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調解機制研究

大調解機制研究

摘要：調解主要有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社會調解等四種類型。調解和判決一樣都是作為法院解決糾紛的方式。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市場化，全國各方面、多層次的矛盾并存相隨且日益凸顯。并且，由于長期以來各調解方式之間由于缺乏必要的銜接、配合、溝通機制，在實踐中往往各自為戰，無法形成合力。為此，構建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部門組織協調、有關職能單位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就成了實踐中及需解決的問題。本文從大調解機制產生的背景，內容等方面來闡述我國大調解機制的發展與完善。

關鍵詞：大調解機制，調解，解決糾紛，矛盾，背景，實踐，一、大調解機制的背景

我國的調節文化在原始社會就已經開始萌芽，那時人們按照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等解決社會矛盾。在其后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近現代，調解文化都有體現和發展。建國后，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加強，調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條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道路。通過各種法律制度確定了我國的調節機制。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各類矛盾糾紛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群體性等特點。與此同時，傳統的調解類型也面臨種種困境，難以適應及時緩和大量糾紛的現實需要，在解決糾紛上的作用日趨下降。這使得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鑒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經驗，結合重建調解網絡，率先在全國建立“黨政領導、政法牽頭、司法為主、各方參與”的大調解機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調解機制，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期，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的各種問題，往往首先表現為復雜而頻發的矛盾糾紛。面對這種形勢，近年來，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地方政府在內的各有關機構組織，正在致力于通過分工與協調建構一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以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促進和保障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從法律視角看，目前我們所建立的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及其調處中心，其實超出了我們現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們的“大調解”機制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所以我們要盡可能的完善相關的法律，來保障“大調解”機制的建立和運行。促進社會和諧的發展。

二、大調解機制的內容

大調解機制主要包括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社會調解等四種類型。這四種調解共同構成了我國的大調解機制。

（一）人民調解

人民調解是我國法制建設中一項獨特的制度，是現行調解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以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社會公德規范為依據，對民間糾紛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勸說，促使他們互相諒解、平等協商，自愿達成協議，消除紛爭的活動。人民調解工作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政策，在雙方當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進行調解，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經調解或者調解不成而阻止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經調解達成的協議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民間糾紛，包括發生在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其他社會組織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爭議的各種糾紛。如家庭成員之間，企業之間，職工與單位之間的糾紛。但是，《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第22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不得受理調解下列糾紛：一)法律、法規規定只能由專門機關管轄處理的，或者法律、法規禁止采用民間調解方式解決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機關或者其他行政機關已經受理或者解決的。”

（二）司法調解

司法調解是法院做出的調解，調解書生效后有強制執行力。司法調解也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是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過處分自己的權益來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司法調解實際上是公權力主導下對私權利的一種處分和讓與。古人強調“和為貴”，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司法調解符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許多案件從本質上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糾紛。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要求既解決矛盾，又使雙方不致于破裂，還能和諧共處。一些案件判決后，雙方成了仇敵，好朋友也反目。兩個企業本來有很好的經濟聯系，因為一場糾紛最后中斷，這種情況經常出現。運用司法調解，可以把原有關系繼續維持下來，不致于矛盾加劇，關系僵化。這就是為構建和諧社會做貢獻。

(三)行政調解

行政調解是國家行政機關處理行政糾紛的一種方法。國家行政機關根據法律規定，對屬于國家行政機關職權管轄范圍內的行政糾紛，通過耐心的說服教育，使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互相諒解，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協議，從而合理地、徹底地解決糾紛矛盾。行政調解協議雖然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質是合同，應當按照法律對合同的規定來處理相關問題，并按照法律對合同的有關規定對消費者進行進一步的保護。行政調解與法院調解相比，同人民調解一樣，屬于訴訟外調解，所達成的協議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的效力，但對當事人均應具有約束力。

（四）社會調解

社會調解是我國正在建立的一種調解機制。是根據前三種調解的不足總結發展起來的。是為了彌補前三種調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為了更好地發展我國的大調解機制。社會調解主要是針對廣大消費群體，也就是消費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業集中區建立調解辦公室等。因為在商場等商業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沖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費者維權困難，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所以在這些地方設立調解辦公室等，就能很好的為人民服務，更加方便人民糾紛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

三、我國大調解機制的不足

我國目前，人民法院審理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率上升，上訴率、上訪率也隨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應對大量的申訴、上訪，不堪重負。同時，案件審判并未滿足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與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受到挑戰

