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城郊農村新型城市化模式探析

中國城郊農村新型城市化模式探析

郭曉鳴 廖祖君

中國傳統城市化模式不斷地暴露出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性，創新中國城市化模式迫在眉睫。本文選擇成都市溫江區“幸福田園”項目為個案進行研究。該項目突出的特色在于以土地管理和利用制度調整為基點，在不變動農地產權關系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運用統籌城鄉的思路和方法，以基層治理民主化為支撐，最終實現以“持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主動”城市化和“田園”城市化為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創新。在城市近郊地區以農民為主體、以土地資源資本化為手段、以建設田園城市為目標的“幸福田園”模式對于中國探索新型城市化模式、平穩推進城市近郊農村城市化進程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一、引言

城市化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每個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經階段，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城市化曾經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化進程迅速加快，城市化率由建國初期的10.6%上升到2011年的51.3%（中國市長協會，2012）。然而，中國的城市化總體上仍然是一種低效率、粗放型和不徹底的發展過程，快速城市化背后隱藏著不可忽視的矛盾與風險，例如環境污染、就業困難、交通擁堵、房價暴漲、征地拆遷矛盾、農民工摩擦等。上述問題引發了人們對傳統城市化模式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當前全面推進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實施“三化同步”戰略①的背景下，中國這種政府主導式的、低效率的傳統城市化模式不斷暴露出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性。當前，創新中國城市化模式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而城郊農村由于緊緊靠近中心城區，較易承接中心城區的擴散功能，土地增值潛力巨大，對此類區域的城市化模式進行探索和創新，條件相對成熟，需求更加強烈，并對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背景下創新中國城市化模式、積極推進中國城市化進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回顧

城市化模式揭示了某一區域在實現城市化過程中所展現的動力、機制和方式，是城市化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簡新華、劉傳江（1998）從城市化與工業化、經濟發展的關系入手，通過考察國外代表性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及其特點，提出了同步城市化、過度城市化、滯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四種城市化模式，并對其特征、成因及影響進行了分析。郝世綿、胡月英（2002）根據城市化的空間規模和形態，總結出聚集型城市化和擴散型城市化兩種城市化模式。仇保興（2005）根據政府與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將國外城市化模式分為三種類型：以西歐為代表的政府調控下的市場主導型城市化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模式、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國家為代表的受殖民地經濟制約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模式。已有文獻在國外城市化模式問題上得出了一些具有啟發性的重要結論，從而為研究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發展規模、城市化與工業化互動、政府調控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借鑒。

目前，學術界關于中國城市化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在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方面，白永秀、王頌吉（2011）將中國城市化分為“被動城市化”和“主動城市化”，并認為中國將依次經歷這兩個階段。在城市發展規模方面，鄒農儉（1990）認為，立足中國的基本國情，應當重點發展小城市；李迎生（1988），饒會林、曲炳全（1990），王小魯（2010）則認為，應遵循大城市優先發展的階段性規律，充分發揮城市的聚集效益。在城市化與農民關系方面，劉守英（2011）認為，不同的土地資本化方式，決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并提出政府主導、農民被動的城市化，農民以集體土地自主參與的城市化和政府主導、農民為主體的城市化三種模式。在城市化動力機制方面，崔援民、劉金霞（1999）將城市化模式分為政府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認為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模式優于市場主導型城市化模式；而徐琴（2004）、曾憲明（2006）則對政府主導型城市化模式進行了批判，認為這種城市化模式造成了較高的社會總成本。在城市化與土地制度創新方面，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2011）強調城市化模式創新的關鍵之處在于土地制度改革，其實質就集中在改革征地制度、確立“農地轉用”的市場轉讓權；劉守英（2011）主張在城市化進程中必須進行土地制度和政策創新，其核心是實現農村集體土地和城市國有土地在規劃和用途管制下的“同地、同價、同權”，讓農民分享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級差收益。

從總體上看，學術界對中國城市化模式的類型、特征、弊端及其創新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洞悉到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本質，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針對性。但是，關于中國城市化的推動主體、動力機制以及城市化進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等內容還缺乏系統性的研究；雖然已有部分文獻在探討新型城市化模式時主張對土地管理及土地征用制度進行改革，但在探討此類問題時，這些文獻主要考慮的是城市化效率的問題，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涉及的農村社會和政治問題考慮不足。本文認為，中國城市化模式創新的關鍵之處在于實現其推動主體和動力機制的根本性變化，即推進“政府主導和壟斷”的傳統城市化模式向“市場主導、農民主體”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轉變。由此，本文將力求較為系統地探討城郊農村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實施“三化同步”戰略的背景下，如何平穩有序地實現城市化。

三、政府主導型的中國傳統城市化模式特征及其弊端

在政府主導的中國傳統城市化模式下，城鄉之間涇渭分明、各成一體，城市化實質上就是城市不斷向農村單向延伸和擴張的過程。農村長期處于城市發展的附屬地位，為城市發展提供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資源要素。

（一）政府壟斷的城市化：城市政府壟斷了建設用地一級市場

傳統城市化模式下，城市擴張所需的國有建設用地的一級市場完全由政府所壟斷和控制。當產業發展和人口集聚帶來城鎮擴張需求時，政府根據國家下達的城鎮建設用地指標，或者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獲得的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利用土地征收的方式將城郊農村集體土地變性為城鎮國有建設用地。變性后的土地則被政府用于修建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或者以“招拍掛”的方式將土地開發權出讓給其他經營主體用于產業開發。整個土地開發過程中，政府是土地交易的控制者和實施者，并以此推進城市化進程。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正是通過壟斷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讓兩個關鍵環節來獲得巨額的土地級差收益。在以改變集體土地性質為基本前提的傳統城市化模式下，政府通過土地價格“剪刀差”獲得了城市化的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而農民不僅沒有充分分享城市化帶來的好處，相反還可能在該過程中被強制性地剝奪其合法的土地權益。

