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內外保障房建設和管理的經驗與啟示

國內外保障房建設和管理的經驗與啟示

住房乃民生之要。近年來，國內房價居高不下、節節攀升，遠遠超出了中低收入群體的承受能力，住房已成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迫切、最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在出臺一系列房價調控政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房建設目標：2010年580萬套、2011年1000萬套、“十二五”期間3600萬套。為推進我市保障房建設的進程，現摘編部分省市推進保障房建設的做法，總結國外保障房建設與管理的成功經驗，在此基礎上提出對策建議，供市領導和相關部門決策參考。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是國家為解決高房價背景下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難而推出的民生工程，面對的是民眾迫切的需求和期待，體現的是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保障房建設是政府主導改善民生的標志性工程，必須大力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確保保障房工程質量及公平分配，穩預期控房價、擴內需轉方式、惠民生促和諧。

一、國內部分省市推進保障房建設與管理的做法 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今年內開工建設1000萬套保障 房的決策部署，各地積極實施并在保證保障房公平分配方面進行了多方探索。截止到10月初，全國已開工建設980多萬套，房屋建設質量總體較好，為完成全年目標奠定了基礎。

廈門：一是在全國率先出臺社會保障性住房條例，建立保障性租賃房制度和保障性商品房制度，重點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問題，構建“居者有其屋”的住房保障體系；二是舍得拿出大量土地來建設保障性住房，主要集中在本島中東部商業片區，有些還是一線海景房社區；三是通過土地凈收益劃撥、壓縮市政工程和節約政府行政開支等渠道籌措資金，確保保障性住房建設按時動工、交付和入住；四是保障房建設與商品房建設同規劃、同標準，實行封閉式管理的模式，防止保障性住房變成貧民窟；五是保障房分配上，沒有專門的“廉租房小區”或“經濟適用房小區”，對房屋保障類型不做事先規定，根據住戶需求靈活調節，不同收入、階層的人群混居；六是建立了嚴格完善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實行五級審核、二級公示、多部門協查，對入住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實現三年一審，將投機尋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青島：青島市保障房建設走在全國同類城市前列。2007年至今，青島基本解決了3.5萬戶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問題，其中享受實物配售保障的低收入家庭比例達88%。一是提供穩定的財政投入。青島規定土地出讓凈收益用于住房保障資金的比例不低于15%（高于國家標準），市政府保障房建 設投入每年不少于5億元，2007年以來保障房建設獲得的資金超過100億元。二是以配建制確保保障房用地。青島規定新增建設用地規劃為住宅的，按照不低于20%的比例配建；舊城區、城中村改造項目，扣除拆遷安置用房后，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實施配建；一般搬遷企業用地規劃為住宅的，按照45%的比例實施配建。不適宜配建的土地，要提取相應比例土地收益用于集中建設項目用地的征收補償。三是以人為本優化保障房布局。按照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分布狀況，將保障性住房重點布局在鐵路沿線、城市主干道、地鐵出入口等區域，降低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同時，改進了保障性住房戶型的設計，做到面積不大、功能齊全。四是著眼長遠。制定保障房建設規劃，提出到“十二五”規劃期末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覆蓋面達到20%的目標。

蘇州：蘇州市保障房建設超額完成目標任務。一是超額完成省下達的目標任務。江蘇省給蘇州下達了23500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務。截至今年7月底，蘇州已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3萬多套，發放廉租房租賃補貼4600多戶，危舊房改造227萬平方米。二是保障房標準不斷提高。自2000年蘇州啟動保障性住房建設以來，保障面積已從當初的人均6平方米提高到現在的18平方米，保障對象也從低保家庭擴大到低保邊緣家庭、特困職工家庭、人均收入1200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以及人均收入17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月收入 低于1350元者明年起可申請保障房。三是做到了“以房等人”、“應保盡保”。截至2010年底，全市已累計籌集廉租房4700套，建設經濟適用房2萬1千多套，建設公共租賃房11萬套，較好地滿足了全市1.1萬多戶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其他城市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鑒。北京市土地儲備整理中心與七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簽訂了總金額為700億-800億元的債權投資計劃，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上海公積金管理中心使用公積金增值資金收購公共租賃住房項目為上海的公租房“儲備庫”。深圳市出臺《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條例》，增設刑罰條款，對弄虛作假申請購買保障性住房增加了進行治安處罰、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成都規定在適當地段的部分新增普通商品住房項目中，按照項目住房建筑面積3-5%的比例配建公共租賃住房，建成后由土地競得人無償移交政府。蘭州鼓勵企事業單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設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房，其供應對象、產權關系可按經濟適用房有關規定進行管理。

二、國外保障房建設與管理的成功經驗

我國保障房的建設與管理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總體上還處于摸索階段，存在著兩個方面的重大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一是保障房建設的資本運營問題；二是保障房分配時的準入、公示、管理、退出四大關節存在的諸多漏洞。因此，歸納和總結國外保障房建設與管理的成功經驗，對完善我國 的保障房建設和管理制度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國外保障房建設與管理的資本運營模式。一是通過立法保證保障房建設的資金來源。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以及新加坡等都曾先后為保障房的資金來源立法（如日本的《供應住宅法》、新加波的《中央公積金法》），確保了各國財政資金在保障房建設和管理上的穩定投入。此外，有些國家的法案中還規定了一些土地、稅收和信貸優惠措施，鼓勵非政府機構投資建設保障房。例如美國的《國民住宅法》規定，政府要為私營機構提供低息貸款，鼓勵他們投資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公寓住宅。目前，美國有近三分之一的廉租房項目由房地產開發商投資建設而成。在日本和澳大利亞，保障房的建設主要由非營利性機構主導完成，政府會為其提供土地、貸款和稅收等優惠政策，讓中低收入人群享受到基本等于成本價的房屋。

二是以住房抵押貸款為核心的金融信貸支持模式。此模式主要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意大利等發達國家。例如，為了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美國政府采取了以住房抵押貸款為核心的金融信貸支持政策，成為美國公共住房社會保障的核心。

三是住房儲蓄模式。一種是合同儲蓄，即借貸雙方通過契約合同籌集住房資金。在該制度下，潛在的購房者與政府指定的機構訂立資金存貸合同，并按合同的約定日期定期到 指定機構儲蓄一定的錢款，當儲蓄達到一定的時間和金額后便自動取得從該指定機構獲得相應住房抵押貸款的權利。另一種是強制儲蓄。該模式的特征是政府憑借國家的權威和信用，通過法律和行政規定等手段強制要求企業和職工將職工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存入指定機構，然后該機構再以優惠貸款的方式支持職工的住房消費。典型的代表國家為新加坡。

（二）國外保障房準入、監管及退出的管理經驗。準入機制。國外普遍設置了嚴格的申請條件，申請人按照規定填寫各種文件和證明后等待抽簽結果。新加坡對違規申請保障性住房者施以高達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6個月的監禁，甚至兩者兼施。

監管機制。法國對租住廉租房人群的收入狀況每三年普查一遍，對那些收入已超過保障線的住戶予以清退。此外，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并配備足夠數量的監管人員也是進行有效監管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例如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僅有600多萬人口的城市，但從事保障性住房的監管人員就多達8000多人。

退出機制。英國有一種由政府直接投資建設的“共有產權”性質的保障性住房，其供應對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購買者可以先取得房屋的部分產權，沒有取得產權的部分以繳納租金的形式支付，在收入增加以后必須買下整套住房。日 本的公營住宅（廉租房），專門機構會對其租戶的年收入進行嚴格核定，當年收入連續三年超過規定標準時，要累進計算房租，年收入超標后連續租住五年則必須買下所租住的公營住宅。

三、國內外保障房建設與管理對我市的啟示

（一）加快保障房建設與管理的相關立法工作。縱觀發達國家，無不非常重視保障房建設與管理的立法工作。這是從源頭上保證保障房建設與管理有效執行的根本途徑。建議我市參照廈門、深圳的做法，將我市業已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善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見》上升為《珠海市住房保障條例》，從法規的高度規定保障房覆蓋對象、保障房的構成、政府職責、保障房分配、監督機制與問責處罰機制，以及保障房監管機構和監管隊伍等內容，并將保障房建設與管理列入黨政領導干部職責考核。

（二）建立健全多渠道的住房保障資金籌措體系。保障房的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且具有較低的利潤率，建議我市一方面要利用立法手段和財稅政策工具，抓緊建立健全規范的住房保障資金籌集方式和融資機制，出臺配套鼓勵扶持政策，吸引各方面資金投入保障房的建設；另一方面要加快創新保障房金融工具，可借鑒新加坡住房公積金制度、日本金融公庫制度、德國合同儲蓄制度、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制度等經驗，利用我市毗鄰港澳優勢，與港澳資本或公益基 金合作設立保障房公募基金、保障房儲備庫、保障性住房投資信托基金（REITs）、保障房地方債券，保障房可轉換基金（針對房地產商）等融資模式，為保障房建設募得足夠資金。

