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記的藝術特色

1、《史記》的藝術特色：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前面介紹先秦歷史著作時，我們說這些

歷史著作中包涵著或多或少的文學因素、文學成分；而對于《史記》，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史記》的寫作，具有文學方面的動機，所以這一部史書本身，就兼有文學的性質。

司馬遷本人，是有著浪漫的詩人氣質的。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沖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禍，也是一場性格的悲劇。因為無論從私交還是從官職來說，他都不負有為李陵辯護的義務。西漢末的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馬遷浪漫的詩人氣質。

《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的目標，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這不僅意味著總結歷史、記載史實，而且也意味著通過大量歷史人物（其中有許多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物）的活動，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困境。這些也正是文學的根本目的。只不過《史記》作為歷史著作，在虛構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

《史記》還具有抒發情懷的目的。《報任安書》中，把《周易》、《詩經》、《離騷》等等，歸結為“大抵皆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提出了“發憤著書”之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舉的古人著述的實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記》的實情。《史記》在敘述歷史人物事跡的同時，處處滲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內心的痛苦和郁悶，這就是我們千年之下讀《史記》仍不能不為之感動的關鍵。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后者也正是從這一點著眼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史記》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手段，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以下，我們從它的敘事藝術、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語言藝術三方面加以介紹。應該說明，《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由人物傳記構成，它既有很強的故事性、戲劇性，又通過這些故事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謂敘事藝術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本來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總體上分析《史記》敘事的方式和藝術特點，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記》以前，中國的敘事文學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先秦歷史著作中已有頗為龐大的戰爭場面的描寫和較為復雜的歷史事件的敘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這為《史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興趣，還在于首尾完整地記述歷史事件，并通過這些事件來表達政治和倫理評判，其敘事態度主要是史學性的。司馬遷則除了記述歷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強烈的要努力再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場景和人物活動的意識；除了政治和倫理評判以外，具有更強烈的從多方面反映人類生活的意識。所以他的敘事態度，有很明顯的文學性。

《史記》的敘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這種方式，為自如地展開敘述和設置場景提供了廣闊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謂客觀敘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通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了敘述者的感情傾向。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于敘事之中”。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為了再現歷史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很多傳記，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構成的。如信陵君的傳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流游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武的傳主體是吳宮教戰的故事；孫臏的傳包含教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勝枚舉。眾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構成了《史記》文學性的基礎。雖然先秦歷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記》相比，不但數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戰國策》中少數幾個故事，也顯得簡陋得多。以后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記》那樣的情況①，這是《史記》在中國眾多的史籍中特別具有文學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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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里也有史學和文學逐漸分離的必然因素。

《史記》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戲劇性的。司馬遷似乎很喜歡在逼真的場景、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展開他的故事，由書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動以表現自己，使讀者幾乎忘記了敘述者的存在。如《李將軍列傳》中的一個場景：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這像是一個很好的戲劇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改寫成真正的戲劇作品在舞臺上演出。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點：一則具有逼真的文學表現效果；二則避免了冗長松緩的敘述，具有緊張性，由此產生文學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度，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為了追求生動逼真的藝術效果，追求對于讀者的感染力，他運用了很多傳說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細節方面進行虛構。這是典型的文學敘述方法。

另外，《史記》所創造的“互見法”，也同時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所謂“互見法”，即是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復。為了使每一篇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經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經歷。這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復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復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通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學的可讀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積累。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戰國策》，人物的描寫更為細致，性格也更為鮮明。但由于它們以歷史事件為本位，人物的描寫只是片斷地散見于敘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專寫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過，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許多故事結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系。總之，在漢代以前，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形象的刻畫，總的說來也還比較簡略。《史記》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把中國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

從總體上說，《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采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不同身份、不同經歷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區別的，身份和經歷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張良、陳平同為劉邦手下的智謀之士，一則潔身自好，一則不修細節；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種種，在給予我們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予我們豐富的人生體驗。

對各種歷史人物，司馬遷亦有偏愛。那就是“好奇”，就是喜愛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與出眾才華的人物。那些奮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義者，那些看上去怯懦無能而胸懷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權位而聲震人主的俠士，那些膽識過人、無往不勝的將帥，那些血濺五步的刺客，那些運籌帷幄、智謀百出的文弱書生，乃至富可敵國的寡婦，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這些非凡的人物，構成《史記》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記》洋溢著浪漫的情調，充滿傳奇色彩。尤其將秦漢歷史劇變之際人物的傳記合起來作為一個單獨的部分來讀，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詩。

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特別注重表現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寫那些建功立業的大人物，常寫他們在卑賤時如何受人輕視的情形；而寫那些不得善終的大人物，又常寫他們在得志時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劉邦、韓信、蘇秦，后者如項羽、李斯、田橫。又在這變化過程中，充分暴露出當時人的諸如勢利、報復心之類普遍的弱點。如劉邦微賤時嫂子不給他飯吃，父親也不喜歡他，成功之后劉邦不肯忘記把他們嘲弄一番；李廣免職時受到霸陵尉的輕蔑，復職后他就借故殺了霸陵尉；韓安國得罪下獄，小小獄卒對他作威作福，他東山再起后，特地把獄卒召來，舊事重提……。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最能夠表現人與環境、地位的關系，揭示出人性的復雜性。

