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腐敗與反腐敗成本分析

腐敗與反腐敗成本分析

今天我們講腐敗與反腐敗的成本分析。我們從成本的角度來看待當前所面臨的腐敗的問題和我們要進行反腐敗的這樣一種選擇的斗爭策略與斗爭過程。

法國著名的法學家盧梭曾說過：“我們的手里的金錢是保持自由的一種工具，我們所追求的金錢則是使自己當做奴隸的一種工具。”腐敗對于經濟利益狂熱的追求，是把他們束縛在成為金錢奴隸的這樣一個過程。那我們從經濟成本的角度來分析腐敗和反腐敗之間的關系，那我們可以從更加客觀和科學的角度來觀察腐敗和反腐敗之間到底是怎么樣的一個此消彼漲的關系。

吳兢在《貞觀政要》中曾記載：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這段話的意思是貪財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怎樣愛財，如朝廷內外五品以上的官員，俸祿優厚，一年之中所得數很多，如果他們選擇接受別人的賄賂也不過才幾萬，一旦暴露出來，俸祿反而被剝削掉了，這難得是解愛財物？看到了小的好處，忘掉了大的利益。從前，公儀休特別愛吃魚，但是他從來不收受別人送的魚，反而能長久地吃上魚。做國君的貪財，必然要喪失國家；做臣子的貪財，必然要丟掉性命。所以吳兢就在這里引入了一個成本的比較，他來說明腐敗的高成本與低收入之間的關系，我們從這樣一段話當中就可以看出，對于是否選擇腐敗，他是這樣一個有成本來考慮的。從成本的角度來看，選擇腐敗，經濟上是否是可行或有受益的？

成本是來源于經濟學領域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在反腐敗領域中引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解讀視角，對于我們更進一步拓展反腐敗領域下成本的內涵和外延，對于分析腐敗和反腐敗之間的這種博弈過程以及如何來更有效地制定反腐敗的機制體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工具。

因此，我們通過來關注腐敗和反腐敗的成本的分擔和成本的博弈，對于我們認識當前反腐敗的形勢以及未來中國反腐敗斗爭的發展趨勢，它有這樣一個整體上的把握。對于反腐敗戰略機制的設計的內在規律性，我們有一個更加深刻的理解，從而能夠更加地深入地指導我們反腐敗的實踐活動，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轉型期的行之有效的，而且成本較小的這樣一種反腐敗的道路。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來談談腐敗，要從成本博弈的角度來看待腐敗和反腐敗。

一、成本概念

那首先我們要對成本的概念做這樣一個梳理，何為成本？成本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目標，組織和個人所要付出的價值。目的性是成本的一個最重要的導向。

《辭海》當中對于“成本”的解釋，認為是生產產品的費用。在經濟學當中，成本和收益是一組相對對立統一的概念。隨著人類認識不斷地發展，對于成本概念，它的適用范圍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所以。

目前我們通過成本可以從一個多學科的角度來透視一下成本的概念。隨著人類組織的日趨復雜和系統化，成本的作用也在不斷提升，成本的概念、外延更加復雜化和多元化，成本的不確定性成為成本研究和理解的最大障礙，那對于成本在各個學科當中，它有不同的意義和特色。

首先，我們來看看經濟學范疇下的成本，成本脫胎于經濟學，經濟學中的成本也是我們日常當中最常用的這樣一個成本的概念。經濟學研究的目的的是，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將它在人們之間進行分配的這樣一個過程。因此，我們從經濟學的研究目的來看，經濟學的價值追求是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達到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積累社會的財富。所以，經濟本質是成本，人們從事經濟活動，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需要最大程度地降低活動的成本。

所以，對于經濟學意義上的成本可以定義為，經濟資源的耗散和消耗，我們都稱之為成本，成本是指取得資產或勞務必須付出的能用貨幣表示的代價和耗散，這是經濟學上的成本。那管理學上的成本，20世紀50年代，隨著新興的復雜性和模糊性學科的成長，成本理論在多年理論構架和實踐發展基礎上融入了多學科的范圍當中。管理學視角下的成本概念，同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有著本質的區別。管理學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組織資源，通過制定計劃、組織協調、領導藝術、控制調控等方法和手段，達到預期目的的這樣一種社會科學。

所以，這在管理學當中，成本被定義為是一種投入，是一種生產當中的各種費用的支出，企業通過對于成本的管理和對于成本的判斷，能夠來對于經濟活動中的投入和產出的管理做一個綜合性的衡量。最著名的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實踐》中曾指出，管理學當中所說的成本是指成本效益或消耗效益，是指在一定的消耗下獲得的效益的最大，或在既定的效益下消耗最小，這也正是企業管理所追求的最中心的內容與目標。因此，企業只有抓住成本這個環節，可以使經濟核算有一個中心，有一個制約的手段，就可以組織和控制企業各項經濟活動中的各種指標，把這種指標納入到經濟核算的體系當中。這是管理學當中的成本，那在社會學領域當中有沒有什么成本，或成本是什么時間引入到社會學領域當中的。

著名的經濟學家斯科1960年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在斯科的這本書當中，他指出：社會學中的成本具有普遍性，成本存在于人類的一切領域，但是社會學上的成本雖然以人的

自由選擇為前提，但是社會成本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社會本身的“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系統出發，以投入和生產為著眼點，我們將成本界定為經濟運行當中因客觀因素和人為因素所造成的整個社會經濟的損失和損益。斯科在社會學當中對于成本概念的界定，他是強調成本在社會延續和發展中的客觀性與不可避免性。除了在社會學當中，在法學、新聞學、會計學、文化學、教育學、倫理學當中，成本有著不同的內涵和指向。成本已經突破了單一的計量的屬性，它不再是簡簡單單地成為經濟學或會計學上專有的概念，成本正以其獨有的內涵實用性和現實分析性進入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到人類的各個學科當中。所以，對于腐敗這樣的一種政治性的現象或社會性的現象，我們也同樣可以用成本來分析，通過對于成本構成和成本變化的這樣一種過程，我們來解讀腐敗如何產生或如何抑制腐敗。

二、腐敗成本的構成

第二節講腐敗成本的構成。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根據前述的經濟學上的經濟人理性的原理，經濟人是在市場上以完全追求物質利益為目的而進行經濟活動的主體。人都希望盡可能通過少的付出獲得最大的收獲，并為此可以不擇手段。所以，我們把腐敗分子的經濟活動可以看作是一個經濟人在從事給自己帶來經濟好處的活動，政府的公職人員在腐敗中付出的是對于公共權力的濫用，是對國家公共利益的損失，并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他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一旦腐敗行為得以暴露，那就要受到懲罰，以至于喪失既得利益和未來的發展前途，所以，我們來分析腐敗活動的成本，也是從事腐敗活動所付出的代價和承擔風險的角度來解讀一下腐敗。因此，我們對于腐敗成本的構成主要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和腐敗的風險成本。

（一）腐敗的直接成本

何為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直接成本是在實施腐敗行為的過程中，直接由腐敗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它具體包括付出的物質方面的成本和心理負擔方面的代價，腐敗的直接成本主要是腐敗者在從事腐敗活動中所投入的各類資源，具體包括從事腐敗所占用的時間，從事腐敗所投入的錢財物以及逃避反腐敗偵查所消耗的資源等。

我們如何來判斷腐敗的直接成本的高低對于腐敗分子的影響？我們可以舉這樣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有一家國有銀行的公職人員試圖將共有資金非法渠道轉移到國外成為自己的腐敗所得，如果這個國有銀行有著嚴格的資金的調配制度，而且這個銀行的公職人員調動需要銀行其他的工作人員或其他的負責人員簽字才能完成資金的流轉，那他如果想完成腐敗這

個活動，他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尋找或設計制度的真空，還要通過欺騙、收買或威脅其他公職人員，才能打通這個鏈條，對他而言這個投入非常地大。那如果公職人員在國有銀行是“一把手”，是“一言堂”，沒有任何的監督程序或制度設計程序，那他投入的腐敗活動的錢財物、精力將會大大地減少。所以，我們從反腐敗的直接成本，它就表現出來，腐敗要投入所需要的這種物力、財力，它就直接地反映出了腐敗分子是否會腐敗的這樣一個過程。

