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腐敗犯罪問題的現狀及對策

我國腐敗犯罪問題的現狀及對策

論文摘要：目前我國的腐敗犯罪現象呈現上升趨勢,腐敗犯罪直接造成單位和國家的經濟損失和國際競爭力的減退；腐敗大大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本文從腐敗犯罪定義和我國腐敗犯罪的現狀入手，分析遏制腐敗犯罪的現實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一、腐敗犯罪定義及我國腐敗犯罪現狀

（一）國際上対腐敗的通行定義是：腐敗是濫用公共權力以牟取私人的利益。腐敗犯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共財務、收受賄賂或者其它非法利益，破壞職務的廉潔性的行為。

（二）腐敗犯罪的主要特征為：

1、侵犯的客體是國際公務機關和公務人員的廉潔性，以及公務機構和公務人員的信譽。

2、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國家單位、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它擔任公務職責的人員，違背職務的宗旨，利用職務的便利或者職權的影響，實施貪污受賄等非法取得財物或者其它非法利益的行為。

3、腐敗犯罪的主體為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

（三）而在我國腐敗程度也日趨嚴重。社會當前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反映強烈，腐敗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社會穩定、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

二、中國腐敗犯罪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原因分析

為什么當前中國的腐敗犯罪現象不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我個人認為，追根究底，是有一腐敗分子手中握有權力。

（一）現行干部任免制度存在弊病

依照我國的法律與政策，干部任免應當通過各級人大或黨組織采取選舉或罷免的方式進行。但在實際操作中，許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實際上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說了算，內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因為實權操縱在極少數人手中，這樣就導致一些干部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把重心放在“關系”上，不是依靠自己任職期間的政績而獲得提升，而是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去尋靠山、跑關系，甚至不惜重金去賄賂有權有勢的人物。

這些弊端不除，腐敗現象就不可能遏止。

（二）現行分配制度顯示公平

國家公務人員的收入主要是靠政府所發的工資，但國家現行的分配制度，并不能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這不是一個人或兩個人、一個地區或兩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是一個制度問題。

在這種制度下，一些公務人員在通過正當途徑不能實際個人價值、不能滿足個人對物質財富的需要或其所占有的物質財富與其身份、地位不相適應時，就會產生一種“不平衡”的心態，就會“理”直“氣”壯地以非法手段牟取非法收入。

（三）現行的監督機制存在嚴重缺陷

這種缺陷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監督種類不少，實際效用不

大。從表面上看，現在的監督種類由人大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還有法律監督等等。但這些監督很難到位，很難真正起作用。再說，紀、監部門的監督又是在問題出現后的事后監督，因而其監督就具有滯后性和手段上的不完全性。二是監督機關人、財、物的調配權歸屬于地方政府，因而監督機關對其上司及同級的有些部門負責人無法超然行使監督權，而對其造成的政治、經濟損失則無法挽回。

（四）對腐敗犯罪打擊不力

腐敗分子不同于其它犯罪分子，他們手中有權，通過權又可以搞到錢，同時他的上下左右還有一個人際關系編織成的網。因此，司法部門在打擊腐敗犯罪的實際操作中，較之打擊其它犯罪行為難度要大。

“官官相護”是打擊腐敗犯罪原最大障礙。更何況現階段還存在著嚴重的司法腐敗現象呢？在司法實踐中，保護腐敗犯罪分子的權利與操作國家利益、公民的合法權益的關系有時擺不正，法律缺乏統一性。這種不正常的客觀后果是：嚴重削弱了法律的威懾力，致使刑罰不能從根本上打掉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

三、預防和抑制腐敗犯罪的對策

（一）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腐敗犯罪。

腐敗的微觀機制：如果從事腐敗或犯罪活動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風險大得多，一個官員就可能會從事腐敗。所以根本上防治腐敗就應該：一方面大幅度降低腐敗收益，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腐敗成本和風險。我們應該承認，“高薪養廉”對廉政建設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因為腐敗是利益驅動的結果，從經濟的角度分析，下列公式無疑是正確的：

公權+自私=腐敗<私利 能遏制貪污受賄

公權+自私=腐敗>私利 易導致貪污受賄

（二）預防腐敗犯罪的根本方法

要預防此類腐敗行為的發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滅權力或者減少權力，因為權力本身不是腐敗產生的原因；我個人認為，預防和抑制腐敗犯罪應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干部隊伍的素質。預防貪污受賄行為的發生，就是要使掌權主體在主觀意識上筑牢思想防線，預防和鏟除自私自利觀念，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要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使人能夠正確認識自己的存在意義之所在，使國家工作人員真正看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于他向社會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會貢獻了多少。從反面看清楚，巧取豪奪，貪污受賄，必然導致自身價值的大跌，最終為社會和人民所唾棄。樹立了這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人，就能抵擋任何黑色的誘惑。

2、培養高尚的從政道德。道德是規范人的言行的行為規范，它是從內在方面對人長期地為進行制約，因而是預防貪污受賄的十分有效的方法，具有了崇高職業道德，腐敗的內在結構，就根本不可能在這樣的人身上形成。

3、擺正自身利益的位置。現實社會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質利益人們的一切行為，無不和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國家工作人員，他們的營作，當然和他們的薪水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把自己的物質需求，建立在客觀條件之上，才能正確地處理好私利與

公權的關系。腐敗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4、通過制度設置，來阻斷公權與私利的結合。一是要對權力的行使進行制約。對權力制約的根本點：就在于通過對權力行使的制約，防止掌權在行使權力過程中滋長私心，使公權向私利擴張。如果不對權力的行使進行有效的制約，那幺，在各種誘惑面前，掌權者就可能欲望膨脹，私心滋長，被俘虜過去。因此，必須對權力的行使進行強有力的制約，抵擋各種誘惑。

