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房產腐敗

中央首輪巡視發現劉志軍**均涉數百套房產

2014年11月22日 12:42 來源：中紀委網站

原標題：遏制房地產領域腐敗需多部門“合縱連橫” 1.輿情概述

近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河北省紀委通報了多起官員腐敗案件，其中，秦皇島市北戴河供水總公司原總經理馬超群因涉嫌受賄、貪污、挪用公款被查處。該案中，除了上億現金和37公斤黃金，68套房的疑似房地產腐敗行為也再引關注。連同此前為人所熟知的“房叔”案、劉志軍案、**案，可見房地產領域腐敗在分布人群的職位級別上，上至省部級高官，下至村支書，可謂“老虎”、“蒼蠅”并存。

劉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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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10月初消息，房地產領域是官員腐敗的重災區，其中官商勾結、多占住房和辦公用房超標現象十分普遍。在2013年以來被巡視的21個省份中，有20個省份發現了房地產腐敗，占比高達95%。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監測顯示，自2013年9月中央第一輪巡視結束后至2014年11月19日，與“房地產腐敗”相關的媒體報道評議量達23.5萬篇、微博關注度5.3萬余條；相比之下，自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同一話題的媒體、微博關注度僅分別為17萬篇和2.6萬條，對比可見，中央多輪巡視反腐對“房地產反腐”這一話題熱度的驅動效應明顯。.盤點官員與房地產腐敗“共生共榮”現象

（一）官商勾結、跑官賣官

這是房地產腐敗中最普遍存在的現象。官員借由房地產尋租積累不法利益，或從中賣官鬻爵，或從中為升遷積累行賄“籌碼”。多輪“巡視反腐”中因涉房地產腐敗而落馬的官員，不少人的貪腐沖動來自于買官賣官。貴州省安順市原市長王術君、廣東省廣州市原副市長曹鑒燎均是相關典型。

（二）“小官巨貪”

近期的中央巡視尤其指出，多地“蒼蠅式腐敗”問題突出。其中，擁有多套住房可謂“小官巨貪”的“標志”。無論是剛剛被查處的馬超群案，還是昔日多地被曝光擁有數十套房產的村支書，雖職務級別較低、但腐敗行徑令人咋舌。這些人或是把握房地產交易重點領域的國土、住建部門的低職級干部，甚至只是村官，或是企圖憑借投機性住房牟利的其他領域“小官”，其“巨腐”軌跡往往與房地產不無關系。

（三）一把手腐敗

2014年的中央首輪巡視發現，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不僅數量多、危害大，而且呈現上升趨勢。在此方面，前有劉志軍案、**案等省部級（或以上）高官動輒數百套的房產，后有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等地方政府一把手插足尋租。一把手涉腐行為中，房地產腐敗無疑是一個重要主題。

**在河南濮陽的住宅圖片曝光，這棟住宅被當地居民稱為“將軍府”。3.媒體和專家輿論

官商勾結型涉房腐敗利益鏈抬高房價、腐蝕公信，危害巨大。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四川新聞網等認為，房地產領域之所以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就是因為官商之間的權錢交易。這不僅造成國家公共資源的浪費、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更嚴重影響了政府部門的執政公信力和黨的執政之基。

長效化遏制涉房腐敗，需立法和問責同行。《法制日報》提出，指望這一次整改來解決多年來的積弊不太現實，長效化遏制涉房腐敗需要完善頂層設計，加強國家法律的規范作用；《新京報》援引專家建議，對于資金密集、利潤豐厚、權力集中的領域，必須加強對相關資金項目的監督管理，加強監管和問責力度，重點抓好黨政一把手和基層領導干部這兩頭，對一切腐敗問題“零容忍”。

涉房反腐當不忘與土地改革并行。《南方都市報》分析稱，要徹底改變房地產行業的現行游戲規則，還需從土地改革與法治建設開始。在當前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所有權被壟斷，購地權在政府部門手中，地方政府部門官員大權在握，卻缺乏法治環境的約束與保障，相關部門官員必然會利用手中行政權力與過度的自由裁量權為己謀利。

4.網民觀點

35%的網民關心集中、重點治理房地產腐敗行動，能否有效為房價“降溫”；三成網民表現出對重拳斬斷房地產腐敗官商勾結利益鏈的期待，建議加強房地產領域尤其是基層領導干部的行政權力監管；近兩成網民著眼于從立法層面加大房地產反腐力度，包括加大刑責追究、受賄者和行賄者均應受罰等；13%的網民肯定中央巡視組劍指房地產腐敗這一“重災區”；還有部分網民建議，治理涉房腐敗應盡量少讓有關部門“自查自糾”，紀檢部門當加大督查力度，以保障反腐的獨立性和效果。.輿情建議

遏制涉房腐敗尚需多部門和上下級紀檢部門“合縱連橫”、持續共同發力。

一方面，治理涉房腐敗尚需紀檢部門與國土、住建、審計、財政、人大、司法等多部門長期配合，共同發力。人大當擔負起立法保障職能，重視“出臺《公共資源法》”、“加大對房地產腐敗官員的法律追責力度”等輿情和建議，讓反腐改革于法有據；國土、住建部門應牽頭建設好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等，為“查房反腐”提供有力保障；紀檢、行政、政法部門則應加大辦案過程的銜接，用黨規、法律震懾房地產領域的官商勾結。另一方面，房地產領域的反腐工作中，因往往觸及一把手權力或“窩案”，相關地方利益盤根錯節，故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就十分重要。此外，打造跨多部門的執法信息資源共享平臺，無疑能有效提升查辦質量和效果。

紀檢部門“巡視反腐”、常態反腐與接受外部監督力度不容懈怠，干部提拔當加大“查房”力度。

涉事部門“自查自糾”會否保證反腐公平公正的擔憂，值得考量。在房地產腐敗成風、各省幾無幸免的背景下，僅靠中央和地方“巡視反腐”顯然不夠，唯有地方紀委、派駐紀檢組、重點機關的紀檢部門更加重視土地出讓、工程招投標等重點領域的舉報線索，并積極通過微博、微信等加大動態信息公開力度，對違法違規人員絕不留情、嚴厲問責，查處一起曝光一起，方能起到警示效果。此外，擬升遷干部若有存疑涉房腐敗問題，則紀檢、組織部門應分外留心，防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讓官員“邊升邊腐”、損害政府公信。房地產易腐環節應重點加大行政審批監管和“一把手”權力監督，推動簡政放權改革。房地產開發的土地買賣、金融貸款、工程招投標、質量查驗、房屋上市等環節，是廣為業內外所認可的“官商勾結腐敗高危風險區”。有鑒于此，針對這些“易腐”環節，行政部門當重點加強行政審批監管，深化“簡政放權”改革，并與紀檢機關聯合，加大對這些領域內一把手和基層官員權力的監督制約力度，以遏制“長官意志”和“小官巨貪”沖動對房地產腐敗蔓延的助推作用。

源頭上遏制涉房腐敗仍需法制化約束和頂層設計。

多項配套查處涉房腐敗的制度尚需頂層設計、統一推進。在此方面，推進征地拆遷信息的公開透明，將國有土地出讓金納入財政預算，尤其是不動產登記制度和公共資源市場化交易平臺制度的頂層設計可謂備受矚目。盡快實現“查房聯網”、建立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等，尚需國家層面的整體推進，相關地方試點的教訓和經驗當積極總結、推廣。