（二）農民失地的城市化：放棄土地是獲取城鎮戶口的必要條件

根據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傳統戶籍制度，農民要獲得城市非農戶口、真正轉變為市民，就不得不放棄農村承包土地、宅基地等財產權利，以此為代價實現的城市化給農民帶來很大風險。農民要進入城市，必須以承包地和宅基地為交換條件，土地換社保、換就業、換新居等方式成為傳統城市化的主要實現形式。失地農民成為人口數量眾多的特殊群體，他們比市民承擔更大壓力和更多風險，同時少了土地這一道最后生活保障。因此，讓農民失去土地的傳統城市化模式難以讓失地農民獲得后續利益保障，存在很多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使得土地對農民的長期收益轉變成不可持續的一次性收益。如果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解決不好，他們的未來收入將受到嚴重影響。

（三）農民轉移的城市化：二次社會融入是城市化的必然后果

在傳統的城市化模式下，農民被迫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他們不僅面臨居住空間的變化，而且面臨原有社會環境的改變。為了適應城市的新的社會環境，農民不得不調整以往的生產生活方式，但原有的傳統習俗與新的環境格格不入，而原有的社會關系也可能隨之喪失，傳統鄉村文化的流失在所難免。對于農民搬遷并散居于不同城市社區的情況，其原有社會環境的改變則將更加嚴重，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融合更加困難，而且農民本身之間的交流也會大大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物質條件可能達到或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然而，其精神層面的需求難以滿足，導致其對城市新社會環境缺乏歸屬感。

（四）農民被動的城市化：農民缺失城市化的主動權和選擇權

傳統城市化模式對農民而言具有強制性，郊區是否被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取決于城市擴張的需求，農民本身并沒有參與和決策的權利，只是被動地被牽扯進來，在征地拆遷補償的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在整個征地拆遷過程中話語權缺失。除城市化選擇權的缺失外，農民被動城市化會帶來很多負面效應，從而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值得關注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的建設用地來擴大城市規模，過度推動農民集中居住，造成了農民“被上樓”的現象。這些行為沒有充分考慮農民“上樓”集中居住之后生產生活可能發生的復雜變化，從而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簡言之，傳統城市化模式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三大問題：一是加速城鄉要素非均衡轉移。城市為了自身擴張而強行征占土地，吸引大量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向城市單向流動和集聚。二是侵奪農民土地增值收益。農村集體土地轉化為城鎮建設用地所產生的收益被政府壟斷，失地農民只能獲得較低水平的補償性收入，被迫成為處于城市社會底層的低收入者。三是激發社會矛盾。征地拆遷、“半城市化”①等矛盾使得城市化進程很難平穩有序推進，農民完全融入城市難度較大，可能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因此，一種有效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必須能夠較好地解決傳統城市化模式帶來的這些問題。

四、城郊農村新型城市化模式的成都探索

由于國家土地管理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可能超出年度新增國有建設用地指標而任意征用郊區土地；另一方面，農民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不能私自利用土地包括建設用地發展非農產業。在這種情況，無論政府還是農民都迫切希望通過創新城市化模式來破除土地制度制約。與此同時，城市化模式創新涉及對土地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敏感政策的突破，這要求進行創新的區域有一定的試錯權。因此，本文選擇2007年被國務院批準建設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都市為研究對象，以其下屬的溫江區作為個案開展分析②。溫江區位于成都市中心區正西16公里處，是成都市中心城區的重要組成部分。2010年，溫江區在萬春鎮幸福村實施了農村土地綜合整治項目③

（簡稱為“幸福田園”項目），并以此為載體大膽創新，在不變動農地產權關系的基礎上探索城市近郊農村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一）“幸福田園”項目的主要做法

成都市溫江區“幸福田園”項目涉及萬春鎮幸福村236戶農民共707人，總占地面積1390畝，該項目涉及宅基地面積共142.1畝。在土地綜合整治中，新修建的農民集中居住區占用建設用地58.5畝；通過整理節約出來的建設用地中，有41.1畝用于就地發展鄉村度假旅游產業，另有42.5畝④以每畝35萬元的價格將其建設用地指標流轉給溫江區土地儲備中心用于城鎮和工業規劃區使用?！靶腋Ｌ飯@”項目的核心內容是以自主自愿和公開透明為基本原則，以農民為主體進行土地綜合整治和房屋拆建，通過公開招商的方式引進社會資金投入，有效整合財政專項資金，依托優勢產業集群，對當地社區進行統一規劃和打造，全程由農民集體參與協商和決策，從而使農民在不失去土地資源、不改變社區原有社會關系的前提下，實現居住地點由分散向集中轉變、主導產業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變。從項目實施的整個過程來看，它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在充分尊重農民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行農民全程參與。“幸福田園”項目充分尊重農民群眾的意愿，讓他們在自愿的基礎上自主申請參加“幸福田園”項目，有效避免了強迫農民集中和上樓。項目實施時，農民群眾自發以土地、資產等生產資料入股，組建農民股份合作社，并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了項目議事會、項目監事會，由其全面、全程地負責項目實施工作。項目議事會制定包括建設用地指標流轉收益分配辦法、建房標準、土地權屬調整及實施流程等操作方案。項目議事會下設測繪組和搬遷組，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對項目所涉及居民的地面附著物、建（構）筑物進行測量并公示結果、確定搬遷補貼金額和實施搬遷。而項目監事會代表則負責監督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各項具體工作。

2.以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成果為基點實施要素優化配置。溫江區于2008年全面啟動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并于2010年底完成了“確權頒證”的改革目標。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農村財產權利的流動并在流動中實現資產增值，從而賦予農民自我發展的能力。

