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淺論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常繼生 田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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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國被都當作一件戰略性任務、基礎性工作給予高度重視。本文通過與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對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進行分析，提出對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一些建議。

關鍵詞：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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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食品安全問題日趨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并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996年英國爆發的瘋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東南亞豬腦炎、1999年比利時等國二惡英、2001年歐洲爆發口蹄疫、以及2003年發生在我國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還有引起眾多爭議的轉基因產品可能對人體產生潛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對公共健康面臨的最主要威脅之一。重視食品安全,已經成為衡量人民生活質量、社會管理水平和國家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問題的同時，應清楚地意識到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律體系上存在諸多弊端和問題，也應引起各級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因此加強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一、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分析

（一）我國食品安全的現狀

依據全國消費者協會投訴熱點分析，2003年全國消協系統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訴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長24.1%。[1]主要問題表現在：

1、農產品、禽類產品的安全狀況令人堪憂。(1)化肥、農藥等對人體有害物質殘留于農產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質殘留于禽、畜、水產品體內。在一些地方在種植中濫用激素類農藥以保收成，在養殖中亂用激素和其他藥物以增加產量卻使農畜產品卻受到污染；(3)重金屬污染，即在農禽產品中含有超標超量的對人體健康有嚴重危害的重金屬物質。

2、制造食品的過程中使用劣質原料，添加有毒物質的情況屢屢發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質原料給食品安全造成極大隱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溝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國家有關部門認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劑品種及其用量和在產品中的殘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經質量技術監督部門檢測，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劑“過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標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飲料中成倍超標使用的化學合成甜味劑等等。(3)濫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學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過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規允許適用范圍的化學物質（其中絕大部分對人體身體有害）。例如：為使饅頭、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為使大米、餅干增亮用礦物油；用甲醛浸泡海產品使之增韌、增亮，延長保存期；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塊”（一種化工原料，學名甲醛次硫酸氫鈉）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當，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決定了它具備一定的微生物生長條件，食品加工制造過程和包裝儲運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會發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產加工及包裝條件簡陋，屢屢造成食品變質；又如我國發生的集體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國，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

菌、沙門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發生，尤其在氣溫較高的夏、秋季節更容易發生。

4、生物技術產品的出現、轉基因食品的潛在危險，同樣帶來了安全性問題。如今，轉基因食品早已擺上了人們的餐桌，比如人們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盡管目前還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對人類有害，但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已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目前人們所擔憂的是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轉基因產品是否對人體無毒、無副作用，轉基因產品與非轉基因產品是否“實質等同”無顯著差異。從國內外對轉基因生物的研究來看，轉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潛在危險：可能損害人類的免疫系統（標記基因）；可能產生過敏綜合癥；可能對人類有毒性；對環境和生態系統有害；對人類和人體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現狀

有關食品生產和流通的安全質量標準、安全質量檢測標準及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構成的有機體系，稱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食品安全法律體系規范和保障食品安全體系。總觀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律現狀，由《食品衛生法》為主導，《食品衛生行政處罰法》、《食品衛生監督程序》等數部單行的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諸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律中有關食品安全的相關規定構成的集合法群形態，是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框架的現實。

1995年正式出臺的《食品衛生法》應是我國現階段最全面地對食品衛生、安全作出規定的法律。但是現在的《食品衛生法》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如《食品衛生法》僅對104種農藥在糧食、水果、蔬菜肉等45種食品中規定了允許的殘留量，總含291個指標；而國際食品法典則對176種農藥在375種食品中規定了2439條農藥殘留標準。這樣我們在執法過程中，就會使許多有害物資蒙混過關，給為非作歹者留下作惡空間。又如該法中沒有規定為假冒偽劣食品銷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處罰的內容，應當說這是在規范食品市場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國的《食品衛生法》從試行到正式頒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據新出現的問題加以完善和強化，以有效制止和打擊食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有損食品安全的行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國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強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構建一個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應該是多層次、分門類的，囊括立法、執法、法律監管，行政處罰以及刑罰的綜合性法律體系。其次，法律體系功能的發揮要通過法律體系的結構來實現，法律體系的結構本身就體現著法律體系的功能。因此，構建法律體系首先需要的是賦予該體系一種科學合理的結構。就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現狀，我們必須承認：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與國際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我國食品法律體系的框架結構仍有待進一步的科學化、合理化。

(一)我國食品安全體系中的界定問題。

1、食品安全體系中“角色不清”職能部門既制定和解釋法規、標準，又行使執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現問題，滋生腐敗，食品安全難以真正落實。

2、食品安全管理中“權限不清”衛生部、農業部、環保總局、糧食總局、質檢總局、工商總局的職能權限界定不清，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成立是應勢而生。

3、不同安全等級的食品“定義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態食品、無公害食品、無公害農產品和綠色食品(A級,AA級)等，名詞繁多，增加了消費者識別食品安全等級的難度和市場的不透明度。

(二)我國食品安全范疇的局限性。在我國，常以食品衛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對于“食品初級生產過程中安全操作生產對食品安全性和適宜性的影響”重視不夠。

(三)我國食品安全管理體系的限制。我國企業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規范(GMP)管理系統（即是政府制定強制性的食品生產、貯存衛生法規，來確保食品衛生無害的體系）

[2]。但它們和FAO/WHO的《國際食品法典》推薦“HACCP體系”（即通過系統性地確定具體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證食品安全性的系統），相比存在著很大差距。[3]

(四)我國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統性不夠。由于我國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沒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產業鏈基礎上，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廣度不夠；具體標準和法規的制定上也不夠協調和系統。

三、構建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是食品安全的一個發展趨勢

（一）發達國家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體系的建設是我國保證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也是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實施我國環境戰略的需要。研究、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有利于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和產業政策的完善以及與國際市場的接軌。

1、美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美國是一個十分重視食品安全的國家，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在美國非常繁多，如《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食品質量保護法》和《公共衛生服務法》等。這些法律法規覆蓋了所有食品和相關產品，并且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體的標準以及監管程序。在美國，負責食品安全管理的機構有三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美國農業部(USDA)和美國國家環境保護機構(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就不允許其上市銷售。另外，美國從事食品生產、加工與銷售的企業，不存在無照企業或者家庭作坊式企業，因此摻假現象極少。

