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基層法院調解工作的調查報告

一、當前基層法院調解工作的基本情況與主要做法

（一）基本情況

近年來，基層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在自愿、合法的基礎上，以調解方式解決了大量的民事糾紛案件，為及時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從幾個基層法院的統計數字來看，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比例多在60％至70％左右。有的是逐步下降；有的是穩步上升；還有的是先下降后又上升。下降的原因有以下幾個：一是調解需要一定的時間，在不斷加強審判流程管理、強化審限管理的同時，調解的力度被削弱；二是案件數量的不斷增加使法官應接不暇，沒有時間過多的調解，客觀上造成調解不能；三是調解需要當事人對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權威和法官的社會公信力在下降；四是對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夠全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重判決輕調解，或認為調解過多有損法院形象；五是其他社會力量的不當干預，影響了當事人自由處分權的行使。

（二）主要做法

各地法院將調解貫穿于審判全過程和各個不同的訴訟階段：1.送達起訴狀副本和應訴通知書時的“送達調”。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即以打電話、就地審理等簡便靈活的方法通知當事人到庭或到當事人住所，在雙方當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棄答辯期的前提下進行調解。2.詢問被告答辯時的“答辯調”。即在被告向法院送達答辯狀時，根據原告的起訴事實及被告的答辯意見，給被告做調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時通知原告立即到庭進行調解。3.雙方當事人同時到庭的“即時調”。4.庭前準備階段在交換證據時的“聽證調”。5.庭審階段的“庭審調”。6.發揮雙方委托代理律師的作用，促使當事人庭外和解的“庭外調”。7.定期宣判送達前，當事人行使請求調解權的“庭后調”。

基層法院在長期的審判實踐中探索了一套調解的方法，積累了一些有益的調解經驗。如西安市碑林區法院建立了法官主導下的“適度社會化訴訟調解模式”，擴大調解參與人的范圍，試行專家參與調解，聘請人民調解員為法院助理調解員，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會代表中聘請調解員并邀請他們參與案件的調解等。該院還制定了《糾紛調解勸導手冊》，即在征得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將部分案件的調解由法院提示引導到人民調解組織先行調解，使法院調解和人民調解形成雙聯互動的關系。針對農村民事糾紛案件的特點，咸陽市渭城區法院創建了特邀協調員制度，即由法院聘請當地村、鎮干部擔任特邀協調員，邀請他們協助法院參與調解工作，并通過他們直接調解本村、鎮發生的民間糾紛。關于調解工作的經驗，各地法院普遍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要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的理念；2.強化調解工作的觀念不能動搖；3.要堅持合情、合理、合法相結合的調解原則；4.要創造性的開展調解工作；5.要因地制宜，不斷創新調解工作的方式、方法；6.要努力提高法官的綜合素質。

二、當前基層法院調解工作的體會

對調解的功能，各地基層法院有著清楚的認識：一是可以減少訴訟程序的對抗性，有利于在解決民事糾紛時維護雙方當事人的長遠利益和友好關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優化糾紛解決程序的效益，快速、簡便、經濟地解決糾紛，緩解當事人的訟累，降低訴訟成本，達到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三是有利于當事人充分行使處分權，發揮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程序主體性作用，實現當事人主義的私法功能；四是調解協議以合意為基礎，更易為當事人實際履行，可避免執行中的困難，實現調解與執行的有機統一；五是在實體法律規范不健全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通過調解中的協商和妥協，以探索雙贏的審理結果。

針對前一時期隨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化而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提出的調解“否定與替代論”，各地法院普遍持反對態度，認為調解不但已深深扎根于解決民事糾紛的訴訟制度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辦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而且是在保證公正與效率前提下減少訴訟成本、使訴訟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徑。因此，我國調解制度的發展方向應當是逐步改進和完善，而決不是淡化、排斥和取消。目前應以學習貫徹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2002年9月27日在人民調解工作會議上就加強法院調解工作的講話精神為契機，進一步完善調解制度，建立獨立的調解程序及規則，從程序上保障調解合法、有序進行。

調解能否適用與案件類型有著一定聯系。有具體給付內容的民事案件適合以調解方式結案，原因在于此類案件調解的目的性很明確，就是為了促使雙方能夠對給付內容進行有效的協商，以便自愿、合法地達成協議。若是沒有具體的給付內容，如選民資格案件、宣告失蹤或宣告死亡案件、認定財產無主案件、破產案件等，則會因訴訟標的的特殊性而無法進行調解。

適用調解與審判資源有效利用的關系可從兩方面審視：一是對于審判機制整體運作而言，適用調解可以減少訴訟環節，加快結案時間，特別是無須經過上訴程序，能夠節約訴訟成本和審判資源；二是在民事案件一審過程中，適用調解不一定能夠直接起到提高審判效率的作用。實踐證明，結案總數與調解的比例普遍是成反比的，相對于判決而言，調解的有效適用對法官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法官投入的精力也相對更多，而基層法院普遍案多人少，過分強調調解會使有限的審判資源難以有效利用。

三、當前基層法院調解工作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一）存在的問題

1.法律規定調解必須在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的基礎上進行弊多利少。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應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查明事實、分清責任是判決的前提條件，而調解的含義本身就包括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責任含糊不究，互諒互讓，以達到既解決糾紛又不傷和氣的目的。當事人選擇調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的前提下進行調解，調解的優勢就會喪失，還不如判決更簡便、快捷。可見，一味要求查明事實、分清責任，既不尊重當事人的自主處分權，耗時、費力，又浪費法院的審判資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過于簡單，審判實踐中難以操作。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設專章規定了調解，但內容簡單，過于原則，缺乏法官和當事人必須遵守的程序和規范。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實施過程中隨意性很大，何時調解、如何調解，均由法官決定，沒有程序性的約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實施過程中不敢大膽適用。同時，對調解中自愿、合法的規定也過于原則，審判實踐中認識不一。

3.“調審合一”影響司法公正。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程序未作獨立、專門的規定，實行的是“調審合一”的調解模式。這種模式對降低訴訟成本、避免嚴格程序帶來的對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現實意義。但是，隨著司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它在審判實踐中所暴露出來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調解者和審判者雙重身份，勢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沖突，一旦調解不成，容易使當事人對法院的公正和判決的正義產生懷疑，有損司法權威。