（二）腐敗的機會成本

第二個腐敗成本的構成，腐敗的機會成本。何為腐敗的機會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這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機會成本是指為了得到某種東西而所要放棄另一些東西的最大價值。腐敗的機會成本是指腐敗者如果將投入到腐敗的直接成本運用到其他過程當中所能產生到的一種收益。所以，寬泛地來講，機會成本是選擇某一個特定方案而放棄了其他各種可行方案的可能收益之平均值，即最優方案的選擇。從現實來看，我們為了防止權力的市場化，就禁止政府公職人員進入能在市場當中進行經濟活動的權力或選擇。

1997年世界銀行在《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當中，對腐敗的機會成本作了這樣一個深入的討論。何為腐敗的機會成本？如果不選擇腐敗，把投入和想去腐敗的精力、方法用到其他的領域和專業上去，能夠獲得這樣的利益或收入。世界銀行在這篇報告當中，它論述：如果公務員的工資不能反映出其可比的私營部門的工資，他們就更容易從事腐敗。因為公務員的工資低，所以官員就試圖用非法的收入來增加其工資，以達到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如果私營部門有許多高薪而合法的工資，那因從事腐敗而開出低工資的風險并不是一個有利的威脅。腐敗它同公共部門、私營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呈一個正比例的關系。如果因為腐敗而丟掉了一份工作，或因腐敗得來的錢或腐敗過帶來的收入和收益要遠遠大于一直勤勤懇懇工作，而選擇從事其他的（方式）。腐敗的機會成本是指如果公務員不去選擇腐敗，能夠帶來的收益要遠遠大于選擇腐敗所要損失的利益的話，那肯定就不會選擇去腐敗。

所以，對于遏制貪欲來說，必要的物質保障和利益激勵，或許遠比高尚的說教更加可靠，對于防治腐敗而言，社會分配制度的公平和有效，或許比抽象的德育更為管用。所以，這正是對于機會成本的這樣一個真實的寫照。

根據經濟人的假定，人們從事某種職業活動，目的在于謀求自己的私人利益，這種私人利益不僅包括當事人目前能夠獲得的各種有形的經濟利益和無形的滿足，還包括由履行職責渴望得到的預期收益，如利潤、市場份額、權勢、工資、晉級等，而對于這樣一些市場主體

而言，如果市場是完備的，許多外部性，那他將獲得履行職責的所有收益，并承擔相應的成本，收益和成本等于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充分履行職責將完全符合當事人的利益，而對當事人，公職人員來說，他并不能獲得履行職責的全部收益，也不承擔瀆職的全部損失，履行職責只能得到契約收入，反之，如果腐敗不受查處，除了獲得契約收入之外，履行職責還可以得到額外的腐敗收益。

所以，腐敗的機會成本意義在于履行職責和搞腐敗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之間，既可能小于也可能大于其行為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和社會成本。

所以，作為理性的決策者，代理人只能根據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計算來現在自己的行為。因此，即使履行職責會增加社會收益，但只要履職，給代理人帶來的成本大于私人收益，他就不會認真履行職責。所以，從源頭上來抑制公職人員的腐敗動機，根本的措施是要讓他知道或讓他意識到腐敗的機會成本，他的損失將是非常大的。所以，現在很多提出高薪養廉或以薪養廉，都是從腐敗的機會成本上來做遏制腐敗的這樣一種作用和體系。

（三）腐敗的風險成本

講完的腐敗的機會成本就來講腐敗的風險成本。腐敗的風險成本是指腐敗受懲的成本，腐敗的懲罰成本包括了罰款、開除公職、監禁、社會歧視等成本。

腐敗的受懲成本包括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和道德方面。法律方面是指腐敗行為被查處的可能性以及法律關于腐敗后果，刑罰程度的規定以及其腐敗收益之間的關系。政治方面的懲罰成本是指腐敗者對于其腐敗行為所應付出的政治代價，如行政處罰、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等。腐敗受懲的經濟成本是指腐敗被查處后經濟上的損失。腐敗道德上的懲罰成本是指因腐敗所帶來的社會譴責以及對個人、家庭和名譽上的損失？是一種腐敗違法行為的一種心理負擔。腐敗的這種風險成本反映的是腐敗分子被查處后的懲罰性的損失。腐敗的風險成本同懲治腐敗的法律成本、道德評價、政治評價，還與所處的社會風險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如果一個社會或一個政府對于腐敗的法律處罰條款嚴格，重點治貪腐，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產、政治評判對腐敗者采取高壓措施，如果人觸了這根紅線，那將在政治上身敗名裂。道德規范上對腐敗形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態勢。社會風氣風清氣正，民主監督規范，對于腐敗分子而言，他的風險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一個社會，一個政府潛規則成型，影子經濟成為主導，對腐敗分子同情或對腐敗分子采取一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這種心理，那對于腐敗的風險成本將大大降低。

新加坡是一個對于腐敗治理比較高效且成熟的國家。那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談到反腐敗的時候就說，通過提升腐敗的風險成本來遏制住腐敗的萌芽，遏制住腐敗的發展。《李光耀回憶錄》當中的鐵腕護廉潔章節當中，對于新加坡的反腐就有這樣一段論述，他說，開始的時候秉著高尚的情操，抱著強烈的信念和取締貪污的決心不難，但是除非身為領袖夠堅決，能鐵面無私，堅決地對付一切違法亂紀人員，否則要做到事所愿，沒那么容易。我們要全力支持貪污局的官員執行任務，無私無畏。首先，對于大魚，對于大的腐敗分子要有擴大調查的權力。第二，我們法律上要有重點，重點執法，重點治貪。前述了腐敗的成本，有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還有腐敗的風險成本。我們今天講的是腐敗和反腐敗之間的成本的博弈。我們剛才介紹了腐敗成本都有哪些。

三、反腐敗成本的構成

下面我們來講一講反腐敗又由哪些成本構成的。在講反腐敗成本的構成當中，先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某一天一個乞丐路過一片果園，果園大門上寫著“禁止偷采，后果自負”，那乞丐覺得饑腸轆轆就偷偷地潛入了果園摘蘋果吃，離這個果園不遠處有一個軍事演習區，今天正好是炮擊訓練，有一個新兵沒有校正炮的坐標，疏忽就放了一炮，炮彈不偏不倚地正好就掉進了這片果林了，部隊首長大吃一驚，嚇壞了，怕炸彈爆炸傷及無辜，帶著部隊的人浩浩蕩蕩地就過來看看這個果園里有沒有人傷亡，只見那個乞丐踉踉蹌蹌地從那個地里爬出來，喊著：“至于嗎？偷個蘋果還用炮彈，成本也太高了。”講這么樣一個小故事，老百姓經常說的殺雞焉用牛刀？那對于偷蘋果的乞丐而言，用炮打是成本過高了，那對于反腐敗該用哪把“刀”，該用什么樣的制度？這是反腐敗的成本問題。

所以，反腐敗的成本是指社會投入對于腐敗預防懲處教育所支付的資源，我們將反腐敗斗爭及其成本問題置于中國社會轉型這一遼闊的制度變遷過程當中，需要進行研究，不僅要適應社會各個利益主體對于腐敗和反腐敗行為之間的成本對抗博弈的現實要求，也是改革進程中利益主體進行一種博弈的要求的現實反映。所以，反腐敗活動我們也要計算好成本，有的學者提出，反腐敗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是關系到體制政治改革的存亡問題，因此，對于反腐敗不能看成本，要不惜一切代價來反腐敗。但是，我們說不惜一切代價反腐敗，我們在決心上可以這樣，那我們在實踐的操作當中，我們要高效、科學地反腐敗，就需要考慮到反腐敗它所能夠帶來的影響或我們如何來進行反腐敗的資源配置，才能夠更加高效地用最小的事去撬動最大的。反腐敗既不能用牛欄來關貓，也不能殺雞用牛刀，我們要找到合適的方法，我們要有合適的反腐敗成本的構成體系來推動反腐敗制度的建設。反腐敗成本的構

