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城鄉二元

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制度改革現狀及其問題

“要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力度，著力加強對現代農業的支持，著力加強對農民增收的支持，著力加強對農村建設的支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胡錦濤

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表現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征非常明顯，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交通系統、郵電通信、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城鄉之間資源分配不對等；而農村人口遠多于城市等。

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危害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得我國農村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城市發展水平，從而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快速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阻礙了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進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危害主要有：

1.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農產品市場難以擴張，農業生產難以持續增長，農民增收困難，進而造成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差距擴大。

2.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眾多的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限制了生產要素的流通，阻礙農業產業化進程，并使鄉鎮企業的產業升級和資產重組受到制約。3.由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落后也影響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村經濟的落后導致農村消費水平的低下，影響了城鎮化的推進和城市的發展。

4.不僅如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帶來城鄉資源配置的不公平，造成城鄉之間眾多方面的不平等。例如農村居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造成了就業機會的不平等，而就業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農村居民生活的不平等、就業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

5.城鄉之間的二元化不僅阻礙了國家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及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也造成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貧富之間、干群之間及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相關配套制度供給嚴重失衡

現代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社會二元結構的本質是制度性的。我國的二元經濟不僅是歷史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鄉制度的具體差異包括許多方面：戶籍制度、糧食供給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其核心差異大致表現為：

1.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傳統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鄉對立的格局，嚴重阻礙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非農化轉移，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村勞動力資源因此不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合理流動，實現優化組合。

2.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不平衡。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保障。目前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處于分割狀態，農村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工作薄弱，廣大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農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殘、因病返貧的問題在貧困地區十分突出。

后的各種利益，把隱藏在戶口之后的勞動、人事、工資、物價、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等諸多制度與戶口脫鉤。只要存在各類公共產品方面“補貼”的落差，就會有門檻，將戶籍這個大門檻取消了，其他部門仍會花更大的成本造出更多小門檻來。有專家指出：“弱化乃至最終消滅戶籍制度的關鍵，就在于盡快縮小不同城市間和城鄉間的經濟落差，促進人口的均質化。”

2.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首先，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仍過低，保障能力較為脆弱。其次，農村社保具體制度設計中存在較多主要問題，如新農合的制度設計實行自愿參加，以收定支的原則，而在現實實踐中，貧困的農民或者對政府不信任的農民無能力或者不愿加入農村合作醫療，導致這部分農民無法受益。而且，我國目前社會保障統籌次基本限制為縣（市）一級，統籌層次過低，而稅費改革后,原本就處于“吃飯財政”狀態的縣鄉兩級財政實力進一步削弱,村級集體經濟趨于瓦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又相當有限,致使原由鄉鎮統籌和村級集體經濟負擔的部分五保戶和其他一些農村貧困對象失去了救濟保障。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情況更為嚴重,一些符合五保政策的對象,因財政下撥資金有限而被擋在五保門外,未能實現應保盡保。

3.農村教育制度。農村教育發展仍較為薄弱，難以實現均衡發展和高水平、高質量提高；農村教育的投入仍然過少，高中段教育普及困難；城鄉之間、校際之間的幫扶工作開展緩慢，發展不平衡現象有繼續拉大的趨勢；稅費改革之后，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保障機制尚未建立，與發展現代化教育的需求不相適應，農村教師工資發放標準不統一，來源不穩定；農民工就業培訓沒能很好的落實開展等。

4.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現行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限制了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沒有很好地保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抑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業的發展、農村消費市場的形成。而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由于缺乏明確的政策和法律規定，多數地方農村土地流轉處于自發、分散、無序狀態。二是有些地方在鄉村集體組織的流轉中，忽視承包農戶土地流轉收益主體地位，截留、挪用農村土地流轉收益，與民爭利，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三是有些地方存在著借農村土地流轉，繞過國家有關法規，大量占用耕地，改變農村土地農業用途（包括：未批先用、少批多占、以租代征；強行征地、補償偏低、拖欠補償等）。綜上所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危害重重，如果不能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我國全面發展、全面小康都是空談。然而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個長期的艱巨任務。改革中必然會遇到眾多阻力和困難，甚至會出現曲折、反復。就我個人看法，總的來說，改革的問題終歸是工農產品價格存在剪刀差這一基礎性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這一問題無法解決，真正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是不可能實現的。當前我國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的直接舉措是提高糧食收購價，適當上漲糧食及農副產品價格。此舉不僅可以最直接地縮小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達致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目標；而且充分體現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讓農民通過擴大種養面積，增加糧食產量來獲得更多收益。當然，這種措施不能一直使用，一樣會出現問題。所以探索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途徑，仍然任重而道遠。