輿情點評

中央“巡視反腐”督促地方重視治理涉房腐敗，多地積極表態整改獲贊。

在中央紀委接連通報多地涉房腐敗問題突出后，多地負責人旋即表態、并拿出了各具特色的整改“殺手锏”。如河北將進行“專項治理”、江蘇明確責任主體并限期整改、遼寧將出臺《遼寧省國土資源執法監察綜合整治辦法》等行動獲贊。毋庸置疑，中央多輪巡視有力督促地方高度重視并整改普遍存在的涉房腐敗問題，昭示了推進反腐“攻堅戰”的決心；地方一把手、負責人積極表態并切實整改，利于彌補長期以來房產領域“官商勾結鏈”對政府公信的損傷，但整改成效尚需時間和實踐檢驗。

跨部門合力整治涉房腐敗利于提振反腐公信。

據媒體公開報道，面對房地產領域的“行業性腐敗”問題，目前住建部已經增設“反腐敗協調小組”，在中央紀委駐住建部紀檢組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協調涉房腐敗案件辦理事宜。這足以表明涉房腐敗的查處已經進入了高層級跨部門合作階段，無疑是“加碼”治理涉房腐敗的重要信號，類似信息當保持一定的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力度，以提振輿論對治理涉房腐敗的整體信心。（劉聰）

劉志軍 ** 被指擁數百套房產

據《京華時報》報道 22日，中紀委網站消息顯示，房地產領域是官員腐敗的重災區，其中官商勾結、多占住房和辦公用房超標現象十分普遍。在2013年以來被巡視的21個省份中，有20個省份發現了房地產腐敗，占比高達95%。此前查處的劉志軍案、**案等省部級(或以上)高官動輒有數百套的房產。

近日，河北省紀委通報了多起官員腐敗案件，其中，秦皇島市北戴河供水總公司原總經理馬超群因涉嫌受賄、貪污、挪用公款被查處。該案中，除了上億現金和37公斤黃金，68套房的疑似房地產腐敗行為也再引關注。

中紀委稱，2014年的中央首輪巡視發現，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不僅數量多、危害大，而且呈現上升趨勢。在此方面，前有劉志軍案、**案等省部級(或以上)高官動輒數百套的房產，后有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等地方政府一把手插足尋租。房地產腐敗上至省部級高官，下至村支書，在分布人群的職位級別上，可謂“老虎”、“蒼蠅”并存。

官商勾結、跑官賣官是房地產腐敗中最普遍存在的現象。官員借由房地產尋租積累不法利益，或從中賣官鬻爵，或從中為升遷積累行賄“籌碼”。多輪“巡視反腐”中因涉房地產腐敗而落馬的官員，不少人的貪腐沖動來自于買官賣官。貴州省安順市原市長王術君、廣東省廣州市原副市長曹鑒燎均是相關典型。遏制涉房腐敗尚需紀檢部門與國土、住建、審計、財政等多部門長期配合，共同發力。

據報道，面對房地產領域的“行業性腐敗”問題，目前住建部已經增設“反腐敗協調小組”，在中央紀委駐住建部紀檢組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協調涉房腐敗案件辦理事宜，這也表明涉房腐敗的查處已經進入了高層級跨部門合作階段。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近些年來，中國快速發展，房地產行業發展迅速，房地產占到整個GDP比重的16%。房地產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業，開發商、銀行、政府形成土地市場的三個重要因素，圍繞房地產行業的腐敗也就因此發生。隨著快速城鎮化的進程，大量城市進行改造。農村的集體土地通過征地轉變為國有土地，出現大量的權錢交易、暗箱操作，政府低價收購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形成巨大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地方財政對土地的依賴。應減少政府征地的范圍，形成防止土地腐敗的基礎，建設城鄉用地市場，讓農民的集體土地可以進入市場自由競爭。同時應加大房產監督力度，建設全國房產信息數據庫。

第二篇：腐敗

反腐敗問題

腐敗的問題，似乎在我國社會中成了個難以克服的痼疾，也成為人們經常議論的一大話題。反腐倡廉反復搞，似乎成效不大，因此我想現在也該針對腐敗產生的原因，對腐敗與防腐敗的問題多作些經濟學的分析，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對策。腐敗的原因從根本上說不在于當事人品德的好壞、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規定著人們行為方式的那一系列體制。

為什么當前中國的腐敗犯罪現象不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仍在恣意蔓延呢？追根究底，是有一腐敗分子手中握有權力。沒有權力，這些人想腐敗也腐敗不了，想墮落也難以墮落。腐敗同集權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當我們竭力譴責腐敗分子個人如何如何時，同時應當在更深的層次上探究腐敗形成的社會原因。

反腐敗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的重要任務。我們的黨和國家對反腐敗工作歷來十分重視，從建國的那一天起就沒有停止過同腐敗現象作斗爭。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社會和經濟處于轉型期，許多法律和制度還不夠完善，導致腐敗現象有抬頭的趨勢。近年來，黨和國家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一批腐敗分子紛紛落網，反腐敗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坦誠地說，反腐敗工作任務還很重，腐敗現象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因而探討反腐敗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我們黨和政府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工作方針，不斷加大從源頭預防和治理腐敗的力度，取得了廉政建設反腐工作的新成效。但就目前情況來看，預防和治理腐敗工作，仍然還很不理想，暴露出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預防和治理腐敗工作依然任重道遠。新形勢下要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抓好腐敗治理的工作。

預防腐敗犯罪的根本方法，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建立在對產生問題原因的認識基礎上的。如果方法本身不是建立在科學認識問題的基礎上，那么，這個方法便是盲目的，脫離實際的，從而是毫無效果的。即便是符合了實際，那也是不自覺的，也就大大影響了預防的效果。從上述對貪污受賄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要預防此類腐敗行為的發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滅權力或者減少權力，因為權力本身不是腐敗產生的原因；而且，只要人類社會存在，權力就必然相伴存在。減少權力，當然能夠減少腐敗產生的條件從而減少腐敗，但我們討論的是如何預防掌權主體的腐敗，這是兩個不同的課題。同樣，這個方法也不是要消滅掌權主體的自身利益。如果能夠做到這點，當然很好，很有效。沒有自身利益，大公無私，掌權主體完全和公權融為一體，產生腐敗的可能性也就一點沒有了，但是，我們能做到這點嗎？

預防和抑制腐敗犯罪應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權力制約機制，從源頭上遏制腐敗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濫用權力的結果。而權力之所以能濫用，正是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的緣故。因此，建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是反腐敗的必由之路。我們認為，對領導干部除了重視道德教育外，還要進一步完善權力制約機制，雙管齊下，這樣才能更好地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如何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呢？我們認為，根據我國目前的體制，應該重點放在限制個人權力，完善集體決策機制上。個人決策權力太大，就容易產生專權，權力就容易脫離控制從而導致腐敗產生。

2、進一步完善司法獨立制度

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也是最危險的腐敗。因而遏制司法腐敗顯得異常的重要。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客觀地說，也存在不少的問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難究等現象仍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堅持黨的領導是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同時也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使中國走向民主法制和文明富強的社會。但是，目前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方式多是直接領導，個

別領導干部置黨紀國法不顧，濫用手中權力，把司法機關當作自己的私人的工具，用來謀取私利，有時直接干涉司法機關辦理具體案件。有些身居要位的腐敗分子，司法機關在他們的領導之下開展工作，不敢監督，監督不了。