成是由反腐敗對于腐敗的預防、懲處、教育所支付的資源。

（一）反腐敗成本的組成要素

那對于反腐敗的成本的組成要素，我們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如何來進行反腐敗的組成要素的分析，從反腐敗的進程角度來看，反腐敗是一個動態的實踐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每一個環節都會發生相應的成本，如果我們將這個過程進行分解的話，反腐敗的成本可以分解為制度設計的成本、制度運行的成本、制度維護的成本和制度變遷的成本。

那對于反腐敗的表現形式來看，從成本的表現形式來考察，構成反腐敗的成本有諸多的條目，既有物質的也有經濟的，可以用貨幣計算和衡量的成本，也有不方便使用貨幣衡量的成本，如時間成本、社會意識、意識形態、社會影響、社會心理等無形的成本。明確而言，有形成本是指在投入反腐敗的過程當中，眾多的可以用貨幣進行衡量和計算的成本。無形成本是指不能由價格尺度進行衡量的成本。

從反腐敗成本的發生角度來考察，反腐敗成本包括當期成本、遠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反腐敗的當期成本是指在反腐敗斗爭過程中可以當期解決的成本，遠期成本是指反腐敗過程中由具體的改革措施引發的，由于各種現實條件的限制與制約無法當期解決，且必須留給后來者的相關成本。沉淀成本是指與遠期成本密切相聯系的，可以看作是一種遠期成本概念的拓展和延續，對于當前而言，既往的遠期成本是現行反腐敗的沉淀成本。那在沉淀成本中，有些可以通過當前的相關措施進行消解與處理，轉化為當期成本，有些由于現實條件的限制無法繼續解決，繼續形成未來的遠期成本。常見成本往往與反腐敗斗爭的延續性，以及反腐敗方法的選擇性息息相關。如果處理不好，往往會導致腐敗斗爭所承受的負擔相當沉重，進而造成反腐敗成本的累計效應遞增。在過高沉淀成本的反腐敗路徑下，不僅會制約有效反腐敗制度的設計，而且會使反腐敗在實施中持續遭到阻礙，造成社會影響的累計與惡化，導致實施機制的軟化，從而進一步推高了反腐敗的總體成本。

（二）合理化的反腐敗成本結構

剛才談了反腐敗的成本，那怎么樣才需要有一個合理化的反腐敗的成本結構？從成本構成的角度而言，反腐敗的成本包含著經濟成本、政治成本與社會文化成本。那反腐敗成本的各個組成要素之間的比例應當保持一個相對的穩定，而且能夠反映出當前改革進程的這樣一種重點。

第二，從反腐敗發展的進程角度來看，反腐敗成本的各種形態中，設計成本、維護成本、維護成本，它們之間應該相互協調。其中，設計成本與維護成本必須控制在較低的比例范圍

之中，運行成本而占據大多數份額，且能從經濟發展的預留部分收益當中以支付未來的各種成本形態。

第三個，從反腐敗的成本表現形態的角度來看，反腐敗成本應該盡量實現可衡量的方式，有形成本必須占較高比例，且將無形成本的潛在影響控制在較小的范圍之內。從成本發展的角度來看，當期成本、遠期成本和沉淀成本應該按照次序比例進行存在。當期成本應該居于絕對的核心成本位置，且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當把反腐敗斗爭的既往成本給予一種動態的消化。我們從理論上來分析了反腐敗成本的一系列構成要素，或一系列反腐敗成本構成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我們怎樣在保持著這樣一種反腐敗的成本的構成的科學化的體系。

四、我國轉型期腐敗與反腐敗成本投入分析

（一）我國現階段腐敗成本現狀分析

我國轉型期腐敗與反腐敗的成本投入分析。第一，現階段腐敗的成本現狀分析。總體來說，腐敗的直接成本很小，腐敗的機會成本很小，有的甚至為零。當前對于腐敗最主要的成本是受懲成本。腐敗的直接成本很小，在當前有些腐敗者在實施腐敗活動中往往只需要付出一點點精力，如打個電話、批個條子或偽造假證，或是領導的當面交辦，他就能夠獲得利益，就算有時付出一點聯絡的費用，疏通關系，如請人吃吃飯，送點禮或禮錢，但這些費用也是從公款消費當中支出的。但是，與此來說，社會卻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所以，從現階段的情況來看，腐敗行為者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勞動力和精力，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的轉軌期，體制的不完善，機制上還有很多漏洞，所以監督和制約還比較薄弱，使得腐敗的機會成本很多，直接成本很小。腐敗，實施腐敗行為并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那從機會成本來看，那腐敗的機會成本很少，甚至為零。能夠從事腐敗的一般是掌握著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這些人員的收入相對固定，按照統一的規定發，從目前來看，基層的公務員或掌握一定行政權力的公務員，他們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如果他們被腐敗所查處，那受到的經濟損失并不大。假如其同時某種腐敗活動，其花費在腐敗活動方面的時間、精力、資金、資源，全部花在本職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會增加。但是，如果他用于其他合法守紀的活動，但由于種種限制，現在我們規定機關干部不得兼職收取報酬，領導干部不得個人經商、辦企業，不得從事有償中介等，其所收益到的從事其他活動的純收益也微乎其微，但與此相對應的，如果他從事腐敗活動，那回報往往是十分豐厚的。

而我國目前腐敗所主要的成本是指腐敗的受懲成本，受懲成本在一定時間內也是相對固定，根據腐敗程度的嚴重狀況不同，所受到的處罰也不同。腐敗如果極其嚴重會被判處死刑，腐敗成本達到最量化。雖然我國對于腐敗的懲罰存在著高選擇性，同樣是腐敗行為，其受到的懲罰程度不太一樣，有些位高權重者，他受到的懲罰輕重程度不太一樣。

那究其現在腐敗的受懲成本的情況來看，第一個是財產刑罰很少，腐敗者的政治損失、經濟損失。目前我國腐敗的受懲成本是這樣一個現狀，第一是財產罰很少，考慮給出路比較多，使腐敗者政治損失經濟補。第二個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輕。第三是名譽和精神上的處罰過輕。對于腐敗行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要經過有關部門的許可，除了一些驚天大案、官職高、問題嚴重的案子，絕大多數的腐敗行為都不見諸新聞媒體，而絕大多數腐敗者的名譽損失僅限于極小的范圍。

而腐敗的成本能否真正成為現實的成本，還要取決于腐敗的現象，被查處的概率。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和法學教授，反腐敗專家蘇珊?羅斯?艾克曼女士曾認為，在所有的腐敗交易當中，官員實際被抓獲的可能性遠遠低于三分之一。在當前腐敗的成本是比較低的。

（二）我國現階段反腐敗成本現狀分析

我們來看當前反腐敗的成本分析。第一，反腐敗人員的成本過高。我國反腐敗組織體系過于龐雜，職權有時重疊，影響到了反腐敗的效率。當前我國反腐敗組織有各級黨委的紀律檢察委員會，政府的監察部門和審計部門，檢察院、法院和公安系統也承擔著一定反腐敗的任務。龐大的組織結構和運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反腐敗工作的組織和使用需要支付給反腐敗人員工資，需要對反腐敗人員進行培訓，這些成本都是很高的。

據測算，目前我國專職的紀檢干部33萬人，而兼職的紀檢干部約有200萬人，人員成本很高。這樣龐大的反腐敗的工作人員的培訓、組織要花費大量的精力，而且隨著現在腐敗形勢的多樣化和隱蔽化，反腐敗人員的能力和素質也需要不斷地提高，所以要對于反腐敗人員進行大量的投入，對于他們的培訓和培養進行大量的投入。所以，反腐敗的成本投入要遠遠高于其他的政治活動。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廈門的遠華大案經歷了兩年才完全查清，投入的反腐敗偵查人員數以千計，抽掉的物資資源成本很大。對于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案件，從安徽、江蘇、山東、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抽調的辦案組，在北京、合肥和阜陽三個戰線上歷史兩年多。所以，當前第一是反腐敗形勢越來越嚴重，第二個是腐敗分子越來越狡猾，第三個是我國反腐敗斗爭多頭反腐的現狀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成本上的壓力。我國有紀檢、監察、檢察、審計、公安等，他們不同的反腐敗的組織，有的是以紀律為主，有的以法律為主，有的以黨政干部為主，有的以企業為主。那多頭反腐，使得反腐敗工作人員缺乏一種明確性、靈活性、機動性，導致了有些資源的浪費，而且有的案件由于地域不同、主體不同、部門的不同，造成許多案件在偵辦的過程當中牽涉到多個部門，由于沒有專門的獨立的反腐敗機構，使得工作效率降低，浪費了資源，使得成本過高。