第二篇：新形勢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

新形勢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闡述：“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城市、鄉村以及二者關系是世界近現代乃至當代的重大社會課題之一，我國的城鄉關系發展也歷經了漫長的道路，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關系進入了新形勢下的發展探索，城鄉間的互通與流動逐年加大，隨著人口基數的增長，城市和鄉村大量勞動力的出入往返，給城鄉發展帶來了新挑戰和新機遇，同時對于社會公共事物的管理，對于國家政府對城鄉關系的掌控，以及相關政策法規的研發制訂，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一、城鄉二元結構內涵

城市和鄉村是構成社會兩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城鄉二元結構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產物，自城市產生后，城鄉關系便隨之而產生。城鄉關系是廣泛存在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普遍聯系與互動關系，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階級關系等諸多因素在城市和鄉村兩者關系的集中反映。

馬克思提出了未來社會消除城鄉對立、實現城鄉融合的一些論述和構想，主要包括：城鄉對立說、城鄉對立的消失、“城鄉融合”概念、重視生產力發展在消除城鄉對立中的作用、重視城市和城市化的積極作用。這些城鄉關系發展理論也將指導我國城鄉關系的發展走向，非常值得借鑒和思考。

二、我國城鄉關系的發展

建國后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城鄉關系發展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變。在建國初,城市與農村區分明顯,由于傳統思想觀念和社會安全問題，人們不隨意離開自己所居住的地區。文革后,在毛主席的號召下，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活動開始,大量城市居民離開自己的家鄉,來到偏遠的農村,使得農村人口急劇上升,相對應的,城市人口大量減少，特別是上海,四川等地。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隨著政策的調整和改革開放大環境影響下城鄉關系與時俱進的發展,大量知青開始返城,這一“回流”現象造成了我國建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社會生產結構和社會分工發生了分化和改變，90年代后半期開始,農村里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這批人陸續前往東南沿海等發達城市打工賺錢,并由此出現了農民工、農民潮等概念,至此,第三次的人口流動宣告開始，這也導致了一系列城鄉發展的新問題，比如：城市人口過多，社會負擔過重，農村勞動力不足，“人去村空”的現象時有發生，在城市里，隨著農民工的定居和轉移，也衍生了大量的問題，例如農民工居住問題，工資拖欠問題，安全隱患問題，留守兒童問題，社會安全隱患問題等等。這一切，造成了城鄉關系發展的遲滯。三、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城鄉發展的啟示

黨和國家領導人全面認清新形勢下我國“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問題。在我國過去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即將走到盡頭，所形成新的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完善的形勢下，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詳細的給出了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新方法、新創造、新道路。

城市是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試驗田，而農村則成為新世紀、新階段，帶動我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另一架馬車，我們將努力營造好城鄉經濟一體化割據，創造二馬騰飛的新局面。

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是黨的十八大作出的戰略部署。在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認識城鄉發展所出現的問題和不足，既而黨的十七大首次強調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十八大又對城鄉發展一體化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探討。這不僅是對統籌城鄉發展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還是對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提出的方向和目標。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城鄉關系一體化格局將成為我國解決社會問題、帶動經濟穩定增長，促進綜合國力提高，徹底改變“農村真難，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復興大計。這條道路也準確反映了我國城鄉關系的階段性特征，進一步彰顯了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關鍵在農村的發展，因此必須高度解決好“三農”問題，在順應農村深刻發展變化的同時，要鞏固和發展農村的大好形勢，實現農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強化農業的基礎地位。我們必須抓住我國在農村體制改革過程中取得的重要經驗，保持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局，以農村經濟的全面繁榮為目標，加快農村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高舉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大旗，繁榮農村經濟，穩定農民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繼續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發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推進農業產業化調整，進一步調動農民積極性、挖掘農業自身潛力、激發農村發展活力、提高農民自身創業積極性。加快構建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為農村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加大公共財政向“三農”投資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切實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放在農村，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力度，充分發揮城市的帶動功能，推動城鄉產業協調和融合，促進城市資金、人才、技術、信息等要素向農村流動，推進城市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在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中統籌產業發展，大力加強農業基礎建設，在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統籌城鄉建設，著力推動農村繁榮。