建立“大調解”機制，整和各類調解資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類社會矛盾，是應對社會快速轉型期利益格局調整、深層次矛盾問題不斷顯現、人民內部矛盾呈高發態勢的創新途徑。但是，我國的大調解機制還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應的配套機制不完善

大調解 不是只進行調解，還要建立相應的機制，比如對矛盾糾紛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與經常性排查相結合、重大、疑難糾紛的報告制度（保障信息通暢）考核獎懲

制度、調解人員的培訓、管理制度、檔案管理制度等。

（二）經費保障機制難以落實

調解委員會的成員去主動上門到事情糾紛發生的地方去進行調解，這可能會產生成本上的問題，沒有經費上的支持，恐怕制度會虛置。

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的經費保障應該有統一的政策規定和法律保障。“大調解”工作經費應該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保障調解工作經費和調解員報酬得到落實。問題：對于社區調解中的個人自愿調解或由行業組織或集體推舉的調解員的工資報酬問題如何解決。

（三）監督機制缺乏

由于我國大調解機制方面監督機制的缺乏，我國的大調解機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因此，我們應該對在大調解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如經營者的不誠信問題、個別行政機關消極執法行為，可進行調解建議，司法建議。對于經營者的行為，可要求相關部門行使處罰權，至于行政機關則由檢察機關進行督促改進，由此形成一種良好的反饋機制。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并促使行政權等公權力依法運作。

綜上所述，我國的大調解機制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下建立起來的和我國具體國情相符合的調解機制，有助于我們解決糾紛和矛盾。促進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和社會和諧發展。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我們應該建立相關的配套措施，同時各級黨和政府積極配合，使大調解機制發展得到穩定的經費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的大調解機制。

參考文獻：

[1] 尹少成.國外訴訟和解與我國法院調解之比較研究——關于廢除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思考[J].懷化學院學報,2011,(1)

[2] 張敬思 《中州學刊》 2010 第5期-維普資訊網

[3] 齊愛軍.和諧社會下的法院調解制度的重構[J].邢臺學院學報,2006,(4).

第二篇：大調解機制研究

大調解機制研究

摘要：調解主要有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社會調解等四種類型。調解和判決一樣都是作為法院解決糾紛的方式。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市場化，全國各方面、多層次的矛盾并存相隨且日益凸顯。并且，由于長期以來各調解方式之間由于缺乏必要的銜接、配合、溝通機制，在實踐中往往各自為戰，無法形成合力。為此，構建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部門組織協調、有關職能單位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就成了實踐中及需解決的問題。本文從大調解機制產生的背景，內容等方面來闡述我國大調解機制的發展與完善。

關鍵詞：大調解機制，調解，解決糾紛，矛盾，背景，實踐，一、大調解機制的背景

我國的調節文化在原始社會就已經開始萌芽，那時人們按照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等解決社會矛盾。在其后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近現代，調解文化都有體現和發展。建國后，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加強，調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條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道路。通過各種法律制度確定了我國的調節機制。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各類矛盾糾紛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群體性等特點。與此同時，傳統的調解類型也面臨種種困境，難以適應及時緩和大量糾紛的現實需要，在解決糾紛上的作用日趨下降。這使得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鑒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經驗，結合重建調解網絡，率先在全國建立“黨政領導、政法牽頭、司法為主、各方參與”的大調解機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調解機制，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期，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的各種問題，往往首先表現為復雜而頻發的矛盾糾紛。面對這種形勢，近年來，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地方政府在內的各有關機構組織，正在致力于通過分工與協調建構一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以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促進和保障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從法律視角看，目前我們所建立的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及其調處中心，其實超出了我們現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們的“大調解”機制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所以我們要盡可能的完善相關的法律，來保障“大調解”機制的建立和運行。促進社會和諧的發展。

二、大調解機制的內容

大調解機制主要包括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社會調解等四種類型。這四種調解共同構成了我國的大調解機制。

（一）人民調解

人民調解是我國法制建設中一項獨特的制度，是現行調解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以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社會公德規范為依據，對民間糾紛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勸說，促使他們互相諒解、平等協商，自愿達成協議，消除紛爭的活動。人民調解工作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政策，在雙方當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進行調解，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經調解或者調解不成而阻止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經調解達成的協議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民間糾紛，包括發生在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其他社會組織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爭議的各種糾紛。如家庭成員之間，企業之間，職工與單位之間的糾紛。但是，《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第22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不得受理調解下列糾紛：一)法律、法規規定只能由專門機關管轄處理的，或者法律、法規禁止采用民間調解方式解決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機關或者其他行政機關已經受理或者解決的。”