第二，反腐敗的組織成本過高。反腐敗案件的查辦需要一系列的程序，從獲取證據到查明案情到查獲犯罪嫌疑人再到一系列的審訊、拘傳、逮捕、審判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國反腐敗組織機構運作當中成本過高，效率過低。現在紀檢部門作為反腐敗斗爭的最主要的部門，在工作中面臨著很多尷尬的局面。首先是信息渠道單一，第二是有些反腐敗的斗爭手段還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第三，紀律檢查，當他把反腐敗的線索掌握好之后，他要轉移到檢察機關，那檢察機關要重新再進行證據的搜集或搜索，在這當中又面臨著腐敗分子的翻案翻供，這種重復性的勞動自然又大大增強了反腐敗的成本。因此，現在組織上由于缺乏著一定的系統性和理順性，造成了反腐敗的組織成本現在有點頗高。

第三，反腐敗的法律成本過高。反腐敗的法律成本過高，首先表現為反腐敗的法律體系缺乏相關的系統性。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綱要》、《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黨內監督條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雖然反腐敗制定了很多的政策或法規，但缺乏一部系統的統領反腐敗工作的法律，缺乏了反腐敗法律體系的長遠性，而且零零總總的法律法規容易造成立法上的重復和滯后，不利于提高反腐敗法律的高效性，這無形當中也造成了反腐敗法律的成本過高。

（三）我國反腐敗成本的特性

我們剛才介紹了反腐敗當前出現的一些問題，那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們處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的期間，我們30多年的轉型期的反腐敗斗爭也是在一種自上而下為主導的反腐敗斗爭當中。所以，反腐敗斗爭發展的歷程有著自身的特點，我國轉型時期的經濟發展的特性決定了改革成本一般意義上的成本有著較獨特的特性。因此我們處在這樣一個社會巨變的過程，我們處在這樣一個巨大轉型的過程，我們面臨的腐敗問題、腐敗的規模、腐敗的現象、腐敗的種類以及腐敗未來的發展趨勢，它都有著鮮明的改革轉型特點的。因此，我們的反腐敗的成本構成，也在這樣一個時期當中有著自己鮮明的特征。

首先，第一個是不可避免性。我們從這樣一個轉型期間，是社會各個方面發生變化的過程。在變化過程當中，必然導致政策體制和現在社會的運行的基本情況之間有一定的脫節和空檔。所以，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和制度滯后，必然會出現一系列的腐敗問題。所以，我們對于反腐敗的投入是不可避免。

第二，反腐敗成本具有遞增性。何為遞增性？由于反腐敗的斗爭時間比較短，我們需要花大力氣去解決腐敗問題，那無形當中也要加大反腐敗成本的投入。第二，隨著時間的轉移，反腐敗斗爭進入到改革的深水區，進入到利益的更加集聚的過程，不可避免地要促進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所以，我們在涉及到集團化的反腐敗現象的時候，我們的成本也要不斷地提升。最后，處在社會發展急劇的轉軌當中，在反腐敗的過程當中有著新舊兩種制度的存在，新制度還沒有完善成熟，舊制度還在發揮著作用，這種新舊制度進行至今的摩擦，必然也會帶來一定的成本的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增加。

第三，反腐敗成本的可控性。所以，我們在反腐敗的過程當中，由于我們的目標設定好了，要建立起一個廉潔的政府，要建立起一個風正氣清的社會，我們對腐敗的投入不是一味地加大投入就好，有一些國家有些先進經驗也表明，對于腐敗精力和成本的投入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通過科學、高效的方法，通過制度化的方法來減少反腐敗成本的投入。

第四，當前轉軌期，反腐敗成本的特性是反腐敗成本的超經濟性。超經濟性是指腐敗在政治上是關系到我們黨和人民的執政基礎的。所以，要在一定的程度下，還是不能單純地以一個經濟的眼光去考察腐敗的成本，要站在一個政治發展的高度來看待反腐敗成本的投入。

五、轉型期下的腐敗與反腐敗成本博弈

轉型期下的腐敗和反腐敗的成本博弈。華勒斯坦曾說過：成功的政治角逐要找到變革的杠桿，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好處。社會轉型期下，如何破解腐敗的問題是人類政治發展的重要命題。所以，我們既要看到腐敗產生的必然性和長期存在性，也可以通過博弈的方法，我們通過尋求這種更有效的經濟學上博弈的方法來降低反腐敗成本，提高反腐敗效率。

（一）反腐敗的納什均衡

這里面就用“納什均衡”這樣一個博弈的角度來解析和看待腐敗和反腐敗之間的關系。博弈論是一種對策論，是當前經濟學的重要的分析工具，它是按照人與人之間或最后擴展到不同組織之間的策略的選擇。在“納什均衡”當中博弈論對重要的一個觀點和工具，“納什均衡”有這樣一個經典的案例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講了兩個囚犯的事，兩個囚徒一起做了壞事，結果被警察發現抓了起來，分別關在那個獨立的不能互相通訊的牢房里進行審訊，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囚犯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選擇，或供出他們的同伙或保持沉默。這兩個囚犯都知道，如果他倆都保持沉默的話，就都會被釋放，因為只要他們拒不承認，警方就無法給他們定罪，那警察也明白了這點，那就給他們一點刺激，這兩個囚徒如果有一個選擇

向警察坦白，背叛另外一個，告發他的同伙，那他可以無罪釋放，同時還可以得到一筆獎金，而他的同伙就按照最重的罪來處罰，而且為了加重懲罰，還要對他施以罰款，最后對告發者的獎勵。如果這兩個囚犯相互背叛的話，兩個人都會按照最終的罪來判決，誰也不會得到獎賞。那這兩個囚犯該怎么辦？是選擇相互合作還是相互背叛？從表面上來看，他們應該選擇相互合作，保持沉默。但是，對于這樣來說，可以是他倆一個最好的結果。但是他們如果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的話，那他們就會想，如果選擇背叛對方的話，第一，我可能不會吃虧，第二，我可能還會獲得利益。所以如果兩個人都這么想的話，最后結果是相互舉報對方，得到邏輯上最糟糕的報應，兩個人都得坐牢。講這個例子如何來應用到反腐敗和腐敗的“納什均衡”？

腐敗與反腐敗活動都是經濟活動，那經濟活動存在著成本和收益，存在著博弈，那這種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比較當中存在著博弈，博弈的參與者包括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對于委托人來說，可以選擇的策略是反腐敗或放棄反腐敗，對代理人來說，代理人的策略是腐敗或不腐敗。

那將它放在這樣一個模型當中來考慮，得出最明顯的結論是：當腐敗的收益越小，反腐敗的收益越高，政府人員腐敗的效率越小。如果反腐敗的收益提高，政府人員傾向于腐敗的概率就提高。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如果腐敗的成本不斷提高，委托人從事腐敗的概率就變小，而腐敗的收益就不斷地提高，委托人投入反腐敗的傾向就越高。在這里面還存在著這樣一個邊際收益的問題，腐敗收益增大之后，官員腐敗的概率就變得越小，這是因為隨著腐敗的收益不斷地增大，委托人因為腐敗所造成的損失也在不斷地增大。此時，反腐敗的收益是在不斷提升的，反腐敗成本變小了，委托人的反腐敗的可能性和積極性就隨之提高，反腐敗的概率就不斷地提高，腐敗行為被查處的概率也被不斷地提高，從而抑制了政府公職人員的腐敗傾向率。因此，這并不是說對于腐敗放之不管，我們就能夠提升反腐敗的效率，并非如此。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對比當中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對于一個政府官員來說，他腐敗的收益小，他反腐敗收益高，那他就會選擇不腐敗。如果反腐敗的成本高，那委托人就會傾向于不從事反腐敗，就提高了腐敗產生的效率。

