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實施現狀和對策分1

論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實施現狀和對策分析

在剛剛過去的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全國上下接連發生傷害公共利益的事件。首先是山西臨汾襄汾縣發生的重大潰壩事故，不久是鬧得沸沸揚揚的三鹿奶粉導致嬰兒結石事件，緊接著是造成43 人死亡的深圳“9·20”特大火災，以及登封市“9·21”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的相繼發生。由此一輪問責風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國南北。一批官員被追究責任，高到部級，低到縣處級，或被免職或引咎辭職，問責涉及的范圍之廣、官位之高都前所未有。在這場風暴中，人們看到了黨中央將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和嚴懲失職官員的決心。但更重要的是，能否以此為契機，使問責制度在我國能夠實現法制化、透明化和普及化，并貫穿到日常各級行政機構的行政管理當中去，以進一步健全我國政府職責體系，促進責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一、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實施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1、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實施現狀。行政問責制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針對各級政府及其公務員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而實施的并要求其承擔否定性后果的一種責任追究制度。行政問責在我國第一次走進公眾的視野是在2003 年非典期間，當時全國因隱瞞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處的官員達上千名，成為建國以來我國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大規模、大范圍地追究官員責任的一次舉措。此后，2003 年下半年，我國長沙、重慶、天津、海南、浙江、深圳、河北、北京、福建、廣西和甘肅等十幾個地方政府陸續出臺了有關行政問責的規章制度。在地方政府制定規章的同時，中央也開始加快推行問責的制度化，在2004 年2 月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3 月5 日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4 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 暫行規定》和國務院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都對行政問責制作了相關規定。2005 年4 月2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誕生，標志著我國的行政問責更加法制化和規范化，為健全我國政府職責體系、建設責任型政府提供了法制保障。2006 年9 月4 日，溫家寶總理在“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推進政府管理創新”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要“按照權責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開、客觀公正的原則，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2008 年3 月25 日，溫家寶總理在新一屆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又指出，今年將加快實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和績效管理制度。

2、行政問責制在我國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理論和實踐的不斷推進，行政問責制在我國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然而，由于經驗的欠缺，我國的行政問責制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我們有必要對現行行政問責制的狀況進行一次總結與反思，通過解決問題、彌補不足，不斷加以豐富和完善，進一步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努力促進責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

（1）行政問責文化滯后。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的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在傳統“人治文化”、“集權文化”的深遠影響下，官員的官僚作風嚴重，責任意識和民主法制意識淡薄。日常 工作中，下級機關往往只重視對上級機關或上級領導負責和匯報，而忽視了建設以人為本的服務型政府的根本要求，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對人民負責、為人民服務的責任意識還有待加強。

（２）行政問責方式單

一、效能不高。縱觀近年來我國發生的行政問責事件，多數都是以重大事故發生為起因，在追究責任主體的責任的基礎上，以官員的引咎辭職或被去官免職而告終。但免了官員，并不一定就免得了事故。雖然在短期內，這種免職的問責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程度安撫民心和震懾瀆職官員的作用，但是官員被免職后，事故的問題和矛盾仍然存在并亟需解決，如果接班人由于不了解具體情況而又處理不當，只能大大降低行政問責的效能。問責制度不應該只是對瀆職官員的懲罰，而更要求政府對人民有所“交代”；問責制度更不 應該成為瀆職官員逃避責任的途徑，而應該自始自終就貫徹到各級部門的日常行政管理當中去，以防患于未然。追究責任僅僅是問責的一個方面，官員去職也不是問責的唯一方式，正因為這樣，才能把民主法治下的問責制與中國古代帝王整肅吏治的統治術區分開來。（３）行政問責的法律規定不夠統一明確，操作性不強。目前，雖然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不少有關行政問責制度的規范性文件，但這些規定大多是粗線條的，隨意性大，缺乏可 操作性。特別是各地行政問責所適用的規范繁多，在問責的范圍、懲處的依據和尺度等方不統一，導致問責操作上困難重重，增加了問責的隨意性。２００６ 年１ 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在第八十二條第三款、第四款和第八十三條分別規定了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和辭退等條款，實際上即導入了官員問責的思想，可看作是我國行政問責法制化的一 個標志。然而，由于理論和實踐經驗的不足，這部法律對我國行政問責的規定仍不夠明確。例如，對問責事由的規定不具體。作為引咎辭職的理由，像“嚴重”、“惡劣”等詞應如何界定？再如，對問責程序的規定不夠具體。像受理機關受理投訴、檢舉和控告后，通過何種渠道、何種方式進行回應并沒有具體規定。

（４）行政問責配套制度缺失。目前，雖然我國正在大力推行電子政務化改革，但信息不對稱，政務不公開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在這樣的情形下，公眾無從得知出了事情由誰負責，無從追究官員失職瀆職的責任，更無法進行有效的公眾監督。另外，由于各級行政職能部門缺乏明確的責任體系劃分和有效的績效評估機制，加大了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實施難度。

二、行政問責制在國外的實踐

上個世紀80 年代以來，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傳統行政問責模式的改革成為一大趨勢。世界各國公共行政改革開始朝著強化政府官員的責任，建設責任政府的方向發展。美國、瑞典、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都逐步實行了官員問責制，旨在加大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力度，對官員濫用權力、失職瀆職進行預防和懲處。各國問責制的內容模式各不相同，制度機制也仍欠健全，還處于不斷探索的階段。盡管如此，這些國家在實行問責制的過程當中所推行的一些制度和進行的一些實踐，仍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1、推進問責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以法國為例，法國的行政法對行政行為、行政組織、治安、公共事業、責任和行政訴訟等都有具體的規范，既規定了行政權力機關的權能、行政活動的方式，也規定了對行政活動的損害后果應該承擔的責任。行政法可以對官員的失職或以權謀私等行為進行懲處，遇到影響比較大的事故時，有關官員則會被迫或自動下臺。又例如，日本頒布的《國家公務員法》和《國家公務員倫理法》對國家公務員行為進行了約束和規范，《人事院規則》制定了對國家公務員違反《國家公務員倫理法》的處罰標準。韓國對“事務職公務員”、其他各種公務員以及地方政府公務員的問責通過“懲戒”來實施。對公務員實行“懲戒”的法律依據分別是國會通過的《國家公務員法》和《地方公務員法》以及總統頒布的《公務員懲戒令》。

