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中學德育工作的困境與突破

當前中學德育工作的困境與突破

隨著社會的變革，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逐漸發生變化，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中學的相關德育工作也要做出相應的改變。但是，現在我們國家的中學德育工作，還沒有完全脫離傳統模式的束縛，這就肯定會造成德育工作在很多方面的困惑，比如：如何改進方法，如何更新觀念，如何使德育過程變得更加完美。本文采用理論分析與實地考察的方法，深入分析當前中學德育過程中的問題，希望能夠改善我國中學德育工作面臨的一些問題。

一、當前中學德育工作面臨的困惑

在新舊道德的影響下，很多青少年會在道德問題上有困惑，因為青少年接受的社會，家庭，學校的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別，甚至有時候完全對立。很多不同的標準使道德教育缺少連貫性與穩定性，價值標準的多重性導致道德教育內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相對穩定性，“理想中的道德教育與現實之間有很大的差別，由于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一些道德教育比較表面化和形式化，更有甚者，可能會激發學生的抵觸心理，朝想到的方向發展。道德教育過程中，由于理想與現實的差別，道德教育的實施過程不太令人滿意，中學德育工作通常會面臨很多的問題：

（一）道德教育的價值取向和學生價值觀沖突

很久以來，德育價值取向的特點為理想化、一元化，而忽視學生們的差別，它基本上是建立面向全體學生的統一模型。在道德教育中，過分強調符合社會規范的要求，來確定培養方式，培訓過程中，沒有全面考慮到個體道德發展的個性化需求，將學生道德品質的文化局限在狹窄的空間內，青少年的精神受到抑制，又因為太具有針對性，缺乏層次，青少年沒有自己的選擇余地，所以相對來說，培養出來的青少年是比較符合社會道德規范，但是學生的創新精神，創新意識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質通常被忽略。

（二）中學德育目標與傳統道德相背離的困惑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價值觀逐漸發生變化，特別是那些心智剛剛成熟的青少年，這就提示我們，中學德育工作不僅要重視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還應該注重社會環境的變化對青少年心理的影響，只有考慮全面，才能保證青少年正常的價值觀，才能更好的促進青少年的道德培養。

但是一直以來，中學德育的重點基本都在學習成績方面，很少有老師和家長把德育放在很顯眼的位置，由于社會上的激烈競爭，家長更傾向于讓孩子學到“實用的”本領，而很少去關注他們的人格是否健全，更有甚者，很多家長甚至給孩子幼小的心靈蒙灰，告訴他們注重自身利益，占小便宜等等，這些現象都使孩子距離道德的培養越來越遠。

（三）中學德育內容與時代發展相矛盾的困惑

中學德育工作與時代發展存在一定的矛盾，即道德理想規范和道德現實規范的矛盾，道德理想規范是長期以來，人們對美好社會的一種理想與期望，而道德現實規范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表現出來的一種實際行為，它與理想規范是有一定差別的，當然，道德現實規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道德理想規范的影子，畢竟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社會發展的和平時，道德理想規范和道德現實規范的矛盾不會太明顯，但是如果趕上社會比較動蕩的時代，他們的矛盾就變得特別明顯，道德現實規范與道德理想規范始終不協調，將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后果。

（四）中學德育方式與家庭德育相矛盾的困惑

家庭教育對青少年來說非常重要，父母是孩子的啟蒙老師，孩子的行為多多少少都有父母的影子，所以，家長們應該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給孩子創造良好的家庭環境，這不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也有利于孩子良好道德的培養。學校一般會通過各種形式來告訴家長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很多家庭已經引起注意，但是仍有一些家庭不積極配合學校，致使中學教育出現困境。形成家長與學校配合的和諧畫面還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這也是目前德育工作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二、當前中學德育工作變革的出路

雖然中學德育工作面臨很多的困難，但是只要我們不斷探索，總能找出解決困惑的方法，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素質也會相應提高，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改變以往那種只偏重成績浮動的教育方式，真正做到以德育人，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文明。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條件下，青少年德育工作的環境、任務、內容、渠道都發生著深刻變化。因此，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我們首要的是認真研究和探索中學德育工作的新特點和新規律，積極確立全新的德育理念，拓寬工作視野。

（一）德育為先

中學德育至關重要，要想順利實施德育工作，必須承認它的重要地位，對中學德育工作引起高度的重視，在平時的學習生活中注重德育的培養，使青少年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形成自己的榮辱觀，形成正確的社會價值觀。

（二）以人為本

對青少年的德育培養應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注重青少年的現實生活體驗，根據青少年的發展階段制定適合的教育方式。以人為本既是中學德育的核心價值，也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

（三）全員育人

中學德育工作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工作，需要各方人員的配合，才能早日實現德育目標，只有樹立全員育人的理念，才能逐漸讓素質教育深入人心。

（四）生活育人

生活是道德得以生長的土壤，離開了生活，道德是無法生存的。所以，中學德育必須從青少年的生活實際出發，在生活中進行。

三、結語

社會的轉型帶來了從經濟形態到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革，也使中學德育工作面臨著種種矛盾與困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困惑是社會進步與教育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學德育工作要想擺脫面臨的困惑，必須堅持不斷的自身創新和變革，才能適應社會的快速發展。目前中學德育工作的的重點應該是探索新的德育思路，挖掘資源以及創新理念，并且要給學生灌輸向理想德育努力奮進的思想，長久下去，一定可以成功實施中學德育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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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當前農村中學應如何加強德育工作

當前農村中學應如何加強德育工作

上樂村鎮第二中學蘇振玉

毛澤東同志說過：“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就充分生說明了德育的統帥怎作用。學校，作為現代化建設人才的培養基地，不容忽視塑造學生的心靈和教育學生怎樣做人，做怎樣的人。鄧小平同志也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當前形勢下，如何加強農村學校的德育工作，充分發揮德育的統帥作用呢？

一、制定行之有效的德育工作制度

制度，是大家應該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不僅使學生懂得為什么這樣做，而且懂得怎么去做，不斷提高自我教育能力。制定德育工作制度，應結合本校的實際制定全面的、完善的、切實可行的制度，作為學生行動的指南。如：制定“課間紀律條例”，“課堂常規”、“文明禮貌公約”、“衛生公約”等。這些制度的制定，將會促使學生的言行在社會道德的規范下文明起來。

二、要適應中學生的年齡特征

初中學生身心發展迅速，處于半幼稚、半成熟狀態。這一階段學生的獨立性和依賴性、自覺性與盲目性同時并存，錯綜復雜。針對學生這一特點，首先，我們要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培養典范，建立骨干隊伍，讓他們嚴于律己，為人楷模，以此帶動全體，推動各項工作。其次，要根據學生自尊心強的心理，有目的、有計劃地開展各種競賽活動，讓學生在參賽過程中接受教育。第三，結合中學生獨立意識明顯增強，喜歡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這一特點，讓學生自己組織民主評議會，可就學校的規章制度、班級管理及教師講課等問題進行民主評議。這樣，不僅可以增強學生的民主意識，促進教改工作，而且可以發揚主人翁精神。第四，加強學校、家庭社會的合力教育。學校要定期召開家長會或采取一定的形式與家長定期進行溝通。統一思想認識，讓大家懂得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性。第五，要做好學困生的轉化工作。學困生，在當前的學校中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學困生轉化工作做的好壞，將直接反映出學校德育工作質量及影響到教育

教學質量。因此，作為教育工作者，要尊重、關心幫助學困生，取得學困生的信任，再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來轉變他們的思想。

三、要充分發揮學校團組織的先鋒模范作用

共青團是青少年的一個先進的群眾性組織，他是黨聯系廣大青少年的紐帶，是黨的助手和后備軍。共青團是先進青年的代表。因此，我們要吸收要求上進，在各項工作中表現比較突出的青少年學生來充實我們的團員隊伍。在團組織的組織和帶動下，結合學校和班級的實際，以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經常性的控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比如：演講會、辯論賽、體育比賽等。這樣，一方面，在學生團員的帶動下將會有更多的學生加入到我們的活動中，并逐漸向團組織靠攏；另一方面，對學生團員也是一種鍛煉和提高，同時，在活動的過程中，對自己的言行也會起到自我約束作用，這無疑也是對非團員學生的一種教育。