3、增強反腐透明度，加大對腐敗的處罰力度

我們認為，反腐敗工作也一樣，必須增加其透明度，這樣才能增強效果。現在，我們國家對腐敗現象曝光嚴格控制，發揮不了新聞媒體應有的輿論監督的作用。在現實生活中，許多腐敗分子不怕黨內通報和檢討，就怕媒體曝光。正是媒體沒有揭露社會丑惡現象，沒有給腐敗分子曝光于世人面前，從而也在一定程度助長了腐敗現象的蔓延，使腐敗分子毫無畏懼之心。因此，我們認為，必須支持新聞媒體大膽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揭露，對腐敗分子曝光。讓腐敗分子無藏身之地，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對腐敗處罰不力，也是造成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4、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 政府規模和政府職能的協調發展，只有合理確定和配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才能防止行政權力過于集中，才能保證行政權力在適度的范圍和領域內發揮作用，減少行政權力的濫用，才能夠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腐敗。在管理方式創新中規范行政權力，建立和完善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決策責任制度，要科學設計政府績效評估的內容和指標體系，建立起客觀公正的評估機制，對政府管理效益、效能進行評估。要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建立信息網絡監察，實現全程及時監控，監督由事后變為事前，由柔性變為剛性，這樣可以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腐敗。

5、強化法治意識，構筑牢固的黨紀國法防線 要從抓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入手，著力使他們深刻理解，建設法治國家是國家和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必然趨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要引導他們確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確認識和處理權與法的關系，防止和克服權大于法的現象；使他們增強民主平等意識，克服等級觀念、特權觀念，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強化以法制權的監督制約機制，強化對領導干部職權行為的監控，對權錢交易，買官賣官之類腐敗行為，要實施重點防范，要完善加強事前、事中監督制度，強化對領導干部違法違紀行為的防范預警機制，切實改變監督滯后狀況；加大對打擊報復舉報人行為的查處力度，切實保障群眾依法行使民主監督體制，并通過政務公開等制度，加強對權力運作過程的民主監督。做到依法制權，以權制權，要堅持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加強查糾監督，要把黨員干部的職務行為納入法制軌道。要大力糾正執紀執法偏軟偏寬的現象，加大對違法違紀案件的查處力度。

7、提高干部隊伍的素質。預防貪污受賄行為的發生，就是要使掌權主體在主觀意識上筑牢思想防線，預防和鏟除自私自利觀念，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要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使人能夠正確認識自己的存在意義之所在，使國家工作人員真正看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于他向社會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會貢獻了多少。他向社會的索取是分母，向社會貢獻是分子，索取越多，相應地自身價值就越小；貢獻越大，相應地他的價值就越大。自覺地講奉獻，體現人生的價值。從反面看清楚，自繁育自利，巧取豪奪，貪污受賄，必然導致自身價值的大跌，甚至成為一個負價值的人，最終為社會和人民所唾棄。樹立了這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人，就能抵擋任何黑色的誘惑，堂堂正正地做人。

8、培養高尚的從政道德。

道德是規范人的言行的行為規范，它是從內在方面對人長期地為進行制約，因而是預防貪污受賄的十分有效的方法，一個具有了崇高職業道德，便是具有了政治良心的人。所謂政治良心，就是指人們在政治活動中的良心，即人們在履行對他人和社會的政治道德義務時，對所負的政治首先責任的內道德感知和政治行為的自我評價能力，是人對其政治道德責任的

自覺意識。政治良心的內容包括同情心、怯惡心、是非感和團結心。具有這種政治良心的人，就能時時處處用美好的情操來約束自己的私利，有效地遏制自私觀念在頭腦中滋長，真正做到公私分明，廉潔奉公。這樣，腐敗的內在結構，就根本不可能在這樣的人身上形成。

9、擺正自身利益的位置。

現實社會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質利益人們的一切行為，無不和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國家工作人員，他們的營作，當然和他們的薪水是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個人的物質利益必須和他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密不可分，有一個度。脫離這個客觀條件，企求超越式的豪華生活，就會產生畸形的物質需要，就會滋長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觀念，就必須會走向腐敗只有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把自己的物質需求，建立在客觀條件之上，才能正確地處理好私利與公權的關系。做到了“知足者常樂”，或最起碼“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腐敗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10、通過制度設置，來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

一是要對權力的行使進行制約。對權力制約的根本點：就在于通過對權力行使的制約，防止掌權在行使權力過程中滋長私心，使公權向私利擴張。因為掌權者具有特殊的身份，是人情、金錢和美色所攻擊腐蝕的對象。如果不對權力的行使進行有效的制約，那幺，在各種誘惑面前，掌權者就可能欲望膨脹，私心滋長，被俘虜過去。可見，掌權者的腐敗，并不是權力使然，而是自己在特殊的地位和環境中，被各種誘惑拖下了水。因此，必須對權力的行使進行強有力的制約，抵擋各種誘惑。但遺憾的是，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夠，致使許多掌權者自覺不自覺地被社會陰暗的東西所腐蝕，滋長了私心，走向了腐敗。

11、要對掌權者的利益進行監督。

在各國反腐敗的斗爭中，實施所謂“陽光法”，即實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和公開的制度，是一項重要的舉措。“讓陽光照亮體制”，使公務人員的財產及其變動情況受到社會的監督，無疑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遏制錢權交易等各種腐敗行為的發生。借鑒國外有效經驗，在我國推行“陽光法”，必將對預防貪污受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凡掌握公權者，必須將自己的收入向職權所轄范圍內的群眾公布，接受民主監督。如果隱匿個人財產，應當追究相應責任。在《刑法》增加嚴重違反財產申報制度的罪名，凡故意不申報個人財產，情節嚴懲的，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嚴格執行這項制度就能防止個的需要向畸形方向發慌遏制自私觀念的滋長，從而有效地預防腐敗的發生。

12、要從嚴治吏，從優待吏。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關鍵在于管理好執法隊伍因為法治的本質在于吏治。法治的挫敗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貪污受賄泛濫。因此，必須用縝密的法律，來管理好干部隊伍，制約權力的行使。同時對出現腐敗行為的國家工作人員，要嚴肅處理。凡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一律開除。以這種鐵的紀律和法律，告誡掌權者，要依法行使職責。

上文從各個視角著重分析了腐敗犯罪的客觀正面效應，至于其負面的社會危害性，筆者認為，已經不再是一個值得爭議或討論的問題。比如，腐敗犯罪直接造成單位和國家的經濟損失、造成國家綜合國力的下降和國際競爭力的減退；腐敗致使政府機構能力下降；腐敗大大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腐敗是千萬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腐敗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等等。鑒于文章篇幅限制，筆者在此不做展開論述。

綜上所述，腐敗犯罪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法律現象，對腐敗犯罪的把握認識和打擊政策不能脫離它植根的社會現實狀況和本質要求。否則，我們打擊腐敗就潛伏著異化為社會前進阻力和壓迫力量的危險。

第三篇：秘書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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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秘書腐敗的事實：陳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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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秘書腐敗的方式1。秘書腐敗也是國家公共權力的腐敗，它呈現出明顯的職業特性：首先表現為公共權力執行過程中的腐敗。秘書腐敗往往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公共權力的執行權，進行權權互用、權財交換、謀取私利，這是一種表現相當典型的公共權力執行過程中的腐敗。

? 2。秘書腐敗．其次表現為盜用領導權。秘書與領導在工作范圍上是有著明確分工的，領導是決策者，秘書只能參與和輔助決策，是“只謀而不斷”，可是在實際工作中秘書往往會出于各種目的，使用領導的權力秘書腐敗的3。第三種表現形式為決策權與執行權共同致腐。秘書腐敗與領導腐敗是連體怪胎，一個腐敗的領導身后，往往隱藏著一個腐敗的秘書群體。

三、秘書腐敗的危害，易產生“連環效應”

記者調查發現，由于領導干部和秘書之間配合默契，有的秘書越來越生活化，照顧領導生活、幫助領導辦私事。若某些秘書本身就腐敗的話，很容易把領導干部拖下水，為領導干部與行賄人牽線搭橋，成為領導干部腐敗的策動者。秘書雖然沒有控制某個行業或者單位的人、財、物，但是，處于黨政機關權力運行的神經中樞，比別人更加具有得天獨厚的信息資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決策的核心機密。這就使他們有更多可以腐敗的權力資本。有些秘書經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風報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國特有的秘書部落現象。他們的不正之風有時會直接影響某個部門決策的正確實施，影響領導之間、領導與群眾之間的關系，影響領導的形象。”

