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調解工作與法院調解工作銜接的路徑探尋

人民調解工作與法院調解工作銜接的路徑探尋

【內容提要】 加強人民調解工作與法院調解工作的溝通和銜接，是當前進一步發展和開拓人民調解工作的時代要求。本文試圖對人民調解工作與法院調解工作的銜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淺的探討，詳細論述人民調解協議書與法院調解書效力的銜接問題。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實際情況下，應著力提升人民調解協議書的約束力，實現人民調解協議書與法院調解書的效力銜接，從而進一步降低調解成本，提高調解成功率，更充分地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作用。

【關 鍵 詞】 人民調解 法院調解 銜接

調解是各國解決民事糾紛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國，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的人民調解在處理居民之間的民事糾紛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不僅在于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講究和諧精神與協調一致[1]，人們有“厭訴”心理，發生糾紛時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調解；而且從現實的層面上，調解不僅有利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迅速解決，并且有利于減輕法院的訴累。

然而，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書沒有法律上的強制約束力，一方當事人一旦反悔，調解協議書就成為一紙空文，這不僅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巨大浪費。無疑，這樣的制度不僅是不公平的，特別是與當下社會要求建立一個信用社會是背道而馳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個良性的市場經濟體制與環境。

因此，人民調解工作與法院調解工作加強溝通協調，采取優勢互補，是發展人民調解工作的時代要求，是拓寬和完善調解制度的積極路徑。

一、人民調解與法院調解的關系

（一）二者作為調解的共性

1、非對抗性和平協商，有利于減少當事人的對抗，和平解決糾紛。

2、程序簡便快速，減少解決糾紛的時間和成本。

3、可以適當參考援引地方習慣、道德、人情等社會規范，緩和法律與本土實際情況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規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合理快捷解決糾紛。

5、維護社會穩定，培養公眾誠信的道德觀，增加社會凝聚力，緩和社會轉型過程的矛盾和沖突。

6、調解的非對抗性和數額上的讓步有利于義務人自覺履行義務，高效、徹底的解決糾紛。

（二）人民調解的優勢（相對于法院調解而言）

1、人民調解的程序更為簡便、快速且不收費，可就地就近解決糾紛，大大減少當事人的時間和成本。

2、人民調解方式靈活，更易促成雙方當事人的和解。

3、參與人民調解主體的廣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資源的多樣性，如親情、鄉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達成。

（三）人民調解的缺陷（相對于法院調解而言）

1、多數調解人員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業務水平欠缺，不能適應當前調解工作的需要。

2、調解有時缺乏規范性和專業性，不能做到依法調解，難以讓雙方當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調解協議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使得糾紛解決有時不具有徹底性。

二、二者銜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隨著改革和發展的不斷深入，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和相互之間的利益關系發生很大變化，各種矛盾突出、多發、復雜。面對新時期出現的大量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應當加強人民調解與法院調解的銜接，進一步提高人民調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調解的成本，迅速、徹底地把矛盾消滅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以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快節奏，真正達到人民調解與法院調解工作的良性互動，從而提高大調解的公信力，開創人民調解工作的新局面。

“調解書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當事人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尋求新途徑解決爭議。”[2] 另一方當事人向法院起訴后，法院應認定調解協議書具有合同（契約）的效力，應判定不履行調解協議書的一方當事人承擔違約的法律責任，除非不履行調解協議書的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證明調解協議書。

為什么人民調解協議書具有合同（契約）的效力呢？人民調解委員會和社區矛盾調解中心調解的范圍僅為民事性糾紛，屬于私法的范圍。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諦在于尊重選擇，其基本點則是自主參與和自己責任。調解協議書是當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簽訂的，雖然雙方可能都做出了讓步，犧牲了自己在糾紛發生時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們最終發現，“只有與對手彼此都接受雙方同意的約束，即契約，才是唯一現實的選擇，”[4] 這正是當事人自主參與的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參與生活，必須把理性判斷作為交往的前提。自主參與者對于參與所導致的結果負擔責任，即自己責任，這是自主參與的必然邏輯。如果當事方不履行調解協議，意即當事方存在過錯，根據意思自治理念，有過錯的加害人必須對加害行為負責，即過錯責任。既然我國的《民法通則》承認意思自治原則[5]，作為國家司法機關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當事人自治的結果呢？