因而，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必將由初期確定產權的初始配置向確保產權的二次配置轉變?！靶腋Ｌ飯@”項目充分利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成果，由農民股份合作社代表農民委托溫江區農村產權流轉服務中心發布土地綜合整治和房屋建設項目招商信息，通過市場公開、競爭定價確定社會投資者，直接與市場對接，獲得集體建設用地指標流轉收益。

3.以建設田園城市為目標提升社區生態環境。按照“城在園中，園在城中，城鄉交融，渾然一體”的現代田園城市理念，項目區建成橫向貫通的游覽軸線和四個院落構成的生態居住區，新居以獨立三層川西民居建筑風格為主，房前屋后設置花木田園，力求保留其原風俗、原風貌、原生態。根據群眾意愿，由政府提供小區路網、綠地、停車位、休閑健身場地、商店、衛生站等公共配套設施，實現水、電、氣、訊、路、排等基礎設施與主城區系統的并網。

4.依托優勢產業集群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農民股份合作社與參與項目的平臺公司①共同引進社會資金參與項目區建設用地開發，打造觀光農業和休閑產業。在項目區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基地”的花木產業發展機制，引進從事特色花木展示、園林設計、工程綠化、高檔盆景制作等行業的高端花木產業企業，打造花木企業總部經濟園。最終，在項目區形成一個集休閑觀光、高端花木展示和銷售于一體的以高端服務業和商貿業為核心的產業集群，徹底完成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升級的主導產業轉變過程。

5.以民生工程建設為重點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和公共服務均衡化的要求，在項目區規劃建設超市、衛生室、幼兒園、農家書屋和文體活動場所以及銀行、郵政、快遞網點等配套生活設施，建立健全城鄉一體的包括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內容的公共服務共享體系。按照社會管理民主化的要求，建立并完善基層民主自治機制，探索充分發揮群眾主體作用的公共管理機制，構建共建、共創、共享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二）“幸福田園”模式的基本特征

溫江區幸福村探索的城市化模式與政府主導型的傳統城市化模式明顯不同，它的一些創新性做法涉及土地管理、基層民主決策、公共品供給等制度的改革，對全國其他地區尤其是城郊農村的城市化發展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因而，本文將其稱為中國新型城市化的“幸福田園”模式?！靶腋Ｌ飯@”模式的內涵可以概括為：在城市近郊農村，以還權賦能為手段，以尊重民愿、發揮民智為基礎，當地農民和集體組織依托獨特的區位優勢，立足產業轉型升級，以土地管理制度創新為主線，由農民主動推動的新型城市化模式?！靶腋Ｌ飯@”模式的實質在于變“政府主導和壟斷”的傳統城市化模式為“市場主導、農民主體”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讓農民充分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其要義在于實現

農民生活方式和農村產業形態的轉變，賦予農民與市民均等的發展權和公共物品享有權，而不僅僅是改變農民的戶籍身份、就業方式和農村土地的產權性質；其突出的特色在于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以基層治理民主化為支撐，最終實現“持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主動”城市化和“田園”城市化。

1.通過還權賦能實現“持地”城市化。幸福村居民在整個城市化過程中不以失去土地為代價，而是通過土地綜合整治，將從原宅基地中節約出來的建設用地或建設用地指標上市交易，從而充分享有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上，農民長久地獲得了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并可將其交由子女繼承或在村集體組織內部轉讓。項目區還進一步對土地進行股權量化，讓農民成為股東并按股權享受集體經濟組織平等的收益分配權利，有效地實現了“持地”城市化?！俺值亍背鞘谢瘡母旧辖鉀Q了傳統城市化模式中尖銳的征地矛盾，讓農民手握土地等財產權利完成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平穩地完成由農民向市民的過渡。

2.通過產業再造實現“就地”城市化。幸福村居民抓住中心城區功能向郊區擴散和轉移的機遇，在當地社區發展第三產業，承接主城區的城市功能，“就地”實現城市化，避免了傳統城市化模式中征地拆遷和城市融入方面的諸多風險與矛盾。由此，農民由分散居住轉變為適度集中居住，配套完善的、與城鎮接軌和一體化的生活和商業設施，享受到與城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①。幸福村產業結構由花木種植轉向花木總部經濟，承擔花木的研發、展銷、電子商務等第三產業的功能。雖然農民還住在當地社區，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業方式和社會保障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實現了“就地”市民化。

3.通過基層組織創建實現“主動”城市化?！靶腋Ｌ飯@”城市化是由當地農民主動發起的，并以農民為主體推動，城市化的整體成果也主要由農民分享，體現了新型城市化“以人為本”的重要思想。為了確保農民充分享受城市化的收益，幸福村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了獨立于村“兩委”②之外的項目議事會、項目監事會，由其承擔社區規劃、原有宅基地和房屋的測量、拆遷補償、招商引資等具體事務，充分發揮了農民的主體作用。因此，“幸福田園”模式通過基層組織創建，在充分體

現農民需求的前提下，有效激發了他們參與城市化的主動性和創造力。

4.通過人與自然相融實現“田園”城市化。“幸福田園”模式從項目建設開始就注重結合田園城市的概念，將居住和產業在空間層面融為一體，進行“產城一體化”打造，把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延伸至農村，將花木產業的生態景觀特征融入城市建設之中。在人居環境質量得到極大提升的同時，當地居民既可以方便地從事其主導產業，又可以在美麗的田園風光中生活。

