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取消戶籍制度已是歷史必然

中國取消戶籍制度已是歷史必然

2009年09月10日 16:31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北京九月十日電(記者 阮煜琳)國家統計局官員十日在北京表示，未來掃除城市化發展的障礙——取消戶籍制度，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預計到二0一五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百分之五十。

截至2008年末，中國城鎮人口突破六億，城鎮化水平已達百分之四十五點

七。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十日在北京對記者說，無論是與世界上處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還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率都相對較低。而中國城市不僅數量發展較慢，質量更為滯后。城鄉二元結構仍然存在，阻礙城市化水平提升的戶籍制度依然存在，城市服務水平仍處于低水平階段。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也必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首先，城市化必將帶動房地產業的發展，而房地產業是一個關聯度很高的行業；其次，城市化過程也是一個農民進城和農民收入提升的過程，必將帶動消費，刺激內需；第三，城市化過程必然帶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數量的增長與質量的提高同步發展，城市軟環境將明顯提升，也必將掃除城市化發展的障礙，戶籍制度的取消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由于戶籍的限制，農民進城后還是農民，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和社會保障，很難在城里定居。”潘建成認為，戶籍制度的存在是不和諧的。國家統計局城市司副司長程學斌說，近些年來，中國城鎮化率以百分之零點八左右的速度增長，預計到二0一五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百分之五十。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戶籍制度由此建立。中國人步入了一個漫長的城鄉分割二元體制。

第二篇：中國戶籍制度會取消嗎

隋佳鑫 中國不應該取消戶籍制度

1.若是取消了戶籍制度，人口會不會自由流動？

2.（是的）那莫現象就是大批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的容納量有限，那么引起的城市問題又如何去解決呢？

3.取消之后引起的安全城市弊端問題依舊存在，或許只是換了種方式，這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取消并不能很好的解決問題啊

1.戶籍制度引起了弊端，您方認為我們要取消，那他的方便人口管理，資源分配的優點又用什么呈現出來呢？

2.您方果斷的認為新制度比戶籍制度好，您方是怎樣論證出來的呢？

3.您的理論是新制度比現有的好，我們就要用，但是呢，我們為何不對現有制度改革，這樣既保留了原有制度的優點又可以解決問題，不是更好嗎？

4.所以我們通過改革就能很好的決解，取消多此一舉就不應該取消啊 1.您認為現在的弊端是戶籍制度的問題嗎？ 2.（是）是的話，那么現在的福利，教育，醫療等等不公平的問題就是因為戶籍制度了？ 可是現象并不是這樣啊，福利有福利制度，教育有教育制度，他們本身存在問題，戶籍制度只是載體罷了，單純的取消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啊

（不是）既然不是的話，取消戶籍制度還有必要嗎？

3.所以取消戶籍制度是不能決解根本問題的啊篇二：中國取消戶籍制度已是歷史必然

中國取消戶籍制度已是歷史必然

2009年09月10日 16:31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北京九月十日電(記者 阮煜琳)國家統計局官員十日在北京表示，未來掃除城市化發展的障礙——取消戶籍制度，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預計到二0一五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百分之五十。

截至2008年末，中國城鎮人口突破六億，城鎮化水平已達百分之四十五點

七。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十日在北京對記者說，無論是與世界上處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還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率都相對較低。而中國城市不僅數量發展較慢，質量更為滯后。城鄉二元結構仍然存在，阻礙城市化水平提升的戶籍制度依然存在，城市服務水平仍處于低水平階段。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也必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首先，城市化必將帶動房地產業的發展，而房地產業是一個關聯度很高的行業；其次，城市化過程也是一個農民進城和農民收入提升的過程，必將帶動消費，刺激內需；第三，城市化過程必然帶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數量的增長與質量的提高同步發展，城市軟環境將明顯提升，也必將掃除城市化發展的障礙，戶籍制度的取消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由于戶籍的限制，農民進城后還是農民，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和社會保障，很難在城里定居。”潘建成認為，戶籍制度的存在是不和諧的。國家統計局城市司副司長程學斌說，近些年來，中國城鎮化率以百分之零點八左右的速度增長，預計到二0一五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百分之五十。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戶籍制度由此建立。中國人步入了一個漫長的城鄉分割二元體制。篇三：戶籍制度不能簡單取消了之