2、設立專門機構監督問責制的施行。在瑞典，主要是由議會來對政府實行監督，具體是通過監察專員辦公室和憲法委員會來實施。監察專員辦公室的監察范圍包括法院及所有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機關及其官員，它接受來自機構和個人的投訴，不管投訴人本身是否是當事人。監察專員根據投訴開展調查，如果發現某個機構或官員違反法律或有失職行為，監察專員將公布“提醒書”；而當某官員確有犯罪行為，監察專員可作為特別檢察官對其進行法律起訴。憲法委員會則是專門對內閣成員履行職責及處理政府事務進行審查。憲法委員會有權力檢查內閣的所有文件和記錄，包括涉及國家機密的特殊文件，并每年向議會提交相應報告。除議會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監察機構，如國家審計署審查國家機構、國有企業及國家經濟部門的商業活動；法國在1993 年通過了反貪法，并成立了跨部門的“預防貪污腐敗中心”。該中心由高級法官及內政部、地方行政 法庭、司法警察和稅務部門的專家組成，定期組織對國家機關、公私企業的監督人員進行培訓。此外，在法國還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員會、審計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間或官方預防職務犯罪的機構。美國政府和國會都設有監督部門，分別負責對政府各部門及其官員和國會議員的行為進行監督。國會設有政府責任辦公室，幫助國會調查聯邦政府部門的工作表現，預算經費的去向，政府項目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是否向公眾提供了良好的服務等。該機構還對政府的政策和項目情況進行評估和審計，對其違法或不當行為的指控進行調查，并提出法律決定和建議。根據《政府道德法案》，美國政府成立了政府道德辦公室，其主要職能是確保這一法案在官員的日常工作中得以執行，減少并設法解決政府官員在工作中出現“利益沖突”。另外，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均設有道德委員會，負責對議員的行為進行監督。

3、重視發揮公眾輿論的監督作用。實行問責制的國家當中，大多重視發揮公眾和傳媒的監督作用，實行政務公開。瑞典在其２００３ 年官員問責制現狀的報告中就曾提出，只有堅持政務公開，公眾和傳媒才能有效 地進行監督，問責制才能真正地生效。在法國，２００３ 年夏天的“熱災”中，當各地醫院和社會救助部門頻頻告急時，衛生總局仍向衛生部謊報局面已經被控制，導致實際情況未能如實準確地上報，并延誤了采取有效措施的時間。對此，法國新聞媒體及公眾輿論形成強大的攻勢，最終迫使法國衛生總局局長引咎辭職。

三、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建議

1、構建行政問責的文化氛圍。問責制度不同與我國傳統的吏治文化，只要求對上級或領導負責，問責制度更要求政府及公務員對公眾負責。因此，問責制的實施需要一種更加務實高效的行政作風。目前為止，我國官員問責后被免職或“引咎辭職”大多都是在上級或社會輿論的強壓下進行的，很少有官員主動承擔過失而自動“引咎辭職”。因此，還必須強化官員的責任意識和法制觀念，形成主動承擔自己行為后果的問責文化。只有建立在自覺基礎上的官員問責制，才能推動依法問責，實現問責的法制化。

2、將問責貫穿到日常行政管理的各個階段。行政事件的產生和結束都有著自身的規律，問責應該自始至終地貫穿于整個行政事件的過程中，不僅僅是事后問責，要將事前、事中、事后各個時期的問責結合起來。對于事前無法預知的行政事件，要加強對行政事件可行性的研究，避免因錯誤實施而產生不良后果。要在行政事件進行過程中，本著公開透明的原則，實行更加全面的政務公開，讓公眾及時了解政府行政行為的相關情況，掌握知情權，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切實把政府及官員置于公眾監督之下，以加強對行政行為的控制和改進。在行政事件發生之后，要以行為人法定職責或法定義務為前提，確認構成行政違法及行政是否不當的事實，確認行為人在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從而確認行政違法的情節與后果并采取懲戒、激勵或改正等措施。

3、加強立法，實現“__________權力問責”向“制度問責”轉變。要加快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度體系，按照權責統一、依法有序、民主公開、客觀公正的原則，實現“權力問責”向“制度問責”轉變。在行政問責制度體系當中，要規范行政問責的主體及其權限，解決由誰來問責、誰來監督的問題；要規范行政問責的客體及其職責，明確責任種類及責任追究方式；要規范行政問責的事由和情形，明確哪些行為應當問責，哪些行為可以免責；規范行政問責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調查、申辯、審議、決定、復議、申訴等，實現行政問責的規范化和制度化。

4、健全行政問責配套制度。要完善公務員績效考核評價機制?？冃гu估是實行行政問責制的前提和基礎, 績效評估的結果是行政問責的可靠依據。要科學確定全國統一的政府績效評估的內容和指標體系，實行政府內部考核與公眾評議、專家評價相結合的評估辦法,充分發揮績效評估的導向作用和激勵 約束作用。要建立健全政府的責任體系，理順并明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人員的主要職責分工，加強對行政責任、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和政治責任體系的研究，形成完整的政府責任鏈條。要把行政問責制與政務公開結合起來，政務公開是提高政府效能、防止腐敗的有效措施，也是開展行政問責的重要途徑和保證。只有真正做到了政務公開，才能充分發揮公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這也是我國建設責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第二篇：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障礙及對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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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障礙及對策分析 作者：胡嘯威

來源：《科技創新導報》2011年第05期

摘 要:我國現行行政問責制存在許多問題,表現在政府職權劃分模糊;政府信息公開有限;問責法制程序不完善,范圍和對象不明確;公民參與行政問責環節薄弱;公共行政文化缺失,因此要嚴格劃分權責界限;進一步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完善問責程序,明確問責范圍和對象;增強公民參與問責的意識;加快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設等,將“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的執政理念落實到實處。

關鍵詞:行政問責制 問責主體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1)02(b)-0225-02

從2003年開始,到2008年的“官員問責年”,盡管問責風暴持續發力,但還是有專家站出來潑了冷水,表示一直以來,我國的問責體系還不完整,這些都有可能削弱問責的力度,甚至帶來丟卒保車的問責秀、假問責的問題。正因為這樣,它才成為我們研究的課題。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的內涵

在我國最早立法并實施問責制的地方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府于2002年7月1日實行“高官問責制”,此后,重慶、天津、南京、湘潭、長沙陸續出臺了各自的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關于行政問責制的含義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對各級政府及其公務員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而實施的并要求其承擔否定性結果的一種制度規范?！盵1]行政問責制監督并約束行政行為,并且貫穿于行政權力履行的全過程,使決策者和執行者都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由事后結果追究的單一模式轉變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約束機制,督促政府工作人員更好地履行職責,真正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障礙