2、德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食品管理歷史悠久的德國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國之一，飲食業出口約占制成品出口總額的13%，同時德國又是食品進口大國。德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涉及全部食品產業鏈，包括植物保護、動物健康、善待動物的飼養方式、食品標簽標識等。德國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設中構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導性政策》，它們互相補充、構成了范圍廣泛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基礎。在德國，無論是國產還是進口食品，在包裝的標簽上都注明商標、食品成分和有效期，還有有關商檢機構質量認可的顯著標志。早在1879年，德國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實行的《食品法》包羅萬象，所列條款多達幾十萬個。為了保證食品安全，德國對食品生產和流通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嚴格的檢查和監督。無論是屠宰場還是食品加工廠，無論是商店還是食品在轉運過程中，食品必須處在冷凍狀態，不新鮮的肉絕對不允許上市出售。為了保證國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實施，國家設立了覆蓋全國的食品檢查機構，聯邦政府、每個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設有負責檢查食品質量的衛生部門。

3、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加拿大食品檢驗相當嚴格，商場內幾乎所有的食品都標有出廠日期或有效期，過期食品不允許出售給消費者。比如面包，商店會在有效期到達的前一兩天，捐贈給慈善機構，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貨架銷毀。在原有檢驗制度的基礎上，聯邦政府還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規定，所有食品必須在成分說明的標簽上列出13種主要營養成分，包括脂肪、飽和脂肪、卡路里、鈉、纖維、蛋白質、鈣和鐵等，以防止有些廠商濫用所謂的“健康食品”、“綠色食品”定義，推銷一些其實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論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場、肉類加工廠或商店內的標牌上寫有“政府檢驗過的肉類”字樣，百姓就盡管放心買，大膽吃，因為在食品衛生監控方面，檢疫部門從不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全面修正《食品衛生法》日本人青睞國產食品。日本的《食品衛生法》對所有食品都有極為詳細的規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劑，必須在潔凈衛生狀態下進行采集、生產、加工、使用、烹調、儲藏、搬運和陳列。自日本發現了瘋牛病后，日本政府決定成立由科學家和專家組成的獨立委員會——食品安全委員會，并由政府任命擔當大臣，委員會將對食品安全性進行評價，下設常設事務局，同時還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衛生法》、確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據報道，該宣言強調《食品衛生法》的目的要從確保食品衛生改為確保食品安全，必須明確規定國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應負的責任。

（二）發展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建議

1、加強食品安全法律建設和法制管理。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加強國外食品安全法律標準的研究、消化，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我國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行政規章、規范性文件等多層式法律體系，探索和發展既和國際接軌，又符合國情的理論、方法和體系。眾所周知，美國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國家之一，它的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非常繁多，既有綜合性的，如《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食品質量保護法》和《公共衛生服務法》，也有非常具體的《聯邦肉類檢查法》、《禽產品檢查法》和《蛋類產品檢查法》等。這些法律法規幾乎涵蓋了所有食品，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體的標準以及監管程序。再如英國1990年出臺的《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生產、銷售以及各種食品、飲料所包含的具體成分和衛生標準都有詳細的規定。

2、盡快糾正我國食品安全標準不規范、不夠嚴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參照《國際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原則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從食品安全的全程監控著眼，把標準和規程落實在食品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消除所謂的“綠色壁壘”。目前我國共有1070項食品工業國家標準和1164項食品工業標準。這些標準絕大多數都是2000年以前制訂的，其中最早的制訂于1981年。為了適應進出口食品檢驗,還有進出口食品檢驗方法行業標準578項。即是說：各類食品安全標準大都僅僅是行業標準而非國家標準。而食品管理先進的國家食品標準都是由國家專門的立法機構制定的，而且一種產品只有一個標準，清晰明確，有利于標準的貫徹執行。而我國受多年來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有些食品標準產生形成兩套標準。如碳酸飲料、飲用純凈水、食鹽、醬油等均是兩套標準。[4]國外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在采取的環境保護上起步早、成效大、公眾環保意識強、環保技術先進、環保標準較高，它們制定的綠色技術標準幾乎已經成為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我們只有加快與之接軌，把綠色壁壘由現階段的出口障礙變成促使我們加快發展綠色產業的強大動力,這最終的收益者還是我們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體系(HACCP體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實落實食品良好操作規范(GMP規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礎上，盡快引人推廣“HACCP體系”。首先在出口企業全面推行“HACCP體系”認證。把“HACCP體系”納入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由逐步推行“HACCP體系”走向強制實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和管理體制。如目前轉基因食品特別是轉基因農作物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國爭論不休。雖然我國在2003年4月就制訂了《轉基因食品安全管理辦法》，但我們仍可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做法，針對我國國情來建立農業管理部門與食品工業管理部門合一，對農業和食品工業實行一體化管理的機構。[6]

5、加強現有法律法規的懲罰力度，依法加強權力監督，實施對食品安全的有效保護。（1）當前,我國食品安全性的惡化態勢，原因固然很多，但現有法律法規中的懲罰力度較弱不能不說是一條重要原因。例如《食品衛生法》中規定，處罰金額要根據有無“非法所得”來確定。很顯然，食品生產經營者當然不會提供非法所得，衛生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對非法所得也就難以認定。這樣，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等加工窩點，由于違法成本極低，法律法規不僅起不到懲戒作用，實際上是放縱了違法者。結果造成食品污染的態勢愈演愈烈，發生在道德領域內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7]（2）各級人大作為地方最具權威的監督機構，依法實施法律監督和經濟工作監督，是憲法賦予的職權，應充分發揮其監督作用，果斷啟動監督程序，依法加強監督，及時發現、糾正和撤銷違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為。

第二篇：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惡性食品安全事故引發人們對食品安全的深切關注，也促使政府重新審視這關系國家公共安全的問題。然而，現行的《食品衛生法》對體系內其他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的指導作用已大大降低。主要原因包括：

