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亂收費的風險成本與預期收益分析論文

[摘 要]長期以來，教育亂收費禁而不止，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亂收費的低成本性與高收益性。教育亂收費的低風險性主要在于其具有群體性、隱蔽性、可融通性和利益共享性等特點。要從根本上治理教育亂收費，就要保證政策的一致性和連貫性；要提高教育亂收費的風險成本；消除學校與收費上的雙軌制；斬斷亂收費的利益鏈，杜絕政府部門的懲罰性經濟行為。

[關鍵詞]教育亂收費；風險成本；預期收益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各級政府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來約束和規范各級各類學校的亂收費問題，但教育亂收費卻始終禁而不止。2003年，中央政府建立了由教育部和國務院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牽頭的部級聯席會議制度，加大了對教育亂收費的治理力度。但教育亂收費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且連續幾年高居價格違法舉報之首。2007年初，國務委員陳至立指出，當前規范教育收費的任務仍然很重，一些地方和學校亂收費行為還時有發生。比如：公辦學校以改制為名亂收費；教輔材料過多過濫；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不規范；一些學校自行增加收費項目，提高或變相提高收費標準；一些地方和部門超越管理權限，違規出臺教育收費政策等。2008年4月初，在國務院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發布的《關于2008年糾風工作實施意見》中，再次要求深入治理教育亂收費，加強對學校收費的監督。這說明教育亂收費已經成為一個教育頑疾，雖屢次下藥，卻收效甚微。那么，引起全社會普遍關注、教育行政部門三令五申禁止的教育亂收費始終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何在?研究擬從成本——收益的視角進行分析。

一、教育亂收費的成本與收益

按照成本——收益理論，成本是指為了獲得某種收益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收益則是通過投資或付出而獲得的利益與效用。當收益大于成本時，付出就是值得的。教育亂收費也存在著成本與收益。教育亂收費的成本是亂收費必須承擔的風險成本，而其收益則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教育亂收費現象之所以長期禁而不止，與其收益與成本的嚴重不對等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教育亂收費的低成本性

教育亂收費面臨的成本不是直接經濟成本，而是可能的風險與心理成本。從近年對教育亂收費查處的情況來看，這種風險成本不外乎被撤職、黨紀政紀處分、被勒令清退亂收費資金等類型。之所以稱之為可能的風險成本，是因為這種成本只是一種潛在成本，且潛在性變為現實性的概率很小，對于一般學校的亂收費行為不具有震懾力。這一點從亂收費的普遍性與受到查處的學校與人員數量的有限性即可見一斑。

近年來，教育亂收費一直居于各項價格舉報之首，2006年達27637件。對于教育亂收費的查處卻不盡如人意。2003年起，中央政府加大了對于教育亂收費的治理力度。據不完全統計，從2003-2005年，各地共派出檢查組5.6萬個，檢查各地學校87萬多所，查處違規收費案件1.9萬件，受到黨政紀處分5931人，其中撤銷校長794人。岡假定每所學校僅違規收費一件，那么，查處的違規收費案件僅相當于被檢查學校87萬所中的2.18％，受到黨政紀處分者如果分屬于5931所學校，則僅相當于所檢查學校的0.68％，而撤銷的校長僅占被檢查學校的0.09％。再從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來看，2006年。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取得明顯的階段性成果。據統計，各地共派出1.9萬個檢查組，對全國25萬余所學校進行了檢查，查出教育亂收費資金5.72億元，清退教育亂收費資金3.49億元，3510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被檢查的25萬所學校中，僅有3510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假如一所學校查處一人，其查處率僅為1.40％，換句話說，亂收費的風險僅占被檢查學校的1.40％；如果把全國所有學校都納入其中，那么，亂收費被查處的風險概率會小之又小。如此小的風險成本，無法給亂收費學校以強大的外部壓力，很難對其亂收費行為產生有效的抑制力；而規章制度的執行不力，也無法對一些學校的亂收費行為形成有效的內在約束力，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教育亂收費的禁而不止。

(二)教育亂收費的高收益性

與極低的風險成本相比，亂收費卻可以使學校、教師獲得較高的經濟利益。以山西大學附屬中學初中部為例，在將初中部民辦化為“知達實驗學校”以后，無論是學校還是教師都從中獲得了極大利益。據一位知情教師說：“知達”早年實行梯級收費，根據考生成績優劣，每個學生3年最低收1.5萬元，高至3萬元，有些甚至被索要8萬至10萬元。近幾年，學校實行統一標價，每生交費兩萬元。所辦班數，近年來一直維持在12個；每班人數，多數接近或超過60人。以此推算，幾年來，“知達”的收費達到上億元。其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筆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筆用于教師的外出進修、學習以及招待檢查部門和迎來送往。但相當一部分——數千萬元——一是發放月獎金和代課、補課的費，除工資外，任課教師憑此兩項可額外領到三四千元；二是發放年終獎：退休教師象征性領取千八百元，普通教職工3000元，相當一部分教師分到幾萬元，甚至接近10萬元；三是游山玩水，山西大學附屬中學每年讓骨干教師去“放松”，2007年夏天，有些足跡遠至港、澳、臺。由此可見，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是學校亂收費的助推器。

二、教育亂收費低風險的內在原因分析

教育亂收費的低風險性一方面與監管部門的查處不力有關，同時也與其自身的特點有關。

(一)教育亂收費的群體性

教育亂收費屬于行業性亂收費，具有集體陸與群體性特點和廣泛的社會與行業基礎。在重點中小學，亂收費現象普遍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一些學校頂風亂收費，大多數學校則是隨大流，亦步亦趨，緊緊追隨同類同等學校的腳步，結果，普遍的從眾心理與從眾行為進一步泛化了教育亂收費現象，也強化了整個行業的負面公眾形象，學校不再是圣潔之地，教師的形象也不再高尚，毆打教師的事件時有發生。