4.調解中的職權主義色彩過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雖然起步較早，但傳統審判方式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調解上就是法官的職權主義特別突出。首先，法官對運用調解方式還是判決方式結案，擁有較大的選擇權，有些能調解結案的案件，法官卻將調解走了過場；有些案件應當及時判決，法官卻在開庭后反復調解，久調不決。其次，調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視當事人尤其是債權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益，甚至強迫或變相強迫當事人接受調解。

5.賦予當事人反悔權的規定有待完善。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調解書送達前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反悔，而無需任何理由。因此，當事人在訴訟中達成的調解協議對當事人并無任何約束力。這對調解制度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損害了法院的權威和遵守調解協議一方當事人的利益，導致了審判資源的浪費，助長了當事人在調解中隨意言行、不負責任的傾向。

6.片面強調調解結案率的做法欠妥。調解在民事審判活動中只是一種結案方式，雖然能夠產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它并不是一個終極目標。審判活動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公正和效率，不能為了完成調解結案的指標而久調不決，拖延時間；也不能違法調解，壓制當事人，給當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讓當事人心有不甘。

7.審限對調解的影響應引起重視。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3個月內審結。對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來講，因法官在同一時間段內審理的案件數量太多，導致實際分配到每一個案件上的絕對時間是不到3個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調解過程中需要進行“冷處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釋未明確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長，導致有些本來可以采用調解方式解決的糾紛最后卻采用了判決方式解決。

8.檢察機關等部門的不當監督對調解的影響不容忽視。在現行訴訟機制下，法官在調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調解時法官難免要提出調解方案或就當事人的責任大小發表意見，且為了調解法官又不得不與當事人庭下接觸。在當事人達不成調解協議的情況下，有時檢察機關等部門會以行為不當為由質詢法官，并對案件審理過程進行監督，這必然會給法官造成心理壓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調解工作。

9.“送達”已成為制約法院審判效率的重要原因。送達是指法院依法定方式將訴訟文書或法律文書遞交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簽收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由于人口的流動性在不斷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協助意識又比較淡薄，使法院很難將訴訟文書或法律文書遞交給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簽收，造成案件審理期間的延長和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特別是調解書是在送達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時送達將有損當事人的權益。

（二）建議

1.確立當事人意思自治為主、國家干預為輔的調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自主處分權。在沒有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的情況下，當事人依法達成的調解協議，是當事人對自己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自主處分的結果，法院應當認可。其次，全面落實調解的自愿原則。在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是否調解的選擇權在當事人，是否再次調解的選擇權也在當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當事人進行調解的情況下通知其到庭進行調解，調解方案應當由當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調解必須堅持合法性原則。調解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

2.建議最高法院盡快修改和通過有關調解的司法解釋，對調解的適用范圍、調解的程序和調解的方式等予以明確規定。首先，規定調解的適用范圍。司法解釋應當明確規定哪類案件可以適用調解前置程序，哪類案件由當事人決定是否進行調解，哪類案件不能進行調解等。其次，規范調解的程序。從送達受理或應訴案件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證據交換、詢問調解意愿、調解次數、調解時限、調解不成的后續程序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再次，規范調解的方式。司法解釋應當明確規定調解應當公開進行，即從調解開始到達成調解協議都必須是雙方當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場的情況下方為有效。

3.重新架構調解與判決的關系，有條件的法院可以實行調解前置、推行調審分離。將調解放在庭前準備階段，使其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訴訟階段。這一方面可以及時解決部分民事糾紛，減少進入審判程序案件的數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壓力；另一方面，當事人在庭前準備階段較為寬松的氛圍下，通過對自己各種權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調解這一和平解決糾紛的方式，這也符合我國的國情和歷史傳統。推行調審分離，將法院內部的法官進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專司調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壓調、以判壓調等違反當事人自愿原則現象的發生，同時也可以避免現行訴訟機制下法官為了調解不得不與當事人庭下接觸的尷尬。

4.建議取消當事人的反悔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規定，調解達成協議并經法官審核后，雙方當事人同意該調解協議經雙方簽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該調解協議自雙方簽名或者捺印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訴訟法規定調解書送達前一方反悔的，法院應當及時判決。對于調解書效力的問題不能實行雙重標準，應當將這一規定擴大適用于普通程序。有條件的法院還可以采用當場制作并送達的方式解決調解書的效力問題。

5.建議簡化調解書的制作。法律及司法解釋對調解結案的案件法律文書如何簡化沒有明確規定。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涉及了該問題（即在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并需要制作民事調解書的情形下，制作法律文書時對認定事實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適當簡化），但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對調解書的簡化作列舉式規定不合理，應作原則性規定，使法官面對具體情況時可以靈活掌握。有條件的法院可以采用格式調解書，當場制作并送達。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民事簡易程序訴訟文書樣式（試行）的通知》中，分不同情形規定了三種樣式的民事調解書，但因其之間差異不是很大，沒有必要。

6.建議嚴格掌握對調解結案案件的再審。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當事人對調解書可以申請再審。審判實踐中，因對調解結案案件的再審條件掌握過寬，導致對此類案件的再審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為了維護調解書的審判效益，建議對此類案件的再審條件應嚴格掌握。

7.建議采取倡導調解和鼓勵調解的工作機制，對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比例要求不得規定硬性指標。另外，建議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期限，在有特殊情況的前提下，規定經上級法院批準可以延長一次。

第二篇：做好法院調解工作

樹立大局服務意識，做好法院調解工作

調解制度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早在封建社會，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無訟”是執政者的追求，普通百姓對以訴訟方式解決民事糾紛持否定態度，地方官員主要是運用道德教化來解決法律糾紛，“調處息訟”是古代中國極其重要的糾紛解決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民事法律規定順應時代的要求，幾經變化，調解工作的提法也由“調解為主”逐漸轉變為“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根據司法政策的導向，推進審判方式改革，審判實踐中注重舉證責任分配，證據效力，法官的中立、消極態度，提倡判決，公正和效率成為衡量案件審判質量的標準。政策的變化以及相關配套機制的設臵使得司法實踐中一度輕視調解工作，強調審判活動的正規化、技術化的建設，法院調解結案率顯著下降。

二十世紀初，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我國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步入轉型時期，各種不穩定的因素激增，在新形勢下誘發產生了新的尖銳的社會矛盾。根據國家政策的應對調整，為大局服務、維護社會穩定的理念在意識形態占據主流地位。在司法領域，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矛盾激化、注重社會效果成為民事審判的基本任務和目標，調解工作作為有效解決社會矛盾的糾紛處理方法又重新被強調和重視。