司馬遷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會、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則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較的方法，表現他的這種看法。如《蘇秦列傳》寫才能杰出的蘇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蘇代、蘇厲卻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寫主父偃鋒芒畢露而遭到滅族，公孫弘深衷厚貌卻安享富貴尊榮……。但司馬遷絕不贊美平庸、茍且、委瑣的人生。《史記》中寫得最為壯麗動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項羽本紀》寫項羽最后失敗自殺，竟用了一二千字，作為歷史記載，可以說毫無必要；作為文學作品，卻有一種淋漓酣暢的效果。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并無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經征戰的余生受辱于刀筆吏，橫刀自刎；屈原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這種反復出現的悲劇場面中，司馬遷表現了崇高的人對命運的強烈的抗爭。他告訴人們：即使命運是不可戰勝的，人的意志也同樣是不可屈服的。我們從中看到漢武帝時代的文化中那種壯烈的人生精神，為之感嘆再三。

對于《史記》所描寫的人物，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面目活現，神情畢露，如日本近代學者齋滕正謙所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種藝術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記》注意并善于描寫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視性。如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李廣“為人長，猿臂”，蔡澤“易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等等，雖然比較簡單，卻各有特征。而且司馬遷很少單純地描寫人物外貌，而總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種或隱或顯的聯系，所以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讀過張良的傳，我們很難忘記他的“如婦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寫則比比皆是。《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使秦，秦王欲強奪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怒發上沖冠”，好像可以親眼看到一樣。

生活細節的描寫，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人物性格、展現其內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這在一般歷史著作中出現很少，在《史記》中卻相當多。《李斯列傳》一開始就是這樣一段：

（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單純從史學角度來看，這種細瑣小事是毫無價值的。但從文學角度來看，卻是非常具體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張湯兒時劾鼠如老吏，劉邦微時的豪放無賴，陳平為鄉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細瑣的事件呈現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評述。自然，在這種描寫中，難免有傳說和虛構的成分。

對話往往最能活生生地體現人物的生活經歷、文化修養、社會地位，也為《史記》所注重，有許多優秀的例子。劉邦、項羽微時見秦始皇巡游的威儀，各說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劉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多有羨慕；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則更多仇恨與野心，可以看出他們當時不同的處境。韓安國下獄為獄卒所辱，他以“死灰豈不復然”威脅獄卒，獄卒大言不慚地說：“然即溺（尿）之！”活現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時不顧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陳涉世家》寫陳勝稱王后，舊日種田時的伙伴見了他的宮殿，驚嘆說“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用了鄉間的土語，表現說話人的質樸魯莽，也是非常生動逼真的。

前已提及，戲劇性的場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絕好手段。因為在尖銳的矛盾沖突的焦點上，各種人物都依據自己的利益立場、處世習慣、智慧和能力、與他人的關系，緊張地活動著，既各顯本色，又彼此對照，個性能夠表現得格外鮮明。如在“鴻門宴”一節，我們可以那樣清楚地看到劉邦的圓滑柔韌，張良的機智沉著，項羽的坦直粗率，樊噲的忠誠勇猛，項伯的老實迂腐，范增的果斷急躁。同樣的例子，還有荊軻刺秦、鉅鹿之戰、竇嬰宴田豳等等。司馬遷是喜歡把人物放在這樣的場景中來表現的。

總的說來，司馬遷描繪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體的行動中，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在人物的命運變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間的對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馬遷對各種人物都有深刻的觀察，對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環境、地位上的變化有深刻的體驗，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躍而富有生氣地浮現在我們面前。

《史記》的語言藝術，也歷來受到人們的推崇，被尊為典范，代表了駢文出現以前所謂“古文”的最高成就。

從戰國諸子的文章、縱橫家的游說之辭，到漢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鄒陽、枚乘、賈誼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鋪張排比被作為一種普遍的手段。司馬遷在吸取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拋棄了鋪張排比，形成淳樸簡潔、疏宕從容、變化多端、通俗流暢的散文風格。《史記》中極少用駢儷句法，文句看起來似乎是不太經意的，偶爾甚至有些語病，卻很有韻致、很有生氣。因為司馬遷在敘述中始終是傾注情感的，根據不同的場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語調有時短截急促，有時疏緩從容，有時沉重，有時輕快，有時幽默，有時莊肅，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司馬遷對古代語言和現實生活中的語言都有很高的修養，并且善于把兩者融合成統一的整體。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經過適當處理。對最古老的、同當時語言已經差距很大的《尚書》，是徹底的譯寫；對《左傳》、《國語》，有很多的改動；對同當時語言最接近的《戰國策》，則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時也大段抄錄。《史記》基本上屬于書面語，但同當時的口語距離并不很遠。書中還廣泛引用了許多民諺民謠，如《李將軍列傳》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廣不善言辭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氣息。此外，前面說到《史記》寫人物對話，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語，也增加了語言的生氣。后人把《史記》的文章作為一種典范來學習，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記》語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滿情感、富于生氣。

2、《漢書》的藝術特色

司馬遷的《史記》，記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間。其后一些學者如劉向、劉歆、揚雄等都曾做過續補《史記》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記后傳》六十五篇最為著名。班固便以《史記》的漢代部分和《史記后傳》為基礎，編成了《漢書》。大體武帝以前的歷史記載多采用《史記》原文，作了一些改動補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記后傳》。其體例基本上承繼《史記》而略有變化，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傳。全書共有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總計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記事起于漢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漢書》是第一部斷代史。后來的“正史”，也都是斷代史，其體例也大都以《漢書》為基準。