人民法院在訴訟中認定人民調解協議書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時也符合程序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6條第2款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根據自愿原則進行調解。當事人對調解達成的協議應當履行……”在此法律規定，當事人應當履行調解協議，在人民調解協議書的效力問題上法律做出的是強行性規定，當事人沒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選擇權，反言之，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議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該款隨即規定：“當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該規定并沒有說，當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調解協議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從條文規定中也推導不出這樣的意思。反過來，如果認為推出這樣的意思，顯然與該條文的前半句“當事人對調解達成的協議應當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條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該條規定只是賦予當事人在不履行調解協議時除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之外的另一解決爭議的新途徑，即訴訟。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是起訴權，而不是勝訴權。在此情況下，無論是反悔方起訴，還是對方起訴，在民事實體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擔不履行協議的法律責任，除非法院認定調解協議無效。[6]

2、人民調解協議書與法院調解書的效力銜接

通過第一部分的論述，我們解決了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基礎效力問題，然而人民調解委員會和社區矛盾調解中心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書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一方當事人違約，另一方當事人不能以此為依據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這對于社會資源來說是一種浪費，同時也不利于樹立人民調解的威信，這樣大量的標的小、社會影響不大的民間糾紛將會涌到法院去解決，勢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訴累。

在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調解制度的規定，而法院調解書與判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給付內容的法院調解書具有強制執行力。為賦予人民調解協議書以法律強制效力，我們設想，把人民調解協議書與法院調解書銜接起來，即人民法院可以應當事人的申請，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據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內容制作調解書，該調解書即具有法院調解書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可以以此申請強制執行。實行這種銜接制度，不僅具有現實上的重大意義，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3）法院審理的結果。法院對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審理結果可能有幾種情形：一是，一般情況下，經過審理，獨任庭認為人民調解協議書協議內容清楚、合法的，應依據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內容制作法院調解書，要求雙方當事人要調解書上簽字，加蓋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獨任庭認為人民調解協議書協議內容不清或者違法或者有欺詐、強迫等情形的，應認定協議書無效。在雙方當事人愿意再行調解的情況下，可以主持當事人達成新的協議，并以此制作調解書。三是，如果在獨任庭制作調解書前，當事人雙方撤回申請的，應裁定撤銷案件；一方當事人撤回申請或不同意法院調解的，另一方當事人堅持不撤回申請的，應駁回申請，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訴。法院受理起訴后，在審理時人民調解協議書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調解協議書適用證據規則問題

2002年4月1日開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7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為達成調解協議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協所涉及的對案件事實的認可，不得在其后的訴訟中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是否與這一規定發生沖突呢？我們認為，不發生沖突。

第67條的規定是針對法院主持的調解或當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當事人害怕在調解或和解中因承認案件事實而在其后訴訟中給自己帶來不利的顧慮，鼓勵當事人在調解或和解中作出讓步，從而促進調解或和解協議的達成。從條文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這項證據規則只對達不成調解協議的情況下才適用，如果雙方當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一般情況下不適用該項證據規定，除非當事人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80條[10]的規定提起再審。因為當事人一旦簽收了法院制作的調解書，調解書即具備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經結束，不存在“其后的訴訟”，第67條證據規定失去適用條件。當事人要按照調解書的內容履行義務，當事人由于妥協而產生的對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為調解書的內容，當事人同樣必須履行。