(二)教育亂收費的隱蔽性

當前對于亂收費的查處數量非常有限，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較大的隱蔽性。很多學校在收費時，只收費不開票，學生在交費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憑證，學校以機構“信譽”保證交費學生在該校上學的學位或參與某種活動的資格，學生家長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接受學校的做法。最終，雖有亂收費之實或價格違法舉報，結果卻查無實據，不了了之。收費不開票成為各個學校應對亂收費檢查并從根本上化解風險的重要法寶，這就在無形中大大增加了查處難度，亂收費現象也變得以肆意橫行。另有一些學校則通過將亂收費合法化逃避查處風險，其主要做法是將強制性的教育亂收費轉化為學生家長的自愿陸捐款，通過改變亂收費的性質使其變得更加隱蔽。

(三)教育亂收費的可融通性

這里所說的可融通性是指有些亂收費從道理上似乎是可以講得通的，如補課的費。因為補課多是在正常的課堂教學或者是在教師的正常勞動時間以外進行的，占用的是教師的合法休息時間，利用這樣的時間給學生補課，給教師一定的補償是應該的，從道理上是可以講得通的。由于學校不可能獲得該方面的財政撥款支持，對教師的勞動補償只能通過向其勞動或服務對象學生征收。如此以來，課余時間對于學生的補課活動就變成了教師的有償服務活動，只不過，一般情況下這種服務不是自愿進行的，而是強制性的，服務的收費標準也不是通過師生雙方協商確定的，而是學校和教師單方面制定的。盡管關于有償服務有著明確的政策規定，如“學校向學生提供服務，必須堅持自愿和不盈利原則，嚴禁采取強制或變相強制手段提供服務和進行收費。”但是，高考指揮棒下社會推動型應試教育使得許多重點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而不得不采取強制、有償教學服務(補課或提高)的形式。在這里，學生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在是否接受服務上沒有發言權，更沒有對服務價格討價還價的權利，不管學生是否愿意，都必須服從學校的安排。雖然這是一種不對等的交易，但卻是學生不得不接受的交易。學生與家長的意見不在于補課或提高本身，也不在于收費本身，而在于其高收費。(四)教育亂收費的利益共享性

所謂利益共享，是指亂收費不僅使學校可以從中得益，同時也使得地方政府與學校的上級主管部門可以從中獲益。這就使得幾個獲利主體之間形成了一種利益聯盟關系，對于學校的亂收費行為，上級主管部門往往會表示默認或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得過且過，其結果必然會縱容學校的亂收費行為。2006年3月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田淑蘭在“教育亂收費”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六成違規收費由政府引起”。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在對17個省(市、區)50個縣(市、區)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基礎教育經費投入及管理使用情況進行審計調查時發現：有45個縣違規教育收費4.13億元，其中43個縣地方政府及財政、稅務、教育主管部門和中小學校擠占、挪用、滯留教育資金4.45億元，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克扣教育經費的總額，比教育違規收費的總額還要多。地方政府部門的違規行政必然導致學校的亂收費，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及其他監管部門對于亂收費的默認與“遷就”，自然成為亂收費得力且持久的外在動力。

(五)教育亂收費的政策誘致性

這種誘致性主要體現在學校及其政策上雙軌制的影響。教育亂收費，不僅有重點學校與普通學校之分，更有公辦學校與以體制創新名義存在的轉制學校之分，不同學校，收費政策與標準不同。以1999年率先在全省4萬多所中小學中實行初中部轉制的山西大學附屬中學知達實驗學校為例，其在原有師資隊伍、教學設施不變的情況下，開始收取高額學費，初中3年學費達幾萬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此的是，其東相距約1000米的太原市第五十一中學、其西不足500米的三十八中、其北約2000米的二十七中等公辦學校，都免收學費，只收取書本費和雜費，每學年一兩百元。辦學體制的變化導致收費政策的變化，不同學校不同對待，從而人為制造并擴大了學校之間的收費差別和福利待遇差別，導致了一些學校領導與一般教師心理上的不平衡，也成為推動學校轉制和高收費亂收費的內在經濟動力。雖然自2006年起，各級政府部門全面停止了審批新的改制學校，清理改制學校也取得重要進展，但是，學校改制及在改制名義下實行的高收費亂收費給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帶來的負面影響卻很難在短期內消失。

(六)教育亂收費風險的自我化解性

在亂收費的同時，許多學校還通過各種方式來實現教育亂收費風險的自我化解。一是鉆政策的空子。即利用中央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收費政策的不一致、或者政府收費政策前后的不一致亂收費。二是不認真落實業已建立起來的收費聽證制度、公示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等規章制度，在很多學校，這些制度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沒有落實在實際辦學活動中，對于學校的亂收費行為自然也起不到公眾監督與阻隔作用。三是利用廣泛的人脈關系與社會資本。重點中小學往往聚集了不少權力者的子女，在關鍵時刻學校總會千方百計利用這些可資利用的家長資源盡可能化解其面臨的危機。由于重點中小學學生家長背景的特殊性和權力的集中性，在應對地方性教育亂收費的檢查中，學校往往會得到滿意的結果，從而實現權力者得益、學校得益的雙贏結果。

總之，由于教育亂收費的特點及學校自身對于亂收費風險的化解，使得亂收費的風險成本大大降低；而與此同時，教育亂收費的預期收益則大大提高，對于學校來說，其誘惑力便也大大加強。因此，要從根本上治理教育亂收費，必須加大亂收費者的風險成本。

三、教育亂收費的治理對策

(一)保證政策的一致性和連貫性

這種一致性和連貫性不僅體現在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政策要一致、連貫，同一級政府前后的政策也必須一致和連貫。長期以來，在教育亂收費的治理方面，各級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是導致一些亂收費冠冕堂皇、有恃無恐的政策根源。為了防止一些學校鉆政策的空子，2008年4月初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務院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發布的《關于2008年糾風工作實施意見》中，明確要求地方自行制定的與國家教育收費政策不符的文件規定一律廢止，以消除政策之間的摩擦，為提高政策的執行力掃清障礙。

