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留學教育與民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論文

留學教育是我國近代輸入西方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方式，為近現代中國培養了大批的急需人才。隨著現代大學研究院所的創設與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日益成為我國人才培養與學術研究的重要陣地。由此，在留學教育持續升溫的背景下，如何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成了民國學者們論爭的焦點。

一、從“爭取學術獨立”的角度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學首創研究所后，其他高校也陸續設立研究院所。與此同時，出國熱的持續升溫引發了學者對留學教育的批評。他們希望在本國發展大學研究院所，以培養學術人才，進而尋求學術獨立。

1922年，朱光潛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當時學術界的一些建議，其中有一條就是建議各大學將來普遍設立研究院或研究所。朱光潛之所以提倡在本國創設和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是因為他目睹了19世紀末以來，在政府長期鼓勵的留學政策下，留學生的學習動機十分功利，學習態度極為浮躁。造成的后果是，留學日本的多從速成學校畢業，留學歐美的以獲得學位為目的，以致他們只是接受了一些過時的西洋知識，回國后很快就淪為了無聲無息的“學術界之落伍者”。他認為，要消除那些積壓已久的弊病，除進一步改善現有的留學政策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國內大學廣泛設立研究院所，讓學生在國內有一個持續學習和研究的場所。

1935年，姚薇元對當時的高等教育進行了猛烈批評。他指責高等教育標榜“學術獨立”的幌子，實際上全是“留洋預備學校”。他甚至認為，大學研究院所也不過是利用環境做留學投考的準備而已，很多人在研究院學習數年，每年都投考留學而不動手寫論文。他認為“照這樣情形下去，再辦十年二十年大學研究院，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留學政策之下，大學研究院是辦不好的，學術獨立是永無希望的!”他不主張停止留學，認為在不得已之時，仍有派遣留學的需要。他比喻說:“這樣拿本國的原料，送到外國工廠制造的辦法，究競是不經濟而有礙本國工業的發展的。我們總想設法自己來建立工廠自己制造。”

1942年，陳東原對留學教育之弊進行了揭露。他指出:“不謀本國學術之獨立，而惟留學教育之是恃，于此等處，弊害尤大。”他認為，學術獨立有賴于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本國之大學研究院所，現既逐漸發展，學術獨立之望，或可于此開始。”1947年，陳東原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再談及這一問題。他認為，如果留學教育永不改進，中國學術便永遠不能獨立，他將這一流弊歸因于大學研究院所不發達的現狀之上。他認為，留學生回國之后，因為無繼續研究或發展的機會，使得學術上無法再進步，形成一種浪費。他指出，要想健全大學本科，要想留學教育有效，充實研究院，爭取學術獨立，是必要的。但他也認為，在未達到學術獨立之前，不應完全停止留學。

1947年，潘寂批評了當時的留學政策。他認為，我國起初的留學政策是正確的，但一直未加以改變，那就是錯誤的。他認可留學政策對于輸入西方新學術的功用，以及其在中西文化剛接觸時的必要性。但他認為，若在此階段停留不前，就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他還批評了販運式的留學政策，指責其是“討現成飯、不知耕耘”的做法。他認為，這種留學政策實際上就是把我國最高層次的教育交給了國外的大學，這種教育所培養的人才也就很難適用于本國實際。他提議“現在的留學政策必須改變，必須把販賣貨物式的留學改變為采購農場品種式的留學”，即提倡國內的研究。他認為，提倡國內的研究，就必須增加研究機關、充實研究設備、寬籌研究經費等。國內有了研究深造的機會，赴國外學習的人自然就會減少，留學就僅是一種補充，那是促使學術獨立最重要的途徑。

二、從“節省留學經費”的角度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當然，在戰爭頻繁、經濟蕭條的時局下，為謀求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實效性，也有學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希望通過削減留學經費來發展本國的大學研究院所。

1929年，杜佐周在論述人才缺乏問題時，認為聘外國專家的做法“更覺經濟”、“因為遣派留學費用既甚浩大，訓練亦不普遍。例如現在留學歐關者，大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年每人的所費，約需在兩千元左右，如是每年當共費六七百萬元。倘若以此巨款，在國內建設大規模的研究院，仿照從前日本的方法，聘請外國真有學問、真有研究的各種專門人才來華，擔任教學指導的責任，必可較為得計。”后來，他在回答王云五的教育問題時，重申了此觀點，認為倘若能由留學經費項下，每年節省七八百萬元，全為籌辦各科研究院或學院及聘請國外有名教授之用，則至少可初成規模，不至遠遜于各國一般研究院或學院的標準。若能如此繼續十年，即成為世界最完全的研究院或學院亦不難。政府必須認識到這種留學政策之不經濟，積極加以改良。他建議，停止派遣文哲、法政、經濟、教育、歷史等科留學生，以其所省的經費，來籌備這些科目的研究院及選聘世界有名的教授。

1934年，任鴻雋肯定了教育當局積極提倡大學設立研究所的做法，認為那是教育政策的一個轉變和進步。他指出:“在我們的大學還沒辦到設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學自然是一個不得已的補救方法。”但他認為，現行的留學政策如果長期繼續下去，那么國內的大學永遠只能是外國大學的一個預科而已。他認為，出洋留學的人數畢竟是有限的，將來各項建設事業需要大量人才，也不能僅靠外國大學來供給。他指出:“在我們的大學已漸次發達，大學內設研究所已漸到可能的時候，遣派留學與設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種矛盾性。”由是，他認為“留學政策直接的是有妨于大學研究所的發展的。”作為經濟之策，他建議用部分留學經費來辦大學研究院所。他引證說:“每年的留學經費決不在一千萬元以下。這筆經費若拿來辦大學研究所，固可以開辦一二十個而有余，即用它的半數，也有十個八個不愁設備費與經費的無著了。”