人民調解委員會或社區矛盾調處中心主持下進行調解與法院主持調解同樣適用第67條證據規則。在人民調解過程中，當事人為達成調解協議作出妥協所涉及的對案件事實的認可，同樣不能在訴訟中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但是當事人之間一旦達成協議，簽訂人民調解協議書后，人民調解協議書就具備了合同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則不能就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內容在訴訟中引用第67條證據規則，除非當事人證明人民調解協議書無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據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內容，審核后制作法院調解書，則適用法院調解書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適用第67條證據規則。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調解協議糾紛的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后，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調解員作為證人就相關事實作證，其申請應否準許以及人民調解員的證言效力。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70條的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然而鑒于人民調解員身份的特殊性，就此問題，筆者認為應明確規定對一方當事人的此種申請，人民法院不予準許。人民調解員作為調處糾紛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處理糾紛，不應作為任何一方的證人出庭作證，否則會極大影響大調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在審理過程中，就案件事實確需人民調解員作出澄清說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職權向人民調解員調查取證，人民調解員的證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證人的效力，因其本質上是中立的第三方，與當事人均無利害關系，且法律素養比較高，更能忠于事實，忠于法律，維護法律的尊嚴。

參考文獻：

[1] 詳見趙震江主編：《法律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頁。

[2] 黃進、張麗英主編：《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頁。

[3] 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4] 同上，第22頁。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原則。”詳細闡釋參見彭萬林主編：《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頁。

[6] 此處法院認定調解協議無效并不應是隨意的，而是應依照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與可撤銷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58、59條、《合同法》第52、54條），并參照人民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審核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58條）來進行。

[7] 參見陳桂明、宋英輝主編：《訴訟法與律師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

[8] 《上海市人民調解工作指導委員會關于加強人民調解工作的若干規定》第30條第1款規定：“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內容由糾紛當事人約定，一般應包括下以下條款：

（一）糾紛當事人基本情況；

（二）爭議事項；

（三）協議內容。”

[9] 書面審理方式，應該說不違背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原則。在民事訴訟第二審程序中，可以只進行書面審理。但此可以借鑒用之。對人民調解協議書而言，社區矛盾調解中心已進行一次調解，法院的審理在銜接的意義上，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了。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80條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內容違反法律的，可以申請再審。經人民法院審查屬實的，應當再審。”

第二篇：做好法院調解工作

樹立大局服務意識，做好法院調解工作

調解制度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早在封建社會，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無訟”是執政者的追求，普通百姓對以訴訟方式解決民事糾紛持否定態度，地方官員主要是運用道德教化來解決法律糾紛，“調處息訟”是古代中國極其重要的糾紛解決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民事法律規定順應時代的要求，幾經變化，調解工作的提法也由“調解為主”逐漸轉變為“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根據司法政策的導向，推進審判方式改革，審判實踐中注重舉證責任分配，證據效力，法官的中立、消極態度，提倡判決，公正和效率成為衡量案件審判質量的標準。政策的變化以及相關配套機制的設臵使得司法實踐中一度輕視調解工作，強調審判活動的正規化、技術化的建設，法院調解結案率顯著下降。

二十世紀初，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我國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步入轉型時期，各種不穩定的因素激增，在新形勢下誘發產生了新的尖銳的社會矛盾。根據國家政策的應對調整，為大局服務、維護社會穩定的理念在意識形態占據主流地位。在司法領域，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矛盾激化、注重社會效果成為民事審判的基本任務和目標，調解工作作為有效解決社會矛盾的糾紛處理方法又重新被強調和重視。

筆者認為當前司法政策上對調解方式的引導并非是對我國以往十多年的審判方式改革的否定。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司法政策的調整是順應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是優先側重解決事物發展變化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體現。

審判方式改革過程中審判嚴格依照法律，追求法律效果，裁判結果不僅僅是解決糾紛，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法律的適用來引導人們的行為，促進穩定法律秩序的建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社會關系格局重塑的條件下，這種作用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尤其重要。

由于我國民眾普遍法律意識淡薄，樹立理性的法律思維要從長計議。在當前形勢下，通過強調程序正當而得出的形式正義的裁決與民眾心中追求的實質正義有差異時，得不到民眾的理解，頻發上訪、鬧事等暴力事件；由于配套機制不完善等原因，導致判決執行率低，買賣判決的現象時有發生，從側面反映出民眾對司法權威信任的喪失。這些事件表明法院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社會功能沒有發揮好，一定程度上還加劇了矛盾的對抗和緊張。而當前我國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就是維護好社會的和諧穩定，相比判決而言調解實現這一目的更有效果，所以著重調解工作是新形勢下的選擇。