所以，在腐敗與反腐敗之間抽象的博弈模型當中存在著一種腐敗與反腐敗兩個變量的交互作用的機制，這種相互作用依賴于雙方的選擇，同時又制約著雙方的選擇，這是我們為什么可以用博弈論來進行分析的這樣一個基礎。它既存在著從自身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又從對方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任何一方對于策略的選擇，除了考慮自身的因素之外，還要對博弈對手的行為進行考量和分析。

所以我們就舉這樣一個簡單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如某個地區在的腐敗分子是100人，反腐敗的工作人員為200人，由于該地區進入到轉型期，大量的資金和基礎建設項目涌入，腐敗分子潛在的數量由此增加了50人，那就為了打擊這150個腐敗分子，那該地區的政府組織投入了300人的力量去打擊，這樣反腐敗工作的總數就增加到了500人。反腐敗的力量隨之增大，在這樣高壓的反腐敗的力量下，腐敗分子被查處的機率增高，腐敗分子的成本增高，在這樣的條件下，那150個腐敗分子就降成了50個人，那隨著腐敗分子的數量減少，反腐敗工作人員現在數量在增多。維持這500個人的反腐敗的工作需要的資源也在不斷地增大，也不斷地給納稅人造成很大的財務上的負擔，反腐敗的投入成本過高。所以，在這樣的條件下，為了精簡機構減少政府投入，那反腐敗的人員又調整到了200人。那隨著反腐敗人員投入的降低，腐敗查處的機率在降低，腐敗的成本同時也在降低，那導致了新一代的潛在腐敗分子又轉換為腐敗分子，腐敗分子數量又有了增加，這樣又需要新的反腐敗人員的投入，這樣不斷地循環就形成了一個腐敗與反腐敗的博弈的這樣一種相互循環交叉的過程。所以，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對于腐敗，我們要采取零容忍的措施。

（二）反腐敗的經濟臨界點

在反腐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上，我們需要考慮到投入和產出，需要追求反腐敗在工作上有這樣一個工作的節點，我們要稱之為反腐敗的經濟的臨界點。正如羅伯特?克里特加德指出那樣：“過分注重腐敗也會付出較高的代價，不僅僅在控制腐敗所消耗的資金方面，而且會因此而分散注意力，使組織無力顧及其他主要事務。反腐敗斗爭也可以由于高過了頭而造成巨大的財政開支，官樣文章與士氣的低落。”所以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出發，對于反腐敗的成本需要進行控制。

我們可以看這樣一個圖，從反腐敗的角度我們可以生產出這樣一個曲線函數，講腐敗的邊際成本曲線MCG等同于反腐敗的邊際成本收益曲線MRB，將橫軸表示為腐敗的規模，縱軸表示反腐敗的社會成本。從這個函數當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社會中腐敗的機率很小的時候，腐敗帶來社會的危害也很小，這時候MCG在最低點，但隨著腐敗的機率和規模變大時，腐敗的外部效應迅速擴大，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到MCG在增高，那從反腐敗的角度來看，如果腐敗存在機率較小時，對于高能耗、高消耗的反腐敗機制的維護成本要變得相對地高一些。在這個條件下，對于反腐敗的單位代價是很大的，所以MCB處在一個高位上。那隨著腐敗活動不斷地增加，腐敗被查處的機率也變得很高，從而，反腐敗的單位成本也相應地降低，這時候MCB在曲線當中處在一個相對下降的過程。由此可以看出，維護廉潔政府的邊

際總成本由腐敗和反腐敗的邊際成本構成，在函數當中用MCT來表示。所以在函數當中表現為一種U形的曲線，我們稱之為A型曲線。這里MCG和MCB相交于A點，在MCT上對應的是B點，這是邊際成本曲線MCT上的對低點，那腐敗活動的最佳規模點是通過A和B作垂線與腐敗數量和規模的橫軸交于Q點，從函數上可以看到，腐敗和反腐敗的邊際成本此時達到了最小，但是Q不在0點上，由此可以推出，反腐敗的最佳限度不是沒有腐敗。

那同樣，我們從反腐敗的角度也可以設定這樣一個函數曲線，將腐敗的邊際成本MCG等同于反腐敗的邊際成本收益MRB，將橫軸表示為反腐敗的規模，縱軸表示為反腐敗的社會成本。所以，我們從函數上來看，也有這樣一個相交的點，這個相交的點是反腐敗的最佳規模點。從這個函數來看，反腐敗Q點不是無限大，我們對于反腐敗的成本投入也并不是無限大就是最好的，反腐敗的規模也不是越高越好，從反腐敗的經濟活動來說，只有在反腐敗的預期成本和預期收益高于預期成本的時候，反腐敗在經濟上就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只有在反腐敗的邊際成本等同于邊際收益時，才能找到反腐敗的均衡點，在這個均衡點上可以確定反腐敗的最佳規模。

所以，如何破解反腐敗與腐敗之間的“囚徒困境”，舉這樣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看到，有公交車不遵守交通規則，橫行直撞，公交車肇事也有所耳聞，這是目前公交系統不發達，公交運力緊張的局面下，而擁有公交優先的傾斜政策，在公交司機與交警的博弈當中，他處于一個優勢的地位，交警處于劣勢的地位。當公交車司機遵守交通規則時，警察那肯定是不能處罰的，否則警察就錯了，那公交車司機不遵守交通規則時，警察如果處罰，如攔下公交車，本來扣下了，讓他停下來了，如果涉及到公交車上大量乘客的利益，在上班早高峰有一個公交車違章了，交警把車攔下來，那就耽誤了其他乘客去上班，他還會投訴警察。如果不處罰公交車，那就進一步地縱容了公交車司機的違法的傾向性。所以，一旦在實際生活當中公交司機違法違章，警察就處于兩難的境地，因為顧客的利益不得不放過違章公交車，與此同時，公交司機也相對輕松，既然違章了，受罰是應該的，一點也不愿望。那如果被抓住了，但是交警沒法處罰我，把我放走了，那我就賺了。所以在這種輕松的心態下，一旦與交警的處罰發生沖突，公交車司機就會和交警胡攪蠻纏，拒絕受罰，拖延時間，從而引發車上的乘客對于交警的不滿與抗議，最后交界不可奈何地就要放過公交車司機。如此以來，公交車司機違章不受處罰，屢試不爽。如果公交車司機守章，而交警給予處罰，公交車司機受到冤枉，交警犯錯受罰，他們各自損失都最大。如果公交車司機違章而交警沒有處罰，那公交車司機因本應受到處罰，而被放過，對于他而言就收益了。如果交警應該給

予公交車司機處罰，卻沒有處罰，但因沒有人投訴而沒有受害，那公交車司機最優，警察沒有收益也沒有損失。如果公交車司機違法違章，而交警給予處罰，那公交車司機本也本應受罰而沒有被冤枉，交警按章給予處罰。但是由于乘客的介入，使得交警受到了投訴。那對于成本收益來說，公交車司機沒有收益也沒有成本，而交警受到損失。所以，公交車違章，交警不處罰不優勢策略。公交車的優勢策略是違章，交警的優勢策略是不處罰，這個結果是不符合社會運行的。

那如何來破解？我們就要引入一個新的機制，在這個公交車和交警的博弈當中，我們就可以引入，可以采取公交的違章計法，采取電子化的計算，違章了，當時不進行處罰，但計入到電子檔案當中，每一個月要去交警隊做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對于腐敗和反腐敗之間如果存在著成本和收益的“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的話，那就要對反腐敗的結構進行優化，引入新的機制，在破解腐敗與反腐敗之間的博弈關系，降低腐敗與反腐敗博弈經濟均衡點的反腐敗投入，就需要引入新的機制，改變反腐敗資源的投入資源，優化了制度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社會因素和群眾因素。

制度環境包括一個國家的憲法和基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環境規定了國家的基本性質及未來可變動的空間，同時也決定了反腐敗斗爭可選擇的手段、程度、利用的資源和空間。

那社會環境包括反腐敗斗爭并不能實現在不同的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對他國的反腐敗斗爭簡略的復制和借鑒，因為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社會結構當中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也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我們就需要根據不同的社會條件、社會環境來找到適合社會環境的反腐敗斗爭的方法和策略。