5、要對掌權者的利益進行監督。在各國反腐敗的斗爭中，實施所謂“陽光法”，即實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和公開的制度，是一項重要的舉措。美國法律規定，總統、副總統等1.5萬名高級官員在就職時要公開自己及配偶的財產狀況，以后必須按月申報，一旦發現有違法收入，立即處理。日本規定，內閣成員必須公布等資產，包括土地、建筑物等不動產等。借鑒國外有效經驗，在我國推行“陽光法”，必將對預防貪污受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6、要從嚴治吏，從優待吏。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關鍵在于管理好執法隊伍因為法治的本質在于吏治。法治的挫敗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貪污受賄泛濫。因此，必須用縝密的法律，來管理好干部隊伍，制約權力的行使。

綜上所述，腐敗犯罪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法律現象，對腐敗犯罪的把握認識和打擊政策不能脫離它植根的社會現實狀況和本質要求。否

則，我們打擊腐敗就潛伏著異化為社會前進阻力和壓迫力量的危險。

第二篇：腐敗現狀及對策

淺議我國腐敗問題現狀及對策

摘要：自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和政府就十分重視官員腐敗與反腐敗問題，采取有力措施預防、打擊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改革開放以來，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制度建設不到位，腐敗現象在我國呈現出蔓延發展之勢，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已給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健康運行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和損失，并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嚴重威脅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本文將在對我國腐敗問題發展歷程和現狀進行回顧與總結的基礎上，探索出積極有效的反腐敗對策，從而促進我國反腐倡廉建設。關鍵詞：腐敗

發展歷程

現狀

對策

腐敗是指掌握公共權力的組織和個人以對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而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的行為。腐敗是一個普遍性、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問題，自國家產生，掌握公共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出現后便一直存在。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腐敗問題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而已。通過認真地對61年的反腐敗歷程加以回顧和總結，探索其中的規律，不斷深化認識、發展認識，從而為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實有效的對策。

一、腐敗問題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轟轟烈烈反腐期

大致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后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早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向全黨發出這樣的警告：“可能有這樣的一些共產黨人，他們不曾是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并諄諄叮囑：“今天是赴京趕考的日子，不要學李自成，我們要考出個好成績。”從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當就已經有了“趕考意識”。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更是出臺多項措施打擊和懲治腐敗，如1951年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指出：“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按其情節輕重，給以程度不同的處理，從警告、調職、撤職、開除黨籍、判處各種徒刑，甚至槍決。”【1】1952年3月21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命令，公布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行為的若干規定》，：“凡貪污超過一億元之貪污分子，一般均應按其情節輕重給以不同的刑事處分追繳貪污款物”“刑事處分，除免刑者外，采用機關管制（一年至兩年）、勞役改造（兩年至四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五種方法。”【2】不僅在政策上作出嚴格的規定，還特別重視群眾在反腐敗斗爭中的作用，通過開展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群眾運動，嚴厲打擊一批腐敗分子和不法商人。

1952年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央更是依法嚴懲了罪大惡極的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地區專員張子善，向世人莊嚴地表明中共反腐的決心和堅決，也是用實際行動向世人表明：“我們黨決不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3】并以劉、張案件為突破口，依法制裁了大批貪污腐化分子，如公安部行政處處長宋德貴、武漢市長易吉光、上海市委秘書長黎玉、廣西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宏、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賀衡夫等人。通過對這些腐敗分子的處理，不僅在當時起到了很大的震懾作用，而且對后世的影響也很大，更對此后二十多年中腐敗分子和腐敗現象的出現起到了很大的警示和震懾作用，使得共和國政壇保持了20多年的清廉形象。對此，1

在1986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強調指出：“一九五二年殺了兩個人，一個劉青山，一個張子善，起了很大作用。”【4】 第二階段：腐敗滋生蔓延期

大致發生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在經濟領域里開始了體制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推進。但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物資比較短缺，不得已采取價格“雙軌制”，權利開始進入市場，且以“官倒”為主要特色的腐敗開始發展起來，主要表現在商品、信貸和外匯等“商品流量領域的腐敗。”【5】國有資產通過“官倒”變成了私人資本，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相當一部分私人資本通過“官倒”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腐敗現象在這些行業或領域及一般經濟管理部門開始出現并蔓延起來。第三階段：腐敗泛濫期

大致發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至本世紀初期。由于這一時期我國已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在經濟領域里已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和不完善，使得腐敗分子有了可乘之機，鉆制度的漏洞，“權力”往往與“資本”結合在一起，利用制度上的漏洞瘋狂地聚財斂財，廈門遠華案、沈陽慕馬案等大案，就是“權力”與“資本”相交易的結果，在高額、巨大的誘惑上，腐敗形成了一股一股的惡浪，而對腐敗的打擊則是采取“摸著石頭過河”，多是被動的、防御性的。第四階段：腐敗分子開始受審的高峰期

在進入新世紀后，國家明顯的加大了反腐力度，逐步告別了“摸著石頭過河”式的被動、防御性反腐模式，開始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理論來指導反腐敗斗爭的實踐。《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等黨紀國法相繼出臺，從2002年12月至2009年3月，共立案90多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94萬多人，查處陳良宇、韓桂芝、杜世成等嚴重違法違紀案件。【6】對上世紀90年代腐敗泛濫期的腐敗分子進行“秋后算賬”，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確定了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倡廉方針。

二、腐敗問題的現狀

1、腐敗范圍越來越廣

當前腐敗現象已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一般經濟管理部門擴展到黨政領導機關、組織人事部門、行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等要害部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都受到腐敗現象的滲透和侵襲。【7】過去被視為“清水衙門”的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腐敗現象也有了明顯的增加，甚至紀檢、宣傳、反貪等部門，也發生了不少買官賣官、貪污賄賂現象。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肆無忌憚的謀取私利，或中飽私囊，或利用職權索賄受賄，或利用職權欺壓良善，甚至與黑惡勢力相互勾結充當保護傘。