四、要及時對受教育者的品行進行評價

及時的對受教育者的品行進行評價，具有獎勵、預防和克服不良習慣的作用。對受教育者進行評價的常用方式是獎勵與懲罰。

獎勵是對受教育者的優良品德進行肯定的評價。他能給教育對象帶來精神上的滿足，增強其自尊感，激起其追求更高目標的愿望和要求。對其他人也是一種促進和啟迪，使學生看到自己的不足，找到努力的方向。同時還可以教育人們學會掌握評價優良品德的標準和方法，有助于形成正確的建設性的輿論氛圍。

懲罰是對受教育者的不良品德行為的一種否定。此種方法可以使受教育者知道自己的品德行為對集體的危害，從而產生自責、羞愧、內疚的心理，鞭策自己從中汲取教訓。也可使受教育者從中認識到不良行為產生的原因及改正的方法，從而樹立起克服缺點、改正錯誤的決心。

五、要在對學生尊重的基礎上嚴格要求

實踐證明，只有當教師的要求和教育被學生認可時，也就是被學生認為老師是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時，才能被學生愉快的接受，并轉化為自己的行動。如果老師對學生的態度冷漠，甚至采取譏諷、侮辱

學生人格的做法，即使老師提出的要求是正確的，也會被學生認為是故意刁難，從而使學生產生逆反心理。“親其師而信其道”，教師對所教學生的關心、愛護和尊重，換來學生對老師的尊重，對教師理性的接納，并使學生產生一種模仿的意向，把教師的優秀品德尊為楷模去學習，并樂于和教師交往，對教師的要求也會不打折扣的去執行。

熱愛、尊重學生不等于溺愛、遷就學生，而是在關心尊重的基礎上，對學生提出嚴格要求。熱愛、尊重學生與嚴格要求是辯證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熱愛、尊重學生是嚴格要求學生的基礎；嚴格要求學生又是熱愛、尊重學生的體現。失去嚴格要求的熱愛、尊重，可能成為嬌寵護短，放任自流；缺乏熱愛與尊重的嚴格要求就有可能變成苛求與刁難，就會嚴的無理、無度，從而挫傷學生的自尊心，進而失去品德教育的作用。

六、要堅持以疏導為主的德育教育的方針

德育的疏導，是一種堅持正面教育、循循善誘的教育藝術，是解決思想問題的有效方法，是解決受教育者與施教者產生對立反感的有效途徑。進行疏導，力求抓住“火候”，因勢利導，曉之以理，導之以行。首先，要注意在教育方法上的疏導。在當前的德育工作中，有不少的思想教育活動收效不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方法呆板，有的生硬說教、動輒訓人。簡單從事只能制服人于一時，卻不能打動人心，更不能達到轉變學生思想之目的。在這方面魏書生老師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借鑒，他把學生犯了錯誤怎么辦這個問題提出來，交給全班討論，然后宣布他的主張：“我提議，犯了小錯誤，罰他給全班同學唱支歌；犯了較重一點的錯誤，要做一件好事來補償；犯了嚴重錯誤，要寫一份五百字的說明書，說明書不是檢討書，也可以為自己辯護。如果確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就要把犯錯誤之前、之中、之后的具體想法寫明白”。他把這三種方法提出來，要大家表決，全班同學一致通過。青少年的一時情感沖動，經過理智的疏導，變的平靜而緩和，再讓雙方互看說明書，找到自己應負的責任，要讓他們握手言和，再為班上做好事，得到心理上的平衡。這樣處理學生犯錯誤的方法，一則可抑制學生少犯錯誤，再則犯了錯誤的學生不留心理創傷，給學生進步的階梯。

其次，要抓住有利的時機對學生進行疏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遇到許多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有利時機，就看我們施教者能否抓住。如果能及時抓到，進行疏導，便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春季開學，我們迎來了“三八”婦女節，可以讓學生給媽媽寫一封感謝信，班媽媽做些家務活；“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學生知道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勞動創造了世界，對學生進行熱愛工人、熱愛勞動人民的教育，從而培養學生勞動光榮的思想情操；“六一”是孩子自己的節日，要 好好慶祝，激發少年兒童振興中華、奮發進取的精神；“七一”讓學生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八一”進行擁軍優屬等教育活動。教育的時機無處不在，既要抓住又要采取靈活多樣、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疏導，必然會產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總之，德育應放在學校教育的首位。在教學德育教育時，我們還須結合自身的實際，采取靈活多變的方法，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第三篇：共產主義信仰困境與突破4.30

共產主義信仰困境與突破

一、信仰的意義

（一）信仰的普遍意義

康德說：?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那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們向我印證，上帝在我頭頂，亦在我心中。?

道德律即是信仰。信仰是精神力量，人生規范，也是人生意義的來源。具有思想意識，是人擺脫動物性，成為人的必要條件。具有信仰，則是人脫離迷茫、混沌、行尸走肉狀態，成為有精神指引、有價值觀點、有道德規范的社會人的必要條件。一個人只有擁有了信仰，善或道德行為才變成人生需要和自覺行動。

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信仰，是它的核心價值觀。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沒有信仰，必然沒有核心價值觀，必然導致人心渙散茫然，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是有缺陷的。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必須有仰望星空的人，這個民族才有希望。前總理溫家寶也說，我們需要腳踏實地，也需要仰望星空。

（二）共產主義信仰的意義 信仰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宗教信仰，許多國家和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二是道德信仰，中華民族傳統信仰中，也有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儒家的道德信仰。三是政治信仰。眾所周知，共產黨員不允許信仰宗教，黨員中不允許有教徒。共產主義信仰是一種政治信仰。

堅定的信仰，對于黨來說，生死攸關。因為，它事關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和生命力，也是黨的執政資格所在。

信仰是政黨的凝聚力所在。當年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和廖仲凱對話，說國民黨已死，只剩下國民黨人，而沒有國民黨。一個政治集團，不是為信仰而來，而是為利益而來的時候就非常可怕。當利益大于代價的時候，呼嘯而至;當某一天代價大于利益的時候，需要你為此擔當的時候，就會作鳥獸散。換言之，倘若一個政治集團，沒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來吸引的話，這個政治集團，早晚會崩潰。

信仰是政黨的戰斗力所在。歷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創造性地確立的?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等一整套嶄新的治軍方略。?黨指揮槍?，實際也就是黨的信仰指揮槍。黨為每一位戰士都樹立了強大的精神力量。這點，我們可以做一下對比。國民黨軍隊，北伐的時候，有三民主義的信仰的指導，還有共產黨員在其中，可以說所向披靡，像丁泗橋戰役、賀勝橋戰役這種這么慘烈的戰斗都拿下來了。為什么，因為有信仰，北伐軍相信他們的斗爭是正義的，犧牲是有價值的。但是當國民黨軍隊蛻變為四大家族的家丁后，信仰沒有了，戰斗力也沒有了。濟南戰役中，國民黨守軍十幾萬，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守將王耀武感嘆：就是一群豬讓共軍來抓，也不至于消失的那么快。什么原因？沒有信仰。中國人民解放軍自誕生以來，雖有失敗的戰役，但無勝利的對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戰爭，一次次打出聲威，靠什么？就是這支軍隊的強大信仰，強大的自我犧牲精神。我軍的犧牲精神，全世界的軍隊無出其右。這一點就是我們的對手也為之震撼，美軍就講，參加過二戰，對德作戰，對日作戰，進攻過太平洋上的瓜島和沖繩，對德軍和日軍的犧牲精神已經為之震撼，但與中國軍人仍無法比擬。志愿軍面對裝備精良的美軍，第一波倒下，第二波，繼續前進，還有第三波，第四波，每個戰士戰斗到最后的姿態就像殉道者似的，這不簡單是因為命令和紀律，而是信仰，戰士們深入骨髓的相信，戰爭是正義的，犧牲是有價值的。