戶籍制度不能簡單取消了之

記者 馮雅

? 2012-06-27 06:59:55來源：2012年06月26日 19:59:51 中國廣播網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近日在參加2012apec中國工商領導人論壇時表示，到現在為止，2.2億農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務范圍之外。這是中國城市化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中國城市化政策應該進行改革。李鐵認為，中國的城市化無論從中央政府的角度還是從很多理論工作者研究的角度來看，目前最大問題是農民工的市民化。我國有6.9億的城市人口，戶籍人口只占73.5%，農民工有2.2億。到現在為止，這2.2億農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務范圍之外。這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戶籍制度不能簡單取消了之

有人建議，戶口制度以及依附戶口制度的諸如高考制度等制度應該取消或重新規劃，李鐵對此表示：戶口制度沒有那么簡單，不是一取消了之。以北京為例，北京現在2000萬人口，有800萬的外來人口。如果取消戶籍制度，需要從財政里面拿出一塊來給外來人口，也就意味著對戶籍人口的服務質量就會有所下降，所以這不是簡單的一個改革，而是利益關系的分配和調整。城市化政策應該進行改革

李鐵就中國城鎮化的改革政策問題提了三大建議。

首先，當前解決問題的重點城市化人口、農民工人口的政策問題，擴大內需的重點主要是2.2億農民工和7000萬的流動人口，2.2億農民工里頭有20%舉

家遷徙的農民工，他們已經長期在城市定居，而且已經從事了各種服務業，已經不是簡單的打工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市生活十幾年了，孩子都已經在北京上學了。所以建議把這部分人放開，解決他們的公共服務問題。

第二是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大概有五、六百萬，一部分人不愿意回到家鄉去，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也希望政策能恩惠于這些人，給他們在就業的城市定居的權利、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

第三個是農民工的市民化，把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他們通過社保和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逐漸拉平和城市戶籍居民的差異。比如有平等的高考機會，平等的享受義務教育和醫療保障、社會保障，居住區得到改善，這是戶籍管理制度上要 進行的一系列的改革。

李鐵認為，這些改革面臨最大的阻力是城市政府如何來進行一系列的分配調整。舉個例子，廣東有1400萬的外來農民工，他們在廣東就業，子女義務教育經費是在家鄉，就要經過財稅體制的調整，通過轉移支付解決他們的義務教育問題，包括一系列的補助政策。

第二類問題是城市發展的導向，眾所周知，房價上漲和土地出讓金有關系，一些省會城市在全省人口的比重才百分之十幾，但是他們拿到的用地指標達到了30%、50%。我們知道誰有土地，誰就可以吸引大量投資，意味著會吸引大量的要素聚集在這里，給這里帶來稅收。是不是能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或者行政化的方式來解決更多的資源，按照人口的流向進行分配，不能過多的集中在這些特大城市呢？這也是改革的內容。

中國的城市和國外的城市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城市是行政區，它們能不能在政策上有一些發展的機會，這需要行政政策導向發生變化，比如說公共服務，三

甲醫院能不能向周邊擴散，包括義務教育，我們要給一些鎮一些城市的發展機會，這也是政策要考慮的問題之一。

第三篇：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還不可以取消

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還不可以取消

戶籍制度是一項基本的國家行政制度，現代戶籍制度是國家依法收集、確認、登記公民出生、死亡，親屬關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我方承認當代中國的戶籍制度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存在問題并不代表要取消該項制度。為此，我方判斷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可不可以取消的標準是，取消之后能否實行，能否消除其不良影響。我方將從以下的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第一，戶籍制度取消之后，大量農村人口將會涌入城市，而城市的承載能力

是不夠的，會造成一系列棘手的，并且難以在短時間內解除的問題。交通會擁擠不堪，在治安問題上，沒有暫住證，沒有戶口，僅憑身份證加大了治安管理上的難度。自由在國土上的遷移簡直是對目前安定團結局面的最大破壞。在住房問題上，城市居民不得不面臨房價上漲，一屋難求的問題。另外城市人口過多會導致就業壓力增大，競爭激烈，經過國家的努力控制，最終將城鎮人口的失業率保障在5%一下，然后若廢除戶籍制度，必將導致失衡。