(二)提高教育亂收費的風險成本

要從根本上治理教育亂收費，就要提高其收費的風險成本，并且要提高到有足夠震懾力的程度，使學校不敢輕易亂收費。這就要求對于亂收費一定要嚴加查處，真正地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并追究學校校長與主要領導的相關責任。對于社會上舉報的亂收費行為，必須嚴加追查，在發揮專門監管機構責任的同時，充分利用家長及媒體的作用，在全社會營造一個全民監督的良好氛圍，加強對于重點中小學收費的審計、監督與懲處，提高其亂收費的風險，抑制其亂收費的沖動。“十一萬”期間，政府準備采取兩個“三管齊下”規范教育收費。其中之一是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構建“不愿為”的自律機制；加大制度建設力度，形成“不能為”的防范機制；加大監督檢查和懲處力度，強化“不敢為”的懲治機制。如果兩個“三管齊下”能落到實處，將會大大影響學校亂收費的成本與收益，并達到有效治理亂收費的目的。

(三)消除學校與收費上的雙軌制

雙軌制學校的存在是教育亂收費的一個重要原因。學校雙軌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普通中小學區分為重點與非重點；一是在辦學體制上分為公辦與民辦。不同學校，政策與待遇不同，但都對亂收費產生了重大影響。對于前者，可以通過加強薄弱學校建設的辦法，盡快縮小公辦中小學校之間的差距，從供給方面為所有學生提供大致相同的受教育條件和機會，消除擇校熱，從而消除亂收費的溫床。對于后者，不是消除公辦與民辦的區別，而是區分真民辦與假民辦，從根本上糾正公辦學校改制和名校辦民校的錯誤，使義務教育學校回歸到政府辦學的軌道上，實行統一的收費與免費政策，不給亂收費留下任何活動空間。

(四)斬斷亂收費的利益鏈，杜絕政府部門的懲罰性經濟行為

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與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于教育經費的截流、擠占、挪用及對于教育亂收費的鼓勵與分成，使學校與主管部門在事實上形成了利益聯盟，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加大了治理教育亂收費的難度。所以，要使治理亂收費取得成效，必須斬斷這種利益聯盟關系，政府真正擔負起投資與監管責任，治理學校亂收費才有底氣，才能硬氣。所謂政府的懲罰性經濟行為，是指政府為了禁止教育亂收費而采取的經濟懲罰行為，如稅務部門對于教育亂收費進行征稅的企圖等。對于教育亂收費征稅雖然有可能抑制學校亂收費的沖動，但更有可能使學校的亂收費行為合法化，如此以來，教育亂收費不僅得不到治理，反而有可能適得其反，導致亂收費的進一步加劇。

第二篇：肉鴿養殖成本收益分析

肉鴿養殖成本收益分析

1、飼料配方

湖南省湘潭市特種養殖科技園肉鴿的飼料配方如下 玉米50﹪ 豌豆30﹪ 小麥20﹪ 目前市場上的飼料單價如下

玉米0.96元/斤 豌豆1.8元/斤 小麥1.05元/斤

2、藥費和水電費用

藥費和水電費用全年共計500元/年(100對種鴿計算)。

3、注意飼喂的方法和量

① 種鴿每天喂養三次，早上7：00一次，中午12：00一次，下午5：30一次。1對種鴿全天的飼喂量不得超過100克（0.2斤）如帶仔種鴿的乳鴿在15天左右大小時晚上22：00加喂養一次，加喂飼料量為100克的1/3量。

② 青年種鴿每天喂養二次，早上7：00一次，下午5：00一次，一對青年種鴿全天的喂量不得超過80克。

③ 為提高年產仔量必須讓乳鴿長到16天時將其拿出鴿窩，以便于種鴿及早產蛋。④ 注意照蛋并蛋工作。

4、1對種鴿天、月、年的飼料成本分析 ① 1對種天飼料喂養成本 0.25元/天

按我基地的飼料配方每斤飼料為1.23元/斤,1對種鴿天喂養量為100克(0.2斤)，月配方飼料耗量6.00 /斤，年配方飼料耗量72 /斤(其中玉米占36斤,豌豆占21.6斤,小麥占14.4斤)。0.123元/斤×0.2兩/天1對種鴿 =0.25元/天 ② 1對種月飼料喂養成本 7.5元/月 0.25元/天×30天/月 = 7.5元/月 ③ 1對種年飼料喂養成本 90元/年

7.5元/月×12個月 = 90元/年

④ 1對種年飼喂養水電藥費成本 5元/年 全年1對種鴿飼喂養綜合成本為 95元/年5、1對肉鴿種鴿收益分析

1對種鴿全年產仔為8對16只，目前市場上乳鴿價格為13元/只，16只×13元/只 = 208元/年 — 95元/年綜合養殖成本 =118元/年凈收入。

6、目前按養殖種鴿100對計算天、月、年的飼料耗量成本費用 ① 100對種鴿天飼料喂養成本 25元/天 ② 100對種鴿月飼料喂養成本 750元/月 ③ 100對種鴿年藥費水電費成本 500元/月 ④ 100對種鴿年飼料喂養成本 9000元/月

⑤ 100對種鴿天飼料耗量成本 20 /斤（10斤玉米、6斤豌豆、4斤小麥）⑥ 100對種鴿月飼料耗量成本 600 /斤（300斤玉米、180斤豌豆、120斤小麥）⑦ 100對種鴿年飼料耗量成本 7200 /斤（3600斤玉米、2160斤豌豆、1440斤小麥）全年100對種鴿飼喂養綜合成本為 9500元/年

