1。

假設兩類銀行都具有風險中性特征，追求期望利潤最大化。安全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為1+x，風險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存在兩種情況，對應的收益與概率如下：

1?x, p?=?R ??1?x, 1?p

（2）

12其中x?0，意味著風險銀行可能出現虧損。p?，意味著風險銀行的期望收益率1?2px?x始終大于無風險收益率1，否則理性的商業銀行將退出市場。進一步假設風險銀行的期望收益率1?2px?x?cw，意味著在任何資本結構水平，風險銀行都不至于主動退出市場。

監管部門通過回溯檢驗甄別商業銀行的風險類型。假設在事前，監管部門不具有任何關于銀行類型的信息；在事后，其通過對已實現的總資產收益率的觀測作出判斷。但由于風險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可能與安全銀行相同，都為1+x，此時監管部門只能在一定的概率下識別出風險銀行，事后甄別機制具有不完全性。

最后假設當銀行資本W?0時將發生破產，破產所導致的社會成本為C。商業銀行的有限責任制度使得其股東只需承擔部分社會成本，因而銀行的風險具有外部性。

（二）不存在資本監管時 安全銀行的利潤為：

s??(1?x)(D?W)?D?cwW

（3）

利潤最大化的解為，W?0，D?1，?s?x。表明安全銀行將不持有任何資本，而使用儲蓄作為全部資金來源。由于模型假設其不存在虧損的可能，所以不會發生破產，安全銀行0資本運營既是個體最優，也是社會最優。

風險銀行的利潤為：

??p?(1?x)(D?W)?D?cwW??(1?p)max?(1?x)(D?W)?D?cwW,0?（4）r利潤最大化的解為，W?0，D?1，?r?px。表明風險銀行業將與安全銀行一樣，不持有任何資本。與安全銀行不同，風險銀行在(1?p)的概率下可能出現破產，將導致社會成本C。意味著風險銀行無資本經營將為社會帶來(1?p)C的期望成本。如要保證風險銀行不出現破產可能，其需持有的資本，應能夠彌補投資虧損x?1，并給付儲蓄利率D，所以需持有的資本為W?來說，將12x的儲蓄轉變為資本將導致期望利潤降低

cw?1212x。對于商業銀行

xp。為使模型具有經濟意義，在此假設x?2，從而保證W?1；同時假設銀行破產的社會成本足夠大，從而保證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通過使商業銀行增加資本防范風險，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

(1?p)C?cw?12xp

（5）

即，C?p2(1?p)(cw?1)x

（6）

（三）僅存在杠桿率監管時

杠桿率監管要求商業銀行必須持有其資產規模相應比例的資本，在本文的模型中假設各銀行資產規模相等，且均標準化為1，所以杠桿率監管將要求安全銀行與風險銀行都持有最低資本Wmin。為了防范銀行危機，將最低資本數量確定為：

Wmin?12x

（7）

但此時，對于安全銀行來說，其持有最低資本既內部不經濟也外部不經濟。這說明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監管部門的杠桿率規定是在銀行危機所導致的社會成本與為安全銀行帶來過度資本成本之間的一種權衡。從模型可見，如果全社會大量銀行都為安全銀行，杠桿率監管相對于無資本監管狀態，可能更不具有效率。杠桿率監管是一種缺乏風險敏感性的方法，相當于BaselⅠ中資本監管模式的一種極端情況，所以BaselⅠ實際上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四）僅存在內評法監管時

內評法要求商業銀行持有與其資產風險相對應的資本水平。本文假設了兩種不同風險水平的銀行，監管部門要求安全銀行持有的最低資本水平為0，要求風險銀行持有的最低資本水平為x。但是由于監管部門在起初無法判斷商業銀行

21的類型，所以依賴銀行自身的報告。安全銀行必然會報告其真實情況，但對于風險銀行來說，存在兩種選擇，如果報告真實情況，其將被要求持有

12x的資本；如果進行隱瞞，其將被允許持有0資產。設如實報告的期望利潤為?r(risky)，隱瞞報告的期望利潤為?r(safe)，顯然有?r(risky)??r(safe)，所以商業銀行存在通過粉飾風險狀況進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動機。

為了降低風險銀行的監管資本套利動機，監管部門在期末對銀行總資產收益率進行回溯檢驗，甄別銀行風險類型，并對被甄別出隱瞞行為的商業銀行進行懲罰，懲罰金額記為F，為期末銀行資本余額的確定比例，則有：

F?sW?