2.1 政府職權劃分模糊

行政問責制的前提是合理地配置和劃分行政權力,以及合理的官員進退制度。由于歷史等原因,我國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著職權劃分模糊,權限不夠明確,部門機構臃腫、職能分類制度不完善、官員權力和責任不對等的現象。在職能設置方面,各部門之間交叉重疊、運轉不協調。在官員選拔方面,以任命制為主競爭機制不充分,因人設崗、副職過多的狀況普遍存在。同時,靜態的職能設定與動態的職能運行都表現出了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特征,制度不和諧現狀直接導致了責任事故面前部門和官員之間的互相推諉,從而滋生了腐敗的溫床。

2.2 政府信息公開有限

實行行政問責制的基礎是公民要對政府的決策、措施、方案等政府信息有知情權,這是公民參政、議政的前提條件。入世以后,我國政府按照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則,加大了透明政府的建設力度,各地也對政府信息公開作了一些積極的探索,但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仍很有限,表現在:行政公開程序缺乏制度保障;行政官員由于擁有自由裁量權,往往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向公眾提供信息。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領導干部們可以輕易地把公共信息化為私有,愚弄公眾或蒙騙上級,這樣,行政問責制的實行將大打折扣。另外,缺乏足夠的透明的政府信息,我們很難判斷政府是否履行了積極意義的責任,也很難判斷它們是否應該承擔消極意義的責任,從而使行政問責制失去可操作性。

2.3 問責程序不完善、范圍和對象不明確

健全和完備的程序是使行政問責制沿著法治軌道前進的保證。從以往的問責案件來看,問責程序并未引起我們的根本重視,我們一味追求的是從快從重處理相關責任人,以顯示相關責任機關對相應事件的重視,但完全忽略了具體的操作程序。在問責程序的啟動上,還局限于黨政機關,甚至發生越俎代庖的現象,很少有由人大或公眾等其他主體來啟動的。在問責對象的匯報上,責任人究竟應該向領導者個人報告還是應面對更多的上級領導班子或是應在更大范圍內公開報告還有待于明確。在責任認定上還有待規范,究竟在什么情況下應受到何種追究,也沒有明確規定。

2.4 公民參與行政問責環節薄弱

成熟的公民社會是實施行政問責制的又一個社會條件,而在我國這方面還是一個薄弱環節,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公眾對政府政務擁有較少的知情權,這是政府信息公開有限造成的。公眾對信息的缺失,使他們難以把握事實真相,了解事態的細節,更不能對事態發展作出預期,公眾對官員問責的程序和方式也不知情,根本無法獲知通過何種方式進行問責。二是公民問責成本過大。我國現在還沒有健全的問責程序和問責制度,公民沒有方便的申訴途徑,導致公眾對政府的決策、管理、執行等行政行為參與度不夠,認同度不高,這不利于行政問責制的實行。

2.5 公共行政文化缺失

行政文化包括人們對于行政體系特有的態度、情感、信仰和價值觀念,以及人們所遵循的習慣、傳統和規范等,它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是在行政環境、行政體制及其運作背景下,通過特定的心理定勢,文化積淀所形成的。[2]但是目前公共行政文化的變遷卻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滯后性。傳統的權力本位的意識仍然非常牢固,封建時代的官本位思想、計劃經濟時代行政權力對社會無限滲透性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權力在資源配置中主導性地位,使得權力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責任本位的思想還沒有確立并固化下來。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思路及對策

3.1 嚴格劃分權責界限

建構一種制度化、系統化的責任劃分體系,使公眾和官員可以對行政行為的性質、依據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果一目了然,完善政府體制和制度建設,明確政府權力與責任,使權力的行使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具體包括:第一,要理清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和義務,實現中央和地方關系法制化,對于部門間功能性權力交叉、責權不明而導致的職能重合、交叉及模糊不清之處進行清理;第二,向公眾公開政府官員的主要權責,使公眾對政府行為有充分的了解,從而以此為依據對政府行政行為提出問責;第三,對直接責任人和間接責任人的確定。一般來說,政府官員對行政機關負責,黨員對所在政黨負責,代表向選民負責;對于正副職之間,如果集體的決定是錯的,主要追究正職的責任,如果是某個官員執行錯誤則追究單個人的責任,但正職應負管理與領導不力之責。

3.2 要進一步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制度

政府信息公開是權力外部制約機制的前提,是政府的一項基本義務,也是現代民主的原則。作為公共資源,除了由于涉及國家安全并經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外,政府應及時公布其在執行公務過程中產生的信息及制定的相關政策,使公眾了解公共事務和政府的工作狀態。另外,要保障新聞媒體的自由報道權,新聞媒體的主要職責就是向大眾迅速、充分和客觀地報道事實的真相,提供準確的信息。各級政府不應以各種理由干預或主導新聞報道的方向和內容,向公眾隱瞞信息或報道假信息。我國可以借鑒美國教育獨立于政府的體制,賦予新聞媒體以獨立的人格,保障新聞媒體自由、公正的報道權。

3.3 完善問責程序并明確問責范圍和對象

完善問責程序是提升問責效能的關鍵,其重點是增加問責的透明度,擴大公眾知情權,不僅要對那些已經造成不良影響的失職事件進行追究,還要對其他還沒產生不良影響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在問責啟動上,應當使問責的啟動主體多元化,即不僅有上級領導和有權問責的監督機構來問責,而且也要讓達到一定數量的人大代表甚至公民個人提出。在責任人的履責情況進行核實、評估上,要通過推行政務公開來提高獲取信息的效率,而不能事事依靠調查來獲取信息。在結果處理上,要防止同過不同罰的現象,甚至是用行政責任、政治責任代替法律責任的現象出現。問責范圍方面,不能僅限于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的行為,而應當把官員的所有職責都納入其中,特別是那些已經或可能違背公共利益、沒有滿足公眾期望的行為。問責對象方面,從我國國情看,各級黨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工、青、婦等群眾團體的官員甚至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管理者都屬于問責對象。

3.4 增強公民參與問責的意識

良好的治理有賴于公民的積極參與。只有公民積極參與,才會使政府及其官員負起責任,不敢消極懈怠;只有公民積極參與,才可以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透明度、回應性、有效性。要把公民的問責權利落到實處。第一,政府需要加強對公民的教育,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和法制觀念,利用法律武器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第二,要培養公民意識和公民精神,倡導公民對行政問責的參與意識。第三,在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同時,要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擴大民間組織,提高其行動的有效性。第四,要拓寬參與的渠道,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通過行政程序使公眾參與行政權力的運作,以社會監督國家的形式保證監督的有效性。

