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

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

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

戶籍制度正式建立于1958年

【前言】

1958年1月9日，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戶籍制度由此建立。歷史地看，戶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它背后承載的勞動就業制度、醫療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轉業安置、通婚子女落戶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許多具體規定，整體構成了一個利益向城市人口傾斜、包含社會生活多個領域、措施配套、組織嚴密的體系。

中國戶籍制度徹底的改革，絕非改掉一紙戶口所能解決。在追求“遷徙自由”的夢想之路上，我們要走的路顯然很長。

【導讀】

戶籍制度弊病眾多急待改革

戶改艱難前行 準入和遷移條件逐漸放寬

成都城鄉一元化戶改：土地換社保引爭議

上海居住證轉戶籍：每年新增戶籍不宜超10萬

專家激辯是否應一步取消戶籍制度

王小帥辦假北京戶口 自嘲混了多年沒弄清是哪人

城鄉二元戶籍制之源

1958年，被視為中國人口管理制度的一個分水嶺。

這一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及配套制度，為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詳細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其實中國公民的遷移自由已經從憲法中被取消。

從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開始，中國人步入了一個漫長的城鄉分割二元體制。這一體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歸結為計劃經濟使然，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則認為這更多是當時的經濟危機造成的。

他在《我們是怎樣失去遷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1957年中國一五計劃時期，大約有2000多萬農民工已經自由流動進入城市。但從1959年開始到1960年，大概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又從城里遷出2000萬人。

這一變化源于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建國后中國政府采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一五”時期所建立的基本是軍重工業為主的國家工業體系，重工業有一種內生的“資本排斥勞動”的機制，這一方式起初并未對農村勞動力完全封閉，期間部分農民工流動現象可以說明這一點。

不過情況到了1956年發生變化。中國工業此時剛剛起步，由于中蘇交惡，蘇聯停止了對中國工業化的后續投資。蘇聯停止援助后，政府財政赤字大規模增加，基本喪失了擴大再生產能力，沒有新增擴大再生產就沒有新增就業，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進城的人向外遷移。

斯大林說過，要實現工業化，必須犧牲農民的利益。這一觀點可以充分解釋中國建國初期學習蘇聯模式的工業化路徑。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政府在公社一級建立財政和農業銀行機構，以全額提取農業剩余，并且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結構來保證這種內向型的資本積累，農業成為重工業所需資本的積累來源。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分析，對比西方國家先發展輕工業、積累了大量資金再逐漸投資到重工業的發展模式，當時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客觀使得輕工業沒有為重工業提供積累的機會”，只能通過“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讓他動彈不得，永遠種糧食這種方式來實現資金積累”，從而演變為一場對農民的“掠奪”。

這一背景下，戶籍制度一誕生就帶有濃重的命令經濟色彩，并為之確立了一套完善的具體管理制度，內容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城市間人口流動，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筑了一道高墻，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從此在中國根深蒂固。

1964年，國務院轉批公安部戶口遷移相關規定的基本要點時提出兩個“嚴加限制”：對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1977年，國務院第一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此后公安部具體規定了“農轉非”的內部控制指標，即每年從農村遷入市鎮的“農轉非”人數不得超過現有非農業人口的1.5‰。

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上個世紀整個60、70年代自動流動的人口幾乎沒有。城市生活柴米油鹽都是憑戶口憑票證供應，沒有票證，意味著無法生存。

戶口成為了利益載體

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戶籍政策構筑了“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在實際利益上的不平等。兩種戶口成為差別化分配各種利益的最直接標簽。

非農業戶口在各項待遇上明顯優于農業戶口。在改革前近30年的國家工業化初期階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從出生到死亡的各種保障制度，這些保障靠國家財政補貼維護。據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保守估計，城鎮每安排一個人的就業和生活需花費3至4萬元，2億多人就需要6萬多億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積累不能分享工業化收益的農民一直與這種制度無緣，土地成為他們唯一的保障。

兩類戶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級的社會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為國營企業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戶口。在整個社會，干部、工人、農民之間的階級分野非常分明。