（8）

其中W?為銀行資本金在期末的余額。假設監管部門對于投資失敗的風行銀行能夠做出完全的識別；對于投資成功的風險銀行，因為其總資本收益率與安全銀行完全一樣，所以只能以概率q進行識別。

此時，如風險銀行選擇如實報告，其期望利潤為：

?(risky)?r3?cw2px

（9）

如果風險銀行選擇隱瞞，期望利潤為：

?(safe)?p(x?qF)

（10）r此時，W??x，將（8）式帶入（10）式，得：

?(safe)?(1?qs)px

（11）r理性的商業銀行會在（9）與（11）之間進行選擇，從而決定是否進行監管資本套利。即當滿足一下條件時，商業銀行將如實報告：

3?cw2?1?qs

（12）

cw?12qs?化簡可得，（13）從（13）式可以看出，只有當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q以及懲罰力度s都較大時，內評法才能夠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如果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極弱（q?0），意味著監管部門無法在投資成功的風險銀行與安全銀行之間做出任何識別，那么無論懲罰有多高，內評法都無法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如果資本成本極高（cw?3），則無論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有多強，懲罰力度有多大，都無法遏制監管資本套利。

（五）同時存在內評法與杠桿率監管時

在內評法的基礎上引入杠桿率，要求所有銀行，無論是風險銀行還是安全銀

?，與僅存在杠桿率監管時的W相比此時的行，都持有一個最低的資本規模Wminmin?最低資本要求要低，有W?min112x。對于如實報告的風險銀行來說，其依然被要求持有內評法下的最低資本x。其他銀行，包括安全銀行以及隱瞞報告的風險

2?。銀行，則被要求持有Wmin此時，如果風險銀行選擇如實報告，其期望利潤仍為（9）式，如選擇隱瞞，期望利潤變為：

?)?(1?qs)?cW??r(safe)?p?1?x?(1?W?

（14）minwmin??

（15）?r(safe)?(1?qs)px?p?1?qs?cw?W變換形式可得，? min???由于有1?qs?cw?0，比較（11）與（15）式可以證明??r(safe)??r(safe)。這意味著，引入杠桿率限制后，風險銀行如實報告的期望利潤未發生變化，而隱瞞報告的期望利潤顯著降低，這可能導致商業銀行放棄監管資本套利。

進一步比較（9）與（15），為遏制監管資本套利，需要有??r(safe)??r(risky)，?滿足下式： 即要求Wmin1?2qs?cw?W?px min(1?qs)p?cw

（16）

所以可以得出結論，給定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q與懲罰力度s，在內評法的?，則可以有效基礎上引入杠桿率監管，且杠桿率要求大于（16）式所確定的Wmin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將（16）式對q求導數，可得

??Wmin?q?0，表明隨著監管部門甄別能力的提高，?隨之降低。在q?1的極端情況下，為實現激勵相容約束所需的最低資本要求Wmin?有W?0，說明當監管部門具有完備的事后甄別能力時，內評法可以有效遏制min監管資本套利，內評法加杠桿率監管退化僅存在內評法的監管模式；在q?0的?極端情況下，有W?min12x，說明當監管部門完全不具備事后甄別能力時，內評法完全不具有效率，內評法加杠桿率監管退化為僅存在杠桿率監管的模式。所以得出結論，在內評法的基礎上引入杠桿率，是對監管部門甄別能力不足的一種補充。監管部門的甄別能力越低，所需引入的杠桿率要求越高。

為了進一步分析杠桿率引入對于遏制監管資本套利的作用，對（14）式重新?上升如果影響隱瞞報告的風險銀行的期望利潤： 變換，以研究Wmin?)??cW??)?