1937年，羅寶冊對留學教育失敗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認為，起初派人到外國去留學，是時代的迫切需要，并且對于國外的學術也有模仿和介紹的必要。但他認為，對于國外的學術，在有效地模仿和系統地介紹之后，應該要消化和吸收，最后要走上自我創新的道路，而決不能一味地去追隨它國，也不能簡單地去販賣，更不能永無止境地去模仿、去學習、去留學。在他看來，留學是暫時的，通過創設大學研究院所來發展學術、培養人才才是永恒的。因此，建議停止所有的公私費普通留學，僅派專家留學。他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利用節約省下的那些留學經費，來充實各大學的設備和設施，并適當地增設大學研究院。可見，他主張節約留學經費來創辦大學研究院所。

1947年，歐陽湘在《學術獨立與留學制度》一文中指出，起初的留學教育是在國內人才缺乏時不得已采取的一種過渡辦法而已。這種辦法不應該繼續，即便有繼續的必要，也應該審慎考慮提高質量、限制數量。他認為，在目前研究機構存在的條件下，即便有派遣留學生的必要性，也要根據人才需要的緩急和多寡，以及可否在國內自己培養等情況而定。假如決定派遣，也要堅守宜嚴不宜濫、宜精不宜多的原則。在國幣貶值、外匯很高的情況下，他建議節約留學費用來辦大學研究院所。他舉例說:“我們若少送百名，則可把省下來的錢在國內辦一所像個樣子的大學;少送二十名，則可在國內添設一個像個樣子的大學研究所。”

三、從“爭取學術獨立”和“節省留學經費”兩方而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有一些學者從“爭取學術獨立”和“節省留學經費”兩方而來論述大學研究院所發展的問題，即如何節省留學經費來辦好大學研究院所，以謀求學術獨立。1935年，蔡元培闡述了大學應設研究所的三大理由，其中之一與留學教育相關。他說，有些大學畢業生，不滿足于本科教育，總是想通過自費或公費的途徑到國外留學。他認為，這種“留學自有優點”，但亦“非盡善之策”。他覺得“留學至為摩費”，而且留學生能學成歸來者也不多。所以，建議“茍我國大學，自立研究院”，凡是大學畢業生有志于繼續研究的，可在本國大學研究院所內做初步的學習研究，在已有研究成績的基礎之上，如果遇上學術難題而必須到國外大學研究院做進一步研究，那也將是“一度短期之留學”。他認為，那樣不僅可以節省留學經費和提高研究的成效，而且對于有著四千年文明的中國來說，也“稍減依賴之恥也”。在他看來，我國大學自辦研究所，不僅可以節省留學經費，而且可以謀求學術獨立。

1935年，吳有訓首先肯定了留學教育帶來的益處。他說:“國內現在進行研究的工作者大部系留學生，所以今日學術上所得的一點成就，也可說是留學政策的一種收獲。”但他不迷信留學教育的作用，認為“在現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獨立工作的時候，留學考試是否仍然視為造就專門學者的唯一辦法，是大可討論的問題”。他還指出:“一面開辦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學考試，是不甚相容的政策。”他說，一些助教和成績較好的學生，就是因為預備留學考試而導致工作效率大減，甚至中途停止工作，以致沒有一點成績。他認為，那都是留學政策帶來的不良影響。“以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聘外國學者來華任教，這是更經濟的辦法。”他還批評說，現行的留學考試實際上已經嚴重地妨礙了我國的學術獨立工作。

1936年，鄒文海指出:“中國的辦法，大批派遣留學生，官費既極吝音，年限又復短促，到外國去不過學一點西方人的生活習慣。這種政策，行之數十年，國家的人才依然很感覺得缺乏，國家的文化，依然是感覺得落后。”他對于留學教育頗感失望，認為我國留學政策之缺點乃是留學經費不足，但留學生派得太多。他解釋說:“中國于民窮財盡之秋，多派留學生當然是不經濟的辦法。而其流弊所及，尚不只金錢的損失。因為多派留學生，政府受財政的限制，不得不減低官費，不得不縮短留學的年限。”他認為，若“要求中國學術之獨立，僅僅派遣留學生不能收其全功。我國一方而也應當設有研究機關(包含大學研究院所)，既可以利用本國的材料，又可以省掉許多經費。”，1947年，齊思和論述了學術獨立的問題。他認為，立國的重要條件，不僅是人民、領土、物產與政治組織等，而且還必須有獨立的學術和大批的專家。針對當時政府為培養高級專家而選派大批青年到國外留學的做法，他頗有異議。他說:“我們若對于國內的教育制度不加以改良，不與留學回國的專家們以繼續研究的機會，他們不但不能繼續研究，而且他的知識不久便會落伍。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學術永遠是處于被動的地位，永遠趕不上外國。”而對當時學術界經費不足的困難，他認為:“我們如果要提倡專門研究，必須擴充大學研究院的組織。以前專靠外國替我們造就高級專門人材的辦法，不但太不經濟，而且長此以往，我們的學術永無獨立之一日，永遠是處在被支配被領導的地位。”由是，他主張要積極發展大學研究院所。