（三）“幸福田園”模式的創新價值

1.對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創新。對于農民群眾而言，在不放棄農村財產權利的前提下，他們就能享有城市化帶來的土地級差收益，并且具有較為穩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本地務工收入和自營產業收入。據測算，“幸福田園”項目讓農民人均新增資產13.6萬元，年人均固定收益1.58萬元。對于社會投資者而言，他們既可通過實施土地綜合整治項目，將節約出來的建設用地指標通過市場交易獲取收益；也可利用節約的建設用地指標發展城市近郊休閑旅游業等第三產業，從而獲取投資回報。其實質是打破了政府在傳統城市化進程中對土地的壟斷，使政府讓渡出來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在農民和社會投資者之間分配，從而形成以市場為主導的城市化動力機制，因而該模式具有較強的內在驅動力。

2.對城鄉土地管理制度的創新。首先，農民與建設用地市場實現了直接對接，沒有經過土地征收環節就將土地交給社會投資者開發，簡化了土地交易環節，節省了中間成本。其次，初步實現了城鄉建設用地市場一體化，農村集體作為農村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市場上公開招標，承擔起土地經營管理的責任和義務。最后，在透明的市場機制運作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能夠以城鄉均等的價格交易，由此提高了農村土地的市場價值，使農民分享了城市化帶來的收益，有利于消除城鄉差別。

3.對基層民主管理制度的創新。通過成立農民股份合作社，按照民主投票的方式設立項目議事會、項目監事會，由其全程負責組織管理土地綜合整治、土地指標上市交易和社區規劃建設及其監督工作。項目議事會、項目監事會的作用貫穿于“幸福田園”城市化模式的整個過程，充分保障了農民參與城市化建設的基本權利，提高了基層民主管理水平。

4.對形成城鄉一體化新格局的創新。在“幸福田園”模式下，農村和城市之間不再涇渭分明，項目區雖然保留著集體土地的產權性質和部分第一產業等農村特征，然而，農民所從事的職業從以前的單純務農變為農業工人或者第三產業從業者，他們享受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商業服務等生活條件已經達到或接近城市水平。項目區農民與城鎮居民并沒有本質區別，甚至在經濟收入、人居環境等方面還超過了一般城鎮居民的水平，這對城郊地區實現城鄉一體化具有重要的創新價值。

5.對田園城市發展模式的創新。“幸福田園”模式是一種與傳統不同的田園城市發展路徑。最初的田園城市建設理念是結合城市環境建設需要，把田園景觀“搬到”城市當中，因而投入規模較大，維護成本較高。“幸福田園”模式突破了田園城市建設的傳統思維，選擇的建設方式是把城市“搬到”田園之中，這種和以往不同的發展路徑成本更低，既防止了農民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的問題，又避免了城市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社會犯罪等“城市病”的大規模出現，探尋出了一條全新的田園城市發展道路。

五、結論

成都市溫江區“幸福田園”項目在統籌城鄉發展的背景下，通過對城市化基本理念、城鄉土地管理制度、公共品供給體制等內容的創新，有效地緩解了當前城市化進程中資金不足、動力不強、拆遷矛盾大、失地農民就業困難等諸多問題，未來可能將作為城市近郊地區以農民為主體、以土地資源資本化為手段、以田園城市為目標的一種新型城市化模式得到推廣。但是，必須看到，“幸福田園”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城市化模式，實施這種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區域應當具備一些基本條件：一是能夠建立有效的土地產權制度，確保農民不因城市化而失去土地權利；二是能夠奠定承接主城區城市功能轉移的產業基礎，加快休閑旅游、高端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發展；三是能夠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提供城鄉同質化的公共產品?；诖?，一般而言，大城市郊區農村更容易滿足這三個基本條件，因而也更有可能推行本文所述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此外，除了上文重點討論的土地管理制度變革之外，在實施新型城市化模式中還需要繼續研究探索的關鍵問題包括：城郊農村的配套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運營機制如何真正理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運營所產生的資金缺口如何有效彌補。就“幸福田園”模式而言，雖然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達到了城市標準，居民生活和就業方式也基本實現了城鄉一體化，但是，由于配套性基礎設施運營和公共服務供給缺乏有效的資金保障，其可持續性還有待未來進一步檢驗。上述問題仍然需要給予持續關注和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1）》，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年。

2.簡新華、劉傳江：《世界城市化的發展模式》，《世界經濟》1998年第4期。

3.郝世綿、胡月英：《國際城鎮化發展模式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啟示》，《安徽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4.仇保興：《國外模式與中國城鎮化道路選擇》，《人民論壇》2005年第6期。

5.白永秀、王頌吉：《由“被動城市化”到“主動城市化”——兼論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演進》，《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6.鄒農儉：《關于城市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農業經濟問題》1990年第7期。

7.李迎生：《關于現階段我國城市化模式的探討》，《社會學研究》1988年第2期。

8.饒會林、曲炳全：《集中型與集約化：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最佳選擇》，《財經問題研究》1990年第4期。

9.王小魯：《中國城市化路徑與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2010年第10期。

10.劉守英：《土地資本化與農村城市化道路——北京三模式調查》，《開放導報》2011年第2期。

11.崔援民、劉金霞：《中外城市化模式比較與我國城市化道路選擇》，《河北學刊》1999年第4期。

12.徐琴：《政府主導型城市化的績效與成本》，《學海》2004年第3期。

13.曾憲明：《從政府主導型到市場主導型：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轉換》，《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14.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城市化、土地制度與宏觀調控》，《經濟觀察報》，2011年4月15日。

第二篇：城郊街新型城市化目標問題對策匯報材料

城郊街新型城市化目標問題對策匯報材料

為深入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關于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工作部署，我街按照“目標、問題、對策”的要求，迅速認真組織“大學習、大調研、大討論”等活動，對我街走新型城市化道路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確定了我街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目標和對策。