（三）實行保障性住房配建制。

國內外經驗表明，中低收入者全部集中在一棟樓，富人全部集中在一個區域，老百姓會因為住房問題而互相區分和割裂開來，將對社會整合和穩定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我市已選定保障性住房儲備用地28塊，建議將保障房與商品房同步規劃，統一布局與封閉式管理，最大限度地讓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不孤立地生活在一個區域里面，既不產生貧民窟，又方便管理。長遠來看，可參照青島的配建制做法，分散、搭配地建設保障房而不是集中建設保障房小區，尤其是今后對新增建設用地規劃為住宅的，以及舊城區、城中村改造項目，建議按照一定比例實施配建保障房。

（四）加快建立全面動態的保障房管理機制。加快《珠海市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管理辦法》和《珠海市城鎮廉租住房保障辦法》的制定和出臺，實行從租賃補貼到實物配租、配售等所有住房保障方式的全方位管理，同時從準入、監管到退出進行全過程管理。要完善準入退出機制，審核和分配房屋要實行網上公開，接受新聞媒體和人民群眾全過程監督，堅決排除人為干擾，嚴肅查處以權謀私，做到過程和結果公開公平公正。要建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和人員隊 伍，定期對保障房居住人群收入進行核查，核查結果接受群眾監督。要加強管理與技術手段相結合，為中低收入人群建立電子檔案，內容包括戶籍、銀行、就業、保險、稅收、醫療、教育等相聯動的共同信息，并根據變化情況而時時更新，保證信息的準確和真實。

（五）加大對保障房建設管理的專業監督和公共監督。保障房直接關系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建議我市一方面嚴格制定落實保障房質量監管辦法，在設計、建材、施工等各個環節上嚴格把關，對存在的問題、隱患發現一起，整改一起。要對保障房建設實行質量終身責任制，一旦出現質量問題，要徹查、追究責任單位、責任人責任。另一方面，必須加大民間監督，特別是加大媒體監督、網絡監督的作用，使保障房在準入、監管和退出方面得到全方位、全過程的監督，讓保障房“安居工程”真正成為“陽光工程”。

第二篇：保障房建設現狀與發展

自古以來，“安居”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人類的居住需求和房屋價格高企的矛盾日益突出，住房問題成為民生問題的重要方面。我國從1995年開始實施“安居工程”，開始推行保障性住房建設，但是由于保障性住房用地供給不足、建設資金缺乏、地方政府缺乏動力、法律監管空白等原因，雖然歷經十五年，但我國保障性住房發展仍然滯后，人民居住矛盾較為突出。

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和以往“五年計劃”不同，“十二五”計劃重點突出民生，“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成為未來五年房地產市場發展的重要方向。可以預見，我國保障性住房建設將迎來歷史最好時期。

一、我國保障性住房發展歷程和現狀

1、保障性住房的概念

保障性住房是與商品性住房（簡稱商品房）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為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標準、限定價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兩限商品住房、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賃住房構成，具有社會保障性質。

●兩限商品住房

兩限房全稱限房價、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也被稱為“兩限”商品住房。兩限房指經市人民政府批準，在限制套型比例、限定銷售價格的基礎上，以競地價、競房價的方式，招標確定住宅項目開發建設單位，由中標單位按照約定標準建設，按照約定價位面向符合條件的居民銷售的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經濟適用房

經濟適用住房是指已經列入國家計劃，政府以劃撥方式提供土地，免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等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實行稅收優惠政策，以政府指導價出售給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它是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商品住宅，具有經濟性和適用性的特點。

●廉租房

廉租住房是政府或機構擁有，用政府核定的低租金租賃給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對廉租住房沒有產權，是非產權的保障性住房。廉租房戶型設定是以一居室、兩居室為主，建筑面積原則上按一居室套型建筑面積35平方米，兩居室套型建筑面積45平方米，三居室套型建筑面積55平方米。

●公共租賃房

指通過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機構，按照市場租價向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難家庭提供可租賃的住房，同時，政府對承租家庭按月支付相應標準的租房補貼。其目的是解決家庭收入高于享受廉租房標準而又無力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公共租賃住房不是歸個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機構所有，用低于市場價或者承租者承受起的價格向中低收入人群租賃。

2、我國保障性住房發展歷程

階段一：“安居工程”起步階段(1995年-1997年)

1995年1月20日出臺的《國家安居工程實施方案》標志著“安居工程”在我國全面起步，其計劃在原有住房建設規模基礎上，新增安居工程建筑面積1.5億平方米，用五年左右時間完成。安居工程住房直接以成本價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并優先出售給無房戶、危房戶和住房困難戶，在同等條件下優先出售給離退休職工、教師中的住房困難房，不售給高收入家庭。這一階段我國住房的主要模式為集資合作建房和“安居工程”兩種方式，同時實物分房還沒有完全取消。

階段二：保障性住房體系初步確立階段(1998年-2001年)1998年7月3日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標志著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已經全面建立起來。新的住房保障體系主要分三個層次：一是面對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這是救濟性的，基本不需要貧困家庭出錢，完全依靠政府救濟。廉租住房的核定標準是“雙困標準”，即收入和現有住房面積的雙困。二是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經濟適用住房。這是援助性的，即政府貼一部分，個人掏一部分。三是面向中高收入階層的商品房，是完全市場化的。這一階段主要以商品住房的供應為主。

階段三：保障性安居工程全面萎縮階段(2002年-2006年)

2001年底開始，以大連市為代表的部分城市提出了經營城市的理念，以出讓土地獲取政府收入，導致建設經濟適用住房的積極性逐步減弱。從2002年開始，經濟適用住房投資占房地產投資比例大幅下降。2005年更達到了歷史最低點，僅為3%（2005年經濟適用房投資額為519億，同期房地產開發投資15909億元），一些城市甚至停止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

階段四：保障性住房體系重新確立階段(2007年-2009年)

2007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提出了住房保障制度的目標和基本框架，即以城市低收入家庭為對象，進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進和規范經濟適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戶區、舊住宅區改造力度，力爭到“十一五”（2006-2010年）期末，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意見》中要求城市新審批、新開工的住房建設，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積所占比重，必須達到開發建設總面積的70%以上；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設用地的供應量不得低于居住用地供應總量的70%。

2008年底,國務院提出爭取用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住房及棚戶區改造問題。計劃2009年到2011年，全國平均每年新增130萬套經濟適用住房。到2011年年底，基本解決747萬戶現有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

2009年國家制定保障性住房發展規劃，計劃2009年到2011年解決750萬戶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和240萬戶棚戶區居民的住房問題。

階段五：保障性住房體系逐步完善階段(2010年-2015年)

2010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要求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設用地供應總量的70%，并優先保證供應；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地區，要大幅度增加公共租賃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限價商品住房供應；確保完成2010年建設保障性住房300萬套、各類棚戶區改造住房280萬套的工作任務，我國保障性住房體系已經逐步趨于完善。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計劃每年新建保障性住宅500萬套，力爭還清3000套保障性住房的歷史欠賬。

3、我國保障性住房發展現狀及問題

保障性住房發展緩慢，銷售量占普通住宅的比重逐年下降

1998年我國確立了新的住房體系，共分為三類：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2004年之后，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迅速，商品住宅銷售面積逐年提高，但是經濟適用房的銷售面積增長緩慢，占普通商品住房銷售面積的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我國經適房銷售面積3760萬平方米，占普通住宅銷售面積的23%（普通住宅銷售面積16570萬平方米）。而2009年，我國經濟適用房銷售面積3012萬平方米，占普通住宅銷售面積的4%（普通住宅銷售面積85294萬平方米）。

保障性住房資金投入規模不斷加大，但其占住宅投資比重明顯下降 1998年以來,隨著保障性住房體系在我國逐步確立，國家不斷加大對保障性住房的投資建設力度，特別是2007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經濟適用住房投資額不斷增長，年增長率保持在15%以上。但是與其他住宅項目投資額相比，政府對其資金投入力度明顯不足，自1998年到2009年，經濟適用住房投資額占住宅投資總額的比重從13.0%降至4.4%。

安居工程進展緩慢，項目施工趕不上投資增長速度

2008年中央財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81.9億元，2009年保障性住房支出達到550.56億元，2010年又安排住房保障支出992.58億元。但是投資額不斷增長的同時，新開工面積及竣工套數增長卻相對緩慢。2007年以來，我國經濟適用住房新開工面積及竣工套數年增長率基本保持在15%以下，新開工面積2009年出現負增長。