第三，群眾環境，從制度嚴禁的角度，制度設計成本、制度實施成本以及制度維護成本的方面來提升反腐敗成本，它具有科學性和高效性。今天通過對于腐敗成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多學科的透視成本，我們知道成本是如何來構成的，如何來進行成本的分析，同時對于轉型期間的腐敗和反腐敗成本之間的作了一個梳理，簡單地運用了一些“納什均衡”理論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分析了一下腐敗和反腐敗之間存在的這樣一種尷尬的困境，也從經濟上論述是不是一味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就可以達成對于腐敗的控制。所以，我們如何來進行科學高效的反腐，這一講主要是從學理上進行一個簡單的分析和討論。下一講我們將從更加實踐的、具體的角度來看看如何優化當前的腐敗和反腐敗斗爭的這樣一種策略和方法，如何構建起這樣一種機制來推動更從基礎上、成本上更優更好地來解決腐敗和反腐敗之間的關系，或如何來提高反腐敗斗爭的科學性和高效性。

今天這一講，我們就講到這里。

第二篇：論腐敗與反腐敗

刑事司法1143班1120478320雒瑩

論腐敗與反腐敗

【摘要】

腐敗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當前中國出現了個體腐敗和群體腐敗并存的現象,群體腐敗呈上升的趨勢;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夠;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腐敗損害了經濟發展,危害著社會秩序,影響了政治穩定。應當從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等方面進行控制和治理。

【關鍵詞】

中國； 腐敗； 反腐敗； 反腐敗策略

【正文】

腐敗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化的過程。其核心就是運用公共權力實現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非公共、非規范(不符合公認的法律或道德規范)的運用。

腐敗在歷史上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淵源，是世界各國都普遍存在的現象。在我國，此現象發展勢頭迅猛。20 世紀以來，中國幾度被腐敗問題所困擾。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屢屢將腐敗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引為借鑒，腐敗問題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的腐敗問題開始蔓延，到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已經極端嚴重。近年來，腐敗蔓延的勢頭有所遏制，但腐敗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腐敗危及和破壞著法治的權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動搖我國的社會政治基礎和倫理道德基礎，又危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污染社會。腐敗不僅極大地擾亂了市場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造成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緊張，違背了社會公平與正義，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腐敗問題能否有效的解決，直接關系著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發生腐敗現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一、我國當前腐敗問題的主要特點

1.個體腐敗與群體腐敗并存，群體腐敗呈上升趨勢。

群體腐敗是指整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行使公共權力的部門和個人，利用職務之便，以集體名義做出的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腐敗行為。群體腐敗的一個最顯著特點是其行為是以集體名義做出的。

這不僅使群體腐敗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同時也是群體腐敗與其他腐敗行為的主要區別。我國當前腐敗的群體性特征明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生依附性質的關系網，同時在經濟上互相利用，結成利益共同體。

2.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

腐敗行為大多數都很隱蔽，尤其是高級官員的腐敗行為。腐敗犯罪的主體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他們實施腐敗犯罪總是想方設法地企圖隱瞞犯罪行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這些腐敗分子因為隱蔽性和欺騙性很大，一般難以從正面偵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舉報，才被偵破的。而且腐敗分子總打著各種各樣的旗號為借口中飽私囊，以各種借口美化自己的腐敗行為，增強了腐敗的欺騙性。

但是，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也開始出現公開化和制度化的趨勢。腐敗的公開化表現為腐敗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并被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公款請客送禮、借考察學習名義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權力獲取部門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等等。腐敗的制度化表現為腐敗已經習慣化和規范化，一些領域出現所謂“潛規則”，腐敗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制度而存在，只不過這種制度是一種不良制度而已。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實際上使腐敗被賦予了社會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難根治和鏟除。可以說，在一些領域和行業中，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已經十分嚴重，這種現象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成為社會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

當前，腐敗存在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的不良態勢。一方面，腐敗行為主體正在從基層向中層和高層領導干部蔓延，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甚至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因腐敗受到查處的案件越來越多。另一方面，腐敗出現從一定級別的領導干部開始下落的現象，即科級干部和科級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現大規模腐敗，腐敗深入基層社會。這種現象的可怕之處在于，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說得更明確一點，這些干部把任何一點點權力都作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約束。

4.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

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得整個社會喪失對腐敗的判斷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敗的惡性循環之中。如果腐敗呈現出普遍化、流行化、社會化的趨勢，說明它可能獲得了一種文化上更有力、更穩定的支持。腐敗確實能夠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和生活方式，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腐敗文化不但能提高人們對腐敗的容忍度，也會使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整體下滑，致使腐敗行為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腐敗分子更加在社會上得勢，腐敗行為更加公開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壓正的社會風氣，同時，反腐敗的社會基礎就可能喪失，反腐敗的難度必然加大。中國腐敗現象的大面積擴展、普通大眾的羨腐心理和對腐敗認同度的提高，可以說是腐敗文化開始形成的信號。當前，遏制腐敗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已經成為反腐敗的一項新任務。

二、當前中國腐敗存在的主要原因

1.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裂縫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

當前，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教育體制等改革的過程中，一部分舊的制度規范需要改革和調整，新的制度規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與制度之間不銜接、不配套的地方就會出現大量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權力的腐敗者正是利用體制縫隙和漏洞，通過各種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國家和集體乃至他人的財富。更加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并不健全。也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制度空間。

2.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足，難以遏制腐敗的蔓延。

中國對于腐敗問題并沒有采取有力的懲治手段。長期以來，中國的反腐敗工作，特別是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往往集中在受賄者，即主要是黨政官員的一方，并且，對行賄者和受賄者的懲治力度存在較大差距。由于懲處的力度不夠，增強了一些領導干部的僥幸意識，削弱了他們的自律意識。看到一些人非常腐敗，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開始起而效之。這種逆向激勵和示范效應，使得一些人熱衷于所謂的官場技巧和社會關系，導致他們的價值和世界觀發生扭曲，從而開始滑向腐敗的深淵，也使得各種腐敗行為因“低風險、高收益”變得非常活躍和猖獗。腐敗者所付出的代價太低，激勵和助長了腐敗行為，由此導致的腐敗行為泛濫成為因對腐敗懲罰不力付出的另一種代價。

3.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其他各種不良風氣有了滋生的土壤，并開始侵蝕部分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意識。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政治、社會、思想觀念變化最大的時期，也是利益沖突最激烈的時期，還是各種利益對處于“脫貧致富”過程中人們誘惑最大的時期，這對領導干部無疑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同時，在體制轉型時期，體制縫隙和漏洞導致正向的激勵機制沒有形成，反而出現了一種逆向的激勵機制。有時候，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潔之士得不到應有的獎勵，甚至反受他人攻擊;而見風使舵、拉幫結派、弄虛作假之徒難以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還反被提拔。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就可能發生扭曲，廉潔自律意識就可能喪失。他們放松了廉潔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風、工作作風、生活作風都開始出現問題，甚至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

三、當前對腐敗的態度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做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重要論斷，把反腐倡廉的問題鄭重提到全黨面前。1997年，江澤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敗上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為全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今次十八大，胡錦濤明確提出反腐敗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共領導人在反腐敗問題上的語氣步步加重。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現在民眾也對腐敗問題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會熱點，同時，腐敗問題對黨和政府進行有效治理構成嚴峻挑戰，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響政策有效實施，如若任其發展，將產生非常嚴重的后果。

四、中國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敗是世界性難題，也是執政黨生死抉擇的課題。縱觀十年來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點是既堅決懲治腐敗分子，又努力從源頭上預防腐敗，懲防并舉，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來，從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到初步形成全國巡視監督網絡，從標本兼

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到不斷提升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水平，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強勁勢頭，查處了***、陳良宇、劉志軍、杜世成、鄭筱萸、陳紹基、王華元、黃松有、王益、康日新、黃瑤、許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和文件規定616件，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制定反腐倡廉相關地方性法規和文件規定1538件，形成了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框架。

十年間，一系列部署有序展開——2005年1月，頒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2008年5月，頒布《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將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綱要??

