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我國腐敗的根源、特點及對策

淺議我國腐敗的根源、特點及對策 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會受到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滅亡。”實踐證明，我們干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是能夠擔當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任。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干部隊伍中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如官僚主義、貪污、搞特權、買官賣官、搞權錢交易、搞權色交易等腐敗現象逐漸泛濫和愈來愈嚴重，我們也只有勇于正視、研究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解決這些問題。

一、腐敗產生的根源

腐敗被人民視為破壞世界的癌癥，也成為各國 政府最大的敵人。所謂腐敗，一般是指國家公職人員濫用公共權利謀取私利的行為。腐敗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反社會的、危及統治階級正常秩序的行為，腐敗將摧毀發展的一切努力，反腐敗也是一個全世界性的難題。在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不同體制下或體制轉軌的階段上，腐敗作為公共權力濫用的具體表現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深刻地認識中國腐敗的根源是解決中國腐敗問題的關鍵。

（一）思想根源

腐敗分子不是在一天內就走向腐敗的，在滑向腐敗邊緣的過程中，思想的嬗變尤為可怕。正如原山東省泰安市市委書記胡建學在他的認罪書中說：“我的犯罪絕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缺乏改造世界觀的自覺性”。從近幾年檢察機關揭露出來的案件看，腐敗分子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放松了思想教育、黨性的學習，忘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忘記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則。追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一切向錢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價值觀念，就成為一大批腐敗分子走向職務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體制根源

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沒有監督的干部，容易導致犯罪。這已是被無數歷史事實證明了的，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加之歷史的原因，造成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權力高度集中在黨政領導機關，甚至在某些個人身上。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行黨政、政企分開，權力高度集中的狀況雖然有了一定改變，但由于受舊的體制和模式的影響，黨政部門的權力仍然很大。特別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由于市場機制的不健全，政策、法律滯后，一些干部手中依然掌握著資源配置、人事任免、宏觀調控決策的“生殺予奪”的大權，一些投機經營者為牟取暴利，更是看重這一權力，想方設法利用這一權力。另一方面，長期以來由于過分強調集中，沒有真正建立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即使制定了一些監督制度，在執行和具體操作的過程中，也往往形同虛設，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特別是近些年來，一些單位和部門黨的民主生活制度淡化，“民主集中制變成“一言堂”，“黨委領導”變成了“少數人領導”，權力監督的失控，為腐敗的滋生蔓延創造了條件，權力的過分集中、以及這種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不健全，是促進權力擁有者走向腐敗的體制根源。

（三）社會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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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中，有種可怕正漸趨流行，這就是“唯經濟論”，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只要經濟上去了，便什么都好說。有的地方片面強調加快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實際的要求，甚至制定了一些與國家法律相抵觸的政策，如用賄賂等方法去爭項目、爭資金、撈好處。這些“土政策”的出臺，不僅擾亂了干部的思想，而且也污染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使請客送禮、賄賂之風公開化、普遍化、“合法化”。

以此標準來衡量和考察干部，便出現了誰會吹，誰能當官，誰吹得越大越能當官的不正常現象，這實際上是對社會不正之風、說假話的鼓勵，使貪污賄賂犯罪更加肆無忌憚，社會導向偏差，風氣不正，已成為眾多干部走向腐敗的催化劑，作為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根源。

二、現階段中國腐敗的特點。

由漸進改革所決定，這樣的社會轉型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新舊經濟管理體制以及由此決定的新舊社會管理體制的新舊政治管理體制將會有相當長的共存時期，相互矛盾的雙軌格局短時間內不會并軌。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和制度、體制背景，決定了當代中國的腐敗問題的特殊性。

（一）民主形式掩護下的公賄與貪污。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無非是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演變為國家所有和單位所有，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就被“虛置”，本屬“大家”的財產也就成了與個人無關的“公家”的東西。改革開放以后，通過對國有制的股份化改造，這種“虛置”局面表面看來有所改觀。但由于相應措施的不完善和變形走樣，“勞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如期實現。相反，職工代表大會失去作用，而新機制下的股東代表大會和監事會又尚未起到應有作用。造成股份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權力過分集中，公有財產由原來的“虛置”演變成為現在的由董事長和總經理支配的私有

財產。這樣，就使得當代中國的腐敗分子的公賄、貪污和監守自盜以更加“民主”（在股東代表大會和監事會的掩護下）和普遍的方式進行著。公賄不同于私賄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謀私”，是拿公眾的錢去撈取私利的“零成本”腐敗，其社會影響無疑更為惡劣。

（二）“集體共犯”式腐敗。

前述產權虛置的弊端，不僅給公賄以可乘之機，而且還蔓延出一種新的腐敗——集體共犯。“集體共犯”就是在查處一個腐敗案件時，發現的往往不是一個，而是一串腐敗分子，一挖就是一窩，被人們稱之“集體腐敗”。所謂集體腐敗，是指整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公務人員，以單位或集體名義，用本單位、本系統的權力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腐敗行為。它有三個特點：一是腐敗人數多。腐敗行為的主體，不是單個人，而是一個集體，往往是在一定組織的權力參與下完成。象綦江虹橋林世元案，象廈門遠華走私案，等等，均是多人共同犯案；二是危害大，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更大，不是一般的“蛀蟲”，可稱得上“蛀虎”或“蛀牛”；三是牽涉面積大，案情復雜，查處困難。“集體共犯”既有體制性原因，又有其社會心理基礎。體制性原因在于產權虛置為腐敗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產權虛置”說白了就是公家的東西無人管，這給腐敗分子以可乘之機。

（三）帶“雙軌制”痕跡的腐敗。

“雙軌制”，是當代中國由傳統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向現代

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流時期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雙軌格局中，經濟管理的“雙軌”并非始終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經常發生交織甚至矛盾，時而會給經濟運行造成阻礙。而且，在“雙軌”格局中，政企不分廣泛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既當“球員”，又當“裁判”這種無視市場經濟規則的無序做法，為政企合謀、壟斷交易、貪污賄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現階段中國所揭出的腐敗案例，多有政企不分的體制背景。

（四）干部提拔機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敗”。

多年來，干部任用實則是“欽定制”，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能落實，干部選拔中的弊端也就暴露出來。在獲得提升的少數干部中，有“伯樂”“相”出來的，有“跑”出來的，有“磨”出來的，有的甚至是“買”出來的。凡此種種，說明在干部選擇中存在嚴重的人事腐敗。

三、治理腐敗的對策

腐敗產生的原因是復雜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是上面提到的三方面根源所能概括的。因此，治理腐敗也是一項包含多方面工作的復雜、系統工程，需要采取綜合治腐的舉措。

（一）防范于前，重在治本，將腐敗遏制于未然狀態

1.加強思想道德、信念教育。眾多高級干部的落馬說明了一個道理，理想、道德、偏偏不是空洞、抽象的，它是具體實在、普遍存在并深刻地影響著黨員干部的思想。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始終不脫離群眾，始終保持蓬勃的生機和旺盛的生命力，要經得起執政和新的歷史時期的考驗，使廣大黨員和干部始終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時刻把人民的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論社會怎么發展，對共產黨員來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宗旨不能變。廣大黨員和干部，要代表黨和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也是防止發生腐敗現象的重要條件。加強學習，特別是“三個代表”思想的學習，對自覺抵制消極腐敗現象很有益處，勤于學習，善于學習，不僅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改造客觀世界，也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改造主觀世界。要從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變的堤防，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三講”，著力在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上下功夫，教育和引導廣大黨員和干部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堅定理想信念，鍛煉意志品質，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

2.加強權力制約機制建設。腐敗現象的產生以及它蔓延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目前制約權力的機制還不完備，也缺乏力度。因此，當前反腐倡廉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制定權力行為規范，對領導干部的職權范圍、權力行使標準、權力運作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用規章制度和法制規范、約束領導干部的權力行為。使領導干部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切實做到恪盡職守，清政廉潔。防止權力的脫軌、越軌，應把握好這樣三條：一要按原則用權，決不允許以權謀私，我們做決定、辦事情，都要符合黨的方針政策，符合黨性原則，符合廉潔自律的規定，不允許任何憑借職權厚親顧友，撈取個人好處。二要堅持按程序用權，不搞個人說了算。真正做到依法行政，真正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重大問題要通過集體討論決定。三要堅持用權公開性，防止權力越軌。多年實踐說明，權力運作缺乏透明度，辦事不公開，就為腐敗行為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實行權力運作公開，是減少權力腐敗的有效措施之一。