基層法院民事案件主要出現在在婚姻、家庭、相鄰、借貸、人身損害賠償等幾個領域，這些糾紛的共同特點是經常發生在熟人社會。在家庭、鄰里、熟人之間，如果對立的情緒沒有消除，這對他們今后的生活、交往非常不利，甚至會產生新的糾紛。如果直接依法判決，并沒有真正解決社會矛盾，既不利于判決的執行，也給社會安定留下了隱患。調解主張“心服”而非“壓服”。通過調解人員的居中溝通工作，營造公平、自愿、緩和的環境，當事人雙方互相諒解，容易理

解和接受調解結果，更有利于以后的履行、執行，達到案結事了，有利于安定團結。

另外，調解在程序方面體現為簡便、常識性、非形式化，不必嚴格遵守舉證、質證等規則，在當前我國民眾普遍法律意識不高、律師代理率低的情況下，有利于民眾進行訴訟活動。法院通過調解結案，減輕了當事人的訴訟費用，減少了訴訟時間，提高了訴訟效率，節省了訴訟資源。

當前在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形勢下，法院應當重視調解工作，充分發揮調解化解糾紛的優勢，能動司法，為大局服務，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壞境。

第三篇：法院調解工作先進經驗

法院調解工作先進經驗

法院調解工作先進經驗介紹

縣人民法院緊緊圍繞“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理念，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以人民滿意為目標，把加強民商事調解工作作為司法為民、利民、便民的有效途徑，依法加大調解力度，及時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為全縣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作

出了積極貢獻。2003年至今，全院共受理各類民事案件2468件，以調解和調解后撤訴方式結案2000件，占收案總數的81，與前幾年同期相比調解結案率整整提高了30個百分點，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開創了民事調解工作新局面。我們的主要作法是：

一、黨委重視營造一種氛圍

前幾年，由于學術界曾經對調解制度提出了“否定與替代論”質疑，一些法官對調解工作的認識也一度出現偏差，在對案件的處理上往往簡單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細致的調解工作，從而導致案件上訴多、上訪多、申訴多、息訴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去年以來，院黨委審時度勢，高度重視民事調解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全院范圍內努力營造了一個“人人重調解，全員齊參與”的良好調解工作氛圍。

第一，推出一項制度。院黨委針對一些法官存在重判決、輕調解的觀念，在認真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于去年初出臺了《衡陽縣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目標管理考核辦法》，并將之納入了全院目標管理綜合考核體系，把調解業績作為評判民事審判活動、考核民事審判人員工作成績及工作能力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民事調解各個環節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對調解率、即結率、息訴率進行綜合考核，將“軟任務”變成了“硬指標”，切實增強了審判人員做好調解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二，成立兩套班子。為加強民事調解工作的領導力度和提高審判人員的調解水平，院黨委經研究決定，分別成立了調解工作領導小組及調解課題調研小組兩套班子。其中調解工作領導小組由院長凌玉良親自任組長，主管民商（請登陸政法秘書網）事審判的院領導為常務副組長，全體黨委成員為副組長，民一庭、民二庭庭長為成員，負責協調全院民事調解工作的日常事務、基層法庭的調解業務指導、組織調解人員專項培訓等工作。調解課題調研小組同樣由院長親自任組長，主管調研工作的院領導任常務副組長，全體審委委員任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為成員，負責召開調解工作經驗交流會、研討會，組織業務庭開展專項調研，提高全院調解工作水平。去年以來，我院已開辦專項培訓班6期，組織參加上級法院業務培訓30人次，召開調解經驗交流會3次，研討會8次，組織專項調研2次，撰寫調解工作調研報告、論文5篇，全部被《人民法院報》、《湖南審判研究》等報刊、雜志刊登，營造了良好的調解工作氛圍。