回首十年，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穩步推進，呈現出科學謀劃、系統治理、整體推進的良好局面，各項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開展黨性黨風黨紀和廉潔從政教育，加強崗位廉政教育，30萬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接受教育，輪訓基層黨員干部2600多萬人次；宣傳勤廉兼優典型，開展廉政文化創建活動??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訂了行政監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訂了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巡視工作條例等一批重要規章制度??

監督方面：深入開展巡視工作，全國巡視監督網絡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加強對黨政領導干部的問責；推行廉政風險防控工作；積極推進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廠務公開??

改革方面：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以及財稅、金融和投資體制、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

糾風方面：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解決征地拆遷、涉法涉訴、環境保護等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懲治方面：始終把查辦案件放在突出位置，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就立案64.3萬余件，結案63.9萬余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8萬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4584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10年前，人們對于這個詞恐怕還很陌生，現在已耳熟能詳。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部署的159項任務中，完成階段性任務和持續性開展的有147項，占任務總數的92%。

這是國內公眾的評判：國家統計局的民意調查顯示，人民群眾對反腐敗工作成效滿意和比較滿意的比例，2003年為51.9%，2011年達到72.7%；人民群眾認為消極腐敗現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為68.1%，2010年達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趨勢。

這是國際社會的評價：中國的反腐敗成績是“足以同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解決溫飽問題、極大地消除貧困相提并論的一個巨大貢獻”。

五、建立健全國反腐體系機制

當前，應該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國各方面體制機制還不完善，各種腐朽思想的影響仍然存在，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時期內難以清除，黨風廉政建設

和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

1.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仍然易發多發，黨員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問題依然嚴重；

2.一些腐敗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

3.違紀違法行為日趨復雜化、隱蔽化、智能化，社會領域、新興經濟領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術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黨員領導干部作風方面問題比較突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和不正之風仍然比較嚴重；

5.腐敗問題與多種社會矛盾相互交織，治理難度加大??

具體來說，要解決我國的腐敗問題，要從根本上做到以下幾點：

1.加強制度建設，消除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

2.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筑鬧抵御風險和拒腐防變的防線。

3.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管制，確保權力正確行使。

4.加強對腐敗的懲罰力度，充分發揮懲治腐敗的作用。

【結論】

一些國家和政權興衰更迭的事實說明，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治理，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回首十年，經驗與啟示彌足珍貴：反腐倡廉沒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必須持之以恒。

總的來說，我們要想在反腐敗斗爭中取得勝利，必須深入研究腐敗問題的根源，必須與時俱進地加強改進反腐敗斗爭策略，必須不斷地學習先進文化，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只有這樣，反腐敗斗爭才能夠勝利，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夠不斷發展，我們自己才能夠不斷進步。

展望未來，這是一個不允許放慢腳步的時代，也是一個必須謀求新發展、開創新局面的時代。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開始，沒有終點。

第三篇：腐敗與反腐敗問題（范文）

腐敗與反腐敗問題

關于腐敗的概念，即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的行為。腐敗的實質是一種非正式的獲取政治影響的過程，當某個群體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體系內被忽視或被認為是非法之時，這一群體的成員就會被吸引到那些獲取影響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敗的形式表現出來。

為何官多，何以成患？

“官多”和中國幾千年一貫制的“官本位”、“重政治”有密切的關系，一旦擁有了官位，往往就有了掌握其他社會資源的可能，故容易吸引人們趨之若鶩。今天“得官”是五花八門，雖然有比較正規和正派的“考而優則仕”、“績而優則仕”，但也有任人唯親的“血而優則仕”、玩弄權術的“術而優則仕”和巴結上級的“謅而優則仕”、還有赤裸裸的買官賣官的“錢而多則仕”。買官賣官似已成為官場痼疾，它將上下級變成了一種赤裸裸的利益關系“一手交錢，一手交官”。這自然意味著“權力”在迫不及待的要求“變現”。有識者不無悲哀地評論說，屢見不鮮的賣官事件可以證明不受制約的權力可以腐化到什么程度。當局者強詞奪理“貧有道，貪亦有道。”但權力本是天下公器，豈容個人用來為一己之私！且貪污所得也無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不論其貪是“有道”還是“無道”，“貪”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當的，就是罪行。因為他設計把并非應歸自家所有的掠入自家囊中。當官者的腐敗表現是“貪贓枉法、行賄受賄、敲詐勒索、權錢交易、揮霍人民財富、腐化墮落”等。

掌握權力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貪污受賄、謀取私利的腐敗問題，一直是民眾至為關心和憤慨的問題。雖然對貪官污吏的懲治不絕于耳，但社會上的腐敗問題依然嚴重。如此我們不應努力從制度上考慮怎樣防范這樣竊奪公器和公財的“梁上君子”嗎？而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腐經驗，尤其是市場經濟等制度先行發展的地區，就說離內地最近的香港、臺灣。

香港商業文化發展較早較盛，一度也出現過嚴重的權錢交易、賄賂收買等腐敗現象，但畢竟法律制度比較嚴密周全，尤其是聲名赫赫的專門機構廉政公署成立后，依法處理了一些大案要案，吏治得到了相當大的改善，官員比較自律，因為他們知道始終有法律和輿論的力量在盯緊他們，而由于在市場經濟的法制制度也比較健全，對公司企業也有相當有力的監管。另外在文官系統又有一整套長期形成的嚴密考試、選拔、任免和監督制度，通過金錢來直接獲取內部的任免和提升也就相當難下手。臺灣08年連續爆出一系列涉及陳水扁“第一家族”的弊案，反映出當局者嚴重的品格和公信力危機，這固然說明民選的權力也難免被玩弄乃至貪瀆，但我們同時也看到，在發現和推動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恰恰也還是民主的制度在發揮巨大的作用。這些弊案諸如內部交易、收受禮券、假發票報銷、家人揩公家之油等，這些事情都是以權謀私，是權利的僭越，也都被民意機構代表的在野黨緊緊地盯住。陳水扁也許還可利用他掌握的地區最高權力而暗中干擾司法，但他絕不可能是他免受批評、免受輿論抨擊和司法介入，甚至他反復道歉、屢做謙卑態而仍被窮追猛打，這的確使我們看到了制度反腐的某種基本希望，乃至鼓舞人心。

香港的經驗主要在法制，臺灣的經驗主要在民主。當然，這都需要一種自由公開的輿論環境和民間社會的組織力量。港臺屬于中國，從民族國家來說屬于一家，故他們的經驗應當說更為切合大陸，至少沒有什么不可學的“國民性”障礙。我認為，“一國兩制”的原則并不是消極隔離的，還是可以積極互動的。那么，在最牽動社會民心的反腐敗問題上，也有理由開始一種積極的制度借鑒和互動。

反腐敗需要綜合治理，一個基本的對治之道可能還是憲政制度下的權力制衡，這種制衡一是來自政治權利的外部，即來自社會、輿論、非政府組織或民間社團監督；二是來自政治權利的內部，即來自它本身的互相制約和平衡。本文主要是討論以權謀私的腐敗問題，這更需要依靠權力的制衡來防止。

第四篇：淺談腐敗與反腐敗

淺談腐敗與反腐敗

目 錄 中國腐敗現狀.......................................1

1.1 腐敗案件大增.....................................1 1.2 官商勾結，以錢開路...............................1 1.3 行賄有道，收禮風盛行.............................2 中國腐敗原因......................................................2 2.1 權力過于集中.....................................2 2.2 社會環境影響.....................................3 2.3 監督及懲罰力度不足...............................3 中國反腐敗的出路..................................4

3.1中國反腐敗存在的問題與挑戰........................4

3.1.1 政府“一把手”掌握絕對的權力....................4 3.1.2 權大于法的問題比較突出..........................4

3.2 中國反腐敗的建議.................................5

3.2.1 改革領導班子制度................................5 3.2.2 加大監督和懲罰力度..............................5 3.2.3 樹立法制的權威，以法治遏制腐敗..................5 總結..............................................6 5 參考文獻..........................................6