總之，自從我國近現代大學研究院所創設之后，發展大學研究院所與派遣留學之間就一直存在矛盾，并引發了學者們的持續討論。由于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盡管出發點和著力點不盡相同，但他們在論述大學研究院所發展與派遣留學的關系時，亦未將兩者完全對立起來，而是在立足于本國學術滯后和經費匾乏的現實基礎上，建議發展本國的大學研究院所，以節省留學費用和爭取學術獨立，達到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效益最大化。在當今“留學熱”愈演愈熾，甚至崇洋媚外思想不斷滋生的背景下，我們應進一步創新和完善公派出國留學機制，加強對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引導，并努力提升我國教育的國際地位、影響力和競爭力。同時，在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保持我國文化和教育的獨立性，以避免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流失，這也是我們當前應予以重視的問題。

第二篇：大學教育與經濟文化發展論文

大學城建設與區域經濟相互結合，可促進產業集群價值鏈整體的增值與轉型升級。

在集群與聯盟、網絡與競合視角下重點分析了三地大學城如何通過集群與聯盟的耦合推動產業創新升級、提升區域產業經濟的核心競爭力。研究認為大學城與區域經濟聯動，是推動區域產業創新體系建設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載體。

新增長理論揭示了人力資本特別是專業化人力資本對一國或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而作為專業化人力資本生產和供給主要部門的高等教育，對知識的積累、技術的進步和專業化人力資本的培養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發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舉。

但經濟社會的存在決定了高等教育的內容和發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離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因為不論是人才培養還是科研創新，歸根到底，都要通過融入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來實現其最大功能和核心價值。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了專業化分工的知識積累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教育的專業結構如果與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相互適應，則人力資本積累的“內部效應”和“外部效應”就會相互強化，這不僅有利于“邊干邊學”的人力資本積累，而且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適應，則教育投入的一部分會成為人力資本的專業轉換成本，從而產生資源浪費。

大學城的評價是一個系統而復雜的問題。因為大學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們的發展重點必然不同，必然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不一樣，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效果也是不一樣的。一個大學的校園擴建和多個大學的綜合建成的大學城他們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是不一樣。

發揮集聚功能，匯集高素質人才，吸引優勢高校入城發展。大學城不僅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應吸納國內甚至國外名校的加盟。發揮大學城的輻射功能，滿足地方加快培養高素質人才、發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學城除了常規性的高等學歷教育外，還可利用園區內師資和教育場所的共享優勢，舉辦各種形式的非學歷教育，特別是大學后續教育;也可借助城內的辦學條件和潛在的培訓市場，吸納各類與地方經濟密切相關的國際技術、技能認證機構到城區內設立或聯合開設分支機構。

各類培訓機構在城區及附近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培訓、講座和學術交流，將加速中心城市繼續教育、終身教育體系的形成和完善。為中心城市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升產業層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

大學城建設過程中產生的聯動效應和城區的開放性特點，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進了區域文化事業的發展。新建的大學城一般是通過科學的規劃，可以在大學城內修建不同風格的建筑，這比在老校區上建設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園的人文景觀使校園文化與城市文化在園區內整合、升華，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園區內就學的學生，培養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邊地區的人群來參觀，如果做得足夠出色的話，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體。

現如今對于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目前理論界還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和闡述，由于闡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內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學吳志攀教授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區域化趨勢[1]，沿海地區展開教育資源競爭，以帶動人才戰略、技術升級和產業換代及文化發展。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產業，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可能也有必要與區域經濟發展相結合，研究北京地區高教發展的有利與不利條件以及高教向邊緣發展，向沿海發展，向企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的趨勢。

高等教育發展正面臨著新一輪資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遠距離校區就是資源重新配置的表現。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以及與交通及通訊事業發展的相關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則認為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是教育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高等教育學等多門學科所一直關注的學術命題[2]，也是當下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型躍升為大眾化之際有關大學改革的實踐命題。我國的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共生系統的建構需要從再造共生單元、創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個環節著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統性的戰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動。

劉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是：互動程度不高，表現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以及區域產業結構升級乏力等方面[3]。

作為社會管理者，政府應發揮其宏觀調控職能，為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互動提供環境保障;高等院校應主動出擊，發揮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互動的主導作用;企業應積極配合，促使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良性互動機制的形成。

在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日益緊密的今天，我們通過對大學與區域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研究，從長三角地區的區域經濟現狀和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緊隨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趨勢，結合大學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例，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與大學的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讓長三角地區大學更好地為區域經濟服務、如何將長三角地區的教育資源有效地整合起來等問題，進而提出高長三角地區大學與區域經濟和諧發展的策略和建議，以達到區域經濟與長三角大學共贏發展的長遠目標。

第三篇：細節中的民國大學與大師

細節中的民國大學與大師

游宇明

一、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民國的大學與大師

民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一方面戰火紛飛，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文化、科學相當繁榮，大師輩出。我每次讀有關民國大學和民國大師的著作，幾乎都會熱血沸騰，深為民國大學的堅守和民國大師的精神氣度感動。我對民國大學和民國大師非常感興趣，多年來寫下了大量有關民國大學和民國文人的文字，月內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書名叫《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我的這些寫民國文人的作品在國內有一定影響，承蒙報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報》、2012年第1期《雜文月刊》和《湘聲報》等都發表了專題評論。

二、民國的大學

（一）民國大學教授對校內事務有充分的發言權

民國大學的重大事項主要由教授會和評議會決定。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的議事機構，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和教授會選出的教授代表組成。我們不妨以清華大學為例，看看教授會、評議會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華教職員會議三讀通過了《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大綱設了兩個重要的權力機關，一為評議會，一為教授會。教授會的職權是：