筆者認為當前司法政策上對調解方式的引導并非是對我國以往十多年的審判方式改革的否定。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司法政策的調整是順應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是優先側重解決事物發展變化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體現。

審判方式改革過程中審判嚴格依照法律，追求法律效果，裁判結果不僅僅是解決糾紛，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法律的適用來引導人們的行為，促進穩定法律秩序的建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社會關系格局重塑的條件下，這種作用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顯得尤其重要。

由于我國民眾普遍法律意識淡薄，樹立理性的法律思維要從長計議。在當前形勢下，通過強調程序正當而得出的形式正義的裁決與民眾心中追求的實質正義有差異時，得不到民眾的理解，頻發上訪、鬧事等暴力事件；由于配套機制不完善等原因，導致判決執行率低，買賣判決的現象時有發生，從側面反映出民眾對司法權威信任的喪失。這些事件表明法院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社會功能沒有發揮好，一定程度上還加劇了矛盾的對抗和緊張。而當前我國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就是維護好社會的和諧穩定，相比判決而言調解實現這一目的更有效果，所以著重調解工作是新形勢下的選擇。

基層法院民事案件主要出現在在婚姻、家庭、相鄰、借貸、人身損害賠償等幾個領域，這些糾紛的共同特點是經常發生在熟人社會。在家庭、鄰里、熟人之間，如果對立的情緒沒有消除，這對他們今后的生活、交往非常不利，甚至會產生新的糾紛。如果直接依法判決，并沒有真正解決社會矛盾，既不利于判決的執行，也給社會安定留下了隱患。調解主張“心服”而非“壓服”。通過調解人員的居中溝通工作，營造公平、自愿、緩和的環境，當事人雙方互相諒解，容易理

解和接受調解結果，更有利于以后的履行、執行，達到案結事了，有利于安定團結。

另外，調解在程序方面體現為簡便、常識性、非形式化，不必嚴格遵守舉證、質證等規則，在當前我國民眾普遍法律意識不高、律師代理率低的情況下，有利于民眾進行訴訟活動。法院通過調解結案，減輕了當事人的訴訟費用，減少了訴訟時間，提高了訴訟效率，節省了訴訟資源。

當前在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形勢下，法院應當重視調解工作，充分發揮調解化解糾紛的優勢，能動司法，為大局服務，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壞境。

第三篇：法院調解工作先進經驗

法院調解工作先進經驗

法院調解工作先進經驗介紹

縣人民法院緊緊圍繞“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理念，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以人民滿意為目標，把加強民商事調解工作作為司法為民、利民、便民的有效途徑，依法加大調解力度，及時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為全縣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作

出了積極貢獻。2003年至今，全院共受理各類民事案件2468件，以調解和調解后撤訴方式結案2000件，占收案總數的81，與前幾年同期相比調解結案率整整提高了30個百分點，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開創了民事調解工作新局面。我們的主要作法是：

一、黨委重視營造一種氛圍

前幾年，由于學術界曾經對調解制度提出了“否定與替代論”質疑，一些法官對調解工作的認識也一度出現偏差，在對案件的處理上往往簡單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細致的調解工作，從而導致案件上訴多、上訪多、申訴多、息訴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去年以來，院黨委審時度勢，高度重視民事調解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全院范圍內努力營造了一個“人人重調解，全員齊參與”的良好調解工作氛圍。

第一，推出一項制度。院黨委針對一些法官存在重判決、輕調解的觀念，在認真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于去年初出臺了《衡陽縣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目標管理考核辦法》，并將之納入了全院目標管理綜合考核體系，把調解業績作為評判民事審判活動、考核民事審判人員工作成績及工作能力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民事調解各個環節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對調解率、即結率、息訴率進行綜合考核，將“軟任務”變成了“硬指標”，切實增強了審判人員做好調解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二，成立兩套班子。為加強民事調解工作的領導力度和提高審判人員的調解水平，院黨委經研究決定，分別成立了調解工作領導小組及調解課題調研小組兩套班子。其中調解工作領導小組由院長凌玉良親自任組長，主管民商（請登陸政法秘書網）事審判的院領導為常務副組長，全體黨委成員為副組長，民一庭、民二庭庭長為成員，負責協調全院民事調解工作的日常事務、基層法庭的調解業務指導、組織調解人員專項培訓等工作。調解課題調研小組同樣由院長親自任組長，主管調研工作的院領導任常務副組長，全體審委委員任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為成員，負責召開調解工作經驗交流會、研討會，組織業務庭開展專項調研，提高全院調解工作水平。去年以來，我院已開辦專項培訓班6期，組織參加上級法院業務培訓30人次，召開調解經驗交流會3次，研討會8次，組織專項調研2次，撰寫調解工作調研報告、論文5篇，全部被《人民法院報》、《湖南審判研究》等報刊、雜志刊登，營造了良好的調解工作氛圍。

第三，給予三種傾斜。為使調解工作得以順利開展，院黨委想方設法，根據我院實際情況，從三個方面對民事審判工作給予關照。一是力量上傾斜。考慮到民事案件數量多、工作壓力大及調解率的高低與審判人員素質有直接關系等因素，院黨委盡量把精兵強將派往調解一線，充實調解工作力量。如民商審判庭就安排了19名同志，平均年齡35歲，100具有法律本科文化，是全院力量最強的集體之一。二是物質待遇上傾斜。我院規定：調解一線人員的各項福利待遇一律優先落實；每年組織一次“調解能手”評選，對“調解能手”予以重獎。去年，我院評選的一名“調解能手”不但拿到豐厚獎金，還被推薦評為全縣政法系統“十大杰出干警”。三是政治待遇上傾斜。對調解工作做得細致，社會反響良好的法官，我們在提拔使用干部，評先、評優時予以優先考慮。去年底，我院有17名調解工作成績突出的法官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3名成績特別突出者，分別被院黨委提拔為庭長、副庭長。

二、積極探索更新兩種觀念

我們在認真分析、研究以前調解工作成效不佳的原因時發現，墨守成規是制約調解工作發展的一大“瓶頸”。為此，我們深刻領會審判方式改革精神，在審判實踐中積極探索，嘗試在調解工作中引入新觀念、新方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一方面，更新“庭審調”觀念，不拘一格調解。以前我們的調解工作幾乎只限定在庭審中進行，使大量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簡易糾紛進入審判程序，由于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現象，審判人員往往不堪重負。針對這一現狀，我們更新觀念，打破“庭審調”這一常規，引入庭前調解機制，以方便當事人為原則，將調解貫穿于立案、送達、保全等各個環節，靈活運用調解方式，力爭在庭審前就息訴止爭。