戶口制度的輻射力量是驚人的。人們很快發現，其背后逐漸附加了從社會保障到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幾乎所有公民權益的城鄉化差異。城鄉之間建立起一種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長期二元社會結構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與農業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會地位。去掉“農”字標簽，獲得與城市公民平等的社會身份，成為幾代農民百折不撓、摻雜無數辛酸血淚的奮斗史。

80年代中后期，隨著戶籍制度的松動，“農轉非”控制指標有所調整，一些地方開始規定農民交納一定數額費用就可成為當地有效市民。城鎮非農業戶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點燃，并以燎原之勢蔓延至全國。

戶口交易，成為30年戶籍改革變遷中的獨特現象。據有關報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國約有17個省共300多萬人購買了城市戶口，此項收入高達250億元，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登記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這個數字，充分表明了戶口負載的各種利益分配的真實含金量。

農民工潮：繞不過去的中國特色

改革開放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農產品短缺問題，同時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的大量涌現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需要勞動力的流動，政府才開始放松對人口遷移的控制。

1984年，戶籍堅冰出現首道裂縫：是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有經營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機關應準予落常住戶口。統計為非農業人口，吃議價糧，辦理《自理口糧戶口簿》和《加價糧油供應證》。這無疑是一個里程碑，給了部分人以“遷徙自由”，農民由此獲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權利。

隨后，商品糧分配制度實現改革，農民進入城市少了“自帶口糧”障礙，事實上形成了大量農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熱潮。這一人口遷移的趨勢有著客觀現實的推動：長期以來農村人多地少和農業收益低的狀況使得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達到三分之二左右，這些剩余勞動力必然要向非農產業轉移，而且大部分人向大、中城市轉移。

農民流動的事實，一度推動了1993年開始的戶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變，當時政府在政策討論中曾經提出過不再進行身份限制。1994年公安部的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基本精神就是改變管理原則，按照職業和居住地來建立戶籍管理制度。

然而，1994年以后的宏觀環境變化阻擋了這一改革的進程。本來已經起草戶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暫時擱置，這一擱置就到了2002年，期間戶籍政策一直未有實質性松動。

所以，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里，盡管城市發展市場經濟的相當動力來自于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其中農民工潮是繞不過去的中國特色，這一數字到現在達到了2億，占到總人口的15%，然而這一流動是以無數外來務工人員“兩棲身份”的委曲求全為代價的。

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可以“立業”，但無法“安家”，城市不給他們“戶口”，意味著沒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獲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戶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醫療制度對城市戶口、農村戶口的雙重標準，使得農民工只能游離于體制之外。戶籍政策成為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載體。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教授在《中國農民工調查》中指出：“農民工之所以能夠在城市中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從事經濟活動，正在于他們的這種兩棲身份。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農民工就會希望擁有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一樣的收入、一樣的勞動條件，但我現在覺得我是農民，我的家在農村，我到你這里來就是為了掙點兒錢而已，只要收入我認為可以，我就干了，這就是中國很低的勞動成本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理性地看，這一絕對不能稱之為公平的制度，客觀上幫助中國以低成本換取了農村勞動者的全部剩余，用不到30年的時間高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和工業化，同時也使城市、農村置身于一種相對固定、平穩的社會環境之中。

然而負面效應同樣明顯，城市對農民工經濟制度上的接納和社會制度上的不接納這一矛盾導致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最大不公。胡星斗教授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至今，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最關鍵的原因在于戶籍制度基本上沒有進行過像樣的改革。

“市場經濟制度天然要求遷徙自由，中國的戶籍制度還是在通過人口登記區分不同的權利：你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是在這個城市還是在那個城市，由此就享有不同的權利。我們還沒有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

他提出，要改變這種人口制度，在進行“狹義”的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也必須重視“廣義”的戶籍制度改革或者說“大戶籍制度”改革，即戶口登記改革與教育、醫療等“附加功能”的改革應當同時并進，進行平等權利的制度變革。