信仰是政黨的生命力所在。一個政治集團失去了信仰，表面再強大，其實已經喪失了生命力。當一個黨失去了為之奮斗的正確目標，一切便失去了思想和道德依托，人們對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業失去了起碼的信心，這是一個黨精神衰敗的前兆。有2000萬黨員的蘇共，一夜之間垮臺。蘇共多名強硬派高層領導發動了一場政變，試圖挽回局面，但只是少數人的頑抗，2000萬黨員的心中，已經沒有這個黨，已經不認同這個黨的價值理念，不愿意再為這個黨流一滴血，甚至是一滴汗。反觀我們黨，從數十名黨員發展到八千萬黨員，依然保持有效的生命力，為什么？就是因為始終不變的共產主義信仰。

共產主義信仰還是黨的執政資格所在。建國后，我們黨從革命的黨，轉變為執政的黨，不可避免的面臨執政資格的問題。?打江山、坐江山?屬于封建時代的思維。現代社會對執政資格有著不同的標準。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其他黨為參政黨，所以敢于堅持這種制度，就是因為我們黨擁有無上的精神和價值追求，并且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如果放棄或淡化了共產主義信仰，共產黨就進了西方政黨的價值系統圈套：政黨沒有誰比誰高尚，都是利益的代表。既然都是利益代表，那么共產黨就沒有理由占據統治地位，而應與其他政黨競爭，讓老百姓選擇。所以，敢于把自己臵于唯一執政黨的地位，就必需要始終堅持共產主義信仰，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

二、共產主義信仰困境 從國際來看，蘇東社會的**和劇變，蘇東共產黨失去了執政地位。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上空的紅色旗臶也不在飄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目前，明確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也就中國、越南、古巴和朝鮮了。從世界范圍來說，共產主義信仰面臨危機。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挺了過來，堅持并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總書記在訪問歐洲時，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就講到：?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現在世界范圍內，任何國家都不會小覷中國的力量。

在這種形勢下，說我們黨、我們國內也存在共產主義信仰困境，可能很多同志不相信。然而《周易》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一個政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居安思危的信念，任何時候都不能喪失對生死存亡的警惕。尤其在順境的時候、危機只有苗頭性顯現，我們也不能不保持明察秋毫、洞悉時態的眼光。我們來看看當前黨員隊伍中存在的一些現象。

第一，對共產主義信念缺乏熱情。在一些人看來，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個設想和招牌，是空想和烏托邦，永遠實現不了。談起共產主義沒有敬意、沒有熱情，甚至羞提共產主義。第二，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道德下降。有些黨員干部一切向錢看，有奶便是娘，不講信用，不講利他；不講集體，只講個人；不講道義，不講職責，只講利益，只講好處。

第三，政治意識淡漠，精神狀態麻木。有些人不關心黨和國家，不關心世界情勢和社會主義運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毫無興趣，對黨的基本路線、指導思想毫無所知。

第四，言必稱西方。在日趨多元化的文化觀念面前，一些共產黨員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改變。言必稱西方，從價值觀到制度實踐，西方的都對，我們的怎么看都不順眼，有這樣思想的人，包括黨員，大有人在。

第五，腐敗之風漫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現了一些失誤，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腐敗問題的蔓延。腐敗并不僅僅表現為對國家財產的侵蝕，更重要的是扭曲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惡化黨員干部的良心。可以說腐敗現象不改變，小則毒化社會風氣，大則毀掉一代官員，異化共產黨的性質宗旨。發展下去，黨將不黨，國亦不國。我國干部隊伍的腐敗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從中央所用的兩個詞我們可見一斑：壯士斷腕，刮骨療毒。這么重的言辭，說明中央已經認識到，國內官員的腐敗程度可以說已經到了用斷腕、刮骨這種非常重的手段才能治理的程度了。第六，?四風?問題突出。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一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形式主義，主要是知行不

一、不求實效，文山會海、花拳繡腿，貪圖虛名、弄虛作假。官僚主義，主要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高高在上、漠視現實，唯我獨尊、自我膨脹。享樂主義，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進取，追名逐利、貪圖享受，講究排場、玩風盛行。奢靡之風，主要是鋪張浪費、揮霍無度，大興土木、節慶泛濫，生活奢華、驕奢淫逸，甚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

第七，熱衷封建迷信。唯物主義觀念退化，封建迷信返潮，怪力亂神出籠。現在，黨員干部中迷信之風大行其道。有些地方修廟立佛成風，有的黨員領導干部建辦公樓都要求神拜佛看風水。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在工作決策時，不是堅持科學、民主決策，看看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而是求大仙算上一卦。有些黨員領導干部的封建迷信活動甚至與濫用職權、腐敗墮落聯系在一起，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將家里老人墳墓遷往成都都江堰，聘請風水先生做道場等花費千萬，上千萬的花費，一部分用的公款，一部分由商人出資。升官修祖墳，拜鬼問前程，不問蒼生問鬼神，這還是共產黨的干部嗎？

第八，入黨動機利益化。在戰爭年代入黨，面對的是坐牢、受刑、犧牲的危險，那是一種純粹、堅定的信仰。如今黨成了執政黨，入黨就會獲得一定的利益。因而一些人入黨，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利用黨員這一稱號，達到為個人謀取功名、私利的目的。

以上這些問題，是共產主義信仰缺失的典型表現。應該引起足夠警惕。如果任由這些問題繼續發展，后果不堪設想。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對這些問題見怪不怪，甚至覺得理所當然，?久入鮑肆而不聞其臭?。這就更加不是潛在的?危機?，而是現實的?危險?了。

三、共產主義信仰困境的根源

總書記在今年蘭考調研講話講到他在福建寧德當市委書記時，深入鄉鎮調研，有一個下黨鄉，路都沒有，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雜草開路。到了那以后，看到鄉黨委辦公室設在一個改造過的牛圈里。就是這么一個地方，竟然好幾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紀西方傳教士。習總書記感慨：不管他們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種傳教的使命感，跟我們共產黨就有一比啊。今天我們來看，對待共產主義像傳教士對待教義一樣的共產黨員隊伍，今天為什么會面臨信仰缺失的困境呢？

如果說，改革開放后社會環境的變化、燈紅酒綠的浸染、利欲物欲色欲的誘惑，是造成某些黨員干部墮落的外部因素，那么，喪失共產黨人的理想和信念，就是其內在根源。黨員干部隊伍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都是在信仰、信念這個?總開關?上出了問題。因此，困境的出現，既有客觀環境因素，也有主觀認識原因。

第一個原因，支撐精神信仰的環境在變化。革命時期，黨員信仰堅定性的保障線有三條：第一，入黨即即意味著可能的犧牲，除了對共產主義懷著堅定的信仰，愿意為共產主義而奉獻、而犧牲的人，其他人想要入黨，都得掂量掂量。第二，為了保障黨的隊伍的純潔性，保障黨組織的安全，入黨需要有介紹人，黨組織還要對申請者進行嚴格的審查，把不合格的人過濾掉了。第三，在艱苦的斗爭中，信仰不堅定的不是遭到組織的淘汰，就是自行掉隊。整個的革命環境，確保能夠加入黨組織，并在黨組織中成長起來的，都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在革命的環境中，黨的奮斗目標也容不下黨員私利的存在。誰為人民謀利益，誰就能贏得人民的支持，就擁有致勝的力量，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但是黨執政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之后，環境和條件轉變了。我們黨沒有獨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黨的成員有利益。革命時期的客觀條件決定，黨員要將權利直接換取利益，幾乎不可能，因為沒有利益可換。而且，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要求得到嚴格執行。當前，黨員干部手中掌握著權力，這種權利瞬間可以變成利益。權力可能主動尋租，也可能被動巴結，但是歸于一點，就是權利與利益產生了關系。這個關系問題解決不好，黨員干部的精神系統、價值系統就出問題，導致信仰上的動搖。