一、《食品衛生法》等法律法規所調整的范圍過于狹窄。《食品衛生法》的“食品”概念是狹隘的，并沒有包括種植、養殖、儲存等環節中的食品以及與食品相關的食品添加劑、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的生產、經營或者使用。而食品安全問題本身涵蓋了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法律應"-3反映出食品在這個過程中的整個生物鏈條。僅對食品生產經營階段中發生的食品安全法律關系進行調整使得該法出現了較大的法律監管盲區。

二、《食品衛生法》確定的執法主體職責已與現實情況有所脫節。1998年機構改革之后，我國食品監管主要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安部、農業部、商務部、衛生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海關總署等多個部委共同按職能分段監管，與《食品衛生法》比起來，已形成了食品安全多部門的監管體制。

三、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內容比較單薄，對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所導致的食品安全的新情況、新問題大多尚未涉及與經濟發達國家的食品安全法規相比，我國缺少一系列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制度。同時，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對“食品安全”等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尚未有明確的法律定義。

四、食品安全法律責任的規定不嚴、銜接不順、內容不全。《食品衛生法》規定，食品生產經營過程不符合衛生要求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以處以5000元以下的罰款；拒不改正或者有_其他嚴重情節的，吊銷衛生許可證。食品衛生是食品安全最基本的要求，對違反衛生規定的當予重罰。然而根據該法，在一般違法情況下，除了責令改lY-和警告之外，5000元以下的罰款落-在執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汜0-圍之內，且不說罰款的上限太低，如此“可以”也為追究違法者的行政責任創造了迂回的空間。

五、現行食品安全法律體系q-尚欠缺對監管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管職責的落實和失職責任的追究機制在建立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過程中，應當首先抓緊組織修訂《食品衛生法》。建議方法有二：(一)是把《食品衛生法》更名為《食品安全法》，做一次全面修訂和補充；(二)是重新制訂一部《食品安全基本法》，作為食品安全領域的“母法”，其基本內容至少應當包括如下方面：1．目的：綜合促進和保障食品安全。2．定義：明確“食品”、“食品安全”等名詞的法律含義。3．食品安全監管范圍：國家對食品安全實行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監管。4．監管體制：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我國食品安全基本監管框架和各方職能。

5．食品安全監管原則：確保人民身體健康，注重科學依據，控制和預N-并重，公開、客觀、公正，等等。6．社會其他各階層的食品安全責任。7．應急處理。8．標準檢測，含市場準入。9．安全風險評價。10．信用體系。11·食品安全信息網絡。12．宣傳教育。13．行業協會、研究機構的推動。14．法律責任。

文章來源于云南培訓認證網http:///n12282c1037p8.aspx

第三篇：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現狀和完善

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現狀和前瞻

內容摘要

腐敗問題是目前全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社會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戰。腐敗現象之所以蔓延，縱然有其社會、經濟、文化等各種致因，但從制度建構層面上分析，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不完善應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反腐倡廉必須與依法治國結合起來，通過法制的方式，讓反腐成為常態的機制。因而，加強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建設，完善各項法律制度，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打擊、懲處力度，建立有效的監督體系，是預防和遏制腐敗的最佳途徑。本文主要從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建設現狀、我國現有反腐敗法律體系存在缺陷以及我國反腐敗法律的完善和前瞻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關鍵詞：反腐敗、法律體系、缺陷、完善

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現狀和前瞻

腐敗問題是目前全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也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社會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戰。腐敗現象之所以蔓延，縱然有其社會、經濟、文化等各種致因，但從制度建構層面上分析，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不完善應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加強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建設，完善各項法律制度，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打擊、懲處力度，建立有效的監督體系，是預防和遏制腐敗的最佳途徑。本文主要從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建設現狀、我國現有反腐敗法律體系存在缺陷以及我國反腐敗法律的完善和前瞻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建設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經歷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的轉變，明確了執政黨而非革命黨的定位，因此我們不能再進行革命時期那種大規模的由下而上的運動。而依法治國的提出，確立了以法制方式反腐的形式。反腐倡廉必須與依法治國結合起來，通過法制的方式，讓反腐成為常態的機制。

除了我國《刑法》對貪污罪、受賄罪等一些與反腐敗有關的犯罪有明確規定外，據統計，全國省(部)級以上機關共制定黨風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2000余項，其中，中央紀委、監察部120余項，可以說，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黨的紀檢和行政監察兩個法規體系，并針對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查辦案件、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以及反腐敗源頭治本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出臺了一些反腐倡廉實踐急需的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我國已構建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

從2002年開始，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出臺，如監察機關回避制度，干部配偶、子女個人經商辦企業的具體規定，關于軍隊領導機關工作人員插手干預基層敏感事務的處理規定(試行)、關于中央企業領導人員廉潔自律若干規定的實施辦法(試行)》等。

2003年是轉折的關鍵。這一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明確提出“建2 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隨著《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的生效，在2003年9月30日至10月1日，一天內有51名貪官企圖外逃時被捕。此后的8天內，司法機關共抓捕了115名企圖外逃的貪官。

同樣在2003年，中央紀委確立了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制度建設的總體目標，即：按照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總體目標，按照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總體部署，在2010年前建立起能夠適應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需要的中國特色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制度體系。這個體系可以簡述為：以憲法和黨章為依據，由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和中央紀委、監察部制定或認可，包括其他有黨內法規制定權或國家立法權的黨組織、地方人大、行政機關制定或認可的，有若干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門類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規、規范所組成的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

整個體系大致包括三大法律制度規范，即：關于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國家法律法規及其他法律法規中關于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規范；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黨內法規及其他黨內法規中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規范；從中央到基層的黨的組織、行政機關和其他單位制定的關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規范。其中除國家法律體系中關于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規范應當由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負責、紀檢監察機關可以按照有關規定程序提出立法建議之外，其他兩部分都應納入紀檢監察機關的責任范圍，納入應當建立的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制度體系中。