7、目前按養殖種鴿100對計算月、年的收益利潤（全年按8個月、45天/月）每月按100對種鴿正常產仔180只計算

① 100對種鴿月收益 180只乳鴿×13元/只市場價 = 2340元/月 凈利潤為2340元/月收益 —750元/月飼料喂養成本 =1590元/月凈利潤 ②100對種鴿年收益 2340元/月 × 8個月 = 18720元/年

凈利潤為18720元/年收益 — 9500元/年飼料喂養綜合成本 =9220元/年凈利潤 9220元/年凈利潤 ÷ 正常12個月 = 768元/月凈利潤

第三篇：信用卡市場的成本收益實證分析

信用卡市場的成本收益實證分析

追逐最大利潤是每一個企業的目標，銀行也不例外。在信用卡不斷流行的當今時代，迅速控制信用卡市場成為每個銀行的理想，所以對于一個銀行來講，最主要的是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發展的利潤最大化的經營模式。盈利模式是指企業為實現其利潤最大化而將各種可利用的資源整合在一起，從而形成最大利潤的邏輯體系，有時也稱它為盈利模型。盈利模式在數學上可以表示為一個關于利潤的多元函數，即成本收益函數。它的自變量是營銷收益的銷售額、成本等，因變量是收益。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限制條件是在有限的可利用資源的條件下，使商業活動實現收益大于的目標，從而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為了更充分的說明信用卡盈利模式，有必要建立相關模型來進行分析。因此，我們需要將影響信用卡收入和成本的因素量化，以便找到最優解。下面對于影響收入和成本的主要因素作簡要說明。

構成我國信用卡收益模型的變量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刷卡回傭收入、年費收入、取現費、增值服務收入以及一定的懲罰性收入。

1.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用I1表示）是信用卡用戶發生透支使用循環信貸所應支付的利息。利息收入的大小與三個因素成正比例關系，分別是未清償貸款余額（用S表示）、未清償貸款余額的應計息部分的比例（用 m 表示）、年平均利息率（用R5表示）。其中未清償貸款余額的大小與年平均利息率成反比例關系。其數量關系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I1?S?m?R5（1）

因此，要提高信用卡的利息收入可從增加未清償余額的數量、增加未清償余額應計息部分的比例和提高年平均貸款利率R5入手。增加未清償余額可以通過采取鼓勵用戶使用信用卡消費，鼓勵透支來來實現。R5的大小可以由銀行控制，但是R5與未清償余額成反比例關系，如果平均信貸利率太高，會降低持卡用戶的透支欲望，造成透支額度降低。

2.回傭收入

信用卡的另一大主要收入來源是刷卡回傭收入(用I2表示)。發卡銀行因為給消費者提供了便利的消費和結算功能，并授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額度，刺激了消費者的消費欲望，同時也給商家帶來了便利，所以商家給予信用卡公司一定比例的返點作為傭金。假設回傭率為R6，總交易額為T，則刷卡回傭收入的計算公式為：

I2?T?R6（2）

回傭收入作為國外信用卡收入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取得的成績也不盡人意。按規定對賓館、餐飲、娛樂、珠寶金飾、工藝美術品類的商戶，發卡行的固定收益為交易金額的1.4%；對一般類型的商戶，發卡行的固定收益為交易金額的0.7%；對航空售票、加油、超市等類型的商戶，發卡行的固定收益為交易金額的0.35%。但由于過度競爭因素的存在，我國的商戶回傭連以上水平也無法保證，平均不到1%，這與西方國家的2%以上的平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3.年費收入

信用卡持卡人每年應該向發卡銀行或機構繳納一定金額的費用，這部分收入是固定的。對于一些滿足發卡銀行某些特殊條件的用戶，發卡銀行或機構會給予免年費的優惠政策。這部分收入與公司的發行量成正比。目前，各信用卡發卡銀行趨向于向持卡人提供降低年費或者免除年費的優惠政策來吸引持卡人的辦卡意愿。在收取年費的條件下，假定銀行發卡量為N，每個卡的平均年費為k1，年費收入用F1表示，則其數量關系如下：

F1?N?k1（3）

年費收入本來應該是信用卡業務發展尚處于不發達階段時的一項穩定收入。

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懲罰性收費和取現費。信用卡發卡銀行為保證授信資金的安全，規范信用卡用戶的行為，一般會對違反用卡協議的用戶征收懲罰性收費。這類費用主要包括超額透支罰金和懲罰性利息收費。發卡銀行根據客戶的收入狀況給每個信用卡用戶一定的信用額度，信用卡用戶在授信額度內可以使用循環貸款，但是如果透支額度超過銀行的授信額度，超額部分就構成了超額透支，信用卡用戶必須支付一定的罰金。對于發卡銀行來說，在信用卡用戶量較大的情況下，懲罰性收費與發卡量成正比例關系。設懲罰性收費為F3，發卡量為N，發生懲罰性收費的比例系數為k3，則其數量關系如下：

F3?N?k3（4）

為了防范風險和提倡刷卡消費，發卡銀行會對柜臺取現收取手續費，每個銀行根據面對的客戶群體的不同，在這個問題上收取的費用也有所不同。總體而言，該費用也與發卡的規模成正比例關系，其發生符合特定統計學規律。設現金提取費用為F2，比例系數為k2，發卡量仍為N，則他們的數量關系如下：

F2?N?k2（5）

此外還有一些增值服務收入：例如交叉銷售保險、信用報告收入等，對每個發卡銀行來說，該部分收入基本保持不變，表示為a（其他收入）。

通過對上面信用卡收入來源的分析可以推出，銀行和信用卡發卡機構的收入函數F為

F?I1?I2?F1?F2?F3?a

?S?m?R5?T?R6?N?(K1?K2?K3)?a（6）信用卡的成本因素主要由資金成本、壞賬成本、欺詐損失，運營成本等四大部分構成。以下是確立信用卡總成本函數。