城鄉關系的發展問題是我國一直持續關注的社會重大問題之一，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我們將大力破除不良因素，全面營造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格局，為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人民生活的富足，特別是農業的繁榮、農村的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實現而努力奮斗！

第三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

城鄉結合經濟意義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

提高農民收入、協調社會發展

定義

農村與城市生產和生活之間的不對稱的組織形式和社會存在形式

目錄 基本簡介

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應是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基礎上走農村城市化道路，實現城鄉良性互動，逐步減少農村人口，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城鎮人口，轉變生產增長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第一產業結構，促進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村整體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根本出路。

農村經濟建設和其他方面的建設是相輔相成的，根本途徑在于發展經濟，同時，基礎設施需要進一步完善，此外，居民的觀念亟待更新。戰略調整 為解決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即現有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要全面提升農產品品質、優化區域和城鄉結構，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解決當前農產品賣難和農民增收難的問題，而且要立足于農業的長遠發展。與食品消費結構多元化、高級化趨勢相適應，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糧為主和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產業結構，向多元化、高級化的現代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產業化，通過一體化的利益機制，把貿工農連為一體，可以形成“龍頭”在城鎮、“龍身”在農村的“龍形”經濟，這無疑又有利于促進城市化的發展。要使農民收入繼續有較快的增長，必須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擴大農產品市場容量及農業經營規模，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增加農民收入。應逐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機會平等。農村經濟

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繁榮農村經濟。要架起農戶和市場之間的橋梁，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帶來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如何和大市場連接的問題。農業產業化經營將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連接起來，因而是將農民和市場連接起來的有效途徑。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農民面對的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我國果品、蔬菜等園藝產品和畜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優勢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衛生檢疫等綠色壁壘。提高農產品質量是我國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前提。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必須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小城鎮和大中小城市是一個體系，必須協調發展，并要促進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的結合，加快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

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在微觀層面上要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鎮）化這“三化”來完成城鄉生產方式一體化、生活方式一體化、市場體系一體化，“三化”中農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觀層面，要通過國家逐步改變對城鄉的二元宏觀政策，實現城鄉平等的一體化宏觀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使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要件”走向城鄉一體化，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最終建立和完善。制度創新 要消除城鄉差別，糾正城鄉失衡，不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制度不公和失當的問題，也要進行制度創新，解決制度無力和失效問題。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從目前來看，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必須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實現政策的統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須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加快城鎮化進程，在城市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農業人口，可按當地規定在就業地或居住地登記戶籍，并依法享有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承擔應盡的義務；推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實施稅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在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牧業稅；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只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不再負擔其他任何稅費；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改革農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城鄉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過改革，消除造成城鄉隔離、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性障礙，實現城鄉之間資金、技術、物資、人才、信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奠定基礎。必須致力于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支持和保護的力度，實現社會的公正。當前尤其應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特別是增加國家對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支出，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就必須振興農村，對農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設不僅要有助于實現城鄉經濟上的融合，也要求實現和保障農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權的基礎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礎，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經濟意義

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關系提高農民收入、協調社會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舉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1）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后，只有根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統籌，才能明確財政體制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方向，使較多的資金投向農村教育、衛生、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使城鄉居民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條件更為平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更為牢固。（3）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利于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不斷改善，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有利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4）城鄉分割消除后，生產要素的流動順暢了，這同樣有利于城鄉企業的資產重組，從而可以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關閉、合并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之一。只有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問題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8億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國的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我們黨歷來重視“三農”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仍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必須更加注重加快農村發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農村社會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一）首先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去認識改革和完善那些導致其產生并存在的有關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供給機制，進行制度創新。