3.加強監督制度建設。要避免絕對權力帶來的絕對腐敗，就必須對權力實施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全方位建立和健全社會監督體系，構

筑寫協調、靈敏、高效的監督機制。監督體系上的不嚴密，就很難實現有效的監督。如何實現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呢？一是加大黨內監督力度，完善黨內監督機制，充分發揮黨員民主監督的作用。二是強化黨內監督、人大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政協和民主黨派監督的整體功能。三是強化人大的法律監督，對缺乏明確而具體監督手段和程序的法規進行完善，加快制定相關監督法律，維護群眾監督的合法性。四是建立相對獨立的專門機構，解決監督的“盲區”問題。五是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六是充分發揮群眾的民主監督作用，積極推行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和民主評議、質詢聽證等民主形式，健全舉報制度。七是改革現有的干部任用制度，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八是建立一定級別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并輔之以必要的配套制度。

4.加強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憲法》）。因此，應加強反腐立法，逐漸形成依法治腐的社會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立法工作已有了歷史性的進步。到目前為止，我國制定了300多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規，4000多部地方性法規，眾多領域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至今還沒有制訂專門反腐敗的法律規范，特別是規范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為的法律體系遠遠沒有形成。于是，在反腐敗斗爭不斷深入的今天，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規范、監督和制約行政權力的法律制度，真正做到反腐敗斗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形成一個依法治腐的社會環境。

（二）懲戒于后，嚴查重處，堅決清除腐敗現象

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查處力度，這是一種事后糾查的反腐敗方法，是在目前新舊體制轉換、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管理漏洞仍然存在的狀態下采取的一種必要方法。一些地方對腐敗分子進行政治性的法紀處罰后，對經濟方面的處罰嚴重不足，造成一些腐敗分子腐而不臭。有的貪官出獄后，利用以前的影響和關系經商謀劃，成為巨富。由于對腐敗懲處不力，不僅可以葬送一批干部，而且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還可以腐蝕一批干部，因此，對有腐敗行為的干部一定要“響鼓重槌敲”，從嚴懲處，特別是對頂風違紀的，要用嚴刑峻法，嚴查重處，不論是誰，職務多高，該給什么處分就給什么處分，該重判的堅決重判，該殺的堅決殺，并處以沒收財產，使腐敗分子時時處處恐懼名譽地位的喪失，恐懼既得利益的喪失，恐懼人身自由的喪失，以此警誡廣大黨員干部。要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對腐敗分子，不管什么人，都要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敢于懲處，堅決清除，促進黨風政風根本好轉。

第二篇：我國現階段腐敗特點及解決對策

我國現階段腐敗特點及解決對策

學號：108263010235姓名：黃鏡元 當前我國的腐敗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錢收物的“硬腐敗”發展為接受各種服務、旅游出國等“好處”的“軟腐敗”；由個人撈錢的“小腐敗”上升為集體福利、揮霍公款的“大腐敗”；由內資企業的“內資腐敗”發展為外資企業參與商業賄賂的“外資腐敗”；由一人出事的“單案”擴大為一揪一串的“窩案”。具體來講，腐敗現象具有的特點是：

其一，群體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腐敗案發后牽涉人員達160余人；“慕馬腐敗大案”涉案人員達142人；湖北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牽出領導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書記周光全被判處無期徒刑，隨著周光全的被查處，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黨政官員受到免職處分或被判刑，這些被處理的官員都有著向周光全行賄以謀取利益的“不良記錄”。可以說，一些腐敗敗露后，往往引發所轄地區官場的“大面積塌方”。腐敗分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員眾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喪失黨性原則，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三是在經擠上互相利用，結成了利益共同體。

其二，高官化。近年來，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央紀委、監察部查處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貴州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劉方仁，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山東省委原副書記、青島市委原書記杜世成，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等一批高級干部違紀違法案件。據公開資料統計，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間，共有35名副部級以上官員落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紀委發布消息，通報了對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處理結果，決定給予陳紹基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海外媒體對此評價稱，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級以上官員被集中查處，彰顯出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繼查處了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李堂堂的問題。12月份查處了中國移動集團公司的黨組書記、副總裁張春江的問題。2009年全年落馬的省部級（含副部級）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額化。腐敗涉及的金額巨大，動則就是上千萬甚至上億元。2009年已經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國企企業家犯罪涉案金額累計達34.0466億元，人均涉案金額高達l.0982億元；其中涉及貪污、受賄的國企企業家30人共計貪污、受賄9.3273億元，人均貪污、受賄3109萬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國企企業家9人，累計挪用公款12.9387億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億元。

其四，期權化。“權力期權化”交易的是一種“權利”，其不直接涉及錢物，因而形式和過程隱蔽，相互兌現往往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職、分給股權、優厚待遇等。腐敗分子進行權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業、促進發展”為借口，即使損害國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價”遮掩，過程隱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職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對象和內容都較為隱蔽。“權力期權化”改變了腐敗獲利的時間和方式，為腐敗分子手中的“權力資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變現可能。它可以是權力享受權力回報，在離職前安插親信或選定“接班人”，為自己遙控權力作打算；可以是權力享受資本回報，在位時為企業牟利，辭職或退休后到企業“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資本享受權力回報，利用在位時積累下的“活動能量”換取企業股權或創業資本。這樣，不僅可以為自己預留“出路”、“退路”，還可以“封妻蔭子”，由受益方資助親人子女出國留學或提供創業資本。如廣東省原高級法院院長麥崇楷就為其子換取了數百萬的企業股權。

其五，潛規則化。從文化上看，我國是一個宗法倫理社會，血緣觀念極強、法制觀念薄弱，這種特定的文化觀念也為腐敗行為的發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國文化中有很多消極的因素是滋生腐敗的條件，如“潛規

則”文化在官場中流行，很多行為規則不公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諸于世的規則，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國文化中有一種消解制度的傾向，在現實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另外，還有“圈子”文化，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進了班子還要進圈子，進班子不進圈子等于沒進班子，進了班子不如進圈子，進了圈子不進班子等于進了班子。入圍的干部爭寵，不入圍的干部被剔除，這種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數干部去遵從新的游戲規則。從追求庇護到跑官買官，并按照這一游戲規則所提供的激勵機制來作出自己的行為選擇，使正直的干部越來越難以生存。

二、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的戰略對策

（一）擴大黨內民主的實現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設來推動反腐敗的深入

1.在全國縣市逐步實行以下制度：（1）黨代會年會制。縣市黨代會由過去的五年召開一次，改為每年召開一次。黨代會年會的主要任務是聽取和審議縣委、縣紀委工作報告和縣人大黨組、縣政府黨組、縣政協黨組的書面工作報告；討論和決定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對縣委委員的工作進行評議。（2）黨代表直選制。黨代表由過去的間接選舉改為競爭性直選。過去的縣級黨代表候選人，一般是由黨組織提名或推薦，在基層黨員代表會議上，按照很少的差額甚至等額選舉產生。實行直選以后，黨代表改由黨員直接提名、個人自薦報名，通過預選按得票多少確定候選人，縣級領導干部也必須通過提名參加預選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的差額必須達到30％以上，由所在選舉單位的黨員直接投票產生。（3）黨代表常任制。黨代表的任期與本屆黨代會的屆期相同。在任期內，黨代表享有在大會期間的選舉權、審議權、重大事項決定權、質詢權、提出罷免案權、評議權以及閉會期間的學習培訓權、調研視察權、提出意見建議權等權力，充分發揮黨代表的作用。（4）評議制。在黨代會年會上，黨代表要對縣委、縣紀委領導班子進行評議，按照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三個等次無記名投票表決；對“三個黨組”的工作報告要進行評議，確認報告是否通過；縣委委員向黨代表述職，黨代表對縣委委員進行評議，評議分優秀、稱職、基本稱職、不稱職四個等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評議結果作為考核縣委委員工作的重要依據；屆中，還須對縣委委員進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為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三個等次。評議結果在代表大會上公布，對不滿意票超過30％的領導班子，必須寫出書面整改報告，針對存在的問題，認真整改并及時向黨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學的常委會議事規則和制度，保證黨內決策的民主化。必須盡快制定標準的常委會議事規則和相關制度。規則包括：界定常委會需要討論的重大事項的范圍與確切內容；書記與副書記、常委之間關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討論權的保證制度；常委會議事的具體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敗。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監督作用，發揮人民代表的職能，推進反腐敗工作。如2006年通過的《監督法》創設了在人大閉會期間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的專項工作報告進行審議的制度，這一制度增加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活動監督的主動性和經常性，保證了各級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在重大問題和重大事項上的決定權。