“當秘書是一條從政捷徑，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李成言教授認為，“這些秘書大都年紀輕、有文憑、升遷快，不少將會被培養成為各級領導干部。如果他們自身放松學習，人生觀、價值觀嚴重扭曲，理想信念喪失，一旦掌握大權后，有恃無恐，作奸犯科起來膽子特別大，胃口特別大，產生的社會危害也很大。”

四、秘書腐敗的根源：一是因為秘書是個龐大的群體，從上到下層層密布，許多秘書位居要津，批評“秘書腐敗”和“秘書特權”，會觸動一些人的神經，會得罪人，而有些秘書可能是得罪不起的。

二是因為秘書腐敗問題過去有媒體批評過，特別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問題敗露后，有媒體就指出秘書問題的嚴重性，可當時據說有人護短，結果批評并沒有形成氣候。

三是因為“秘書腐敗”、“秘書特權”涉及深入反腐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兩大目標，阻力不可避免。”秘書腐敗”、”秘書特權”與領導干部腐敗和特權一脈相承，是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某些弊端的一種反映。因此，解決“秘書腐敗”和“秘書特權”問題，必然觸及一些以權謀私的領導干部的直接利益。

其一，秘書和領導干部職責發生嚴重錯位。現實中，秘書與領導干部之間往往存在著一種超乎尋常的依賴關系，很多秘書已經成為各級公共權力的實際運作者。其二，秘書被選用時人治色彩明顯。目前不少秘書的選用，基本由領導干部自己定，組織人事部門就是履行個手續，結果出現不少領導干部自選秘書不報審批，或者是手續辦理流于形式的情況。

其三，秘書監管缺乏有效機制。由于秘書不像領導干部那樣擁有規定的權力，也就不像領導干部那樣受到多方面的監督制約。“因為秘書是領導干部身邊人，其他人或者有關監督職能部門投鼠忌器，不能監督、不愿監督，也不敢監督。”李

成言指出，在目前體制對一把手的監督處于相對滯后和疲軟的狀態下，秘書與領導干部之間的特殊關系使得領導干部秘書也有了規避監督的避風港，形成上級監督機關不會查，同級監督機關不敢查的尷尬局面。秘書的權力來自何方呢？這是我們不能不面對的問題。由于體制轉軌，一方面賦予政府官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在資源分配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又通過尋租關系網絡使這種資源優勢為其秘書所分享。因此依托尋租市場，通過“關系優勢”獲取“資源優勢”便成了秘書腐敗的內在機制。可以說，秘書的隱性權力來源那些腐敗的秘書正是靠著分享領導干部的資源優勢而“致富”

二、秘書腐敗的職業性成因

秘書腐敗呈現出來的職業特性，說明秘書職業機制的不健全，是秘書腐敗的根本原因。

第一，秘書的選拔程序不規范，領導者可以隨意選拔秘書，致使秘書人員素質高低差距很大，工作質量不穩定，腐敗現象屢屢發生。目前我國選拔秘書的主要依據是1993年10月國務院頒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1997年8月勞動部頒發的《秘書職業技能》和《國家職業教育技能鑒定規范（秘書）》等行政法規，但這些規定對秘書人員的工作性質、任職資格等都沒有明確的規定，加之社會對秘書專業認識不足，導致秘書選拔有著極大的隨意性，極不規范。

第二，秘書工作職責界限不清，致使有些秘書以“二領導”自居，欺上瞞下。由于我國目前秘書工作無法可依，導致秘書工作職責界限不清、不規范、定位不清。這種觀念不僅社會上存在，甚至一些領導人和秘書人員對自身的職責、應有的地位也不明確，因而導致秘書人員越位，腐敗現象時有發生。

第三，傳統的干部人事制度體制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官本位”思想嚴重。民主政治與權力私有化是格格不入的，傳統的體制仍然是權利監督與制約機制，是掌權者自己設計；政務不公開，暗箱操作都為以權謀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機。

五、秘書腐敗的防治 關鍵是制衡一把手權力

“目前我國政府還是一個萬能型政府。地方黨政機關的主要領導干部，被太多不必要的事務累得焦頭爛額，有時配秘書也就成了一種無奈的選擇。”張鳴認為，應該加快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進程，從根本上轉變政府職能，讓領導干部不再有對拐杖的現實需求。在此基礎上控制領導干部秘書數量，才有進一步解決秘書腐敗問題的現實意義。

“秘書腐敗的發生，與我國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轉軌體制是分不開的。在加快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進程，把政府干預減少到絕對必要的程度的同時，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治理秘書腐敗。”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系馮仕政副教授建議：“首先，建立健全政治溝通機制，保證政務信息的暢通和透明，消除現有體制下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使秘書無法借助信息優勢尋租。其次，健全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機制，大量尋租關系網絡衰落，秘書的關系優勢自然也會逐漸式微。第三，改革領導干部秘書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書職業化進程，規范秘書和領導之間的關系，改變導致秘書身份官、職不分的用人機制，使秘書成為獨立于領導干部的、具有獨立的價值追求和價值實現渠道的職業。”

龔維斌分析認為，要抑制秘書腐敗，除分清領導干部和秘書的職責外，制衡領導干部的權力顯得更為重要。只要領導干部沒有凌駕于制度之上，讓科學決策、民主決策蔚然成風，讓群眾的發言權、監督權見效，就能夠減少秘書腐敗現象的發生。

“應當將秘書納入治理領導干部腐敗的整體棋局。”楊鐘紅建議：“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秘書時，也應當同其他相同級別的干部一樣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杜絕領導干部自己挑選秘書或者先挑選再戴帽考察的現象。”

三、根治秘書腐敗現象的對策

中共綿陽市委曾發文規定：縣級領導不配秘書。此舉一出，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更多的是叫好的聲音。顯然，人們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自然不自然地把此事與秘書腐敗問題聯系了起來。但秘書腐敗問題，真的能一撤了之嗎？筆者以為：防止秘書腐敗，最根本的應從健全職業機制入手，不設秘書并非良策，更不可以一撤了之。

實現秘書隊伍的專業化是治理秘書腐敗的首要條件。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要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的國家行政管理干部隊伍。秘書職業是一種特殊的職業，秘書工作的特殊性要求秘書人員首先注重“德”的建設與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應加強秘書人員的職業道德修養，提高廉潔自律能力。

嚴格秘書人員的選拔和任用機制，選拔合格的秘書人才。秘書工作是一項機要性很強的工作，主要任務是輔助領導，而各級領導中樞都是機密核心，秘書人員在領導身邊工作，必然要接觸到各種機密，特別是重要部門領導人的秘書，掌握很多重要情況，機要性更強。秘書工作的機要性與政治性有著密切的聯系。保密與竊密的斗爭，實質上是政黨之間、國家之間、軍隊之間進行政治斗爭的重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中則是經濟斗爭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領導者在選拔、任用秘書人員時，要求政治上絕對忠實可靠，有高度的保密觀念，嚴格的保密紀律，嚴守各種機密。

秘書部門不是領導機關的專項業務部門，而是機關的綜合部門。因此，秘書工作所涉及的范圍和內容十分廣泛，具有突出的綜合性，需要對各種情況或信息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歸納、抽象和概括，使之由個別上升到一般，由現象深入到本質，總結出帶規律的東西，這一特點是由秘書工作的輔助領導工作的全局性所決定的。領導者處于管理系統的全局位置，必須總攬全局，預測發展，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它要求秘書人員必須具有全局觀念，立足領導工作全局，站在領導者的角度觀察、分析和處理問題，提出參謀建議，做到不在其位，當謀其政；必須具有較寬的知識面，成為本機關、本系統的“通才”和“雜家”，以適應領導者駕馭全局的需要；同時必須具有較強的綜合概括能力和綜合協調能力，加強對秘書人員的有效他律，建立完善的秘書人員考評機制。秘書人員要自覺接受各種監督，不能超越于組織和紀律之上。要自覺執行各項規章制度，不要放任自流。鄧小平同志指出，克服特權現象，反對腐敗，“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要建立健全廉潔從政制度，確保秘書人員反腐不失范。同時建立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比如建立考查考核制度，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秘書建立不同的考核標準，實施科學考核；注重秘書的功績考核，引進“功績制”增強秘書隊伍的活力，克服秘書腐敗。

秘書腐敗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充分認識這一現象的基礎上，通過對秘書人員的培養，提高其道德水平，降低主觀犯罪的概率，同時加強考評制度建設和秘書人員的任用、選拔機制，從客觀上杜絕秘書腐敗現象的發生。?