在這個體系中，大致有以下l0個法規制度門類：1．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制度總類，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行政監察法》等；2．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和其他行為規范方面的法規制度；3．查辦違犯黨紀政紀案件及其他工作程序方面的法規制度；4．處理違犯黨紀政紀的黨員和國家公務員方面的法規制度；5．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工作方面的法規制度；6．監督制約和從源頭上預防、治理腐敗工作方面的法規制度；7．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工作方面的法規制度；8．紀檢監察職能、組織機構建設、內部監督方面的法規制度；9．與國(境)外有關機關進行反腐敗協作方面的法規制度以及根據有關國際公約起草制定的國內法規制度；10．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以及地方各級黨的組織、行政機關的有關法規制度。

2004年反腐敗力度進一步加大。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3 始實施，國務院和地方政府取消和調整的項目高達1806項，中組部和中紀委組建了專門的巡視機構，確立了干部引咎辭職制度，同年開始試點的“領導家屬境外留學定居備案制度”。該制度要求黨政領導干部和國企廠長經理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必須報備，說明其資金來源。這一措施無疑加大了對貪官的成攝力，有利于堵塞貪官外逃之路。同在這一年，中共中央連續向黨內下發了3個文件：《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分別針對完善黨內監督、明確黨內紀律和保障黨員權利、發揚黨內民主。

中國從2005年進入了體系反腐敗的階段。為了適應新時期對法規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全面規劃法規制度建設，中央紀委、監察部會同有關單位從2005年開始對改革開放以來涉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文件進行了全面清理，決定廢止l15件。同時對法規制度進行了科學分類，編制了(2004～2007年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制度建設工作規劃)。

為與國際聯手合作，共同打擊腐敗犯罪，2005年l0月27日10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l8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批準《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決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是在2003年10月31日第58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這是聯合國第一部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為止第一個關于治理腐敗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廣泛、創新性的國際公約。對《公約》的批準將對我國的反腐敗斗爭產生積極影響，能夠使我國和國際上其他國家一同共筑一道堅強的反腐敗屏障，更好地開展國際間反腐敗的交流與合作，使我國打擊和預防腐敗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也為我國遣返外逃腐敗犯罪人員，追繳被非法轉移國外的資產提供了國際法依據。

2005年，中共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該《實施綱要》提出，要加快制定廉政立法進程，研究制訂反腐敗方面的專門法律；修訂和完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制度；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制訂和修改有關法律，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權責明確、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保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建立執法合作、司法協助、人員遣返、涉案資金返還等方面的反腐敗國際合作機制；健全公安、審判、檢察機關相互配合和制約的工作機制，加大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的力度；加強紀檢、審判、4 檢察、公安、監察、審計等執紀執法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跨區域協作辦案及追逃、追贓機制，完善相關程序，形成整體合力。這些思路有益于我國反腐敗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推動我國反腐敗司法體制出現突破性進展。《綱要》還提出，要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認真運用黨反腐倡廉的基本經驗，借鑒國外反腐敗的有益做法，加強全局性、前瞻性問題的研究，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

從上述反腐法律制度的建設過程，可以清晰看出中央注重制度系統配套的思路。具體地講，既注意了單項制度的制定修訂，又與其它制度協調配合；既有懲戒性、約束性規定，又有激勵性、保障性規定；既有實體性制度建設，又有程序性制度建設。并且，還努力使黨內制度與國家法律相銜接，這體現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適時將經過實踐檢驗、適應形勢發展的黨內制度轉換為國家法律法規，增強約束力和強制力，將是反腐制度建設的重要方向。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充分意識到應注意借鑒國外經驗，吸取全人類的優秀成果。目前的工作重點，是做好我國法律法規與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銜接工作，對一些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和完善。《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是一個很好的樣本，通過國際合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國的法制健全程度。

二、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存在的缺陷

如前所述，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反腐敗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夠完備，很多領域尤其是國家公務活動領域需要大量立法以規范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很多制定出來的法律在規定上過于寬泛，可操作性也不強，這樣不利于打擊腐敗。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制定出的有些法律條款可操作性不強。就我國法律制度而言，新《刑法》中有關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規定，其設立的初衷是為了打擊腐敗，使那些不能說明其巨額財產來源的腐敗分子得以嚴懲。但在實際操作中，此款法律條文往往被腐敗分子得以利用，而有些司法機關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也可借這一條款的便利掩蓋腐敗分子的罪行。因為此款罪名的最高刑期為有期徒刑5年以下，跟受賄罪與貪污罪的最高量刑—— 死刑無法相比，因而，腐敗分子可以不主動交待諸如受賄、貪污之類的罪名，以免受到更重的處罰。這樣，腐敗分子得以從輕5 處罰，這就造成法律對腐敗行為的打擊不力，甚至縱容了腐敗。

2、行賄罪的定罪和量刑過寬、過輕。賄賂是雙方行為，行賄者和受賄者都從賄賂行為中獲得了非法收入，行賄者不是自愿就是主動參與腐敗行為。中國典型腐敗案例表明，行賄者經濟收益較高，即所謂的“送去一只雞，換回一頭牛”。而行賄者獲得這種收益的方式是非法的。受賄和行賄，這兩種犯罪具有孿生關系。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200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行賄案件1906件，而同年腐敗案件立案36447件，行賄案件的查處只占腐敗案件的5.2%，行賄罪的查處力度顯然很弱。行賄罪的量刑應與受賄罪等同，這樣對行賄者有震懾力，使其在行賄時想到法律的嚴懲而不敢行賄。美國法律有關懲處行賄者的辦法，幾乎沒有體現出行賄者與受賄者之間的這種不對稱性，在美國，賄賂雙方所受到的懲罰基本相同。但在我國，現實操作中對貪污受賄的懲處條款相對嚴密些，而對行賄者的懲處反而寬松，并且每年查處的大量腐敗案件中，行賄案件為數不多，這對于遏制腐敗將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鑒于此，應考慮對我國《刑法》中關于行賄罪的定罪和量刑上加大處罰力度。