1.資金成本

資本成本是指由于信用卡占用銀行的資產而產生的成本費用，銀行的資產主要來自儲戶的存款、資本市場上的借款和自有資金，吸收的存款和借貸屬于銀行的負債，都需要支付利息，自有資本的使用也產生利息成本。資金成本（C1）的大小，主要由兩個要素決定，未清償余額（S）和平均成本率（R）。未清償余額資金有三種來源，即前面提到的儲戶的存款A1，資本市場上的借款A2，自有資本投入A3。平均成本率是三種資金籌集渠道利率的加權，它的大小與三種資金在整個未清償余額中所占的比例有關。假設三種資本的利率分別為R1，R2，R3，則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C1?S?R（8）

S?A1?A2?A3（9）R?2.壞帳成本

A1?R1?A2?R2?A3?R3（10）

A1?A2?A3信用卡可以為用戶提供循環貸款業務，這種貸款具有免保證金，免擔保，免抵押等特點，一般要求信用卡用戶在規定期限內償還貸款，如果不能按時歸還貸款，則每日按復利對用戶收取利息，但是如果逾期180天以上仍不能歸還貸款，則這筆貸款成為壞帳，它的發生是由于用戶還款能力喪失或沒有償還意愿。對于銀行來說，壞帳的發生是不可預知的，其產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但是當客戶數量較大時，大量的樣本數據符合一定的統計學規律，所以，其發生率是可以預測的和控制的。假設在一定時期內，銀行信用卡壞帳的發生率為R4，銀行可以通過對申請信用卡的客戶進行信貸能力評估等方法加強信用卡風險管理，降低R4的大小。仍舊假設未清償貸款額為S，信用卡壞帳的發生率為R4，則壞賬成本的計算公式如下：

C2?S?R4（11）

在未清償貸款額不變的情況下，壞賬成本的大小直接與壞賬發生率成正相關關系。因此，發卡銀行和機構只有通過降低壞賬發生率R4，才能減少由于發生壞賬帶來的損失，而R4的降低只能通過提高信用卡發放標準來實現。在成熟的信用卡市場上，壞賬成本一直都是信用卡成本的最主要的構成部分。

3.運營和營銷成本

信用卡的銷售和運營過程中產生的成本稱之為運營和市場營銷成本，它包括信用卡的各種支持系統的人工成本和硬件成本，以及開發和維系客戶的廣告促銷等活動產生的成本。信用卡系統的硬件系統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僅建設新網絡的成本通常就要上千萬美元，其投資額大小不會隨信用卡用戶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所以，這部分投資一般視為固定資產投資。如果信用卡用戶數量少，系統利用率低，那么分攤到每個信用卡用戶的成本就會較高。所以只有通過充分開發客戶數量這一途徑，把每張信用卡的硬件成本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系統功能的完善和維護費用一般隨著發卡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在計算時可將其粗略的按可變成本計算。另外，開發和維系客戶的廣告促銷等活動產生的成本也與信用卡發行量存在明顯的正比例關系。運營和營銷成本的計算公式如下：

C3?Na?b?(N?Na)?c（12）

其中Na為新發行信用卡數量，b為新發行卡的運營營銷成本，c為已發行卡的維護成本。在信用卡業務發展初期，運營和市場營銷成本將是信用卡成本最主要的構成部分，中國的信用卡市場也符合該規律。出于對信用卡業務的重視，各銀行紛紛投入大量資金，推出了各種優惠措施來搶占市場。

4.欺詐損失成本

欺詐損失成本（用C4來表示）對于信用卡來說也是必定發生的成本，它主要由申請欺詐成本和交易欺詐成本構成。其性質與壞賬成本類似，它的發生也是不可預知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但是遵循一定的統計學規律，因此這種損失成本的大小是可控的。欺詐損失也是伴隨著信用卡規模的擴大和信用卡辦卡條件的放松而激增的一項成本。

綜上所述，信用卡成本函數公式如下：

C?C1?C2?C3?C4?S?R?S?R4?Na?b?(N?Na)?c?C4（13）

銀行和信用卡發卡機構的利潤P等于收入F與成本C之差，若收入大于成本，則信用卡業務盈利，反之，則信用卡業務發生虧損，如果相等，則信用卡處于保本狀態。

P?F?C

?S?(R5?R?R4)?T?R6?N?(K1?K2?K2)?Na?b?(N?Na)?c?C4

假設平均單卡未償余額為s，將其帶入上式，就可以得信用卡的盈利與發卡數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如下：

P?N?(s?R5?K1?K2?K3?s?R?s?R4?c)?Na?(b?c)?C4

從上面得到的利潤函數可以看出，信用卡的利潤與發卡量成正比關系，但是與新發行新卡數量成反比。這說明一味的新增信用卡數量不一定能夠增加利潤，也就是告誡銀行不要盲目的發行信用卡。

第四篇：《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收益與風險分析》開題報告

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與風險 1.研究背景與意義（1）研究背景

近些年來，人們的投資意識越來越強烈，關注銀行理財產品的投資者也越來越多，同時，商業銀行在銀行理財產品的發行規模上也越來越大。

從2004年9月推出第一款人民幣理財產品算起，我國銀行開展理財業務有快10年多時間，但每年理財產品都已成倍數量擴張。據統計2012年，我國針對個人發行的銀行理財產品數量達28239款，較2011年上漲25.84%，而發行規模更是達到24.71萬億元人民幣，較2011年增長45.44%。2013年年末，普益財富統計顯示，2013年1至10月銀行理財市場發行個人理財產品共計37880款，較2012年同期增長30.47%。截至2014年6月30日，全國498家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了理財業務，理財產品存續51560只，理財資金賬面余額12.65萬億元，較2013年末增長約2.41萬億元，增幅23.54%。這些數據表明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受到了金融市場的認可，已經成為我國專業化，集合化的投資理財的重要力量。