一、發展目標

根據市委市政府推進新型城市化的工作要求，結合目前查擺出來的問題，初步確定我街新型城市化發展三年的目標為：完成和完善新型城市化發展的專項規劃及各領域的發展規劃，初步形成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制度框架；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綜合經濟實力邁上新臺階；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收入差距逐步縮?。换就晟拼?、社交通、通訊網絡建設及農村醫療、飲水、文化等硬件建設，加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及均等化程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全面加快美都化妝品基地、萬花園區和城北新區建設，增強發展創新動力，優化城鄉發展形態和產業功能區布局，初步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夯實新型城市化的發展基礎；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

二、存在問題

我街在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經濟基礎等方面與廣州“樹立新理念，拿出新舉措，探索新路徑，成功走出一條具有廣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經濟基礎薄弱，城市化率低。目前我街存在經濟總量發展不足、經濟基礎薄弱以及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不多等問題。2011年我街工業總產值和農業總產值21.86億元和5.82億元，上繳稅收19938萬元（含總部經濟稅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0568元。同時，我街轄24個村民委員會和6個居民委員會，農業人口占全街人口的67.3%，6個居委都是城鄉結合部，屬典型的城郊地帶，城市化率低。

（二）產業結構不優，資源利用不充分。目前，我街產業結構不合理，一二產業比重較大，第三產業不發達。工業方面，我街初級產品多，深度加工和終端產品少；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少；高消耗、低科技含量的企業比重高，低碳環保高技術的企業比重低。旅游業方面，我街旅游景點空間布局零散，配套的餐飲、交通、住宿等相關配套設施有待進一步完善，同時旅游資源缺乏深度的挖掘開發及包裝宣傳，未能形成較強的經濟效應。農業方面，我街農業結構單一，龍頭企業較少，“一村一品”數量及名聲仍有待提升，土地流轉的力度仍有待加強。種種問題使得我街的產業結構未能在短期內完成升級改造，發展后勁乏力等問題較為顯著。

（三）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落后，群眾出行不便。目前只有新村路進出我街，其他道路建設水平也比較低，遇上上落班高峰時期更是通行困難，成為制約我街經濟發展、縮減城鄉差距的重要瓶頸；同時，連通各村的村道已建成十年了，當初規劃建設的兩車道已超負荷運行，時不時有堵塞現象；公共交通發展滯后，全街只得兩路公交車，并且班次間隔時間長。此外，轄區內只有一間鎮級醫院，村級衛生站未能實現全面普及；村內缺乏運動器材的體育資源配備、缺乏書籍網絡等文化資源配備。

（四）“兩違”屢禁不止，城鄉面貌有待改善。盡管我街認真按照市委市政府關于查控“兩違”的工作要求全力“兩違”的整治工作，但由于我街多條村屬城市控規范圍，并且控規長達十多年，農民的住房需求與城市控規的矛盾非常大，同時查控“兩違”的長效機制仍未完善，導致城鄉“兩違”現象不斷發生。此外，違法建設不按村莊規劃建設，雜亂無章，嚴重影響道路、給排水的暢順。部分自然村村容村貌陳舊，個別村社“臟、亂、差”現象未能有效整治，農村污水治理及垃圾分類工作有待加強。

（五）管理機制不靈活，社會服務功能弱化。我街轄區面積大，但只有6個社區居委會，管轄范圍過大，相應的工作人員、辦公場所、硬件配套場所配套不足，未能有效為群眾提供服務；社區家庭綜合服務中心仍在建設，相應的運轉機制有待建立完善；社會組織嚴重不足，缺乏廣大的志愿者、義工及專家隊伍；基礎組織管理機制仍需完善，基層干部的責權利仍不相一致。

（六）基層組織戰斗力有待提升。我街面積以農村居多，人口以農民為主，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問題多數出現在農村基層，村“兩委”的戰斗力和作風問題日益成為影響農村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目前，我街部分村干部干事創業的欲望不強，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能力不夠，工作缺乏激情和熱情，影響了社會的和諧，制約了村社的發展。

（七）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相關政策和體制有待進一步完善。我市總體上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但統籌城鄉發展的能力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一些涉及統籌城鄉發展的深層次改革，如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建立覆蓋城鄉的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形成促進農村土地依法流轉的機制等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三、對策措施

（一）加強以交通建設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重點是道路交通方面，盡快打通進出城郊的瓶頸。一是配合做好大廣高速城郊段、北星路和向陽一橫路的征地拆遷和建設工作；二是加快花卉大道及萬花園區內道路擴建和連接工程建設，重點抓好三期工程建設和二期征地工作；三是加快烏石村至龍星村道路連接線工程的建設，年內要完成工程的立項等有關工作；四是借扶貧“雙到”東風，年內全部完成自然村道路建設，盡早形成“外通、內暢、內外轉接”的交通網絡。

（二）加強社會管理建設。在城區方面，重點是進一步完善公園、停車場等硬件配套設施的建設，加快3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建設及警務室的升級改造，力爭視頻監控設備全覆蓋，全面提升群眾的安全感。在農村方面，大力支持發展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認真做好農村社保、醫保購買工作，積極拓展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渠道，加大社會救助和優撫安置工作力度。同時，繼續做好查處整治“兩違”工作，重點要加強控違體制建設，規范城鄉建設，科學推進我街美麗鄉村建設。

（三）加強大產業建設。

1、以美都化妝品基地建設為龍頭，做強做大我街經濟總量。美都基地是我街近年來一直重點打造的制造產業項目，目前入駐25家企業中已全面動工建設，三年內全面建成投產，預計可完成工業產值5.5億元，年創稅收550萬元。

2、以城北新區建設為龍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緊抓我市建設廣州北部城市副中心的有力時機，加快城北新區商住旅游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做大經濟總量，三年內有一點規模，并藉此加快城鎮化進程，變農民為居民，變農村為城區。