第二個原因，理論創新未能解決新問題。信仰是高度依賴理論的。理論問題不解決，信仰問題就解決不了。理論不強，信仰就不堅定。理論不能與時俱進，信仰就會不斷出現新問題。包括宗教信仰也是這樣的。歷史上，基督教也曾遭遇信仰危機的，什么危機？就是亞當夏娃偷吃智慧果引發的對上帝的質疑，這是顛覆性的危機。按基督教義，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如果由亞當夏娃偷吃智慧果來推理，上帝就出了問題。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應該知道亞當夏娃要偷吃智慧果。現在人家偷吃了，說明上帝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說我知道，那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因為亞當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類有了原罪，那就是上帝不作為，是惡的行為。如果上帝說我知道，但阻止不了，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這一推理，上帝就完了。后來，神學大師奧古斯丁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他指出，是上帝把選擇的權力交給了人類，人類濫用了這種權力，偷吃了智慧果，被罰出伊甸園。那要怎么辦，人類要懺悔，要修行，爭取重回伊甸園。這理論上的創新，達到了雙重功效，一方面解除了教徒的困惑，另一方面，讓教徒繼續虔誠地追隨上帝。后世宗教改革也好，理論發展也好，就是解決新的疑惑出了以后，怎么能夠有說服力的問題。基督教為什么有那么強大的影響力，是因為大批的頂尖的哲學家、神學家來研究問題，現在西方很多大學都有神學院，有一批人在研究神學問題，保證教徒任何的疑惑能夠解釋。這也就使得信徒們，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如牛頓，依然保持宗教信仰，甚至要從上帝那里尋找世界的源動力。所以理論很重要，真理的認識是無限的運動，沒有絕對的真理，但是解釋真理有相對的絕對性。相對的絕對性，就是你解釋到位了，它就能夠自圓其說，它就有征服力。而這個問題我們的理論界恐怕沒有完全解決好。

從信仰理論上，馬克思解決的是革命這半程的理論，他沒有解決執政狀態下的精神信仰構建問題。因為馬克思也沒有執政實踐，沒有執政實踐就不會碰到執政實踐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比如說馬克思的資本論解決什么？最重要的成果是剩余價值，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勞動價值，這就揭示了階級關系階級矛盾，剝削被剝削的問題，因而引導人民群眾起來革命。這是在產業工人占主體的時候，即工業革命初期是可以的。今天用剩余價值理論，解釋不了社會的現實。現在工廠里很多是機械作業，甚至是機器人，你不能說老板榨取機器人的剩余價值，然后號召機器人來造反吧。還有股份化，很多企業將股份分給員工，職工既是員工，也是老板，誰在剝削誰呢。這就是變化，需要新的理論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永遠不過時的，但不同階段要有相應的新理論，只能由我們自己來尋求突破。但目前體制內的理論學家存在著觀念和思維的僵化，缺乏旗臶性的思想家、理論家，理論創新突破的能力弱，這也是一個危機。

第三個原因，黨員隊伍自身認識問題。對理論和現實的雙重誤解造成信仰和信念缺失與動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首先在實踐上進行突破，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主張社會主義條件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存，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搞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引進先進的管理模式和理念。這一系列實踐從本質上說是社會主義在實踐上的重大突破，是社會主義獲得新的發展活力的戰略舉措。我們力主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極?左?僵化不是馬克思主義，離開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不是馬克思主義，不從實際出發、脫離人民群眾、脫離現實生活不是馬克思主義。然而到底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始終未得到與時俱進的科學的回答。所以，給許多人造成了這樣的一種誤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無非就是改道和改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非就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搞資本主義，所謂市場經濟無非就是金錢至上，全國上下一起撈錢，所謂股份制和合作制無非就是在社會主義旗號下合伙搞資本主義，一塊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踐上和認識上的偏差造成了雙重誤解，理論上誤解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上歪曲了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結果正確的信念丟失了，共產主義信仰沒有了，黨內黨外、上上下下一齊向錢看，唯獨不看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等這個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向。既然看不見馬克思主義，就談不上馬克思主義信仰了。

第四個原因，我們黨缺乏健全的黨員退出機制。健康、健全的退出機制，是保障黨員隊伍純潔性、堅定性的必要舉措。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政黨。解決目前黨員隊伍規模過大的問題，健全黨員退出機制，成為新時期黨的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目前，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原則上只有一個自然機制，即黨員個人壽命結束也就是黨員退出。雖然《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了?退黨自由?，但這里的退黨自由相當于一個懲罰性的退出機制，也就是對革命意志衰退的勸其退黨、對犯了嚴重錯誤或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開除黨籍。事實上，勸其退黨的現象很少發生，開除黨籍的人數很有限，黨員退出機制主要是生命機制在發揮作用。由于退出機制的不完善，致使部分不合格黨員仍留在共產黨內，使得黨內始終有不健康的因素存在。這些不合格黨員的行為很可能與黨的要求存在巨大差異，甚至背離黨的要求，影響黨的形象。不合格黨員的廣泛存在還影響到了黨員隊伍對黨的認識和評價問題，引起更大范圍的信仰動搖。也就是一顆老鼠屎會搞壞一鍋湯。

四、怎樣堅定共產主義信仰

總書記對這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他高度重視黨員領導干部的信仰信念，目的除了要保持黨的先進性之外，很重要的還是著眼目前的矛盾和問題。總書記強調，?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因此，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加強共產主義理論創新。共產主義事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要通過漫長艱辛的探索和實踐。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性，就需要通過理論創新，不斷解決黨員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使黨員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指導。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有著強大的理論創造力的黨。我們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了真理標準問題、?姓資姓社?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解放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現在，黨也要運用好理論創新的武器，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當代化，消除黨員的矛盾和疑惑，為廣大黨員樹立精神旗臶，保障黨員思想的與時俱進，保障黨員信仰的堅定性。

(二)壯大黨的文化軟實力。現在中央號召努力建設國家的?軟實力?，其實也要建設黨的?軟實力?。因為?軟實力?并不?軟?，而是具備著普遍凝聚力、強烈感召力、無可臵疑的說服力的文化價值體系。只有文化軟實力強大了，黨的信仰信念在紛繁復雜的誘惑、考驗、打擊面前才能保持其?硬度?。優秀的，生動活潑的黨文化，也是保持黨的吸引力、凝聚力之所在，也是黨的形象之所在。

（三）加強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倫理建設。中國的政治主體最主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人民群眾。政治制度設計實質上就是對二者權力義務的規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對執政黨及其成員行使權力的邊界、履行責任的程度進行規定。一黨執政，制度設計不能有效限制集團內成員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團，同時弱化集團內成員追求高尚的動力。所以，政治制度是否先進，關鍵看設計是否符合公民社會的政治運行規律，保證動態平衡。而能不能設計出科學的權力運行模式，又決定于是否確立新政治倫理。政黨的政治活動需要建立與大眾道德和社會公德有區別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倫理。政治倫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點，都屬于柔性約束，依靠的是人內心深處的道德法則，但倫理規則一旦被公眾所接受，就會化作評價標準，就能夠由柔性化為一定程度的剛性。當前一些基本理念必須進入黨的政治倫理。包括：公權民授，公民有授予權，也有剝奪權;憲法和法律是權利運行的底線，執政黨要尊重憲法，依法行政；不透明必然導致腐化，執政黨必須自覺接受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等等。建立了運行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倫理，即便某些黨員干部出現了信仰偏差，也能夠約束其不濫用權利。