然而隨著理財產品的產品的增多也給投資者帶來了問題。銀行理財產雖然發行數量眾多，但產品同質化嚴重，缺乏金融創新，創新多以購買和模仿國內的金融衍生產品為主。商業銀行在理財產品的設計方面缺乏創新，在產品說明方面以預期收益率為導向的說明方法，使投資者難以正確認識理財產品收益和風險。銀行理財產品在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著種種問題，客戶獲取銀行理財產品的信息渠道較少，對于銀行理財產品的實際收益率的公布主要以銀行定向通知為主，投資者很難獲取理財產品的歷史表現情況。（2）研究意義

通過對銀行理財產品收益與風險分析，銀行之間理財產品的對比，提出投資風險控制的對策，讓投資者更好的獲益。

近些年來，我國商業近些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雖然發展十分迅猛，但是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大。2008 年，在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下，許多銀行理財產品遭遇到了慘痛教訓。首先浦發銀行爆發了“零收益”的理財產品，隨后東亞銀行、中國銀行、深發展等多家銀行也相繼出現了“零收益”的理財產品，渣打銀行甚至出現了虧損 5%的理財產品。這主要是因為出現“零收益”和虧損的銀行理財產品都是對國外產品的生搬硬套，而且對于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過于樂觀。因為越來越多的銀行理財產品的實際收益低于預期收益，這不僅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也導致投資者對理財產品的收益情況產生了質疑。業銀行通過發行理財產品，增加了其表外業務，獲得了更多的收入。

銀行理財產品對于居民來說，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多了一種對資金保值增值的選擇；對于資金的融入者來說，銀行理財產品也為其提供了快速籌集資金的渠道，滿足了融入者對資金的需求；因為理財產品具有靈活性，所以能夠充分的挖掘理財產品投資標的的流動性。顯而易見，銀行理財產品已經成為當下投資機構和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首選，也是近些年來個人理財領域里的研究熱點。另外，由于我國 居民迅速積累起來的財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配置，為了實現個人財富的保值增值，投資理財的意愿也越來越強烈，而且中小投資者更傾向于較穩健的投資方式。這就需要對理財產品分析它們的收益和風險來選擇一個更好的投資方案。2.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Jack R.kappor(1991)[1]著的Personal Financial《個人理財》從各方面詳細介紹了個人理財的基礎知識。包括了規劃個人理財、管理個人金融、購買決策、保障資源、金融資源投資、掌握理財未來。本文的特點主要體現在理財技術創新、實踐理財決策、專家理財建議等方面。

Kwok Ho和Chris Robinson(2004)[2]著的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個人理財策劃》一書中包括了貨幣的時間價值、預算、目標設定、風險管理、稅收籌劃、保險、抵押融資、債務管理、投資原則和實踐、退休計劃、職業道德等。既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又有較強的實踐操作價值。

彼得S.羅斯（Peter S.Rose）在《商業銀行管理》中，通過對各國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的研究，論述了商業銀行的管理成本和產品開發成本，指出金融創新，特別是產品創新是商業銀行長期繁榮是商業銀行長期繁榮發展的關鍵以及未來各家商業銀行在市場競爭中贏得勝利的根本。Wiley(2006)[5]Dr.Johnathan Mun,Modeling Risk:Apply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Real

Oprions,Forecasting,and Optimization,《風險建模：應用蒙特卡洛模擬，實物期權分析，預測及最優化》第二版一書中主要通過建設模型來進行投資風險控制。實物期權理論能夠期權與投資分析很好的結合起來，它充分的利用了信息不對稱、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投資者具有的靈活的投資權利，這正是風險投資區別于傳統投資的一大特色，也是傳統的投資方法不能解決的難題，這為該理論在風險投資決策中的應用提供了契機。

約翰.赫爾(2009)[7]在《期權、期貨及其他衍生品》一書中給出一般金融產品及金融衍生品的定價方法對金融衍生品市場中期權與期貨的基本理論進行了系統闡述。

Burth,Kraus和Wohlwend(2001)是將產品的收益與其掛鉤的基礎資產價格構造函數進行的分析，他們將這個函數分為收益為凸的函數和收益為凹的函數。用收益為凸的函數表示的產品指在產品到期后，發行者承諾有最低的支付金額，而且存在一個更高的潛在收益。（2）國內研究

近年來，我國有許多關于銀行理財產品的研究，但將理財產品的收益與風險結合起來詳細分析的文章并不多。

江華峰、姜志敏、李玉娥，《我國商業銀行人民幣理財產品的消費者行為分析》中提到了對客戶購買人民幣理財產品的行為產生影響最大的是信托業務，其次是個人貸款業務和保險，最后是外匯理財，從數據上分析了居民購買理財產品的大體趨勢。

鄭嶠（2009）[9]的《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實際收益研究》還有崔蕾（2001）《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研究》，分析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設計特點和實際收益率的影響因素。主要研究了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設計特點和實際收益的影響因素。并研究理財產品實際收益率的綜合表現。

莊毓敏[12]主編的《商業銀行業務與經營》介紹了各銀行理財業務不能局限于僅向客戶提供某種單一的金融產品，而應該針對投資者的綜合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選擇金融服務組合。

謝懷筑（2004）[13]在《個人理財》一書中提出:商業銀行理財業務不能局限于僅向客戶提供某種單一的金融產品，而應該針對投資者的綜合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選擇金融服務組合。

宋軍、吳沖鋒（2008）[17]在中國金融評的文章《我國銀行理財產品的期望收益、實際收益和風險的實證研究》用MANOVA方法研究了各產品對銀行理財產品的期望收益、實際收益和下邊風險（負偏差）的影響并提出力相關建議。

孫悅（2013）[18]《我國理財產品分析報告》介紹目前我國理財產品產生的原因、發展歷程以及目前國內理財產品的種類。

趙婷婷（2014）[19]的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風險控制研究》中對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進行概述，揭示其在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各種風險因素，并提出相應措施以加強和完善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的風險控制。