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嚴重不足，供應結構不盡合理

供給嚴重不足是我國保障性住房最大的現實問題。各省市地區均把商品住房用地作為主要的供給對象，而保障性住房用地在計劃目標中占比就嚴重不足，完成率則均較低，保障性住房項目的建設情況也就可想而知。

數據說明：本完成率數據是根據國土資源部及各地國土資源局正式公布的供地計劃和實際供應的經濟適用房用地、廉租房用地及部分中地價位中小套型（劃撥出讓）整理而來，僅供參考，后期或做調整。分析內容以此數據為前提。

僅從2010年的全國住房用地供應計劃來看，廉租房用地計劃供應總量占供地計劃總量的4%，經濟適用房用地占比為9%，20%為棚改房用地，商品住房用地（包括中小套型）卻占據了整個供地計劃的67%。對于解決大中城市中低收入者居住問題意義重大的廉租住房只有4%的份額，加上經濟適用房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總量也不過占計劃供地總量的13%。在新政波瀾壯闊的2010年的供地計劃尚且如此，以往的供地結構自然不言而喻。

公共租賃房嚴重缺失，難以實現“應保盡保”

目前我國保障性住房提供的對象主要是擁有本地戶籍的中低收入者，而非本地常住人口中的中低收入者，這個問題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尤其突出。這與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一脈相承，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根源，但是卻也成為了增加社會不公平的因素之一，不利于社會公平、穩定和經濟長遠健康發展。

二、我國保障性住房發展緩慢原因分析

1、政府因素

過度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率，忽視保障性住房建設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核心理論指導下，GDP的高速增長成為政績考核最重要的指標。帶動了50余個相關行業發展的房地產行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GDP增速由2007年的13%下降至2008年的9%。在此背景下，為了完成“保八”目標，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包括為房地產行業松綁等。在天量投資、銀根放松、購買優惠的前提下，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93713萬平方米，同比增長42.1%，商品房銷售額43995億元，同比增長75.5%，均創下歷史新高，而經濟適用房建設各項指標均在2009年創下四年來的最低點。2009年經濟適用房完成投資額增速、施工面積增速和新開工面積增速分別為17%、3%和-5%，遠低于2006年的34%、16%和25%。顯然，在追求經濟利益增長的前提下，保障性住房這種不能帶來直接經濟利益的投資顯然不被政府所接受。

2、制度因素

保障性住房體系建立缺乏法律保障，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計劃難以完成成為常態 我國雖然有一系列關于保障性住房的相關政策，但是卻沒有專門或相關法律對于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供給、項目的審批、項目建設和銷售標準等等問題予以明確的規范，這就為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問題上的嚴重缺位和尋租行為提供了理由。

特別是在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上缺乏最基本的法律保障，從而導致計劃是計劃，供應是供應，保障性住房用地完成率偏低成為常態。我們認為，加強保障性住房的法律建設是保障我國住房保障體系健康發展的前提。

3、財政因素

土地出讓金是補充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地方政府缺乏供應保障性住房用地的動力

不合理的財稅體系使得地方政府每年都面臨巨大的財政缺口，而不納入財政范圍的土地出讓金自然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

不難看出，土地出讓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2007年，地方政府財政赤字14766.67億元，當年土地出讓金收入12000億元，土地出讓金占地方政府財政赤字的比例高達81%。保障性住房用地大多是采取劃撥和協議的出讓方式，難以或較少產生政府收益，在財政本就緊張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對于不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投資行為自然缺乏動力，甚至十分抵制，這也就是各級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問題上嚴重缺位的原因所在。

三、國內外保障性住房模式的成功經驗

1、新加坡保障性住房制度

層次分明、全面覆蓋式的保障性住房政策

作為一個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型國家，新加坡一直將為本國居民提供合理的住房并保持住房價格的基本穩定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最為典型的政策，當屬“居者有其屋”計劃，按收入水平將居民區分為不同的收入階層，并為其提供相應的購房政策。具體來說，即凡月收入800新元以下的家庭可以租用公共組屋，也可以購買，購屋首付款僅為房價款總額的5%，其余的95%可以申請貸款，期限可長達25年，每月可使用公積金還款；月收入4000新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家庭可以申請購買公共組屋，首付款為全款額的20%，余額同樣可以申請貸款，并可以用公積金在20-25年的還款期內還清。月收入4000新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則必須按照市場價格購買商品住房。1964年開始實施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實施至今，新加坡已經興建了100多萬套公共組屋，使得全國84%的人口在其中安居，這種全面覆蓋式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使得新加坡成為世界上住房問題解決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

在抑制投機、穩定房價方面，新加坡則有一套嚴格的法律制度予以約束。如購買組屋后，屋主在1年之內不得將房屋整體出租；購屋期限在5年以內的，不允許轉讓或者用于商業經營；另外，屋主出售購買時間不足1年的組屋將會面臨高額的房產稅；在申請組屋時，居民必須提供詳實的資料，如發現弄虛作假的行為，申請人將面臨高達5000新元的罰款或6個月的監禁，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投機行為的發生以及由此導致的房價飛漲。

評價：新加坡國土面積、人口數量都很小，便于信息的統計、核實與管理。因此，全面覆蓋性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及其相關規定能夠得到有效的落實。雖然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施行非常成功，但鑒于其國情的特殊性，因此這種政策并不具有普適性。

2、美國保障性住房制度

全面的立法保障和發達的金融體系作為支撐

美國是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而保障性住房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其政策特點在于全面的立法保障和發達的金融體系作為支撐。首先，為解決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美國政府先后頒布了諸如《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國民住宅法》、《住房與城市發展法》等多項法律，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租金的公共住房、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息購房和建房貸款、提供租房和住房補貼等政策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其次，發達的金融體系使得房地產抵押貸款及其證券化大行其道，為居民自建住房和購房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

評價：美國是典型的經濟發達的地廣人稀的國家，且土地私有化，這就使得自建房屋成為可能，這也成為美國房屋自有率極高的原因之一。我國實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且人口大多集中于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自建房屋的政策無法得到推廣，但是美國全面的立法保障體系和金融服務體系卻值得借鑒。

3、法國保障性住房制度

法律強制與市場化運作并行

法國的保障性住房政策鮮明的體現在其獨具特色的法律規定上，即規定任何開發商在開發住宅項目時，其中必須有20%的面積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并為之提供日常的管理和維護，這就在法律的高度上保證了保障性住房的市場供給；同時通過政府專門機構的全面市場化運作，為保障性住房提供行政組織和管理保障。

評價：法國的法律硬性規定為保障性住房的供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杜絕了貧富分區現象的發生；全面的市場化運作杜絕了腐敗現象和尋租行為，同時提高了保障性住房工程的建設效率，也降低了背上英國式的公共住房財政包袱的風險（英國由于政府出資建設的保障性住房比重過大，使得英國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并不得不于1936年和1980年進行了兩次住房改革，以期將盡可能多的公共住房轉變為私有）。

4、香港保障性住房制度 租售并舉的保障性住房模式

香港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分為兩個方面，即租房和購房兩個方面。

租房方面，根據家庭的人口數量和收入水平制定相應的租房價格，并對租房資格予以嚴格限制。具體規定為：單身月收入4600元以下、兩口之家月收入7600元以下、三口之家月收入9500元以下、四口之家月收入20000元以下的可以租住公房。人均租房面積5.5平方米以下的，租金占該家庭收入的15%；人均租房面積達到7平方米的，租金占該家庭收入的18.5%；公屋的平均租金水平相當于市場平均水平的30%。

住房方面，針對中低收入者，政府無償提供土地建造住房，并以市價的60%-70%的價格出售給購房者，并由房屋委員會提供貸款擔保，同時對購房者的產權予以嚴格限制：購房時間在5年以內的屋主不得私自出售其住房，只能以原價出售給房屋委員會；5-10年的，也只能參照當時的市價轉售給房屋委員會；10年以上的，屋主可以將住房公開出售，但要把45%-55%的增值額交給房屋委員會。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保障性住房的投機行為的發生。

評價：租售雙軌制為香港提供了占市場總額40%以上的保障性住房，這部分保障性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同時也給商品住房留出了足夠的市場份額和發展空間，即實現了在充分保障的基礎上充分發展了房地產業，具有極高的參考和借鑒意義。

5、重慶保障性住房制度典型的雙軌制

不同于香港的租售雙軌制，重慶模式的“雙軌制”鮮明地體現在大力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并在保障房的分配上實行寬進嚴出，同時放寬對于商品房的管制。公租屋住滿五年后，才可以購買下來，而且賣掉的話也只能用經濟適用房價格賣給政府，這就從源頭上杜絕了投機行為。而對于商品房管制的放寬，使得房地產市場的運行更加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并繼續帶動相關行業和本地區經濟的發展，可謂一舉兩得。

四、我國保障性住房建設建議

1、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的相關法律體系，為保障性住房工程提供全面而有力的法律保障。