（二）加強選人用人的制度建設

1.完善初始提名權制度。要提高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必須科學合理地規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實現“由少數人選少數人”到“由多數人選人、在多數人中選人”，為此要做到：（1）明確范圍，保證初始提名推薦人員的廣泛性，科學界定行使初始推薦提名權的人員范圍。（2）規范程序，強化初始推薦提名權的制度安排。四個程序：一是組織部門制定發放《干部選拔任用初始推薦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職位，做到群眾知情。二是制定發放《干部選拔任用初始推薦提名表》，實施署名推薦，實行責任追究。三是執行資格雙審，嚴把入口關。對照職位資格條件，對人選進行資格初審。四是綜合分析結果，確定考察對象。

2.建立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要求，逐步實行干部推薦說明書制度。個人向黨組織推薦領導干部人選，必須負責地寫出推薦材料，填寫干部推薦說明書并署名，經組織（人事）部門審核后，按照規定程序進行民主推薦，得不到所在單位多數群眾擁護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

3.實施“考任分離”制度。“考任分離”制度就是將干部的任用從時間和空間上分割開來。考察時不任用，任用時不需要再考察。這一制度的好處：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風險，對在公開選拔中一時難以把握的人選，可以先“放一放”，通過工作實踐作進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開選拔的成果。對在公開選拔中成績突出、綜合素質較高但因職位所限未任用的優秀人員，可先納入領導干部人才庫，在適當的時候再予以任用，這既充分利用了公開選拔成果，又節約了人才開發成本。三是留出了對干部進行全面考察的時間。可以有足夠的時間通過掛職鍛煉等多種方法對擬用人選進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反腐敗工作。從90年代中期開始，黨和政府逐漸形成了反腐敗標本兼治的新思路：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正式確認了這一思路。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他還明確提出必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加大腐敗行為的犯罪成本，從而減少和抑制腐敗。凡是腐敗現象叢生的地方，必是腐敗行為成本低廉、“效益”豐厚的地方。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刮起的腐敗之風大有越演越烈之勢。腐敗犯罪的低成本、低風險狀況，在客觀上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不良作用。腐敗行為低成本、低風險的成因至少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法紀松馳、懲處不力；其次是檢舉機制不完善，腐敗行為難以暴露；第三是無追究相關機構和人員的引咎制度。

4、把先進技術手段引入制度建設，以減少腐敗現象發生的機率。加快“電子政府”建設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達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隨著“政府上網工程”及相關系列工程的實施，只要有一部上網電腦，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項工作。“電子政府”的出現，將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與公眾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為“機機交往”，從而減少腐敗的發生機率。利用網絡系統，讓貪官“上網”，使腐敗者身敗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員會”創建的網站成為印度人次數最多的網站。該站公布了88名涉嫌貪污腐敗的高級官員的名字。同時，還建議有關部門對其違法行為立案調查，依法懲處以平民憤。印度政府調查人員已據此逮捕了7名高級官員。這一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第三篇：當前我國權力腐敗的特點及對策

當前我國權力腐敗的特點及對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敗”，是我國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話題。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已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最主要的障礙之一。黨中央長期以來將反腐倡廉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但多年來腐敗現象仍舊十分突出，反腐敗已成為我國當前必須嚴肅對待的最深刻課題之一。事實上，腐敗是權力的腐化，其實質為權力的變質和異化，它對社會有著極大的危害。本文就權力腐敗現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對策進行評析，以此希冀對我國權力腐敗現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關鍵詞：權力

腐敗

特點

對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

（一）公權私用

個別領導以手中的權力作為謀取個人利益的籌碼，輕者吃拿卡要，重者違反黨紀國法。

有專家指出，我國當前應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要切實解決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問題，為改革掃清障礙。客觀地說，各級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或多或少地掌握著處置分配公共資源的權力。新的形勢下，政府職能主要是提供社會產品和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掌握著土地的批租權、稅收權、衛生檢查、公檢法、衛生治安等等。一句話，政府現在的主要職能是“服務”，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權私用，追求部門利益最大化，偏離公共服務的對象，將公共資源變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會的公平正義。當行政人員在進行權力和利益的交易時，就不是以公務員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務，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買賣”，由此嚴重影響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專家認為，當行政具有強烈的私利導向，不僅部門在行使權力時故意設置條件尋租，降低本部門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門之間在爭奪利益中互不相讓，在承擔責任時相互推諉，力量內耗，抵消管理效應。部門利益的膨脹還可能導致某些群體性官員腐敗，其“人人有份”的特點會弱化監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增加反腐成本。

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黨員干部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黨性不純，說到底就是不能夠正確認識手中的權力從何而來、為誰而用，不能始終遵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只有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才能真正踐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保持權力的純潔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要正確地運用行政權力，更好地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始終把行政部門的權力運用服從于為人民謀利益的最高原則，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有利于鏟除滋長公權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權私用，有利于為行政體制改革掃清障礙，二者相輔相成。

權力一旦沒有約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黨員領導干部帶頭違反黨組織的決定，與黨組織離心離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軟頂皆是”等，成了“吃喝玩樂站在第一線、革命斗志退到貧困線、違法違紀越過警戒線”的“三線”黨員。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權力作為謀取個人利益的籌碼，輕則吃拿卡要，重則違反黨紀國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權私用，就是讓權力不越界而行。這必須依靠制度建設嚴格約束行政權力，必須依靠依法行政解決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問題。各級行政部門理應以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為終極目標，嚴格按照行政許可法辦事，決策要符合法定程序，執法要遵守法律規定。建立健全對行政權力監督的體制，形成全方位的監督權力運行的機制。

（二）失職瀆職

有些領導干部在其位不謀其政，好高騖遠；不認真落實民主集中制原則，奉行個人專斷、搞“一言堂”等家長制作風，個人說了算。

現實生活中，一方面，我們有些領導干部在其位不謀其政，好高騖遠，突出表現在虛報浮夸，失職瀆職行為和嚴重官僚主義。1958年，“大躍進”高潮興起，全國刮浮夸風、共產風。當時，上海市有一篇報道，說的是上海縣馬橋公社，水稻“衛星田”的畝產已達17萬斤，還附一幅照片：一個小孩坐在禾稻上沒落地。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魏文伯親赴馬橋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馬橋公社就是把各處的水稻拔出來，堆積到“衛星田”里，創造了“奇跡”。正是“大躍進”到了離奇、離譜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當前，我們有一些領導干部，見事就推，見難就躲，服務意識、責任意識很淡薄，對群眾的利益常常置之腦后。在他們看來，管與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兒”照當不誤。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們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眾千呼萬喚需要解決的問題，都得不到解決？問題的癥結在于：“干部出數字，數字出干部”。老百姓給某些當官的刻畫了一幅對聯——上聯是：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聯是：下級騙上級，層層摻水，水到渠成。橫批：官出數字，數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領導干部不認真落實民主集中制原則，奉行個人專斷、搞“一言堂”。所謂“一言堂”，也就是在黨委領導班子中“一把手”一個人說了算，特別是在作為黨內最高決策形式的黨委會上搞個人專斷。對這個問題，早在上世紀中葉，毛澤東同志就已經提出來了。數十年來，反對“一言堂”的呼聲也一直沒有間斷過，有時還強調得相當厲害。然而，“一言堂”卻沒有因此而關門，造成許多黨內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狀態。