3.5 加強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設

行政問責制應該建構在義務本位、責任本位、服務本位和規則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上,要構建這樣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首先,應該強化公共行政人員的責任意識,加強對官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只有行政人員強化公共利益至上的責任意識,形成良好的行政品德,使負責任成為一種道德習慣,他們才會自覺自愿地服務于公共利益。其次,實施嚴格的獎懲制度,樹立典范。作為個人或群體,政府領導可以通過樹立良好的道德典范來促進行政文化的變遷,通過自身的榜樣消除公眾對行政問責制的懷疑和不信任。再次,要加強行政人員的服務意識和法制觀念,使其依法行政,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參考文獻

[1] 周亞越.行政問責制的內涵及其意義[J].理論與改革,2004(4)．

[2] 王學軍.論我國政府問責制之現實困境以及出路[J],2005(1)．

[3] 曾雪璐.我國實行行政問責制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J].學術交流,2007．

[4] 王祥,鄭易平.論責任政府場域中行政問責制的完善[J].法制與社會,2009(2)．

[5] 吳怡,張本玉.論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和完善[J].法制與社會,2009(7)．

第三篇：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和完善

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和完善

摘要：行政問責是西方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見現象，也是體現民主和憲政原則的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國，隨著一系列重大責任事故的發生，我國行政責任中的引咎辭職制度逐漸呈現出制度化趨勢。以責任控制權力，是最基本的權力控制措施。在我國特殊的政治行政體制和文化傳統下，如何積極有效地完善這一制度成了我國理論界和實踐界特別關注的問題。目前，我國著力推行行政問責，取得了積極進展，但還存在一些問題。根據我國行政問責的現狀，借鑒他國或地區的經驗，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

關鍵詞：行政問責制；現狀；完善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f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bstrac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estern countries，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is an ordinary phenomenon，and also the important system arrangement reflecting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With the occurrence of serial accidents，Taking blame and resigning system in China is becoming systematized.Using responsibility to control power is the basic power control measure.Und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how to actively perfect the system has become the problem focused b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er.At present，carrying out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full sail has made progress in China，but there still are some problem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practices in China，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can be perfected by using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 for reference.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Current Situation;Perfect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中紀委監察部公布對三鹿奶粉事件中負有重要責任的8位官員作出處理，其中包括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而后有網友爆出，就是這樣一位被記大過行政處分的官員鮑俊凱“已異地高升”，現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

鮑俊凱是于2008年12月就任局長一職的。在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網站上有一條消息，“2008年12月25日下午，國家質檢總局蒲長城副局長在皖考察指導工作期間，出席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座談會，就做好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提出具體要求。安徽檢驗檢疫局鮑俊凱局長、方元煒副局長以及安徽省質監局有關同志參加了座談。”

而該網站還顯示，當月上旬，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程杰還在出席工作活動。這也意味著，鮑俊凱在中紀委監察部宣布處分前，在“三鹿事件”依然備受關注時就已任新職，并且受到處分之事并未影響這一任命。

網友爆出鮑俊凱“異地高升”引發熱議，很多稱已見怪不怪。

事實上，“帶病復出”并不少見。據媒體報道，因“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已復出并長期擔任該縣縣長助理一職；“6·28事件”中被撤銷甕安縣一切黨政職務的原縣委書記王勤悄悄“復出”，調任黔南州財政局副局長一職；“史

上最?？h委書記”張志國曾帶病復出被媒體“攔阻”。

問責官員違規復出所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首先，問責主體的權威遭遇挑戰。由于行政問責制度遭到人為破壞，使得政府的執行力嚴重受損，國家對官員的約束教育機制陷于成為擺設的境地 行政問責制度的建立之初，就是為保障和強化政府的執行力并約束官員 不難想象，允許問責官員隨意復出，既沒有讓違規犯錯者到應有懲罰和教育，更不能對在位者產生警示，長此以往，行政官員的亂作為 不作為現象得不到改變，而且政府的執行能力會一直處于低水平甚至會倒退。其次，黨和政府公信力嚴重受損。對外而言，由于違規行政官員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輿論監督沒有起到作用，更加深了人民群眾對政府內部官官相護 輕民重官的懷疑和憂慮 如果我們的制度建設再不跟進，處罰力度再不加大，實實在在地落實有錯必罰，罰必嚴厲的政策，我們將失去人民群眾對問責制度，用人制度，組織部門甚至政府的信任。最后，人民群眾對政府的監督虛弱無力問責官員的頻頻復出，深深地刺痛了人民群眾的心，讓行政問責制度流于形式，完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本來是懲罰違規官員的利劍，對在位官員的警世鐘，現在卻成為他們的護身符，以及輿論指責的擋箭牌。

從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行政問責制還存在較大的問題，這些問題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官員復出現象僅僅是我國行政問責制的一個問題，我國的行政問責制還存在其他的問題。

一、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

(一)我國在行政問責制方面取得的進展

目前，我國在行政問責制建設方面與西方國家相比還不夠完善。但是，我們黨和政府從嚴治黨、從嚴治政的態度是堅決的，并且對有問題的領導干部進行責任追究的工作一直都在進行。尤其在改革開放后，為了使問責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省市探索新途徑的同時，中央也在積極加快推進問責制度化的步伐。2000年中共中央頒發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為引咎辭職制度的實行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據。2003年11月四川省正式出臺了《四川省黨政領導干部引咎辭職暫行辦法 》，開創了在省級行政區劃內，全面推行領導干部引咎辭職制度的先河。200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政策及法規的出臺，標志著官員問責制開始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此后，紛紛出臺問責辦法，高舉問責劍。由此可見，以上問責條例的出臺，顯示了黨和政府依法施政、反腐倡廉、執政為民的信心和決心。

(二)我國行政問責制的不足

雖然，近幾年我國在行政問責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積累了寶貴經驗。但是，行政負責制畢竟在我國推行的時間不長，在實踐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1.法制不夠健全，行政問責缺乏統一的制度保障。當前，我國行政問責沒有專門的、完善的成文法為依據，缺乏全國性的、普遍適用的行政問責制方面的法律，并且我國的行 [1]

政問責制還處在權力問責的階段，沒有上升到以法律問責權力的高度。同時從形式上看，已有的行政問責制多為中央政策。如溫家寶總理的兩次《政府工作報告》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 》是政策不是法律，并且內容是概括性的。這樣無法充分發揮效力，并且不能具體落實到工作中。2006年l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把引咎辭職制度引人其中。該法第十三章第82條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領導成員應當引咎辭職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適合擔任現任領導職務，本人不提出辭職，應當責令其辭去領導職務?！惫珓諉T法將引咎辭職這個道德責任方式納入法律，推動了我國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但是這樣做還是不能從根本上帶來我國行政問責的法制化。定，在制定地方行政問責制規范性文件時造成政出多門、適從的局面。