（二）司法調解

司法調解是法院做出的調解，調解書生效后有強制執行力。司法調解也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是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過處分自己的權益來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司法調解實際上是公權力主導下對私權利的一種處分和讓與。古人強調“和為貴”，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司法調解符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許多案件從本質上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糾紛。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要求既解決矛盾，又使雙方不致于破裂，還能和諧共處。一些案件判決后，雙方成了仇敵，好朋友也反目。兩個企業本來有很好的經濟聯系，因為一場糾紛最后中斷，這種情況經常出現。運用司法調解，可以把原有關系繼續維持下來，不致于矛盾加劇，關系僵化。這就是為構建和諧社會做貢獻。

(三)行政調解

行政調解是國家行政機關處理行政糾紛的一種方法。國家行政機關根據法律規定，對屬于國家行政機關職權管轄范圍內的行政糾紛，通過耐心的說服教育，使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互相諒解，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協議，從而合理地、徹底地解決糾紛矛盾。行政調解協議雖然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質是合同，應當按照法律對合同的規定來處理相關問題，并按照法律對合同的有關規定對消費者進行進一步的保護。行政調解與法院調解相比，同人民調解一樣，屬于訴訟外調解，所達成的協議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的效力，但對當事人均應具有約束力。

（四）社會調解

社會調解是我國正在建立的一種調解機制。是根據前三種調解的不足總結發展起來的。是為了彌補前三種調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為了更好地發展我國的大調解機制。社會調解主要是針對廣大消費群體，也就是消費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業集中區建立調解辦公室等。因為在商場等商業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沖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費者維權困難，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所以在這些地方設立調解辦公室等，就能很好的為人民服務，更加方便人民糾紛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

三、我國大調解機制的不足

我國目前，人民法院審理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率上升，上訴率、上訪率也隨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應對大量的申訴、上訪，不堪重負。同時，案件審判并未滿足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與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受到挑戰

建立“大調解”機制，整和各類調解資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類社會矛盾，是應對社會快速轉型期利益格局調整、深層次矛盾問題不斷顯現、人民內部矛盾呈高發態勢的創新途徑。但是，我國的大調解機制還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應的配套機制不完善

大調解 不是只進行調解，還要建立相應的機制，比如對矛盾糾紛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與經常性排查相結合、重大、疑難糾紛的報告制度（保障信息通暢）考核獎懲制度、調解人員的培訓、管理制度、檔案管理制度等。

（二）經費保障機制難以落實

調解委員會的成員去主動上門到事情糾紛發生的地方去進行調解，這可能會產生成本上的問題，沒有經費上的支持，恐怕制度會虛置。

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的經費保障應該有統一的政策規定和法律保障。“大調解”工作經費應該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保障調解工作經費和調解員報酬得到落實。問題：對于社區調解中的個人自愿調解或由行業組織或集體推舉的調解員的工資報酬問題如何解決。

（三）監督機制缺乏

由于我國大調解機制方面監督機制的缺乏，我國的大調解機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因此，我們應該對在大調解的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如經營者的不誠信問題、個別行政機關消極執法行為，可進行調解建議，司法建議。對于經營者的行為，可要求相關部門行使處罰權，至于行政機關則由檢察機關進行督促改進，由此形成一種良好的反饋機制。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并促使行政權等公權力依法運作。

綜上所述，我國的大調解機制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下建立起來的和我國具體國情相符合的調解機制，有助于我們解決糾紛和矛盾。促進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和社會和諧發展。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我們應該建立相關的配套措施，同時各級黨和政府積極配合，使大調解機制發展得到穩定的經費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的大調解機制。參考文獻：

[1] 尹少成.國外訴訟和解與我國法院調解之比較研究——關于廢除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思考[J].懷化學院學報,2011,(1)[2] 張敬思 《中州學刊》 2010 第5期-維普資訊網

[3] 齊愛軍.和諧社會下的法院調解制度的重構[J].邢臺學院學報,2006,(4).[4]

[5] ]何亞軍,施春軍.我國調解制度的反思和完善——兼論人民調解與法院調解的協調與整合[J].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005,(3).[6 ]劉剛.從司法ADR視角論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重構[D].華東政法學院: 華東政法學院,2006

第三篇：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研究

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研究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變革不斷加劇，社會結構持續復雜，當今社會已處于社會轉型期和矛盾糾紛多發期。如何正確處理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各級黨委、政府必須要面對也必須要處理好的關鍵問題。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既是新時期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有力舉措，更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執政為民的實際體現。