為什么“一言堂”會在我們黨內長期流行屢禁不止？怎樣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現實中有兩種奇怪的現象，值得我們深思。第一種是，一些人一方面說“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許多人離了它又覺得不習慣、不自在。在許多人看來，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幾爺子當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聞媒體在宣傳先進典型的時候，有時也過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給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還真能搞出點名堂。事實是，如果我們不把“一言堂”的社會和思想根源問題解決，不在黨內重新進行一番關于黨內民主的啟蒙教育，不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民主，不在全黨和全社會真正形成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民主空氣，再硬的紀律、再強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貫徹執行。還有一種現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卻堂而皇之地扯著民主集中制的旗號，甚至還理直氣壯地認為他們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為什么會出現如此自欺欺人的現象？這跟我們過去對民主集中制往往從思辯的角度去闡發、而沒有注重制度創新和從操作層面解決問題有關。我們講民主集中制講了這么多年，其實對其中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認識上還有誤區。只有在理論上搞明確了，才能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善和創新。

而從政治制度的層面來看，“一言堂”主要是因為“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一把手”和黨委（組）成員之間存在人身依附關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須認真解決這些問題。要走出“一言堂”，我們還得首先從封建殘余思想陰影里走出來，從一切不民主的傳統里走出來，從對民主集中制錯誤理解的誤區里走出來。

（三）黨性淪落

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有些領導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風的侵蝕，生活糜爛，對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對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形成嚴重的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

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品行情趣不是小問題，它是黨的作風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一個側面反映著黨及其成員的面貌，與黨員干部的思想作風、學風、領導作風、工作作風等一起構成黨的整體形象。有些領導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風的侵蝕最終栽了跟斗，幾乎都是從追求糜爛的生活方式開始的。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要在各級領導干部中大力倡導的良好風氣的第八個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講操守、重品行，注重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說，追求什么樣的生活情趣，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意志和行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進，使人奮發；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渙散人心。一個生活作風敗壞、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那些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最終被繩之以法的領導干部，幾乎都是從追求糜爛的生活方式開始的。而孔繁森、鄭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為黨和人民事業無私奉獻的領導干部，有哪一個不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好壞，情趣追求如何，直接關系到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的具體實踐，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關系到當前和諧社會的建設，這絕不是個人的小事，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對于似乎與工作無關的“生活情趣”問題，每一位黨員干部都不可掉以輕心，而必須高度警覺，嚴肅對待。

有的領導干部不能顧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樹立“一盤棋”的思想，不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而以地方和部門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些領導干部只顧自己不顧大局、只顧團體不顧整體，不適當地強調本地區、本部門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因而給全局造成了損害。我們遺憾地看到：一方領導干部的“粗魯執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嚴重”。

二、權力腐敗的成因

（一）社會轉型期的怪圈

我國現階段，新舊體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權力腐敗的重要原因。

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舊的體制還沒徹底打破，新的體制還沒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還不完善，各項舊體制的某些做法還在起作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很容易受到權力的左右，給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給腐敗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縫隙。此外，我國的分配調節機制還不健全，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一些公務員對收入差距較大的現象不滿意，對社會上的一些 “先富”也產生心理失衡，動搖了信念。致使這些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變化，過分追求經濟利益，自覺或不自覺地走進“金錢至上”的誤區，踏入了權力腐敗的深淵。必須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權力具有“可交換性”的特征。權力的可交換性，是指權力作為一種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權力主體的更換而發生轉換。權力主體所擁有的權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當他履行相應公共職務時，他就有權力，當他離開這一職務時，則會喪失權力。這就是民間常說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當權力主體擁有權力時，他就能“一呼百應”；當他離開了權力，就會“風光不在”了，這會讓權力主體產生強烈的失落感，從而導致權力的異化，就是指權力主體把自己所掌握的權力作為“商品”用以交換私利，即權力腐敗。在我國現階段，由于新舊體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權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權力之棒”換取不正當利益，于是乎，權力腐敗就產生了。

（二）設權失當的惡果

所謂設權失當，即設置權力時有失恰當。一是黨政不分，職責不清。二是職位設置過多過濫，缺乏規范。三是權力分配過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財、物大權于一身，常常存在個人說了算的情況；政府包攬干涉企業事務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權利過大，有侵占立法權、司法權、監督權的傾向。

授權失誤。即把權力授給了本不該授予的對象。授權失誤為權力腐敗種下了禍根。有的部門考察干部時沒有執行德才兼備的干部路線。有的組織干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即使聽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聞，考察結論只揀好聽的寫，造成用人失誤。有的公開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則公開賣官。

用權失范。之所以出現用權失范的現象，主觀上講，是少數黨員干部淡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發生扭曲。客觀上講，是體制和機制上的漏洞，腐敗分子有空子可鉆。

監督乏力。失去監督的權力必將導致腐敗。就我國目前而言，監督部門還是眾多的，看似構成了一張嚴密的監督網，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難發現，這種監督機制還很不健全，監督乏力。一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太遠。二是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太難。三是同級對同級的監督太軟。在當前的環境下，“好人主義”盛行，尤其是同級中的一把手，更是無人敢監督。四是法紀監督太晚。現在執紀執法多是一種事后監督。

設權失當所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對黨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無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環境急需凈化

當前我國的行政行為不規范，是普遍造成各級權力腐敗的溫床。

行政行為、企業行為和市場行為不規范，為腐敗分子違法犯罪大開方便之門。有分析表明，三大環節最易滋生職務性群體腐敗：產品購銷過程中索賄受賄形成以“回扣”為紐帶的群體性腐敗；工程建設過程中損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項目為軸線的群體性腐敗；執法過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護傘”為特征的群體性腐敗。

專家指出，我國轉軌期過程中尚處于不規范市場經濟狀態，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還不具備。政府在資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資源配置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官員手中握有各種行政審批權力，可視為“政府產品”，官員們設置了租金，金額就是行政壟斷運作和市場化運作的差價。各個利益集團利用各種非市場手段從政府手中獲得審批遠比運用市場手段更便捷，更節約成本。

近年來，學術界通常把這種由于政府行為而產生的腐敗現象稱為“尋租性腐敗”。所謂“尋租性腐敗”，是指為獲取純粹轉移所花費的稀缺性資源跟壟斷、管制關稅和其他相關制度及實踐帶來的傳統凈損失。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曾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假設一個城市的政府用發放有限經營執照的辦法來限制出租車的數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車就少于自由競爭市場的均衡水平，出租車業主就可以賺到超額利潤。在這種吸引下，人們就可能想方設法從主管執照發放的政府有關官員那里獲得執照。如果執照的發放取決于個人意志，尋求執照的人就會賄賂這些官員，從而獲得出租車業的經營權。因為擁有這個權力的官員能夠獲得利益，就會使更多的人爭奪這個職務，由此產生了新一輪的尋租活動。如果全部或部分的執照費轉化為政府的財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團又有可能為了爭奪這些資金的使用權而展開又一回合的尋租活動。此例生動說明：權力雖然同整個社會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聯系，但它畢竟是由社會中少數人行使。經濟運行中的“雙軌制”、市場競爭中的不規范性和行政部門改革的滯后性為國家權力擁有者“設租”、“尋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觀之，行政行為的不規范是普遍造成各級權力腐敗的“溫床”。

三、權力腐敗的治理

（一）權力監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監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權力制約機制和完善適度分解權力的制衡機制。

權力被濫用，以權謀私得以發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力運行不規范、權力內部缺乏有效制約。要防止以權謀私和腐敗，不僅需要黨內的民主監督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而且必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保證權力沿著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運行。在這種權力運行制約機制中，權力要作適當分解，使各種權力由不同部門（單位或崗位）行使，使各種權力之間形成合理的結構；職權配置要科學，體現分工明確、各負其責，職權與責任相統一；根據分權和各自的職權來設計權力運行的程序，使各種權力部門（單位或崗位）既分工負責、互相配合，又互相把關、互相制約，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機制，保證權力依法運行，以此防止以權謀私的情況發生。