第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已經存在于當下的中國，而廢除戶籍制度則會

使這一現象的消極影響得到擴大。往小了說，我們看到的是農村土地被棄耕，大量農田荒蕪。往大了說，我們面臨的則是整個中國的東西發展不均衡，西部地區廣大的資源沒有得到合理的運用，而東部地區則出現資源緊缺的現象。東部繁榮地區更加繁榮，城市病卻愈演愈烈。西部貧窮的地區更加貧窮，大部分需要人才去開采的資源被閑置。面臨這樣的情況，我們還需要廢除戶籍制度么？

第三，戶籍制度保障了社會穩定和諧。不可否認的是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但我們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可以忽略當下中國的國情，在當今人口基數大的情況下，突然廢除戶籍制度會造成一系列的消極影響。看看印度，人口自由遷徙帶來了什么？他們的城市到處都是貧民窟，有我們的城市光亮么？再看看朝鮮，他們實現嚴格的戶籍管制，他們沒有“砍手黨”，沒有“雙搶軍”，更沒有城中村，人么安居樂業，生活安定平穩。在當代中國，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對戶籍制度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地廢除。

綜上所述，我方堅定認為，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還不可以被廢除。

第四篇：中國戶籍制度的思考

什么是戶籍制度？簡單的說就是國家人口管理的一種辦法，是一項基本的國家行政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在社會管理中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通過公民身份登記，從而證明身份并確立民事權利和行為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勞動力合理配置等提供基礎數據和資料，戶籍管理也是治安管理的基礎和重點，在維護治安、打擊犯罪方面取到了巨大作用，戶口簿除了具有的證明個人身份的功能外，還具有證明家庭關系甚至血緣關系的特殊作用。

我國的戶籍制度區分了城鄉戶口的差別、對人口的流動，尤其是農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人口流動進行限制、和不同的戶口類別相對應，有不同的福利標準，是一種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主要是用于控制國內人口的遷移，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是因為在建國初期，國內城市缺乏產業支撐，可供利用的資源稀少，就業機會枯竭，農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對城市的既有生存空間形成巨大的挑戰，國家為了實施計劃經濟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國家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進行限制，于是限制人口自由遷徙成為了中國戶籍制度的一個功能，這一制度的實施，在支持鎮反運動，建立革命秩序，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國家也最大程度地掌握了社會資源，在“一窮二白”的小農經濟基礎上，迅速完成了工業化起步的特殊歷史階段，同時也控制了城市人口的膨脹，具有保護城市的功能。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現行戶籍制度的弊端開始全面顯現出來：

政治方面。擴大和固化了城鄉差別，使得它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相符合。

在經濟方面，城市經濟因缺少人口壓力而缺乏購買力、缺少市場，而農村因剩余勞動力無法轉移將長期不能擺脫貧困；人才、人力、人口無法按社會需要和運行規律協調發展、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會使整個社會發展遲滯；對市鎮居民的補貼福利、對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扶持，以及對城鄉居民的貧困救濟，將使財政支出愈加增大，社會負擔沉重。

在社會方面。人口交流的隔絕，形成了城鄉分離、隔絕的“二元經濟”，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緩慢、畸形與動蕩波折；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遷入市鎮、轉向非農業，也阻礙了城市的快速發展，同時，因為戶籍不同而導致同一個城市的人享受著截然不同的福利，也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在人口方面。長期嚴密實施的戶口遷移制度，使得遷移的總量日趨萎縮、距離日漸縮短，嚴重妨礙了中國人口生理素質改善和科技文化素質提高；而由于不能實現正常的人口遷移，一些暗箱操作增加，形成并加重了中國戶政現有的登記不全、統計失實和流動人口劇增等問題。