第三，給予三種傾斜。為使調解工作得以順利開展，院黨委想方設法，根據我院實際情況，從三個方面對民事審判工作給予關照。一是力量上傾斜。考慮到民事案件數量多、工作壓力大及調解率的高低與審判人員素質有直接關系等因素，院黨委盡量把精兵強將派往調解一線，充實調解工作力量。如民商審判庭就安排了19名同志，平均年齡35歲，100具有法律本科文化，是全院力量最強的集體之一。二是物質待遇上傾斜。我院規定：調解一線人員的各項福利待遇一律優先落實；每年組織一次“調解能手”評選，對“調解能手”予以重獎。去年，我院評選的一名“調解能手”不但拿到豐厚獎金，還被推薦評為全縣政法系統“十大杰出干警”。三是政治待遇上傾斜。對調解工作做得細致，社會反響良好的法官，我們在提拔使用干部，評先、評優時予以優先考慮。去年底，我院有17名調解工作成績突出的法官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3名成績特別突出者，分別被院黨委提拔為庭長、副庭長。

二、積極探索更新兩種觀念

我們在認真分析、研究以前調解工作成效不佳的原因時發現，墨守成規是制約調解工作發展的一大“瓶頸”。為此，我們深刻領會審判方式改革精神，在審判實踐中積極探索，嘗試在調解工作中引入新觀念、新方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一方面，更新“庭審調”觀念，不拘一格調解。以前我們的調解工作幾乎只限定在庭審中進行，使大量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簡易糾紛進入審判程序，由于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現象，審判人員往往不堪重負。針對這一現狀，我們更新觀念，打破“庭審調”這一常規，引入庭前調解機制，以方便當事人為原則，將調解貫穿于立案、送達、保全等各個環節，靈活運用調解方式，力爭在庭審前就息訴止爭。

一是立案時調解。在案件立案時，我們通過審查起訴狀、詢問有關情況，了解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摸清當事人的性格等情況，做到心中有數。對于不必要開庭和有調解可能的糾紛，在立案時及時進行調解，防止訴訟中矛盾升級。去年以來，我們在立案時調解處理了此類糾紛134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6.7。

如王某以其妻李某有外遇為由起訴離婚一案，我們在審查訴狀時，發現王某僅僅只是為了一條手機短信生疑，并沒有確鑿證據證實，雙方婚姻基礎還是比較牢固。王某已經為此打了李某，李某娘家兄弟聽了很氣憤，準備找王某“算帳”。我們分析此案有調解可能，而且盡快調解還可以防止其他糾紛生成，于是一個電話將李某也叫到了法院，組織雙方進行調解。一方面批評了王

某的家庭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引導雙方回顧戀愛的過程，使雙方重歸于好。

二是送達時調解。在向當事人送達訴訟文書的同時，利用接觸當事人的機會，講解法律、組織調解，爭取消除矛盾，息訴止爭。去年以來，我們在送達時成功調解的案件有160多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8。如原告李某某訴被告王某等3人贍養糾紛一案，由于被告3兄弟不和，竟都不贍養母親，致使老人寡居破屋，衣食無著。我們召集3名被告，集中送達應訴文書。在送達時，耐心地釋明法律，講清道理，并以“今為人子、明為人父”為比喻。由于切中3兄弟要害，令他們羞愧難當，送達時即調解結案。

三是保全時調解。對依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的案件，我們不是簡單地一裁了之，而是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在做好法制教育的同時，依靠強制措施的震懾力使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去年以來，我們在財產保全時調解了200件案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10。原告廖小蘭訴被告李明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一案，我們在依法扣押李明的營運的士時，對李明肇事后不負責任的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同時告訴他如果不能提供有效擔保，的士可能要扣押至結案時。李明懾于法律的威嚴，經權衡利弊，在保全中與廖小蘭達成了調解協議，原告當天就撤了訴。

另一方面，更新“單一調”觀念，多管齊下調解。以前，我們的調解模式固定在法官與當事人之間，法官說、當事人聽，方法單一，調解效率低下。針對這一現狀，我們更新觀念，創新調解方式、方法，多法并用，提升了調解結案率。

一是多方配合，促成調解法。當事人作為社會個體，不可避免地要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實踐中，我們認真分析，掌握每一起案件的社會環境和背景，調動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在調解時，利用當事人可親、可敬、可信的關系人，邀請他們配合法院做工作，促成調解。