1、選舉評議員及教務長；

2、審定全校課程；

3、議決向評議會建議事件；

4、議決其他教務上公共事項；

5、討論決定由評議會以三分之二通過提出對本組織大綱之修正案。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及教授會互選出的評議員共7人組成，校長為主席，職權范圍是：

1、規定全校教育方針；

2、議決各學系的廢立與變更；

3、議決校內各機關的廢立與變更；

4、制定校內各種規則；

5、委任財務、訓育、出版、建筑四種常設委員會委員；

6、審定預算決算；

7、授予學位；

8、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議決其他重要事項。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該系教授、教員于教授中推舉，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長和校長的人選也得事先征詢評議會的同意。

由此可見，教授會、評議會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方針和人、財、物之權力。評議會職權中的第一、二、三、六項，評議會必須征求教授會的意見，如果被教授會以三分之二否決，就要復議。也就是說教授會對評議會的權利是有制衡的。

我們不妨看一次教授會的具體的開會情況。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華的科學館212號教室，清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授會如期舉行。到會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會人數的78%，而且發言非常熱烈。比如選舉教務長的過程。會場上由余日宜教授與趙元任教授建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選時，通過者須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而第三次票選半數通過就可以。另有陳福田教授主張采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贊成。結果，梅貽琦在第三次投票時獲得33票，成為清華有史以來第一位民主選出的教務長。接著，教授會和評議會不斷開會，設計各學系的設立，選舉系主任，研究課程大綱。后人從清華名教授吳宓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金岳霖等中國大牌教授如何頻繁私下聚會，討論學校事務，商量各種難題的處理方法。做學問的人并非只是對學問感興趣，當他們的意見可以對校內權力運行發生相當影響，他們的“參政議政”意識會非常強烈。

（二）民國大學課堂教學非常自由。

民國課堂的教學自由出乎人們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門課的教師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師教課的方法充分自由，沒有誰來干涉；三是許多時候考試完全由任課老師說了算。

當年的暨南大學辦在上海，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據他回憶：翻譯家鐘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學教英文，他選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學出版的《黃金庫》詩選，他教課幾乎天天讀詩，有時也選一些小泉八云的詩歌講義發給學生作補充讀物。碰到他高興，還會選譯郁達夫的小說與徐志摩的詩歌，叫學生對照讀，看有什么地方譯錯沒有。由于教學內容極其豐富，方法靈活多變，深受學生歡迎。

鐘作猷去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后，接替他的是戲劇家顧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學生時代就因自編、自導、自演《朝鮮亡國恨》、《云南起義》、《中國魂》等戲劇名噪一時的顧仲彝卻不選戲劇做教材，而要選《伊利亞隨筆集》和莎士比亞樂府，并且在課堂里完全不談戲劇。

著名戲劇家洪深當時也在暨南大學教英文，與顧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歡用戲劇做課文。他教英文簡直像演戲，聲音又特別抑揚頓挫，仿佛是在舞臺上念臺詞，有動作，有表情，把學生們迷死了，上課時教務部門非得給他安排科學館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擠得水泄不通。

老師的課如何教，也一切悉聽尊便。民國史作家傅國涌有一篇文章介紹：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王文顯是劇作家，也教的是戲劇。王文顯講課的方法是照他編的講義在課堂上讀，年年照本宣科，從不增刪，不動感情，給人的印象“仿佛是長老會的牧師在主持葬禮”，下課鐘聲一響，他馬上離開。王文顯的學生、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晚年說：“回想起來，他那份講稿倒是扎扎實實，對于初接觸西方戲劇的人來說，是個入門基礎。”

吳宓上課則是另一種風采，溫源寧說他“講起課來就像羅馬艦船上的劃漿奴隸在做工”，講課涉及到的引文，別人都是照著參考書朗讀，或抄在黑板上，而他總是背誦出來，講解什么問題，他會像軍訓教官一樣，“第一這個”、“第二這個”……有條不紊，雖然有些枯燥，但不會言不及義。他上課很有個人見解，也有可能說得不對，但不會言之無物。他不繞著問題走，而是直截了當把腳踩到問題上去。

葉公超講課最有意思。他上課從不講解，只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一直朗讀下去。有人偶 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相安無事。

那時在學生中最叫座的是張申府的邏輯學，張申府的邏輯課很少講邏輯，而是罵蔣介石，簡直成了熱門的政治論壇。張申府用一口并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聽課的人很多，擁護的來聽，反對的也來聽，不但課堂中擠滿了人，連窗口也站著人。

民國時期的考試也不像后來那樣追求整齊劃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錢玄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大做教授。錢玄同的課上得特別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不帶書和紙，只帶一支粉筆，而講每一個字的起源，從甲骨、鐘鼎、大小篆、隸，源源本本，手寫口談，把演變的經過，旁及各家學說，講得清清楚楚。張中行他們讀書時，曾以口才給老師排名次，結果是胡適第一，錢玄同第二，錢穆第三。錢玄同上課如此認真，對點名、考試卻輕描淡寫。據他的學生回憶：錢玄同每次上課，從不看學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算是該到的學生全到了。錢玄同對待考試也很有意思，學校規定要期考，錢玄同期考卻不閱卷。學校只好刻個?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個，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時，錢玄同也會閱卷，不過他是按點名冊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這么批下去，如果選這一課程的學生是四十人，最后一個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從六十分開始。