2、因地制宜，在住房壓力較大的地區推行“重慶模式”，保證保障性住房的供給，同時也給房地產行業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和利潤空間。

3、完善信息化建設，杜絕保障性住房申請中的弄虛作假行為。

4、改善財稅體制，減少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同時將土地出讓金納入財政體系，杜絕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

5、一線大城市應大力發展公共租賃房，緩解外來人員住房壓力，實現“應保盡保”。

6、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從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為投資、消費和出口等多方面共同推動經濟發展。

（一）保障房建設進展現狀

2011年第一季度，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大范圍受挫，保障房開發貸款一枝獨秀。一季度，人民幣房地產開發貸款新增1678億元，余額同比增長17.0%，比上年末回落6.5個百分點，其中，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新增651億元，比年初增長40.1%，高出同期房地產開發貸款增速34.8個百分點。其中北京、江蘇等省市的保障房貸款占據了新增房地產開發貸款的半壁江山，以公共租賃房模式著稱的重慶，其一季度保障房貸款余額首次突破了300億。

2011年我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任務高達1000萬套，在政府政策的監督和鼓勵下，各地保障房建設開工情況良好。根據住建部數據，截至5月初，全國大部分省市保障性住房開工率在20%以上，超過2010年同期，一些進展比較快的省份開工率達到了30%以上。例如，河北省開工13.1萬套，占全年任務的37.4%；湖北省開工8.28萬套，占到全年任務的23%，安徽省新開工11萬套，占全年計劃任務的30%；海南省已開工4.09萬套，占今年計劃任務的30.8%。目前看來，年我國保障房開工速度和開工率都超過了2010年同期，預計8-10月份將成為開工高潮，10月底有望實現絕大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項目開工。

（二）所面臨的問題

1、制度問題

隨著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的推進，未來幾年我國保障房將進入分配高峰期。中低收入家庭、進城農民工、大學畢業生、棚戶區住戶和農村危房戶等住房困難群體，將根據其住房困難程度和經濟承受能力，陸續享受到相應的住房保障，分配機制的公平、合理逐漸受到更多關注。目前保障房分配過程中存在瞞報、虛報、假報等不合理現象，百萬富翁、公務員造假材料申請保障房福利的案例屢屢被曝光，出于對保障房數年后可以上市交易的看好，不少人試圖以較低成本申請保障房，再轉手倒賣以獲得高額利潤??一系列現象凸顯了相關法規制定、監管的空白和無力，保障房進入、退出審核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保障房建設難以有效推進，地方政府不積極是主要因素。多年來，我國保障房建設雷聲大雨點小，由于保障性住房利潤微薄，在當下土地和房地產市場暴利的吸引下，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開發商，保障性住房都沒有足夠的激勵，消極應付。為此，需要建立健全問責機制和激勵機制，長期措施與短期措施并舉，讓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設上言行一致，并對在保障性住房建設上弄虛作假的官員實施問責。

2、資金來源

近年來，我國不斷拓寬保障性安居工程資金來源渠道，包括中央財政安排的專項資金、省市縣財政一般預算安排的資金、住房公積金增值凈收益安排的資金、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安排的資金、地方債券安排的資金等，基本形成了多渠道、多層次的財政投入機制。2011年我國計劃建設保障性安居住房1000萬套，據估算，所需投入資金約為1.4萬億元。龐大的資金需求僅僅依靠政府財政投入難以保證工程的可持續性。目前，我國保障房建設可見資金來源為：中央財政撥款1300億元；地方土地出讓金凈收益的10%（最多1350億元）；另外，再加上動用有限的住房公積金增值凈收益。顯然，面對保障房建設所需巨大資金，財政投入只能解決其中一部分，而另一部分需要多方籌集資金，銀行信貸資金是多方籌措中的一個來源。由于保障房項目涉及拆遷、開發、銷售、回籠的全流程，關聯方多，情況復雜、體量巨大、各地實施運作模式差異化明顯，合規性和政策性風險顯著，銀行信貸風險較大。銀行需要與有關政府部門和房地產開發商共同研究有效的資金供應方式。只有把這個問題根本解決，才能把保障房建設落到實處。

3、土地供應

住宅建設關鍵取決于兩大資金和土地兩大因素。只有資金和土地的供應得到長效保證，保障房建設方能持續推進。2011年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對土地供應提出了較大的挑戰。5月12日，國土資源部公布了2011年住房土地供應計劃，計劃供應量達到21.8萬公頃，提高18%。其余各項指標也均有所提升。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計劃供地7.74萬公頃，比2010年實際供地量增加一倍還多，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增供地也將占到住房用地總供應量的三成以上。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各地政府需從增加供地數量、完善供地方式以及科學合理地進行地塊選址等角度精心謀劃。在保障房大舉提速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如果滿足上述保障房用地需求，且不對商品房市場造成擠出效應，需要整體增加土地供應，完善存量土地供應政策，盤活存量土地為保障房用地提供更多增量。

（1）國內保障房建設歷史進程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成為我國房改的助推器，中國房地產第一代改革的大幕拉開。此次住房改革的目的只是政府為了借助住房消費的啟動來拉動經濟增長，并沒有想到、更沒有主動去承擔政府在住房方面必須承擔的公共責任。1998年7月3日，隨著《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的公布實施，福利分房取消，以商品化為標志的中國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啟動。從1997-2007年，中國房地產業每年的增速幾乎都達到同期GDP增速的兩倍以上，極大地拉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

從1999年到2003年四年多的時間里，政策大體維持在一個寬泛的框架內，基本由市場自主調節，而政府最初制定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多層次住宅體系建設在商品房利益的巨大誘惑下逐步被打入“冷宮”，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幾乎談不上。從1998年到2006年的8年間，我國廉租房建設資金投入的總額僅為70多億元，與每年需求500億的資金相去甚遠，全國累計廉租住房實物配租也只有20萬套上下。目前，低保群眾10平方米及以下居住的家庭接近400萬戶，低收入群眾住房困難的全國統計大概有1000萬戶，也就是說有3000多萬人人均住房面積在10平方米以下。

房價飛漲、民怨沸騰最終使得從2005年開始，政府不得不把穩定房價作為政策制訂的出發點，先后頒布了“國八條”和“國六條”的通知，但可惜的是，由于調控措施沒有打中要害，房價飛漲的勢頭反而越演越烈。2007年8月，《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發布，首次明確提出把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工作納入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從此，保障住房建設紛紛提上各級政府的工作計劃和財政支出安排之中。

2009年年末，政府對房地產開始施行以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為核心的密集調控，其關鍵在于讓商品房與保障房并重，滿足不同群體需要特別是安撫底層社會群體的眼前之需。至此，房地產改革的方向，在十年偏行偏走后終于完成糾偏，重回原點。2009年的房地產調控主要目的是糾正單純住房商品化的片面性，轉而啟動住房保障的輪子，讓商品化與保障化雙輪并行，應對不同階層需要，特別是安撫低收入階層、平息民怨。

（2）國外保障房建設經驗總結 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法國、新加坡、香港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保障房建設方面的經驗可以概括為四大方面，一是保障房建設立法先行，二是以政府財政支付為后盾確保資金來源，三是通過金融創新想入社會資金，四是建設供給模式。

立法先行是所有向社會提供大量保障房的國家的最通常舉措。這些國家的保障房立法主要涉及四個方面：一是規定專門機構實施各項住房保障措施，如美國的聯邦平民住房建設局、日本的建設省住宅局、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等。二是規范和引導其他經濟主體在保障房建設和供給上的行為，使其服務于保障房供給的整體目標，如美國通過稅收引導、調節私人資源服務于住房保障。三是確保財政資金的穩定投入。各國會根據自己的財力，立法確保一定比例的財政資金投入到保障房建設中。四是確保分配公正。在保障房分配上公開透明，凡申請保障住房，均張榜公示，出具家庭收入、人口和住房狀況證明。在保障房法制建設中，法律條文會隨著整體居民收入狀況的調整而調整。

以政府的財政支付為后盾，一般來說，主要有以下六種途徑：預算撥款，將保障房支出納入國家財政預算，在預算收支賬目中專門開列保障房支出科目；出售公有土地、公有房屋、出租保障房及附屬商業樓所獲得的資金；物業稅所獲得的收入；住房公積金增值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社會保障和社會捐贈。