2.問責內容缺乏法律規范，問責標準彈性過大?；仡櫧鼉赡陚涫荜P注的問責事件，不難發現其問責的內容和范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問責事件似乎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層重視、涉及人命關天的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尚未引入決策失誤、用人失察、領導過失等領域，顯然是內容較少、范圍偏窄。目前實施的行政問責制缺乏一套普遍、公開、細致的問責事由標準，同時問責種類沒有法規的明確劃定。在責任人應承擔的政治責任、領導責任、道義責任、法律責任、經濟責任等責任中擇其有利者取之，避重就輕，這種現象并不少見。此外，直接責任和間接責任、執行責任和領導責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準則，責任劃分上的彈性空間過大，導致問責缺乏剛性、失之公正。

3.權責不清，問責不明。明晰權、責、利是行政問責的前提和關鍵。明晰行政人員的權、責、利就是要對每位行政人員的權力與責任有一個明確的劃分，對行政人員的權、責、利進行合理的配置。應該用規章制度加以明確，這樣才能把行政問責落到實處，才能在發生重大事故、決策失誤、工作執行不力等問題時，明確由誰來承擔，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有: 一是由于長期以來，黨政關系沒有理順，權力過分集中于黨。黨的領導機構直接領導國家行政事務，行政首長沒有絕對決策權，造成了權責分離的情況；二是我國行政機構設置還不夠合理。我國行政機構的層次太多，從中央到地方，要經過省、市、縣(市)、鄉(鎮)五個層次，職能部門分工過細、職責交叉，這樣多的層次及職能的交叉，如果出現問題到底追究哪一級政府的責任，很難確定；三是決策與執行不分，導致責任主體不明確。[3] [2]因為，引咎辭職不等同于全部的問責制度。此外，在實踐中，有些省市忽視了上位法的規

4.責任意識淡薄，問責理念不強。我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傳統的文化觀念不可避免地在人們的思想中長期存在。由此造成行政環境具有濃厚的傳統文化色彩，其核心就是“官本位”。在一些領導干部心里，存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官進則榮、官退則恥等各種傳統糟粕思想，影響了行政問責制的實施。這種思想容易使領導干部以個人利益為重，疏忽人民利益。

5.異體問責信息缺失，導致對責任主體的監督很薄弱。從理論上說，對政府的監督

制約機制比較完善，包括政府內的和政府外的監督、部門內的和部門外的監督、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從部門劃分來講，包括權力機關的監督、司法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內部的監督、社會監督。但在行政問責的實踐中，各監督主體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發揮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監督不力。主要包括行政信息非對稱性障礙和行政信息公開非完整性障礙。行政信息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信息公開度不高，并且公開的多是對府有利的信息。這樣導致行政問責難以順利進行。

二、完善行政問責制的基本對策

行政問責制是現代政府強化和明確責任與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種有效制度。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以對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動社會的進步。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目前，我國行政問責制還存在不少問題，社會各界對此特別關注，并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對我國現行行政問責制進行必要的總結與反思，提出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對策建議。

(一)制定專門的、全國統一適用的《行政問責法》，并健全與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 各地區應當根據目前暫行的規定或條例實施情況，積累經驗并完善相關規定，在條件成熟時，可形成一部試行法規。在此基礎上有權的國家機關根據各地情況，再制定一部專門的、全國統一適用的《行政問責法》。立法機關要不斷完善和細化法律、法規，使其適應社會的需要，并重點加強行政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規定政府領導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員的的行為范圍，明確他們的責任。用《行政問責法》規范問責主體及其權力明確問責客體及其職責，規定問責事由和情形，構建完整的問責事由程序，并強化問責的救濟力度，規范問責本身的監督問題。此外，還必須不斷健全與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如完善人大制度及法制，增強人大的監督作用，制定新聞法，保障新聞媒體的公開問責權順暢實施，健全公民參與制度等措施。通過各層次的配套制度建設，逐步形成較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體系，才能更好地推動行政問責依法有序地進行。

(二)嚴格職責劃，明確問責的主體

要進一步推進我國的行政問責，就必須明確問責的主體，并嚴格職責劃分。不同部門和不同行政人員之間嚴格的職責劃分是進行行政問責的前提。同時，也應當用憲法和法律來明確什么級別的官員負什么樣的責任以及誰問責、問責的嚴格程序，嚴格行政問責體系。目前，我國的問責，屬于典型的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權力問責，而一個法治政府、責任型政府的問責主體不應該只是個別領導。我們應當確立人大及人大代表、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紀檢監察部門、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的問責主體地位。

(三)加強領導干部的道德、自律意識，并加大宣傳，營造推行行政問責制的良好行政環境

行政問責制的順利進行，需要有良好的社會氛圍為基礎。針對目前社會上依然存在的領導干部“官本位”，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宣傳，形成推行行政問責制的良好思想基礎和社會氛圍。要使領導干部有風險意識，讓其從父母官轉變為人民的公仆、對老百姓負責的官 [5][4]

員，不能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把握不好就承擔責任。這樣可以使領導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員形成有咎必辭、有責必究、有過必罰的意識。并對公眾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從而引導人們正確看待行政問責，為推行這一制度創造良好的氛圍。這樣也有助于領導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員發揮內心自我控制，積極面對社會訴求和快速回應公民的需要，進而推動行政問責制的完善，并促進責任型政府的建設。

(四)公開行政問責信息，加強異體問責

行政問責的順利進行有賴于政務信息公開，如果沒有真實透明的行政信息公開，人民就不會知道我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對人民負責也就無從實現。行政信息公開有對政府權力制約的作用，如果公眾不知情，就無法知道政府部門有沒有對公眾負責，也就沒有辦法進行監督。因此，完善問責制就必須要加大政務信息公開，確保公眾的知情權和媒體的報道權。此外，政治問責有兩種，包括同體問責和異體問責。目前，我國啟動的政治問責制主要是同體問責，而不是異體問責。從發展的角度看，行政問責制要想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實現對行政官員責任追究機制從內部問責到外部監督的方向發展，建立和完善異體問責制。人大是最主要的異體問責主體，我國憲法第3條、第128條明確規定由人大產生的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對人大“負責”。所以，各級人大要進一步通過立法落實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多項剛性監督問責辦法。此外也要把媒體作為最有效的問責異體納人外部監督體制，同時應當把公民列入異體問責主體，因為公民是最本源的異體問責主體。