（17）?r(safe)?p?1?x?(1?W??pqs?1?x?(1?W minwminmin???????的上升通過兩條路徑產生作用：第一，隨著W?的上升，上式左可見，Wminmin?)??cW?1?x?(1?W半部分p?隨之上升。在不考慮懲罰的情況下，風險銀minwmin????行因為被迫持有一定數量的資本，導致成本上升，即使在投資成功的情況下，期望利潤也隨之下降。進一步分析，這是因為資本越多，在投資失敗時，商業銀行自身所需要承擔的損失就越高。即杠桿率的上升，將降低銀行有限責任制度所帶

?)?隨?的上升，上式右半部分pqs?1?x?(1?W來的賣權的價值。第二，隨著Wmin?min?之上升。這里表示的是對監管資本套利行為的懲罰，銀行持有的資本越多，能夠被用來接受懲罰的金額就越高，所接受的懲罰就越重。

四、結論

本文贊同巴塞爾III與中國銀監會引入杠桿率限制作為內評法補充的決定。研究表明，在監管部門與商業銀行存在信息不對稱時，引入杠桿率限制有助于遏制監管資本套利，其將通過兩條路徑發揮作用：

第一，降低了商業銀行有限責任制度所帶來的賣權的價值。對于高風險的銀行而言，被迫持有一定數量的最低資本，使其在危機發生以后，至少需要用這些資本去承擔部分危機帶來的社會損失。從而降低了監管資本套利的收益水平。

第二，增加了商業銀行因監管資本套利而被懲罰的威懾力。杠桿率所要求的最低資本數量，保證了其監管資本套利行為被甄別后可能被懲罰的程度。從而保證了懲罰制度的威懾力。杠桿率監管是對內評法下監管部門甄別能力的補充，甄別能力越低，所需的杠桿率要求越高。兩種極端情況是，如果監管部門具有完備的甄別能力，則內評法本身可以有效遏制監管資本套利，無需引入杠桿率；如果監管部門不具有任何甄別能力，則內評法完全失效，僅需使用杠桿率監管。

引入杠桿率監管也是有成本的，表現為要求低風險銀行持有比最優水平更多的資本，無論從商業銀行個體角度還是社會整體角度考慮，這都是一種資本的浪費。所以實際操作中應權衡考慮遏制監管資本套利與節約資本成本兩個方面。

參考文獻：

[1] Jones, D., 2000, ―Emerging problems with the Basel Capital Accord: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and related issu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4(1), 35-58.[2] Jackson, Perraudin, Saporta, 2002,‖Regulatory and economic solvency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6, 953 –976.[3] Elizalde, Repullo, 2006, ―Economic capital and regulatory capital: what is the differenc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4770

[4] Jacobson, Lindé, Roszbach, 2006, ―Internal rating systems, implied credit risk and the consistency of banks’ risk classification policie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899 – 1926.[5]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2001,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Regulatory Capital‖

[6] Danilo Drago and Marco Navone，2008，‖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standardized approach in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Australasian Banking and Finance Conference [7] Johnson and Feldman, 2008，‖Capital Arbitrage Across and Within the Various U.S.Regulatory Capital Regimes ‖ RMA Journal

[8] 宋永明.監管資本套利和國際金融危機——對2007～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分析[J].金融研究, 2009,(12)[9] 楊軍，龍鳴，李飛燕；金融危機中的監管資本套利分析[J].風險管理, 2010,綜合5（總第7輯）: 69-75.[10] 沈慶劼;新巴塞爾協議下是否依然存在監管資本套利[J].上海經濟研究, 2010,(05):13-22.[11] 沈慶劼;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均衡分析[J].經濟評論, 2010,(06): 49-58.[12] 翟光宇,陳劍.資本充足率高代表資本充足嗎?——基于中國上市銀行2007～2011年季度數據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 2011,(10).[13] 沈慶劼;資本壓力、股權結構與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基于1994-2011年我國商業銀行混合截面數據[C].第五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中國北京，2012.11 [14 ] Furlong F T，Keeley M C．“Capital regulation and bank risk taking : A note”，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89，13(6)．

[15] Rochet，Jean． Charles．“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the behaviour of commercial bank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6．

[16] Sheldon G.Capital Adequacy Rules and the Risk-seeking Behavior of Banks: A Firm-level Analysis [J].Swis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132）

[17] Hovakimian A，E J Kane.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Regulation at U.S.Commercial Banks，1985-1994 [J].Journal of Finance，2000（55）