通過金融創新引入社會資金：一是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這主要是通過資本市場籌集住房資金，利用住房抵押貸款二級市場(轉讓和證券化)，解決一級市場“存短貸長”的矛盾，控制住房金融機構的風險，穩定經營收益，形成一、二級市場的良性互動，同時形成市場化的風險分擔機制，參與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各方，如原始貸款人、證券發行人、信用增強機構、投資者等共同分擔風險。二是合同儲蓄，即借貸雙方通過契約籌集住房資金。潛在的購房者與指定機構訂立資金存貸合同，并按合同的約定定期到指定機構儲蓄，當儲蓄達到一定的時間和金額后便自動取得從該指定機構獲得相應的住房抵押貸款的權利。三是強制儲蓄。政府憑借國家權威和信用，通過法律和行政規定等強制手段要求企業和職工將職工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存入指定機構，該機構以優惠貸款方式支持職工住房消費。新加坡最為典型，其本質是一種社會保障機制。四是政企合作。政府出土地，企業出錢，共建保障房。其運營模式可以是重整—經營—補貼—轉讓模式、轉移—維護—運營—補貼模式、轉讓—建設—轉讓模式或公共政府部門與民營企業合作模式。

國外保障房供給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直接建房，政府直接建房極大地增加了住房供應，對于解決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問題和平抑房價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住房補貼，各國政府的住房補貼方式可分為面向住房供應方的補貼和面向住房需求方的補貼兩種。前者為住房建設補貼(間接補貼)，后者為房租補貼(直接補貼)。建設補貼主要有兩種：一是開發商的建屋補貼，通過稅收減免，提供開發低息貸款以及財政撥款等方式進行補貼；二是社會出租補貼，承租戶承租社會出租住宅時只需按政府所規定的租金標準支付，租金標準與市場租金的差額由政府直接補助給出租者。目前，多數國家的住房補貼的主要形式是房租補貼。因為租金補貼是一項幫助貧困者獲得既體面又支付得起的更為經濟的措施。三是減免稅收，稅收減免主要包括對住房自有者的住房抵押貸款的利息抵扣所得稅、出租收入免征所得稅以及對自有住房免征財產稅。與房租補貼相比，減免稅政策有一定的負效應，導致了包括歐洲福利國家和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政府更大的財政支出，并加劇了租房者和購房戶之間的不平等。同時，減免稅收雖然能鼓勵住房使用者的住房自有化傾向，卻無法直接刺激住房供應。四是低息貸款，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了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綜合運用財政和金融手段發放低息貸款，貼息由財政部門承擔。通過低息貸款，鼓勵私人投資于低收入家庭公寓住宅，建成后的住房，優惠提供給低收入家庭，以此來增加公共住房的供應量。

第三篇：保障房建設資金管理辦法

保障房建設資金管理辦法

第一條保障房建設資金實行專項管理、分賬核算、專款專用。

第二條保障房建設資金實行項目預算管理。縣、區住房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于每年第三季度根據下保障房建設計劃，編制下保障房建設支出項目預算。

縣、區有關部門根據當地保障房建設計劃，指導住房行政主管部門科學、合理測算保障房建設資金需求，并根據保障房資金來源情況，做好保障房支出項目預算編制工作。

第三條保障房支出項目預算經批準后，縣區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嚴格按照批準的預算執行，原則上不得突破預算。

第四條 新建保障性住房，由縣區保障房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工程合同和進度、以及預算，提出撥款申請，經相關部門審核后，由市建投集中支付。

第五條各級管理部門要加強對保障房建設資金籌集和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對于不按照規定籌集、安排使用和管理保障房建設資金的，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進行處理，并依法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行政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篇：加拿大礦業管理經驗與啟示

加拿大礦業管理經驗與啟示

發布：2010-10-30 加拿大是一個擁有豐富礦產資源的經濟發達國家，礦業管理制度比較完善，其中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一、礦業權管理簡單而透明

加拿大是聯邦制國家，根據加拿大憲法，礦產資源管理權由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分享。聯邦政府負責沿海大陸架的礦產資源的管理和全國鈾礦資源的統一管理，以及印第安保留地、國家公園的公有土地內的礦產資源的管理，省內的礦產資源歸當地省政府管理。

加拿大礦業權的管理權主要屬于省政府。目前，政府對礦業權的管理簡單而透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在探礦權和采礦權的銜接上，很少阻礙，順暢便利。探礦權過渡到采礦權也只需要辦理簡單的登記手續。2）礦業權的轉讓和押抵更加簡單，在這里僅被看作是一種商業行為，多數省份通常不需要政府管理部門批準，只要求轉讓者到登記部門進行變更登記即可。3）對采礦權人的采礦投資能力沒有明確要求。在加拿大，取得采礦權與投資人是否有能力進行開采關系不大。而在實際操作中，大型的礦業公司往往不直接進行風險勘探，而向風險勘探者購買采礦權。

上述做法值得我國借鑒。目前我國的礦業權分割為探礦權和采礦權，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勘探企業在取得探礦權后，找到可供開采的礦產，并不能當然的取得采礦權，只是給予探礦權人以優先采礦權。在實際操作中，探礦權人要取得采礦權還需設立礦山企業并且要達到一定的資質條件。從實踐經驗來看，雖然“優先采礦權”的規定有利于國家對重要礦產實施控制權，但是它也成為了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法律障礙，找到礦產后對于取得采礦權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投資人會認為這里存在巨大的風險，不利于引進外資，搞活市場經濟。在二級轉讓市場的制度上，我國《礦產資源法》規定：“已取得采礦權的礦山企業，因企業合并、分立，與他人合資、合作經營，或者因企業資產出售以及有其他變更企業資產產權的情形而需要變更采礦權主體的，經依法批準可以將采礦權轉讓他人采礦。…… 禁止將探礦權、采礦權倒賣牟利。”這條規定明確規定了礦業權轉讓的前提條件，并且禁止把盈利作為礦業權轉讓的目的。這種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規定不利于礦產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搞活礦業權市場，進而阻礙我國礦產勘查和開發的整個行業的發展。

在加拿大，首先獲取礦權的往往是個人或小礦業公司。小公司由于資金有限，往往只做一些初步的勘探工作，一旦發現礦體，便將礦權轉讓給大的礦業公司。現在，大礦業公司越來越依賴于從小礦業公司收購礦權。政府對礦權轉讓不予干預。礦權轉讓所得一部分是現金，一部分從利潤中分成取得（最高可達50%）。由于礦業權的轉讓可獲得巨大利益的刺激，小公司在礦產勘查方面的投入更加積極。在加拿大，許多小礦業公司正是以轉賣采礦權作為動力，并且利用采礦權轉讓帶來的預期經濟利益在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這一方面降低了礦產勘探的風險，另一方面有利于礦產資源的深度勘探。小公司是1999年加拿大礦產勘查復蘇以來的主要力量，為加拿大的找礦和發現承擔了更多的風險和責任。小公司的勘查和評價費用是在2004年超過大公司的，該項費用從1999年的1.75億加元增長到2007年的19.04億加元。小公司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費用均超過了全國總費用的60%，2007年達到67.3%。目前，加拿大比較流行大礦業公司與小礦業公司組建合資企業，因為這樣大礦業公司可以通過用勘探費抵扣稅前收入達到避稅的目的。

針對我國的《礦產資源法》規定，在實踐中，許多礦業權人通過長期租賃和承包來間接實現轉讓礦業權的盈利的目的。因此該條規定既不利于資源的有效分配，人為地把勘探者的利益和采礦者的利益對立起來，也不利于礦業權流轉制度的深化改革。同時這樣的規定拔高了市場的潛在進入者的門檻，形成了較高的市場進入壁壘。可以理解國家的出發點是對于放開礦業權轉讓帶來的礦業權持有者囤居、哄抬市場的控制，實際上此種擔心大可不必，因為市場自身會平衡交易價格，使得礦業權的價值理性回歸。

對此提出建議，應當對上述有關的《礦產資源法》規定進行重新修訂，簡化礦業權審批程序，提高地質礦產行政主管機關的辦事效率，從多方面促進礦業權市場高效運轉，更好的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作用；明確賦予探礦權人在發現礦產資源后就直接取得采礦權的法律地位，由地礦主管部門給其頒發“采礦證”，以證明其持有采礦權，并且允許“采礦證”的流轉，但必須明確的是有采礦權并不必然就能直接開采，要開采還必須符合相應法律規定的條件；取消礦業權流轉不得牟利的規定。