我認為，國家實行戶籍制度，對人口的遷移進行限制，其目的就是為了合理配置社會資源，維護社會穩定，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服務于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二元結構，阻礙了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地區間的合理流動，遏制了消費市場，加劇了城鄉割據，不利于城市化建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甚至成為了社會的一個很大的不穩定因素，很多人說城市外來人口多了，會造形成就業、住房、醫療、治安等一系列問題，增加了城市各方面的壓力，但我們要看到外來人口對城市發展的貢獻，其實城市中的外來工所作的很多工作都是那些城里人多不愿意干甚至是干不來的，毋庸置疑，外來人員對城市的基礎建設、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很大的，而且在這些外來人員中有很多都是非常優秀的人才，有他們的加入，城市的發展才更顯活力，顯然用戶籍制度來限制他們的遷徙自由，限制他們的社會福利，甚至限制他們子女受教育的權利……是非常不合適的，

第五篇：戶籍制度的歷史回溯與改革前瞻

戶籍制度的歷史回溯與改革前瞻

作者：張英紅

來源日期：2004-2-20

本站發布時間：2004-2-20

閱讀量：453次

摘要：建國后我國的戶籍制度經歷了建國初期短暫的自由遷移、1958年開始的嚴格限制戶口遷移特別是限制農民向城市遷移以及改革開放后戶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主要是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三個時期。沿用近半個世紀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逐步形成了我國特有的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尚局限于小城鎮范圍，這有其認識上的嚴重誤區。戶籍制度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措施。實行全體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終極目標。

關鍵詞：戶籍制度遷徙自由城市化體制改革

嚴格的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我國的二元戶籍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備。時至今日，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已經被公認為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毫無疑問，現行戶籍制度必須進行改革。回顧建國以來我國戶籍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認為建國以來我國戶籍管理制度可以明顯劃分為如下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7年），是建國初期短暫而寶貴的戶口自由遷移時期。建國前，我國不存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公民的遷徙是自由的。建國初期，公遷徙自由也有明確的保障。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5條就把自由遷徙作為公民的11項自由權之一。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國治安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指出：“戶口工作的任務是??保證居民居住遷徙之自由，安心從事生產建設。”會議要求先在城市開展戶籍制度管理工作。

1951年7月16日經政務院批準，公安部頒布實施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遷徙自由。此條例定在城市中一律實行戶口登記，這是我國第一次制定全國統一的城市戶口管理法規。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第90條第2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

1954年12月20日內務部、公安部、國家統計局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建立農村戶口登記制度，加強人口統計工作。從此，我國對農村戶口的管理和人口統計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

1955年6月22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它規定全國戶口管理行政工作由內務部和縣級以上人民委員會的民政部門主管，辦理戶口登記的機關，在城市、集鎮是公安派出所，在鄉和未設公安派出所的集鎮是鄉、鎮人民委員會。這個規范性文件，對我國農村戶口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起了保障作用。

1956年2月，國務院指示，把全國的戶口登記管理工作及人口資料的統計匯總業務全部交給公安機關。從此，全國城鄉的戶口管理工作和組織機構便得到統一。

1956年3月10日，全國第一次戶口工作會議明確規定戶籍管理的三項基本任務是“證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權利和和履歷義務；統計人口數字，為國家經濟、文化、國防建設提供人口資料；發現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種犯罪分子活動，密切配合斗爭。”會議要求爭取在一定時期內建立一套比較系統的戶口管理制度。

總之，建國初的頭8年，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的特點是公安部門主管城鄉戶口工作，這個時期公民的居住和遷徙是自由的，對公民遷出遷入只要求辦理手續，沒有提出嚴格限制。

第二個時期（1958-1978年），是嚴格限制戶口遷移特別是嚴格限制農民向城市遷移時期。這一時期經歷了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和十年文革**。戶口管理的主要特點是嚴格控制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壓縮城市人口，包括精簡職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干部下放農村，大量城市人口遷往農村。出現了所謂的逆城市化運動，形成了一系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

建國初期我國城鄉人口流動活躍，特別是大量農民流入城市，出現了一些新問題。這本來是我國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正常現象，但當時囿于計劃經濟的僵化思想認識，政府便在1953年、1954年、1955年和1957年先后四次發出指示勸阻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并開始改變自由遷移政策為控制城市人口規模、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鄉戶口管理部門嚴格戶籍管理，切實做好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工作。農民向城市流動被稱著“盲流”即源于此。在此基礎上，1958年1月9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條例第10條第2款明確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標志著國家限制農民進城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開始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這一條例近半個世紀以來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每一家庭，成為新中國戶籍制度史上最重要的法規。