第二篇：談談城鄉戶籍制度

談談城鄉戶籍制度

在中國，戶籍與每個人息息相關，關系到每個人的身份，不同的身份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有時甚至相差甚遠。戶籍有省份不同，以及城鄉等兩種情況。由于我國各省的經濟狀況以及發展層度的不同，導致各省的戶口所享受的待遇大不一樣。沿海各省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其區域內的居民享受比西部內陸所享受的待遇要高得多。當然目前中國最主要存在的戶籍問題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村居民沒有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城市居民主要生活在城市區域，所以他們受到社會的關注。城市一直都是經濟，政治的聚焦之地，經濟發展為城市的待遇水平提供了物質基礎，聚居于城市的人一般都是社會精英，他們有高素質，高技能，高收入等，城市居民對于其所享受的需求較高。作為政治經濟的區域中心，為區域內的居民提供了豐富的各種社會資源。政府行政人員在行政過程中，也會把相對多的資源分配到城市。在現存制度下，教育醫療衛生等資源過多的聚集于城市。導致資源在城鄉的分配嚴重不均。在資源分配不均的條件下，其相對應的區域居民也要享受到相應的資源配置。但是，城市與鄉村人口的不均，大量農村人口只能享受到相對較少資源，進一步加劇了城鄉資源享受的差距。戶籍把中國人口嚴格地分成了城市和農村兩類，也嚴格限制了享受人群的數量。農村人口只能享受農村資源，而城市除了可以享受城市資源外，還可以占有一部分農村資源。過去一直強調農村支持城市的發展，而且是無條件的，導致農村大量土地資源部以及一些資源流向城市。進入新千年以來，我國開始提出城市反哺農村，要求農經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城市要力所能及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可是目前有部分行政管理人員仍然是過去的思維模式，一味強調城市的發展，忽略農村的發展。這種情況導致的是城鄉差距的擴大，而在二元戶口結構下，兩種不同的身份人員所享受到的待遇擴大。

要解決現在的困局，必須執行城市反哺農村的政策，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并加以施行。政府層面，需要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支持農村土地改革，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和可支配收入。農村目前現存的一大問題就是基礎設施落后，農民技能的匱乏，收入來源比較單一。政府財政支出偏向農村支出，加大農村財政輸人，激活農村資金的活躍度。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加快戶籍制度的的改革，縮小城鄉差距。目前一部分地區正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試點，但簡單來說，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進程還是比較慢，遠遠沒有達到人們的要求。縮小農民進城的成本、為農民落戶城市提供幫助、降低城市入籍門檻是城鄉戶籍改革的一大目標。戶籍改革是一項配套工程，牽扯到不同的利益主體，管理部門，資源配置等，在進行戶籍制度給個的同時也需要對其他配套措施加以完善。在戶籍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協調城市與農村的利益關系，遵循農民的意愿。

第三篇：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一體化問題研究

摘 要:城市是一定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加快城鎮化進程,是非常關鍵的環節。文章從分析歷史文化名城承德城市建設存在問題入手,提出了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思路與方法。確定加快城鎮化進程,必須明確城市發展方向、目標與措施,對城市特色進行準確定位擴大城市規模,調整功能分區,建設新區,打造建筑特色建設綠色城市的基本思路。

關鍵詞:城鎮化 城市特色 城市定位 經營城市 綠色城市

城市的涵義是一個歷史范疇,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是一定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地域空間的集聚性。現代城市集聚了人口,集聚了科學和文化,集聚了社會活動。加快城鎮化進程特別是加快以中心城市建設為主的城市建設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是實現城鄉一體休的必要保證。承德市是國家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國44個重點風景區之一,是我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避暑山莊、外八廟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豐厚獨特的歷史文化與風景名勝資源,使得承德市具有得天獨厚的旅游開發與文化研究價值,也使城市有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基礎。

一、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市行政區劃分的不盡合理是首要因素。由于城市區劃不盡合理,城市規模過小,對經濟拉動不強,造成城市功能不全、經濟輻射不夠,縱觀承德經濟發展的歷史,之所以經濟欠發達,原因很多,其中城市區劃不合理、功能不全、規模過小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城市區劃不合理,限制了城市外延的發展,阻礙了城市功能的發揮,致使一些中小城市不應有的城市病過早在承德出現,并且已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主要矛盾。