二是找準癥結，對癥下藥法。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大多是原告經過反復考慮，為達到一定目的而訴諸法律的。因此，我們注重查明事實，掌握糾紛形成的癥結、焦點，揣摸各方當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運用法律心理學知識，因人因案而異，區別情況，“對癥下藥”，使當事人達成協議。

三是掌握時機，冷熱處理法。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準確掌握時機，分別情況采取“冷處理”或“熱處理”的方法，對那些不及時處理會影響生產、生活以及矛盾有可能激化的案件，采取“熱處理”，多方啟發，因勢利導，趁熱打鐵；對那些因一時沖動而起訴的案件，在審限內采取“冷處理”，“以靜制動”，待當事人心態趨于緩和時，組織調解，化解矛盾。

在工作中，我們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多管齊下，調解了一大批民事糾紛。去年以來，我們采用此法調解了1506件民事案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75.3。如2003年農歷12月26日，我們受理了龍山縣65名民工訴西渡鎮某村機磚廠老板曾某拖欠工資案。當時已臨近年關，65名民工在縣政府門口靜坐，案情重大。院長、主管領導與民一庭的同志認真研究，確定了“熱處理”的指導思想，決定盡快調解。一方面迅速派員調查被告的關系人，以便邀請他們配合法院促成調解；另一方面派員調查被告不付工資的原因，以便“對癥下藥”。通過調查，了解到被告所在村的支部書記在村里很有威望，同時又是被告的表叔；未發工資的根本原因是被告有一筆5萬元的紅磚債權未收回。我們立即兵分兩路，一路找村支部書記，邀請他配合法院調解；另一路找被告進行法制教育，同時向其承諾法院年后將會全力幫其追回債權。通過多管齊下的調解，曾某在村支部書記的規勸下，主動付清了民工工資，該案得以圓滿了結。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

三、措施得力彰顯三種效應

由于我院高度重視民事調解，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并靈活運用到審判實踐中，使調解工作彰顯出三種效應。

一是“穩壓器”效應。靠調解方式結案，可以減少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性，防止矛盾激化和升級，有利于在解決民事糾紛時維護當事人的友好關系，促進社會安定、團結，實現“雙贏”結果。去年以來，我院通過調解，牢牢地穩住了各類矛盾、糾紛。調解后再審率為0，涉法上訪率為0，矛盾升級率為0，防止民轉刑案件21起、防止群體性械斗33起、阻止自殺事件1起，有力的維護了社會大局穩定。如王某訴李某離婚一案，雙方為婚前一萬元彩禮款應否返還的問題爭執不下，在訴前各自的親友就已經為此發生過一次打架。訴訟中，王某揚言此款如不返還，將炸死李某全家。而李某認為按習俗，“男反女，不退禮”，表示如法院判決返還彩禮，就服毒自殺。我們見此情況，沒有急于判決，而是組織雙方坐下來，釋法釋理，引導雙方換位思考，互讓互諒，最終促使他們達成了調解協議，使一例極有可能誘發更大沖突的婚姻糾紛圓滿調處了。

二是“助力器”效應。靠調解方式結案，可以減輕諸多方面的工作壓力，實現助力作用。一方面，減輕了上級法院二審民事審判工作壓力。以我院為例，目前的判決率不到19，由于在調解過程中已對當事人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當事人的服判息訴率也比較高。去年以來，我院判決的民事案件實際上訴率僅為2，大大減少了市中級法院二審民事案件收案數。另一方面，又減輕了審判委員會研究疑難民事案件的壓力。2002年我院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民事案件為33件，2003年以來由于調解工作得力，至今共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民事案件數僅為7件。此外，還可以減輕執行工作壓力。由于調解結案率的上升，使義務自動履行率大大提高，很多案件都是當庭兌付、自覺履行。去年以來，我院成功調解的案件中，70以上具有給付內容的當事人，自覺履行了調解協議所確定的義務，沒有進入執行程序。