1958年4月，公安部根據《戶口登記條例》的規定，制定和頒發《關于執行戶口登記條例的初步意見》。

1958年9月13日，中央精簡干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發出《關于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規定“對農村縣鎮遷往大中城市的，目前要嚴格控制。”

1961年12月9日，公安部轉發三局《關于當前戶口工作情況的報告》，要求對戶口工作進行徹底檢查整治，健全戶口管理機構。同年，公安部將農業戶數和人口數這一統計指標改為“非農業人口戶數和人數”，這使“非農業戶口”和“非農人口”成為廣泛使用和廣為人知的概念。

1962年4月17日，公安部發出《關于處理戶口遷移問題的通知》，指出：“對農村遷往城市的，必須嚴格控制；城市遷往農村的，應一律準予落戶，不要控制；城市之間必要的正常遷移，應當準許，但中、小城市遷往大城市的，特別是遷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五大城市的，要適當控制。”

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統計中把是否吃國家計劃供應的商品糧作為劃分戶口性質的標準，吃國家供應糧的戶也即城鎮居民稱作“非農業戶口”。

1964年8月14日，國務院批準公安部《關于戶口遷移政策規定》，對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進一步實行嚴格控制。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歷史性地去掉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的條文，這標志著我國公民的自由遷徙和居住的權利失去了憲法保障。

1977年11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指出：“從農村遷往市、鎮（含礦區、區等。下同），由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從其他市遷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嚴格控制。從鎮遷往市，從小市往大市，從一般農村遷往市郊、鎮郊農村或國營農場、蔬菜隊、經濟作物區的，應適當控制。”從此提出了中國老百姓十分熟悉的“農轉非”問題。在此后又制定了若干項具體的“農轉非”政策。公安部為貫徹上述規定，給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下達了“農轉非”控制指標，即“每年批準從農村遷入市鎮和轉為非農業人口職工家屬人數，不得超過非農業人口數的1.5?”。從而對“農轉非”實行了政策與指標雙重控制的管理體制。“農轉非”這個新詞匯也就開始在中國大地上流行起來。

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也沒有恢復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權。

這二十年來是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正式形成和不斷完備的時期，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被人為地從《憲法》中取消了，全體公民被人為地劃分為不可逾越的“農業戶口”和“非農業人口”，城鄉壁壘日益森嚴，聳立在城鄉之間的“戶籍墻”堅不可摧，二元社會結構逐步形成和凝固化。這段時期戶籍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嚴格限制農民向城市遷移。

第三個階段（1979-今），是戶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主要是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時期。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家開始調整和逐步改革戶籍制度。

1980年9月，公安部、糧食部、國家人事局聯合頒布了《關于解決部分專業技術干部的農村家屬遷往城鎮由國家供應糧食問題的規定》，照顧的對象和條件是高級專業技術干部，有重大發明創造，在科研、技術以及專業工作上有特殊貢獻的專業技術干部。符合上述規定遷往城鎮落戶的人員，不受公安部門正常審批的控制比例的限制。這以后，國家除了繼續對城鎮人口增長實行嚴格控制外，對若干特殊的“農轉非”問題在政策上開始松動，先后解決了一批科技青干、煤礦井下職工、三線艱苦地區其他的職工的農村家屬遷入城市落戶問題，部分邊防海防軍官農村家屬也可以在原籍轉為城市戶口，“農轉非”的控制指標由不超過當地非農業人口的1.5?調整2?。這是我國戶籍管理制度20多年來的一次重大調整和改革。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決定“1984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選若干集鎮進行試點，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這是我國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先聲。

1984年10月，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農民進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凡申請到集鎮（指縣以下集鎮，不含城關鎮）務工、經商、辦服務的農民和家屬，在城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部門應準予落常住戶口，發給《自理糧戶口簿》，統計為“非農業人口”，并把他們納入街道居民小組進行管理，使其同集鎮居民一樣享有同等權利，履行同等義務。這是我國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第一個規范性的政策規定，它的歷史功績在于打破了幾十年來鐵板一塊的二元戶籍制度的一個缺口。自理口糧戶口的實施是我國戶籍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突破。據統計，從1984年到1986年底，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全國辦自理口糧戶達1,633,828戶,總計4,542,988人。