（四）實現執政理念的突破。很長時間里，我們認為發展經濟，提供更多物質財富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最佳途徑。這樣的觀念和想法在特定階段是正確的，但吃飯問題得到解決后仍然堅持這樣的觀念，就很落伍，且導致越來越多的矛盾和問題。因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通過滿足人的無限財富欲望達成社會平衡。從執政的角度講，封建王朝?存天理，滅人欲?，以縮小欲望來實現滿足同樣不足取，但過度調動和激發人們的財富欲望更是最危險的。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不可能滿足人的無度欲望。尤其是，中國有了數十年的飛速發展，但高投入低產出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在經濟沒有真正實現轉型前，我們不敢言經濟繼續保持同樣的速度，以往我們存在很大的失誤，致使矛盾和問題大量積累和拖延，某種意義上以往是靠透支發展潛力而獲得社會穩定。在人民群眾的欲望或期望值被過度激發的情況下，如果經濟成長停滯或下降，將消耗由反腐和轉變作風形成的良好局面，甚至因怨氣而瓦解黨的執政基礎。所以，轉變執政理念，在保持經濟發展適當增長率的同時，更要注重提升社會精神文化水平，用精神上的富足來平衡物質欲望。

（五）及時深入地整頓黨風。整黨整風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列主義黨建學說的靈活運用與發展。其目的是通過整黨整風進一步提高并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改進黨的作風，純潔黨的組織，為黨的中心工作提供新的動力。歷史上，我們黨曾經歷數次黨的整風運動，包括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新一屆黨的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以來，在改善黨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這個成效主要是源于兩個方面的努力，一個是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另一個是轉變工作作風，提出和實施中央八項規定，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連發15道禁令約束公權人員行為。這也可以視作新一輪的整風，足以相信，只要中央繼續抓下去，全黨認真執行好，整風成效會出現倍增。

（六）建立完善黨員退出機制。人是會變的，包括人的信仰也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有的是主動的，有的是被動的，有的是積極的，有的是消極的。既然承認變是人的主旋律，則就應有應對變之策略。鄧小平指出：?一個人數少但有戰斗力的黨比一個人數多，但缺乏戰斗力的黨要強得多?。不合格黨員，首先是思想上不合格，思想上不合格行為上就會潛移默化，政黨的旗臶就會變色。如果放棄了共產黨的信仰，放棄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追求，放棄了成為共產黨員的資格條件，就要讓這部分人退出共產黨組織。在今年召開的中紀委二次會議上，總書記也提出要清除不合格黨員。因此，建立科學、完善的黨員退出機制，有利于保持黨的純潔性、先進性，有利于增強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及影響力、號召力。

（七）黨員隊伍的自我修養。要鞏固和發揚共產主義信仰，黨員隊伍的主體責任必不可少。作為一名黨員，無論是為人民服務，還是個人的成長進步，都應該自覺加強自我修養建設。黨員要主動用黨的核心價值觀解決精神歸宿問題，用精神平衡物欲。少一點吃喝玩樂，多一點人生思考，感悟幸福在哪里，人生的意義在哪里，價值是什么，我和社會什么關系，奉獻和獲得的關系，這些問題解決，那么我們就跨到更高境界，我們的精神世界會越來越豐滿，我們的信仰會變得越來越堅定。

以上是我對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的一些思考，不到或不對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第四篇：中國的法治困境與突破

江平：中國的法治困境與突破

主持人張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過今晚這種場面，但在北大還是第一次看到，足見今天這幾位學者的魅力。歡迎大家來到“憲政講壇”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進行的，但是學校不批準教室場地，我們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間4月就停了一次，因為要等法學院這個場地，今天終于等到了。我不肯定這是不是凱原法學樓開張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學術活動，我們要感謝北大法學院為我們提供了這么好的場地。

為了補償中間停辦一次，我們這次請出了“超強陣容”。我們的主講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眾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紹的長者，他現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聾發聵，每個人都能聽得見他洪亮而悅耳的聲音。網上是這么概括他的經歷：他是一個曾經為救國理想和言論自由而犧牲了一條腿的青年，一個曾經在陋室中為孩子編制毛線衣的父親，一個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導師，一個為法治中國建設奔走呼號的社會實踐者。

對于和中國社會一起經歷了82年滄桑的他，命運似乎確實有點捉弄人，所有的幸運和厄運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選派為留蘇學生，這在當時看來應該是幸運的。聽說他還和當時擔任莫斯科大學團委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同志共同工作過，大家可以向他求證一下。1959年以全優成績畢業以后回國報效，一年之后就在轟轟烈烈的反右斗爭中被打成首批右派，這顯然是不幸的，此后歷經了22年的磨難。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學講壇；88年起擔任法大校長，但是沒過兩年時間就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辭職”了。不過許多人認為他“是永遠的校長，是法大的精神符號”。

我想他不僅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精神符號，也是整個中國法學界的精神符號。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兩位評議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學者，一位是《洪范評論》執行主編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們北大自己的、只屬于北大的賀衛方教授。

中國法治走過30年，經歷了很多坎坷。30年過后，我們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點迷失方向。中國法治遇到什么障礙？如何突破這些障礙？下面有請江平先生給我們講解。

主講人江平：應該說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為前兩天在開會的時候千帆教授說希望我到北大來做個報告。我說實在現在精力不夠了，身體也不太好了。恐怕做這個講座撐不下來了。我說能不能夠搞一個座談，兩三個人對話很好。他說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樣，我是主講人，兩個是評論人。有點“上當”的感覺。

對于北大還是很仰慕，不僅仰慕，應該說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學的，每次走到這看到伯牙塔有點感慨萬分，有點感覺我的家園失去了。因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復燕園，但是現在看來不太可能。燕園要恢復了北大怎么辦，再回到紅樓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這些歷史的現實我記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時候有一個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園，我也為此呼吁過。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復就是毛澤東不是說了嘛：“再見了，司徒雷登！”現在你怎么又回來呢？所以放在燕園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夠放在杭州他的出生點。這點也是一個遺憾。其實我覺得司徒雷登終身為中國的教育努力奮斗，他所一生創造的燕京大學終究為中國培養了許多人才，我們還是應當感謝他，應當紀念他。

今天讓我講憲法的問題，我坦率說來是外行，因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個說私法的人來講憲法顯然是有點不太合適。但是我這個人在研究私法的過程中我深深感覺到私法是一個國家法律的基礎，沒有對于私權神圣的保障，一個文明的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話說回來了私法之所以能夠得到存在，也必須由一個憲法更大范圍內的保護，或者說在中國這么長的時間內幾千年，中國的私權主要是受到公權力的侵犯。因此沒有憲法的完善，沒有憲政的實現，恐怕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記得在20多年前，當初在七屆人大的時候，當時就是討論兩個法，一個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個是人民監督法。這兩個法起草了經過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過了，但是《監督法》卻是困難重重。后來也通過了，但是我發現這個《監督法》跟原來我們所設想的一些內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記得當時《監督法》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憲法監督的問題，誰來實現憲法監督。

當時有兩個方案，一個是在中國設立憲法委員會，一個是在中國設立憲法法院。那么這兩個意見考慮的結果比較多的人趨向認為在中國設立憲法法院還是太早，或者憲法法院還是不太可能在中國實現。因為你要搞這個憲法法院那誰來憲法法院的院長呢？黨的領導跟憲法法院又怎么來平衡它們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是不太好解決。

而當時覺得搞一個憲法委員會還是有可能的。因為你想我們如果在全國人大下面設立一個憲法委員會，涉及到違憲的問題由他來監督審查，那應該說在現有體制下并不是太費力的。但是我們看到后來的監督法這兩個方案都沒有了，我們的憲法監督還是通過我們原來所說的人大常委會來實現憲法監督。這樣的話，憲法監督實際上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下面一個局級的機構先來審核涉及到違憲的問題，至于程序那還是投入人大常委會的程序來完成。所以應該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監督沒有向前進一步，還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們也看到中國對于憲法訴訟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從山東的學生提起訴訟，現在法院把它定為是憲法訴訟，所以人們對于憲法訴訟談得越來越多。其實憲法訴訟和憲法監督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既然有了憲法監督，就有了憲法的訴訟問題。后來我們也聽說中央有一個同志不提憲法訴訟，而且明確提出來以后涉及到憲法訴訟的問題都不要有書或者有研究的成果。這樣的話人們又存在一個糊涂了，我們研究憲法，我們研究憲法的訴訟，但是我們現在不許提憲法訴訟。