二、制度完善的礦業資本市場保障礦業開發資金的供給

加拿大資本市場制度完善，管理規范，準入和監管規定嚴格。目前加拿大擁有全球最主要和最成功的礦業資本市場，其核心是多倫多證券交易所（TSX），這里是全球礦業上市公司最集中的地方（見表1），2007年多倫多股票交易所主板和創業板上市的礦業公司為1314家，超過全球礦業上市礦業公司50%。2007年新增礦業公司64家（不包括3 個反向收購（RTO）和15個礦業合格交易（QT）），股票融資共計91億加元，列全球第一位。這里的礦業融資超過世界其他地方。全球礦業股票融資總量的45%和礦產勘查資金的20％來自加拿大證券交易市場。成功的礦業融資大大地促進了加拿大的礦業發展。在世界其他地方對于找礦勘查這種高風險工作的融資是有較大難度的，但是在加拿大該項融資就相對方便得多。尤以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為代表。在加拿大，小公司一般進行礦業資源的勘探，一旦找到具有經濟開發價值的礦床后，或者以較高的價格賣給大公司去開發，或者作為股本與大公司聯合開發。而礦產勘探的高投入和高風險性又決定了勘探資金的最好來源是股市。因此，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注重為“草根勘探”籌集資金，通過創業板塊對創業階段的小公司從事礦產資源的風險勘探提供資金支持。公司上市，實際的經營業績或者現實的開發項目并不是必需的條件，只要它具有一支由高素質的地質專家、勘探專家和管理人員組成的勘探隊伍，能讓人相信它們完全有能力找到有價值的礦產，就會順利地籌集到勘探所需要的資金。在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大多是小型的礦產資源性公司。小公司在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的支持下，可以逐步發展壯大而成為可以到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大公司，從而宣布從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畢業”。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有力地支持了加拿大礦業的發展，尤其是礦產資源的勘探。

加拿大還有許多風險投資基金，許多加拿大人除了支付養老基金外，還將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購買風險投資基金，再由這些基金投資于高風險的證券市場，這些投資基金為礦業公司融資提供了大量資金。

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礦產資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我國已有2/3的金屬礦山呈現老化，保有儲量嚴重不足，許多礦山資源枯竭、后備資源接替基地匱乏，企業生產陷入困境，經濟效益大幅度下滑。前不久的一項調查統計結果顯示：2010年前后將是我國大中型礦山關閉的高峰期，屆時全國25種主要金屬礦產大中型礦山的數量將從目前的415座減少到188座。解決我國后備礦產資源已成當務之急。其中重要措施之一是加大礦產資源的接替勘查投入，這是我國礦產資源形勢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雖然近些年來我國礦產勘查投入已經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與實際需求相比仍顯不足。2006年我國的非油氣礦產勘查投入占其開發總投入的26%，與加拿大的30%仍有差距（2005年數據）。因此應當加大對礦產勘查的支持力度，特別是應當大力鼓勵民間投資，其中的重要渠道是證券市場，加拿大在這方面有著成功的經驗并給了我們以下幾點啟示：

1）盡快建立我國的礦產勘查風險資本市場

我國雖然已經建有深圳和上海兩個證券市場以及深圳中小企業板市場，有1000多家企業在此上市，但是直到目前還沒有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礦產資源勘查公司。有關部門應當完善證券市場管理系統，為我國的礦產勘查公司上市提供便利。同時應當進一步完善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礦產勘查、開發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通過完善法制，加快修改《礦產資源法》及其配套法規，推進礦權的合理流轉，建立真正的礦產勘查風險資本市場，形成礦產勘查多元化投資渠道。要配合金融管理監督機構，重點研究解決探礦權、采礦權上市準入問題和探礦權、采礦權上市的評估問題，鼓勵礦產勘查、開發投資多元化，增強投資者對投資預期收益的信心，提高整個產業的競爭力；為股民購買勘查上市公司的資本股權提供便利。

2）到多倫多證券市場創業板上市

在目前我國證券市場上礦產勘查公司還難以上市的情況下，我國的勘查公司應當設法到多倫多證券市場創業板上市，利用這里的資金在我國進行礦產勘查工作。多倫多證券交易所是一個國際化的證券市場，世界任何地方的公司，只要你有好的項目，證券公司有人愿為你推薦擔保，都可以在這里申請上市。

3）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督管理和信息披露

由于礦產勘查是一項風險非常高的工作，因此對勘查公司的資質要求就更高。對其活動和相關的信息披露要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進行監督。制定信息披露的強制性規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方式等，以保障公平和公正，防止欺騙行為發生，使股民得到應有的保護。

4）發展專門的投資機構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已經有許多企業或個人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其中有相當部分由于找不到好項目而閑滯在手中，而我國的礦產勘查又急需資金投入。根據加拿大的經驗，除完善證券市場外，還需要大力發展專門的投資機構（投資基金），它主要從事礦業融資業務，其責任是在投資者和礦業公司之間建立紐帶，幫助礦產勘查公司快速高效地找到融資對象。

三、實施稅收鼓勵政策支持礦產勘探與開發

加拿大是世界礦業大國，多年來其礦業勘查與開發投資居世界前列（2007年礦產勘查與礦床評介支出28.3億加元，比上一年增長48.2%，居世界首位）。這與加拿大政府多年來實施的稅收鼓勵政策分不開。在加拿大從事礦業活動，可享受聯邦和省區政府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使得投資者的稅率和應稅收入大為降低，從而有效降低風險，保障礦業投資人的正常獲利。具體說來，聯邦和省的稅收鼓勵在所得稅上有：資源補貼，勘查開發稅收減免、加速折舊，全部通過股票等。

在計算聯邦所得稅時，所有的勘查和開采的成本可按一定比例進行扣除。可減免的風險投資稅費取決于可覺察的風險程度和政府鼓勵投資的類型。如砂、礫石、泥炭和石灰石等普通礦產工業被認為是低風險的，不予以減免稅費；對新礦床的勘查投入被認為是高風險投入，予以鼓勵，減免率通常為投入當年的100％；在礦山投產進行生產后的投入被認為是低風險的，每年的減免稅率通常為30％。

加拿大目前實行對新建礦山加速折舊的優惠政策，加速折舊的對象包括：建筑物及其他建筑設施（位于礦山以外的辦公樓除外）；采礦機械設備和選礦設備；為礦山運行提供動力的電廠和變電站；直接為礦山生產服務的交通設施。此外，加拿大還對部分礦產的開發實行損耗補貼。損耗概念只適用于層狀工業礦床的所得稅，層狀礦床被認為是可貶值的資產。按照補貼條文，這種損耗可以在稅收中折扣。這類礦床主要有：賤金屬和貴金屬礦床；煤礦；瀝青砂礦和瀝青頁巖礦；管理機構規定的一些礦床。1976年后，規定了一種計算所得收入時的折扣－－資源補貼。資源折扣一般為資源利潤的25％。在加拿大對國外金屬礦石進行初始加工的收入可以納入采礦收入以便獲得損耗折扣，但不能納入資源利潤以獲得資源補貼。這種收入不可作為制造和加工減稅。

2003年以來，加拿大政府在礦業稅收方面制定了一些新的鼓勵措施，包括把能源業的公司稅率從28％降至21％（2003年至2007年）；分階段給予能源業補貼（2003年至2007年）等。

此外，2000年10月19日，聯邦政府引入15%不可償還的稅收抵免（該項稅收減免是針對個人購買“全部通過股票”(FTS)的），當時規定到2004年有效，2003年政府規定該政策延期到2005年底。2004年政府宣布該政策再次延期到2006年底。這種減稅加上現有的可以從所得稅中的聯邦部分100%扣除合格的勘探費用，相當于勘探費用136.7%的扣減。這種稅收鼓勵政策是通過允許公司把未使用的所得稅扣除優惠轉移給投資者，即全部通過股票是允許向公司提供勘查資金的個人投資者(購買全部通過股票的個人)從其個人收入中100%地扣除其投資(即這部分收入不須交個人所得稅)，因此，它是為高風險的礦產勘查籌資的一種重要方式。“全部通過股票”機制促進了勘探業的融資。這種優惠是多年來加拿大礦業稅制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只是不同時期出現的形式不同，包括執行的時間、抵免的比例、資金使用的范圍（勘查對象）。

對于全部通過股票，除聯邦政府給予的稅收抵免政策外，一些省政府也有相應稅收鼓勵政策。其中魁北克省為FTS進行稅收抵免的比例最大，其次是育空地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安大略省、薩斯喀徹溫省。這項政策對草根勘查非常有利。

2001年薩斯喀徹溫提出一項臨時政策，對合格的公司可抵免10%的勘查費用，僅限于本省的金剛石和鈾礦勘探。2002年9月，該省又宣布一項為期6年共計1260萬美元的礦產勘探鼓勵計劃；2002年8月，魁北克省宣布了一項針對礦產資源開發的，全部通過股票(FTS)稅收抵免政策，到2007年有效，大小公司可允許60%的勘探費用進行稅收抵免；同年育空地區也允許25%的勘探費用進行稅收抵免。該項政策到2005年3月31日有效；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礦產勘探稅收抵免為20%，僅限于草根勘查的融資。該項政策原計劃執行到2005年12月31日。2005年該省政府又提出將該政策延期10年，即執行到2015年。該項政策被認為是加拿大礦產勘探稅收抵免計劃中最好之一。

目前在我國礦產勘查投入仍顯不足，特別是固體勘查投入，嚴重滯后于國民經濟對資源快速增長的需求，是造成當前我國礦產資源供應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為改變這一現狀，可以引入加拿大的稅收鼓勵政策，通過實施減稅和免稅對礦產勘查活動給予支持。