依據我國的國情，當前要著重抓緊建立以下幾方面的權力運行制約機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度，規范行政審批行為；其次是要深化財稅、投融資、金融制度改革，規范財經秩序，加強資金監管；還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購、招投標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決策機制，將預防腐敗寓于決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強制度建設和法制建設。

（二）強化紀檢監察等專門監督機構的地位和作用

如強化輿論監督，加大對權力腐敗的懲處力度，實行自下而上、隨時曝光、無須受命、不畏權勢，是揭露和打擊腐敗有效的形式，也是權力監督有效的方法。

輿論監督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大眾傳播渠道，表達具有普遍意義的意見。以輿論的方式對政府公務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實施監察和督促，是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倡導的。鄧小平同志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黨和政府聽不到的，報紙能聽到，它能摸到社會的脈搏。”從報紙批評的效果來看，它是一種“無形的力量”，這種無形的力量有時比有形的監督更具有威懾力。自下而上，隨時曝光，無須受命，不畏權勢，是揭露和打擊腐敗最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權力監督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廣泛的監督。因為腐敗行為世人深惡痛絕，只有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公眾的廣泛監督，對腐敗的制約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導致腐敗者下臺。腐敗者的職位再高，權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諸于世，就很難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場，即使有后臺，有人保，其官運也在劫難逃。三是新聞媒體對一些丑惡現象的曝光，會對用權人形成心理壓力，使其不敢肆意妄為，可有效督促各類官員潔身自好。因為媒體曝光，會使官員威信掃地、臭名遠揚，絕大多數官員對此會不寒而粟。而且新聞媒體的觸角異常敏銳、廣泛，許多難為執法部門所知的丑聞，卻大多逃不過新聞記者的眼睛，而且，他們不留情面，一般不會發生有關部門的官官相護現象。為此，應盡快出臺《新聞法》等保障輿論監督的法律法規，給新聞工作者更多的輿論監督的權利，避免那些變了質的、有權勢的領導給輿論進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輿論監督真正發揮“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補充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的不足，使輿論監督更有效，更廣泛地開展。

（三）強化對用人權的監督

運用權力的是人，權力的腐敗是運用權力的人的腐敗；要制止權力濫用，必須解決好權力掌握人的問題。權力，就是指揮和要求別人服從的能力。權力可分為職能規定的權力和由領導者的智慧、博學、經驗、道德品質、指揮才能和以往的功績而形成的個人權力。一個好的領導者，個人權力是規定權力的必要補充。專家認為，制止一個重要領導人濫用權力的最有效的保證是個人的道德，特別是該領導人高尚的精神道德，這種道德是選舉和靠財產所不能取得的。然而，這畢竟是一種理想，是一廂情愿的事情。

制止權力腐敗，實施權力制約無疑是一種比較有效的途徑。什么是權力制約？權力制約是指所有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現的公共權力（主要是國家機構的權力）在運行的同時，必須受到其他公共權力的制約。實踐證明，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必然被濫用。權力制約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規定，界定權力之間的關系，使權力服從法律。

我們說，權力是通過具體的人來實施的，權力的腐敗是運用權力的人的腐敗。要制止權力的濫用，必須解決好權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問題。公共權力的產生是為公眾服務的，以往我們的組織人事制度存在著神秘、封閉、保守化的傾向。公眾對權力產生的過程不知情、不了解，導致一些動機不純的人鉆空子，通過不正當途徑謀取權力，使一些優秀人才不能脫穎而出。要改變這種現象，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干部管理體制的改革，通過民主直選、競爭上崗、任前公示等形式，讓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走向“陽光操作”，以此減少任命制可能產生的負效應。

另一方面，要全面貫徹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對一些國家公職人員進行公開招聘，向社會公開干部的推薦標準。同時要建立舉薦干部錯誤追究制，約束和糾正主要領導在用人上的濫用權力行為。因為把具體的權力具體授予什么人行使，這本身就是一種很重要的權力。而由于授權者的這項權力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一旦發生問題，后果就無法想象，所以說用人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因此，對于任用失誤，授權錯位的人，一定要實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領導人的責任，這就是解決好權力掌握人的問題。結語：

對權力腐敗現象的蔓延，我們要正確認識其復雜根源，并對癥下藥，不僅治標，健全各項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眾民主意識，真正做到“標本兼治”。當然，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這個任務盡管很艱巨，但一個事實是，違背歷史發展和基本人性的腐敗是必然可以得到徹底根治的，權力腐敗終歸有它敗亡的時候，不久的將來，清正廉明、風氣純正必將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風氣。

第四篇：領導權力腐敗的特點及對策

領導權力腐敗的特點及對策

我國已經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的轉變，現處于漸漸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同時各方面都出現了好的形勢，但也有不和諧的聲音、現象和行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權力腐敗問題。

第一、當前我國權力腐敗的特點，有三個方面：

1、權力腐敗處于多發期和高發期。主要原因是社會改革處在轉形期，整個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還未跟上社會市場的步伐，造成腐敗分子的利用空間。2005年韓桂芝等腐敗現象，就要對他們進行分析。

2、亞腐敗的表現非常突出。之所以叫亞腐敗，是政府規定的制度當中所能夠允許的、看得到的、公開的一種腐敗現象。其表述是否科學，有待學術界探討。亞腐敗主要是指次于前面的一種腐敗，它也是相當嚴重的。如公款吃喝等現象。

3、政府的不作為現象也是一種嚴重的腐敗。當前我國全力發展趨勢

第二、對當前我國腐敗的對策

一、廉政文化在精神思想方面具有導向作用

廉政文化作為一定經濟、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具有社會屬性，對社會有較強的輻射功能和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特別是當今世界，社會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使文化也呈現多元化狀態。而文化的多元化不但表現為傳播手段的多樣化，還表現為形式上的多元化，它贊揚什么，批評什么，反對什么，都具有鮮明的指向性。它可以讓人民群眾在獲取各種信息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文化的熏陶，從而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帶有明顯的傾向性。所以，廉政文化一旦形成，能夠從情感上、心理上影響、引導、決定著人們的行動，可以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開展形成良好的外部環境，可以增強人們拒絕腐敗的能力，督促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常修為政之德，常懷律己之心，常思貪欲之害。

二、廉政文化對腐朽文化具有批判作用

文化是一種軟環境。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廉政，以廉政的尺度來評判社會，是廉政文化最為根本的特征。廉政文化不僅是一種道德觀念，還是一種價值尺度。一個社會的廉潔氛圍濃厚不濃厚，是衡量這個社會是否健全的一個重要指標；缺乏廉潔理念的文化是難以長久支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國傳統文化有“修齊治平”的說法，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讓我們潔身自好，服務國家。這些至理名言雖經歷史變遷，但至今仍對我們有借鑒意義，這也是廉政文化經久不衰，傳承至今的生命力所在。另外，廉政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對立面和批判者。如唐代詩人白居易詩云：“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波浪覆虛舟。名為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他講的是，貪污腐敗可以使貪鄙的心理得到滿足，然而等著他的是波濤覆舟、滅頂之災。這就是對腐敗現象的批判。腐敗現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腐敗行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撐，腐朽沒落的官本位意識、貪圖享樂的思想觀念、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等還有著一定的市場。而廉政文化正是從根基上摧毀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觀念，在全社會形成以廉潔為榮的濃厚氛圍，給腐敗行為以抨擊和批判，并給其造成巨大的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壓力，從而有效地遏制和懲治腐敗現象，達到干部廉潔、政治清明的目的。

三、廉政文化具有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

廉政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文化，而是一種文化體系，一種廉政理念，它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尤其是廣大黨員干部在同一類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圍中得到教化、培養，從而以相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行為方式使廣大黨員干部在不同層次上聯系起來、聚集起來，使整個隊伍因同一的文化淵源而形成一種強大的、向心的凝聚力量。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能夠團結統一，文化的凝聚作用是一個重要原因。今天廉政文化同樣能夠凝聚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進行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人們會自覺地緊緊團結在一起，為消除腐敗，構建和諧社會而奮斗。同時廉政文化還能通過卓有成效的藝術形式挖掘和培養人們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共同情感，使人們因彼此一致而凝聚在一起。這對于引導公職人員和領導干部提高廉潔自律意識，團結一致，發揮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具有重要意義。