為什么我對這個事情特別敏感呢？因為我認識一位蘇州大學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楊海坤，有一次開會他跟我說我寫了一本憲法訴訟的書，而且我寫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書也出來了。但是得到了一個通知不許提憲法訴訟，所以你這本書不能夠出版。他說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給我一份呢。他說現在上面有命令，書都要銷毀，因此不能夠給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尷尬。既然憲法能夠提，憲政也可以來討論，憲法的訴訟卻不能夠來提。

這樣的話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這個憲法的權利怎么保障呢？憲法的權利很重要的一個保障方式它要通過訴訟的形式來權利。如果我們連訴訟都沒有，我們怎么能夠尋求保障的道路呢，我們只通過一個比較空的憲政的機構去提出，真正能夠審查你這個違憲的案件幾乎是沒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國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準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涉及到憲法權利的救濟的手段，最現實的是憲法訴訟。

我在那次紀念蔡駿建的會議上我也談到這個問題，我說當初在1987年的時候，討論到民法通則頒布了一周年在一個紀念會上，當時陶西進同志提出一個問題，他說中國現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訴訟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訴訟法，但是我們現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在我們國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議我們下一步的立法應該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所以王漢賓就提出來他說陶老提出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們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但是我們沒有經驗可尋，我們自己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議先成立一個行政立法研究小組。當時因為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副校長，而且當時我們學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較強，所以這樣的話就搞了一個行政立法研究組。在行政立法研究組開始的時候，陶西進同志是堅持主張搞一個行政法大綱。而我們研究了一段之后覺得行政法大綱是很難搞得，你想把我們現在各個領域里面的行政權力用一個行政實體法把它概括起來那是很難的。所以我們當時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辦法用訴訟法來促進實體法。大家覺得這個辦法不錯啊，我們中國有的時候就需要通過訴訟法來促進實體法。

你比如說計劃生育我們沒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們有了一個訴訟程序可以來告計劃生育的機構，那就會促進這個計劃生育機構來完善它的實體法。我們把這個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匯報他們都很贊成，所以行政訴訟法就有了。最后我們通過行政訴訟法促進了行政實體法的完善。所以后來我們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綱要等等，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路。今天對我們來說我們仍然希望通過行政訴訟進一步發展到憲法的訴訟，通過憲法訴訟能促進憲政的落實。也就是說沒有權利的救濟就沒有權利的本身，這一條我們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訴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沒有權利的救濟，就沒有權利的本身。如果我們連權利救濟手段都沒有，我們怎么能夠保障我們的憲法的權利得到實現呢。我們憲法許多權利還是落空的。比如說我們的言論自由，我們的新聞自由，我們的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經通過的游行示威法沒有任何救濟手段，現在沒有公安部門批準你照樣游行。公安部門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濟手段呢？我能不能夠通過憲法來保護我的權利呢？沒有。所以這一條我們應該非常明確在我們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個報道，深圳市公安部門為了很快要召開的大運會的安全，公布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在深圳市對于社會治安有高度危險的人進行嚴格的控制。把他區分為17種人。這17種人總共有八萬人，這八萬人要勒令離開深圳市。這個消息一出來很多法學界的人也好，律師也好，其他的人在報紙上發表不同的意見。我也覺得這個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羅馬法，羅馬法里面有一個“人格減等”的制度，所謂人格減等跟民事權利的剝奪還不是一回事，我們知道在法國民法里原來有民事權利的死亡，把民事權利全部剝奪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嗎。因為民事權利都沒有了，他還有什么生存的空間呢。在羅馬法里面奴隸可能他沒有民事權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減等，如果你有不名譽行為，如果你有按照現在說法對社會造成嚴重危險的人，可以人格減等。人格減等以后許多職業他不能從事。你像政府官員，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夠擔任。這不是一個人格減等的制度嗎。現在也有人說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憲法上寫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這個城市里面由于你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不一樣，給你區分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賤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為若干等。這種制度一實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緊接著在惠州市和東莞市發生恐慌了，因為這八萬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離開深圳了，離開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還不太愿意回鄉，他當然往周圍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圍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東莞去了。這樣的話，我們國家如果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這一套這樣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險推到周邊的城市，周圍的城市安全誰來管？顯然這個制度一出現之后，周邊的城市也會相應來制訂一些政策。他也會制訂一些對社會有比較大的危險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為。這樣下去的話中國就太危險了。

可是我們報紙上說了這么多反對的意見，今天我看到一個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還是表示這個制度還要堅持實行。那么我們有什么辦法能夠來制止他們呢？我們有什么辦法能夠在中國說來最先改革的地方卻實行了最落后的辦法，我們去用憲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們沒有憲政和憲法的訴訟，我們沒法提起訴訟。我們頂多又是像原來的三個博士對于孫志剛案件那些上書常委會。常委會如果明智一點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審查條例給撤銷了，給廢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們還是沒有手段。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手中確實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去年曾經在報上說過中國法治“大倒退”，我說完網上出現之后，很多人跟我說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學生肯定也會支持。中國法治確實面臨一個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說中國的法治是有進步有退步，但是總的來說是近兩步退一步還是在前進，但是我可以說最近我們是退兩步進一步了，我們是退為主了。這個就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如果這個時間長期存下去，那我們法治就很危險。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關心李莊的案件，他下個月就要出來了。在聚會上我就常常關心這個問題，我說到底李莊出來之后會說什么話呢。他在二審的時候說過我服罪，我認罪，然后在出廳的時候他又大喊我有話要說，又沒讓他說，那么他這些話會不會在以后某種場合中來說明這個問題呢。如果真的在二審的時候，他當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種原因他自己感覺到受了欺騙，他在臨走的時候又大喊他有話要說，那這個法庭應該繼續開庭，讓他再繼續說。你又不讓他說，你又給他判了刑，那他現在要說應該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審判了刑以后，后來又搞了一個漏罪，又要漏罪判刑。這就是很難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們對于李莊并不是為了他個人，我跟李莊并不認識，對他沒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為了律師這個職業覺得有必要說話。如果我們一個律師都處在這種狀態下，這個國家還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師都是時刻感覺到我是在刑事責任的危險下來進行一些辯護的話，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個記者來采訪我，對于李莊案件的看法。我說對于李莊的問題我不太了解，他給我看了一個材料。當初對李莊是兩個罪名來起訴的。一個是合同詐騙，欺詐。再有一個就是偽證罪。后來我們看到頭一個罪名，也就是說新的罪名比原來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沒有再提出。從這點來說檢察機關也算實事求是。那么現在只剩下一個偽證罪了。偽證罪嚴格說來，我覺得這個偽證罪應該是更多強調疏證罪，確實他確確實實偽造了一個文件那你還好說，現在偽證的是什么呢？是口頭的證據。而口頭證據又沒有讓證人來出庭。第一次的偽證罪涉及到的那個姓宮，以眼色來指示人家翻供，這就是個很玄妙的問題。當時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員在場的情況下見的面，怎么可能做偽證呢。而現在這一次所說的偽證居然還是吸毒犯，而我們這個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狀態就是很不穩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證的究竟是一個借款的偽證，還是一個投資款的偽證呢，里面也有說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這種情況下為什么不能夠換證人出庭呢。像西方國家辯護人和控告人對證人做交叉詢問，這樣的話以表示它的公證啊。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問題上，最后檢察院撤訴了。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說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現。