2、城市規劃對城市建設的引導作用不強。突出表現在城市總體規劃實施缺乏統一性、計劃性,城市建設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很多縣區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確定,不是根據市總體規劃,而是憑小區域利益、部門利益和長官意識,造成城市建設出現短期行為,甚至存在改變城市建設用地性質的情況。

3、建筑設計思想不活躍,城市建筑形式呆板、色彩不鮮明、風格不突出,缺乏生機和活力。從全市建筑總的格局看,仍沒有擺脫直線加方塊的模式。

二、城市建設發展方向、目標與措施

(一)對城市特色準確定位

1、城市的個性是一個城市獨具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標志和城市的名片,每一座城市都應有自己的特色。從承德城市形成的歷史看,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就是城市之魂,是城市之核心。因此,城市建設必須緊緊圍繞山莊外廟,烘托山莊、外廟,一切影響、破壞山莊、外廟,影院景觀的建設活動都必須停止。城市的各類

建筑,應以突出山莊外廟,為出發點,與山莊外廟,融為一體,相得益彰,豐富和弘揚山莊外廟的內涵。

2、加快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就必須明確城市建設方向和目標,對城市進行準確定位。根據承德城市的自然、地理狀況,結合中央、省對承德城市發展的總體要求,對城市定位為:建設以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為核心的山水園林城市。城市性質定位突出以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為核心,是承德城市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決定的,城市建設一定要緊緊圍繞保護、突出、烘托山莊及其周圍寺廟而進行,只有這樣才能抓住城市的魂。

3、承德的城市結構為帶狀分散組團式的布局,城市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確定以后,在城市建設中,要突出城市的特點,從城市的總體空間布局,到局部地段建筑的群體設計和重要建設的單體設計,不但要科學合理,而且要注意藝術水平,深入了解城市自然景觀資源,詳細研究城市歷史風貌,突出體現承德特有的清代歷史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風光等特色,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精心構思城市建設,形成鮮明的城市個性。

(二)打造承德建筑特色,為后人留下城市建設可循之則

城市建設總體思路和城市建設的目標確定之后,要堅持數年、數代、逐步形成承德的建筑風格與特色。相關專業部門要認真研究城市經濟政治文化現狀,地域特點、歷史沿革,城市個性。城市設計要以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為核心,以建設山水園林城市、國際著名旅游城市以及京津后花園為目標,以清代歷史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多民族文化、塞外風光為主基調,充分體現清王朝陪都、清代全國第二政治中心的特點。表現歷史與現實相融合、古典風格與時代風貌、人文和自然相統一的特征。應確定承德各類建筑的主色調,逐步形成獨特的城市建設風格。

(三)大打生態牌,建設綠色城市

在全國眾多的城市之中,承德是以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而聞名國內外。避暑山莊獨特的造園藝術,市域內眾多的生態旅游資源,為我們建設綠色城市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城市綠化建設投入少、見效快,是建設生態型城市的一條有效徑。目前,我市在綠化建設上,存在很大差距,市區除山莊綠化外,城市綠地較少。空出規劃的“龍頭”作用,采取多層次、多品種、多形式布局,以城市公共綠地為重點,以道路綠化為網絡,以單位庭院、居住區綠化為依托,以街頭綠化為點綴,堅持綠化與美化同步,平面綠化與垂直綠化相結合,全方位提高城市綠化的水平與檔次。

三、采取經營城市的原則,拓寬城建融資渠道

積極探索“經營城市”的新路子。在職市經濟條件下,城市本身不僅具有價值,而且經營得好還可以增值。我們應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觀念,深化改革,走“經營城市”新路子。這既是解決城市建設資金不足的有效措施,更是不斷推動城市上規模上水平上檔次的重要途徑。一是政府要對擬開發建設的土地一級市場實行壟斷經營。壟斷土地一級市場,一方面有利于城市規劃有效實施,另