（三）民國大學官員積極延攬優秀教學人才。

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長蔡元培、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為了聘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去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跟他商量，碰上陳獨秀午睡，他就搬個小凳坐在門口等他醒來。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家里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敢于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據說，抗戰時，梅貽琦常到顧宅，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東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張伯苓當年為了留住教經濟學的何廉教授，專門為他設立一個研究所。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提攜華羅庚更是傳為佳話。某次，熊慶來看到華羅庚一篇論文，覺得寫得特別好，推薦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葉企孫認真看了華羅庚寫的3篇論文，覺得是個人才，決定將其調來。當時調華羅庚來算學系，阻力極大。一是華羅庚只念過初中，是浙江金壇縣（現歸江蘇）中學的勤雜工。二是華羅良腿有殘疾，走路時必須左手執拐，右腳先邁，左腳得在空中劃一個圓圈才能落地。葉企孫力排眾議，堅持將華羅庚調來，他說：“我希望大家認真看看華羅庚先生的論文再說話。他來清華后，我們曾經交談多次，每次我都頗受教益。以我個人的判斷，不日之后，華羅庚會成為我國數學界閃亮的星辰，我們清華會引以為榮的。至于他的殘疾，這正是華羅庚的驕人之處。有人說他 走路是?圓和切線的運動?，是的，華羅庚先生就是為數學而生。我們清華大學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獨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華羅庚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員，任務是整理圖書報刊、收發文件、代領工具、繪制圖表等。不久，葉企孫又破格提升他為教員，幾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國留學，華羅庚從此走向了國際數學舞臺。

（四）民國教授特別關心學生。

民國時期也是國家危機四伏的時候，教授們的責任感、使命感極其強烈，他們將培育人才視作知識報國的一個重要環節。沈從文先生曾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沈從文教《創作實習》時經常給學生布置作文，然后認認真真批改，在學生作業后面寫很長的讀后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后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有時從這個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寫了讀后感，還會介紹學生去看一些與他們所寫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這些書都是沈先生親自找來，帶給學生的。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發表，郵費他自己承擔，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不計其數，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沈從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筆抄，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云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并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

沈從文這種對學生的關懷，在其他老師身上同樣有所體現。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兩個原子彈。由于看到了原子彈在戰爭中的巨大威力，這一年年底，蔣介石先生找了吳大猷、曾昭倫、華羅庚到重慶去。這三位學者，吳大猷是物理學家，曾昭倫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蔣準備給他們一個大禮堂和十萬美元，要他們做一個原子彈。吳先生說原子彈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個大禮堂煉一個彈，應該先派人出國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們三位教授帶了五位研究員，這五位研究員是朱光亞(物理)、唐敖慶和王瑞詵shēn(化學)、孫本旺(數學)和李政道。事實上研究員應該是大學畢業生。可是李政道那個時候一年級在浙大，45年二年級轉到云南昆明西南聯大，不夠學歷，后來在吳大猷的極力推舉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學，并在50年代與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三、民國的大師

（一）民國大師普遍很有骨氣。

民國雖然也出現過周作人、沈啟無、錢稻蓀這樣的漢奸文人，絕大多數文人卻非常有骨氣。所謂骨氣，就是堅守內心的準則，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向權勢低頭。

這里我們不妨舉胡適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適利用去武漢大學講學的機會，特地拜訪正在漢口的蔣介石，兩人共進晚餐。因為有其他人在場，沒有單獨談話的機會，胡適 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后，便早早離去。胡適的意思是蔣介石事必躬親，不懂得發揮別人的積極性，不是一種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學會無為而治。１９４８年９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華北戰場節節敗退，國民政府推行的幣制改革又嚴重受挫，整個社會一片混亂。胡適去武漢大學講演路過南京，蔣介石請他與傅斯年一起吃飯，蔣氏對幣制改革津津樂道，胡適卻認為這正是“新政策崩潰的一個大原因。”１０月底，蔣介石再次請胡適吃飯。這次見面，胡適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條意見。有些話非常尖銳，比如“必須認錯，必須虛心；國軍紀律之壞是我回國后最傷心的事；?經濟財政改革?案實有大錯誤，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見所聞，實在應該令人警惕”等語。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致書蔣介石，炮轟孔祥熙的種種惡行。蔣介石沒作反應，傅斯年對此極其不滿，他千方百計搜尋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孔祥熙的不法之舉，終于導致孔祥熙倒臺。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此人上臺后，其斂財的手段較孔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相對溫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執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連在《世紀評論》、《觀察》發表了三篇怒氣沖天的文章，對宋子文進行猛烈抨擊，這就是著名的《這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他在一篇文 章中說：“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這三篇文章一問世，全國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全國到處是討宋聲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狽下臺。