3、以萬花園建設為龍頭，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以萬花園這一重要戰略平臺建設為中心，優化農業區域布局，推動我街農業生產向規?；?、集約化、現代化發展，帶動我街北部農村的發展，縮減城鄉差距。目前，萬花園落戶企業達31家，共完成土地流轉約1.2萬畝。萬花園的發展不但使農業集聚發展，促進我街整體農業產業水平的提高，提升鄉村旅游業的發展，而且能很好地帶動轄區農民的增收，增加村集體收入，同時很好的改善生產生活環境，提升生活質量。

（四）結合扶貧“雙到”工作，夯實農村發展基礎。狠抓扶貧“雙到”歷史機遇，采取“固本與強基并重，輸血與造血并舉”的方式，繼續實行物質幫扶、轉移就業以及教育幫扶等一系列措施，使貧困戶穩定脫貧，同時要加強與各幫扶單位的溝通聯系，加快重點扶貧公建項目的建設，做好自然村道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夯實農村發展基礎，增強農村發展后勁。

（五）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力度。深入實施“三個創新”（創新村機共建模式，創新科級村官培育的激勵機制，創新賦予村黨支部書記“一支筆”審批等動力機制）創建一批“五好村”，提高基層黨組織戰斗力；加強大學生村官及村“兩委”后備干部的培養力度；加快建立村、社合一的經濟制度。

第三篇：城市化模式

點撥：在教材所列舉的區域城市化幾種典型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云南德宏是因為邊貿發展而促進了城市化外，大多數地區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推進城市化。東北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是建國后伴隨著我國重工業基地的建設和工業體系的完善而逐步推進的，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隨著20世紀80年代后期這些老工業基地的逐步衰退，東北地區的城市化發展也遇到很多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先后出現了區域發展的三種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每種模式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有自己的特點：

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誕生在我國經濟最發達、城市密集度最高的江南水鄉，其特點是：

第一，與“珠江三角洲模式”不同，“蘇南模式”是一種依靠“內向”型經濟起步，既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包括生產因素的聚集、產品市場的獲得，主要不是依靠國外，而是依靠地域內部和國內市場，其外向性是在區域內部和國內市場發展壯大的必然結果。

第二，“蘇南模式”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推動農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迅速發展，鄉鎮企業的發展是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體。

第三，“蘇南模式”中鄉鎮企業的發展，是為大中城市的工業配套和拾遺補缺起步，逐步推動這一區域的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和優化。

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與“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蘇南模式”都不一樣，是一個自下而上由農民自發推動的、以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以發展小商品起步的發展模式，其特點是：

第一，與發展鄉鎮企業起家的“蘇南模式”不同，“溫州模式”的發動者和創業者是千萬萬萬的農民，農民辦企業，經營企業，承擔風險，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是“溫州模式”的核心和主體。

第二，與“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蘇南模式”不同，溫州既沒有毗鄰香港的地理優勢，又不在城市密集、交通發達的江南水鄉，遠在浙江南部山區丘陵地帶，交通閉塞，資源缺乏。與內地相比，惟一的優勢是沿海，但義遠離經濟中心，發展經濟的優勢不多。

第三，不貪大求洋，從日用小商品起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把小商品做大，把小企業做大做強，以小商品為主的主導產業和主導產品逐漸占領了國內國外相當大的市場份額，使溫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這是“溫州模式”的突出特點。

東北地區城市的發展

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東北地區煤炭、鐵礦資源的開發，鐵路和港口的建設，出現一批以重化工工業為主的城市。如沈陽（機械）、鞍山（鋼鐵）、本溪（煤、鐵）、大連（機械與化工）、齊齊哈爾（重型機械）、撫順（煤炭與化工）等。

1949年后，東北地區國家重點建設的重要工業基地，一些城市成為新興的工業城市，如長春、吉林、哈爾濱等。隨著國家工業項目的布局，東北地區又出現了一些以重工業為主的城市，如石油開發（大慶、遼河）、化工（遼陽）、建材（吉林、本溪）、森林工業（伊春、大興安嶺）等。2000年，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達到46．55％（全國為26．08％）。云南德宏的邊境貿易

由于流量達十億元計的邊境貿易活動在近年劇烈擴張，云南的德宏景頗族傣族自治州，毗鄰緬甸，作為改革開放之前的邊疆貧困州，在1979年至1988年有了超常的發展。這十年中，該州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9．7％，而云南省僅為13．3%，全國是13．7％。以國民收入為例，全州平均增長率每年達19．6％，云南省僅為12．9％，全國平均為13．4％。國民收入增加，財政稅收亦相應有了增長。這十年內，全州年財政收入增長率為21．7％，而全國僅為8．6％。其奧秘所在，便是以83％的年增長率擴張的邊境貿易，拉動了地方經濟的迅速發展。

尤其1985年德宏州全州開放為邊境貿易區后，邊境貿易迅速發展，不僅為地方開辟了新的財源，加快了口岸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為國家和整個大西南地區開辟了一個新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可供利用的原料基地，使德宏一躍成為云南乃至大西南對外開放的前沿。

第四篇：新型城市化調研

新型城市化調研匯報材料

湘潭市環境保護局

新型城市化是以新型工業化為支撐，以“兩型”為引領，以全面、協調、和諧、可持續發展為特征的城市化。我市在實施新型城市化過程中應把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城市生態化結合起來，突出結構調整和城市生態建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充分發揮環境保護在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建設中的作用，加強環境保護，減少污染排放，建設宜居湘潭。

一、環境保護工作成效和現狀

近幾年來，我市在新型城市化建設進程中，把打造“宜居湘潭”作為一項重要目標，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大力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環?；A設施建設和能力建設不斷改善。

1、環境保護基礎設施逐步完善，環境質量持續改善。一是按照省政府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我市啟動建設湘潭市城區河西、河東，湘鄉、韶山、湘潭縣等5個污水處理廠建設。2009年10月，污水處理廠建設全部完成，投入運行，我市城市污水處理能力達到26萬噸/日，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68.8%。成為全省第一個全面完成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三年行動計劃的地級市，2009年4月全省節能減排暨湘江流域綜合整治現場會在湘潭召開，周強省長批示要推廣湘潭經驗。