第四篇：關于腐敗畢業論文

論文

摘要：腐敗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的1個大問題。在中國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動搖政權基礎、阻礙經濟發展的1大公害。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產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對策進行分析，考察在給定各種異致腐敗的非經濟變量前提下，經濟因素如何決定腐敗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情況，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種非經濟變量對腐敗和反腐敗行為的影響。

1、腐敗的定義及我國目前腐敗的現狀

對腐敗概念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包括經濟性腐敗、政治腐敗、生活腐敗、失瀆職等。狹義的主要指權錢交易為主的經濟性腐敗。本文認為，對腐敗的概念所包括的內涵不宜泛化，還是從狹義的角度來把握腐敗的概念比較合適。腐敗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權謀私。鑒此，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把“腐敗”1詞作以下定義：腐敗是經濟人違反制度規則用公權資源，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1種經濟行為。經濟學中有1個基本假設，即：人是經濟人，人的行為決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腐敗者也是經濟人，腐敗者作為經濟人參與腐敗活動的決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為了追求腐敗利益的最大化。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看，腐敗行為也可以看作是1種“生產”，這種“生產”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問題。

1般來說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腐敗現象產生和泛濫比較嚴重的時期。因為1系列的政治變化，使以往正常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沖擊和破壞，不僅使原來隱蔽的腐敗現象顯現出來，而且迅速地傳播與蔓延。有資本主義國家學者認為，1個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狀況發生劇變的階段，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階段。聯合國調查了107個國家后得到這樣1個結論：1個國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時期，是社會劇變革時期，也是社會經濟、思想狀態等變化最大的階段。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劇烈變革時期，由于存在體制性的缺陷，加上種種主觀因素的影響，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非常大，而對腐敗的懲治又不夠有力，導致腐敗成為1種低風險、低成本、高效益的行業，使腐敗之風越刮越盛，腐敗的滲透面越來越廣，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涉及的人員越來越多。從我國目前情況看，主要存在以下1些類型的腐敗；利用授權和管制權腐敗；利用公共資源的處置權腐敗；利用征稅權腐敗；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務分配權腐敗；利用執法、司法權腐敗；利用投資和采購權腐敗。

從我國的情況看，腐敗問題還處在易發和高發時期，存在面廣、量大的狀況。面廣，即腐敗的面越來越廣，腐敗現象滲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門有，而且清水衙門也有，現在已很難覓得到1方不被腐敗所污染的凈土。量大，即腐敗者的數量很大，查案往往1查1大串，1查1大片；腐敗的金額在增大，腐敗者的腐敗動機已從揮霍享受型向資本積累型轉變，胃口越來越大，貪污受賄金額動輒上百萬、上千萬。

2、腐敗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導致我國目前腐敗問題10分嚴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而反腐敗的成本則偏高。香港經濟學家張5常教授認為“有機會就1定會有貪污……就像有個1絲不掛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動心也辦不到的。”1個握有公權的人可以通過腐敗行為得到從事遵紀守法活動還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著社會為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制度基礎，1些私心嚴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經不住誘惑，而走上腐敗的不歸路。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成本和收益與腐敗發生率之間存在10分密切的關系。腐敗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發生率上升，我國目前的腐敗現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這與我國腐敗的低本、高效益有著直接的關系。腐敗的成本是指腐敗者在實施腐敗行為中的付出。腐敗成本主要包括：腐敗的總成本、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腐敗的受懲成本。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腐敗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敗者在實施腐敗活動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1點精力，如打個電話、當面交辦、批個字條或偽造賬冊等就可以獲得利益；有時也可能要付出點聯絡費用，以疏通關節。如請人吃飯、送點禮品、禮金等。但這些費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當然作為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則是10分巨大的。從我國情況看，腐敗行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勞力、精力。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機制、法制的不健全，監督制約的薄弱，使腐敗機會很多，腐敗者實施腐敗行為，并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勞力。

腐敗的機會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為0。能夠從事腐敗的1般都是掌握有1定公權的公職人員：這些人員的收入1般是相對固定的，按照統1的規定發放的，而且從目前情況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敗而被查處，受到的經濟損失并不大。假如其從事某種腐敗活動，其所花費在這方面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等這些資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職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會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紀活動，也由于有種種限制，如機關干部不得領取兼職報酬；領導干部不得個人經商、辦企業；不得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純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從事腐敗活動，則回報往往是10分豐厚的。

我國目前腐敗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敗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1定時間相對固定的，即根據腐敗程度嚴重狀況不同，受到的處罰也不同。腐敗10分嚴重者，將被判處死刑，腐敗的成本達到最大化。雖然，我國對腐敗的懲罰存在著高選擇性，即同樣的腐敗，受到懲罰的輕重程度可能大不1樣，往往職位高者、關系網多者，處罰相對會輕1些，但受懲成本1般是可以測算的。我國目前腐敗的受懲成本也是不高的。1是財產罰很少，考慮給出路比較多，使腐敗者政治損失經濟補；2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輕；3是名譽和精神上的處罰過輕。對腐敗行為者的揭露和曝光1般都要經過有關部門許可，所以，除了1些驚天大案、官職高、問題嚴重的案子外，絕大多數腐敗者的腐敗行為都不見諸新聞媒體，絕大多數腐敗者的名譽損失僅限于很小的范圍。而即使這樣，腐敗的成本能否真正成為現實的成本還要取決于腐敗現象被發現受到懲處的概率。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法學教授，蜚聲國際的腐敗問題專家蘇珊·羅斯·艾克曼女士認為：“在所有的腐敗交易中，官員實際被抓獲的可能性可能還遠遠低于3分之1。”從我國的情況看，受計劃經濟體制和長期高度集權體制的影響，導致公權太多，又加上處在經濟轉軌時期，機制、體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比較大，而監督機構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較薄弱，腐敗被發現受到的懲罰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計也不會超過3分之1，即最多有3分之1的腐敗交易者會發現并受到查處。

如果按照30%的被發現概率來計算，腐敗的受懲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紀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這個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國，雖然，對少數腐敗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敗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處決。但也有更多的腐敗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說從事腐敗活動的風險是比較小的。目前存在腐敗產生率總是高于“死亡率”，腐敗問題蔓延發展勢頭總是難以遏制，1些腐敗分子前仆后繼，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在于腐敗的成本明顯偏低，而腐敗的收益則較高，與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別是社會上“丟了黨票，抱了金娃”、“1人坐牢，全家享福”、“虧了我1人，幸福幾代人”等現象 的存在，更助長了1些人的這種心理。于是“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這句話，會被1些有風險偏好的人奉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繼在實施腐敗行為時更加膽大妄為。