（二）民國大師非常有愛國心。

國家國家,有國才有家，民國的大師們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抗戰爆發后，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為敵強我弱，當時不少大師對戰爭前途極其悲觀，我們從這些人當時寫的一些詩里可以看出來。1938年2月，因為幾次大的戰爭失利，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馮友蘭、陳岱孫、朱自清等人途經桂林、柳州時，乘船游覽了桂林山水。想到戰時局勢，朱自清不禁悲從中來，作《漓江絕句》：“招攜南渡亂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誰分漓江清淺水，征人又照鬢絲來。”與馮友蘭、朱自清相比，吳宓和陳寅恪詩中的悲觀的情緒更深一層。吳宓《大劫一首》云：“綺夢空時大動臨，西遷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闕煙塵黯，愁對瀟湘霧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戰，碎甌焦土費籌吟。惟祁更始全邦夢，萬眾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個叫松島的小島，一天傍晚，陳寅恪與吳宓從松島散步回來，看著湖面的荷花，聽著橋旁酒樓的劃拳、碰杯聲，不禁悲從中來：“景物居然似舊 京，荷花海子憶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醒。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然而，盡管這些學人對國家前途如此悲觀，甚至認為這輩子沒有希望“北歸”了，但他們依然兢兢業業跟抗戰政府共進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堅守在戰時教育的陣地上，依然大量地著書立說，以圖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種。就在西南聯大時期，金岳霖寫出了力作《論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識論》。當時像金岳霖這樣的學者還很多，比如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跑警報之余寫出了著名的《熱工學》；社會學家陶云逵則冒著被敵人炸死的危險跑遍云南全省，調查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語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環境，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志。

（三）民國大師往往多才多藝。

民國時代，第一流的文人魯迅是醫生、文學家、翻譯家、學者。如果象現代一樣細分，他的文學家身份可拆分為：小說家、散文家、詩人、雜文家。而當代作家寫小說的能把散文寫好，寫雜文的能兼攻詩歌就算是一個多方面手。胡適是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哲學家。在詩歌上，他寫過中國現代文學史必提的《嘗試集》；在文學研究上，他寫過諸多有關《紅樓夢》等十幾部古典小說的論文，后來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還著有《中國白話文學史》（上卷）；在歷史學方面，他寫過《中國禪宗史》；在哲學方面，他寫過《中國哲學史》（上卷）。在民國，最博學的人文學者是陳寅恪，他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 家、語言學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種語言。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20世紀30年代年曾任清華大學歷史、國文、哲學三系教授，還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四、民國為什么辦得出好大學，為什么可以出人才？

(一)戰爭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國時代戰亂頻繁，北洋軍閥和后來的國民黨忙于戰事，沒有太多的時間對大學進行思想控制，大學來不及意識形態化。那時的大學教授多半有海歸經歷，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較深，也對政府的過多干預持抵制態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學就曾因為教育總長章士釗處理女師大問題不當，而由評議會表決通過脫離教育部；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下達指令，要審核大學的課程和實行統一考試，受到西南聯大全體教授的抵制，委托馮友蘭先生起草回絕函。信中說：“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當時有學問的人總體數量偏少，執政者比較尊重知識分子。

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張作霖是個大軍閥，殺人不貶眼睛。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每到孔子誕辰日，都要換會上長袍馬褂，去學校看望老師，并給老師送禮金，說：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劉光輝在西康省做主席時規定：地方政府必須尊師重教，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建得好，縣長就地正法。

(三)民國知識分子待遇較好，能夠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待遇非常好，一個人教書，可以養活一大家子人。中國這幾年發表家用小轎車，我們一些大學教授開始有了自己的小車。可大家也許不知道，20世紀30年代的胡適就有自己的小汽車，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當于他一個月的工資。

民國大學的待遇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呢？據歷史記載：1926年，廣州軍政府明文規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圓、二級教授450圓(一圓合今人民幣30余元)。須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個平民五口之家每個月平均開支14圓2角5分；而人力車夫養家得費用則是每月11圓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見。國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國局面漸變，尤其是東北易幟、軍閥混戰結束后，軍費漸少而教費增加，中國大學漸入黃金時期。20世紀30年代，大學教師的收入繼續增長，其中，一級教授月薪可達500圓(與當年廣州方面相當)。教授在經濟實力方面如此強勢，在社會活動中自然頗有能量。戰前生活在清華園的王元化說：“當時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國民黨當官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陳垣、胡 適等學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還有大量稿費、演講費、研究費等，平均月入達1500圓以上（合今之人民幣4萬余，即年收入能達到人民幣50萬元以上）。正因為民國教授待遇高，加上國家積弱積貧，容易激發人的愛國心，民國時海歸回國踴躍。晚清民國總計大約20萬留學生，歸國率遠遠超過90％；而我國1978-2007年30年間，出國留學達121.17萬，回國31.97萬，不到三成。

民國的大學與文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限于時間，我們今天只能講到這里，大家想更深入地了解的話，不妨看看我寫的《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浙江大學出版社版），那里有許多新鮮的史實和個性化的見解。

第四篇：留學新生入學教育論文

一、留學新生入學教育一般性原則

1.專題報告會與師生座談會相結合原則

一般來說，留學新生入學后，根據學生年齡、語言種類、所屬二級學院、系所等，都會舉辦相應的迎新會和校情、校史、校規等專題報告會。在舉行此類專題報告會同時，為加深留學新生對教育內容的鞏固，進而內化為學生的自覺行動，應輔以領導、教師、學生共同參與的班級小型座談會。廣泛深入了解掌握留學新生的所思、所想、所需，現場答疑解惑，形成學校與學生、教師與學生、校規校紀與學生行為的一致。讓留學新生既感知學校的可親、可敬、可愛，又懂得什么能做，該怎么做，為什么要這樣做，從而增強行為的自覺性，奠定留學學習的良好基礎。

2.現場咨詢與個別心理疏導相結合原則

留學新生的入學教育，形式是多樣的。在安排心理、教學、行為規范等各類現場咨詢活動時，針對留學新生的年齡、地域、習俗等個性差異，及時結合開展針對性的個別疏導，可以將矛盾、問題化解于萌芽狀態，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可以達到穩定其思想的目的，從而維護教育教學正常秩序。