1989年10月，在治理整頓的大環境下，國家又強調嚴格戶籍制度管理，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嚴格控制“農轉非”過快增長的通知》，要求把“農轉非”納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對“農轉非”實行計劃指標與政策規定相結合的控制辦法。從此計劃部門介入了戶籍制度管理。

1990年國務院辦公廳轉達發國家計委等部門《關于“農轉非”政策管理工作分工意見報告的通知》，規定由中央出臺“農轉非”政策。這一時期戶口管理的特點是對“農轉非”采取政策和指標雙控的辦法，大量壓縮了“農轉非”數量。

1992年8月，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公安部擬就了《關于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制度的通知》，征求各部門和地方政府意見，開始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同年10月開始，廣東、浙江、山東、山西、河南等十多省先后以省政府名義下發了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的通知。由于“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的戶口簿印簽為藍色，故也稱作“藍印戶口”。這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一項過渡性的具體措施。

1992年全國各地掀起了賣戶口熱潮，范圍主要集中在小城鎮，農民每人可以以4000元到數萬元不等的價格購買小城鎮戶口。1992年5月4日經國務院辦公廳同意，以公安部名義下發了《關于堅決制止公開出賣非農業戶口的錯識做法的緊急通知》，對各地賣戶口行為進行制止。據公安、金融等部門估算，1992年各地賣戶口所得金額超過100億元，有可能達200億元之巨。這充分反映了被劃地為牢控制幾十年的廣大農民對城鎮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有鑒于全國各地強烈要求改革戶籍制度的迫切愿望，1992年底，國務院正式成立了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組。1993年6月，該小組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草擬了《國務院關于戶籍制度改革的決定》，主要精神是對現行戶籍制度進行較大的改革，取消按是否吃商品糧劃分農業與非農業戶口性質的做法，廢止“農轉非”制度，建立以常住戶口、暫住戶口、寄住戶口三種戶口形式為基礎，以居住地登記、遷徙和暫住規定等制度為內容，以居民身份證、公民出生證為證件管理的主體，組成配套的戶籍管理制度。這本是一個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符合廣大人民群眾愿望的比較好的戶籍制度改革方案。但因為種種原因，該方案未能頒布實行。到1993年9月，根據中央關于要重視小城鎮建設的精神，國務院戶籍制度改革開始由全面改革轉向小城鎮戶籍制度為重點，著力研究關于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方案。

1997年7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試點方案》，規定試點鎮具備條件的農村人口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

1998年10月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于是加快發展小城鎮，改革小城鎮戶籍制度便成為各地的主流。

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規定“從2000年起、凡在縣級市區、縣級人民政府駐地鎮及縣以下小城鎮有合法固定住所、固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農民，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轉為城鎮戶口，并在子女入學、參軍、就業等方面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待遇，不得實行歧視性政策。”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戶籍制度最大的特點是小城鎮戶籍制度的改革邁出了實質性步伐，但各大中城市依然維持著傳統的二元戶籍制度不變，雖然有些大中城市為吸引人才和資金，也出臺了一些條件比較高的進城落戶政策，但這些政策對廣大農民群眾來說，沒有實質性的現實意義，并且從全國來看，國家對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仍然沒有提上改革的日程。