綜上所述，關于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收益與風險的詳細分析與結合對比并不多，對此研究是很有必要的。3.研究內容

本文以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為對象，研究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與風險。第一章 導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義 1.2國內外的研究狀況 1.2.1國外研究狀況 1.2.2國內研究狀況 1.3研究內容與方法 1.4主要創新與不足

第二章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概述 2.1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及相關概念 2.2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特征及分類 2.2.1按收益類分類 2.2.2按是否結構化 2.2.3信托型理財產品

2.3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發展與現狀 2.3.1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發展過程 2.3.2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現狀

第三章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與風險分類 3.1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分析

3.1.1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的三種不同表示 3.1.2信托型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特征分析

3.1.3掛鉤型銀行理財產品組合投資模式的收益特征分析 第四章我國各大銀行理財產品對比分析 4.1國有獨資商業銀行 4.2股份制商業銀行 4.3城市合作銀行 4.4對比分析

第五章投資者投資銀行理財產品最優選擇分析 5.1個人理財投資銀行組合模型的構建 5.1.1引入VaR約束的均值-方差優化模型 5.1.2優化模型的幾何求解方法

5.2利用VAR約束的均值-方差優化模型確定投資組合 5.3個人理財客戶最優投資組合的選擇 第六章結論與展望 6.1結論 6.2展望 4．研究與方法（1）文獻研究法

文獻研究法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其作用有：1.能了解有關問題的歷史和現狀，幫助確定研究課題。2.能形成關于研究對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觀察與訪問。3.能得到顯示現實資料的比較資料。4.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2）對比分析法

對比分析法是把客觀事物加以比較，以達到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并做出正確的評價。對比分析法通常是把兩個互相聯系的指標數據進行比較，從數量上展示和說明研究對象規模的大小，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以及各種關系是否協調。5.參考文獻

[1] Jack R.kappor，Personal Financial《個人理財》,1991.[2]Kwok Ho,Chris Robinson,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個人理財策劃》,2004.[3]Joseph Ksinkey,Commercial Bank Financial Management.2005 [4]S.I.Greenbaum and C.F.Haywood,Secular Chang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Journal of Money,Commercial Banking,1971.[5] Wiley, Dr.Johnathan Mun,Modeling Risk:Apply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Real Oprions,Forecasting,and Optimization.2006 [6]Perry H.Beaumount, Financial Engineering Principles:A Unified Theory for Financial Prouduct Analysis and Valuation.2007.[7][美]約翰.赫爾著，張陶偉譯，《期權、期貨和其他衍生產品》，華夏出版社，2000.[8]江華峰，姜志敏，李玉娥.我國商業銀行人民幣理財產品的消費者行為分析[J].商場現代.[9]鄭嶠.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實際收益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2009（1）.[10]鄭龍.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研究[D].江西財經大學，2012(06).[11]張大偉.我國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投資組合研究[D].遼寧工程技術大學，2008（11）.[12] 莊毓敏著.《商業銀行業務與經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13]謝懷筑著.《個人理財》，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10）[14]吳雪，溫濤.我國商業銀行人民幣理財產品的消費者行為分析[J].全國商情（經濟理論研究），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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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國信訪制度 成本收益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我國信訪制度從制度均衡向制度非均衡的轉變，指出雖然信訪制度的凈收益小于零，但與其它權利救濟模式相比，仍具有相對優勢。因此，我國在一段時間內還不能廢除信訪制度，而是應當在加強信訪制度的程序性和規范性的同時，確立司法救濟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關鍵詞」信訪，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信訪制度改革是當前的熱點，在強化還是弱化信訪這個問題上，社會各界爭論不休。筆者認為，任何制度的產生和存在都有其必要性，而這種必要性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同理，任何制度的衰亡也與成本收益的比較直接相關。本文力圖通過信訪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對信訪制度的改革略提建議。

一、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與制度的演化

1.制度的涵義。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注：［美］諾思，陳郁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廣義的制度包括憲法秩序、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與制度安排；前兩者一旦形成，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易變動，被稱為制度創新的外因。狹義的制度僅指制度安排，即約束特定行為模型和關系的一套行為規則；它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變動，被稱為制度創新的內因。（注：馮中越：《試論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成本與收益》，《北京商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2.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與制度均衡。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均衡是指人們對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一種滿意狀態或滿足狀態，因而無意也無力改變現行制度。（注：馮中越：《試論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成本與收益》，《北京商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張曙光：《論制度均衡與制度變遷》《經濟研究》，1992 年第6期。）任何一種制度都可以為人們提供制度服務，使人們從中取得收益；同時，任何一種制度的建立、運行、維護和變革都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任何一項制度安排、制度選擇和制度創新都是人們進行成本一收益分析的結果。首先，人們把同一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成本和收益加以比較，選擇在當時當地運行收益大于運行成本的制度，即制度凈收益大于零的制度。這是制度安排和制度選擇的必要條件。其次，人們把不同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凈收益加以比較，選擇其中凈收益最大的那項制度。這是制度安排和制度選擇的充分條件。一種制度安排和制度選擇的凈收益大于零，且在幾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中凈收益最大，這項制度是最優制度。人們對這項制度感到滿意和滿足，這時對制度的需求就等于制度供給，人們無意也無力改變現行制度，這時的制度狀態就是制度均衡。④