2、腐敗分子職位越來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來的腐敗瘋子比作是“小蛀蟲”的話，那么現在已經揪出來了“大老虎”，許多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處。據統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給類經濟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萬元以上的案件為1780件，其中設計億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維高、杜世成，甚至連原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敗問題一并受到查處，腐敗現象有向高層蔓延之勢。

3、窩案、串案明顯增多

腐敗有“集團化”的發展趨勢。現在的腐敗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結、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腐敗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員少則十幾人、幾十人，多則上百人。如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一案，牽扯出260多名官員，一半以上的綏 2

化縣處級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國稅局原局長李真一案，牽扯到縣處級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隱性”腐敗現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敗現象大量上升。

許多腐敗現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敗之實，在“合法”的名義下，公開的為本地區、本部門，甚至為個人謀取私利，通過一些所謂的“潛規則”來腐敗，在行為認定上是很難認定為違法的。這類案件的存在，給案件的定性和查處帶來了一定難度。在行賄受賄的交易中，受賄者作為公共權力或資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處于壟斷地位，行賄者作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賄者和受賄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當受賄者面臨著眾多的行賄者時，他往往會選擇出價最高的行賄者，其他行賄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賄。

三、反腐敗的對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1年以來的歷史，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同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作堅決斗爭的歷史。在61年的反腐倡廉中，黨和政府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自覺地同各種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作斗爭，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認識、深化認識，逐步探索出一條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群眾廣泛支持和積極參與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機制和體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黨和政府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和反腐敗斗爭的實際需要，針對不同的腐敗現象和腐敗領域，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懲治腐敗分子。在進入新世紀以后，黨和政府更是把反腐敗斗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確定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制定出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一這一反腐敗國家戰略，從整體上推進反腐敗斗爭。經過不懈的努力，認真的探索，在反腐敗的認識上不斷深化，實踐上不斷發展，措施上不斷完善，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0年12月29日發布的《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披露，由中國國家統計局進行的民調顯示，2003年至2010年，中國公眾對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成效的滿意度平穩上升，從51.9%提高到70.6%；公眾認為消極腐敗現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從68.1%上升到83.8%。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的特點，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腐敗現象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仍然處于高發期，反腐敗斗爭也將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面臨著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反腐敗斗爭仍將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

1、以制度建設打開反腐敗局面

在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史上，經歷過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的階段，但實踐證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敗斗爭更可靠、更理性。對此，時任深圳市長王榮說過：“預防腐敗和監督領導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覺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個好的制度。”鄧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1）匡正選人用人不正之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備的人才選拔出來并放到合適的崗位上，使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國家才能治理好，社會才能和諧穩定，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但在一些選人用人的過程中，“閉門圈干部”“買官賣官”“跑官要官”“任人唯親”等不正之風依然存在。這不僅敗壞了黨風政風，更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一是用民主和競爭原則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事實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選拔任用的權力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里。這也是導致人事腐敗的重要誘因之一。因為買官者若想獲得某一職位，只需把那少數的幾個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買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須拍馬”“行賄”等方式上，以求取得那少數幾個人的支持，順利得到某一 3

職位。而在干部選拔任用中引入民主原則，改變那少數幾個人說的算的情況，把對干部任職的同意權交由廣大選民行使，因其面臨的是眾多選民，而非是那少數的幾個人，所以賄選的成本和風險也大大增加，非個人財力和精力所能達到，再加上群眾的眼睛又是雪亮的，因而能大大減少選人用人腐敗的生存空間。同時，允許同一職位有多人競爭的情形，這樣一方面能使選民有自由選擇候選人、表達個人意志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能擴大選人用人的視野，通過“優勝劣汰”的規律，使人才脫穎而出。逐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和層次，適當擴大差額選舉的比例和范圍，繼續探索公推直選的有效模式，即公開報名、選民直選。在提名干部候選人和選舉過程中，擴大群眾參與，開展民意測評，把群眾對干部的認可程度作為選拔任用的一個重要標準。

二是建立健全公職人員的資歷和績效晉升制度。長期以來，在我國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論資排輩現象十分嚴重，官員的晉升靠資歷而非能力。這種靠資歷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嚴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長。如何打破論資排輩這一陋習？那就是要引進資歷和績效晉升制度。雖然世界各國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著不同，公務員制度的設計也存在著差距，但“資歷和績效晉升”是得到共同認同的。公職人員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埋頭實干，竭忠盡智，盡忠職守，講求實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晉升的機會。

（2）完善對權力的有效監督

事實證明，如果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就極易被濫用。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沒有監督的權力是產生腐敗的土壤。“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有界線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監督制度，加大監督力度，以“權力監督權力”，規范權力的運行和使用顯得特別重要。

一是使各種監督力量達到總體協調。目前，在我國已形成了中共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政府內部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公民監督、輿論監督各種形式的監督體系，在反腐倡廉的職能機構設置上，有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國家司法機關、政府監察機關、審計機關和國家預防腐敗局。應該說監督體系和只能機關的設置已經比較完善了，但在實際中未能真正發揮出應有的效能，更未達到“1+1>2”的整體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國的監督機構分散，關系沒有理順，權限沒有劃分清楚，缺乏統一協調機制。通過明確各監督機關之間的職責和功能，合理劃分各監督機關之間的權限。同時，加強各監督機關之間的溝通和聯系，避免發生職責碰撞和沖突，進而既能發揮各監督機關的積極性、主動性，又能發揮監督系統的整體效能。正如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報告中所強調的：“建立健全黨內和黨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監督制度，從而形成強有力的監督網絡，發揮監督整體效能。”

二是強化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腐敗產生的情況來看，任何腐敗現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約的權力，縱觀我國政壇上落馬的高官，雖然腐敗手段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大權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一個人說了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9】不能把權力集中于某一部門或個人，要對權力進行合理的配置和分解。在黨內決策的過程中要真正執行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體制，在對重大事項進行票決時，實行無記名的投票原則，真正做到“一人一票，每票同值”，書記、副書記、常委之間的關系完全是平等的同志關系而不是當前扭曲的一元化領導；堅持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支持行政首長在權限范圍內行使職權，不能事事橫加干涉；對掌管人、財、物等容易產生腐敗現象的重要崗位，在定期進行崗位輪換的同時還要加強對其的經濟審計、離職審計、事后追究責任制度制定必要的權力運行程序。