作為現行戶籍制度基本法律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及有關戶籍政策規定，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它服務和迎合于傳統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和發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傳統的二元戶籍制度越來越不適應迅猛發展的新形勢，越來越成為我國順利推進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嚴重桎梏。現行戶籍制度的核心內容是把全國人口人為地劃分為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兩大主要類型，并實行有差別的社會福利待遇政策；把戶口劃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戶口性質，并對“農轉非”實行嚴格控制。這在客觀上把城鄉人口分成兩個經濟利益上完全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等級制度，限制了人口隨著經濟發展水平變化的合理流動，強化了人口對所在地區的人身依附關系，制約了人口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古人說得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我國要加快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就必須首先使全體人民自由流動起來，確保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我國戶籍制度改革幾十年來邁不開實質性的大步子，除了我們深受長期的計劃經濟思維定勢的影響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存在著認識上的重大誤區。一是只看到“城市病”而忽視“農村病”。其實“城市病”是一種管理問題，是可以“治療”的。真正影響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不是“城市病”而是“農村病”。當前農民收入減少、農民負擔沉重、農村大量勞動力剩余、農村貧困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等“農村病”即十分突出的“三農”問題嚴重地挑戰中國。“三農”問題也就是“農村病”的癥結在于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所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二是片面強調控制大城市而發展小城鎮。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在城市化發展的道路上，一直片面強調“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1990年4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我城市化方針是“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之后，小城鎮作為一個大戰略提了出來，全國普遍掀起了小城鎮建設的熱潮。考察國外城市化發展的經驗，可以得知，國外一般都是在大中城市已經發展到趨于飽和和而在城郊等地發展小城鎮以減輕大城市的壓力。我國在大中城市規模還普遍偏小的情況下，把城市化的重點放在發展小城鎮上肯定是不科學的。2000年10月11日，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五計劃的《建議》正式提出了“實施城鎮化戰略”，并拋棄了沿用幾十年的對大城市“嚴格控制”的做法，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這是具有巨大創新精神和長遠意義的重大舉措，有利于我們突破傳統思維模式的束縛。三是認為放開戶籍管理將會造成社會混亂。這種擔心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我國自古以來直到建國前都一直沒有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建國后也一度實行自由遷自徙，歷史已經證明，并沒有因戶籍制度而造成什么大亂子。從國際范圍來看，全世界僅僅只有中國、朝鮮和貝寧三個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普

遍實行居住和遷徙自由，但并沒有因自由遷徙而引發什么亂子。可見我國實行遷徙自由會產生混亂的說法是站不腳的。

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恢復和實行體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居住和遷徙自由其實也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以及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聯合國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都把公民的自由遷徙和居住作為基本人權予以確認和保障。我國政府一再聲明和強調尊重《世界人權宣言》，并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員會第20次會議批準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對人權的尊重和保障，黨的十五大就明確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因此，無論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從加快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尊重和保障人權來看，都迫切需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步伐。

首先，應該修改《憲法》，重新恢復和確立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權。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雖然被稱為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好”的憲法，但由于當時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宏觀環境下，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權沒有得到確認和恢復。現在，應該對憲法進行修改，重新確立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權。同時，制定和頒布確保公民居住和遷徙自由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法》，廢止沿用近半個世紀的《戶口登記條例》以及其他相關政策法規，取消各種戶口的差別，實行全國統一、平等的居民戶口登記制度，取消《城市規劃法》中有關控制大城市發展規模等限制規定。

其次，實行社會待遇與戶籍脫鉤的政策。取消一切附加在戶籍上的政策規定和條件，恢復戶籍的本來面目和社會功能。戶籍只應承擔對人口的社會管理職能，不應將社會待遇、社會福利作為附加條件與戶口登記和遷移掛鉤。凡是與戶籍掛鉤的糧油、就業、入學、參軍、住房、計劃生育和城鎮建設配套費等均應完全脫鉤，有關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一切政策法規應一律廢止。

再次，進行相應的配套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是一項涉及面很廣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進行相應的配套改革。比如，廢除以戶籍為依據的城鎮就業制度，建立開放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制度。不管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還是企業錄用人員，必須面向全體公民，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考試錄用制度。農民可以到城鎮就業，市民也可以到農村就業，甲城市公民可以到乙城市就業、乙城市公民也可以到甲城市就業。再比如，農村的土地制度應實行合理流動。必須對現行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改革。因為在現行土地制度下，農民只能對土地擁有承包權、經營權，沒有對土地進行自由交易的權利，比如以土地作為農民財產進行抵押、入股、轉讓、租賃等。農民對土地的這種殘缺式的產權制度，束縛了農民的手腳，限制了農民向城市的合理流動，不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國際經驗表明，當城市化水平達到70%時，城鄉差別才能消除。目前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達到46%，發達國家均在70%-80%之間，發展中國家也在40%以上，而我國僅為30.4%,相差甚遠。我國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和與戶籍制度適應的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限制農民的政策制度，加劇了城鄉矛盾，擴大了城鄉差別，是導致城市化滯后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