（1）徹底取消現有的一切導致二元社會結構產生的各項規章制度，如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分割的教育體系、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這樣在清除了這些人為地導致二元社會結構存在的障礙，就為城鄉社會結構的一體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從制度上改變工農產品定價的“剪刀差”傾向，加大財政支農、金融支農的力度，擴大國家和各級財政對農村的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人，強化農村有形市場的建設，并將之納人國家統一大市場之中，支持農村各種要素市場發育、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要加強資金、技術、人才等農村發展所緊缺的生產要素市場的快速發展，以盡快將農村的要素和產品市場都納人國家統一的大市場之中。

（3）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農業剩余的轉移載體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論中，它沒有考慮農業剩余轉移到現代部門的機制。這對于同時包含著制度變遷的中國經濟的結構轉變來說，顯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場機制本身處于不斷的完善之中也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因此，農業剩余在中國不僅要靠市場，還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轉移到現代部門。其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農業剩余的轉移起到重要的影響。

（4）創建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土地流轉制度，從制度上為農村的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經營奠定基礎。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約束之一，也是農地拋荒、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勢在必行。

（5）農村稅費改革必須標本兼治，堅決貫徹執行并從制度上保證，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完善相關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簡機構，裁減超編人員，壓縮經費，從根本上控制“經費需求”。同時要規范政府行為，做到權力與部門利益徹底分離。二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否則，我們推廣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最終也難以走出“黃宗羲定律”下。

（二）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彌補城鄉市場差異；增強農民的購買力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農產品產量、質量，農村非農產業等對農民增收均構成了制約，因此，要著手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農業結構調整，切實促進農民增收。一要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實現農產品由低質多量到高質適量的轉化；二要調整農產品區域種植結構，實現農產品區域種植從無分工到有分工的轉化；三要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使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等各環節中從種植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業；四要調整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比例結構，改變農業初級產品占多數、占主導的局面，實現農業初級產品到加工產品的的飛躍，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五要調整農產品市場結構，實現農民不參與流通、農商分離、由政府主導農產品流通到向由農民自己主導并參與市場流通的轉化；并積極進行組織創新，創建新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中介組織，推動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減少市場風險，構建連接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橋梁和中介，保護農民的利益。六要調整農村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比例結構以及第二產業內部比例結構，改變農產品加工、運銷等落后的局面，通過內涵和外延性的結構擴張，使農業形成結構層次多樣，具有一定規模特點的現代農業結構。進而，通過產業擴張，也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調整，使農民從有限的土地上，從單純的生產環節中分離出去。

（三）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大力培育農民的現代意識，從意識形態上消除二元結構，幫助農民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

“教育是一個人獲得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⑾通過教育灌輸社會要求，提高個人認知水平，使農民認識、理解和掌握社會的規范，并內化為個人意識，這是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最直接的途徑。要消除意識形態的二元結構，教育重點應放在下面幾方面：

（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培育求知意識。學校教育是形成現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與人的意識水平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較能夠接受新的東西，包括新的觀念、新的行為模式。愚昧從來都是與保守、惰性聯系在一起的，而知識常與進取、求變的心理相互促動。

（2）加強WTO知識教育，培育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規則意識。作為一個國際經貿組織，WTO本身就是一個規則體系，它的權威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規則體現出來的，它的宗旨、原則、規則無不貫穿著開放競爭的觀念，但作為WTO的新成員，中國大多數人對WTO都比較陌生，文化素質相對低下的農民更是如此。因此，在農民中進行WTO知識的宣傳教育，也就成了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幫助中國農民了解WTO對中國的要求，幫助農民正確分析形勢，正視自己的優劣，揚長避短，沉著應對，樹立開放、競爭、規則意識，消除城鄉意識二元結構，積極參與市場的競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3）加強市場經濟知識的教育，培育市場意識。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了解程度和參與能力，特別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封閉性與大市場開放性的矛盾，常使沒有市場意識的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讓他們了解市場經濟對農民的要求，從而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學合理的推進城市化進程，是我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