三是盡快建立財產申報制度。在2009年全國“兩會”前，溫家寶總理在與網友交流時強調：“許多網友在網上提出為什么不建立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我認為這個建議是正確的，4

這應該是反腐敗的一項重大舉措。”財產申報制度，又叫“陽光法案”，目前已在全世界90多個國家實施，是世界各國廣泛采用的反腐手段之一，已被各國證實是行之有效的防止腐敗的制度。【10】目前除了少數地區，如新疆阿勒泰地區、重慶市江北區、浙江慈溪這些試點地區外，其他大部分地區還只是將官員個人財產情況向上級匯報，遠不是財產申報，更不是向公眾公開。財產申報制度在反腐敗斗爭中的功效：一是當公職人員獲得某種不正當的利益時，必將在申報材料中隱瞞或是虛假申報，而發現隱瞞或虛假的行為比較容易，由此可以找到貪污的線索；二是當發現公職人員生活水平過于奢華，顯然超過收入水平時，則可以對照其申報材料進行審查，也可以要求其立即報告收入明細帳，如不能說明巨額財產的合法來源，即可立案調查。加快建立財產申報制度，對財產申報對象、申報程序、申報范圍、申報主管機關及權限等作出規定，以使財產申報制度更好的發揮其反腐敗的作用。

四是實行垂直管理體制和“零容忍”的原則。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堅強監督，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11】監督主體的獨立是監督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因為權力本身是一種強制性力量，如果權力監督主體失去應該有的獨立性，對權力的制約缺乏強制性，那么其監督職能就不能正常發揮，對公職人員的監督就會軟弱無力，甚至使監督主體成為監督客體的附庸。現行的紀檢監察體制，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實行雙重領導，既受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又受同級黨委、政府的領導，由于人事、經費、福利等受制于同級黨委、政府，所以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同級黨委、政府。這就導致權力過分集中，監督過分軟弱，監督客體領導監督主體，監督主體依附監督客體的狀況。為改變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領導方式，由橫向領導為主改為縱向領導為主。各級紀委的人事、經費、待遇、福利等由上級紀委統籌安排，下級紀委向上級紀委負責，獨立行使對案件的查處權，同級黨委、政府無權干涉。除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外，省級（包括省級）以下紀委實行垂直領導，提高紀委的權力和獨立性，其垂直管理模式為黨中央—中紀委—省紀委—市紀委—縣紀委。另一方面是對腐敗實行“零容忍”。“零容忍”指不寬容任何輕微的犯罪行為。【12】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運用于廉政建設，使其清廉指數一躍成為亞洲前列。廉署在制度審計上對任何輕微的腐敗行為均不容忍。20世紀60年代香港《防止賄賂條例》出臺，從而堵住了輕微腐敗的漏洞。同時，廉署下設的執行處、防止貪污處、社區管理處實施“舉報必接、有腐必查、懲腐務盡”的原則，在執行法律法規時也體現出了“零容忍”的精神。如果對輕微的腐敗不予制止，不僅會提高腐敗分子的膽量，而且會激發其他腐敗分子的腐敗動機。深圳海關原黨組書記、關長趙玉存從一餐飯，一塊表開始，發展到接受賄賂90多萬元，放縱不法商人走私24億元。我國現行的反腐敗體制是一種以數額的多少來劃分犯罪的體制，對貪污腐敗而言，其數額在5000元以下的，屬紀律承接范疇，由行政監察機關負責；而5000元以上，則屬于刑事處罰范疇，一般由檢察機關負責。這種安排是與“零容忍”精神相背離的，改變當前以數量劃分貪污罪的做法，采用國際上通行的以性質劃分的做法，凡是貪污受賄行為，即使只是貪污一分錢，也一律構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國反腐敗的歷史上，曾經歷過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的階段，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后，鮮明地提出了“反腐敗必須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敗斗爭“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礎，監督是關鍵，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體系

堅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憲法的框架下，我國已制定出《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等法律法規，但總體來說，廉政法律體系還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適應反腐敗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具體表現在現行法律法規多為事后懲戒性，缺乏事前預防、事中監督的法律法規，黨紀黨規比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國家意志的層面。為此，根據我國當前反腐敗斗爭的實際，借鑒國外的經驗，盡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敗法》、《新聞法》、《公職 5

人員財產申報法》等。

（2）嚴格執法

有人曾用7個“未必”來概括形容當前執法情況：受賄了未必被發現，發現了未必就立案，立案了未必能查清，查清了未必就起訴，起訴了未必能判刑，判刑了未必判實刑，判實刑的也未必真正執行。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執行，法律也就成了一紙空文，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江澤民曾嚴厲指出：“歷史事實說明，吏治上的腐敗、司法上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是滋生和助長其他腐敗的重要根源。”當前司法腐敗現象正日益普通化、集團化、公開化、體系化，行政權對司法的干涉越來越嚴重。為使司法機關真正發揮其作用，就要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加強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制約，理順黨的領導與司法權行使的關系，防止黨委、政法委借口黨的領導對司法工作橫加干涉；加大人大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制約，界定人大監督制約的范圍，實行的嚴格的人大對司法人員的認知和罷免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重新構建司法轄區，建立各級財政經費保障體制以排除地方保護主義的不良影響；建立司法人員考試錄用、分類管理、選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員有健康的成長途徑，建立品德高尚、知識淵博的專家型職業隊伍；改革司法機關管理體制，發揮司法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建立司法人員只服從法律，服從事實的辦案機制。最終使司法公正，重新樹立司法機關清正廉潔的形象。