有人幾次問這個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訴呢，還是政治的原因撤訴。我說我不太了解，我這個人也沒有通天的關系。但是從我本人來看，我覺得這個案子應該說既有法律上的勝利，又有群眾輿論上支持的勝利。因為我們從法律上來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檢察院再繼續這樣一種辦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腳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沒有？我覺得也有。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機，這一次對于李莊漏罪再次提起訴訟，絕對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覺得欲加之罪何患無窮，因為一個人已經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點罪那還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說他對我的案例里邊也做了偽證，從動機上來說也可以減輕自己的罪過，所以這次的漏罪的提起訴訟，應該說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師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國許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說我們的領導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現在中東危機還在繼續存在，還在擴大，從利比亞鬧到敘利亞，鬧到中東許多地方不得安寧，這個**會不會繼續蔓延，這個問題要思考。如果確實老百姓意見比較大，有些聚會再有一些動作知道不知道，為什么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律師身上給他窮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這就不合適。我覺得作為政治家他要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出路，我覺得在中國現在情況下，影響到我們法治建設有兩個最根本的矛盾。這兩個矛盾一個就是穩定壓倒一切論，第二個就是中國情況特殊論。蔡駿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確提出兩個凡是，新時代的兩個凡是。就是指這兩個凡是。一個是穩定壓到一切，凡是影響穩定的都要不行，第二個就是中國情況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況講到過這兩個凡是。你想想看，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改革開放是首先的，發展是硬道理。但是現在我們提了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這個口號的改變我不知道由來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條說來很明顯的講話的重點發生了變化。當然發展是硬道理，嚴格說來也有不準確的地方。所以后來我們改成了科學發展。這也對。你不能盲目的來發展，你不能破壞資源的來發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現在我們提的是穩定壓倒一切，那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為什么是穩定？我們沒有“穩定法”，沒有給穩定作出一個界限，到什么情況是破壞穩定，我們的穩定都是由當地的黨政機關一把手負責人來決定是不是影響了穩定。就像現在的深圳一樣，現在深圳說八萬人住在這影響穩定，那就是穩定壓倒一切，這八萬人就要離開深圳，不能在這居住。可是這個穩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們人治確定什么是穩定，什么是不穩定，甚至一個政法委員，甚至一個公安局他就能確定是穩定還是不穩定，那中國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這是一個很大的可怕的現象。

我記得有一個報上發表了一個文章，講到有一個法院做出一個判決，判決已經生效了，現在要執行了。但是當地的政法部門說穩定壓倒一切，你現在這么個做法老百姓有意見，不穩定啊。不一定就推遲執行，所以一個法院的判決都可以因為穩定壓倒一切而推遲執行，一個法律也可以因為穩定壓倒一切而不生效，那這樣的話穩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說再多強調的穩定也不能夠壓倒法治，壓倒憲政，法治和憲政是至高無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來破壞它。

我想我們在講到中國情況特殊論的時候也應該認識這個問題。嚴格說來哪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況，連一個澳門都有它特殊的情況。你能說澳門的法律與法治沒有它的特殊點呢。它的法律當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樣。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國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樣了。那是因為考慮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國情。但是我們不要忘掉，我們所講的法治應該有三個角度，也就是我們所講的法律既是一個制度，又是一個方法，而且它也是一個理念。說它是制度，當然很明顯我們一個法律就是一個制度，我們的法律制度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我們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國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們的土地制度，我們的其他情況都不太一樣。外國有承包責任制嗎，外國有集體所有嗎？沒有。所以從具體制度來說絕對是有每個國家的不同點。但是我從方法角度來說就不一樣了。美國人愛講方法，到美國學習法律，你一個課堂討論，討論完了之后你要問老師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師說我沒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為方法是永遠不變的。而法律的制度隨著時代的變化，它會隨時發生變化。在這一點來說，學習方法某種意義來說比學習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法律還有一個理念，這個法律作為理念來說就應該包含一個共同的準則。我想我們講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們講的人權也好，我們講的公平正義也好，這都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一個法律如果沒有公平正義還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們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權都不講的話，我們還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這一點上來說我們一定要看到法律作為它的理念來說它有很多的共性，而這些共性是不能夠被人類所抹殺，而且也不能以強調一個國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點來把共性抹殺，這是不行的。

我們現在跟過去不一樣了，現在我們已經是生活在一個世界范圍內，中國跟各個國家來往更多了，我們把原來的階級斗爭也以我們現在的理解，法律來加以糾正和改變，所以這個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夠改變的。我想，我們要完善我們的法治和憲政，我們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說怎么能夠使我們國家的黨政權力更好的完善，這個題目完全可以來做啊。我們現在不僅是黨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黨的機構來行使政府的權力，這是很可怕的。我們說現在實行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或者在我們的各個機構里面都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負責制，這些是不是就是社會主義的特征呢。我常說我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的時候，莫斯科大學就是一個校長，它的黨委只是機關黨委性質，只負責發展黨員和教育黨員。它沒有領導一個學校的職能。那你說它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你能說在當時很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了這樣的一種機制，它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第五篇：云南少數民族教育的困境與突破

云南少數民族教育的困境與突破

云南是中華民族種類最多的省份，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數民族就有25個，云南獨有民族15個，跨境民族16個，少數民族人口達1500多萬，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總人口數的1/3。少數民族教育對云南民族平等、團結、邊疆及社會穩定都至關重要。是關乎到云南是否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問題，是關乎到云南各族人民夢想是否順利實現的關鍵。務須克服困境，尋求突破。云南少數民族教育存在的困境

由于云南的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生產落后，加上長期對民族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導致民族地區教育基礎設施薄弱，教育水平相對滯后，入學率低，輟學率高，鞏固率低，文盲率高的問題較為突出，民族教育面臨著一些困境。

（一）居住地區的差異帶來對少數民族受教育的差異。云南少數民族人口分布，以聚居、雜居、散居三種類型并存。主要聚居于內地壩區和邊疆河谷的有回族、滿族、白族、納西族、蒙古族、壯族、傣族、阿昌族、布依族、水族等10個民族；主要聚居于半山區的有哈尼族、瑤族、拉祜族、佤族、景頗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諾族等8個民族；主要聚居在高山區的有苗族、傈僳族、藏族、普米族、怒族、獨龍族等6個民族；彝族在半山區和高山區都有分布。一般認為，居住在壩區的社會、經濟、文化、交通等條件較為優越，居住在半山區的次之，居住在高山區的較為不利。居住在壩區的少數民族教育水平整體不僅普遍高于居住在其它地區少數民族受教育水平，而且居住在壩區的少數民族受研究生教育水平還高出漢族總體水平兩倍多。居住在半山區和高山區的彝族受教育水平夾在居住于高山區的6個民族和居住在半山區的8個民族之間。

（二）經濟收入的差異對少數民族受教育也帶來差異。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落后制約其教育的發展水平。目前，云南省仍有7個人口不足10萬的特有民族仍較為貧困，如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諾族、德昂族和獨龍族。其中，整體仍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是德昂族、怒族和獨龍族。這3個少數民族整體上仍然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其受教育的狀況更為嚴峻。

（三）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不平衡。貧困人口多、地區政策的差異是云南教育基礎薄弱和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省財政不能自給的地區基本上都是民族自治地方、邊境地區和民族貧困地區；全省的國家扶貧攻堅重點縣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和邊境一線；全省扶貧攻堅重點鄉也是民族鄉或少數民族聚居的鄉。

（四）少數民族人口眾多地區，有效政策對教育的扶持還遠遠不夠。云南省雖然少數民族眾多，但并不是民族自治區，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的一些特殊扶持政策，在全省很多少數民族人口眾多的地方均享受不到。全社會對云南少數民族教育的特點和困難在許多方面了解遠遠不夠，對教育的支持也難以完全契合當地的實際。

（五）少數民族地區的中小學校點分散、辦學規模小、效益低。由于受到地理因素的影響，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大多山高谷深，村落分散，全省有5個州市的人口密度不足55人/平方公里。加之改革開放后，政府本著方便群眾子女就近入學的原則，發動群眾辦學，村村有學校，從客觀上造成了學校布點缺乏合理性。中小學校點分散、辦學規模小、效益低。

（六）師資缺乏，素質偏低，流失嚴重。在云南的許多少數民族貧困地方，大量的教學點和初高小分離的教學現狀，使教師數量不足的問題十分突出，與國家和我省規定的生師比相比，差距甚大。