1般來說，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反比關系。也就是說腐敗的成本越高，腐敗發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敗者在進行腐敗活動時，必然會考慮獲得好處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處和效用，腐敗行為就不可能發生。這種好處和效用就是腐敗的收益。腐敗的收益可分腐敗的總收益和腐敗的凈收益。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腐敗的凈收益10分可觀，可以說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回報。有的在短短幾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撈到其靠合法收入幾輩子都無法獲得的錢財。1996年僅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懲腐敗挽回的經濟損失就達近47億元。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45113件，腐敗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萬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腐敗造成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估計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億元之間，占GDP13.2%至16.8%。由于腐敗金額日益巨大，為避免打擊面過大，有關部門不得不提高了對腐敗進行處罰的標準線。如過去的《刑法》規定，貪污受賄2000元以上，檢察機關就可以立案偵查。新《刑法》則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標準。這也從另1方面說明腐敗的收益是比較高的。腐敗的總收益與腐敗的總成本相比，差距10分懸殊，腐敗的總收益遠遠高于腐敗的總成本，因而腐敗的凈收益也即利潤是10分可觀的。任何行業要獲得高的回報，必然會有風險。腐敗也是如此，也有風險，但這個風險與高回報相比，并不比其它行業高。加上腐敗者在如何逃避受懲，降低腐敗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斷想出新的辦法、新的手段，而懲罰腐敗方面的方法、手段則相對落后，法律不夠完善，使不少腐敗行為不可能輕易被發現和揭露，即使被發現有腐敗嫌疑，也有可能逃脫懲罰特別是嚴重的懲罰。這就又降低了腐敗的風險和成本。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際上也已成為1些腐敗分子躲避風險、逃脫懲罰的避風港。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存在，1方面導致腐敗的行為人避重就輕，拒不交代嚴重的犯罪行為，使“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現象普遍化。另1方面，1些司法人員為包庇個別有權勢的腐敗行為人，而故意不再對嚴重的犯罪進行調查。從而使1些人進行腐敗的成本和風險進1步降低。

1般來說，在腐敗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發生率與腐敗收益成正比。腐敗收益越高，腐敗的發生率也越高。當腐敗的凈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敗的總收益時，腐敗的發生率將達到最高，也就是說只要有可能，多數人都會去搞腐敗，到那種狀況，社會道德倫喪，是非標準顛倒，法制廢馳，社會必將大亂。而當腐敗的收益≤腐敗的總成本時，腐敗行為發生率將大大下降，甚至降為0。因為有人從事腐敗行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沒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負收益，自然就不會有人冒傻氣去從事腐敗活動了。

3、反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對腐敗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主要是借助微觀分析法。而對反腐敗成本的分析則將主要借助宏觀分析法。由于反腐敗的體制、機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導致反腐敗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這也是影響反腐敗力度的成效，致使腐敗成本偏低，腐敗問題解決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反腐敗的成本是指反腐敗機構及相關部門、人員為反腐敗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花費。

從我國情況看，反腐敗機構個體運轉成本是較低的，各個反腐敗機構除個別的外，大多數機構的裝備、人員工資都是低水平的，工作條件也是艱苦的，與香港廉政公署，與發達國家的反腐敗機構相比，無論是人員工資還是裝備水平都有天壤之別。但從總體情況看，運轉成本又是比較高的。我國的反腐敗機構，重疊交叉比較多，紀檢、監察、檢察、財政、審計、公安、法院都有1定職能。有管紀律的，也有管法律的；有管黨政干部的，也有只管企業的；有只查事不查人的，也有以查人為主查事為輔的。這些又大都各成系統，各管各，沒有真正形成合力，不像香港、新加坡廉政機構那樣職權明確，結果導致實際運轉成本比較高昂。

我國對腐敗的偵查成本過去明顯要比西方國家要低。西方國家在懲罰腐敗前，要花大力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用于偵查并收集證據。而我國仍主要依據口供，故偵查的成本并不太高。但近些年來，由于大量的腐敗問題主要依靠紀檢監察機關調查后再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這使懲罰的成本也出現了大幅上升的狀況。因為，紀檢監查機關都是運用“兩規”，“兩”指在賓館，采取談心、談話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進行調查取證的，查處的主要是違紀問題，沒有搜查、逮捕、監視、偵聽等任何強制手段，這就必然會導致查處時間的拖長，查處費用的增加（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則不可能租用賓館，1構成犯罪就可以交看守所羈押）。另外，由于紀檢監察機關所取的證據，只能用于紀律處分，而不能作為法律處罰的依據。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在受理紀檢監察機關查處后移交的腐敗案子后，必須重新收集證據，期間還可能導致嫌疑人翻供，這種重復性的勞動，自然又大大加大了懲罰腐敗的成本。所以，從我國對腐敗進行懲罰的成本，無論從個案來說，還是總體上來看，都是比較高的。

反腐敗的機會成本與其他行業相比也是比較高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尤其是紀檢察機關調查案件，既是勞動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人力，包括辦案人員、看管人員；也是資金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包括車輛使用及大量涉案人員、辦案人員、看管人員吃住在賓館的花費、到外地取證調查的花費等，有些復雜大案偵查花去的資金是千萬元以上的天文數字；又是時間密集型的：查案耗時往往比較長，如廈門遠華走私腐敗案，從1999年4月20日開始調查，至今已歷時兩年尚未徹底查結。

所以，從總體上分析，我國目前反腐敗的成本與西方1些國家及香港、新加坡及國內其他行業相比，是偏高的。導致反腐敗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1是工作效率偏低。反腐敗體制不順，機構重疊、職能交叉、職責不清、力量分散、各自為政導致重復勞動多，無效勞動多，互相聯系少，有時甚至出現互相扯皮、力量抵消的狀況，嚴重影響工作效率；反腐敗機構裝備落后，偵查、調查手段落后，基本上仍是解放初期的做法：政策攻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苦口婆心——循循善誘，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促進良心發現。這就全靠磨嘴皮、磨時間，自然也導致工作低效。2是公權太多。1方面是握有公權者太多。不僅政府部門機構太多、官員太多，而且黨的機關、司法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乃至居委會、村支部、村委會都握有公權，導致握有公權者基數龐大；另1方面是政府管得太多，過多地介入社會管理事務、經濟活動和資源分配。公權1多，自然就會導致監督的總成本、懲罰的總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在發生腐敗的概率不變的情況下，握有公權者基數1大，發生腐敗問題的絕對數也1定會增加。如果腐敗問題被查處的概率不變，則懲罰的社會總成本將隨腐敗絕對數的增大而增大。3是法治氛圍不濃。法制不夠健全，法治氛圍不濃也是導致反腐敗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由于幾千年人治意識的影響，導致法治觀念始終不濃，公眾對腐敗行為的舉報 意識、舉證意識都不是很強；官員對腐敗問題偵查和懲罰干預比較多；腐敗的查處、懲罰還常常要沖破人情風、關系網的束縛等等，這些都使偵查和懲罰腐敗問題增加了難度，從而增加了反腐敗的成本。