3、加快新聞立法，充分利用網路力量

輿論監督本身是一種“普遍的、無形的、強制的力量。”【13】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輿論工具，對社會上一切腐敗案件進行曝光，以達到對其監控的目的。從全球來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較高和政治比較廉潔的國家，都十分重視輿論監督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獨特作用。新聞媒體號稱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種權力。”【14】“不怕上告，就怕見報。”一旦腐敗行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丑惡嘴臉為千夫所指，腐敗分子必將受到懲處。應加快新聞立法，使新聞媒體監督有法可依。順應時代潮流和現實需要，進一步加快和完善新聞立法，將新聞媒體的權力、義務、責任、監督的范圍、對象、基本原則以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將新聞媒體監督納入法制軌道；在堅持正確輿論的導向下，保證新聞媒體有足夠的自由權和自主權，允許新聞媒體對各種行政行為、廉政行為、腐敗案件進行自由、公正、客觀的采訪、調查、報道和評論。

在信息化的今天，網絡已是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網路的廣泛普及和網絡在傳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時、互動、直接、廉價等特點，使得網絡監督成為反腐敗斗爭的一個新武器。據人民網的一項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網民中有87.9%非常關注網絡監督，當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93.3%的網民選擇網絡曝光。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拓寬和健全有效的監督渠道，應該把網絡列為一種必須認真考慮的監督方法。同時，重視網絡媒體在監督違紀和腐敗方面的作用，也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一個表現，因為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我國自2008年6月底，網民數量已達到2.53億，首次大幅度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要建立便捷的民意反應機制，變被動為主動，變壓力為動力，變對立為互動，摒棄防范網絡的慣性思維，改變過去攔、堵、截的做法，引導和支持網絡監督在反腐敗斗爭反面的作用；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建立健全網絡舉報制度，使其盡快成長為紀檢監察機關在反腐敗斗爭方面的重要支撐力量。

參考文獻：

【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483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109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152~153 【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3 【5】邵道生。我國社會轉型期腐敗發展的四個階段。廉政瞭望，2006年版，7：40~41 【6】王煥章。腐敗和反腐敗問題的幾點思考。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5，（11）：79~80 【7】李玉賦。關于扎實推進懲防體系建設的若干問題。行政管理改革，2009，2：38~45 【8】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82，154 【9】俞可平。西方政治學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141 【10】李云瑞。論我國財產申報制度。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0，12，（4）【1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92 【12】劉宗洪。“零容忍”視角下的反腐倡廉建設。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9，4：32~35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73 【14】呂貴、劉宗洪、周敬青等。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德國社民黨組織建設的新趨勢。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9，6：95~100

第三篇：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現狀及對策

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現狀及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取得了諸多進展。但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在我國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在局部地區和某些領域，還有愈演愈烈之勢。

一、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近年來，我國制定了系列知識產權犯罪的司法解釋，目前主要是：1998年最高法《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最高檢和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2004年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2007年發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等。2004年的《解釋》對刑法規定的七個罪名的定罪量刑標準都作了詳細規定。數額標準大大降低，懲罰的范圍比以前有所擴展，刑罰也加重了，規定了“共同犯罪”。降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刑罰制裁門檻，加重原有法定刑幅度，提高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運作成本。2007年《解釋（二）》是繼2004年的解釋之后，中國最高司法機關出臺的又一重要的司法解釋，這個解釋進一步澄清了相關概念，明顯降低了侵犯著作權罪的數量門檻，統一了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明確了加大罰金刑適用力度的原則，并確定了罰金刑的幅度，規定了一般不適用緩刑的幾種情形。

（二）司法實踐現狀

1.犯罪數量呈明顯增長趨勢，犯罪對象范圍廣泛

當今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活動呈上升趨勢，尤其以假冒注冊商標的犯罪在日常生活、生產用品等領域活動猖獗，大肆假冒名煙、名酒、化妝品、食品、日用品等。侵犯著作權的犯罪也是如此從復制發行圖書、音像制品，到盜竊高科技的磁盤、計算機軟件，可謂無孔不入。

2.犯罪團伙化，犯罪手段高科技化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尤其是侵犯商標權、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特點，決定了這類犯罪的參與者往往不是一個人，而呈現出多元化、團伙化的特點。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制造者、銷售者之間往往形成固定的犯罪團伙。此外，由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是一類新型的欺詐性犯罪，其所采用的手段多為假冒、復制等，為了達到以假亂真、以假充真的目的，犯罪分子往往動用高科技手段，不惜重金購置造假設備。同時網絡犯罪明顯增多。

3.單位犯罪突出

單位犯罪主體一般是一些規模不大、效益不好或聲譽不高的中小企業。

4.涉外案件呈整體上升趨勢

從犯罪區域看，跨國犯罪的趨勢愈發明顯。一方面，在國內制造侵權物品向國外銷售的案件增多；另一方面，國外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也逐漸向我國滲透。

5.案件數量地區分布不平衡，跨地區作案趨勢明顯

近年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尤其是假冒商標犯罪呈現出犯罪活動量大、面廣、犯罪分子跨地區流竄作案增多的特點。

二、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法律問題

（一）實體法適用問題

1.民事侵權、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之間的界限模糊。

2.共犯認定不統一，單位犯罪認定存在偏差。

3.知識產權犯罪交叉競合定性差異較大。

4.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爭議較大。如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銷售金額”的范圍界定；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貨值金額”的判定等。

5.侵犯商業秘密罪中“重大損失”、“特別嚴重后果”、“采取保密措施”難以認定。

6.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中“明知”的認定存在分歧。實踐中，除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確知”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等犯罪對象外，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只能推定其“應知”，造成客觀歸罪。

7.侵犯著作權罪等罪中“以營利為目的”要件設置存在質疑。實踐中某些無營利目的的侵權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大，如為抵毀他人名譽而復制他人作品、在網絡環境下將他人作品復制后登載在網絡上。供不特定的多數人無償下載的行為。