一是立案時調解。在案件立案時，我們通過審查起訴狀、詢問有關情況，了解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摸清當事人的性格等情況，做到心中有數。對于不必要開庭和有調解可能的糾紛，在立案時及時進行調解，防止訴訟中矛盾升級。去年以來，我們在立案時調解處理了此類糾紛134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6.7。

如王某以其妻李某有外遇為由起訴離婚一案，我們在審查訴狀時，發現王某僅僅只是為了一條手機短信生疑，并沒有確鑿證據證實，雙方婚姻基礎還是比較牢固。王某已經為此打了李某，李某娘家兄弟聽了很氣憤，準備找王某“算帳”。我們分析此案有調解可能，而且盡快調解還可以防止其他糾紛生成，于是一個電話將李某也叫到了法院，組織雙方進行調解。一方面批評了王

某的家庭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引導雙方回顧戀愛的過程，使雙方重歸于好。

二是送達時調解。在向當事人送達訴訟文書的同時，利用接觸當事人的機會，講解法律、組織調解，爭取消除矛盾，息訴止爭。去年以來，我們在送達時成功調解的案件有160多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8。如原告李某某訴被告王某等3人贍養糾紛一案，由于被告3兄弟不和，竟都不贍養母親，致使老人寡居破屋，衣食無著。我們召集3名被告，集中送達應訴文書。在送達時，耐心地釋明法律，講清道理，并以“今為人子、明為人父”為比喻。由于切中3兄弟要害，令他們羞愧難當，送達時即調解結案。

三是保全時調解。對依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的案件，我們不是簡單地一裁了之，而是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在做好法制教育的同時，依靠強制措施的震懾力使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去年以來，我們在財產保全時調解了200件案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10。原告廖小蘭訴被告李明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一案，我們在依法扣押李明的營運的士時，對李明肇事后不負責任的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同時告訴他如果不能提供有效擔保，的士可能要扣押至結案時。李明懾于法律的威嚴，經權衡利弊，在保全中與廖小蘭達成了調解協議，原告當天就撤了訴。

另一方面，更新“單一調”觀念，多管齊下調解。以前，我們的調解模式固定在法官與當事人之間，法官說、當事人聽，方法單一，調解效率低下。針對這一現狀，我們更新觀念，創新調解方式、方法，多法并用，提升了調解結案率。

一是多方配合，促成調解法。當事人作為社會個體，不可避免地要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實踐中，我們認真分析，掌握每一起案件的社會環境和背景，調動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在調解時，利用當事人可親、可敬、可信的關系人，邀請他們配合法院做工作，促成調解。

二是找準癥結，對癥下藥法。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大多是原告經過反復考慮，為達到一定目的而訴諸法律的。因此，我們注重查明事實，掌握糾紛形成的癥結、焦點，揣摸各方當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運用法律心理學知識，因人因案而異，區別情況，“對癥下藥”，使當事人達成協議。

三是掌握時機，冷熱處理法。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準確掌握時機，分別情況采取“冷處理”或“熱處理”的方法，對那些不及時處理會影響生產、生活以及矛盾有可能激化的案件，采取“熱處理”，多方啟發，因勢利導，趁熱打鐵；對那些因一時沖動而起訴的案件，在審限內采取“冷處理”，“以靜制動”，待當事人心態趨于緩和時，組織調解，化解矛盾。

在工作中，我們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多管齊下，調解了一大批民事糾紛。去年以來，我們采用此法調解了1506件民事案件，占所調解案件數的75.3。如2003年農歷12月26日，我們受理了龍山縣65名民工訴西渡鎮某村機磚廠老板曾某拖欠工資案。當時已臨近年關，65名民工在縣政府門口靜坐，案情重大。院長、主管領導與民一庭的同志認真研究，確定了“熱處理”的指導思想，決定盡快調解。一方面迅速派員調查被告的關系人，以便邀請他們配合法院促成調解；另一方面派員調查被告不付工資的原因，以便“對癥下藥”。通過調查，了解到被告所在村的支部書記在村里很有威望，同時又是被告的表叔；未發工資的根本原因是被告有一筆5萬元的紅磚債權未收回。我們立即兵分兩路，一路找村支部書記，邀請他配合法院調解；另一路找被告進行法制教育，同時向其承諾法院年后將會全力幫其追回債權。通過多管齊下的調解，曾某在村支部書記的規勸下，主動付清了民工工資，該案得以圓滿了結。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

三、措施得力彰顯三種效應

由于我院高度重視民事調解，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并靈活運用到審判實踐中，使調解工作彰顯出三種效應。

一是“穩壓器”效應。靠調解方式結案，可以減少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性，防止矛盾激化和升級，有利于在解決民事糾紛時維護當事人的友好關系，促進社會安定、團結，實現“雙贏”結果。去年以來，我院通過調解，牢牢地穩住了各類矛盾、糾紛。調解后再審率為0，涉法上訪率為0，矛盾升級率為0，防止民轉刑案件21起、防止群體性械斗33起、阻止自殺事件1起，有力的維護了社會大局穩定。如王某訴李某離婚一案，雙方為婚前一萬元彩禮款應否返還的問題爭執不下，在訴前各自的親友就已經為此發生過一次打架。訴訟中，王某揚言此款如不返還，將炸死李某全家。而李某認為按習俗，“男反女，不退禮”，表示如法院判決返還彩禮，就服毒自殺。我們見此情況，沒有急于判決，而是組織雙方坐下來，釋法釋理，引導雙方換位思考，互讓互諒，最終促使他們達成了調解協議，使一例極有可能誘發更大沖突的婚姻糾紛圓滿調處了。

二是“助力器”效應。靠調解方式結案，可以減輕諸多方面的工作壓力，實現助力作用。一方面，減輕了上級法院二審民事審判工作壓力。以我院為例，目前的判決率不到19，由于在調解過程中已對當事人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當事人的服判息訴率也比較高。去年以來，我院判決的民事案件實際上訴率僅為2，大大減少了市中級法院二審民事案件收案數。另一方面，又減輕了審判委員會研究疑難民事案件的壓力。2002年我院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民事案件為33件，2003年以來由于調解工作得力，至今共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民事案件數僅為7件。此外，還可以減輕執行工作壓力。由于調解結案率的上升，使義務自動履行率大大提高，很多案件都是當庭兌付、自覺履行。去年以來，我院成功調解的案件中，70以上具有給付內容的當事人，自覺履行了調解協議所確定的義務，沒有進入執行程序。