四、廉政文化對人的行為有規范作用

制度是構建懲防體系的關鍵。廉政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雖然沒有明文的規章制度，但可起到制度約束作用。指導人們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如果違反了道德準則，廉政文化的軟性控制就會發生作用，對自己的行為自動加以糾正，從而促進黨員干部廉潔自律。具體表現在：第一，能從道德上進行規范。道德直接受人文環境的影響。而各種形式的廉政文化活動，可使人們在陶冶情操的過程中道德得到了純潔，道德行為也得到了約束。第二，能從思想政治上進行規范。廉政文化作為思想政治理論的重要載體之一，以其鮮活的形式對思想政治理論進行廣泛的傳播，不斷地給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灌輸思想政治理論，使其行為受到正確的引導。第三，能從制度上進行規范。廉政文化包含廉政制度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供廣大黨員干部直接學習的黨紀政紀條規和廉政法規匯編，廣大黨員干部通過學習，無疑會起到規范作用；另一方面，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多種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設活動，使人們在文化素養得到提高的同時，思想上逐步筑牢法紀防線。黨風廉政建設的發展和懲防體系的構筑需要多種社會因素以及各種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而廉政文化便是其中一種無形的力量。

懲腐興廉，整肅史治，是國家興亡之所系，黨的十五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腐敗的重大措施，解決了多年來群眾反映強烈的一些消極腐敗問題，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種種原因，其遏制的力度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級階段，反腐敗形勢仍很嚴峻。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職

第三、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把懲治腐敗作為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來抓，對今后一個時期的反腐敗斗爭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此，對新形勢下產生腐敗的成因進行再透析，并進一步探究反腐敗對策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一、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

權力腐敗所謂權力腐敗，即公共權力的錯位，就是執掌權力的某些機關、領導者和其他執法人員違背公共權力的性質和原則，使公共權力私有化，錯用、濫用權力，造成黨和國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的一種現象。

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涉及社會領域的方方面面。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力腐敗而言，主要表現在：一是少數人員把公共權力據為己有，以手中的權力作為謀取個人利益的籌碼，輕者吃拿卡要，重者貪污受賄，有的甚至喪失人格公開索賄，非法攫取經濟利益。二是有些領導干部在其位不謀其政，好高騖遠，突出表現為失職瀆職行為和嚴重官僚主義。三是個別領導不認真落實民主集中制原則，奉行個人專斷、搞“一言堂”等家長制作風，個人說了算。四是少數人在改革開放以來抵制不住奢靡之風的侵蝕，生活糜爛。五是有的地區和部門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形成嚴重的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凡此種種，雖發生在個別地區和部門或少數人身上，但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嚴重妨礙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影響了黨和群眾的關系，使黨的執政地位受到嚴峻挑戰。

二、權力腐敗的原因

各種各樣的權力腐敗現象是政治系統的痼疾，它的形成與蔓延有著復雜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和主觀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腐敗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舊體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權力腐敗的重要原因。在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舊體制的某些做法還在起作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很容易受到權力的左右，給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分配調節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出現了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公務員的收入比較低。一些公務員對收入低和不同部門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現象不滿意，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并動搖一部分黨員的信念，致使這些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變化，過分追求經濟利益，自覺或不自覺地走進“金錢至上”的誤區。

（二）設權失當。主要表現在：一是黨政不分，職責不清，在具體工作中往往以政代黨，或以黨代政，有些是黨政交叉任職，削弱了黨對權力的監督作用。二是因人設職，權力設置過多過濫，用人失當也就造成了設權失當。三是權力分配過于集中，對于關系個人利益的重大問題，往往少數人說了算或個人說了算。

（三）權力制約機制還不很健全，監督乏力是造成權力腐敗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太遠。“天高皇帝遠”，鞭長莫及。二是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太難。表現為無法監督，不敢監督。三是同級對同級的監督太軟。好人主義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團和氣，所以這種監督軟弱無力。四是法紀監督太晚。現在執紀執法多是一種事后監督。“你不告，我不動；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說有的案子很難查清楚，就算查了個，作了嚴肅處理，這種處理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四）行政行為不規范，是造成權力腐敗的溫床。行政審批事項過多，程序過繁，環節過多，自由栽量權過大，政策透明度低，為一些權力部門和人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創造了條件。從目前看，掌管人、財、物和證照發放、項目審批等部門容易滋生權力腐敗現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證券、工商稅務、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權的行政管理部門和組織干部人事工作部門等。

第四、遏制權力腐敗

黨的十六大審時度勢，在以往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適時提出了反腐敗斗爭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一）權力監督法制化

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監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權力制約機制。目前，在立法制權方面還存在著許多不足。監督本身具有強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它要求無論什么時候，監督的實施往往受到干擾阻撓，權力主體這種對權力監督的破壞，其根源在于我們的立法體制對監督的主體和客體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監督的主體在行使監督權時沒有受到具體明確的法律保護，監督的對象不接受監督而應承擔的后果，也沒有具體的法律加以約束。而且監督的程序和實現的方式都缺乏規范，顯然這種無法可依的監督必然是蒼白無力的監督。因此，必須盡快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證監督機關有一個良好的執法環境，擴展監督機關的權限，明確無論什么人都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無條件的接受監督。

（二）完善適度分解權力的制衡機制

任何人都既是監督的主體又是監督的客體，在監督別人的同時又接受別人的監督，這才是合理的監督機制。但事實上，在一個地方、部門和單位，由于主要領導掌握了決策權，可以通過制定內部監督程序和內容等方法，使監督沿著個人意志方向實施，掌權者掌握了決策權也就掌握了內部監督權，掌權者不僅可以讓監督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而且還使得監督者懾于自己的權威不敢進行監督，實際上脫離了監督的控制。權力的過分集中極易導致對權力的濫用，是權力（更多精彩文章來自“秘書不求人”）腐敗的重要原因，因此，對權

力進行分割和制約是遏制權力腐敗的重要舉措。一是在不影響主要領導正確行使其領導權的前提下，根據黨委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將主要領導擁有的過分集中的權力適當分散，堅持重大問題集體討論，形成決議后由分工領導組織實施。二是根據權力制約原則，調整部門職能分工，合理劃分職責權限，形成部門之間、單位之間平行交互監督制約的機制。三是公開行政程序，對行政審批事項、工程招標、人事調配、收入分配等行政事項在實施前公布預定的目標和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公平評估和選擇，并且將實施結果公布于眾，接受群眾監督。通過合理分權，減少“暗箱操作”的發生率，防止權力腐敗行為的發生。

（三）強化紀檢監察等專門監督機構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對權力腐敗的懲處力度

紀檢監察制度是權力監督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鄧小平同志強調：“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這就是說，專門機構的監督制約是克服權力腐敗現象的組織保障。現行的紀檢監察體制是實行雙重領導體制，隸屬于當地黨委政府的職能部門，實際上是以地方領導為主，這無異于形成被監察者領導監察者進行監察的局面，使紀檢監察機構的權威大打折扣。例如，有的領導本身就是違法亂紀者，他們不僅不讓紀檢監察機關插手，而且設置重重障礙。光靠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監察，有些問題，或一些具體性實質問題很難抓住，因為這種遠距離的監督，使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間隔層次較多，彼此很少接觸，導致監督者耳目閉塞，信息不靈。根據現行體制的弊端，應改變管理體制的雙軌制，紀檢監察機關宜實行垂直領導，這樣有利于避免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對紀檢監察機關的干擾，從而使紀檢監察機關更有效地開展工作。同時，也要加強紀檢監察隊伍的建設，使之成為一支訓練有素，思想作風過硬，懂政策法律和技術的隊伍。紀檢監察干部要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氣慨，堅持不懈地同權力腐敗作斗爭。