淺談腐敗與反腐敗

摘要 腐敗，即是運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腐敗問題是各國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國腐敗現象發展的勢頭極其迅猛，正如新中國的蠕蟲，已經逐漸蔓延并啃噬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脊梁。對癥下藥方能藥到病除。當前我國腐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大方面，制度層面的深遠影響和更深層次的道德文化觀念方面的滲透。腐敗主要為政治腐敗、社會腐敗、權力腐敗和行業腐敗等，不同層次的腐敗具有不同的特點，認清形勢，各個擊破。總書記習近平多次表態“腐敗涉及亡黨亡國”，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確實已給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健康運行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和損失，嚴重威脅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于黨和國家的命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將在對我國腐敗問題發展歷程和現狀進行回顧與總結的基礎上，探索出積極有效的反腐敗對策，從而促進我國反腐倡廉建設。關鍵詞

腐敗，反腐，策略 中國腐敗現狀

1.1 腐敗案件大增

總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國際發表2009年全球“貪污觀感指數”，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內地3.6分排79位，首次跌破最低排名。2010年上升一位到78。中國腐敗問題，主要在于“濫用職權、鋪張浪費，貪污受賄、以權謀私。”其關鍵在于一個“權”字。權力濫用，浪費、貪污、受賄、謀私等接踵而至。在中國“人民論壇”千人問卷調查中，“中國腐敗問題”被網友評為未來十年十大挑戰之首；“人民網”調查顯示，94.5%參與投票的網友認為“中國社會腐敗問題很嚴重”。引人注目的貪污丑聞頻繁見諸報道，這描繪出中國腐敗的嚴峻形勢。

1.2 官商勾結，以錢開路

權利導致腐敗，絕對權利導致絕對腐敗。腐敗是一種伴隨著私有制、階級、國家、公共權力產生的復雜社會歷史現象，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會不同程度的出現腐敗現象。官商勾結，古已有之，不足為奇。但官商勾結損害的是公眾利益，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破壞了社會主義的法制環境。我國自進入市場經濟以來，官商勾結問題始終是黨中央防腐倡廉的重要課題。官商勾結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秩序，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損害

第五篇：美國的腐敗與反腐敗

美國的腐敗與反腐敗

2013年01月05日09:39 來源：觀察者網

美國雖是一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年輕國家，腐敗問題同樣由來已久。美國歷史上曾經有一個腐敗非常嚴重的時期，有人稱其為“腐敗高發期”，但是隨著反腐敗機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腐敗行為得到了有效的防止或懲處，腐敗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腐敗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從歷史上看，美國最嚴重的腐敗時期大約是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到19世紀80年代，也正是美國從一個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時期。嚴重的腐敗之所以發生，是幾種原因的綜合：工業中興起的大公司獲得了對國民經濟的很大控制權，它們能利用手中的金錢來收買各級政府中的重要官員，使他們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南北戰爭時期，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聯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經費來同南軍作戰，這使得政府官員有了更大支配資金的權限;美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大國的速度之快，使它幾乎來不及建立起有效的控制腐敗的機制;從1828年杰克遜當選總統起，美國開始在選舉中實行政黨“分肥制”等等。

美國最嚴重的腐敗時期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過各種社會改革力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來終結的：19世紀后期至20 世紀20年代，美國國內的文官改革運動把擇優錄取的原則引入了對

官員的錄用，從此從原則上來說黨派傾向不再是選任官員的主要標準;進步主義的城市改革運動推動了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化，使其不再受“老板”及其同伙的操縱;報紙開始獨立于政黨，并不斷揭露政治家的丑聞，這些丑聞報道喚醒了國民的道德意識，并迫使立法者頒布新的法律來抑制腐敗。這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進步主義運動接近尾聲之時，公共官員濫用權力的行為已不再是一個嚴重的全國性問題。換言之，此時美國已度過了最嚴重的腐敗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開始采取措施建立反腐敗機制，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機制。

美國聯邦政府的反腐機制由關于政府道德規章和法律以及執行這些規章和法律的機構所構成的。這些規章和法律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以總統令形式頒布的《政府道德準則》，這是針對聯邦官員和雇員而制定的道德規章，違反規章者可能受到譴責或撤職，二是由國會通過的《政府道德法》，該法具有法律效力，凡違反政府道德法的政府官員或雇員，會受到法律制裁，三是《聯邦競選法》，其目的是防止與競選有關的腐敗行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反腐敗機制的發展受“利益沖突”這樣一個重要概念的深刻影響。可以說，現代美國的反腐敗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著這個概念建立起來的。利益沖突概念假定，如果一個人在某項政策方面有利害關系，那么如果他在這一

政策上有決策權，他就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從公共利益出發來作出決策。美國人把利益沖突看作是最主要的腐敗源泉，因此，為了防治腐敗，一定要首先避免利益沖突。鑒于此，有關政府道德的法律和規章的許多重要條款都是以避免利益沖突為宗旨的，例如，在審查總統提名的主要官員的資格時，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其所擔任職務的責任與個人財政利益之間不能有沖突。

在美國，執行反腐敗職能的聯邦政府機構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負有對公共腐敗行為進行調查和起訴的職能，第二類則不具有這些職能。第一類部門包括聯邦調查局(FBI)、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誠實處、美國檢察官、根據《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獨立檢察官，以及各部門的檢察長辦公室。他們都在揭發、調查和起訴地方、州和聯邦公共腐敗方面起作用。

第二類，也即非刑事公共誠實管理機構的主要責任是為了避免利益沖突而審查聯邦官員和雇員的財產情況，解釋有關公共腐敗的法律和行政部門的公共誠實準則，確保聯邦官員和雇員理解法律和行政規章。這類部門主要包括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政府道德辦公室、監察長辦公室和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等。“水門事件”之后，負責公共誠實的聯邦機構不僅大大增加了，而且擴大了其活動范圍，并成為許多有關公共道德爭論的最后仲裁者。反腐也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雖然比起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美國，嚴重的政治腐敗案例的發生頻率要小得多，但從大量案例來看，在美國要想根除腐敗也并非易事。實際上，美國反腐敗機制的真正成型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情，而且，到現在這一機制還在不斷針對執行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新問題進行改革。

我們可以以國會與《政府道德法》的博弈來說明。國會作為立法機關一個主要責任是對政府行政部門在財政和行政方面進行監督，其中也包括對政府腐敗的監督。然而，國會通過的《政府道德法》最初只適用于行政部門，國會本身卻可以不受《政府道德法》的約束。直到1990年經過修訂的1989年《政府道德法》生效時，國會才在行政部門的壓力下，同意接受以國會議員提薪為條件，把原先《政府道德法》的適用范圍從行政部門擴大到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

再以美國對競選腐敗的治理為例。對選舉籌款和開支的控制始終是美國反腐敗領域里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為了抑制與競選有關的腐敗，制約金錢對政治的直接作用，國會于1971年通過了《聯邦選舉法》，以取代1925年通過的《聯邦反腐敗行為法》，為聯邦競選經費的管理建立了一個全面的規范。該法對候選人和政治行動委員會提出了公共競選經費的要求，對其媒體廣告開支訂立了最高限額，并對候選人本人及其家庭投入的競選經費進行了限制。1972年尼克松班子在大選中的違法行為被

揭露之后，競選經費改革的步伐加大了。1974年，國會通過了經過修訂的新的《聯邦選舉法》。這項法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個全面的國家競選經費管理制度，它對公開競選財政活動的要求得到了真正執行。以后，《聯邦選舉法》又經過多次修訂。同時，一個獨立的機構——聯邦選舉委員會被建立起來，以監督實施這項法律。

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的競選經費改革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漏洞：《聯邦選舉法》對直接捐給候選人的資金額度進行了限制，但對捐贈給政黨的資金卻未加限制。這類不受法律限制的資金被稱為“軟錢”。經過多年的爭議，2002年國會最終通過了《兩黨競選改革法》，對“軟錢”作出了限制。這是自20世紀70年代競選經費改革以來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但無論如何，對競選經費管理的歷次改革遠沒有消除金錢對政治的影響，針對新的漏洞進行的改革還在不斷進行。

由此看來，在美國，盡管政治腐敗問題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反腐敗仍然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相關制度仍處于持續調整和完善的過程中。

(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