3、賄賂犯罪中的對象過于狹窄，根據我國《刑法》規定，賄賂犯罪中的對象僅限于財物。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好處，而不限于財物。這一方面致使我國的反腐敗法網過于粗疏，另一方面也與《公約》的規定相異，不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規定的既指財物也包括財產性利益的賄賂物的范圍，范圍過窄，無法和世界接軌。同時，也不符合社會現實對法律規定的需求。在內地．因許多人了解法律關于賄賂物只限于“財物” 的規定，出現了許多規避法律的適例。如行賄人向受賄者提供金錢和財物以外的其他利益。包括提供性服務、包辦出國度假、包辦子女出囝留學等等。而這種社會危害并不亞于實物的賄賂，甚至超出實物賄賂的危害。鑒于此，我國現行立法應加以修改，擴大賄賂犯罪對象的范圍，將“任何形式的好處”作為賄賂犯罪對象的范圍。但應將財產或財產性利益與公民之問的饋贈區別開來，合理界定賄賂犯罪的犯罪圈。

4、腐敗案件查處力度弱。據專家研究發現，在我國受黨紀、政紀處分的黨員干部中，腐敗罪行實際受到查處被判刑的大約在6— 1O %之間。根據中央組織部的數據計算，1993-1998年全國受黨紀政紀處分的黨員干部累計達到2．89萬人，而平均每100名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最終只有6．6人被判刑，腐敗案件查處力度相當弱。在受黨紀政紀處分的黨員干部6 中，省部級干部被判刑的比例為1O．3，地廳級比例為9．1，縣處級比例為6．4。

5、我國現有的反腐敗機構獨立性不強。我國現有反腐敗機構可以說是由黨、政和司法協力組成的有層次的結構，包括檢察機關的反貪機構、黨內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的監察委員會，三者各司其職。

我國現有的反腐敗機構主要是檢察機關內設的各級反貪局，反貪污局是由檢察機關內設的經濟檢察廳演變而來的，l 989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檢察廳率先改名為反貪污賄賂局。I989年8月18日全國第一個反貪局在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成立，隨后，全國各級檢察院成立了這一專門機構，l995年I1月1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反貪污賄賂檢察廳更名為指導全國范圍內的反貪污賄賂總局。其負責受理舉報中心移送的經濟案件；偵查貪污、賄賂等重大經濟罪案；分析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的情況、規律及主要犯罪發展趨勢；研究偵查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的措施和手段；制定偵查工作的有關規定。其后為進一步加強對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犯罪的預防，在檢察機關內部設立了職務犯罪預防機構，其職責是結合查辦職務犯罪，及時對作案環節和作案手法進行分析研究，掌握犯罪的特點、規律及發生的原因，幫助案發單位汲取教訓，堵漏建制，加強防范。紀律檢查委員會(紀委)是中國共產黨內負責黨紀的委員會，除中央設有紀律檢查委員會外，在內地各級黨組織亦有紀委。其權能是：檢查中央直屬各部門、各級黨組織、干部及黨員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受理、審查并決定中央直屬各部門、各級黨組織、干部及黨員違反黨的紀律的處分。在行政部門，國務院下設有監察部，在各級地方政府設有監察廳和監察局，其職責主要是對一些有違法行為但未構成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行政處分。在調查中如發現有犯罪行為，則會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院依法處理。

我國的反貪污賄賂總局則是隸屬于檢察機關，且與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務院內的監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貪污賄賂職能部門之一，三部門之間存在著國家政策和法律適用的沖突境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反腐敗機構職能的發揮。而我國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專門規定了反腐敗機構，從總體上增強對腐敗犯罪的規制。《公約》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根據本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賦予反腐敗機構必要的獨立性，使其能夠有效地履行職能和免受任何不正當的影響。各締約國均應當提供必要的物資和專職工作人員，并為這些工作人員履行職能提供必要的培訓。各締約國均應當將可以協助其他締約國制訂和實施具體7 的預防腐敗措施的機關的名稱和地址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公約》所規定的反腐敗機構重在強調其職能的獨立性，以《公約》所規定的反腐敗機構為標準，應重構我國現有反腐敗機構。

三、《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主要內容及對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前瞻和完善

腐敗犯罪是一種超越國別的、危害極大的犯罪，腐敗是各國和地區著力治理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永恒的國際性的話題。基于這一思路，我們必須對目前形勢有清醒認識。在反腐敗問題上，國際上的合作和對等意識逐漸加強，封閉的反腐敗格局與封閉的經濟格局的后果一樣，只能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被邊緣化，孤立化，最終使自己成為受害者。只要認真冷靜地分析近年來我國貪官外逃的現象和在國外追繳贓款的艱辛，我們就應該意識到，在反腐敗問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獨善其身。在冷眼看世界的同時，應主動擴大視野，以融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果敢精神，參與到國際反腐敗協作化的進程中去。對國際反腐敗的偵查、起訴和審判制度，特別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的一些制度，經論證或試行在我國也是適應的，可大膽移植。我們的制度、機構、措施、術語都應考慮與國際對話的需要。我們應該誠實地回顧和面對在反腐敗法制建設和執行中的乏力和低效，也應該自信面對我們的未來，自信和務實地審視我們的發展和借鑒他人之長。我國現代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時間并不長，可塑性很強。通過積極地參與和加入國際反腐敗合作體制，我們可借鑒和吸收國際上先進的反腐敗經驗，為我所有，為我所用。

《公約》除序言外共分8個章節、71項條款，包括總則，預防措施、定罪、制裁、救濟及執法，國際合作，資產的追回，技術援助和信息交流，實施機制以及最后條款。它涉及預防和打擊腐敗的立法、司法、行政執法等方面的問題。《公約》的內容極為豐富和廣泛，涉及犯罪預防、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國際法等多學科領域。正確地認識《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運作機制，對我國及時調整、改進現有反腐敗法律機制．并參與國際合作打擊腐敗，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對于預防腐敗犯罪的發生具有積極意義 目前，腐敗犯罪越來越呈現出有組織、跨國化的趨勢。長期以來，腐敗分子8 攜巨款逃亡國(境)外后，由于各種原因，追逃工作非常艱難。腐敗分子犯罪后潛逃出境，或將贓款轉移境外，已成為各國有效懲治腐敗犯罪的一大障礙。為此，《公約》在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贓機制方面提出了針對措施。