《漢書》在古代享有極高的名聲，與《史記》并稱“史漢”，或又加上《后漢書》、《三國志》，并稱“四史”。但實際上，《漢書》在許多方面都難以同《史記》相提并論。班固開始是私下修撰《漢書》的，并因此而下獄。后來明帝讀了他的初稿，十分贊許，召之為蘭臺令史，讓他繼續《漢書》的編著。所以，《漢書》實際是奉旨修撰的官書。班固本人，又具有強烈的正統儒家思想觀念。所以，《漢書》中既不具有司馬遷那種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更不具有司馬遷那樣的深刻的批判意識。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馬遷直接對立的。只是，我們應該承認班固是一位嚴肅而有才華的歷史學家。他作為東漢的史官記述西漢的歷史，又自有其方便之處。因此，站在儒家傳統的政治立場，他對西漢歷代統治的陰暗面也有相當多的揭露，對司馬遷的不幸遭遇也表現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東漢最負盛名的文學家之一。從傳記文學來看，《漢書》雖遜于《史記》，但仍寫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傳記。如《蓋寬饒傳》、《張禹傳》、《東方朔傳》、《朱買臣傳》、《霍光傳》、《王莽傳》、《外戚傳》，都是公認的名篇。一般說來，班固的筆下不像司馬遷那樣時時滲透情感，只是具體地描寫事實、人物的言行，卻也常常能夠顯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張禹傳》寫張禹的虛偽狡詐、善于阿諛取寵以保權位，不動聲色卻能入木三分。最為人傳誦的是《李廣蘇建傳》中的李陵和蘇武的傳記。這兩篇感情色彩較濃，其感人之深，可與《史記》的名篇媲美。如寫蘇武拒絕匈奴誘降，受盡迫害猶凜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又如寫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蘇武返漢時的復雜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

雖駑怯，今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數行，因與武絕。

這兩節，寫英雄人物蘇武，固然生動強烈地顯示了他對自己民族的濃厚感情，寫降敵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劇命運和復雜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臉譜化，這種地方可說是深得《史記》精髓的。

《漢書》的語言風格與《史記》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它詳贍嚴密，工整凝煉，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視藻飾，崇尚典雅。范曄說：“遷文直而事露，固文贍而事詳。”（《后漢書·班固傳》）指出了《史》、《漢》的不同風格。這也代表了漢代散文由散趨駢、由俗趨雅的大趨勢，值得注意。喜歡駢儷典雅的文章風格的人，對《漢書》的評價甚至在《史記》之上。參考資料：《中國文學史》 章培恒 駱玉明

第二篇：《史記》的敘事藝術

《史記》的敘事藝術

一、溝通天人、貫通古今的結構框架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綜合前代史書各種體制的基礎上，創立了紀傳體的通史。全書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雖然這五種體例各有區別，但它們卻是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十二本紀是綱領，統攝上自黃帝、下至西漢武帝時代3000年的興衰沿革。十表、八書作為十二本紀的補充，形成縱橫交錯的敘事網絡。三十世家圍繞十二本紀而展開。如果說本紀是車轂，世家就是匯集于車轂的輻條。七十列傳，是群星。《史記》由五種體例相互補充而形成的結構框架，溝連天人，貫通古今，展示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圖，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總體風貌。

二、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敘事脈絡

《史記》一書最有文學價值的是人物傳記。司馬遷在編排人物傳記時顯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動地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敘事脈絡。本紀、世家的傳主基本上都是傳說或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據政治地位決定他們入本紀還是入世家。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基本是以時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內在聯系，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如：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伍子胥都是軍事家，所以，他們的傳記前后相次。司馬遷對人物傳記次序的巧妙編排，造成了《史記》一書婉轉多變的敘事脈絡，在明滅起伏中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史記》的人物傳記有分傳，有合傳。分傳即人各一傳，合傳是把幾個人的傳記在一起。在人物合傳中，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有時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敘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各傳之間血脈貫通，前后回應，通過敘述某一類型人物的所作所為，描繪出特定領域的總體風貌，人物合傳以這種方式集中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三、因果關系的探索展示

《史記》的敘事沒有停留于對表面現象的陳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隱藏在深層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司馬遷非常重視對事件因果關系的探究，具有敏銳的目光和正確的判斷力。他批判項羽“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的說法，認為項羽失敗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欲以力征經營天下”（《項羽本紀》）。司馬遷在探尋因果關系的時候，往往也誤入宿命論的歧途。司馬遷對于事件發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原始動因，在敘事時反復加以強調，成為貫穿人物傳記的主線。在敘述李廣事跡時，突出這位名將的不遇，寫他總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敗。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側重于所謂的天意，黃石公授張良兵書是天意，張良稱劉邦成功是天授；司馬遷對許多歷史事件、人物命運因果關系的判斷并不完全正確，但是，他對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覺揭示，使得人物傳記血脈貫通，各篇都有自己的靈魂，有統攝全篇的主導思想。

四、對復雜事件和宏大場面的駕馭

《史記》敘事有詳略之分，一般情況下，司馬遷對于事情發展的起因，往往都詳寫；而對于這種原因所引發的最終結果，往往是略寫。如《李斯列傳》這是一件生活瑣事，但卻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觀、價值觀。《史記》人物傳記寫了許多生活瑣事，司馬遷之所以對這些生活瑣事詳加敘述，就在于它們在人物的活動中帶有原始動因的性質，是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記》各篇都有貫穿始終的主線，和主線相關的事件都是詳寫的對象。如《商君列傳》總之，《史記》往往和對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關。司馬遷有很強的駕馭材料的能力，與韓信將兵一樣，是多多益善。無論是頭緒眾多的歷史事件，還是人物錯雜的重大場面，他寫起來都條理清晰，顯得游刃有余。如《陳涉世家》在敘述這兩個事件的原委及經過時，司馬遷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對事態的輕重緩急明于心而應于手，成功地運用了順敘、倒敘、正敘、側敘等手法，使人應接不暇而又無不了然。《史記》的場面描寫也很精彩。如寫荊軻刺秦王是險象環生、驚心動魄（《刺客列傳》）；不同場面有不同的氣氛，司馬遷采用白描、鋪陳、渲染等筆法，傳達出了各種宏大場面的實況及自己的獨特感受。《史記》固然時而穿插生活瑣事，但司馬遷更善于寫復雜事件、重大場面，這也是《史記》一書的厚重之處。