三是“節能器”效應。調解能快速、簡便、經濟地解決糾紛，達到案結事了、息訴止爭的效果，因此能有效地節約訴訟成本，減輕當事人的訴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與高判決率所引起的上訴多、申訴多、上訪多等現象相比具有顯而易見的節能效應。如前年我院審理的劉某訴李某財產損害賠償一案，雙方為瑣事發生口角后，李某將劉某家的玻璃全部打爛，實際鑒定價值160元，劉某起訴非要索賠1000元。此案因劉某拒不接受調解而不得不判決，判決后劉某不服上訴，經二審判決維持后，劉某還是不服，又提出再審請求，被駁回后，劉某又進行無休止的上訪、告狀，共花費訴訟費、交通費、食宿費等各項費用5000余元，耗時1年，劉某得不償失，后悔莫及。今年劉某又與黃某發生爭執被打傷，向我院起訴后，主動請求法院調解，結果僅用1天就結案了，劉某只負擔了50元訴訟費。劉某最后主動和我們講，前年都怪自己沒有聽法官的意見，導致損財又嘔氣。

我院的民事調解工作在院黨委的高度重視下，通過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們深知，與兄弟法院相比，我院還有很大的差距。在當前新的形勢下，我們將鍥而不舍，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理念，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調解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衡陽，促進社會安定、團結，作出更大的貢獻，爭取更好的成績。

第四篇：對基層法院民事調解工作的思考

對基層法院民事調解工作的思考

法院調解,也稱訴訟調解,是指在法院審判人員的指導下,雙方當事人通過自主協商一致,解決相互間存在的民事糾紛的活動。近年來，訴訟調解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越來越顯現出對于及時、徹底地解決民事爭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濟價值。為了今后更進一步做好民事調解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基層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談點粗淺看法。

一、要深刻理解訴訟調解的本質與內涵

訴訟調解是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并且不違反當事人處分原則的前提下，由人民法院主持，依法通過協商來處理民事糾紛的方式。全面理解訴訟調解的本質是做好民事調解工作的基石，樹立正確的訴訟調解意識是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的有力保障，而以“三個至上”要求審判人員運用科學發展觀來統領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是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的保障。

二、要靈活開展調解工作

對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爭議不大，易于履行，可直接調解的案件暫不排期開庭，限定時間直接進行調解；對進入審判流程的其他案件，主要實行開庭調解；支持庭上調解與庭下調解相結合，把調解重心放在庭上，庭上調解不成 1的，可休庭后再進行調解；判后也可以調解，但原則上要案結事了，以防影響法律文書的嚴肅性。這就是“庭前、庭中、庭后”調解法。

庭前調解，就是將婚姻、家庭糾紛、簡單債權債務糾紛、一般人身權糾紛納入庭前調解范圍，要求承辦法官耐心聽取雙方當事人陳述，找準爭議焦點進行調解。庭中調解，對一些案情復雜，雙方爭議較大的案件，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耐心細致地給當事人講解法律法規，有針對性地做好疏導和說服工作。庭后調解，對當庭難以調解的案件，為了雙方的合法權益，讓當事人權衡利弊，承辦法官可采取庭后個別談話、分別做工作，進行背對背的調解。通過分別做調解工作首先控制好當事人的情緒，使之能夠理性認識問題才有調解解決的可能。

三、必須強化“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

無論是民事訴訟法還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執行規定，都賦予了人民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形成的調解書的強制執行力。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調解一般有三個原則：自愿原則、合法原則和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進行訴訟調解必須建立在合法高效的基礎上，首先是自愿，其次是合法，再者是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司法實踐中，承辦法官往往更注重前兩者而不在意或模糊第三個原則，筆者認為極為不妥。如果在調解過程中刪除或弱化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

則，那合法化的審查將變得表面化和形式化，就會從制度上為惡意串通調解提供了生存土壤。弱化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也就弱化了國家權力機關對啟動國家強制力合法性、正當性的審核。一旦個案的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虛構事實通過調解程序啟動國家強制力實現自身的非法目的，則人民法院不應當確認。即使在執行階段能發現問題，但生效調解書的撤銷需要經過再審程序。如果發生了調解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情況，第三人啟動再審程序將會有一定的難度。即便啟動成功，再審也會給第三人造成訴累，法院也需要動用相當的人力物力。所以在制度上確保避免惡意串通調解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調解過程中堅持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原則。

四、著力化解矛盾，預防和調處群體性糾紛

如果一個案件處理不好極有可能會引發群體性事件，既影響社會穩定，也會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筆者認為，對可能引發群體性糾紛的案件，需要認真落實兩條方針，即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維護群眾利益，注重社會效果；同時，要充分考慮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加強對企業的法律指導，使企業能夠在發生此類糾紛時配合法院工作。

五、多邊結合，達到調解的最佳效果

對已經由鄉鎮司法所及街道指導的案件可以邀請相關人員參與訴訟調解，增大案件調解的成功率；對一些因家庭鄰里糾紛、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以及群體性民間糾紛來法院咨

詢或來信來訪的，由法院包片法官進行及時妥善的勸導，向其講明人民調解的優點，調解協議的效力以及訴訟風險等問題，力求以最小的經濟成本化解糾紛；對涉及到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處理過的民事案件審結后，法院應將處理結果口頭或書面反饋給調處過的調解委員會，對有典型指導意義的案件，則由審判人員整理成書面材料，反饋給轄區的鄉鎮等調解委員會；對一些群眾反映強烈、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過多次又難以解決的案件，如贍養案件、賠償案件等，采取就地辦案方式，組織廣大群眾旁聽，這樣既可以起到宣傳法律的作用，又可以有力推動和支持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工作。

第五篇：論基層法院的訴訟調解

論基層法院的訴訟調解

【引言】

基層法院是案件審判的第一線，是司法產品的“第一道工序”，是“司法大廈”的最大基石。基層法院要做到司法為民，減少上訴、申訴上訪，實現審判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結合，就要充分發揮訴訟調解的作用。訴訟調解是基層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重要形式，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式，是實現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結合的有效途徑。