一方面也能籌集一筆巨大的建設資金,為城市發展備足后勁。二是政府要統一經營城市地下公用設施,從根本上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多頭建設多頭建設多頭經營而出現的“開膛破肚”現象。三是利用市場機制開展資本經營。比如運用好市場經營權、城市公共廣告空間使用權、城市各種設施及地名冠名權。主要應用的方式方法:

(一)采取與國際接軌的方式建設城市基礎設施

城市建設最大的制約因素仍然是資金。要將城市新增資本(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歸集分類,逐步開放市場,積極采用國際上通用的BTO(建設、交還、經營)、BOT(建設、經營、交還)、BOO(建設、經營、享有)方式動作。

BTO,項目由私營公司投資建設,并根據合同,在建成后交給政府。政府再把設施出租給私營公司經營。私營公司通過使用費回收投資。BOT,項目由私營公司投資建設,并根據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內享有使用權,通過使用費回收投資。期限一到,則把所有權交還政府。BOO,項目由經營公司投資建設,并根據合同,在建成后的一定年限享有所有權和使用權。這樣做,私營公司樂于長線投資和追加投資。

(二)堅持公平競爭

城市公用事業建設不走市場化的路子,其結果只能是企業虧損,財政不堪重負,公用事業發展進入死胡同。要按照“行業管、社會辦”的原則,建立公開的市場準入制度和經營許可制度,在管住管網和線路的前提下,即目前除供水、排水、供熱、燃氣的管網等大型項目必須由國家控股外,其余城市市政公用行業項目,都允許或者鼓勵社會資本和私營企業投資,使各種經濟萬分和經濟組織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上參與競爭。

(三)盤活基礎設施存量

就城市建設而言,盤活存量就是圍繞產業化經營,盤活城市實物資產,使城市基礎設施資本由實物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把“死錢”變成“活錢”,實現以資產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一是將項目的特許權出讓和轉讓。二是對附屬在基礎設施上的廷伸性資源的經營。三是積極推進城市基礎有償使用和有償服務。

(四)深化市政公用事業改革

市政公用行業的大中型企業要積極創造條件,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進行公司制改革,做到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公開、科學管理。城市供水、燃氣等單位享受的政府補貼可實行定額補貼,或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而逐年遞減。逐步理順市政公用事業價格機制,適當調整水價,適時調整城市污水處理、生活垃圾處理等收費標準,建立符合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價格體系。

第四篇：我國城鄉二元

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制度改革現狀及其問題

“要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力度，著力加強對現代農業的支持，著力加強對農民增收的支持，著力加強對農村建設的支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胡錦濤

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表現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征非常明顯，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交通系統、郵電通信、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城鄉之間資源分配不對等；而農村人口遠多于城市等。

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危害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得我國農村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城市發展水平，從而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快速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阻礙了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進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危害主要有：

1.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農產品市場難以擴張，農業生產難以持續增長，農民增收困難，進而造成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差距擴大。

2.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眾多的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限制了生產要素的流通，阻礙農業產業化進程，并使鄉鎮企業的產業升級和資產重組受到制約。3.由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落后也影響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村經濟的落后導致農村消費水平的低下，影響了城鎮化的推進和城市的發展。

4.不僅如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帶來城鄉資源配置的不公平，造成城鄉之間眾多方面的不平等。例如農村居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造成了就業機會的不平等，而就業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農村居民生活的不平等、就業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

5.城鄉之間的二元化不僅阻礙了國家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及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也造成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貧富之間、干群之間及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相關配套制度供給嚴重失衡

現代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社會二元結構的本質是制度性的。我國的二元經濟不僅是歷史造成的，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鄉制度的具體差異包括許多方面：戶籍制度、糧食供給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其核心差異大致表現為：

1.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傳統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鄉對立的格局，嚴重阻礙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非農化轉移，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村勞動力資源因此不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合理流動，實現優化組合。

2.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不平衡。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保障。目前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處于分割狀態，農村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工作薄弱，廣大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農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殘、因病返貧的問題在貧困地區十分突出。