（四）強化輿論監督

輿論監督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大眾傳播渠道，表達具有普遍意義的意見。以輿論的方式對政府公務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實施監察和督促，是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倡導的。鄧小平同志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黨和政府聽不到的，報紙能聽到，它能摸到社會的脈搏。”從報紙批評的效果看出，它是一種“無形的力量”，這種無形的力量有時比有形的監督更具有威懾力。自下而上，隨時曝光，無須受命，不畏權勢，是揭露和打擊腐敗最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權力監督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廣泛的監督。因為腐敗行為世人深惡痛絕，只有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公眾的廣泛監督，對腐敗的制約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導致腐敗者下臺。腐敗者的職位再高，權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諸于世，就很難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場，即使有后臺，有人保，其官運也在劫難逃。三地督促各類官員潔身自好，媒體曝光，會使官員威信掃地、臭名遠揚，絕大多數官員對此會不寒而粟。而且新聞媒體的觸角異常敏銳、廣泛，許多難為執法部門所知的丑聞，卻大多逃不過新聞記者的眼睛，而且，他們不留情面，一般不會發生有關部門的官官相護現象。為此，應盡快出臺<<新聞法>>等保障輿論監督的法律法規，給新聞工作者更多的輿論監督的權利。只有從法律上保障新聞工作者的采訪權、報道權、評論權、批評權等，才會使輿論監督避免過多的人治色彩影響，避免那些變了質的、有權勢的領導給輿論進行不必要的干涉，才能使輿論監督真正發揮朱總理在視察中央電視臺時所說的“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的功能，才能有效地補充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的不足，才能使輿論監督更有效，更廣泛地開展。

（五）強化對用人權的監督

權力是通過具體的人來實施的，權力的腐敗是運用權力的人的腐敗。要制止權力的濫用，必須解決好權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問題。公共權力的產生是為公眾服務的，以往我們的組織人事制度存在著神秘、封閉、保守化的傾向。公眾對權力產生的過程不知情、不了解，導致一些動機不純的人鉆空子，通過不正當途徑謀取權力，使一些優秀人才不能脫穎而出。要

改變這種現象，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干部管理體制的改革，通過民主直選、競爭上崗、任前公示等形式，讓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走向“陽光操作”，以此減少任命制可能產生的負效應。另一方面，要全面貫徹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對一些國家公職人員進行公開招聘，向社會公開干部的推薦標準。同時要建立舉薦干部錯誤追究制，約束和糾正主要領導在用人上的濫用權力行為。因為把具體的權力具體授予什么人行使，這本身就是一種很重要的權力。而由于授權者的這項權力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一旦發生問題，后果就無法想象，所以說用人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因此，對于任用失誤，授權錯位的人，一定要實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領導人的責任。

權力腐敗是古今中外需要研究解決的重大課題。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客觀上有它長期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短時期內無法消除而等閑視之，否則禍國殃民。歷史上有因權力腐敗而亡國丟權的教訓，這同樣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努力遏制權力腐敗的警示。

第五篇：試論當前我國權力腐敗的特點及對策研究

試論當前我國權力腐敗的特點及對策研究

【內容摘要】權力腐敗是當今世界政黨政治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頑癥，古往今來的所有國家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所密切關注并極力予以鏟除的社會公害。腐敗是權力的腐化，其實質為權力的變質和異化。它對社會有著極大的危害。腐敗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它的成因涉及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各個方面。其中如，人性中固有的弱點由于缺乏良性社會調控機制的導引而誘發腐敗動機；中國傳統文化中輕視公德重視私人關系這一重要特點導致“關系網”這一腐敗神經網絡的建立；國民價值觀念中一直缺乏社會公正的內涵；民主法治觀念的淡漠等等。針對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了“標本兼治”的治理方略。

【關鍵詞】權力腐敗，標本兼治，治理方略

“反腐倡廉”，一直是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話題，中外皆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后，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產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發展，貪污、賄賂等權力腐敗問題也隨之嚴重起來，給黨的事業和國家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因此反腐倡廉成為我黨和人民的強烈要求和呼喚。基于此，有必要對權力腐敗及其特點作重新審視，以希冀更好地對癥下藥，徹底根治這一社會頑癥。

一、腐敗的涵義及危害

腐敗，原意指事物的腐爛或變質。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班固《漢書·食貨志上》“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2004年第17屆國際刑法學大會通過了有關《國際經濟交往中的腐敗及相關犯罪》專項決議，對公職人員腐敗作了明確的定義，指出：“腐敗界定為任何公職人員在任何時候，以實際的或者潛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職人員職能為交換條件，為自己、他人或任何機構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論何種性質的不正當利益”。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它是指一個社會像一個有機體那樣腐爛、變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在現象層面上，腐敗意味著一個社會充斥著公務人員的貪污、腐化、行賄受賄、敲詐勒索、揮霍浪費社會公共財物、假公濟私等丑惡現象，以致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貫徹，官僚主義嚴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會風氣敗壞；從實質上看，腐敗是權力變質和異化的產物，是權力的腐化，公共權力在行使過程中偏離既定的目的，不再為公共利益服務，而是被用來換取個人利益，成為社會上少數擁有權力者或集團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敗實際上是權力和金錢的交換，或者說是權力的商品化與金錢的權力化。

權力腐敗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腐敗主體，限定于任何公職人員；二是腐敗過程，即濫用公共權力的過程；三是腐敗結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損壞。

腐敗現象給一個社會所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僅浪費了社會財富，造成經濟秩序的紊亂，破壞了經濟建設，阻礙了經濟發展，而且嚴重地影響了政府形象，敗壞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導致了社會風氣的惡化，以致社會呈病態化，道德水準下降，是非正義感喪失。社會為腐敗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正如英國學者保羅。哈里森指出的那樣：行賄受賄是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惡性腫瘤，它蠶食著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的基礎，使國家無力實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規。改革即使通過了也很難實施。腐敗對于一個正在變革中的社會確實具有極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敗，消除腐敗現象，關系到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健康發展，因而成了發展中國家走上現代化之路的關鍵。對于今天的中國，尤為重要。鄧小平同志的話可謂一針見血：“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高層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

二、當前權力腐敗的特點

從9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期，無論沿海還是內地，無論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將招商引資視為當地經濟起飛的重中之重，當成壓倒一切的任務，大中小城市紛紛出現了招商引資熱、房地產開發熱、金融熱、建筑工程熱，這時腐敗的表現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領域”中的腐敗，已經拓展到了“存量領域”了，即進入到工業資產（如“國有企業的出售”、“改制”）領域、土地和房地產等與“資本”密切聯系的資產領域，稱為“權力資本腐敗”。目前，我國權力腐敗呈以下幾個特點：

1、腐敗現象呈現多發高發勢頭，涉案金額較大。動輒成百萬、上千萬。受賄案比重持續升高，幾乎所有高官涉嫌“受賄”，且數額巨大，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甚至超過億元，表明貪官占有物質財富的欲望和腐敗沖動依然強烈。如原為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1993年至2001年間伙同其前任行長許超凡、許國俊等人貪污挪用巨額公款，總額達40億元人民幣；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涉案金額達4.2億；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涉及鐵路項目中介費就高達8.22億，這可能還僅僅是冰山一角；同樣是鐵道部官員原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的案件也都在調查中，涉案金額可能更加巨大。

2、案犯職務高、權力重、影響大。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2008年3月25日以受賄罪、濫用職權被有期徒刑18年，還有如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案，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受賄案，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受賄案，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紀委原書記王華元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

3、團伙腐敗犯罪有所增多。2004年，黑龍江原省長田鳳山被查處后，原政協主席韓桂芝被“雙規”，10月又有5名省級官員涉嫌“田韓案”去職之后，大批的廳級干部相繼下臺。原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徐國健，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精心培育小圈子，他的親信“三大國資”巨頭掌握著600億以上資產，占江蘇省國有資產的60%以上。

4、涉案領域寬。在反腐的大潮中，已難以找到沒有污染的領域，比較平靜的地區部門出現了腐敗大案。被譽為“百官共廉”、“省長搖籃”的蘇州市，號稱20多年沒有出現過貪官，然而2004年副市長姜人杰出事擊毀了這塊牌坊。