二是大力開展藍天工程。按照市政府《2008-2010年污染減排和藍天碧水工程行動方案》，加快了對電廠、湘鋼等重點企業脫硫設施的建設，加強重點行業工業粉塵的控制，加強了道路及建筑揚塵的控制，嚴格執法，分三批在城區實施推進燃煤鍋爐及第二批三產業大灶改用清潔能源工作，至2009年底，完成了全市200多家企業的鍋爐、窯爐及400多家第三產業的大灶改用清潔能源的工作。促進了大氣質量的改善。我市空氣質量達標天數較2007年增長21%，達標率為89.03%。

三是碧水行動取得重大進展。在實施污染減排和推進湘江流域綜合整治，開展碧水行動中，用二年時間，完成投資達７.５億元的１３個重點減排項目，淘汰退出企業17家，停產企業6家，關停并轉造紙企業30余家，限期治理企業20家，嚴格執法，開展長江執法行動，污染隱患大排查，湘江重金屬污染調查，極大地推進了污染減排和湘江流域的綜合整治。湘江湘潭段落馬家河、五星、易家灣、漣水橋斷面的水質狀況逐步好轉，2009年主要污染因子氨氮、陰離子洗滌劑的年均濃度與2008年相比均有大幅度下降，城市功能區水域水質達標，易家灣斷面達到三類水質，出境斷面水質優于馬家河斷面水質；各飲用水源地水質狀況達標率達到95%以上。

2、環境保護監管能力建設跨越式發展。

2008年12月，我市集污染源在線監控中心、環境數據中心、應急指揮中心三合為一的自動化多功能環境應急指揮中心竣工投入使用，通過一年多的在線監控建設，該中心現已實現了對“1個河流斷面、5個污水處理廠、6個大氣環境質量監控站、28臺套廢水和廢氣自動監控系統以及部分企業視頻系統”的24小時自動監控。占全市污染物排放總量80%左右的41家國控重點企業安裝了在線監控和視頻監控裝置。建立了覆蓋湘潭市區的高端視頻，對市區內所有煙囪的林格曼黑度進行實時監控。湘潭的污染源在線監控建設成為湖南省第一個試點城市，國家環保部定于今年2月3日，在湘潭召開全國環境監測工作現場會推廣我市經驗，標志著我市環境基礎能力建設進入全國先進行列。

3、污染減排工作穩步推進。

2008年實施污染減排“雙十”工程以來，我市完成減排項目13個，共計投資7.5億元。湘鋼中水回用工程、焦化廢水治理工程、湘潭堿業有限公司廢水治理工程等，湘潭電廠完善脫硫設施等減排重點工程順利實施投入運行，雙十工程的強力推進，促進了污染減排任務的完成。2009年，主要污染物減排四項指標中SO2、鎘、砷提前完成“十一五”減排任務，名列全省前列，COD預計可完成目標。為我市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發展空間。

二、環境保護工作存在的問題

1、環境基礎設施仍然薄弱。

經過幾年的強力推進，我市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得到完

善，但仍存在許多不足。一是我市在役使用的雙馬垃圾填埋場早已達到設計標高和設計庫容，但由于新的城鎮垃圾處置設施尚未建設，雙馬垃圾場仍需每日消納近千噸城鎮生活垃圾，早已不堪負荷，存在重大環境安全隱患。二是我市的醫療廢物處置中心自2003年立項以來，至今仍未建成，我市的醫療垃圾采取集中收集后送株洲醫廢中心的處置方式，由于路途遠、成本高，城區內只有一級以上醫療機構（共計52家）納入了集中收集系統，仍有很多衛生院和私人診所的醫療垃圾處于無序管理狀態，甚至有私人違法收購醫療垃圾用于生產日用品的情況。三是城鎮污水處理污泥處置中心建設滯后。隨著我市5家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成，每日26萬噸的污水處理，帶來每日近150噸污水處理污泥的產生，我市目前尚無規范的污泥處置中心，解決污泥的二次污染刻不容緩。四是湘江流域水質自動監控系統仍雖進一步完善。我市雖已建成對“1個河流斷面、5個污水處理廠、6個大氣環境質量監控站、28臺套廢水和廢氣自動監控系統以及部分企業視頻系統”的24小時自動監控，但湘江流域仍有5個省控斷面、3個市控斷面，未實現自動監控，其水質狀況只能采取每月人工采樣監測分析，與新型城市化的要求相差甚遠。

2、環保機構、人員不足，基層環保能力建設滯后，制約了環保的發展。隨著國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環保的職能在擴展，任務在增加，壓力也隨之增大。縣市兩級環保機構、人員嚴重不

足，特別是縣級環保部門專業技術人員缺乏，設備陳舊，環保能力建設滯后，嚴重制約了環保的發展，影響環境質量的改善。

三、環保工作服務新型城市化的著力點

新型城市化其中主要重要內涵是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可持續，環境友好。因此，環保工作必須貫徹以人為本，以污染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為出發點和著力點，為我市經濟的可持續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一是突出民生抓環保。對人民群眾關心的空氣、水環境質量，通過不同媒介實行環境信息公開。同時對一些污染的重點區域、流域問題重點攻關，重點突破。在解決老百姓反映的一些熱點難點信訪、投訴問題，加強縣（市）區和部門聯動，改革處理的方式方法，形成快速及時的解決環境問題的機制。