后的各種利益，把隱藏在戶口之后的勞動、人事、工資、物價、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等諸多制度與戶口脫鉤。只要存在各類公共產品方面“補貼”的落差，就會有門檻，將戶籍這個大門檻取消了，其他部門仍會花更大的成本造出更多小門檻來。有專家指出：“弱化乃至最終消滅戶籍制度的關鍵，就在于盡快縮小不同城市間和城鄉間的經濟落差，促進人口的均質化。”

2.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首先，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仍過低，保障能力較為脆弱。其次，農村社保具體制度設計中存在較多主要問題，如新農合的制度設計實行自愿參加，以收定支的原則，而在現實實踐中，貧困的農民或者對政府不信任的農民無能力或者不愿加入農村合作醫療，導致這部分農民無法受益。而且，我國目前社會保障統籌次基本限制為縣（市）一級，統籌層次過低，而稅費改革后,原本就處于“吃飯財政”狀態的縣鄉兩級財政實力進一步削弱,村級集體經濟趨于瓦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又相當有限,致使原由鄉鎮統籌和村級集體經濟負擔的部分五保戶和其他一些農村貧困對象失去了救濟保障。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情況更為嚴重,一些符合五保政策的對象,因財政下撥資金有限而被擋在五保門外,未能實現應保盡保。

3.農村教育制度。農村教育發展仍較為薄弱，難以實現均衡發展和高水平、高質量提高；農村教育的投入仍然過少，高中段教育普及困難；城鄉之間、校際之間的幫扶工作開展緩慢，發展不平衡現象有繼續拉大的趨勢；稅費改革之后，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保障機制尚未建立，與發展現代化教育的需求不相適應，農村教師工資發放標準不統一，來源不穩定；農民工就業培訓沒能很好的落實開展等。

4.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現行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限制了土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沒有很好地保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抑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業的發展、農村消費市場的形成。而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由于缺乏明確的政策和法律規定，多數地方農村土地流轉處于自發、分散、無序狀態。二是有些地方在鄉村集體組織的流轉中，忽視承包農戶土地流轉收益主體地位，截留、挪用農村土地流轉收益，與民爭利，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三是有些地方存在著借農村土地流轉，繞過國家有關法規，大量占用耕地，改變農村土地農業用途（包括：未批先用、少批多占、以租代征；強行征地、補償偏低、拖欠補償等）。綜上所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危害重重，如果不能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我國全面發展、全面小康都是空談。然而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個長期的艱巨任務。改革中必然會遇到眾多阻力和困難，甚至會出現曲折、反復。就我個人看法，總的來說，改革的問題終歸是工農產品價格存在剪刀差這一基礎性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這一問題無法解決，真正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是不可能實現的。當前我國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的直接舉措是提高糧食收購價，適當上漲糧食及農副產品價格。此舉不僅可以最直接地縮小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達致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目標；而且充分體現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讓農民通過擴大種養面積，增加糧食產量來獲得更多收益。當然，這種措施不能一直使用，一樣會出現問題。所以探索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途徑，仍然任重而道遠。

第五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

城鄉結合經濟意義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

提高農民收入、協調社會發展

定義

農村與城市生產和生活之間的不對稱的組織形式和社會存在形式

目錄 基本簡介

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應是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基礎上走農村城市化道路，實現城鄉良性互動，逐步減少農村人口，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城鎮人口，轉變生產增長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優化第一產業結構，促進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村整體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根本出路。

農村經濟建設和其他方面的建設是相輔相成的，根本途徑在于發展經濟，同時，基礎設施需要進一步完善，此外，居民的觀念亟待更新。戰略調整 為解決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即現有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要全面提升農產品品質、優化區域和城鄉結構，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解決當前農產品賣難和農民增收難的問題，而且要立足于農業的長遠發展。與食品消費結構多元化、高級化趨勢相適應，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糧為主和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產業結構，向多元化、高級化的現代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產業化，通過一體化的利益機制，把貿工農連為一體，可以形成“龍頭”在城鎮、“龍身”在農村的“龍形”經濟，這無疑又有利于促進城市化的發展。要使農民收入繼續有較快的增長，必須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擴大農產品市場容量及農業經營規模，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增加農民收入。應逐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機會平等。農村經濟