5、腐敗手段和方式趨于多樣化。腐敗手段和方式現在已不局限于送錢送物、送購物卡，賣稅買稅、期權腐敗等新的腐敗方式也為人們所熟知。

三、權力腐敗的原因分析

腐敗的實質是權錢交易，是權力異化的結果，這是由權力的性質所決定的。政治學中的權力理論認為：在權力不受限制或社會控制薄弱，而行使權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約束力的情況下，就會走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是為階級社會的歷史所證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國社會生活中的腐敗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它的產生，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原因。

1.歷史傳統的重負。貪贓枉法、行賄受賄、腐化墮落，是歷史上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產物。在所有制社會，權力是剝削階級用來剝奪勞動人民財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做官和發財形成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長期的封建官僚政治體制，給予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種種物質利益，并賦予他們利用政治權力謀取私人經濟利益的特權。這種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敗思想得以產生的歷史淵源，我們無法完全割斷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和今天現實的聯系。正視這一點，才能明確腐敗現象產生的思想基礎，有助于進一步研究它，遏制它。

2.舊體制固有的弊端給腐敗的產生保留了土壤。我國自五十年代以來建立的政治集權體制和經濟計劃體制，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但這種高度統一、集中的體制和權力運行方式，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約束軟化，極大地強化了權力而又沒有合理必要的制約機構，潛藏著滋生腐敗的可能。在今天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它暴露了許多弊端，正好成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滋生蔓延的溫床。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這是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這種利用高度集中的權力攫取個人私利的現象，理論界稱之為“尋租”。自安。O.克魯格在70年代創立了“尋租理論”以來，它一直被用來討論有關由于政府行為而產生的腐敗行為。其理論要點就是通過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權力來影響收入和財富分配，竭力改變法律規定的權利來實現個人或某個集團的利益。尋租的對象主要是政府官員和國有資產；尋租的特點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權，它往往伴隨著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高度集中的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涉及社會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對經濟活動握有生殺予奪大權，正是給“尋租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3.目前，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腐敗現象的伴生具有某種必然性。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是以市場配置資源，以市場調節經濟生活。而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只具有雛形。與市場相配套的一系列體制還沒有建立完備，市場機制遠未完善。前述政府龐大的權力仍然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政府在體制、職能、機構、人員、運作等諸方面仍然紊亂、滯后，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在這種新舊體制并存的情形下，社會管理出現許多盲點、空點，例如價格雙軌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權與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產生為緊缺物資而行賄受賄、“官倒”等腐敗現象。這樣，權力更易于與金錢相結合，“尋租”更為容易，腐敗現象因此大量發生。由此可見，“腐敗程度與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速度確實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

4.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備的監督機制。就法制建設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沒有一套完備的反腐敗的法律體系。權力需要制約，沒有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況且人性中本有趨利避害的因素，更須法律制度加以規范和引導。我國近年來法制建設固然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但對權力進行監督制約的法律制度還欠完善，沒有系統的關于權力的設立、運行、行使及法律責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專門遏止政府官員腐敗的法律如“反貪污法”、“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等。經濟立法滯后，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行政權力在市場中的運行沒有充分的規范約束，經濟運行無充分的法律依據，利益歸屬沒有明確的劃分，各類市場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無序、失控的狀態。國有資產產權界限不明，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而無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這樣一個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亂的經濟環境中，權錢交易、不正當競爭之類的腐敗現象就勢所必然了。其二，執法行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實現法律的目的。許多領域并非無法可依，而往往是“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黨紀、政紀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執法環節缺乏有效的程序規范和責任機制，執法者往往可以為所欲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權威蕩然無存，民眾對法制建設喪失信心，無法建設良好的法治秩序。而執法過程中的交易更成為腐敗現象的主要表現之一。就監督機制而言，主要表現為：一，沒有完備的權力監督機制。行政權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日益膨脹，這是社會的需要，本來無可厚非，可相應的監督制度卻沒有得到發展，以致行政權力失控，濫用權力成風。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固有的權力機關對行政權等權力的監督，由于沒有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操作規范而流于形式，不能發揮實際作用，現有的一些監督機構如行政監察機關等，其職權手段都不夠強大有力，不能滿足需要。二，社會監督處于無法可依的境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明確賦予公民以監督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除了“信訪”等有名無實的途徑之外，公民的監督權力沒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證；新聞輿論的監督也是無法可依，更因為權力機構行使權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為社會所知曉，極有限的社會輿論監督也往往無從著手。

三、權力腐敗的對策——“標本兼治”

腐敗活動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人際關系等方面起著不可低估的腐化作用，且具有極強的繁殖力、傳染性、牽制性。如上所述，腐敗現象既有歷史文化的因素、新舊體制交替特殊時期的因素、體制和法制建設的因素，又有社會成員本身各方面素質的因素，是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等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此，不僅要注重治標，從制度層面上去遏制腐敗現象，更要從道德文化建設、弘揚社會成員的民主法治意識等方面去清除腐敗得以滋生的土壤，徹底根除腐敗之本，做到“標本兼治”，不斷加大反腐敗工作的力度。

1、強化宣傳教育，形成“不想腐”道德氛圍 實際上是一個理想信念問題，也是一個提高行政權力機構人員素質問題。實踐表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解決得比較好的人，就比較能做到自律，就是頂得住誘惑。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對黨員干部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反腐倡廉的宣傳教育。一是以領導干部為重點進行反腐倡廉教育。二是面向全黨全社會進行反腐倡廉教育，大力加強廉政文化建設。三是完善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工作格局，把反腐倡廉宣傳教育納入黨的宣傳教育總體部署，形成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強大合力。三個方面相互依賴，緊密配合，形成一個系統，即教育、制度、監督三者并重的懲治預防腐敗體系。相信，我們黨一定能把腐敗現象遏制下去。

2、強化權力的制約、監督制度建設，形成“不能腐”的整套機制

從強化制約、監督入手，形成一套“不能腐”的制度體系，即難以用權力實現腐敗的體制，使腐敗的“成功率”大大降低。體制轉軌期間，新體制不完善，舊體制依然發揮作用，形成了一種使腐敗分子得逞“機遇率“高的態勢，這不能不說是使腐敗分子蠢蠢欲動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一個時期腐敗產生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就必須加緊推進改革，盡快形成使腐敗分子難以得逞的體制、機制，使其難以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我們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健全監督制度。二是建立科學的權力運行機制，按照權力制約原則，對過于集中的權力進行適當分解，在三個方面實現分權，即：從行政權力內外分權，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轉變政府職能，政企分權；從行政權力內部分權，實行交叉制約監督；行政權力行使過程中分權，實行崗位置換和回避制度，做到用權力制約權力。三是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四是學習借鑒西方國家權力監督制約的做法。

3、強化懲治力度，形成“不敢腐”環境

強化懲治機制，加大執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環境。改變過去用增加反腐敗成本的辦法來反腐敗，而是增加腐敗成本來反腐敗，注重反腐敗成本核算，要讓腐敗分子在經濟上傾家蕩產，政治上身敗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使腐敗分子“提心吊膽一陣子，痛苦折磨一輩子”。

三個方面相互依賴，緊密配合，形成一個系統，即教育、制度、監督三者并重的懲治預防體系。

總之，對腐敗現象的蔓延，我們要正確認識其復雜根源，并對癥下藥，不僅治標，健全各項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眾民主意識，真正做到“標本兼治”。當然，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這個任務盡管很艱巨，但可以相信，違背歷史發展和基本人性的腐敗是必然可以得到徹底根治的。不久的將來，清正廉明、風氣純正必將成為我們社會風氣的主流。

參考文獻： 參見《漢書·食貨志上》 參見魏明鐸：“抓住有利時機，堅決懲治腐敗” 載《反腐敗縱橫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頁 參見陳孝兵：“近期關于反腐敗問題研究述要” 載《理論學刊》1994年，第1期 見哈里森：《第三世界：艱難、曲折、希望》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頁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13頁 6 同上注，第281頁 7 見塞謬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頁 參見良朔：“我國當前腐敗現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對策” 載《中州學刊》1993年，第6期 參見卞悟：“公正、價值理性與反腐敗” 載《東方》1995年第6期，第5頁 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