(五)盡快健全行政問資救濟機制

如果法律或制度賦予了個人一項權利，但是當這種權利受到侵害之后沒有任何行政和司法保障，那么這種權利就是無效的。因此對被問責的官員，我們要更多的注重保護他們的權利，賦予其充分、平等的陳述申辯機會，為他們提供充分、多樣的權利救濟途徑。我國現行的行政救濟法規中對受到處分的官員的救濟辦法尚處于薄弱甚至真空狀態。強調對行政責任的救濟主要源于兩種思考：一是當前行政問責在我國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或機制，在問責過程中難免出現偏差和失誤。二是官員問責的對象與現存的行政救濟法規的對象存在著較大錯位，在對被問責官員的權益保護上還不充分。

(六)營造和諧的“問責文化”環境

問責文化是行政問責制的靈魂。行政問責制作為旨在加強公務員問責性、提高政府服務能力的一項制度，其核心在于“問責”?！皢栘煛钡穆鋵崉t有賴于在政府公務員乃至整個社會中形成一種“問責文化”的氛圍，這是推行行政問責制的一個重要前提。

建立行政問責制，推動責任政府的構建，順應了構建可問責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國際趨勢。行政問責制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一個亮點，它的完善需要相關配套措施，需要一個過程逐步完善。全面推進行政問責制，是我國政府創新的必由之路。我們要理性地分析行政問責制存在的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逐步完善行政問責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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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析我國行政問責制

淺析我國行政問責制

摘要:行政問責制是對政府的違法或不當行為及其后果追究責任的制度。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行政問責制對于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治文明的發展等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政府 行政 行政問責

行政問責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針對各級政府及其公務員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包括其未履行應有職責的情況而實施的,并要求其承擔否定性后果的行為。在我國管理實踐中,要發展出一套嚴謹完善的問責制度體系,還存在一定難度的。要使行政問責制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F行的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帶來操作上的模糊與難以界定,存在著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首先,什么事該問責。我們經?？吹降那闆r是高層公務員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錯誤或失誤時,才會被免職或引咎辭職,而真正因為工作不力,不作為或者在責權范圍內出現重大問題而被免職的卻很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我們過于強調公務員個人的主觀動機,而不論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種權力與責任的對等關系和意識,具體表現為:

1.行政問責通常只關注那些人命關天的重大事件,對于一些影響力、大眾關注度相對較小的事卻不問責。出現了只要媒體進行大量報道的重大事件,相應上級部門就會督辦解決,而其他一些“小事”則因為

關注度低則被忽視掉。

2.行政問責關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領域,對其他領域中擔負領導責任的過失現實中關注的相對還比較少,行政問責制應深入到政府所管理的各個領域。

3.行政問責只是針對濫用職權的違法行政行為,而對不作為的行政行為關注不足。由于政府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意識根深蒂固,這就造就了大量公共行政活動中的不作為行為。行政問責制不光要問責出現失誤的行政行為,也一定要問責行政不作為行為。

4.對道德責任的問責遠遠不夠,對領導干部道德責任的問責是意義深遠的,他們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正義、誠信、健康的公務員隊伍的形象事關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應得到我們高度的重視。

其次,問什么人的責。目前,我國政府機關實行的是行政首長負責制,各級政府乃至各部、委、廳、局均由相應的行政正職即“一把手”負責,行政問責所指向的對象自然是行政正職即“一把手”;但同時,黨章中明文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委員會委員根據集體的決定和分工,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备鶕@些規章制度,在行政活動當中,一般行政正職負全面責任,應對組織的行為全面負責,可是,在一般具體行政行為當中,往往是由副職在事發后承擔領導責任,正職卻沒有承擔起于其權力對等的領導責任;另一方面,只處理有問題的直接當事人,而對其負有相應過失責任的上級領導卻不問責。當直接當事人應當為自己所管轄的事務負主要責任時,我們往往忽略了應對該部門負責的上級部門所應承的的領導責

任。

再次,由誰來問責。重大問題出現時,往往是由政府責令相關當事人辭職,我們卻忽略了官員是由人大選舉產生并應由人大任免的,這樣一來顛倒了監督與被監督的法律關系。需要我們強調的是相應的問責權限應由相應主體實施,權力問責應向制度問責轉變。

最后,怎么樣問責,即按什么程序問責。從法的一般意義上說來,程序是任何一項健全制度必備的要素,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人治之間的根本區別。行政問責制要走向公開、公正、公平,健全和完備的程序是必需的。

針對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第一,轉變傳統行政理念。明確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動因以及政府追求的主導價值理念。這樣才能從更高層次上確立實施行政問責制所要達到的目標,繼而促成建立責任政府,實現對社會良好的治理。無論是行政官員,還是社會公眾都要轉變理念,建立責任意識、風險意識、監督意識,形成問責和被問責的習慣。

第二,健全我國現有人事制度。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必須要進行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要進一步改革政府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晉升機制,建立起優勝劣汰的官員淘汰機制,使不負責任的官員被淘汰,保證問責制度的真正實施。

第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體系。包括:1.基于權屬關系的內部問責,主要是由上級領導機關對責任人的追究制度;2.行政體

系內的專門機構的問責,如監察、審計機關對責任者的追究;3.行政體系外部的問責,如司法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等等;4.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即人大的監督。通過行政問責制度的健全與完善,使問責制不但產生真正的約束力還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強化優化問責制的監督制約機制,尤其是加強人大的監督力度。我國現行的監督體制還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司法、行政機關尤其是立法部門對行政權監督與制約的力度亟待強化。例如在所有的問責案例中,由人大機構或人大代表主動提出對官員問責的質詢案數量極少。推進政府問責制,其核心運行渠道是由民意機關和立法機關實施的問責。

第五,建立一套規范可行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真正賦予公眾對政府活動的知情權。如果公眾不知情,就無法知道誰對公眾負責,誰沒有對公眾負責,就無法追究失職行為。只有透明行政、政務公開,才能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活動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應通過立法,對哪些信息必須公開、通過何種渠道公開、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政府為公眾提供信息查詢的義務及不履行相應義務的后果等做出系統完整準確的具可行性的規定,從而從法律的高度來健全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行政問責決定著一個政府是否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而是否負責任也成為現代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和標志。從根本意義上講,一個政府只有在它真正履行其責任時才是合乎理性的合法的。完善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對策建議我國行政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和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健全行政問責

制,構建一個可問責的政府,不僅是行政改革目標的內在要求,而且對于建設法治政府,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推動政治文明的發展和進步,維護社會穩定,都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五篇：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與路徑選擇