3.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與制度非均衡。制度經濟學認為，人們產生不滿意和不滿足的原因是，現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凈收益小于另一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即出現了一個新的盈利機會。這時，就會產生潛在制度需求和潛在制度供給，并造成潛在制度需求大于實際制度需求，潛在制度供給大于實際制度供給。人們為了捕捉這個新的盈利機會，就會欲意和力圖改變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選擇和建立一種新的更有效的制度。但是，由于制度創新的動力還不夠強大，制度創新的成本較高，雖然潛在制度需求能夠變成實際制度需求，而潛在制度供給卻不能夠變成實際制度供給，因而出現了“欲意改變而又尚未改變”狀態的制度非均衡。（注：張曙光：《論制度均衡與制度變遷》，《經濟研究》，1992年第6期。）制度非均衡產生的原因可以從外部影響和內部矛盾兩方面看。從外部影響來看，外部環境的變化、資源條件的改變、外部發展的影響和效應等，既會使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變得凈效益非最大化，產生了制度創新的動力和需求，又會改變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進而改變制度的有效供給。因此，外部影響會導致制度非均衡的出現。從內部矛盾來看，制度的內在矛盾必然會通過制度決定者與制度接受者之間的矛盾外在化表現出來，在新制度建立的初始階段，制度在內在矛盾尚未充分展開，制度的運行成本低收益大，制度決定者與制度接受者都感到滿意和滿足，都無意改變。在制度運行過程中，隨著制度成本收益的變化，制度決定者與制度接受者都感到不滿意和不滿足，只要制度決定者采取某些補充和完善措施，就能夠保持現行制度的凈收益最大化，也就不會發生制度非均衡。但是，隨著制度內在矛盾的不斷發展，制度的運行成本不斷增加，收益不斷減少，改變了現行制度的成本—收益關系，制度決定者與制度接受者的不滿意和不滿足逐漸積累，產生了制度創新的欲望和動力，于是出現了制度凈收益非最大化的制度非均衡。（注：馮中越：《試論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成本與收益》，《北京商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4.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與制度創新。制度需求是由制度的社會凈收益決定的，是接受制度服務的社會成員的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的差額；而制度供給是由制度的個別凈收益決定的，是提供制度服務的制度決定者的個別成本與個別收益的差額，即制度創新的成本與收益的差額。由于制度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與個別成本和個別收益之間存在著差異和矛盾，其社會收益與個別收益之間也必然存在著差異和矛盾。因此，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決定的制度創新有兩種情況：一是當新制度的社會潛在凈收益大于現行制度的社會凈收益，個別潛在凈收益小于現行制度的個別凈收益時，雖然能夠產生制度需求和創新動機，但缺乏制度供給和創新能力，就會形成制度實際有效供給不足，不會發生制度創新，也無法實現制度供求均衡。二是當新制度的社會潛在凈收益大于現行制度的社會凈收益，個別潛在凈收益也大于現行制度的個別凈收益時，才會既有制度創新的需求，又有制度創新的供給；既有制度創新的動機，又有制度創新的能力，才會發生制度創新。在這時，制度創新者才會把潛在的制度供給變成現實的制度供給，進行制度創新，實現從制度非均衡向制度均衡的轉變和飛躍。因此，制度創新與其說取決于制度需求，不如說取決于制度供給。（注：馮中越：《試論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成本與收益》，《北京商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二、信訪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1.信訪制度均衡的形成。中國的信訪制度確立于1951年，當年6月7日，政務院頒布了《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應星認為從確立至今，信訪制度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眾動員型信訪。這時期的信訪受政治運動影響，主要以揭發問題和要求落實政策為主。二是 1979年至1982年的撥亂反正型信訪。這一時期，信訪迅速從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邊緣走到了中心，信訪規模史無前例，主要內容是要求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三是1982年至今的安定團結型信訪。信訪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轉變為化解糾紛、實現救濟。

如果按照這樣的劃分，信訪制度均衡出現在第二個階段。其一，當時信訪制度的凈收益大于零。歷次運動造成的問題是信訪的主要內容，政治問題當然需要政治手段來解決，因此，信訪制度很自然地成為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刁杰成指出，1979年至1981年3年間信訪工作的特點：“來信數量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 ’；上訪人數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投入處理上訪問題的人數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解決問題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注：刁杰成：《人民信訪史略》，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其二，信訪制度的凈收益最大。中國社會向來缺乏法治傳統，法治的發展總是斷斷續續的，要么屈從于人治，要么被人治所打斷，法治化進程的真正啟動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因此，與當時十分薄弱的司法救濟相比，信訪制度無疑更加優越。另外，從信訪制度的供給和需求來分析也是如此。信訪制度的需求是毫無疑問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需要解決，大量的冤假錯案需要平反。從信訪制度的供給來看，國家既然要實現政治路線的戰略性轉移（即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必須進行撥亂反正的工作，集中、高效地解決大批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信訪作為一種非常規的化解矛盾的方式，正是在國家領導人空前重視、全黨全國動員的情況下成了人民突擊解決問題的利器。（注：應星：《作為特殊行政救濟的信訪救濟》，《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

2.信訪制度非均衡的出現。1982年2月第三次全國信訪工作會議的召開和《黨政機關信訪工作暫行條例（草案）》的通過標志著信訪制度真正進入了新的時期。隨著國家在1982年宣告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完成，信訪制度重新回到國家政治機器的配件角色。（注：應星：《作為特殊行政救濟的信訪救濟》，《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而與此同時，在確立依法治國的大方向下，其它權利救濟模式尤其是司法救濟模式在迅速發展。1982年憲法開列和重申了中國公民權利的清單，為公民行使權利和實施權利救濟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依此，可以大致確定公民權利救濟的體系：第一，司法救濟模式。公民通過行使訴權，主要依據《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等三大訴訟法，實現權利救濟；其中國家賠償、法律援助制度等是司法救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行政救濟模式。我國現有的行政救濟途徑主要是行政復議、行政仲裁和信訪，但是行政仲裁是行政機關解決相對人之間糾紛的方式，一般不適用于解決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糾紛。按照目前學術界的劃分，行政訴訟既是司法救濟，又是行政救濟，筆者認為行政訴訟是公民行使訴權的一種方式，主要反映的是司法救濟的主旨，因此將其視為司法救濟。試通過比較三種制度——行政訴訟、行政復議和信訪的成本收益，論述信訪制度非均衡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