在境外追逃、追贓機制方面，《公約》規定了腐敗犯罪所得資產追回機制。《公約》要求各締約圍應當根據本國法律，考慮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因為犯罪人死亡、潛逃或缺席而無法對其起訴的情形或其它相關情形下，能夠不經過刑事定罪而沒收腐敗犯罪所得資產，以便進行資產返還。這種境外追贓機制將從心理上給攜款潛逃、轉移贓款的腐敗分子以極大的打擊，腐敗犯罪行為人即使逃到國外，同樣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犯罪所得財產將被沒收，腐敗行為造成的后果將被從法律上消除，犯罪人除了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外將一無所獲。簽署《公約》將為逐步解決我國查辦涉外案件中的“調查取證難、人員引渡難、資金返還難”提供國際合作依據。也正是這個原因，《公約》的生效對我國國內的腐敗分子能夠產生極大的震懾作用。由于失去了不受法律懲罰的”樂土”，他們希望僥幸逃脫懲罰的心理更加脆弱。《公約》的實施，定將會明顯減少腐敗犯罪，特別是重大腐敗犯罪的發生。

（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對于國際協作打擊腐敗犯罪具有積極作用 由于腐敗犯罪系由公職人員利用職權而實施的一類犯罪。常常涉及公共財產，又由于各國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在腐敗犯罪的性質認定上往往會產生一些爭議。譬如有的國家會因意識形態差異甚至是出于敵意，將別國懲治腐敗犯罪的行為認為是政治派別傾軋或打擊持不同政見者，因而將腐敗犯罪視為政治犯罪，拒絕引渡； 或認為腐敗犯罪涉及國家財產事項，是國家政治行為，并以此為由拒絕司法協助請求、拒絕引渡。

《公約》主要通過強化引渡、司法協助來加強反腐敗犯罪領域的國際協作。主要表現為，在堅持有關引渡、司法協助的基本法律原則、司法慣例的同時，針對腐敗犯罪的自身特點和預防、打擊腐敗犯罪的實際需要，在引渡、司法協助的適用、合作方面進行了一定的改進和強化。《公約》所確立的任何犯罪不得被視為政治犯罪而拒絕引渡以及司法協助、引渡的條件、不得因為腐敗犯罪涉及財稅事項而拒絕司法協助請求或者引渡等國際合作機制的規定，對于國際協作打擊腐敗犯罪無疑具有積極作用。這些規定極大地拓展了國際社會在反腐敗犯罪領域開展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提高了合作水平、效果和效率。

（三）、加入《聯臺國反腐敗公約》利于我國反腐敗理念的改變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要求締約國根據本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制定、執行和堅持有效的預防性反腐敗政策，《公約》在強調打擊腐敗犯罪的同時，更強調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學科、多層次、多領域手段綜合預防腐敗犯罪。《公約》要求締約國根據本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制定、執行和堅持有效的預防性反腐敗致策。《公約》對于腐敗犯罪預防為主、懲治為輔的理念對于我國轉變反腐的理念具有指導意義。予嚴厲懲處是必須的，為主，為了實現反腐敗理念的轉變，策，我國是法典化國家，際公約的規定融入我國國內現行法律體系。的范疇。因此，果《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持現有法律的已有規定；則要修改相關的立法規定。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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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鄧紅梅、徐岱《法學》

3、王瑞《學報》

4、陳巧燕《校學報》

5、阮積嵩、劉杰明等《建立與完善反腐敗法律監督機制研究》載于《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6、婁海玲《論法制反腐》載于《青海社會科學》10

毋庸質疑，對腐敗犯罪設立嚴厲的懲治措施，其作用也是明顯的。我國應加緊制定有關預防性反腐敗的法律、采用間接實施國際公約時，《公約》的大多數條款都必須通過締約國的國內法予以實施。如的規定與我國現行國內法律是一致或者相同的，如果我國現有法律規定與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對我國反腐敗法律機制的影響》載于《黨政論壇》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視野下我國反腐敗法律舉措的完善》載于《當代2006年11月 2006年8月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我國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完善》載于《中共福建省委黨2006年10月

2004年第4期

并對其給但從理念層面，對腐敗犯罪事前預防

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將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屬于國際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2003年第6期

政2005事后懲治為輔的理念則不能說不值得我國借鑒和吸收。可以維有差異，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我國反腐敗法律機制的完善》載于《中共山西省委黨校

第四篇：淺談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完善

1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現狀

飼料安全法律體系是指有關飼料生產和流通的安全質量標準、安全質量檢測標準及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構成的有機體系。1999年5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并施行《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隨后有關部門先后發布和修訂了《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飼料添加劑和添加劑預混合飼料生產許可證管理辦法》、《飼料添加劑和添加劑預混合飼料產品批準文號管理辦法》、《新飼料和新飼料添加劑管理辦法》、《進口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登記管理辦法》等，初步形成了飼料安全法律體系。

雖然我國已經有了初步的飼料安全法律體系，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國飼料安全的法制化管理與國際水平還有差距；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框架結構仍有待進一步的科學化、合理化。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存在的不足主要有[1]：

1.1我國飼料安全法規體系不夠完善

我國雖然有保障飼料安全的《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新飼料和新飼料添加劑管理辦法》等，但這些法規僅對飼料質量與安全的有關方面做了一些概要性規定，相關條文過于籠統。由于這些法規出臺時間早，標準低，覆蓋面窄，所以不能充分反映新形勢下消費者對飼料安全的要求。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針對飼料安全的專門法律。

1.2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法規可操作性差

只要分析發達國家飼料安全法規體系就不難發現：其對所涉及的各項內容規定科學、嚴格、細致，有可操作性，對管理機構的職責、權利規定得十分清楚。盡管我國已制定了一些相關法規、條例和辦法，卻顯得龐大而無序。由于制定者屬于不同的管理部門，難免使得相關條款有重復和矛盾之處，當飼料安全事件出現時，解決起來十分復雜。