第三篇：試論《史記》的語言特色

試論《史記》的語言特色

摘要：《史記》作為我國文壇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具有極高的歷史研究意義。本文以語言藝術為切入點，分析《史記》的語言特色，可以發現這部作品中的語言生動形象、長短句交替變化、俗語和雅語同時存在，使得語言具有一種張力。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語言特色

引言

《史記》是對我國歷史的一個真實反映，將史學研究推向了一個高峰。這部著作包括幾個部分：十二本紀，主要是記錄歷代帝王的政績;三十世家，主要是記錄各個諸侯國以及漢代的諸個諸侯和權貴的興亡歷史;七十列傳，主要是記錄重要人物的歷史事跡、言行舉止等;十表，即大事年表;八書，記錄各種典章制度禮、樂、音律、歷法等。值得一提的是，這部著作中的語言極具特色。它既是一部歷史著作，也有很強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因此從語言學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也可以從中挖掘出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東西。

一、《史記》簡介

魯迅曾對《史記》有極高的評價，稱其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面一句表明了《史記》對歷史學的貢獻，后一句則說明了《史記》的文學性。

從歷史角度來講，《史記》確定了之后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修史的模式，從此以后紀傳體模式成為正史的記錄規范。從文學角度來講，《史記》中的語言、文化內涵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歷史與文學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由于本質不同，因此無論是寫作方式還是寫作目的，都是不相同的。歷史主要是為了記錄人類發展歷程中的各種事件，作為后世發展的參考依據，在寫作與記錄上更傾向于一種真實性、準確性。文學是藝術領域的一個概念，是用來表達作者情感的一個重要載體，在寫作和記錄上更傾向于形象、生動、富有內涵。《史記》恰恰就是這樣一部融合了歷史與文學的典籍，同時實現了文學和歷史的完美結合。司馬遷的《史記》吸收了很多經典著作的精髓，比如文學領域的代表作《詩經》，記錄歷史的《春秋》《國語》等。所以，這部著作不僅可以被當做歷史書籍來閱讀，也可以被當做文學典藏來研究。

二、《史記》的語言特色

（一）《史記》的語言有很強的氣勢

我國關于《史記》的研究很多，研究的角度不同，所以得到的結論也比較全面。司馬遷當時寫這部著作的時候，不僅是把它當做一部歷史著作，也將其當做一部具有藝術性的作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他在創作時的要求和原則，由于融合了歷史元素，因此在這部著作中一種恢弘的氣勢油然而生。氣勢是一個哲學概念。我國哲學理論中認為，生命是來自于氣的聚散，在《史記》這部著作中，就有這樣一種氣，一種帶有生命力的氣息，使人在閱讀的時候可以為之動容。這種氣勢十分強烈，比如《史記?項羽本紀》中破釜沉舟一段，句子十分簡短，但是每個字都很有力，讓人閱讀的時候有一種熱血上涌的感覺，這就是所謂的氣勢。

文章語言上的氣勢，來源于作者對文字的把握以及對所寫內容的理解。《史記》的語言中之所以可以有一種恢弘的氣勢，是因為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政權上經過了文景之治，因此國家漸漸強盛，張騫出使西域，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這些歷史事件透露出一個國家正在壯大的信息。而這些信息給文人提供了很好的創作素材，在這樣強大的國家下，文人對國家之事、社會之事進行描繪自然也更有底氣。《史記》的語言與司馬遷自身的文化底蘊是分不開的。從司馬遷的學術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對先秦各家都有很深的了解，其核心思想是以道家為主，但同時也融合了其他文學流派的重要思想，因此可以說是一個具有綜合意識的作家，因此在文學創作的語言上也表現出一種大氣之勢。此外，文學創作的語言氣勢與作者的情感也有十分緊密的聯系，因為情感是藝術作品的動力，是作者通過對各種客觀事物進行觀察之后在主觀上產生的一種情緒，分為正面情感和負面情感兩種。對于司馬遷而言，他決定開始創作《史記》時，自身已經經歷了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同時作為一個忠誠于國家、對國家的發展時刻關注的人，他的情感已經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具有時代的因素。這些因素共同鑄就了《史記》大氣恢弘的語言。

（二）《史記》的語言生動形象

語言體現了文章的生命力，有生命的文章往往是因為語言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有機體，能夠打動讀者，使得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就好像深入作者所描繪的場景中，動情，動心。《史記》語言的生動性表現在語言對事物的統攝力上，這些語言中包含了作者對天地萬物的一種思考、一種情感。從讀者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打動讀者心靈的力量，也就是說，讀者在閱讀的時候，首先會被語言所吸引，然后會從這些語言中聯想到很多東西，情感也會隨之出現，最后漸漸融入到文章所描繪的天地中去，流連忘返，忘卻自己的存在。《史記》的語言的形象性主要表現在使用了比喻等修辭手法，將一個個鮮明的形象塑造出來，這種形象性來源于作者的想象，司馬遷通過自己的想象將一個實實在在的事物的形象描繪得淋漓盡致，使得讀者在閱讀時，可以循著作者提供的想象的思路，實現對藝術的完美領悟。比如其中的荊軻刺秦，易水送別的場景，在這種場合下的慷慨死別，荊軻身上那種必死不悔的雄心與膽略，都會對讀者產生很大的震撼。