3.現場實地參觀與留學新生參與體驗相結合原則

組織留學新生實地參觀學校榮譽室、陳列室、教育教學生活等設施，可使入學教育更加形象、直觀、鮮明。在此基礎上，結合留學生參與體驗，則教育更加深刻。如進行安全教育時，配合開展疏散演練，讓學生實際操作滅火器等消防器材及現場使用防衛器械等。這就既能激發留學生學習興趣，又能提高其動手能力。

4.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相結合原則

留學新生來到中國，學校在對其開展入學教育時，容易忽視的一個問題就是家庭教育的配合。究其原因主要是認為留學生家長在境外，不可能來學校參觀、參加家長會等，進而放棄這方面工作的開展。而實際上正因留學生遠涉重洋，家長對其子女在外學習、生活情況更加關心。學校可通過網絡分地域、分語種建立學生家長QQ群，將學校教育情況、學生學習生活情況發給其家長，家長也一定會更積極主動配合學校，共同做好學生教育工作。通過溝通，學校也能更及時準確地了解學生所思所需，有利今后的教育。

5.文字資料介紹與專題片、宣傳畫冊并用相結合原則

對留學新生入學教育，根據具體教育內容不同，應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如針對一些學習、生活規章等，學校可以文字資料等形式發放給學生，請其自覺遵守。對于學校光榮歷史、辦學成就、科研成果等，僅用文字介紹顯單調，可將其拍攝成專題片、宣傳畫冊，組織學生觀看，讓學生多種感觀參與教育活動，這樣會更形象生動、記憶深刻，教育效果顯著。

6.漢語說明與英語等多種語種相結合原則

我們工作對象是留學生，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因此，在進行入學教育時，在語種的選擇上，要多種語種并重。如針對華裔的留學新生，在漢語基礎上結合粵語給予說明；對英聯邦地域的留學新生，結合英語進行強調。

7.留學新生之間幫扶與以老帶新相結合原則

在留學生中倡導互幫互學、共同進步，可以采取幫扶結對方式。在對象的選擇上，可以留學新生之間互相結對幫扶，也可以師生之間結對幫扶。為增強教育針對性，也可在此基礎上采取以老帶新的方式結對幫扶，讓老留學生以自己的現身說法，引導幫助新留學生盡快適應、融入新的學習生活，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結語

只要我們準確把握留學新生的入學教育的一般性原則，并實踐于留學新生入學教育活動中，就能夠使留學新生盡快熟悉、適應、融入新的學習生活當中，堅定學習信念，端正學習態度，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邁出人生新起點的第一步。

第五篇：西畫東漸與民國美術——論文

2013-2014秋季學期——通識課《西畫東漸與民國美術》課程論文

上海大學2013—2014學年 秋 學期

（新生研討課）

課程名稱：西畫東漸與民國美術課 程 號：

授課教師：

學號：姓名：

所屬：

成績：

評語：

徐悲鴻與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畫

姓名

學號

內容提要：二十世紀是中國美術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過渡的轉型期，眾多美術家積極引入西方繪畫，改革中國畫，而徐悲鴻無疑是其中最卓越的一位。作為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美術家，徐悲鴻倡揚寫實主義，他的以人為主體的創作思想引導了中國人物畫創作，從而影響到二十世紀中國畫的面貌和形態，建構起新的格局。人物畫在唐代達于極盛，但隨著山水畫、花鳥畫的興起，宋、元文人畫理論的逐漸完善，文人山水畫受到不適當的標榜，人物畫漸居次要地位，日漸衰落。二十世紀初，有識之士急呼“中國畫至國朝而衰弊極矣……如守舊不變，中國畫學應遂滅絕。”中國畫需要變革，那么長期受到冷落的人物畫就更需振興了。本文即將就徐悲鴻與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畫展開描寫。

關鍵詞：徐悲鴻中國人物畫寫實主義

一、為什么探索中國畫的改革

徐悲鴻于1919年3月赴法留學，雖未親歷五四運動，但1918年他自日本回國后，便受蔡元培邀請擔任北大畫法研究會導師，深受醞釀已久的新文化運動思潮的影響。在《中國畫改良論》一文中，徐悲鴻痛感中國畫學之頹敗，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增之”的主張。在“改良之方法”一節中，他又進一步指出：“畫之目的，曰：惟妙惟肖……故學畫者，宜摒棄抄襲古人之惡習。”已經確立用西方的寫實主義革新中國畫的方向。因此，在法國八年，他專意于學習西方古典寫實繪畫的各種技法和理論；回國后，積極倡揚寫實主義，并借此進行改革中國畫的探索，且把探索的重點放在人物畫上。其原因有一下三點：

首先，徐悲鴻早年家境貧寒，歷經人生的苦痛與磨難，留學回國后，擔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系主任，受田漢的影響；抗戰期間，他又積極宣傳抗日，在印度和南洋各地舉行畫展，將所得巨款全部捐獻，用于勞軍賑災；與周恩來、郭沫若的交往中，其左傾思想更趨明顯……這一切都體現出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大眾的同情心，決定了其中國畫創作的社會性內容。

其次，早年的學畫經歷為他在人物畫上的創新奠定了基礎。徐悲鴻幼時隨父習畫，正如他所言，其父徐達章“擅長工整的人物畫、花卉、翎毛和走獸”，“獨善描寫所見……無所師承，一宗造化，故其所作鮮而特多真氣。”至今遺存有《松蔭課子圖》，人物工整而傳神。徐悲鴻還喜臨吳友如的界畫人物，他曾說過：“吳友如是我的開蒙老師。”在法國，徐悲鴻又追隨歷史畫家弗拉孟、達仰習畫，西方以人為主體的繪畫又為他改革中國人物畫提供了極好的借鑒。