1.3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法規體系更新速度慢，不能與國際接軌

許多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法規都是20世紀80～90年代制定的，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都沒有進行大的修訂和完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國際飼料安全的需要。比如《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還是1999年5月29日發布并施行，2001年11月29日修訂的。這幾年來，飼料添加劑行業的發展速度十分迅速，原有條例自然顯得不相適應。

1.4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標準系統性較差

由于我國在飼料安全管理中，沒有把飼料安全建立在全部飼料產業鏈基礎上，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廣度顯得不夠；具體標準和法規的制定上也不夠協調和系統。有些法律法規在制定時，甚至沒有充分考慮到飼料安全問題。當飼料安全成為突出的問題時，原有法規條例就顯得很不適應。

1.5飼料安全體系中“角色不清、權限不清”

有些職能部門既制定和解釋法規、標準，又行使執法功能，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問題，滋生腐敗，使飼料安全難以真正落實。我國對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的管理實行分級管理的體制，而不是垂直管理體制，即飼料管理部門是本級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接受當地政府領導，上下級飼料管理部門之間存在業務上的指導關系，但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中規定全國飼料、飼料添加劑的管理由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但考慮到各地機構組成的差異，對基層飼料、飼料添加劑的管理部門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只是要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飼料、飼料添加劑管理的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飼料、飼料添加劑的管理”。由于這樣的規定并沒有把職責落實到具體部門，所以有關自然屬于失控的狀態。

2建立和完善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建議

針對上述存在問題，特提出如下建議：

2.1盡快制定《飼料法》或《飼料安全法》，進一步完善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

以發達國家為例，美國涉及飼料質量安全管理職能的聯邦機構有10余個，它們與州、縣等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過貫徹執行30多部聯邦法律法規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規，共同構筑了較為完善的美國飼料質量安全管理體系，確保了美國飼料具有很高的質量安全水平和很好的公眾信任度。據資料介紹，美國涉及飼料安全的聯邦法律有35部。其中涉及飼料質量安全監管的主要聯邦法律有《聯邦肉類檢查法》、《禽類產品檢查法》、《食品質量保護法》等[1]。

此外，日本等國家也都有比較完善的飼料安全法律體系，日本內閣成立了飼料和食品安全委員會、農林水產省成立消費安全局，科學飼料協會成立飼料安全評價委員會，全面協調飼料安全管理。同時，日本也是世界上飼料法制化管理模式較為先進的國家，飼料管理法律體系齊全配套，法律制度設置比較科學、合理和嚴謹。日本于1953年頒布《飼料安全法》，經過50多年的11次修改，現已形成從飼料原料生產(進口)、飼料加工、經營和使用，以及新產品審定、企業登記與變更、飼料標準、監督檢查和處罰的完整飼料法律體系。為適應

《飼料安全法》的不斷修改和變化，日本農林水產省及時公布了飼料安全法相關的5個配套法規，增強了該法的時效性和可操作性[2]。

由于這些國家具有完善的飼料安全法律體系，他們的飼料安全均得到了很好的保證，所以，我國也應學習這些國家的先進經驗，盡快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完善我國的飼料安全法律體系。

2.2建立健全飼料安全標準體系

發達國家的飼料安全標準體系也是十分完善的，如加拿大就有配套統一的飼料產品質量和檢測方法標準系統。其飼料質量標準涵蓋了飼料原料、飼料產品、飼料添加劑、藥物飼料添加劑等各類飼料產品，規定了產品質量規格和有毒有害物質殘留限量標準。飼料檢測標準涵蓋了所有明確的營養成分、限量物質和化學合成物質的分析方法，并與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和國際獸醫局(OIE)的標準接軌。加拿大不僅公布了允許使用的藥物飼料添加劑質量標準，而且也公布了其在飼料中的檢測方法標準和畜產品中的殘留限量標準。

近年來，我國雖然也制定了一大批飼料原料、飼料產品和添加劑質量標準，頒布施行了飼料衛生標準、飼料標簽標準和部分檢測方法標準，為飼料工業標準化生產和飼料安全監管打下了堅實基礎，但與加拿大等國完善配套的標準體系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必須加快我國飼料安全標準的制定步伐，進一步完善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應盡快制定頒布動物源性飼料檢測方法標準，抓緊修訂完善飼料安全衛生強制性標準，修改完善《飼料添加劑安全使用規范》。

2.3加大政府對飼料安全的支持和監管力度

飼料安全監管是一種政府行為，政府必須高度重視飼料安全。各級政府應當積極實施飼料安全工程，進一步加強飼料檢測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飼料和養殖產品重點區域飼料檢測機構建設的支持力度，確保飼料檢測機構能夠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同時，應將飼料安全監管經費納入各級財政預算，穩定并逐年增加飼料安全監管財政專項經費，保證飼料檢測機構的正常運行和檢測的順利開展。

在保證經費的同時，對違規企業的嚴懲也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對飼料安全違法處罰也很嚴厲，他們對生產經營不合格飼料產品的企業，農林水產省或地方政府首先責成違規企業嚴格執行召回制度，收回處理不合格產品，然后視不合格產品的數量處以10～30萬日元罰款；對衛生指標嚴重超標的企業，處以50萬日元罰款，并對法人處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對違禁生產經營藥品和造成嚴重后果的企業，處以100萬日元罰款，并對法人處以3年監禁。我國在有關條例里也制定了一些處罰細則，如違反其中規定會給予勒令停止生產、吊銷營業執照、處以一至五倍罰款、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等，但與上述國家相比，力度還有欠缺，系統性也有待加強[3]。

2.4加快推行HACCp管理步伐

HACCp英文全稱是HazardAnalysisandCriticalControlpoint，即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HACCp管理是保證飼料和食品安全面對生產全過程實行的事前、預防性控制體系。該管理體系已被世界許多國家采納，其中，一些國家還將其作為強制性管理模式加以推行。與傳統的最終產品質量檢驗相比，HACCp管理是一個確認、分析、控制生產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生物、化學、物理危害的系統方法，是一種全新的質量保證系統。推行HACCp管理是做好我國飼料安全管理的需要，因為我國飼料管理實行的是事后監督制度，迫切需要飼料生產、經營企業加強事前管理，消除各種安全隱患。HACCp管理的事前性和預防性，將大大降低事后監督成本，提高事后監督的成效。通過推行HACCp管理體系，認真分析和確定每個企業的關鍵控制點，研究預防措施，確定關鍵限值，制定監控和糾偏措施，建立企業安全管理檔案等，將有利于飼料安全事件的責任追究和樹立企業的信用[4]。