語言的形象性是一種“象”的問題。語言是思維的表達工具，然而任何一種工具都是有局限的，因此想要利用有限的工具來絕對全面地表達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文學創作領域里，作者只是盡量將這種象表達得具體一些，使得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創作之前，作者的腦海中就已經有了一個個形象。這些形象是來源于現實生活的，是作者對生活的感悟以及對生活中積累的各種意象進行的一種綜合提煉，而《史記》語言上形象生動的描繪，與作者的生活積累有關。在這一點上，司馬遷有資格創作出豐富的形象。因為他年輕時出游各地，對各地自然、人文風光有詳細的了解，對歷史文化、民間傳說有親身經歷，他將這些資料收集起來，作為創作的素材和源泉。

（三）語言表達形式的多樣化

在《史記》的創作過程中，司馬遷可以根據不同的語境調整語言表達方式，從而使得語言多樣化，根據內容變化形式，因此形式就是內容，內容就是形式，兩者之間相輔相成。在語言表達形式上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長短句式的變化。從修辭學上來說，句式有一種最基本的區分方法，即長句和短句。長句可以使得句子表達的意思更加完整，但是節奏比較緩慢，有可能會導致冗余現象。短句一般比較精簡，但是在意思的表達上很容易出現不全面的現象。比如《孝文本紀》中有這樣一句話，“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歲以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這是一個典型的長句，將賜的對象、賜的物品類型以及數量都說得很清楚，可以防止理解偏差。第二，雅言和俗語交替出現。這是《史記》的一個明顯的語言特色，雅言指的是一些符合主流文化要求與意識的詞語，主要用于比較正式的場合中，比如一些儀式典禮。因此雅言對應的是一種“正”的形態，對于國家政治而言十分重要。從我國傳統思想來講，儒家思想強調的就是一種“正”，這個“正”可以理解成多種意思，比如“正直”“正氣”“正名”等。《史記》中有很多都是這種“正”的語言，但是由于這種語言本身的性質所限，因此當語境發生改變的時候，一定程度上會顯得不夠靈活，為了解決這種問題，就需要與俗語搭配使用。俗語來自民間，與人們的生活有十分緊密的聯系，帶有原始的氣息，有的時候會顯得比較粗野，但卻是十分真實的，俗語更多的是在民間記錄中使用，因此不會像政治記錄一樣要求太嚴格。比如《史記?陳涉世家》中，就有雅言和俗語的交替，這種方法可以使得語言表達更完整，行文更流暢。第一段中使用了標準的雅語，“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以一種“正”的語言開頭，奠定了這篇文章的基本基調。而后面的文字則多為俗語。在同一篇文章中，雅言和俗語同時出現，各有妙處，讀起來卻完全沒有生澀之感，因此可以看出司馬遷對語言的高超的駕馭能力。正是這種不斷變化的語言表達方式，使得語言上的張力更強，對讀者的吸引力也更強，從而可以表達出一種更深層次的內涵。

結語

《史記》是我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一部重要的歷史、文學著作，有很多學者從多角度對這部著作進行分析和研究。這部作品不僅是一部經典的歷史巨著，也是一部藝術色彩豐富的文學作品。本文從語言分析的角度出發，對《史記》的語言特色進行分析，從中可以看出，《史記》在創作的過程中使用了多種語言藝術形式，比如使用生動形象的語言、雅言和俗語交替的表達方式等，使得整部作品呈現出一種恢弘的氣勢。從總體上來說，這種氣勢與作者的學識、思想境界、個人經歷都有關系;從藝術上來講，這種語言體現了文學創作的內涵。就《史記》而言，它有自己的特點，語言上表現出的張力，對讀者產生了一種吸引力，使得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可以了解歷史，也可以欣賞文學。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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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史記》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

讀書有感

簡敘《史記》思想內容上的特色

貴陽圖書館 任瑞羾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這部書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總結了我國民族三千年發展的歷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紀”十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后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記敘諸候王國和輔漢功臣。“列傳”是一般人物傳記。在這五類中，除“列傳”中有許多篇具有很高的傳記文學價值外，還有一些“本紀”和“世家”也是杰出的傳記文學作品。

《史記》寫了三千年的歷史，詳細記載的卻是從戰國時代起，特別是漢初的時代。它所寫的社會生活非常廣泛。在《平準書》里，敘述了漢武帝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的情形。在《貨殖列傳》里，描寫了當時各地生產和交易的現象。在《禮書》、《樂書》等篇里，敘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傳》和《西南夷列傳》等篇里，敘述了鄰近各國和民族的歷史。總之，從經濟、政治、文化到民族關系等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的描繪。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動的富有表現力的散文，能引人入勝。但是，《史記》的最精彩的部分還不在于這些富有文學意味的論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寫得栩栩如生的人物傳記。

《史記》里面的人物傳記包括了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各式各樣的人物。它寫了許多帝王將相，也寫了刺客、游俠、和占卜的人。它還寫了農民起義的領袖，失敗的歷史人物，等等。