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狀與路徑選擇

石書偉 刊發時間：2010-10-15 15:00:11 光明日報[字體：大 中 小]

行政問責制度的概念

現代意義的行政問責制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管理，目前理論界對其尚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筆者通過對行政問責制的研究，結合其他研究者的相關研究成果，認為行政問責制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針對各級政府及其公務員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而實施的要求其承擔否定性結果的一種規范。

對于此概念的理解，主要應從問責主體、問責客體、問責范圍、問責過程和問責結果等方面來把握。問責主體，即哪些人或者機構可以充當行政問責的主體。簡單來說就是“誰來問”。這是確定行政問責有效性的一個必備前提，如果問責主體指向不明，那么問責結果的權威性、公正性就值得懷疑。在我國，行政問責的主體不僅來自行政系統內部，即上級行政機關，以及審計、監察機關，而且還應包括行政系統外的問責主體以及社會機構、人民群眾、新聞媒體等。只有問責主體具有廣泛性、普遍性、多樣性，才能保證問責結果的權威性、客觀性、公正性。

問責客體，主要是政府部門或者公務員應當履行而沒有履行的職責和義務，或者沒有恰當地履行義務的種種行為。問責客體中的問責對象可以通俗地表述為“來問誰”，具體是指沒有做好自己工作、沒有盡到自己應盡職責和義務的政府部門或者負有領導職責的公務員。如果被問責的對象指向不明，問責也就失去了進行下去的必要。所以，在行政問責過程中，一定要找到被問責的具體政府機構或者個人。

問責范圍，是指問責主體對問責客體訊問的內容，也就是“問什么”的問題。不僅要問發生重大責任事故的原因，而且還要問為什么作出錯誤決策；不僅要問政府官員濫用職權的行為，還要對故意推諉、決策緩慢、執行不力等作為問責。這其中包括了政府和公務員在政治行政體系中所承擔的各種責任，包括其內含的道德責任、政治責任、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等。

問責過程，指問責機制啟動后所經歷的各個環節和步驟。即問責開始后首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這樣的一個過程。在我國，一旦問責機制啟動，一般首先會確定責任相關人，然后通過質詢和搜集信息，確定主要責任人，最后對主要責任人進行相應處罰。

問責結果，主要是指被問責的政府機關和公務員所承擔的處分和處罰結果。一般來說，這種結果可以分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責任四種，具體承擔責任的方式包括公開道歉、責令作出書面檢查、通報批評、留黨察看、引咎辭職、撤職等；觸犯刑法的，還要啟動法律程序，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源起和發展

關于我國對官員問責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他就對領導干部明確提出要“各負其責，決不能互相推諉；失職者要追究責任”。而我國最早對失職官員追究責任，或者說最初的問責也正是在1980年，當時“渤海二號”發生沉船事故，時任副總理的康世恩就受到了記大過的處分，這也是我國行政問責處理的最高級別的官員。近年來問責風暴的掀起發軔于2003年，時任衛生部部長的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的孟學農由于對SARS疫情隱瞞不報和抗擊不力而被問責。在隨后的短短一年多時間里，中石油集團、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寧等行業和地區的一大批官員，又先后因重大責任事故而“下課”或遭嚴厲處分。

自2003年中央率先發起行政問責以來，各級地方政府也都按照黨的十六大的要求，對行政問責制在理論、實踐和制度建設上積極探索，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這些探索豐富了我國行政問責研究的理論成果，使我國行政問責制度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

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問責制，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問責制被首次寫入《國務院工作規則》和《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這些都表明我國對責任型政府的理解有了實質性的突破，我國的行政問責制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推進行政問責制的意義

盡管我國行政問責建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體系，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實踐上也依據問責體系懲治了一些在重大事故中有過錯的主要領導人，但由于我國行政問責制度的產生時間較短，各種配套制度和機

1制尚未健全，因此，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問責主體單一。目前我國行政問責的主體仍主要來自于政府系統內部，尤其是上級政府機關和黨委機關，沒有更多的人大代表、社會機構、群眾、媒體等參與進來，在此情勢下，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客觀性、普遍性就會大打折扣。二是問責機制沒有常態化。當前我國的行政問責更像是一場暴風雨式的運動，問責來時一陣風，一旦過去，那些未受懲戒的官員照樣不思改進，因此很難起到警戒和震懾作用，問責效果往往不佳。今后必須要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可以考慮建立專門的行政問責法，將各級政府機構和公務員的行為置于法律的監督體系之下，從而促使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小心謹慎，更加務實。

行政問責制度體現了現代政府強化和明確責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設責任政府的本質要求，也是推進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證。它體現了共產黨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核心要求，對于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依法行政，建立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于密切干群關系,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長期以來，不少領導干部忘記了自己的權力來自全體群眾的授予，而是把它看做是上級領導的賜予，因此，他們在工作中往往只惟上級領導的意見是從，而不愿認真聽取群眾的意見訴求。推進行政問責制，會使這些領導干部重新意識到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自于廣大群眾的授予，進而在實際工作中更多地深入群眾、體察民情，真正做到關心民生疾苦，了解群眾冷暖，以真抓實干取得人民大眾的信任與支持。

第二，有利于形成干部淘汰機制，從整體上提高干部素質。我國較長時期在官場上形成的一種陋習就是能上不能下，領導干部一經錄用，就不用再擔心有下臺的危險。而推進行政問責制，其實就是將一種淘汰機制引入到官場中去，這無疑能打破這種陳規陋習，促使各級領導干部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認認真真、盡職盡責地進行工作，從整體上推進干部隊伍素質的提高。（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行政問責如何從“風暴”走向“常態”

發布時間：2010-10-02來源：人民日報 【字體：放大 縮小 默認】

朱慧卿繪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專章涉及健全行政問責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問責立法相關問題”。近年來，各地行政問責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規范，行政問責在實際操作等方面還存在較多問題。特別是行政問責在問責主體、問責客體、問責程序以及責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統一規范，需要統一法制。這里，記者就推進行政問責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進行了一些探討，供讀者參考。