[18] Kupiec Paul, O’Brien, James.A Pre-commitment Approach to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Market Risk[R].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95-36,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95.[19] Marshall David, Prescott Edward.State-contingent Bank Regulation with Unobserved Actions and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6(30), 2015－2049.[20] Estrella Arturo,Park Sangkyun, Peristiani Stavros.Capit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Bank Failur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0(July), 33－51.[21] Bichsel Robert，Blum Jürg.Capital Regulation of Banks: Where Do We Stand and Where Are We Going? Swiss National Bank.Quarterly Bulletin, 2005，42－51.[22] Blum, Jürg, 2008.Why ‘BaselⅡ’ May Need a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J].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 ,2008（32）,1699－1707.[23] Hildebrand，P．“Is Basel II Enough？ The Benefits of a Leverage Ratio”，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008，15 December．

[24]中國銀監會課題組,王兆星,韓明智,王勝邦.商業銀行資本監管制度改革(三):建立杠桿率監管標準 彌補資本充足率的不足[J].中國金融,2010,03:68-70.[25]黨均章.杠桿率監管對商業銀行影響幾何?[J].銀行家,2011,08:18-21+6.[26]陳夢雯,郭宇岡,Philippe Dorbaire.《巴塞爾協議Ⅲ》中的杠桿率指標對銀行風險的影響及其在中國的適用性分析[J].江西社會科學,2011,09:251-256.[27]黃海波,汪翀,汪晶.杠桿率新規對商業銀行行為的影響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 2012,07:68-74.Can Leverage Ratio Help to Reduce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Shen Qingjie(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Basel Committee and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have both decided to introduce a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 as a supplement to the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 so as to reduce the commercial bank'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About whether this purpose can be achieved,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re engaged in a fierce argument.But most of them are lacking in rigorous theoretical proof, thereby still not enough to give the answer.This study shows that when there 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commercial banks, the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 helps to reduce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which w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two paths: to reduce the value of the put options resulting from commercial banks’ limited liability system;to increase the deterrent of commercial banks’ punishment for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Key Word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Leverage Ratio;Information Asymmetry;BaselⅢ 作者介紹：

沈慶劼（1983.12-），男，江蘇鎮江人，金融學博士，天津財經大學金融系講師，金融風險管理師(FRM)，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加州大學富樂頓分校保險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圍繞監管資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問題，已經發表CSSCI論文10余篇，出版專著1部。發表論文：

[1] 沈慶劼;商業銀行最優資本結構研究——基于資本監管與特許經營權價值視角[J].經濟體制改革(CSSCI),2011,(05):138-141.[2] 沈慶劼;監管套利的動因、模式與法律效力研究[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CSSCI), 2011,(03):123-128.[3] 沈慶劼;資本充足率監管對商業銀行資本決策的影響——基于特許經營權價值的動態最優化[J].上海金融(CSSCI),2011,(04):51-57.[4] 沈慶劼;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均衡分析[J].經濟評論(CSSCI),2010,(06): 49-58.（人大復印資料《金融與保險》全文轉載）

[5] 沈慶劼;監管資本套利的動因與經濟效應研究——兼論對我國新資本協議實施的啟示[J].財經論叢(CSSCI),2010,(06):29-35.[6] 沈慶劼;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的動因、模式與影響研究[J].經濟管理(CSSCI), 2010,(11):1-6.[7] 沈慶劼;新巴塞爾協議信用風險度量模型的實證模擬——標準法、初級內部評級法和高級內部評級法的比較[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CSSCI),2010,(03): 58-65.[8] 沈慶劼;監管套利:中國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J].人文雜志(CSSCI),2010,(05): 80-85.[9] 沈慶劼;新巴塞爾協議下是否依然存在監管資本套利[J].上海經濟研究(CSSCI), 2010,(05):13-22.[10] 沈慶劼;次貸危機生成機制研究：監管資本套利視角[A].濱海金融探索 [C].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06）:152-168 [11] 劉樂平;沈慶劼;AIG危機風險因素分析:基于監管資本套利視角[A].金融危機：監管與發展——北大賽瑟（CCISSR）論壇文集·2009[C].中國北京:,2009:52-64 [12] 沈慶劼;監管資本套利研究[J].現代經濟探討(CSSCI),2009,(09):05-09.出版專著：

沈慶劼，巴塞爾協議與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套利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2012.9 基金資助：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Solvency II 框架下非壽險準備金風險度量與控制研究”（71171139）

聯系電話：*** 作者郵箱：shenqingjie@gmail.com 通訊地址：天津市河西區珠江道25號天津財經大學金融系（30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