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繁榮農村經濟。要架起農戶和市場之間的橋梁，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帶來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如何和大市場連接的問題。農業產業化經營將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連接起來，因而是將農民和市場連接起來的有效途徑。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農民面對的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我國果品、蔬菜等園藝產品和畜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優勢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衛生檢疫等綠色壁壘。提高農產品質量是我國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前提。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必須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小城鎮和大中小城市是一個體系，必須協調發展，并要促進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的結合，加快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

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在微觀層面上要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鎮）化這“三化”來完成城鄉生產方式一體化、生活方式一體化、市場體系一體化，“三化”中農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觀層面，要通過國家逐步改變對城鄉的二元宏觀政策，實現城鄉平等的一體化宏觀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使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要件”走向城鄉一體化，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最終建立和完善。制度創新 要消除城鄉差別，糾正城鄉失衡，不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制度不公和失當的問題，也要進行制度創新，解決制度無力和失效問題。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從目前來看，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必須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實現政策的統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須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加快城鎮化進程，在城市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農業人口，可按當地規定在就業地或居住地登記戶籍，并依法享有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承擔應盡的義務；推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實施稅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在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牧業稅；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只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不再負擔其他任何稅費；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改革農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城鄉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過改革，消除造成城鄉隔離、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性障礙，實現城鄉之間資金、技術、物資、人才、信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奠定基礎。必須致力于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支持和保護的力度，實現社會的公正。當前尤其應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特別是增加國家對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支出，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就必須振興農村，對農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設不僅要有助于實現城鄉經濟上的融合，也要求實現和保障農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權的基礎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礎，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經濟意義

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關系提高農民收入、協調社會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舉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1）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后，只有根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統籌，才能明確財政體制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方向，使較多的資金投向農村教育、衛生、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使城鄉居民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條件更為平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更為牢固。（3）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利于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不斷改善，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有利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4）城鄉分割消除后，生產要素的流動順暢了，這同樣有利于城鄉企業的資產重組，從而可以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關閉、合并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之一。只有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問題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8億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國的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我們黨歷來重視“三農”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仍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必須更加注重加快農村發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農村社會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一）首先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去認識改革和完善那些導致其產生并存在的有關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供給機制，進行制度創新。

（1）徹底取消現有的一切導致二元社會結構產生的各項規章制度，如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分割的教育體系、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這樣在清除了這些人為地導致二元社會結構存在的障礙，就為城鄉社會結構的一體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從制度上改變工農產品定價的“剪刀差”傾向，加大財政支農、金融支農的力度，擴大國家和各級財政對農村的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人，強化農村有形市場的建設，并將之納人國家統一大市場之中，支持農村各種要素市場發育、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要加強資金、技術、人才等農村發展所緊缺的生產要素市場的快速發展，以盡快將農村的要素和產品市場都納人國家統一的大市場之中。

（3）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農業剩余的轉移載體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論中，它沒有考慮農業剩余轉移到現代部門的機制。這對于同時包含著制度變遷的中國經濟的結構轉變來說，顯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場機制本身處于不斷的完善之中也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因此，農業剩余在中國不僅要靠市場，還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轉移到現代部門。其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農業剩余的轉移起到重要的影響。

（4）創建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土地流轉制度，從制度上為農村的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經營奠定基礎。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約束之一，也是農地拋荒、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勢在必行。

（5）農村稅費改革必須標本兼治，堅決貫徹執行并從制度上保證，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完善相關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簡機構，裁減超編人員，壓縮經費，從根本上控制“經費需求”。同時要規范政府行為，做到權力與部門利益徹底分離。二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否則，我們推廣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最終也難以走出“黃宗羲定律”下。