隨著民事糾紛案件數量的急劇上升，訴訟調解逐漸成為基層法院審判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形式，實踐中也逐步強調“能調則調”。但近幾年，以訴訟調解方式審結的民事案件在案件總審結中所占的比例卻逐漸下降。以我院民一庭為例：2005年收案總數為168件，以調解方式結案為54件，占總結案數的32.14%；2006年收案總數為180件，調解結案55件，占總結案數的30.56%；2007年收案總數為145件，調解結案41件，占總案數的28.28%；2008年收案總數為122件，調解結案36件，占總結案數的29.51%。如此，全院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率的情況也不容樂觀。而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率的降低必定會增加案件的上訴率；尤其是在基層人民法院，人民群眾的矛盾也會因解決不好而增加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基層法院的訴訟調解工作亟待改善。下面筆者即從考察我國訴訟調解制度的成因及價值入手，就基層法院如何充分發揮訴訟調解的作用談談自己的拙見。

一、深刻認識我國現行的訴訟調解制度

(一)訴訟調解的定義。訴訟調解，也稱法院調解，是指對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審判組織主持下，訴訟當事人雙方平等協商，達成協議，經人民法院認可，以終結訴訟活動的一種結案方式。訴訟調解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訴訟調解是一種訴訟活動，人民法院的審判組織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對當事人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和思想疏導工作的活動；二是指訴訟調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訴訟活動，行使審判權，審理結案的一種方式。凡屬于民事權利義務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調解方式解決。訴訟調解的作用：l、有利于徹底解決糾紛。調解時法官通過對當事人做大量的工作，促使雙方平等協商，互相諒解，自愿達成協議，徹底解決糾紛，這時就不存在上訴問題，調解協議也能順利履行。

2、法官通過調解，采取法制宣傳教育和思想疏導的方法，可提高當事人的法制觀念和思想覺悟，平等協商，解決糾紛，能夠不傷和氣，增強人民內部團結，維護社會安定。

3、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識，使當事人和周圍群眾了解什么是法律所允許的、禁止的，增強守法觀念，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從而可以預防糾紛，減少訴訟。①

(二)訴訟調解制度的產生。以調解的方式解決民事糾紛，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已在解放區普遍推行，當時的人民政權本著便利人民、有利人民考慮，先后提出了“調解為主，審判為輔”的八字方針以及“依靠群眾，調解研究，調解為主”的十二字方針。建國以后，訴訟調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l958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民事審判工作的十二字方針，即“調查研究、調解為主、就地解決”，之后又進一步發展為“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十六字方針。為提高民事訴訟中審判的地位，避免造成審判與調解的對立，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將“調解為主”的提法改為“著重調解”。1991年《民事訴訟法》又將“著重調解”改為“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將訴訟調解這一重要的民事訴訟制度在法律上做了定位。

(三)訴訟調解制度的成因分析。訴訟調解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法律規范體系的建立、社會總體的法律意識水平和法治氛圍的形成是息息相關的。調解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展并鞏固于建國后的數十年閭，與當時“經濟計劃化、利益單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簡約化、權力淡漠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適應。因為當時我國還沒有系統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也沒有建立起專業的司法隊伍，人們對法律的認知是比較模糊的。且當時的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社會資源要靠國家計劃來配置，人們大都生活在熟人社會里，生活空間閉塞狹窄，因此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樸素的，相互依附的程度比較深，糾紛很少，即使產生了糾紛，也是依“情”和依“理”，依靠自立或者傳統的社會資源來解決，并沒有相應的法律予以規范。當時，這樣的辦案方式不僅處理了糾紛，而且也迎合了中國“化干戈為玉帛”的傳統，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至于破裂，符合社會大眾的需求。②

(四)訴訟調解的現實意義。傳統的中國不僅社會文化底蘊深厚，而且幅員遼闊，各地的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從西方社會傳來的法治意識，要想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需要一個很長的同化過程，它不可能拋開中國的國情和現有資源空談法治口號就能完成。目前，我國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型的時期，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因素很多，如司法的獨立、社會法律意識水平的普遍提高等，實現法治的道路還相當遙遠。人民法院的訴訟調解雖然以其反程序性而與法治社會治理形式不相適應，但對于基層法院來說，如果盲目拋棄一味追求理想中的法治，就會失去工作的靈活性和現實性，并破壞與其他社會單位融洽的生存環境而使自己陷入困窘的境地，這樣，司法裁判權就難有施展的空間，人民法院也難以從法律至上的觀念出發作出公正的裁判。事實上，在我國目前，一個在法律上做得比較好的判決不一定就會產生好的影響。②

“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的本土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而訴訟調解就在我國有很長的發展歷史，樂于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對于一些案件來說，一個規避了法律的調解結果不但能夠徹底解決糾紛，而且也能迎合現實社會對審判權的現實需要。同時，訴訟調解的反程序性僅限于法學家們的評論，并不為社會所重視和理解。雖然在實踐中很多人因為熱衷于追求法治而對反程序性的訴訟調解不屑一顧，甚至出現了重判輕調的局面，但是，理想代替不了現實，法治建設離不開中國的國情，也不會隨著人們的意愿而能夠馬上實現。眼下訴訟調解再一次受到重視正是“法治社會的本質要求與人們對法治社會的認識過程，以及訴訟的本質規律和訴訟調解的優勢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表明了建設法治社會的美好愿望離不開中國現實的法治發展水平。②

二、基層法院訴訟調解工作的現狀

（一）基層法院基本情況

據統計，目前我國有3133個基層人民法院，l0290個法庭，148555名基層法官。這些基層法院無論是辦案數量，還是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員數量，在全國法院系統都占80％至90％以上的比例。自2000年以來，基層法官克服審判任務繁重、新類型案件增多、審理難度加大、工作條件艱苦等困難，依法審結各類案件2078萬余件，訴訟標的金額l0310億元人民幣；依法執行案件9299361件，執結標的總金額5288億元；審結和執結案件分別占全國法院審結案件和執行案件總數的89.7％和94.16％。③事實證明，基層人民法院隊伍是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基層法制現狀