我國承受著數量越來越多而素質較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巨大壓力，而城市吸納能力有限，因此，必須重新審定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方針與發展道路。我們認為，我國城市化模式應采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城鄉結合 所謂“城鄉結合”，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既不能僅僅是職業非農化的鄉村就地轉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賴城市來吸收的異地轉移，而應從城鄉兩方面共同努力，把“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結合起來，在條件成熟時，將“離土不離鄉”的人口轉化為“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上下結合”是城市建設投資和發展動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國家投資與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資、集體投資、外資和個人投資等結合起來。“大中小結合”是指在城市規模等級上，要發揮各級城市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發展大中城市和發展小城鎮對立起來。城市化的基本動力和作用機制是市場化機制，既通過市場的引導，通過產業的積聚和擴散功能來實現。在上述各項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進行科學規劃和加強引導，把城市化的立足點在于國民經濟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政府管理面臨著挑戰，轉變管理模式成為城市化能否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農民遷徙而來的“城市人”行為的二元性，也是現階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務具有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混合特征。社會出現分化，新的矛盾和沖突隨之產生。面對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事務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既不能簡單沿用農業社會的傳統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現代城市為特征的工業社會管理模式。

為適應城市化進程中社會關系的新格局，有序推進城市化建設，政府需要探索一種適合轉型期特點的管理模式，不僅需要行之有效的適合城市化時期的“科學管理”模式，轉變政府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決策、管理方式及各項規章制度；同時，需要形成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即以倫理關系為基礎，注重對“非正式組織”的管理，用倫理的價值管理手段協調城市化過程中的特殊事務，進而形成“科學管理”和非科學的“倫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傳統與現代的紐帶，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必須用科學管理模式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沖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城市事務中大量的問題是與農業社會共生的問題，對此，政府管理存在著“控制盲區”。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協調和處理“非正式組織”中的矛盾，理順轉型期城市內部的利益結構和關系。

第四篇：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應是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基礎上走農村城市化道路，實現城鄉良性互動，逐步減少農村人口，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城鎮人口，轉變生產增長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第一產業結構，促進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村整體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根本出路。

(1)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

為解決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即現有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要全面提升農產品品質、優化區域和城鄉結構，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解決當前農產品賣難和農民增收難的問題，而且要立足于農業的長遠發展。與食品消費結構多元化、高級化趨勢相適應，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糧為主和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產業結構，向多元化、高級化的現代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產業化，通過一體化的利益機制，把貿工農連為一體，可以形成“龍頭”在城鎮、“龍身”在農村的“龍形”經濟，這無疑又有利于促進城市化的發展。要使農民收入繼續有較快的增長，必須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擴大農產品市場容量及農業經營規模，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增加農民收。應逐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機會平等。

(2)繁榮農村經濟

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繁榮農村經濟。要架起農戶和市場之間的橋梁，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帶來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如何和大市場連接的問題。農業產業化經營將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連接起來，因而是將農民和市場連接起來的有效途徑。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農民面對的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我國果品、蔬菜等園藝產品和畜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優勢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衛生檢疫等綠色壁壘。提高農產品質量是我國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前提。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必須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小城鎮和大中小城市是一個體系，必須協調發展，并要促進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的結合，加快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

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在微觀層面上要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鎮）化這“三化”來完成城鄉生產方式一體化、生活方式一體化、市場體系一體化，“三化”中農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觀層面，要通過國家逐步改變對城鄉的二元宏觀政策，實現城鄉平等的一體化宏觀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使市場經濟

體制的“組成要件”走向城鄉一體化，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最終建立和完善。

(3)致力于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

要消除城鄉差別，糾正城鄉失衡，不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制度不公和失當的問題，也要進行制度創新，解決制度無力和失效問題。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從目前來看，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必須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實現政策的統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須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加快城鎮化進程，在城市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農業人口，可按當地規定在就業地或居住地登記戶籍，并依法享有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承擔應盡的義務；推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實施稅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在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牧業稅；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只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不再負擔其他任何稅費；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改革農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城鄉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過改革，消除造成城鄉隔離、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性障礙，實現城鄉之間資金、技術、物資、人才、信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奠定基礎。必須致力于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支持和保護的力度，實現社會的公正。當前尤其應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特別是增加國家對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支出，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就必須振興農村，對農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設不僅要有助于實現城鄉經濟上的融合，也要求實現和保障農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權的基礎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礎，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3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何重要經濟意義？