一、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歷史傳統及發展 中國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傳統及和諧的價值取向,使人們遇到糾紛或爭端,自然而然地以尋求調和為正道。“調解”作為矛盾糾紛的一種解決方式, 最早的出現可追溯到我國的西周時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間都以不同的形態得到延續不斷的運用和發展。我國古代官制中就有“調人”和“地官”的設置,其職責是“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這就是當時的官府調解。另外,因當時的社會基層中宗族的巨大影響和長期存在，有了糾紛常常邀請宗族族長或者長老親友和一些辦事公道的人出面調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間調解的傳統。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調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人民調解委員

會暫行組織通則》，它的頒布施行是我國調解制度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標志著調解制度在我國最終確立。1989年，《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頒布施行，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人民調解制度，把我國的人民調解工作推進到了新的歷史階段。

從中國的歷史實踐來看，“調解”對于及時、有效地化解社會糾紛，維護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體之間的民事、經濟活動急劇增加，糾紛也日益增多和復雜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識的提升及社會法制觀念的變遷，傳統的單一的調解制度越來越難以完成其新時期的使命。

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據法律分別做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不僅進一步加強了新時期的人民調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國人民調解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批轉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2005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深入開展平安建設的意見》，要求各地“進一步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網絡,強化社會聯動調處，將人民調解、行

政調解和司法調解有機結合起來，把各類矛盾糾紛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2009年6月，有關部門又提出了《積極發揮司法調解主導作用，全面推進構建“大調解”工作體系的意見》。由此“大調解”作為一項社會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機制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

二、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構成及相互關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區調解工作的探索實踐，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主要由“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三位一體構成。

人民調解是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依據法律、政策和社會主義道德，對民間糾紛進行歸勸和疏導，促使當事人互諒互讓、解決糾紛的群眾自治活動。司法調解是指在當事人提起訴訟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權益爭議平等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行政調解是在國家行政機關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職權范圍內，以國家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以當事人自愿為基礎，通過對爭議雙方的說服勸導，使當事人互諒互讓、平等協商，達成和解協議的活動。

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雖然在各自領域都發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質、范圍、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單一的調處模式和手段很難適應新形勢下化解矛盾糾紛的需要。人民調解雖然因其“民間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簡便、快捷、高效、普遍的優勢，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間性”，使其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調解結果往往具有不確定性。行政調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門為依托，較易為糾紛當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因此，由行政調解的糾紛大都能順利解決。但是，通過行政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同樣不具有法律強制效力，如果雙方不能自覺履行，其效果的實現同樣面臨考驗。而司法調解，雖然其調解結果具有法律強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屬性，造成調解受理渠道相對單一，調解成本偏高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司法調解的調處效果。

三、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的現實需求和意義

（一）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黨和國家的政策要求。

為及時、有效地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節約社會管理成本，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黨和國家多次制定相關政策，提出具體要求。胡錦濤總書記2005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提出：“要進一步完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訪工作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把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結合起來，依法及時合理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建立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實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更多采用調解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這也是我們黨以文件的形式對“大調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進行的詳細闡述和明確要求。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完善信訪制度，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

（二）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解決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現實需要。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社會結構日趨復雜，各級各類社會矛盾糾紛日益突出。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管理體制在某些方面一時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從 另一個側面加劇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數量急劇上升，大量的上訪、群訪事件層出不窮。而單一的矛盾糾紛調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難徹底的解決問題。為此，只有統籌協調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構建“三位一體”的“大調解”格局，大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主導，司法調解為保證“三位一體”的大調解機制，并通過“大調解”機制的運轉，有效調動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種社

會資源，各負其責、各盡其能、互相配合、協同作戰，形成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立體化的矛盾糾紛化解處理格局，才能積極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和諧，長治久安。

（三）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節約社會管理成本，促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同樣也是新時期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實現多種社會管理形式的優勢互補，協調發展，既可以提高社會管理效率，節約社會管理成本，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同時也可以相應的減輕群眾訴累，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四、其他地區社會矛盾糾紛調解的經驗

在構建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我國很多地區探索出了很多實際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積極匯聚多元調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務資源，合力推動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積極構建多方參與的大調解工作體系，廣泛發動政法干警、律師、法學教育工作者、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等法律專業人員，以志愿者身份積極參與所在社區的調解工作，及時、就近為群眾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糾紛