《史記》寫這些人物，不是客觀主義地描寫，而是在幾乎每個人物身上表現了作者的愛憎。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愛憎態度又是和作者的整個思想聯系起來的。

在《史記》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樣幾個物點：

首先，司馬遷從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發，對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當時封建統治者不同的態度。當時封建統治者大講陰陽五行之學，對劉氏的獲得統治權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馬遷在寫到漢高祖（劉邦）時，雖然也寫了一些神異之處，但基本上卻能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還它歷史本來面目。對劉邦這個人物，寫出了他堅忍不拔等一些長處，同時又寫出劉邦的一些無賴行為和他的奸詐性格，寫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史記》里面在寫到秦朝統治政權的滅亡時，對農民起義領袖陳涉、吳廣“首發難”之功作了充分的估價，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把陳涉和商、周的開國之君湯、武并提，寫了《陳涉世家》。在這篇作品中，對他們起兵時的情形作了詳細的描繪，寫他們在被“謫戍”漁陽途中遇雨誤期，按法當斬，但他們決計反抗，揭竿而起，終于推翻了秦的統治。作品里面歌頌了這些事跡，寫得有聲有色。末尾對他們的失敗以愛撫的筆意寄予了同情。以一個封建統治階級出身的歷史家對農民起義領袖作出這樣公正的評價，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少見的。再次，《史記》里面寫一些出身中下層社會的人物，常常熱情地歌頌他們身上的一些優良品質。像《魏公子列傳》里寫的“夷門監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們都是接近社會底層的人物，但《史記》里面寫他們都具有傲骨。這部書在《刺客列傳》里所寫的刺客聶政、荊軻，《游俠列傳》里所寫的游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細民，有的是小地主，他們在社會上是沒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統治階級看來，不過是“行險僥幸”的“小人”，但司馬遷卻在筆下酣暢淋漓地敘寫他們的事跡。在《游俠列傳》里，他還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黨宗疆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嚴格地分開，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這些人物身上。《史記》熱情洋溢地歌頌侯嬴、朱亥、聶政、荊軻、朱家、郭解等這樣一些比較下層的人物，表彰他們的一些優秀品質，而在封建時代那些正統的歷史學家看來，卻認為是“退處士而進奸雄”。這里正顯示了司馬遷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統的思想家和學者之處。

這三點是《史記》在思想內容上的明顯特色。作為歷史著作來看，以后封建時代兩千年的“正史”，絕少敢于大膽地寫這樣一些內容。在文學史上，敢于諷刺當朝的開國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頌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頌農民起義領袖的作品則一直到宋以后才產生。《史記》繼承了《春秋》的“寓褒貶”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貶”，是用文字暗示出來的，而《史記》“褒貶”，是通過人物形象的描繪來表現；《春秋》的“褒貶”，主要是根據統治階級的倫理綱常觀念來寫，《史記》的“褒貶”，卻包含了人民的觀點。《史記》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對歷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寫了當代歷史，對當代人物的批判態度尤其鮮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當代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等各個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頌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當時社會里面是地位比較卑微的。這是也貫穿了司馬遷的批判精神，在他看來，這些地位雖然比較卑微的人物，卻具有某種優良的品德，他們比那些王候將相還可貴。司馬遷的這種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因素有關系。他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觀察總是和分析問題，能夠具有比較清醒的頭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頂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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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史記》的藝術成就

簡敘《史記》思想內容上的特點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這部書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總結了我國民族三千年發展的歷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紀”十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后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記敘諸候王國和輔漢功臣。“列傳”是一般人物傳記。在這五類中，除“列傳”中有許多篇具有很高的傳記文學價值外，還有一些“本紀”和“世家”也是杰出的傳記文學作品。

《史記》寫了三千年的歷史，詳細記載的卻是從戰國時代起，特別是漢初的時代。它所寫的社會生活非常廣泛。在《平準書》里，敘述了漢武帝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的情形。在《貨殖列傳》里，描寫了當時各地生產和交易的現象。在《禮書》、《樂書》等篇里，敘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傳》和《西南夷列傳》等篇里，敘述了鄰近各國和民族的歷史。總之，從經濟、政治、文化到民族關系等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的描繪。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動的富有表現力的散文，能引人入勝。但是，《史記》的最精彩的部分還不在于這些富有文學意味的論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寫得栩栩如生的人物傳記。

《史記》里面的人物傳記包括了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各式各樣的人物。它寫了許多帝王將相，也寫了刺客、游俠、和占卜的人。它還寫了農民起義的領袖，失敗的歷史人物，等等。

《史記》寫這些人物，不是客觀主義地描寫，而是在幾乎每個人物身上表現了作者的愛憎。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愛憎態度又是和作者的整個思想聯系起來的。