（二）程序法適用問題

1.管轄設置不盡合理。

2.調查取證困難。

3.涉外程序規則缺失。

4.被害人（單位）提供假冒產品鑒定證明的法律效力存在瑕疵。

三、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對策研究

（一）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實體法解釋優化與立法完善

1.優化刑法解釋

在知識產權犯罪共犯認定方面，應當明確處于輔助地位的涉案人員雖持一定的放任心態，但一般收取定期租金、運輸費、加工費或固定工資，與非法獲得數額無關，對其不宜一概作犯罪化處理，應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結合我國國情加以準確處理。

在單位犯罪認定方面，在加強取證判明行為人在單位中的實際地位及經濟利益歸屬的同時，依托單位誠信檔案等信息平臺，加強對單位法律行為的監督，防止以單位借口工作人員個人侵權而掩飾單位犯罪的實質。

在知識產權法條關系問題上，應當明確對同一種犯罪行為，僅因證據問題就適用不同罪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此類案件案情各異，有的屬于質量問題、有的屬于商標問題、有的屬于經營資格問題。對此，建議將質量、真偽鑒定作為前置程序，并根據鑒定結論準確梳理交叉競合關系，區分典型構成與近似構成分別定罪。

在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上，只要買賣雙方簽訂合同、約定價款或支付定金，無論貨物是否已經交付，都存在期待利益，可據此計算“銷售金額”。標價與已查清的侵權產品實際銷售價格相差不大的，可以作為認定依據；標價明顯偏低，甚至低于生產成本，且實際銷售價格又難以查清的，應當按照真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對被侵權產品未投入市場或無國內市場價格的情況，在無標價或無法查清實際銷售價格時，貨值金額可將權利人從特定客戶處收取的報酬作為參照，可稍低于這一報酬。

在知識產權犯罪損失結果認定上，應當明確“重大損失”主要指權利人由于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物質損失。在網絡游戲領域，損失表現為現實利益和預期合理利益的喪失。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直接經濟損失”宜以權利人利益損失為標準，且基于商業秘密潛在價值巨大等因素，同時應重點考察研發成本、利用周期、成熟程度、市場前景等直接因素，并綜合考慮競爭優勢喪失、商業信譽下降等相關因素。

在對知識產權犯罪對象“明知”的推定問題上，應當明確不僅包括對犯罪人認識因素的推定，同時也包括對意志因素（犯罪故意）的推定，只要推定事實要素存在，即可認定屬于故意犯罪，除非有確實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出于疏忽大意而不知情。

2.完善知識產權犯罪刑事立法

（1）增設商業性使用盜版軟件罪和運輸、進出口侵權貨物罪。

（2）適當擴大相關犯罪的對象范圍。適當擴大“相同的商標”的范圍，將商標法中的“相似”概念引入。將馳名商標淡化作為假冒注冊商標罪的一種情況。

（3）逐步完善定罪標準。既要考慮到侵權行為的實質危害性，還要考慮侵權行為量的規定性。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程序法的完善

1.完善管轄權設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尤其是網絡犯罪跨國、省、市等犯罪行為較為常見，可以增設被害人（單位）所在地的特殊地域管轄規則。

2.提高調查取證效率。探索在刑事訴訟中采用民事訴訟中的臨時措施，包括停止涉嫌犯罪行為，查封、扣押、凍結行為人財產（財產保全）及證據保全。

3.強化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證據效力。建議被害人（單位）采用公證、保證、聲明等方式，加強此類證明的法律效力。

第四篇：我國環境問題現狀及對策

我國環境問題現狀及對策

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將其定義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環境問題則是由于人類活動作用于環境所引起的環境質量不利于人類生產、生活，甚至危及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環境資源問題繼續惡化，將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生態環境安全。我們應該認識到，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下面是本人對我國環境資源問題作一些探討，并就如何改善我國環境資源狀況提出幾點建議。

一、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

2012年6月的《2011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1年的監測結果表明，全國環境質量狀況總體保持平穩，但形勢依然嚴峻，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

《公報》用一組組數據，展現了中國環境狀況和環保進展中的積極變化，也反映了中國環境和環保中存在的問題。

令人欣喜的是，“十一五”期間，在能源消費和國民經濟年均分別增長6.6%和11.2％，均超過規劃預期的情況下，二氧化硫排放量、城市和工業領域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下降14.29％和12.45％。2011年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為2499.9萬噸，比上年下降2.04％；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為2217.9萬噸，比上年下降2.21％。看似微小的數據，卻有著重大的意義——這表明，我國局部地區環境質量持續好轉，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逐步顯現。與之相伴的有更多讓人欣喜的消息：全國城市聲環境質量總體較好。77.9％的城市區域噪聲總體水平為一級和二級，環境保護重點城市區域噪聲總體水平為一級和二級的占76.1％。《公報》顯示，全國輻射環境質量總體良好。環境電離輻射水平保持穩定，核設施、核技術利用項目周圍環境電離輻射水平總體未見明顯變化；環境電磁輻射水平總體情況較好，電磁輻射發射設施周圍環境電磁輻射水平總體未見明顯變化。同時，我國生態建設進展較好。截至2011年底，全國已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640個，總面積約14971萬公頃，其中陸域面積14333萬公頃，占國土面積的14.9％。

喜中有憂，透過《公報》，我們清醒地看到，中國環境依然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全國地表水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湖泊富營養化問題突出。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南諸河和內陸諸河等十大水系469個國家控斷面中，Ⅰ至Ⅲ類、Ⅳ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61％、25.3％和13.7％。在監測的200個城市4727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優良—良好—較好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為45％，較差—極差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為55％。農村環境問題日益顯現。2011年對全國364個村莊的監測試點結果表明，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的村莊占81.9％；農村地表水為輕度污染；農村土壤樣品超標率為21.5％,垃圾場周邊、農田、菜地和企業周邊土壤污染較重。