四、礦山安全管理

加拿大是世界上礦山事故發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在加拿大，無論聯邦政府還是省政府都十分重視礦山安全，保持礦山安全和勞動力健康是政府礦業管理的首要職責。歸納起來可以學習加拿大的三方面經驗：

1.制定相關法律。根據加拿大憲法，礦山安全和勞動力健康主要是省政府的責任。聯邦政府在國家層次上也發揮重要作用。聯邦政府也制定有相應的法律，在聯邦政府的煤炭礦山職業安全和健康法規中，就詳細規定了所有與煤炭礦山安全與健康相關的各項問題，包括技術標準、操作規則和程序等，為省就礦山安全與健康方面的立法奠定了參考的基礎。

由于礦山安全管理責任主要在省政府，因此各省均制定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多由勞工、行業和政府三方起草法津）。例如礦業大省安大略省1990年修訂的《職業安全與健康法》對非煤礦山安全問題做出了全面細致的規定。產煤大省阿爾伯塔省1980年修訂的《煤礦安全法規》在煤礦安全方面做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制定出法律由執法部門嚴格執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為保持礦山安全與勞動力健康所采取的做法是：（l）嚴格的安全檢查和法律執行；（2）喚起全社會的安全意識；（3）建立可接受的最低標準；(4)明確礦山管理者履行職責的責任等。

2.常設礦山安全檢查機構；在加拿大主要的礦業省，如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馬尼托巴省，為規范礦山安全檢查制度，都成立了檢察官辦公室，每年定期發表檢查報告。

3.建立三方委員會制度

三方委員會是指有政府、企業和職工三方分別選出一定數額的代表，組成委員會，對相關事項進行協商解決。是市場經濟國家經過多年實踐而得出的基本經驗，能有效處理勞資糾紛、緩和各方矛盾沖突和化解社會難題。三方委員會制度的主要特征：1）礦工對自身的待遇、福利問題擁有獨立的發言權。礦工拒絕冒險作業的權利并受到全面的保護。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形同虛設。2）礦主也有權申明自己的觀點，為自己的利益進行陳述。3）政府通過聽取礦工和礦主的意見，制定恰當的安全法律法規、政策和措施，公平的保障各方利益。

加拿大通過健康與安全委員會這個平臺來完善安全管理。大多數省的立法規定員工人數20人以上（有些省要求10人以上）的企業都要成立這一委員會。其成員一半來自雇主，一半來自雇員。委員會主要履行下列職責：進行安全檢查、參與事故調查和受理安全狀況投訴。若發現工作場所有潛在危險，委員會可立即要求停止工作，展開調查并要求徹底整改，待問題解決后方可復工。

我國目前的礦山安全形勢不容樂觀，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由于我國礦山開采技術相對落后，裝備水平低；同時，礦業開采秩序混亂，非法采礦屢禁不止，亂采濫挖給國有礦山的安全生產造成了巨大威脅，導致大量礦山災害(隱患)積聚、開采環境惡化，礦山災害性事故呈上升趨勢，而且各類可導致礦山災害事故的潛在隱患增多，已嚴重影響我國非煤礦山的安全生產。我國非煤礦山特別是眾多的小礦山，安全生產條件差，每年因事故死亡人數在世界上最高，全國非煤礦山每年安全事故死亡人數僅次于交通事故和煤礦安全事故，在各行業中位居第三位。安全生產形勢相當嚴峻，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嚴重制約了我國礦山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礦山安全管理落后是我國礦山安全狀況惡化的主要原因。根據不完全統計，礦山事故原因有80%是由于管理不科學而造成的。因此要改變我國礦山安全的落后面貌，首先應當提高我們的管理水平。應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同時要嚴格執法，設礦山安全檢查機構，定期發表檢查報告。建立三方委員會制度，使礦工也能夠參與礦山安全的監管活動。

五、建立完善的礦山土地復墾制度

礦山土地復墾是加拿大政府推行礦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側重點。為此，各省均制定有相關的法律，例如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相關的法律有礦山法、環境評價法、廢料管理法和水管理法等。安大略省礦業法中有專門與礦山恢復有關的章節，其中第七章是1991年進行礦業法修改時特別新增的章節。此章節規定，所有生產和新建礦山必須提交礦山閉坑階段將要采取的恢復治理措施和步驟的恢復治理計劃。

通常情況下，礦業公司在加拿大申請采礦權時，必須同時提供礦區環境評估報告和礦山閉坑復墾環境恢復方案，包括閉坑、復墾及后續的處理或監督費用的估計及實施計劃。由政府環境、資源等有關主管部門共同組織專家論證，舉行各種類型的聽證會，凡是對此有關系或感興趣的公民都可以參加。環境評價報告和復墾方案通過后，公司必須嚴格執行。環境評價階段往往要占用公司幾個月甚至三、五年時間。礦山閉坑復墾也耗資巨大。為保證復墾方案得以落實，各省礦業法中通常都規定礦山經營者從取得第一筆礦產品銷售款開始，就要提取復墾基金或保證金。保證金可以交給政府，或交給保險公司，也可以存進銀行。較早的時候公司一般將錢交給政府主管部門，但目前常用的辦法是交給第三者(銀行或復墾公司)，閉坑后由政府監督，復墾公司用這筆錢完成治理。由保險公司將復墾作為一種產業來辦，也正在進行嘗試。在加拿大，閉坑復墾并不一定要求恢復原貌，而是因地制宜，有的把山夷平后改造成公園，原居民可回遷，有的露天大礦坑，可以建成水庫或魚池。總的要求是不能低于原有的生態水平。

由于復墾是一項長期且費用較高的投入，對部分礦山來講，很難按計劃實施，因此，往往采取多種方式進行：

1）現金支付：按單位產量收費，積累資金，經營結束后返回；

2）資產抵押：礦山用未在別處抵押的資產進行復墾資金的抵押；

3）信用證：銀行代表采礦公司把信用證簽發給國家機構的買方并保證它們之間合同的履行；

4）債券：采礦公司以購買保險的形式，由債券公司提供債券給復墾管理部門；

5）法人擔保：由財政排名高過一定程度的法人擔保或信用好的公司自我擔保。

目前我國各種人為因素造成破壞廢棄的土地約1333萬公頃（2億畝）左右，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0%以上，其中僅采礦破壞的土地面積就達600萬公頃（9000萬畝）。目前我國的復墾率僅為12%，與加拿大的50%以上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為改變這一現狀，首先應當加強土地復墾的法制體系建設。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礦山土地復墾法律，這與我國的資源環境戰略以及土地復墾的形勢和任務不相適應。國務院1988年12月第19號令頒布了《土地復墾法規》，以法規的形式對土地復墾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雖然明確規定了由于開發資源造成的土地破壞必須進行復墾，并實行“誰破壞，誰復墾”的原則。但是關于復墾人員的權利義務規定得不明確，對于復墾后的土地產生的利益歸屬也規定得不明確。很多企業本身已經是負債或者微利經營，很難進行復墾工作，而現在的土地復墾基金大多來源于企業的基建、稅收等渠道，從而導致復墾資金短缺，復墾工作很難進行。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礦產資源法》和《環境保護法》等法律中雖然都有土地復墾方面的規定，但仍有很多原則性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如新中國建立之前和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礦山開采破壞的土地和無法尋找礦主破壞的土地如何復墾并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首先要盡快建立相應的法律體系，使礦山土地復墾有法可依。其次應當盡快建立復墾保證金制度，確保土地復墾有充足的資金來源。針對歷史遺留下來的土地復墾問題，則通過建立廢棄礦山復墾基金加以解決。

六、推動地方社區參與礦業活動，促進當地礦業開發的和諧發展

礦業開發與地方社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只要進行負責任的管理，礦產開發活動就會對地方社區，特別是邊遠地方的社區的社會和經濟福利做出有價值的貢獻。要實現礦業的和諧發展需要與各有關方面和利益團體一起工作以解決與土地和資源使用有關的問題，增加他們對經濟活動的參與，確保自然資源開發的利益均等分享。加拿大政府在此方面的做法比較有效。以加拿大土著居民地區為例，這些居民在礦業開發方面有著特殊的利益，因為他們常常居住在開采礦產的地方。加拿大政府通過制定的礦產和金屬政策，鼓勵土著社區和工業界的合作。現有的礦山和將要上馬的礦山項目，針對附近的土著社區，要幫助它們及早了解這些項目可能給這些社區帶來的潛在機會和利益。還要進行統計工作，以幫助政府、土著社區和工業界更好地了解土著居民參與礦業項目機會和障礙以及工業界參與土著社區發展的機會和障礙。