在《史記》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樣幾個物點：

首先，司馬遷從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發，對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當時封建統治者不同的態度。當時封建統治者大講陰 陽五行之學，對劉氏的獲得統治權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馬遷在寫到漢高祖（劉邦）時，雖然也寫了一些神異之處，但基本上卻能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還它歷史本來面目。對劉邦這個人物，寫出了他堅忍不拔等一些長處，同時又寫出劉邦的一些無賴行為和他的奸詐性格，寫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史記》里面在寫到秦朝統治政權的滅亡時，對農民起義領袖陳涉、吳廣“首發難”之功作了充分的估價，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把陳涉和商、周的開國之君湯、武并提，寫了《陳涉世家》。在這篇作品中，對他們起兵時的情形作了詳細的描繪，寫他們在被“謫戍”漁陽途中遇雨誤期，按法當斬，但他們決計反抗，揭竿而起，終于推翻了秦的統治。作品里面歌頌了這些事跡，寫得有聲有色。末尾對他們的失敗以愛撫的筆意寄予了同情。以一個封建統治階級出身的歷史家對農民起義領袖作出這樣公正的評價，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少見的。再次，《史記》里面寫一些出身中下層社會的人物，常常熱情地歌頌他們身上的一些優良品質。像《魏公子列傳》里寫的“夷門監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們都是接近社會底層的人物，但《史記》里面寫他們都具有傲骨。這部書在《刺客列傳》里所寫的刺客聶政、荊軻，《游俠列傳》里所寫的游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細民，有的是小地主，他們在社會上是沒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統治階級看來，不過是“行險僥幸”的“小人”，但司馬遷卻在筆下酣暢淋漓地敘寫他們的事跡。在《游俠列傳》里，他還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黨宗疆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嚴格地分開，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這些人物身上。《史記》熱情洋溢地歌頌侯嬴、朱亥、聶政、荊軻、朱家、郭解等這樣一些比較下層的人物，表彰他們的一些優秀品質，而在封建時代那些正統的歷史學家看來，卻認為是“退處士而進奸雄”。這里正顯示了司馬遷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統的思想家和學者之處。

這三點是《史記》在思想內容上的明顯特色。作為歷史著作來看，以后封建時代兩千年的“正史”，絕少敢于大膽地寫這樣一些內容。在文學史上，敢于諷刺當朝的開國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頌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頌農民起義領袖的作品則一直到宋以后才產生。《史記》繼承了《春秋》的“寓褒貶”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貶”，是用文字暗示出來的，而《史記》“褒貶”，是通過人物形象的描繪來表現；《春秋》的“褒貶”，主要是根據統治階級的倫理綱常觀念來寫，《史記》的“褒貶”，卻包含了人民的觀點。《史記》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對歷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寫了當代歷史，對當代人物的批判態度尤其鮮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當代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等各個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頌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當時社會里面是地位比較卑微的。這是也貫穿了司馬遷的批判精神，在他看來，這些地位雖然比較卑微的人物，卻具有某種優良的品德，他們比那些王候將相還可貴。司馬遷的這種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因素有關系。他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觀察總是和分析問題，能夠具有比較清醒的頭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頂峰的。

《史記》不僅是“史家之絕唱”，也是“無韻之《離騷》”，具有高度的文學成就。其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歷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記》描寫人物多，范圍廣，形神兼備，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記》寫人上至帝王將相、皇親國戚、文武大臣，下至學者、商人、婦女、游俠、醫生、卜者、方士、倡優等，各行各業都有，比先秦史書更加廣泛。《史記》寫及人物四千有余，個性突出與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記》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對歷史人物特征的準確捕捉和精心選材。司馬遷筆下的歷史人物大都有鮮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劉邦隆準、項羽重瞳、李廣善射、扁鵲擅醫、鄧通愛錢、信陵君好客、石奮恭謹、韓信能忍、王溫舒殘酷等等，他還常常抓住一個人物的幾個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張良瘦弱等。在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傳記 選材大都是圍繞性格特征精心進行的。為此，他在選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劃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時，也不排斥小事。此外，為表現人物性格，他在選材、安排上還十分注意互見法的運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寫入他本人的傳記里，而寫入他人的傳記中。如“鴻門宴”一事，在《項羽本紀》中詳寫，在《高祖本紀》中略寫。

其次，《史記》善于通過矛盾沖突描寫和虛實相生手法刻劃人物。前者如“完壁歸趙”、“澠池之會”（《廉頗藺相如列傳》）的描寫，東廷辯論（《魏其武安侯列傳》）的描寫，都是通過激烈尖銳的矛盾沖突來表現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鴻門宴》，作者只實寫了項羽、劉邦一席，而對其他人物包括諸侯王及主要將領，并沒有形諸筆端，但通過被寫實人物的語言行動，讀者明顯可以感到他們的存在。

此外，《史記》還善于通過細節描寫、心理描寫、對比映襯等來刻劃人物，如《魏公子列傳》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經過，便突出地將三者綜合在一起來表現人物性格。

2、敘事和場面描寫悲壯慷慨，詼諧滑稽。《史記》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壯之美的悲劇人物，與此相應，其敘事與場面描寫多具有悲壯色彩。如《趙世家》中程嬰、公孫杵臼，為保護趙氏孤兒與權奸屠岸賈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斗爭。在二人看來，為了爭取善與正義的最后勝利，慘烈的死是不在話下的。不過，司馬遷所寫的悲劇事件，不一定 都和死亡聯系在一起，如藺相如為維護趙國尊嚴，與強秦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斗爭。他慷慨陳詞，大義凜然，迫使秦王卻步，結果并不是死，但斗爭場面極為悲壯。另有一些悲壯事件與場面的描寫，則是以其歷史教訓發人深思，如項羽英名蓋世，心如鐵石，坑降卒、滅秦族、殺義帝，都未曾掉過半滴淚，而垓下被圍，與虞姬生離死別，竟嗚咽悲歌，若不勝情。作者用這一場面生動宣告了光靠武力經營天下是不行的。

《史記》的敘事和場面描寫，還有詼諧滑稽的喜劇美。這類描寫雖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數，最集中的表現是《滑稽列傳》，其中所寫的淳于髡、優孟、優旃等滑稽人物都屬此類，他們言談行事，均注重諷諫，詼諧風趣，輕松幽默，逗人發笑。不過，司馬遷的詼諧幽默還不止于此，在其他人物的傳記里，他也注意這類表現。或借以諷刺人物的虛偽荒唐，如《高祖本紀》寫高祖父擁篲迎候劉邦的一幕滑稽劇；或借以表現人物的幽默性格，如《司馬相如列傳》對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風流韻事的描寫等等。