1般來說，社會投入反腐敗的資源不可能是無限止的，反腐敗的資源也是稀缺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在1定時期內是基本不變的。在對腐敗懲罰嚴厲程度不變和懲罰腐敗的單位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反腐敗的成本與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就呈現為負相關關系，即隨反腐敗成本的增高，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就會出現下降。而對腐敗打擊力度的下降，又會導致腐敗的風險降低，腐敗的成本下降，致使腐敗發生率上升。由此可以推論，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正相關關系，即隨著反腐敗成本的升高，對腐敗的懲治概率就會下降，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也會減弱，腐敗的發生率就會相應升高。當然，如果對腐敗懲罰嚴厲程度也相應變化，則情況就不1樣了。假如對腐敗懲罰的嚴厲程度主要體現在罰金上，反腐敗的成本提高后，相應提高懲罰的罰金，則腐敗的發生率不會提高；而如果懲罰的嚴厲程度主要體現(論文網)在加重刑罰上，則會進1步增加反腐敗的社會成本，這時，在1定臨界點內即監獄能夠收容的幅度內，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會呈現負相關關系。而當突破這1臨界點后，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出現正相關關系，因為這時，監獄已難以容納新的犯人，付出許多成本偵查腐敗而最終使腐敗者無法受到應有的懲罰，腐敗的成本無法體現，這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的發生率上升。反腐敗行為與其他經濟行為1樣，要考慮成本，也要考慮收益，也有1個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問題。特別在對單個腐敗問題是否要進行偵查和懲罰時，收益與成本的權衡往往是反腐敗機構作出最后決策的重要依據。反腐敗的收益是指單個反腐敗行為或全社會整個反腐敗行為的實施而獲得的利益，包括制止腐敗行為和追回、挽回經濟損失等方面，當然還包括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等方面的內容。因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是精神性、抽象性的利益，為分析方便起見，這里不過多涉及。

反腐敗的凈收益與懲罰腐敗的可能性的大小密切相關。也同其他投資行為1樣，利潤越高，投資的熱情也越高，假如每個反腐敗行為不僅沒有獲得任何凈收益，反而獲得凈負收益，則政府和反腐敗機構雖然考慮社會效果，仍然不會放棄懲罰腐敗，但會因難以承受巨大的社會成本，而不得不放棄對1些腐敗問題的懲罰，降低懲罰腐敗的可能性。如果，每個反腐敗行為凈收益非常可觀，甚至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利益回報，則政府和反腐敗機構會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對腐敗的懲罰活動中，從而大大增加懲罰腐敗的可能性，這也就會大大降低腐敗的發生率。

4、我國腐敗問題懲治方法思考

根據上面分析，筆者認為我國當前腐敗問題嚴重的根本的原因是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和反腐敗的成本過高。所以，解決我國的腐敗問題的思路也必須由此進行展開，反腐敗的方略和具體措施也必須根據這1情況來設計和實施。當前可以考慮著重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公務人員待遇，加大腐敗的機會成本

世界各國反腐敗實踐中，普遍認為有益于遏制腐敗的1項措施，就是提高公務人員待遇，使公務人員的收入能處于社會的高收入階層，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這樣，1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機關、公權部門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防止庸人充斥這些機關部門。另1方面，可以減少公職人員腐敗的動機。所以，自“80年代以來，以薪或高薪養廉的思想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許多國家通過優厚物質待遇保證政府官員享有較優越的生活，使他們不至于為了某些蠅頭小利而舍棄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在實踐中，1批被譽為?廉潔之國?，如奧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智利、津巴布韋等國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度為特點的反腐措施。”（季正矩：《跨越腐敗的陷阱》P237）反腐敗國際主席彼得·艾根認為：確保文職人員和政治領導人的工資足能反映出其提任的職務所要擔負的責任，只要條件允許，還要同私營部門的工資水平1致起來，這樣做既然可以減少對腐敗的“需求”，還可以確保能獲得最優秀的人來為國家服務。雖然，從個案來看，低薪未必腐敗，高薪也未必廉潔。但從總體上來講，高薪畢竟優于低薪。公務員優厚待遇會使公務員從事腐敗的機會成本提高，從而使多數人對腐敗望而卻步。

（2）加大對腐敗者的懲罰力度，提升腐敗者的受懲成本

結合我國的國情，加大對腐敗者懲罰力度，主要可采取兩方面的措施：1是建立統1高效類似新加坡、香港那樣的專門的懲腐反貪機構，賦予其獨立偵查權、逮捕權、起訴權，使其有較強的獨立性，以改變目前我國存在的腐敗現象.

第五篇：淺談腐敗和反腐

《形勢與政策》

題目：淺談腐敗和反腐

班級：生物工程二班

學號：1109034222

姓名：周兆

2012年11月

淺談腐敗和反腐

近年來，一些老百姓總在抱怨，覺得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老百姓為什么會有這種想法呢？這種現象的深層本質的原因在于，我國的反腐敗已經到了深水區。其次，就是人們的認識上的不足。什么是腐敗，按照世界公認的觀點，用公共權力來謀取私利才是腐敗。有些人把腐敗當個筐,什么東西都往內裝。把經濟領域里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房屋面積縮水、虛假廣告、虛假彩票等違反誠信原則和市場秩序的行為，不守信用、服務態度差、形式主義等工作作風和封建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極現象以及黃賭毒等社會丑惡問題，都歸結為“腐敗現象”。還有，有些人之所以感覺到現今的腐敗問題很嚴重，除了把腐敗這個概念泛化外，也與他們獲得腐敗信息的渠道有關。2003年，有個省就“您和您周圍的人感受腐敗的渠道”作了一個專題問卷調查，結果是13.92%的人親身經歷過腐敗；54.3%的人從國內書報、3.9%的人從境外媒體上感受到腐敗很嚴重； 13.87%的人聽別人說腐敗很嚴重；12.536%的人說不清。由此看來，親身經歷腐敗的人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是聽媒體和別人說的，這值得我們深思。當然，當今的中國的確存在許許多多的腐敗事件，中國的反腐事業任重而道遠。

腐敗產生的原因

私有制的存在決定了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腐敗是一種社會現象，是隨著私有制、階級、國家產生而產生的，只有私有制被消滅，國家、階級消失之后才能真正消除腐敗現象。此外，從物質條件來看，我國目前生產力不發達，物質和文化還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資源分配權力過于集中，造成了很多的腐敗機會和條件；從人的因素來看，一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廉政勤政”和“依法行政”的思想樹得還不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問題還比較嚴重；從社會環境來看，受社會上各種不正之風的影響，一些人把腐敗當作“臭豆腐”，崇尚廉潔的社會氛圍尚未形成。

腐敗的危害

國外主要從四個方面總結腐敗的危害性，一是腐敗動搖政治穩定的基礎、影響人心的向背，二是腐敗對經濟資源造成巨大浪費、阻礙經濟發展，三是腐敗破壞法律實施、損害社會公正，四是腐敗導致人們靈魂蛻變、敗壞社會風氣。他們這種認識很深刻，也很具體。我們講得最多的是腐敗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比較宏觀。人們深惡痛絕的官員腐敗損害了社會道德，讓一些百姓在對金錢的態度上變得玩世不恭。有的醫生向病人收取紅包，也有大學生向別人行賄以出版自己的作品，等等。

如何治理腐敗

這是個世界性難題，尤其是從根本上杜絕腐敗。從源頭上治理腐敗，關鍵是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控制，要從制度上做文章，釜底抽薪，才能真正遏制住腐敗。每年“兩會”，熱點話題之首都是反腐敗，腐敗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所以高層領導才說“腐敗會導致亡黨亡國”，反腐敗也成為每屆中央的頭等大事。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只有整體聯動、綜合防治、全面推進，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要更加注重提升懲防腐敗體系的整體功能；

2、要更加注重發揮懲治和預防腐敗的綜合效應；

3、要更加注重增強反腐

倡廉的整體合力。即反腐敗要建立綜合戰略。一是教育，對公務員進行廉政建設培訓教育。有的國家，不但對公務員，而且在中小學學生中推行廉政建設教育，從小培養孩子們的廉政意識；二是懲治，對腐敗者從政治、經濟、法律上進行懲罰；三是預防，要建立預警機制，通過一套指標體系來預測、監控腐敗可能造成的危害。另外，還要加強公民參與。西方主要是通過新聞媒體和立法來反映民意，進行反腐敗。