首先，隨著基層法院審判職能的加強及受案范圍的擴大，法院逐漸成為“調整和處理社會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因而受理案件的數量在逐年增長，而這些案件中又有不少是群體性、集中性、復雜性的矛盾糾紛。如2008年我院所審理的民事侵權案件、財產損害案件和人身損害案件中，大部分都是村與村之間、村民之間、房族之間為了土地、通道、采光、水事等紛爭或其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磨擦互打而引起的。這些糾紛與其他糾紛案件有所不同，雖然案件的標的不大，但案件的當事人積怨深，對立情緒嚴重，輕則鬧個不休，重則會引起宗族械斗。這時候基層法官在審理時如果處理不好，就易激化案件中潛在的矛盾，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其次，基層人民群眾法律知識貧乏，法制觀念不高。社會的進步，雖使人民群眾文化水平不斷提高，法律意識不斷增強，廣大人民群眾一旦有了糾紛都會起訴到法院，會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但同時，由于基層的法律宣傳和教育工作還相對滯后，多數當事人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尤其是來自農村地區的一些群眾，他們大多還是以傳統的道德良心來判斷是非，證據意識不強，對基本的刑法及刑訴法、民法及民訴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規知之甚少；還有些當事人雖然對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但在理解上還存在局限，只會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去看問題……人民群眾法律知識的缺乏、法制觀念的淡薄，將直接影響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及司法的社會效果。

因此，社會形勢的變遷雖然使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支持調解的社會條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在基層法院，法官們所面對的大部分當事人都還是身處偏遠山區的廣大農民群眾，在他們生活的區域里社會經濟還不夠發達，相應的法律規范體系、法律意識水平、法治氛圍等均沒有形成，這些因素決定著訴訟調解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基層法院不能弱化訴訟調解工作。

(三)基層法院訴訟調解工作面臨著挑戰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內部矛盾呈現出新的特點，基層法院的調解工作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首先，人民群眾的矛盾在內容、表現形式、主體上呈擴大化及多樣化的趨勢，導致了基層法院民事審判領域逐漸擴大，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更加繁重，調解工作的壓力隨之加大。其次，市場經濟中發生的大量糾紛主要表現為財產關系，過去是出于對維護彼此之間關系的需要，但現在當事人則更加重視經濟利益的得失，因為調解中作出讓步就意味著犧牲經濟利益，這樣促使當事人接受調解的難度增大，基層法院往往不得不采取強制性的裁判來解決糾紛，調解的功能由此弱化。再次，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部分傳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因當事人的個人主體意識和權利觀念增強，法官的耐心說服教育已很難收到原有的效果。最后，社會價值的多元化，法官曾經享有的高度權威已開始動搖，調解工作有可能因某些當事人懷疑法官的能力、素質或法官人格方面的問題而降低認同感，加大調解的難度。

在社會變革的大環境下，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建設法治國家，處在審判“第一線”的基層法院不能弱化訴訟調解工作，其必須擔負起調處人民內部矛盾的重任。而基層法官們要真正做到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在實踐中必須耐心、細致地從思想上和心理上去給雙方當事人做說服教育工作，要“堅持能調則調，調判結合，調解不成再判決的原則，要防止?一判了之?的做法”，充分發揮訴訟調解的作用，這樣才能有效地防止矛盾激化，減少上訴、申訴上訪，維護社會穩定。

（四）當前基層法院訴訟調解工作存在的問題

當前，基層法院雖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以調解的方式解決了大量的民事糾紛案件，為及時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全國法院審判方式改革的進行及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增強，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的局限性和諸多弊端日益暴露出來，嚴重阻礙了其作用的發揮。第一，調解指導思想不明確。一些法院和法官對調解的意義認識不足，從而重判決輕調解；還有一些法官為追求調解結案率而忽視當事人的權益壓制當事人接受調解，或拖延時間、對案件久調不決。第二，調解制度在適用過程中存在不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已于2004年ll月1日頒布施行，該規定對原來爭議較大的調解制度，如調解案件的審限、當事人的反悔權、調解書的生效時間等問題都作出了新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對民訴法有關調解內容的進一步完善，但實踐中有些基層法院沒能認真學習并貫徹實施，仍沿用傳統的調解原則和方法去做工作。第三，部分法官調解能力和調解水平下降。實踐中許多民事案件的當事人都有調解意向，只要加以引導是可以調解結案的，但由于有的法官對調解策略缺乏研究而導致調解不成。

因為上述這些問題的存在也引發了一些突出的問題：一是調解率下降，增加了案件的上訴率，從而增加訴訟成本，也容易產生二次沖突，增加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二是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民事權利，因為調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權利人作更多的讓步為代價的。三是為了追求調解結案率一味促成當事人達成協議，由此會產生部分是非不分甚至不自愿調解、違法調解的案件，不利于提高審判工作質量。四是不利于培養當事人法律意識和誠信觀念。調解中讓步方往往是合法的當事人，致使沒有讓步或讓步較小的一方往往認為投機取巧、不講誠信也可以獲得利益。長期以往，淡化了當事人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五是損害法院權威，在調解過程中，有的法官過分追求調解的結果使得當事人一方有恃無恐，得以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從而助長了當事人在調解中不負責任的傾向，動搖了司法權威的形象。

三、規范基層法院訴訟調解工作、提高民事案件調解率

在當前民商事糾紛案件逐年上升，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曰益繁重的形勢下，訴訟調解要想在基層法院的工作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其需要在以往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深刻剖析調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繼續深入探索和研究提高訴訟調解質量和水平的途徑及方法，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我國調解制度的優勢，提高基層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率，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一)牢固樹立公正司法、司法為民的理念。要做好案件調解工作，首先要堅持以公正廉潔為本，依法調解；同時在調解過程中要認真實踐司法為民原則，要從保護和實現當事人利益的原則出發，盡可能地做好原、被告雙方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在依法的前提下使當事人雙方做到平等協商、互諒互讓。

(二)強化調解工作的觀念不動搖。訴訟調解適合基層民情，基層法院應在工作中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加強指導，把努力做好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作為新時期人民法院“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確保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的重中之重”來抓。

(三)堅持合情、合理、合法相結合的調解原則。

1、調審合一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把訴訟調解原則作為基本原則加以規定，這就意味著它不僅適用于簡易程序和普遍程序，在一審、二審和審監程序同樣適用。并且，調解原則還應融入到訴訟中的每一個環節，那種主張調、審分離的做法在實踐中并不適用。

2、合法原則。調解必須依法進行，當事人調解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法官應當認真履行審查的職責，不能違法調解。

3、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當事人有權放棄、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在沒有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的情況下，當事人依法達成的調解協議是當事人對自己的權利自主處分的結果，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認可，不能強迫調解或以壓代調。