三是“節能器”效應。調解能快速、簡便、經濟地解決糾紛，達到案結事了、息訴止爭的效果，因此能有效地節約訴訟成本，減輕當事人的訴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與高判決率所引起的上訴多、申訴多、上訪多等現象相比具有顯而易見的節能效應。如前年我院審理的劉某訴李某財產損害賠償一案，雙方為瑣事發生口角后，李某將劉某家的玻璃全部打爛，實際鑒定價值160元，劉某起訴非要索賠1000元。此案因劉某拒不接受調解而不得不判決，判決后劉某不服上訴，經二審判決維持后，劉某還是不服，又提出再審請求，被駁回后，劉某又進行無休止的上訪、告狀，共花費訴訟費、交通費、食宿費等各項費用5000余元，耗時1年，劉某得不償失，后悔莫及。今年劉某又與黃某發生爭執被打傷，向我院起訴后，主動請求法院調解，結果僅用1天就結案了，劉某只負擔了50元訴訟費。劉某最后主動和我們講，前年都怪自己沒有聽法官的意見，導致損財又嘔氣。

我院的民事調解工作在院黨委的高度重視下，通過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們深知，與兄弟法院相比，我院還有很大的差距。在當前新的形勢下，我們將鍥而不舍，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理念，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調解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衡陽，促進社會安定、團結，作出更大的貢獻，爭取更好的成績。

第四篇：法院做好人民調解工作實施方案

XX市人民法院指導人民調解工作實 施 方 案（二OO四年九月）認真做好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體現，是推進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迫切需要。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為推進我院新時期支持和指導好人民調解工作，努力提高人民調解工作質量，促進我市人民調解工作進一步改革發展，特制定如下實施方案。

一、指導思想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全國、全省人民調解工作會議和中辦、國辦轉發的《意見》精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總體部署和要求，堅持改革、發展、穩定、服務的工作方針，全面加強人民調解組織規范化建設，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及時化解糾紛、實現社會穩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第一防線”作用。努力把各種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并消滅在萌芽狀態，為維護社會穩定做出貢獻。

二、具體措施對人民調解指導工作做到“三明確”

1、明確指導原則。要求對人民調解工作的具體指導要依法進行，不得越位。即只能針對一般性法律問題、調解技巧、調解文書制作等方面進行指導，不得直接介入正在進行的調解個案，或對個案的具體處理發表意見；

2、明確責任。本院民一庭、民二庭、小龍潭法庭為具體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責任部門，要確定具體的聯系人及聯系鄉、鎮（含街道、社區，下同），要求責任人對所聯系鄉鎮的調解員在對個案調解過程中碰到的法律問題予以解答；

3、明確工作日程。要求責任人每年至少安排二次到所聯系鄉鎮司法所指導工作，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所聯系鄉鎮專職調解員來集中參加典型案件的庭審及調解觀摩；責任人每年在司法局組織的全市專職調解員們集中培訓時，安排不少于一節專題講座。建立院與局、庭與所兩級聯系制度

1、法院與司法局聯系制度以本院辦公室為責任部門，建立與司法行政機關的聯系制度，并指定專人負責。主要任務為：匯總本院各人民調解指導工作責任部門的信息；與司法行政機關互通情況；交流調解工作經驗；協調本院各個指導聯系點及責任部門的關系。

2、庭與所聯系制度本院的民

一、民二及小龍潭法庭與各自確定聯系的各鄉鎮司法所保持密切聯系，不定期召開聯系會議。主要任務為：對人民調解員定期進行業務培訓；接受人民調解員的法律咨詢；邀請人民調解員旁聽公開開庭的案件審理；進行法制宣傳活動，總結實踐經驗并上報院辦匯總；收集并向人民調解委員會提供典型民事案例以供學習借鑒；根據總結針對問題提出司法建議以幫助所聯系部門或社區、村委會查找涉法及規章方面的漏洞。建立對口聯絡制度