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關系提高農民收入、協調社會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舉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后，只有根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統籌，才能明確財政體制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方向，使較多的資金投向農村教育、衛生、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使城鄉居民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條件更為平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更為牢固。（3）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利于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不斷改善，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有利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4）城鄉分割

消除后，生產要素的流動順暢了，這同樣有利于城鄉企業的資產重組，從而可以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關閉、合并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之

一。只有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8億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國的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我們黨歷來重視“三農”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仍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必須更加注重加快農村發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農村社會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一）首先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去認識改革和完善那些導致其產生并存在的有關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供給機制，進行制度創新。

（1）徹底取消現有的一切導致二元社會結構產生的各項規章制度，如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分割的教育體系、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這樣在清除了這些人為地導致二元社會結構存在的障礙，就為城鄉社會結構的一體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從制度上改變工農產品定價的“剪刀差”傾向，加大財政支農、金融支農的力度，擴大國家和各級財政對農村的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人，強化農村有形市場的建設，并將之納人國家統一大市場之中，支持農村各種要素市場發育、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要加強資金、技術、人才等農村發展所緊缺的生產要素市場的快速發展，以盡快將農村的要素和產品市場都納人國家統一的大市場之中。

（3）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農業剩余的轉移載體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論中，它沒有考慮農業剩余轉移到現代部門的機制。這對于同時包含著制度變遷的中國經濟的結構轉變來說，顯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場機制本身處于不斷的完善之中也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因此，農業剩余在中國不僅要靠市場，還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轉移到現代部門。其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農業剩余的轉移起到重要的影響。

（4）創建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土地流轉制度，從制度上為農村的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經營奠定基礎。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約束之一，也是農地拋荒、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勢在必行。

（5）農村稅費改革必須標本兼治，堅決貫徹執行并從制度上保證，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完善相關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簡機構，裁減超編人員，壓縮經費，從根本上控制“經費需求”。同時要規范政府行為，做到權力與部門利益徹底分離。二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否則，我們推廣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最終也難以走出“黃宗羲定律”下。

（二）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彌補城鄉市場差異；增強農民的購買力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農產品產量、質量，農村非農產業等對農民增收均構成了制約，因此，要著手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農業結構調整，切實促進農民增收。一要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實現農產品由低質多量到高質適量的轉化；二要調整農產品區域種植結構，實現農產品區域種植從無分工到有分工的轉化；三要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使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等各環節中從種植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業；四要調整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比例結構，改變農業初級產品占多數、占主導的局面，實現農業初級產品到加工產品的的飛躍，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五要調整農產品市場結構，實現農民不參與流通、農商分離、由政府主導農產品流通到向由農民自己主導并參與市場流通的轉化；并積極進行組織創新，創建新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中介組織，推動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減少市場風險，構建連接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橋梁和中介，保護農民的利益。六要調整農村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比例結構以及第二產業內部比例結構，改變農產品加工、運銷等落后的局面，通過內涵和外延性的結構擴張，使農業形成結構層次多樣，具有一定規模特點的現代農業結構。進而，通過產業擴張，也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調整，使農民從有限的土地上，從單純的生產環節中分離出去。

（三）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大力培育農民的現代意識，從意識形態上消除二元結構，幫助農民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

“教育是一個人獲得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⑾通過教育灌輸社會要求，提高個人認知水平，使農民認識、理解和掌握社會的規范，并內化為個人意識，這是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最直接的途徑。要消除意識形態的二元結構，教育重點應放在下面幾方面：

（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培育求知意識。學校教育是形成現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與人的意識水平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較能夠接受新的東西，包括新的觀念、新的行為模式。愚昧從來都是與保守、惰性聯系在一起的，而知識常與進取、求變的心理相互促動。