二、我國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中國環保任重道遠，環境問題在我依舊嚴重，究其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經濟、人文社會等因素，下面將分別進行一下具體的闡述。

(1)經濟因素

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階段正是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因而我國在這一時期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會更為沉重。

第一，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問題惡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解放，這種解放刺激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對資源開發利用規模和各行業污染物排放量也會隨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國民經濟尚處在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轉型時期，人們只關注于經濟增長的數字，卻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造成環境的極大破壞；我國近年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呈幾何級數增長。

第二，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市場經濟發展所追求的是高額利潤，是相對少數人的利益，而環境保護則是多數人的利益，二者是對立狀態，法律對這種顯性沖突的社會關系，比較容易做出規范。而我國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利益的主體和環境利益的主體具有統一性。但近年來，我國農村環境惡化尤為明顯，一些鄉鎮企業的農民為“脫貧致富”，寧肯容忍環境污染對國家、所在集體和本人的損害。對此，國家不得不采取強制措施關閉“十五小”企業。但在一定意義上，政府既是沖突調解者，又常成為沖突的一方（地方利益），違法陣營龐大，法律執行的難度極大。

(2)人文社會因素

“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就與‘人類社會’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果說前期的生態學更多地顯示了自然屬性的話，那么現代的生態學，則更強烈地顯示了它的社會屬性這一面。”

第一，我國人口眾多，環境的資源壓力大，環境問題與人口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聯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應有一個適當比例，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當代中國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龐大的人口數量及快的增長，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可以這樣說，我國的人口問題是短時期內很難扭轉的最大社會問題之一，這是用不著忌諱的。人口問題導致了我國資源的絕對短缺，因而往往出現了對資源的無節制開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伴隨著驚人的浪費，給我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第二，公眾環保意識普遍較差。“所謂環保意識，是指人們在認知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規則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發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它最終體現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上。”目前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對于

環境問題的客觀狀況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據調查，國民對于環境狀況的判斷大多是態度中庸，無敏感性，對許多根本性的環境問題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社會公眾不愿意主動地去獲取環境知識。2000年“世界環境日”前后，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教育部聯合進行的對全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果是，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知識水平還都處理較低的水平，環境道德較弱，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中具有很強的依賴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對于強化公眾環境意識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從這些大量的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國民的環保意識是有多么的差。一國的國民的環保意識如此的差，可以想象這個國家的環境問題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況了。

第三，環境問題與貧困等其它的社會問題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環境問題在當今世界各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一點，富國的環境問題主要是與污染物相關的環境污染，而窮國環境問題主要是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環境破壞，前者比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復，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復則要困難的多。我國的環境問題也有類似情況，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經濟發達的地區，環境問題主要以環境污染為主，如今經過不斷地治理正在不斷有所緩解；而西部相對貧困地區，環境破壞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十分嚴重，且日益呈現出環境問題與貧困同步深化，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

三、加強環境保護的對策措施

加強環境保護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必須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環境保護工作，依靠科技進步，發展循環經濟，完善監督體制，建立長效機制，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

（1）完善立法,健全法律法規體系

隨著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必然引起傳統的環境保護觀念的轉變。必須樹立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 在污染治理方面應當反對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 法律的制定要確立預防為主的理念, 在環境資源法律保護方面,應樹立整體環境資源觀, 用整體觀點去看待自然資源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

在加強環境保護執法和司法的力度方面，要健全環境執法責任制,理順各個執法部門之間的關系, 明確各部門的執法責任和權限。對于法律有明確規定而執法不力的, 應該由有關機關予以監督。盡可能地防止行政權力缺位、越位現象的發生。做到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

（2）優化能源結構以提高能效

提高能效和開發利用清潔、可持續能源的根本在于科技進步，既要繼續擴大技術引進的力度，又要提高我國的技術創新水平。在環保事業蓬勃發展的今天，我國環保科技的發展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對循環經濟關鍵技術的投入,提高了資源的有效利用率.因此政府可以鼓勵開發和應用有普遍推廣意義的資源節約和替代技術,如潔凈煤、煤層氣利用，綠色照明、再制造等。

因此我們可以效仿，加強環保科技的投入，加速環保產業的發展，不僅得強化環保科技內容，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還大力培養環保科技人才，滿足對環保產業發展和執法隊伍人員的需求。

（3）增強全社會環境意識

在推進中國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工作的同時，還需充分認識到公眾在解決環保問題上的力量。首先，要通過各種宣傳手段，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只有提高了意識，手法，間頓，環保，參與才能變成一種自覺的行動；其次，鼓勵公眾與新聞媒體輿論對政府、工業污染大戶等監督，施以壓力才能使環保政策切實。尤其要指出的是一些環保民間組織的興起開始影響到政府決策的形成與實施，并在引導環保節能社會風氣的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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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2年6月

[3] 《為什么要強調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經濟日報，2004年12月

[4] 《環境問題與環境意識》，華夏出版社，2002年

第五篇：腐敗現狀及對策

淺議我國腐敗問題現狀及對策

腐敗是指掌握公共權力的組織和個人以對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而達到謀取私利的目的的行為。腐敗是一個普遍性、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問題，自國家產生，掌握公共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出現后便一直存在。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腐敗問題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而已。通過認真地對61年的反腐敗歷程加以回顧和總結，探索其中的規律，不斷深化認識、發展認識，從而為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實有效的對策。

（權錢交易，行使職務與謀取私利相結合、權力行為與經濟行為相結合，權力的物化、商品化已經達到相當程度

腐敗犯罪從自然人發展到法人，從經濟部門蔓延到執法等部門，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在許多地方已經公開化、廣泛化

腐敗犯罪呈持續上升趨勢，大案、要案猛增，社會危害性日益嚴重 四）腐敗犯罪手段狡猾，目的多樣，具有較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

首先是由犯罪主體的身份決定的。他們一般都是有職有權的人物、活動能力強，活動范圍廣，社會關系網多，作案前有準備和作案后有對策，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常干擾偵查活動。