二是優化經濟抓環保。按照“轉方式、調結構、抓改革、促增長、惠民生”的要求，積極開展低碳經濟試點工作，進一步深化與美國環保協會的合作，在湘潭設立“低碳經濟論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來潭進行學術講座，營造輿論，大力宣傳低碳經濟，不斷更新觀念；開展循環經濟，服務調結構，積極爭取湖南省環保廳環保產業園落戶九華，促進湘潭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繼續開展湘江流域整治工作，在嚴格控制落后項目的同時，通過關、停、并、轉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經濟結構，積極開展湘江重金屬的污染治理，把國家資金支持和落地湘潭項目建設好，徹底治理好湘江湘潭段重金屬的污染問題。

三是帶好隊伍抓環保。大力加強干部隊伍五大建設，始終把廉潔自律、帶好班子、管好隊伍作為重點工作內容，認真履行黨內廉政責任制，注重加強廉政教育、常敲廉政警鐘，確保全體人員廉潔從政。

四是加大執法抓環保。進一步加強對污染企業的管理，從源頭上控制污染。要充分發揮環境監察、監測、應急三支隊伍的作用。即：發揮信息中心的電子警察、支隊現場監察、監測站數據保障三合為一的作用，針對企業排污口、湘江主要斷面充分發揮三支隊伍的協同作用。打好組合拳，加大監管杜絕環境污染事件發生。

五是立足兩型抓環保。拓展工作思路，探索湘潭環保新道路。探索環保新機制，在全省、全國走出一條環保的新路子。充分借助2月3日全國的環境監測工作現場會在湘潭召開的契機，不斷的總結、創新，繼續完善“立體環?！睓C制的構建，充分發揮環境監察、監測、污染源在線監控的作用，對水、氣、聲、渣實行全方位立體監控。

第五篇：新型城市化演講稿

我們需要怎樣的新型城市化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我們需要怎樣的新型城市化》。眾所周知，城市化是一個民族走向現代生活的快車道。從1949年至今，大艮的城市化取得了斐然的成績。然而，現在也正面臨著土地、資源、環境等嚴峻的挑戰。在進入加速城市化的今天，我們如何才能利用好城市化這把雙刃劍，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城市化的覆轍？我們到底需要一個怎樣的城市化？現在大艮正在走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我認為應該按照循序漸進、集約發展的方式，努力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的新型城市化。

我們需要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新型城市化

隨著大艮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大艮集中出現，環境與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資源相對短缺、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不足，逐漸成為大艮發展中不容忽視的問題。新型城市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大艮的新型城市化只會給我們帶來幸福，但大自然也在警示我們，大艮環境形勢依然嚴峻。水資源是大艮新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關鍵性的制約因素，因為大艮是這個城市非常需要水，又是水資源消耗很大的地方，構建節水型社會任務非常艱巨。同時，大艮的空氣污染問題也比較嚴重，引入PM2.5檢測方法，希望可以緩解空氣污染的問題。大艮的新型城市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它的快速發展令世界為之矚目。但最重要的是建設一個具有大艮特色的城市化，這是大艮必須要選擇的一個過程。我們要想方設法解決好存在的一些不足。

我們需要和諧的新型城市化

我認為，大艮新型城市化進程一是需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以“綠色”為目標；二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和諧”為目標。大艮新型城市化進程的目標應該是“綠色”與“和諧”。每年都有大量外來人員涌入大艮，如何讓進城農民不僅僅是外來勞動力，而是城市居民、城市主人，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和新型城市化的質量都將起到重要影響。我希望農民工這個詞成為一個歷史，成為一個過去。當他們真正被認為是大艮的主人翁，新型城市化進程當中的一分子，我們才是真正認同了他們，希望這一天盡快地到來。我們不僅僅關心城市人口的增長、用地的擴張，同時也關心農民的轉移，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要健康而合理地來推進新型城市化、健康有序的來增加城市人口、促進農村富裕勞動力合理的遷移和轉移，做好他們進城以后的生活、居住、就業、教育、醫療等等，有利于社會穩定、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創造。

我們需要具有人文特征的新型城市化

城市是人類文化的容器。當城市與城市中的人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對于城市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品位要求就會越來越高。城市特色也會越來越成為人們衡量城市品位優劣的重要標準。曾幾何時，當城市建設為我們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雷同的城市規劃卻讓大艮出現了“千城一面”。“特色危機”成了城市建設中的共性問題。城市建設中，許多文化、歷史遺跡已經蕩然無存了?，F在除了某些傳統留給我們的標識外，一個城市很難和別的城市有區別。實際上，在新型城市化進程中，對于我們人類最重要的恰恰是文化和文明。歐洲對于幾百年來文明的保護，應該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我認為，文化應該作為新型城市化一條至高的原則。由于我們強調“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使得文化處于從屬地位。對城市內部認同性的喪失，是造成“千城一面”局面的根本原因。過分地講究多樣化，就會失去內部的認同性，就是說，失去了對這個城市的氣候、山川形勝，歷史傳統、社會文化、民風民俗等等的認同。大艮的新型城市化應該是在自然經濟主導下的，具有人文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我提倡人文特征，因為人文特征的概念能夠使得城市的價值最大化，它解決了大艮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也解決了大艮城市同質化的問題。大艮需要這樣的新型城市化。

那么，如何才能讓特色城市取代“千城一面”的現狀呢？首先要保護利用好大艮的歷史遺跡和傳統建筑，以延續地域歷史文脈；其次在城市規劃中，應有一批具有特色的城市設計、建筑設計和園林設計，構建令人賞心悅目的城市空間；第三充分調動城市的一些非物質因素突出城市的動人特色。文化要素、文化審美和藝術品格，以及城市所獨具的特色，以城市獨具特色建立起來的城市品牌形象等，應該是新型城市化進程中特別關注的方面。在城市建設中，一定要將這些要素通過藝術和美學的方式建立起城市所獨有的品牌，讓大艮就是大艮的品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上對得起大艮文化。

我的演講完畢，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