（2）加強WTO知識教育，培育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規則意識。作為一個國際經貿組織，WTO本身就是一個規則體系，它的權威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規則體現出來的，它的宗旨、原則、規則無不貫穿著開放競爭的觀念，但作為WTO的新成員，中國大多數人對WTO都比較陌生，文化素質相對低下的農民更是如此。因此，在農民中進行WTO知識的宣傳教育，也就成了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幫助中國農民了解WTO對中國的要求，幫助農民正確分析形勢，正視自己的優劣，揚長避短，沉著應對，樹立開放、競爭、規則意識，消除城鄉意識二元結構，積極參與市場的競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3）加強市場經濟知識的教育，培育市場意識。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了解程度和參與能力，特別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封閉性與大市場開放性的矛盾，常使沒有市場意識的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讓他們了解市場經濟對農民的要求，從而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學合理的推進城市化進程，是我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

我國承受著數量越來越多而素質較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巨大壓力，而城市吸納能力有限，因此，必須重新審定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方針與發展道路。我們認為，我國城市化模式應采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所謂“城鄉結合”，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既不能僅僅是職業非農化的鄉村就地轉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賴城市來吸收的異地轉移，而應從城鄉兩方面共同努力，把“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結合起來，在條件成熟時，將“離土不離鄉”的人口轉化為“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上下結合”是城市建設投資和發展動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國家投資與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資、集體投資、外資和個人投資等結合起來。“大中小結合”是指在城市規模等級上，要發揮各級城市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發展大中城市和發展小城鎮對立起來。

城市化的基本動力和作用機制是市場化機制，既通過市場的引導，通過產業的積聚和擴散功能來實現。在上述各項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進行科學規劃和加強引導，把城市化的立足點在于國民經濟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政府管理面臨著挑戰，轉變管理模式成為城市化能否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農民遷徙而來的“城市人”行為的二元性，也是現階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務具有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混合特征。社會出現分化，新的矛盾和沖突隨之產生。面對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事務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既不能簡單沿用農業社會的傳統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現代城市為特征的工業社會管理模式。

為適應城市化進程中社會關系的新格局，有序推進城市化建設，政府需要探索一種適合轉型期特點的管理模式，不僅需要行之有效的適合城市化時期的“科學管理”模式，轉變政府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決策、管理方式及各項規章制度；同時，需要形成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即以倫理關系為基礎，注重對“非正式組織”的管理，用倫理的價值管理手段協調城市化過程中的特殊事務，進而形成“科學管理”和非科學的“倫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傳統與現代的紐帶，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必須用科學管理模式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沖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城市事務中大量的問題是與農業社會共生的問題，對此，政府管理存在著“控制盲區”。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協調和處理“非正式組織”中的矛盾，理順轉型期城市內部的利益結構和關系。

第五篇：關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的分析

關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的分析

摘要： 我過經濟發展不均衡導致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的構成因素有：城鄉之間的戶籍壁壘、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和城鄉兩部分居民被分成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城鄉二元結構有很多危害，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是我們的黨務之急。

關鍵字：城鄉，二元結構，分析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一．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背景

中國2000年來的封建等級制度早已導致了二元結構的存在。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國家的主要矛盾成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我國社會注意建設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注意現代化，并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發面和環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與進步，而改革開放的措施是：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點我們國家做到了，因此而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我國出現嚴重的城鄉二元結構。

二．二元結構的構成因素

在今年的1-9月，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522元，同比增長10.3%，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8845，同比增長13.7%。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為30年來最大，絕對差距達近萬元。

城鄉二元化不但表現在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上，還表現在城鄉之間的戶籍壁壘、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和城鄉兩部分居民被分成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i等方面。我過法律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以嚴格限制農村

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該條例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最基本的流動和遷徙自由卻在這個使用“公民”概念的《條例》中被剝奪了。在改革以后，開始允許農民進入城市經商或打工，但農村居民仍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權利，而是實行暫住證制度。暫住證制度既可以看作是這種城鄉壁壘存在的標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這種壁壘的一種措施。

改革前中國社會中的資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場來進行配置的。在實行這種再分配的時候，在城鄉之間實行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設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是由國家財政投入的。而農村中的教育和基礎設施，國家的投入則相當有限，有相當一部分要由農民自己來負擔。在改革前，農村中小學的相當一部分開支要由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來負擔。民辦教師的報酬，也要由農民來承擔。改革以來，這種情況不僅沒有好轉，而且進一步地惡化了。目前，國家每年幾百億元的教育經費幾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學校的一切開支經費是由國家財政撥款的。1985年以前，國家財政每年還有對農村每個中學生31．5元、小學生22．5元的教育撥款。1985年國家取消了這筆財政撥款，改由農民自籌經費辦教育，鄉村兩級教育經費由農民上交教育附加費提供，農村學校改擴建也是由農民集資進行的。僅農民每年負擔的教育經費就達300－500億元。