此外，徐悲鴻對中國傳統繪畫的認識與品鑒也表現出他對人物畫的偏好。他認為唐宋時代為“自然主義藝術昌盛的時代”，師法造化，注重創造，不事抄襲，空而能靈。因此他在不惜重金收藏的唐人《八十七神仙圖卷》上題寫“悲鴻生命”以示珍惜，在出巨資購得的《梅妃寫真圖》上題跋道：“余因古人物佳幅難得，工整界畫更難得，因借債收之。”在《朱云折檻圖》上題曰：“……就畫而言，誠為中國藝術品中一奇，其朱云與力士掙扎部分，神情動態之妙，舉吾國古今任何高手之任何幅畫，俱難與之并論……為吾精神之慰藉，自謂深幸已”。

二、如何振興中國人物畫

徐悲鴻大量優秀的人物畫作品正是他對中國人物畫的振興。從題材上看，徐悲鴻的人物畫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歷史題材。其中有反映當時重大歷史事件的《在世界和平大會上聽到南京解放》(1949年)。更多的是借歷史題材以喻現實的作品，如《九方皋》(1931年)，便是借九方皋相馬“見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來傾吐內心的抑郁，抒發渴望重視人才的愿望。創作于1940年的《愚公移山》則是想借此鼓舞他們在抗戰相持階段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為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1943年他又為屈原的《九歌》創作了《國殤》、《山鬼》、《湘君》、《湘夫

人》等插圖。徐悲鴻喜歡作歷史題材的繪畫，與他在法國跟隨兩位著名的歷史畫家學習有一定的聯系，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一位具有深邃思想的藝術家對于社會人生的深層關懷與思考。

第二類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這類作品較少，因為雖然徐悲鴻倡導寫實主義，但回國后畢竟長期處于“象牙塔”之內，與下層人民的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正如他的好友田漢在三十年代曾不無惋惜地稱他是一位“固執的古典主義者”，“他雖然處在現代，而他的思想不幸是?古之人?，他所謂的?真?僅注意表面描寫之真，而忽視目前的現實世界，逃避于一種理想或情緒的世界”。“他終于深藏在象牙塔的宮殿中做?天才?的夢……”徐悲鴻自己晚年也承認：“吾雖倡導寫實主義二十余年，但未能接近大眾。”盡管如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徐悲鴻率領中央大學藝術系師生西遷陪都重慶，正是在這期間，他和千千萬萬裹挾在流亡隊伍中的知識分子一樣，經歷了心靈的極大震憾，又重新接觸到下層勞動者的艱辛生活，激發起強烈的同情心。1937年，他創作了《巴人汲水》和《巴之貧婦》，為其他畫家樹立了榜樣。抗戰期間，徐悲鴻對學生和其他畫家反映現實生活的創作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畫家們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如在1942年重慶舉行的“聯合藝術展覽會”中，參展的中國畫大都是些程式化的山水畫，徐悲鴻卻選購了沒人買的四幅以示鼓勵。它們是梅健鷹的《嘉陵江纖夫》，李可染的《水牛牧童》和中央大學藝術系助教譚勇的兩幅人物畫：揭露日寇狂轟濫炸罪行的《忍看孤小對凄憐》和描寫大眾支援抗戰的《征衣密密縫》。正是在徐悲鴻的倡導下，中大藝術系學生李斛開始用國畫形式表現嘉陵江上的纖夫，宗其香的畫面上出現了街頭小販和轎夫等形象，二人后來都成為了著名的現實主義人物畫家。

第三類為肖像畫，以《泰戈爾像》為代表。畫中詩人側坐于樹蔭下，手持書稿，正構思著新作，眉宇間流露出智慧的光芒，可謂形神兼備。

綜觀徐悲鴻人物畫的創作題材，無論是直接表現現實人生，或是借歷史題材傳達出對現實生活的關注，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國畫的表現題材，為中國人物畫的振興開辟了道路。

三．中國畫改革的影響

徐悲鴻的人物畫創作為后繼者開辟道路的同時，他又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和完善的教育體系把更多的畫家引導上這條革新之路。分析徐悲鴻的教育體系，對中國畫，尤其是對人物畫產生深遠影響的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的理論。他從“形既不存，何云乎藝”出發，認為“藝術家應同科學家同樣有求真的精神”，反對一切形式主義的東西，因此在教學中強調素描在培養學生觀察對象和基本造型能力之中的作用。為了將來在作品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時代精神，他又特別強調以人為主的素描訓練。不僅油畫專業如此，在國畫專業，也同樣需要先修習兩年素描，再習國畫課程。中國畫的形式和面貌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物畫一改過去倍受冷遇的狀況，成為國畫創作的重頭戲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術的一部分。直接受教于徐悲鴻或受其影響的一大批畫家如蔣兆和、葉淺予、李斛、李琦、盧沉、周思聰、姚有多、楊之光、王子武、王有政、郭全忠等，幾乎成為建國后中國人物畫創作的主體。至今，徐悲鴻的理論仍是中國人物畫主流畫風的指導思想。

參考文獻：

1.《中國畫改良論》，徐悲鴻，《繪學雜志》第一期，1920年6月；

2.《萬木草堂藏畫目》評介，李國俊，《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