解決途徑，使得社會矛盾在初始階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總結出了從源頭預防減少社會矛盾、在基層就地解決社會矛盾,靠創新依法處置社會矛盾這三條基本經驗。在人民法院設立人民調解工作室,建立訴調銜接工作機制；建立了醫療糾紛調委會、物業糾紛調委會等專業調解組織。

五、建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具體思路

（一）成立組織，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網絡。建立以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以司法、行政為主體，各類資源有機整合的組織模式，形成較為完善的網絡體系，真正實現“三調聯動”。成立專門組織，統一接待，統一受案，統一協調各調解單位，形成調解合力。

（二）發揮專長，建立專項調處隊伍。

新形勢下，隨著社會變革不斷深入、城市建設不斷推進，矛盾糾紛類型、程度等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主要是征地補償、拆遷安置、企業改制、環境污染、醫患糾紛等平等主體之間的矛盾與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矛盾相互交織，矛盾糾紛具有復雜性、多樣性、群體性、綜合性等新特征，而且這些糾紛內容多元化、涉及的專業知識多、對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針對這一情況，就要求我們組織建立專業性強的矛盾糾紛調處隊伍，聘請專業人員，有針對性的開展矛盾糾紛調處工作，通過矛盾雙方聽得懂、信得過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

（三）實行首辦負責制度，切實保證社會矛盾不出門。充分利用“大調解”網絡，實行首辦負責制度，社會矛盾糾紛發現在哪個環節，哪個環節就要一抓到底，積極協調其他調解力量，相互聯系，相互補充，不只要做社會矛盾糾紛的“中轉站”更要做社會矛盾糾紛的“終點站”。

第四篇：藥監局大調解機制工作情況

藥監局大調解機制建設工作情況匯報

我縣共有藥品、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700余家，餐飲服務企業1200余家。經營者素質參差不齊，受教育程度高低不一，管理手段不規范，食品、藥品安全隱患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加之消費者維權意識不斷增強，矛盾糾紛日益凸顯，給社會穩定和諧都帶來一定的影響。落實防范措施，妥善處理涉及餐飲服務環節食品和藥品的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非常有必要。現將我局在大調解工作上的做法作簡要匯報：

一、工作做法

局黨組一直很重視調解工作，成立了調解委員會，制定了行政調節制度、工作流程，明確了分工，設立了專門的調解室，做到了有人員、有場所、有制度、有經費、有臺賬。

一是完善三級監管網絡。縣政府設立鄉鎮（街道）食品監督管理辦公室，配備了26名專兼職協管員；依托村居計劃生育服務網絡設立了575名安全信息員；聘請了88名社會監督員；縣食品藥品監管局設立了副科級的食品藥品稽查大隊，向每個鄉鎮（街道）派出2名聯絡員，形成了縣、鄉、村三級網格化監管和示范創建網絡體系，食品安全監管力量、化解矛盾的能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二是開展“六進店室”綜合服務活動。堅持監管與服務并重，開展了以“監督標牌進店室、法規宣傳進店室、業務指導進店室、監管執法進店室、案件回訪進店室、行風評議進店室”為內容的“六進店室”綜合監管服務活動，普及食品藥品安全知識。同時，積極幫助管理相對人解決經營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實現守法經營、誠信服務，從而達到了化解矛盾、科學監管、營造和諧、樹立形象的目的。

三是創新安全風險防控模式。我局積極探索防控平臺及長效機制建設，建立風險會商制度，形成風險信息、風險研判、風險預警、風險處置機制；建立并有效發揮縣、鄉、村、點四級監管、監測網絡作用，加強隱患排查和風險管理，集中解決了一些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加強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建立了應急處置隊伍，制定了《應急處置預案》和《處置流程圖》，組織了應急演練和隊伍培訓，提高了應對食品藥品安全突發事件、食品藥品安全重大事故和疑難糾紛的調解處置工作的能力。去年全年全縣無食品藥品重大事故發生，無人員傷亡。

四是做好12331投訴舉報工作。我局制定了處理投訴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積極建立健全投訴舉報協調處理機制、跟蹤督促機制、審查反饋機制等工作機制和制度，配備有專門人員負責投訴舉報的受理登記工作，電話24小時有專門人員負責接聽，投訴舉報案件3個工作日內辦理，緊急案件1個工作日內辦理，對投訴舉報事項的承辦情況，事項處理結果，及時反饋當事人；對較復雜一時不能結案的案件，規定時間內采取先將初步調查處理情況向當事人進行反饋，然后根據工作進展情況分段進行反饋，對不屬于本部門受理范圍，向當事人做好解釋工作。做到了“有訴必理、有理必果”，使12331成為溝通公眾的橋梁。