這兩種社會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別，從城鄉之間存在的事實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來。而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地位不是虛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撐的。比如，在物資供應方面，1953年以后，隨著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中國開始實行糧油計劃供應制度。這一制度原則上規定國家只負責城市非農業戶口的糧油供應，不負責農業戶口的糧油供應。這項制度基本上排除了農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糧的可能性。在就業制度方面，國家只負責城市非農業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安置，不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尋找職業。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務院就發布了《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又進行了修改。該條例詳細規定了城市國營企業職工所享有的各項勞保待遇，主要包括職工病傷后的公費醫療待遇、公費修養與療養待遇，職工退休職后的養老金待遇，女職工的產假及獨子保健待遇，職工傷殘后的救濟金待遇以及職工死后的喪葬、撫恤待遇等。條例甚至規定了職工供養的直系親屬享受半費醫療及死亡時的喪葬補助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勞保待遇，國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單項規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來的。至于城市集體企業，大都參照國營企業的辦法實行勞保。除上述在業人員享有勞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會福利制度還保證了城市人口可享

有名目繁多的補貼，在業人口可享有單位近乎無償提供的住房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狀況仍然沒有改變。目前國家每年為城鎮居民提供上千億元的各類社會保障（養老、醫療、失業、救濟、補助等），而農民生老病死傷殘幾乎沒有任何保障，農民還要上交鄉村統籌為五保戶、烈軍屬提供補助救濟。據統計，1999年全國社會保障支出1103億元，其中城市社會保障支出977億元，占88．6％，農村社會保障支出126億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農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農民沒有社會保障，土地就成了農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資源，于是國家又出臺了一個農村土地延長30年不變的土地政策。

三．城鄉二元結構的危害

1．造成城鄉居民長期不平等

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不平等，首先是制度不平等，如不平等的戶籍制度，成為入托、入學、就業、社保等。城鄉有別的法理依據，一些部門甚至啟動與城鄉二元結構、居住地強行掛鉤的利益尋租，借此亂收費，謀取私利；其二則是法理不平等，例如農民缺乏享有按人數選舉人大代表人數，在人大代表中真正平民百姓比農村官員要少。

2.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城鄉二元結構是城市富、農村窮最主要的根源之一。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往往是從農村進行原始積累的，從農民手里以很低的費用甚至無償得到土地開發，加之中國特色的以農支工、以農村支援城市，推動了城市的發展。這種發展模式導致當今的中國城市越來越富裕，而農村則越來越貧窮，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以云南省為例，云南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數倍，且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2000年是3．21倍，2003年是4．4倍，2006年上升到的4．8倍[1]。

3．限制社會資源的科學配置

人力資源是農村第一大資源，城鄉人口分割、城鄉管理斷裂、左的思想歧視和制度的禁錮，長期限制著農村豐富人力資源轉化為生產力和轉化為社會財富。因此，農村人民總體上還處于比較貧窮落后。在近幾年放寬人tEI流動限制、鄉鎮企業異軍興起，打破了農民只可務農的禁錮，許多地區的農村大有起色。我國土地總資產25萬億元，是農村第二大資源。取消統購派購，可以自由種植，土地可以轉讓開發，土地的產出率明顯提高。對戶籍制度加以改革，取消對農村居民的限制，農村這兩大資源通過科學配置，就可變為巨大的社會生產力和巨大的經濟優勢。讓農民享有權按照憲法維護集體所有制土地的權益、城鄉居民將能均衡使用城鄉資源，將促進資源科學配置，ii

促進資源發揮最佳效益，進而縮小城鄉二元結構的負面影

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制約著我過經濟的發展，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成為我們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為此，解決城鄉的二元結構，要把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上面來。

i 《城鄉二元結構》，百度百科

ii曾江輝，《淺析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長江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年6月第5卷第2期：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