4、當事人申請調解和法官依職權調解相結合原則。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有義務為雙方當事人提供一個協商調解的機會，因此只要雙方當事人同意，調解即可以依當事人的申請而開始。同時，法官在征求當事人的意見之前，也可依職權先就庭審中已查明的事實對案情作個簡單的小結，同時向雙方宣傳調解的意義，如在此基礎上當事人若還表示不愿調解，才可以放棄調解。

5、依法獨立進行調解的原則。在民事案件調解中，法官必須排除種種干擾，依法獨立進行調解，但并不排除充分發揮各種組織、當事人親朋好友在調解中的作用。如多次做工作當事人也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時，就要終結調解，及時判決，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6、調解與裁決并重原則。民事判決與法官調解結案都是民事訴訟的結案方式，所制作的調解書也具有規范性和強制性。法官不能片面追求任何一種結案方式，應當充分遵循當事人主義，視案件具體情況具體適用，既不重調輕判，也不重判輕調。

7、維護社會穩定原則。民事糾紛是人民內部的利益沖突，這種矛盾如果能通過法院的調解得以平息和化解，那么當事人之間就可能繼續和睦相處，有利于公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的穩定，否則，糾紛擴大，矛盾激化，民事案件演化成刑事案件時社會就難以穩定。

(四)努力提高法官的綜合素質。首先要堅持以公正廉潔為本，以良好的法官職業道德取信于民，把調解工作建立在平等、公正、真誠和心與心相通、法與情相融的基礎上。其次，要自覺學習調解知識，探索調解規律，總結調解經驗，并借鑒國外調解制度中好的做法，開闊自己的視野，逐步提高自己的調解水平和調解能力。第三，以法官的人格魅力感化當事人。在民事訴訟調解中，法官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包括法官對案件及相關法律的熟悉、豐富的社會閱歷、對當事人心理的了解和把握、對事態發展的控制力、依法辦事等等，法官要充分利用自己的這些優勢去做當事人的調解工作，力爭讓他們感到心服口服。

四、因地制宜，不斷創新調解工作的方式、方法

（一）認真貫徹實施調解法律法規，尤其是2004年ll月l曰已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該規定進一步規范和完善了訴訟調解制度，如明確規定了當事人有決定是否調解、調解開始的時間、調解方式、是否達成調解協議以及調解書生效方式等方面的自愿，確保了當事人在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訴訟調解自由。另外，該規定還對調解啟動、調解方式、調解組織、調解協議內容、調解協議的確認、調解協議和調解書的生效、調解書的執行做了明確的規定，以切實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能夠充分行使。基層法院在實踐中應充分適用這些調解規定，以確保依法、公正、高效地審理調解案件，正確履行調解職能。

（二）靈活把握調解的時間、范圍。(1)調解作為民事審判的一種主要方式，應該貫穿于整個民事審判活動的全過程，庭審前、庭審中、庭審結束前，甚至案件宣判前只要雙方當事人愿意都可以進行調解。(2)民事案件除當事人不同意調解的以外，都可以進行調解。離婚案件按照婚姻法的規定必須進行調解。此外，以下幾類民商事案件應盡可能以調解結案：一是矛盾易激化的群體性案件。群體性案件涉案人數眾多，涉及面廣，社會影響大。此類案件，法官要盡力調解，理順情緒，化解紛爭。二是是非曲直難斷、真偽對錯難辯的案件。有的案件時過境遷，雙方的證據都不充分，事實不清，真相不明，若判決結案，一方或雙方申訴上訪的幾率較大。三是容易引起連鎖反應、增加當事人訟累的案件。這些案件如能調解解決，有利雙方繼續合作，促進經濟發展。五是涉及婚姻家庭、繼承、親屬間財產、鄰里關系等糾紛的案件。這類案件的當事人有的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有的抬頭不見低頭見，通過調解可以化解矛盾，增進家庭和睦，共同發展。

（三）有針對性地開展訴訟調解工作

1、在調解標的及爭議不大、當事人具有一定社會地位或對法院比較信任以及初次涉訟等糾紛時，可在案件受理時立即當面做雙方當事人的調解工作，這樣可把糾紛處理在萌芽狀態，有時當事人會因自感理虧即在開庭審理前申請撤訴。

2、當案情較復雜、當事人感情較沖動、對立情緒較大時，法官可采用“冷處理”的方法，在庭審調查及辯論結束后先休庭而不急于調解，待“冷”一段時間后，當事人氣消了，情緒穩定了，時機成熟了，有了調和的余地和基礎時再做調解工作。

3、在調解當事人抹不開面子、一氣之下引起的糾紛案件時，法官在調解初期可不讓當事人直接接觸，只讓他們分別提出自己的主張并分別給他們做調解工作，并反復轉達一方的意見給另一方直。這樣可避免雙方當庭對立，有利于協議的最終達成。

4、處理群體性糾紛案件時，在當事人中往往有幾個威望較高、有號召力的帶頭人，他們所說的話較有影響力，法官可先做這些當事人的思想工作，然后再通過這些人的言行去改變其他當事人的思想觀念，這對消除誤會、化解糾紛常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5、調解草率訴訟或訴訟另有其他目的的糾紛時，法官可先給雙方當事人宣傳法律法規，之后由雙方當事人提出各自的調解方案，如他們不愿拿出調解意見或意見過于輕率、情緒化、欠缺考慮、不計后果時，法官可以依據法律規定并結合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摸清當事人的真正用意后提出一個較合理的建議性方案，然后再圍繞這個方案合理、合法地做調解工作。

6、訟中當事人常會找熟人、跑關系，對此法官除堅持廉潔自律、依法辦事外，可充分借助當事人的代理人或其親屬反過來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通過這些人給當事人講法律、講道理，當事人往往能耐心聆聽，認真思考，從而很好地避免了當事人的盲目抵觸情緒，有利于改變當事人的觀念，消除誤解，進而化解矛盾。

【結語】

法院是人民的法院，基層人民法官要做到“以民為本，想民生，解民憂，排民難，保民安”，就必須充分發揮我國訴訟調解制度的優勢，平息紛爭，化解矛盾，提高法院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率，這樣才能充分實現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結合。

【注釋】：

①柴發邦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版，第182、183頁、第65頁。

②裴秀峰、任玉峰：《訴訟調解的價值分析與實務問題研究》，中國普法網2005年1月l7日。

③《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一人民法院基層建設剪影》，載于《人民法院報》2004.7.16期第八版。

作者：韋瓞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