中國的反腐為何總是治標不治本？

很多人會奇怪，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像公眾所期盼的那樣，徹底從源頭遏制腐敗呢？有心人會對中國的反腐敗產生一種微妙的感覺：高層也想從源頭遏制腐敗，但總是有心無力，結果便是一招接一招，招招都是花招，不但治不了本，甚至還不能治標。還有從法律上講，雖說從1979年至今，中國全國人大共計通過了380多部法律，國務院已頒布了800多部行政法規，全國地方性法規共計8000余部。可以這樣說，以憲法為核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已經初步形成。目前面臨的嚴峻問題是，20年來，我們可以制定上千部法律，但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執法環境恐怕不是幾十年就能做到的。現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方略，要實現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執法問題不解決，則立法成果難以保障。現在，《立法法》允許下面有自己相應的立法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必然產生立法利益偏向的問題，結果是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商品化。這種在立法上以局部利益損害國家利益的不廉潔行為，是下一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的重要內容。

看看國外的反腐

國外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反腐方式上有一些很嚴厲的措施，例如新加坡的連帶責任，美國80年代的死盯運動，這兩個措施的確很厲害。新加坡在反腐敗上提出兩個口號：一是要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二是要讓腐敗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產。對付貪污者，除了要沒收其所貪污的錢財，還要給予數倍、數十倍的罰款，為此，新加坡設立了一個法律上的連帶責任，責令貪污者的上司與其一起還錢。在這里，上下級關系不再是簡單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而是一個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共同體，一損俱損。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搞的死盯運動更厲害。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冒充大公司的職員，去給政府官員送禮，哪個敢收，就把哪個抓起來。這種死盯戰術在打擊腐敗方面的確可以起到特殊效果，讓政府公務員感到身邊到處都是陷阱，稍不留神就會掉下去，迫使他們潔身自好，遵紀守法。

中國與外國的合作

今天，腐敗已經是世界性的通病，反腐敗是各國政府必須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中國作為一個全方位開放的大國，當然不能“關門反腐敗”，理所當然地要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2003年1月11日，中國廉政建設項目啟動會在深圳舉行。中國廉政建設項目的實施，是我們在反腐倡廉領域對外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和擴展。目前，中國已與世界上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監督、監察機構建立了業務聯系。從2005年起，通過中美執法合作聯絡小組反腐敗專家組與美方建立起聯絡機制，定期磋商機制以及信息交換機制。我國近年來還與一些國家加緊簽訂雙邊引渡條約，這也使一些久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與國外合作，有利于我們學習、研究、借鑒國外地區開展廉政建設的有益經驗和有效做法。盡管國情不同，我們不可能

全盤照搬過來，但他們的經驗和做法可以拓寬我們的視野和思路。

中國特色的反腐

中國絕大多數腐敗案件線索來源于群眾舉報，而不是上級發現，這是中國特色的腐敗發現模式。所以群眾舉報在反腐敗工作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已經成為反腐敗主渠道。“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中國特色的腐敗發現模式反映了老百姓對腐敗現象的疾惡如仇，同時也涌現出許多舉報勇士，他們的義舉讓社會感動。國外發現腐敗的主體一般是監督者、制衡者，是有權機關。如果這些機關不能及時發現存在的腐敗問題，就是一種瀆職。而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官員的權力很大，又缺少必要和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加上官員普遍對上負責的機制，因此腐敗不易被有權機關發現。但腐敗分子生活在老百姓中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還有就是網絡舉報的數量大了，網上舉報與傳統的舉報方式相比，提高了效率，也加強了舉報人和檢察機關的互動，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舉報人的安全。這種快捷的舉報方式，為群眾拓寬了舉報渠道，為檢察機關拓展了案源，也給群眾降低了舉報成本。早在2003年最高檢就設立了全國檢察機關統一的舉報網站：進入最高檢網站主頁，“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中心”的鏈接非常醒目。點擊進入舉報中心，再點擊“我要舉報”，就可以看到一張中國地圖，舉報人可以選擇相應省份，點擊即可進入該省檢察院的舉報平臺進行舉報。“舉報中心”會自動生成一個密碼，舉報人據此密碼可以隨時查看舉報的處理情況。這樣，最高檢就把全國的舉報線索納入統一管理，適應了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工作機制的要求。舉報人與最高檢的互動是網上舉報的一大亮點。舉報者登錄舉報網站，除了能與工作人員網上交流，還能看到他們的舉報信息受理情況。舉報者可以看到他的舉報材料是分流了，還是移送到其他機關，或者是轉到相應的有管轄權的檢察院。最高檢規定，收到舉報信息，一個星期內告知舉報人受理情況，3至6個月告知案件處理情況。近年來，出現了一批“以檢舉揭發貪官的腐敗行為為己任”的職業舉報人，他們對貪官的腐敗行為明察暗訪后，將舉報材料報給當地檢察院舉報中心，并署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聯系地址。據某地檢察院統計，去年職業舉報人舉報的案子多達50余起。這與檢察院出臺的《獎勵舉報有功人員暫行辦法》有關：法院認定犯罪數額在1萬元至10萬元的，按犯罪數額的5%獎勵舉報人；認定犯罪數額在10萬至50萬元的，按犯罪數額的10%獎勵舉報人；舉報50萬元以上的犯罪額，將給予特殊獎勵。同時，檢察院還給予職業舉報人全面的保護：嚴守舉報人的姓名、工作單位、家庭住址等信息。職業舉報人的出現，其實是對舉報工作的一種肯定，說明我們國家的舉報工作已經收到明顯實效。

十八大與反腐敗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全程看了習總書記的講話，讓人耳目一新，極富個性，又具新鮮感。語言十分平實、樸實，讓老百姓一聽就懂，少了許多非常官方的語言。通篇講話中所貫穿的“責任”、“人民”、“管黨”等主題十分鮮明，讓人充滿期待、充滿希望。在這之中，總書記關于黨內問題的闡述，尤其令人深刻，他說，“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語氣凝重而堅定，充分展示新一

屆領導集體推進反腐倡廉的堅定決心和鮮明態度，從而以實實在在的成效真正取信于民。“全黨必須警醒起來。”既是諄諄告誡，更是反腐倡廉的動員令。我們黨要始終保持純潔性、先進性，就要在教育、懲戒和制度等方面，特別是制度層面，加大反腐倡廉建設，著力推進依法治國。當年，總書記曾經在寧德主政期間鐵腕治吏。面對未來，我們寄予無限希望與期待。

中共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1月15日上午在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新一屆中紀委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并獲中央委員會批準。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出任新一屆中紀委書記，趙洪祝、黃樹賢、李玉賦、杜金才、吳玉良、張軍、陳文清、王偉當選副書記。外界分析認為，王岐山在過往的從政經歷中屢次擔當“救火隊長”角色，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高手”和“處理危機的鐵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內地腐敗形勢日益升級，金融、證券領域成貪腐重災區，而王岐山早年長期在金融行業工作，深諳金融規律和中國現實，金融領域反腐亦是王岐山的“拿手好戲”。由其領銜肅貪倡廉，顯示中共進一步加強治理貪腐的決心與力度。縱觀此次新當選的中紀委常委可以發現，19位常委幾乎全部具備多年的紀檢監察工作經驗，并且絕大多數來自于中央重要的黨紀和政法部門。除書記和副書記外，其他10位常委均是來自解放軍總政治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部、中直工委、國家機關工委、審計署、監察部等中央重要機構和部門主管紀檢的高官。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任，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實現全社會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都要求我們黨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只要我們清醒認識腐敗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旗幟鮮明、以一貫之地反對腐敗，就一定能夠清除腐敗這個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