五是規范依法行政工作。投資2萬多元，參照法院審判庭模式，設立了全程監控的行政案件調查室，對案件當事人起到警示教育和保密作用。在全局探索推行說理式行政執法文書，得到了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及案件當事人的一致認可。堅持每半年組織一次行政執法監察回訪活動，通過回訪，面對面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和建議，不斷改進執法工作。

二、存在問題

1、調解工作人員大都是兼職，缺乏必需的調解知識，調解能力有待提高。

2、行政調解工作機制需進一步完善。

3、與其他部門的聯系需進一步加強。

三、工作建議

1、加強部門聯動，聯合排查和聯合調解，加強信息通報和工作交流。

2、加大教育培訓力度，提高調解隊伍整體素質。

第五篇：關于完善大調解機制之我見

今年，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的建立是我市司法行政系統在調解社會矛盾糾紛機制中的開拓突破，并不是原有民調方式的簡單綜合，而是在對原調解方式從形式到體制的全面優化改革，是適應南京市舊城改造、新城區建設步伐加快的必然產物，必將有效地提高社會矛盾調解的質量和效率，對全國的人民調解工作必將產生轟動效應和深遠影響。

一、整合調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調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調解委員會為主的調解體系，其工作對象主要是民間糾紛，在調解社會矛盾糾紛時，調解力量和力度顯然薄弱，不能很好的應對群體糾紛，而我市在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主要以征地補償。拆遷安置、企業改制、滯后行業的整治和取締等社會活動和政府行為帶來的矛盾，具有復雜性、群體性、綜合性和敏感性等特點，加之群眾民主、法律意識的增強，極易引發群眾上訪事件，甚至帶來社會動蕩。而對以上新情況，只靠調委會和民間調解顯然不能應對，這就要構建大調解網絡，把民間調解、治安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綜合起來，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組成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或司法牽頭實施，由民政、城建、婦聯、工會、公安、法院等部門參加的聯合調解組織，職能部門各司其職，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增強對矛盾糾紛的調處力度，確保調處成功率。

二、確保信息暢通準確，掌握工作主動權。當前，社會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別是河西新區的建設速度加快，征地拆遷、勞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帶來部分群體利益的再調整，這是群體性矛盾爆發的重要因素。針對當前社會矛盾所具有的動態性、可變性的特征，為及時準確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動權，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發揮人民調解信息員及黨、團員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時了解掌握民情、社情，盡快取得第一手資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進行分析、判斷，為化解矛盾提供依據。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調解重點。當前的社會矛盾多具有廣泛性、多發性的特點。社會矛盾調解中心應把可能給社會穩定帶來重大影響的、群眾所關心的、社會所關注的拆遷補償、就業安置等熱點問題上。群體性上訪或群體性阻撓某項工作的開展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調解中心在調解這類矛盾時，要深入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想法，詳細認真地解答有關政策、規定，真心實意幫助確有困難的群眾解決困難，但對個別無理起哄，不滿現行政策，組織煽動的幕后策劃者，則根據法律、法規對其進行嚴肅教育，必要時，對其采取果斷措施，嚴格控制，以防事態擴大，對已經發生的群體上訪事件，要督促有關部門盡快兌現優惠政策，本著公開、公正、透明、關心的原則，耐心細致做好解釋工作，做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穩定群眾情緒，盡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時期的大調解工作，要認真、細致、深入、如重大節假日、重要會議或活動期間，調解中心的工作要有～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時掌握動態，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動權，以免由于群體上訪給工作、生產、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亂，造成不良影響。

四、抓好法規、政策的宣傳教育，提高政府部門依法辦事的能力。當前的群體糾紛矛盾主要表現在征地拆遷、安置、落后行業的整治等方面。群眾是矛盾一方的主體，在解決群體矛盾糾紛時，應把宣傳教育放在首位，抓好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增強群眾的意識和依法辦事、按程序辦事的自覺性，尤其是現行政策較高執行的政策有較大差距時，更應做好宣傳教育工作，以求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即使部分群眾一時難以想通，由于時間或項目的特征不同，調解工作相對來講也好做一些。綜上所述，當前社會矛盾的產生不是一種因素所造成，不是靠一個部門或某個組織能調解成功的，在大調解機制下，必須多部門聯合，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才能較好地平息事態，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秩序，才能保證社會的快速發展。xx街道司法所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