2.5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飼料安全監督

飼料安全與畜禽水產品安全乃至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密切相關。有關部門應通過多種途徑、多種方式，廣泛宣傳飼料安全法規，安全飼料及相關產品的選購和使用常識；要通過公布舉報電話等形式，為社會監督提供便捷的渠道和必要的手段，向社會各界征詢飼料安全問題的線索，以期盡可能地解決業已暴露出的飼料安全問題；要增強服務意識，及時回復社會各界的咨詢和建議，及時通報有關問題的處理結果；要制定相應的激勵措施，對提供重要線索和建議的人員給予表彰或獎勵。

參考文獻

[1]張仲秋.飼料安全是動物性食品安全的基礎[J].廣東飼料,第14卷第6期.[2]王敏.美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的考察與啟示[R].農業質量標準,2008（1）.[3]農業部飼料安全監管考察團成員學習借鑒務實發展――日本和韓國飼料安全監管考察紀實[R].中國飼料,2004.1.[4]楊振海,張志青,馬瑩.推行HACCp管理確保飼料安全[DB].中國食品產業網.（作者簡介：顧正祥，男，江蘇財經職業技術學院糧食工程系講師，現從事動物營養與飼料加工兼法學研究與教學。）

第五篇：淺談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完善

1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現狀

飼料安全法律體系是指有關飼料生產和流通的安全質量標準、安全質量檢測標準及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構成的有機體系。1999年5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并施行《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隨后有關部門先后發布和修訂了《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飼料添加劑和添加劑預混合飼料生產許可證管理辦法》、《飼料添加劑和添加劑預混合飼料產品批準文號管理辦法》、《新飼料和新飼料添加劑管理辦法》、《進口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登記管理辦法》等，初步形成了飼料安全法律體系。

雖然我國已經有了初步的飼料安全法律體系，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國飼料安全的法制化管理與國際水平還有差距；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框架結構仍有待進一步的科學化、合理化。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存在的不足主要有[1]：

1.1我國飼料安全法規體系不夠完善

我國雖然有保障飼料安全的《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新飼料和新飼料添加劑管理辦法》等，但這些法規僅對飼料質量與安全的有關方面做了一些概要性規定，相關條文過于籠統。由于這些法規出臺時間早，標準低，覆蓋面窄，所以不能充分反映新形勢下消費者對飼料安全的要求。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針對飼料安全的專門法律。

1.2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法規可操作性差

只要分析發達國家飼料安全法規體系就不難發現：其對所涉及的各項內容規定科學、嚴格、細致，有可操作性，對管理機構的職責、權利規定得十分清楚。盡管我國已制定了一些相關法規、條例和辦法，卻顯得龐大而無序。由于制定者屬于不同的管理部門，難免使得相關條款有重復和矛盾之處，當飼料安全事件出現時，解決起來十分復雜。

1.3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法規體系更新速度慢，不能與國際接軌

許多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法規都是20世紀80～90年代制定的，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都沒有進行大的修訂和完善，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國際飼料安全的需要。比如《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還是1999年5月29日發布并施行，2001年11月29日修訂的。這幾年來，飼料添加劑行業的發展速度十分迅速，原有條例自然顯得不相適應。

1.4我國現有的飼料安全標準系統性較差

由于我國在飼料安全管理中，沒有把飼料安全建立在全部飼料產業鏈基礎上，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廣度顯得不夠；具體標準和法規的制定上也不夠協調和系統。有些法律法規在制定時，甚至沒有充分考慮到飼料安全問題。當飼料安全成為突出的問題時，原有法規條例就顯得很不適應。

1.5飼料安全體系中“角色不清、權限不清”

有些職能部門既制定和解釋法規、標準，又行使執法功能，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問題，滋生腐敗，使飼料安全難以真正落實。我國對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的管理實行分級管理的體制，而不是垂直管理體制，即飼料管理部門是本級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接受當地政府領導，上下級飼料管理部門之間存在業務上的指導關系，但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飼料和飼料添加劑管理條例》中規定全國飼料、飼料添加劑的管理工作由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但考慮到各地機構組成的差異，對基層飼料、飼料添加劑的管理部門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只是要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飼料、飼料添加劑管理的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飼料、飼料添加劑的管理工作”。由于這樣的規定并沒有把職責落實到具體部門，所以有關工作自然屬于失控的狀態。

2建立和完善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的建議

針對上述存在問題，特提出如下建議：

2.1盡快制定《飼料法》或《飼料安全法》，進一步完善我國飼料安全法律體系

以發達國家為例，美國涉及飼料質量安全管理職能的聯邦機構有10余個，它們與州、縣等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過貫徹執行30多部聯邦法律法規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規，共同構筑了較為完善的美國飼料質量安全管理體系，確保了美國飼料具有很高的質量安全水平和很好的公眾信任度。據資料介紹，美國涉及飼料安全的聯邦法律有35部。其中涉及飼料質量安全監管的主要聯邦法律有《聯邦肉類檢查法》、《禽類產品檢查法》、《食品質量保護法》等[1]。

此外，日本等國家也都有比較完善的飼料安全法律體系，日本內閣成立了飼料和食品安全委員會、農林水產省成立消費安全局，科學飼料協會成立飼料安全評價委員會，全面協調飼料安全管理。同時，日本也是世界上飼料法制化管理模式較為先進的國家，飼料管理法律體系齊全配套，法律制度設置比較科學、合理和嚴謹。日本于1953年頒布《飼料安全法》，經過50多年的11次修改，現已形成從飼料原料生產(進口)、飼料加工、經營和使用，以及新產品審定、企業登記與變更、飼料標準、監督檢查和處罰的完整飼料法律體系。為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