1、民一庭負責與本市XXXX處、XX鄉、XX鄉、XX鄉、XX鄉及所轄各村民委員會建立聯絡負責制；

2、民二庭負責與本市XX處、XX鄉及所轄各村民委員會、有關企業調解委員會建立聯絡負責制；

3、XXX法庭負責與XXXXX處及所轄各村民委員會、XX礦務局、XX國電集團XXX電廠建立聯絡負責制；

（四）開辦法律門診、開通法律熱線

1、開辦法律門診在本院民一庭設立法律門診部，確定值班員及值班制度，可預約接受人民調解員的咨詢；預約到所聯系點進行業務指導。

2、開通法律熱線將本院指導人民調解工作責任人的聯系電話及聯系方式通告其聯系點，樹立隨呼隨應、盡心盡力的服務思想。

（五）確定指導人民調解工作責任人工作職責指導人民調解工作責任人工作職責為：

1、主要是側重于通過辦案，在業務上指導監督人民調解組織的工作；

2、主動檢查調解工作的開展情況，幫助人民調解組織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

3、檢查調解組織執行政策、法律的情況，看有無調解不當或者違反法律、政策的做法；

4、對于違反政策、法律而調解成立的協議，要及時糾正，并用其警示調解人員，預防類似情況發生；

5、檢查調解協議書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文書的要求，如有無遺漏協議條款等。

6、檢查調解筆錄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規范，是否遺漏當事人主要陳述或主要觀點。

7、定期參加調解工作例會，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共同總結工作，交流經驗，及時討論解決調解中出現的疑難問題。

三、建立考核和獎勵機制支持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完成任務情況將納入各責任庭崗位目標考核范圍，并對工作實績突出的庭室及法官進行及時給予表彰和獎勵，以充分調動其工作熱情和積極性。

四、以上方案從下發之日開始實施。附：XX市人民法院指導人民調解工作聯絡員名單。XX市人民法院2004年9月1日

第五篇：法院、法庭人民調解工作情況匯報

**法庭指導人民調解工作情況匯報

近年來，為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法庭始終把人民調解工作作為化解矛盾糾紛、減少涉訴信訪的重要舉措，不斷提高調解意識，講究調解藝術，豐富調解手段，逐漸摸索出了一套人民調解工作經驗，有力地指導了人民調解工作。

一、制定方案

認真做好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體現，是推進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迫切需要。為推進支持和指導好人民調解工作，努力提高人民調解工作質量，促進我轄區人民調解工作進一步改革發展，我們對人民調解工作做了具體規定。

二、具體措施

（一）對人民調解指導工作做到“三明確”。

1、明確指導原則。要求對人民調解工作的具體指導要依法進行，不得越位。即只能針對一般性法律問題、調解技巧、調解文書制作等方面進行指導，不得直接介入正在進行的調解個案，或對個案的具體處理發表意見。

2、明確責任。我庭指定了某人為具體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人民調解員，確定了具體的聯系人及聯系鄉、鎮，要求所聯系鄉鎮的人民調解員在對個案調解過程中碰到的法律問題予以解答。

3、明確工作日程。要求人民調解員每年至少安排二次到所聯系鄉鎮司法所指導工作，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所聯系鄉鎮專職調

解員來集中參加典型案件的庭審及調解觀摩。

（二）建立庭與所兩級聯系制度。

由本院的法庭與各自確定聯系的各鄉鎮司法所保持密切聯系，不定期召開聯系會議。主要任務為：對人民調解員定期進行業務培訓；接受人民調解員的法律咨詢；邀請人民調解員旁聽公開開庭的案件審理；進行法制宣傳活動，總結實踐經驗并上報院辦匯總；收集并向人民調解委員會提供典型民事案例以供學習借鑒；根據總結針對問題提出司法建議以幫助所聯系部門或社區、村委會查找涉法及規章方面的漏洞。

（三）開通法律熱線。

為了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指導，我庭開通了法律熱線，由人民調解員具體負責熱線電話的接聽，可預約接受人民調解員的咨詢，預約到所聯系點進行業務指導，樹立起盡心盡力的服務思想。

人民調解工作在化解矛盾，解決糾紛，便利當事人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法庭的各項工作走上了良性循環的發展軌道，案件質量、辦案效率、社會滿意度都有所上升，從而有效地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樹立了人民法庭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