其次，這是犯罪者利益的一致性、犯罪方法的多樣和證據的難偵破性決定

第三，腐敗犯罪和其他經濟犯罪相連或與其他經濟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交織在一起，相互聯系，相互包容，而腐敗犯罪分子往往避重就輕，轉移視線，混淆視聽，逃避偵查審判。

第四，是否腐敗犯罪其性質往往與民事饋贈等行為、地方政策、經濟轉軌期法律法規的漏洞等混合在一起，很難區分和界定。的。）

1、腐敗范圍越來越廣

當前腐敗現象已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一般經濟管理部門擴展到黨政領導機關、組織人事部門、行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等要害部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都受到腐敗現象的滲透和侵襲。【7】過去被視為“清水衙門”的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腐敗現象也有了明顯的增加，甚至紀檢、宣傳、反貪等部門，也發生了不少買官賣官、貪污賄賂現象。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肆無忌憚的謀取私利，或中飽私囊，或利用職權索賄受賄，或利用職權欺壓良善，甚至與黑惡勢力相互勾結充當保護傘。

2、腐敗分子職位越來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來的腐敗瘋子比作是“小蛀蟲”的話，那么現在已經揪出來了“大老虎”，許多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處。據統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給類經濟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萬元以上的案件為1780件，其中設計億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維高、杜世成，甚至連原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敗問題一并受到查處，腐敗現象有向高層蔓延之勢。

3、窩案、串案明顯增多

腐敗有“集團化”的發展趨勢。現在的腐敗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結、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腐敗同盟。有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隱性”腐敗現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敗現象大量上升。

許多腐敗現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敗之實，在“合法”的名義下，公開的為本地區、本部門，甚至為個人謀取私利，通過一些所謂的“潛規則”來腐敗，在行為認定上是很 1

難認定為違法的。這類案件的存在，給案件的定性和查處帶來了一定難度。在行賄受賄的交易中，受賄者作為公共權力或資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處于壟斷地位，行賄者作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賄者和受賄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當受賄者面臨著眾多的行賄者時，他往往會選擇出價最高的行賄者，其他行賄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賄。

一、反腐敗的對策

1、以制度建設打開反腐敗局面

在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史上，經歷過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的階段，但實踐證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敗斗爭更可靠、更理性。對此，時任深圳市長王榮說過：“預防腐敗和監督領導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覺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個好的制度。”鄧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1）匡正選人用人不正之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備的人才選拔出來并放到合適的崗位上，使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國家才能治理好，社會才能和諧穩定，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但在一些選人用人的過程中，“閉門圈干部”“買官賣官”“跑官要官”“任人唯親”等不正之風依然存在。這不僅敗壞了黨風政風，更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一是用民主和競爭原則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事實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選拔任用的權力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里。這也是導致人事腐敗的重要誘因之一。因為買官者若想獲得某一職位，只需把那少數的幾個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買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須拍馬”“行賄”等方式上

二是建立健全公職人員的資歷和績效晉升制度。長期以來，在我國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論資排輩現象十分嚴重，官員的晉升靠資歷而非能力。這種靠資歷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嚴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長。如何打破論資排輩這一陋習？那就是要引進資歷和績效晉升制度。雖然世界各國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著不同，公務員制度的設計也存在著差距，但“資歷和績效晉升”是得到共同認同的。公職人員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埋頭實干，竭忠盡智，盡忠職守，講求實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晉升的機會。

（2）完善對權力的有效監督

事實證明，如果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就極易被濫用。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沒有監督的權力是產生腐敗的土壤。“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有界線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監督制度，加大監督力度，以“權力監督權力”，規范權力的運行和使用顯得特別重要。

一是使各種監督力量達到總體協調。目前，在我國已形成了中共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政府內部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公民監督、輿論監督各種形式的監督體系，在反腐倡廉的職能機構設置上，有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國家司法機關、政府監察機關、審計機關和國家預防腐敗局。應該說監督體系和只能機關的設置已經比較完善了，但在實際中未能真正發揮出應有的效能，更未達到“1+1>2”的整體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國的監督機構分散，關系沒有理順，權限沒有劃分清楚，缺乏統一協調機制。

二是強化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腐敗產生的情況來看，任何腐敗現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約的權力，縱觀我國政壇上落馬的高官，雖然腐敗手段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大權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一個人說了算。三是盡快建立財產申報制度。

四是實行垂直管理體制和“零容忍”的原則。鄧范疇，由行政監察機關負責；而5000元以上，則屬于刑事處罰范疇，一般由檢察機關負責。這種安排是與“零容忍”精神相背離的，改變當前以數量劃分貪污罪的做法，采用國際上通行的以性質劃分的做法，凡是貪污受賄行為，即使只是貪污一分錢，也一律構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國反腐敗的歷史上，曾經歷過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的階段，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后，鮮明地提出了“反腐敗必須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敗斗爭“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礎，監督是關鍵，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體系

堅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憲法的框架下，我國已制定出《公務員法》、《行政監察法》等法律法規，但總體來說，廉政法律體系還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適應反腐敗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具體表現在現行法律法規多為事后懲戒性，缺乏事前預防、事中監督的法律法規，黨紀黨規比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國家意志的層面。為此，根據我國當前反腐敗斗爭的實際，借鑒國外的經驗，盡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敗法》、《新聞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

（2）嚴格執法

3、加快新聞立法，充分利用網路力量

輿論監督本身是一種“普遍的、無形的、強制的力量。”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輿論工具，對社會上一切腐敗案件進行曝光，以達到對其監控的目的。從全球來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較高和政治比較廉潔的國家，都十分重視輿論監督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獨特作用。新聞媒體號稱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種權力。”在信息化的今天，網絡已是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網路的廣泛普及和網絡在傳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時、互動、直接、廉價等特點，使得網絡監督成為反腐敗斗爭的一個新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