（二）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彌補城鄉市場差異；增強農民的購買力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農產品產量、質量，農村非農產業等對農民增收均構成了制約，因此，要著手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農業結構調整，切實促進農民增收。一要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實現農產品由低質多量到高質適量的轉化；二要調整農產品區域種植結構，實現農產品區域種植從無分工到有分工的轉化；三要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使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等各環節中從種植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業；四要調整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比例結構，改變農業初級產品占多數、占主導的局面，實現農業初級產品到加工產品的的飛躍，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五要調整農產品市場結構，實現農民不參與流通、農商分離、由政府主導農產品流通到向由農民自己主導并參與市場流通的轉化；并積極進行組織創新，創建新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中介組織，推動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減少市場風險，構建連接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橋梁和中介，保護農民的利益。六要調整農村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比例結構以及第二產業內部比例結構，改變農產品加工、運銷等落后的局面，通過內涵和外延性的結構擴張，使農業形成結構層次多樣，具有一定規模特點的現代農業結構。進而，通過產業擴張，也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調整，使農民從有限的土地上，從單純的生產環節中分離出去。

（三）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大力培育農民的現代意識，從意識形態上消除二元結構，幫助農民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

“教育是一個人獲得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⑾通過教育灌輸社會要求，提高個人認知水平，使農民認識、理解和掌握社會的規范，并內化為個人意識，這是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最直接的途徑。要消除意識形態的二元結構，教育重點應放在下面幾方面：

（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培育求知意識。學校教育是形成現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與人的意識水平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較能夠接受新的東西，包括新的觀念、新的行為模式。愚昧從來都是與保守、惰性聯系在一起的，而知識常與進取、求變的心理相互促動。

（2）加強WTO知識教育，培育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規則意識。作為一個國際經貿組織，WTO本身就是一個規則體系，它的權威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規則體現出來的，它的宗旨、原則、規則無不貫穿著開放競爭的觀念，但作為WTO的新成員，中國大多數人對WTO都比較陌生，文化素質相對低下的農民更是如此。因此，在農民中進行WTO知識的宣傳教育，也就成了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幫助中國農民了解WTO對中國的要求，幫助農民正確分析形勢，正視自己的優劣，揚長避短，沉著應對，樹立開放、競爭、規則意識，消除城鄉意識二元結構，積極參與市場的競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3）加強市場經濟知識的教育，培育市場意識。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了解程度和參與能力，特別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封閉性與大市場開放性的矛盾，常使沒有市場意識的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讓他們了解市場經濟對農民的要求，從而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學合理的推進城市化進程，是我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

我國承受著數量越來越多而素質較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巨大壓力，而城市吸納能力有限，因此，必須重新審定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方針與發展道路。我們認為，我國城市化模式應采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城鄉結合 所謂“城鄉結合”，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既不能僅僅是職業非農化的鄉村就地轉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賴城市來吸收的異地轉移，而應從城鄉兩方面共同努力，把“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結合起來，在條件成熟時，將“離土不離鄉”的人口轉化為“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上下結合”是城市建設投資和發展動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國家投資與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資、集體投資、外資和個人投資等結合起來。“大中小結合”是指在城市規模等級上，要發揮各級城市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發展大中城市和發展小城鎮對立起來。城市化的基本動力和作用機制是市場化機制，既通過市場的引導，通過產業的積聚和擴散功能來實現。在上述各項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進行科學規劃和加強引導，把城市化的立足點在于國民經濟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政府管理面臨著挑戰，轉變管理模式成為城市化能否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農民遷徙而來的“城市人”行為的二元性，也是現階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務具有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混合特征。社會出現分化，新的矛盾和沖突隨之產生。面對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事務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既不能簡單沿用農業社會的傳統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現代城市為特征的工業社會管理模式。

為適應城市化進程中社會關系的新格局，有序推進城市化建設，政府需要探索一種適合轉型期特點的管理模式，不僅需要行之有效的適合城市化時期的“科學管理”模式，轉變政府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決策、管理方式及各項規章制度；同時，需要形成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即以倫理關系為基礎，注重對“非正式組織”的管理，用倫理的價值管理手段協調城市化過程中的特殊事務，進而形成“科學管理”和非科學的“倫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傳統與現代的紐帶，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必須用科學管理模式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沖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城市事務中大量的問題是與農業社會共生的問題，對此，政府管理存在著“控制盲區”。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協調和處理“非正式組織”中的矛盾，理順轉型期城市內部的利益結構和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