政府的政策是要加強少數民族組織對當地礦山開發監管的參與程度。特別是在加拿大北方地區，這里是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在礦業開發中為確保當地人的利益，政府要求開發方要與當地土著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簽署相關協議。以此加強少數民族組織對當地礦山開發監管的參與程度。例如目前加拿大的金剛石開采活動主要集中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兩個正在開發中的金剛石礦山都簽署了相應的協定。加拿大Diavik 金剛石礦山環境協定規定了設立一個咨詢委員會及相關的條款和條件。該咨詢委員會的任務有： 1)確保土著人民和受影響社區能夠參與培訓和監督方案以及傳統知識的設計及其他研究； 2)讓土著人民在評估和執行環境監督計劃中發揮有益作用。同樣，對于Ekati金剛石礦山，開發商與4個當地土著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簽署了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和執行議定書。該議定書規定了共同努力建立一監督機構的辦法。

七、制定主管部門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是加拿大礦產資源的聯邦政府主管部門，該部于1997年制定并正式發布了首輪可持續發展戰略，每隔三年升級一次，目前已經發布了第四輪可持續發展戰略。這一系列戰略有效地指導和規劃了該部門的可持續發展工作，為加拿大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做出了重要貢獻。加拿大自然資源部是加聯邦政府中第一個將可持續發展戰略（SDS）作為其使命的部門，是第一個用環境政策指導其工作的部門之一，是應對可持續發展挑戰和機遇的領導者。該部于1997年制定并正式發布了首輪可持續發展戰略———《保護我們的資產，確保未來安全》，其戰略重點是將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與本部門的目標結合統一起來，并建立一個共同的執行柜架。在此基礎上，2001年又發布了第二輪可持續發展戰略———《現在和為了未來》，其戰略重點是限時達到目標和采取的相應行動。兩個戰略為將來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04年，自然資源部又發布了第三輪可持續發展戰略———《繼續前進》。該戰略的主要特征是明確了目前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所要達到的目標和要采取的行動。

在這些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中針對當時可持續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及實現目標的具體措施，以2004年的第三輪戰略報告為例，報告針對當時的問題，明確了2004-2006年間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4 大主要目標和將采取的相應行動：1）加拿大人在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出更科學的決策；2）讓加拿大人行動起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3）使加拿大成為全球公認的負責的自然資源管理者和推進國際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領導者。4）自然資源部在其工作中履行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2007年加拿大自然資源部發布了第四輪可持續發展報告：《可持續發展戰略2007-2009年收獲成果》。本輪戰略是在前三輪戰略的基礎上總結歸納和多方咨詢而編制的。新戰略制定了三大目標：1）確保加拿大自然資源部門為提高加拿大的經濟競爭力和推進積極的社會和環境成果做出貢獻。2）提高加拿大在世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領導地位。3）將經濟、環境和社會考慮的問題結合到部門決策和不斷的工作改進之中。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通過部門的政策、計劃、科學和技術、法律法規及部門的工作來應對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機遇和挑戰的關鍵工具，每年自然資源部還須向加拿大國會匯報在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承諾的進展。

自然資源部可持續發展戰略每三年制定一次，三年一個周期以確保戰略實施中的監督和修正，這是一個不斷改進的過程，通過這些實踐，自然資源部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并不斷取得進步，每期發展戰略結束后便發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最終進展報告，其主要目的是向國內外展示該部門的行動對推動加拿大可持續發展做出的貢獻。作為該部對戰略執行的透明和不斷改進的承諾的一部分，該部每年還在部門網站上公布戰略階段的執行情況。

自然資源部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執行中還有一些配套的部門政策和戰略性文件用以指導下屬一些部門的可持續發展工作，如加拿大政府的礦產和金屬的可持續發展政策等。加拿大政府礦產和金屬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從1996年開始實施。該政策認識到礦產開發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不能全部被當代人消耗掉。由于礦山項目壽命長及在反復使用過程中礦產和金屬仍保持它們自然屬性的原因，目前在人力和有形資本方面的投資不僅使當代人受益而且也使后代人受益。加拿大礦產和金屬政策包括五項主要原則：1）生產壽命周期管理；2）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3）安全使用；4）科學和技術；5）回收利用。

早在80 年代末加拿大政府就已提出礦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政策。此后又進行若干次修訂和完善，使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內涵更適應本國的需要。加拿大政府為實現礦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6 大任務是：1）在聯邦政府就有關礦產工業的決策中完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2）確保加拿大礦業在開放和自由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框架下的國際競爭能力；3）在國際級的層次上，通過與其它國家、礦權擁有者和各類機構等建立伙伴關系進一步完善礦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4）在推動礦物和金屬及其產品的安全使用上建立加拿大的全球領導地位；5）推動土著人參與礦產資源有關的活動；6）在增強工業競爭能力和環境改善方面，提供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的框架。

加拿大的上述做法給了我們以下啟示：

1.我國自然資源和管部門也應當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

面對當前的環境污染，特別是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發展問題一直是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1992年聯合國召開的環發大會，以可持續發展理論作為指導方針，制定了持續發展的21世紀議程，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重視，也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考慮本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其中許多國家相繼制定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有的已制定了本國的《21世紀議程》。中國政府也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積極倡導者和實施者，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繼1992年環發大會后，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聯合了國務院50多個部委，300多位專家，在世界上第一個拿出了《中國21世紀議程》。它既是中國政府對1992年環發大會的承諾，也表明了中國在解決環境與發展問題上的決心和信心，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但與加拿大相比較，我們的自然資源主管部門還沒有一個系統和完整的部門可持續發展戰略。目前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需求快速增長，并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為緩解這一矛盾，實現自然資源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制定一個系統的部門可持續發展戰略十分必要。

2.提高環境質量和加強可持續發展管理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核心目標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集中于兩點：一是環境質量（清潔空氣、清潔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二是可持續發展管理（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可持續的自然資源開發和利用、可持續發展的管理），這也應當成為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核心目標。我們在開發和利用礦產資源的同時，必須注重對環境資源的保護。

3.制定配套政策支持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的一些配套的部門政策和戰略性文件（如國家森林戰略，加拿大政府的礦產和金屬政策等）有效地支持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該部目前正在制定“加拿大自然資源政策柜架”，用以指導該部門將來的可持續發展工作。我國自然資源管理部門也應當制定行業性的政策和規劃，如能源和礦產資源政策、土地資源管理政策、規劃等，用以指導下屬部門的可持續發展工作。

總之，加拿大的礦業管理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許多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經驗，我們可以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學習和借鑒。

第五篇：保障房建設關鍵在地方

保障房建設關鍵在地方 《瞭望新聞周刊》 2010039期作者/本文總字數：1038字

文/唐敏

近日，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公報提供數據顯示，截至8月末，全國保障性住房已開工220萬套，占全年計劃的75%；各類棚戶區改造開工190萬套，占全年計劃的65%。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完成投資4700億元。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會上強調，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要使住房保障體系建立起來并長期運轉下去，“這就需要建立健全財稅、投融資、土地供應和租金水平、戶型面積、市政配套、準入退出等機制和標準，把公共租賃住房、廉租住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落到實處。”

作為調控房價重要手段的保障房建設，從縱向來看，今年的投資建設規模遠遠超過往年；但橫向來看，即使計劃的580萬套足額出齊，對全國而言也無異于“杯水車薪”。要以“杯水”澆滅“熊熊燃燒”的市場需求，困難不言而喻。

對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可謂重之又重，6月份以來，相關領導和部門進行了密集調研，連續召開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工作座談會。但從地方的實際執行情況來看，如果資金投入不能有效解決，今年的計劃最后仍有可能打折扣。

以北京為例，目前供應保障性住房用地1123公頃，完成今年計劃供地的90%。從投資來看，實現保障性住房投資214億元，僅完成計劃投資的53%。事實上，在8月召開的常州座談會上，資金投入問題幾乎是各地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設面臨的共同難題。

資金難題，表面上是現行財政體制下，面對如此巨額公共投入和土地財政減少的“雙重壓力”下，地方政府財力“捉襟見肘”的體現；實質是，地方政府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意愿不強烈。讓地方政府在土地建設商品房和建設保障性住房之間作出選擇的話，沒有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動力是不足的。正因為此，常州座談會特別強調了地方政府是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責任主體。

下一步，就要看這些主體如何堅守責任，破解資金投入瓶頸。從國家層面來看，按照規定，需要通過財政撥款解決地方的部分廉租住房保障資金。今年以來，作為試點，國家允許部分城市公積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下一步將逐漸探索房地產信托等方式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

對地方政府來說，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在平衡保障房建設與解決城市建設資金難題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因倚重土地所產生的“爭地”矛盾。同時，真正確保土地出讓金凈收益的10%、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等用于廉租房建設。更重要的是，要創新思路，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通過多種方式引導社會資金參與保障性住房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