3、濃郁的抒情性。魯迅先生曾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其中最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史記》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司馬遷的人品、遭遇與寫作心情，都與屈原相近，他著名的發憤著書說也是直接從屈原等先賢那里體會到的。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其《離騷》諷興當世的力量、愛奇的審美觀、濃郁的抒情性也為他所繼承發揚，融入《史記》創作 中，因而其筆下的人物刻劃和論贊中都跳躍著太史公詩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傳》是一支屈原偉大人格的贊歌，《項羽本紀》是一首充滿悲壯嘆惋之情的英雄史詩，《伯夷列傳》是一首噴發出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詩，《魏公子列傳》是一首充滿崇敬之情的贊美詩……可以說，整部《史記》就是一部形象與情感有機結合的長篇史詩。不惟記敘中有濃郁的感情，各篇論贊的議論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嘆出之，或憤激，或同情，或贊許，抒情味極濃，歷來為人鐘愛。

4、剛柔相濟，以剛為主的藝術風格。《史記》的藝術風格具有多樣性和豐富性，既有陰柔之美，又有陽剛之美。而總體上看，全書則以陽剛之美為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1）氣魄宏偉，筆力千鈞。《史記》體大思精、包羅宏富，在130篇中，司馬遷充分發揮其組織能力，將縱橫數千里、上下三千年的歷史風云盡收眼底，舉重若輕、條貫有序地再現了出來，并對前代各種學術流派給予歷史地總結，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一家之言”，表現出廣闊的胸襟和卓然不凡的史膽、史才、史識和史德。（2）內容奇偉，驚心動魄。

《史記》中的歷史人物大都有不同尋常的氣質、轟轟烈烈的事業和瑰異的操行，具有強烈的傳奇色彩。國君或雄才大略如秦皇、漢武，或忍辱復仇如越王勾踐；大臣或犯顏直諫、倔強剛毅如伍子胥，或功高蓋世、蒙冤千古如韓信。男子蹈義而行，甘赴鼎鑊，如紀信、酈生；女子見義勇為，不畏風險，如皦女、如姬。言大則侯生七十猶獻奇計，一心報國；言幼則甘羅十二挾策說趙，立取五城。……這些人物以自己 的生命之弦，演奏出一支支威武雄壯、豪邁悲涼、驚天地、動鬼神的樂曲。書中的歷史事件也大都緊張、熱烈、粗獷，讀來令人心驚目駭。（3）氣勢凌厲，一瀉千里。司馬遷志高才雄，能站在時代高度，俯仰古今，故其文章自有一種居高臨下、洶涌磅礴的氣勢。而于縱橫不羈中，又有一定的法度可尋，愛用排比、夸張和重字迭句便是其中較明顯者。

5、結構和語言。《史記》很重視結構，總體上它是五體結構，氣魄宏偉。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物傳記的結構藝術，一般開頭先介紹人物姓氏、籍貫，中間是記敘主體，選擇與人物性格、事功最相關的幾事件進行敘述，結尾以“太史公曰”表明作者自己的意見。具體每篇傳記的寫作，有時又比較靈活，如《佞幸列傳》以議論開頭，提起全篇。其人物傳記，又有分傳、合傳、寄傳、雜傳，這也是作者根據人物的性格及事功，進行的結構安排。其結構對后世史書及傳記文學的創作有深遠影響。

另外，《史記》在語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語言富于個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爭之言（《張丞相列傳》）、毛遂自薦之語（《平原君虞卿列傳》）。最突出的是陳涉、項羽、劉邦表述早年的抱負之語，陳涉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涉世家》）項羽說：“彼（指秦始皇）可取而代也。”（《項羽本紀》）劉邦言：“嗟夫！大丈夫當此也！”（《高祖本紀》）陳勝出身傭耕，他的話表現了 他希望改變地位的愿望和堅定信心；項羽出自貴族，才氣過人，故出言大膽而干脆，根本沒把秦始皇放在眼里；劉邦為無賴之徒，貪圖享受，因而他的話則表現了他對秦始皇奢侈豪華生活和帝王威勢的垂涎羨慕。

其次是作者的敘述語言通俗、簡潔、精煉，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幾句話甚至幾個字就能夠渲染出場面的氣氛或展現出人物的情態、心理，有很強的表現力。有些語言接近當時口語，有的直接用民謠、諺語，這使其語言更豐富，更富于表現力。如以諺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來歌頌李廣的正直和受士卒的愛戴。

由于《史記》突出的藝術成就，所以深受后代文士喜愛，產生了深遠影響。魏晉以前，統治者視之為“謗書”，影響不夠深廣。從唐代開始，其影響越來越大。唐、宋、明、清的古文家都奉為典范。我國古代小說在紀傳體格局、富于傳奇色彩、塑造性格復雜的人物、歷史演義題材及熔史才、詩筆、議論于一爐等方面，都繼承了《史記》的有關文學表現因子。《史記》大膽揭露現實的精神、悲壯奇瑰的歷史題材、精彩的場面描寫、個性化的語言等，對后世的戲曲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國古典詩歌在“實錄”精神、題材、寄興深遠方面，也受到《史記》的很大影響。因而，《史記》是了解和研究中國文學，要特別重視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