（七）民族學生貧困面較大，中小學生入學鞏固難、控輟保學任務較重。雖然，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貧困地區學生的扶持力度，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實行了“三免費”和“兩免一補”政策，極大的緩解了農村貧困家庭的經濟壓力。但在云南的少數民族地區，許多農村家庭仍在溫飽線上徘徊。

（八）雙語教育發展緩慢、滯后。云南自 1998年以來，民文教材納入省統一審定后，民文教材工作逐步有所改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3 年對10個民族13個文種29本4127頁399.3 萬字新課改教材進行了審查審定，并于當年向各地出版發行使用，解決了雙語教學師生們期盼多年的問題。但是，新課改民文教材的出版，卻面臨著許多值得重視的問題：一是宣傳力度不夠大；二是貧困學生購書難的問題；三是云南省的雙語教學教師尤為缺乏。

（九）跨境民族教育存在諸多困難。云南省與越南、老撾、緬甸三個國家接壤，陸地邊境線4060公里，有16個跨境民族跨境而居，占全國跨境民族的47%；云南省25個邊境縣（市）全部為少數民族地區。云南沿邊跨境民族地區既是貧困人口較為集中、貧困程度較深、扶貧難度較大的地區，又是政治、民族、宗教、生態等方面非常敏感的地區。由于云南沿邊境跨境民族聚集區多數為貧困山區，山高坡陡，交通閉塞，許多跨境民族不通漢語，大多數民族群眾沒有走出過世代生活的大山，他們對云南內地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對全國各地的認識是陌生的。因此，跨境民族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或影響是缺乏國家觀念的。他們只能從沿邊境地區或到周邊國家的所見所聞來影響自己的孩子，因此，跨境民族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或中國文化的認同是脆弱的，外部環境往往會改變他們的看法和判斷。雖然改革開放打開了內地與邊境地區交往的寬度，內地移民向邊境地區的轉移，在某種程度上拉近了邊境地區與內地的距離。但是，周邊國家對跨境民族的影響也隨著向外開放的深度有所加強，邊境地區的情況變得異常復雜。

云南少數民族教育的突破

近年來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以立法來確保少數民族教育的平穩、快速發展，以加大投資力度來助推民族教育發展。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一）云南將加大對民族貧困地區學生的專項助學力度，尤其是對八個人口較少民族、四個深度貧困民族和藏區，逐步實現學前教育和高中階段免費教育。加大民族地區寄宿制學校建設力度，增加建設一批寄宿制民族中小學校和高中民族班、民族預科班、特有民族中專班，提高寄宿學生生活補助標準，擴大寄宿制民族中學辦學規模。

（二）出臺《云南少數民族教育條例》，使云南民族教育走上依法治教的軌道。頒布了《云南少數民族教育條例》，《條例》鼓勵民族教育采取多種辦學形式，建立具有少數民族教育特色并能適應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學前教育、基礎教育、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教育體系。鼓勵、支持社會組織和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經費，舉辦以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民辦學校。《條例》還要求少數民族中、小學突出少數民族學校的辦學特色，將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納入相應課程。普及民族地區高中階段教育和學前教育，加快建立以公辦為主、民辦為輔的學前教育體系，實施學前一年的免費教育。高等學校要重視并加強具有民族特色的重點學科和專業建設，加快少數民族高層次及應用型人才培養；采取特殊措施為人口較少民族和發展滯后的民族支系舉辦本、專科班。對于民族教育的投入與保障，《條例》也作出明確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應當建立由省統籌，省、州(市)、縣合理分擔的少數民族教育投入管理體制，保證各級各類少數民族教育經費的穩步增長。各級人民政府還設立少數民族教育專項補助資金，對少數民族聚居區、邊境地區、內地高寒山區和散雜居地區的少數民族教育給予專項補助。國際組織教育貸款、海外和港澳臺教育捐款的分配重點向少數民族地區傾斜。

（三）不斷探索少數民族高層次人才培養新模式。近年來，云南還依托云南民族大學等高校，建立云南少數民族本專科預科教育基地，鼓勵省內各類高校面向少數民族地區，定向培養特殊行業需要的高層次人才、專門人才，尤其是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教師隊伍。為認真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和民族政策，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加快我省民族教育發展和少數民族人才培養的步伐，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云南民族中學、云南師大附屬中學和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將繼續面向全省16個州市招收少數民族應屆優秀初中畢業生和小學畢業生。如2012年，云南民族中學高中班招生400名，初中班招生36名；云南師大附屬中學民族高中班100名；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班招生35名。

（四）加大跨境民族地區的教育投入。在制定民族地區教育的戰略中，把邊境地區的民族教育作為重點來加強。自 1996年以來，云南省投入6405萬元加強口岸學校和25個邊境縣一中建設，建起了127所邊境口岸學校，成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學校。從2000年起，云南省撥專款1800萬元，每生每年補助150元，對25個邊境縣（市）的近14萬名小學生實行免除教科書費、雜費、文具費的三免費教育。還建立了貧困生助學基金。1996年，云南省投入530萬元，在12個邊境縣的31個貧困鄉建立了貧困生助學基金，撥出2000萬元專款，加上社會籌集的1500萬元，建立了高校貧困生助學基金，之后，云南省高校學生再無一人因貧困而失學。截至2000年，云南省中小學貧困生助學基金已達1億元。根據《云南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云南將加快推進“國門學校”建設，著力改善邊境地區民族教育辦學條件。優先支持25個邊境縣的117個邊境沿線鄉鎮中小學和藏區中小學標準化建設，以及邊境民族地區鄉鎮中心幼兒園建設，提升邊境州市高校辦學水平和辦學質量，增強對周邊國家的吸引力。

（五）把民族團結教育作為民族教育的特色來抓好。近年來，各地教育、民族工作部門密切配合，按照教育部、國家民委的部署和省里的要求，利用教材并結合當地實際和國際、國內形勢，開展豐富多彩的民族知識講座、民族知識競賽、故事會、征文評選、演講比賽、參觀考察等活動，使學生真正從小接受馬列主義民族觀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常識的教育，為構建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和諧云南做出應有的貢獻。

（六）辦好寄宿制教育和“雙語”教育。云南省教育部門在民族貧困地區舉辦寄宿制、半寄宿制學校，投入民族教育資金用于完善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包括探索實施民族地區學前雙語免費教育、特困民族地區高中階段免費教育，加大寄宿制學校建設力度，提高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擴大補助覆蓋面，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加強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建設等。同時還大力推廣“雙語雙文”教學。云南省民族種類眾多，世居的25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滿族、水族通用漢語外，其余22種民族的600多萬人使用著26種語言。按照《憲法》、《教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云南省在少數民族地區大力推廣“雙語雙文”教學，現在已對21種民族文字進行民、漢雙語教學或掃盲。“九五”以來，云南省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正式審定了8個民族的59本民文教材，正式出版了4個民族6種文字的10本教材。為進一步加強“雙語”教育，把“雙語”教育納入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還開辦一批“雙語”幼兒園。此外，根據國家標準，參照2010年民族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和“兩免”標準測算，云南省五年預計投入資金86.1億元用于義務教育經費補助；10億元用于改善辦學條件，加強民族地區中小學基礎設施建設。

（七）加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師資隊伍建設。考慮到農村中小學區域廣、生源分散、教學點較多等特點，合理核定這些地區教職員工的編制，并實行教師資格制度和教師聘任制度，安排一定數量農村教師脫產進修。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教學語言使用的特殊情況，通過當地大學附設或由政府特殊批準成立少數民族地區教師語言教育學院，專門培養當地急需的雙語和三語（民語、漢語、英語）教師，從更本上保證當地的教師資源數量和素質。

目前，云南25個少數民族均有了自己的大學生、中專生，不少民族有了碩士生和博士生，基本形成了從民族幼兒園到民族小學、民族中學、民族中專、民族大學的具有云南特色的少數民族教育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