“問責風暴”刮起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

2003年非典事件中，全國有近千名官員因防治“非典”不力被罷官去職。自此，行政問責開始大規模實施，問責走入大眾視野中。

2005年底，黑龍江省松花江污染事件暴發，時任國家環?？偩志珠L的解振華引咎辭職，成為公務員法實施以來中國首位引咎辭職的高層官員。此后，不斷有官員因污染事件被問責：2007年江蘇省無錫“水危機”引發了一場“環保風暴”，無錫市所轄的宜興市5位政府官員因在對相關企業違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監管失責”，分別受到行政記過、行政記大過、行政撤職等處分；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縣發生“9·8”尾礦庫潰壩重大責任事故，這是40多年來尾礦庫潰壩最嚴重的一起事故，影響惡劣，孟學農被中央免去山西省委副書記、常委職務，并同意其引咎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的請求。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官員因為問題被追究責任，“問責風暴”吸引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問責是國家機關對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由于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影響管理秩序和管理效率，貽誤工作，或者損害管理相對人合法權益，造成不良影響和后果的行為，所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告訴記者，行政問責制是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越來越深入人心。通過“問責風暴”，人們意識到，政府如果沒有履行好相關職責，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損失或者引發了社會安全事件造成社會不穩定，政府有關官員、政府集體或者職能部門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問責風暴”是依法行政原則中職權法定與權責一致的具體體現，行政問責在逐步走向制度化過程中，內在地體現了責任政府的理念，也體現了政府勇于承擔責任的姿態。此外，行政問責制是監督行政機關及公務人員是否依法行政和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的有效形式。與行政訴訟、行政復議和申請國家賠償的監督效果相比，行政問責的監督更為直接，因為“問責”直接涉及領導干部的“烏紗帽”和升降獎罰?！爱斒鹿蕿碾y發生、有人被問責之后，所有官員會普遍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問責制對公務人員具有很強的警戒作用。”馬懷德說。

行政問責艱難前行認識存誤區，行動有偏差

近年來，行政問責的對象和適用范圍不斷擴大，為數眾多的行政官員因行政失當失職而被追究責任。行政問責對增強政府責任意識，提高行政應急能力和行政效率具有明顯效果。不過，在行政問責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誤區。

在我國，目前問責路徑比較單一，通常都是“上問下”，即上級對下級問責。“問責被看成了上級對下級具體過失的懲罰?！瘪R懷德說，其實，這只是單向對失誤官員的懲罰，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問責，這樣容易把責任局限于具體的事件，擺脫不了下級官員只對領導負責而忽視公眾利益的弊端。問責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確保政府與官員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擔起責任，一旦發生問題，包括人大、政府乃至社會公眾都可以啟動問責程序，而不僅限于行政系統內部“上級問責下級”。

現實中，當發生了責任事故之后，人們的慣性思維是“誰是負責人，就找誰”。在一些地方的問責規定中，也都把責任指向了行政首長。“根據責任行政的原則，任何一個行政主體或行政公務人員在被授予行政權力的同時，就意味著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也就是說，上至行政首長，下至一般行政公務人員，只要有行政失當行為，都應當成為行政問責的對象?！瘪R懷德認為，把數量眾多的一般公務人員排除在問責對象之外，顯然不利于對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

在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的決策通常由黨委常委會研究、書記“拍板”，行政首長在黨委中往往都擔任副手。而按照目前的問責慣例，一旦出現問題只追究行政首長的責任，黨委書記卻不用擔責?！霸谝粋€單位，到底是黨委書記負責，還是行政首長負責？目前沒有透明合理的判斷依據?！瘪R懷德說，這需要形成規范統一的制度安排。在以往的一些地方問責中，行政問責名義上是行政首長負責，實際上只追究分管副職領導的責任。行政問責制在一些地方演變成了副職負責制，這就偏離了行政問責的初衷。

“我國行政問責制目前還限于對比較顯性的執行層面的責任追究，問責尚處于權力問責向制度問責的過渡階段?！瘪R懷德說。

問責需要制度化安排加快立法步伐，嚴格執法監督

我國問責制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運動式的問責”，因此帶有濃重的人治色彩。啟動問責，制度化安排必不可少。我國關于這方面的規定散見于一些單行法律中，沒有專門的行政問責方面的法律法規，對政府責任的規定或者處于空白狀態，或者力度不夠，或者過于原則，無法追究。馬懷德認為，目前行政問責在問責主體、問責事由、問責程序以及責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統一規范，需要統一法制。如此問責才能擺脫“風暴”，走向“常態”。近年來，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關于行政問責的立法嘗試在不斷進行。2003年7月，國內首個政府行政問責辦法——《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出臺，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制度的形式先后出臺了行政問責制度。2004年7月1日，國內首個省級行政首長問責辦法——《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正式實施。2005年2月，《浙江省影響機關工作效能行為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出臺，將“效能革命”制度化。此外，深圳、河北、廣西和甘肅等地都出臺了行政問責的相關規定。

中央也在行政問責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詳細列舉了9種應該引咎辭職的情形，為問責制度化提供了依據。2009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了七種情形將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

“針對目前行政問責制立法相對滯后的現狀，我們必須增強法治意識，加快立法步伐，盡快制定完善行政問責制的各項法律法規，早日實現行政問責在全國范圍內的規范化、制度化?！瘪R懷德表示。

“加快立法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嚴格執法和加強監督”，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說，當前行政問責過程中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處理，行政處理代替司法處罰，外部問責不力等現象，都說明我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還是執行和監督問題。即使將來立了法，執行和監督問題仍應該是重中之重。（秦佩華 胡玥）

國外行政問責實踐（鏈接）

美國政府和國會設有監督部門

美國政府和國會都設有監督部門，分別負責對政府各部門及其官員和國會議員的行為進行監督。國會設有政府責任辦公室，幫助國會調查聯邦政府部門的工作表現、預算經費的去向等。該機構還對政府的政策和項目情況進行評估和審計，對其違法或不當行為的指控進行調查，并提出法律決定和建議。

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政府道德法案》，規定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和政府中某些雇員必須每年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并且詳細規定了對高級政府官員所提出的指控進行調查的程序。

瑞典監督主要通過議會進行

瑞典公共管理局把瑞典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責任劃分為三類，即法律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又具體分為刑事責任、賠償責任和紀律責任。

瑞典對政府的監督主要通過議會進行，具體是通過監察專員辦公室和憲法委員會來實施。除議會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監察機構，如國家審計署審查國家機構、國有企業及國家經濟部門的商業活動；政府還設有與議會監察專員相對應的監察辦公室。

法國跨部門預防貪污腐敗

在法國，官員的失職或以權謀私等行為，往往成為行政法的懲戒對象。如果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很大影響，有關人員會被迫或自動下臺。

法國在1993年通過了反貪法，并成立了跨部門的“預防貪污腐敗中心”。該中心由高級法官及內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稅務部門的專家組成，定期組織對國家機關、公私企業的監督人員進行培訓。此外，在法國還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員會、審計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間或官方預防職務犯罪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