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思想匯報：也說完善中國的法律體系

敬愛的黨支部：

法制是人類社會維系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社會規則，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自古以來，法制建設就是一個難題，它關系著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和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以夏、商、秦等為代表的法制不斷走上嚴酷的極端，以致產生指鹿為馬、橫征暴斂、路人以目，于是一夫夜呼，應者云集，揭竿而起，忽焉亡也的局面;另則，以唐王朝、明末李自成政權等為代表的法制日益寬縱，導致豪強坐大，撼動國本，軍閥混戰，天下易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制決定了上層建筑能否適應經濟基礎，能否維系本群體生存與發展，能否保持和鞏固政權的統治地位。法制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實現互動的載體。如今社會在發展，經濟基礎在變化，法制也要不斷地變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了帝國主義的殘酷統治，建立了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廢止了為鞏固自己統治而實施的殘酷刑法，和嚴格的等級制度，轉向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賦予人們選舉權、被選舉權等諸多權利，深得人心。

早在十五大黨就提出要在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工作目標已如期完成，并全面闡述了法律體系形成的重大意義和基本經驗。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黨一路走來，歷經無數坎坷，飽受雨雪風霜，但是她無畏艱難困苦，一路櫛風沐雨，披荊斬棘，攻克了一個又一個巨大的難關，將法制同人權聯系起來，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在今年的全國人大十一屆四次會議上，一些學者提出：完善中國的法律體系，就需擴大人民參與立法的工作。此項意見的提出，已說明中國的法律體系在不斷進步中，黨和國家將更多的權利給予人民，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已經到來。保障民生，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一個政黨的執政之基。

嶄新的2012年，在這個明媚的春天中，我們迎來了一縷縷燦爛的陽光。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繼續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將繼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建設將繼續揚風起航。

匯報人：好范文

第二篇：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市場經濟是依法規范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組織和行為、市場交易行為和秩序、與市場密切相關的勞動、社會保障等規范，都是以市場活動為核心的法律規范。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斷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不僅為市場經濟的培育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條件，而且為公私財產權的保護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的建立提供了較為有效和全面的制度保障。

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1992年中國明確宣布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后，市場經濟立法的步伐明顯加快。特別是八屆、九屆全國人大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立法活動，一系列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順利出臺，從而初步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

(一)憲法的修訂

中國現行憲法頒布于1982年12月4日。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和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礎和依據，憲法首先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做出了積極的反映，表現在1988年、1993年和1999年連續三次對憲法的修正。1998年憲法修正案規定：“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同時還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明確寫入了憲法，并將國營經濟改為國有經濟。1999年的憲法修正案把“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制目標寫入憲法。上述三次憲法的修改使得有關的規范和內容進一步適應客觀實際，為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從而更好地發揮其根本法的作用。

(二)市場主體法律制度的制定

市場主體主要是企業，企業立法占有關市場主體立法的絕大部分。50多年來，中國都以所有制為標準來劃分企業。企業工商登記，首先要標明其所有制性質，分為全民、集體、私營和個體等四種。這四種劃分標準不科學，例如私營和個體企業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責任來看，又不是處于平等的地位。這種劃分，顯然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為此，中國分別于1993年、1997年、1999年頒布了《公司法》(1999年修訂)、《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三部法律。這三部關于市場主體的法律，不是以所有制為標準來劃分企業，而是按出資者的形態和出資者責任來劃分的，如此以來，健全了中國有關市場主體的立法，使以往按照所有制來區分企業形式的做法得到改變。

《公司法》為國有企業的改革確立了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條件、組織機構、公司股份與債券的發行與轉讓、解散與清算、外國公司分支機構以及違反公司的法律責任等內容。公司法通過調整公司的內外關系，保障公司、股東、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適應了市場經濟的需求，并與國際接軌，改變了濫設公司的狀況，為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提供了法律依據。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頒布與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一，股東財產和公司財產的分離。公司法第四條規定，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股入公司的資產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這意味著，包括國有出資人在內的公司的股東在出資后僅享有股東權，公司則對出資人出資形成的財產享的包括所有權在內的全部法人財產權。因此，公司可依法對其擁有的財產占有使用、受益和處分，實現了公司財產和股東財產的分離。第二，股東承擔有限責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資本劃分為等額股份，股東以其所持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第三，公司具有獨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企業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換言之，公司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義獨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合伙企業是企業組織形式的一種，它是由各合伙人訂立合伙協議，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并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營利性組織。合伙企業雖然是多投資主體舉辦的企業，但它不同于公司，其本質特征是出資人(合伙人)對合伙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合伙企業對其債務，應先以其全部財產進行清償。合伙企業財產不足清償到期債務的，各合伙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合伙企業法》規定了合伙企業的設立、合伙財產、合伙事務的執行、入伙與退伙、解散與清算、法律責任等問題。其宗旨在于調整合伙關系，保護債權人利益，促進合伙經濟發展。中國的私營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合伙企業；企業聯營中，也有一批聯營組織屬于合伙性質。但是，《民法通則》對合伙僅作了原則規定，不能合伙企業的發展需要。因此，合伙企業法對保障多種經濟的發展十分必要。

個人獨資企業是依照《個人獨資企業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濟實體。個人獨資企業的設立實行準則主義，其設立本身不需經過審批。個人獨資企業有兩大特點：一是出資人控制嚴，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對本企業的財產依法享有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和繼承；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二是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上述三部法律的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過去以所有制劃分企業的標準正是過渡到以企業資本構成和投資者責任形式為標準，中國開始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經濟主體 結構。原國有企業將根據公司法的規定逐步改建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從而在企業的組織形式上，以公司制企業為主，包括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形式。這樣，有利于實現市場主體之間真正的平等，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公平競爭秩序，因而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需要。

(三)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中國已經頒布的這類法律制度，包括合同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擔保法等。

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新《合同法》對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具有重要意義：(1)實現了合同法的統一；(2)對合同的訂立作了詳細的規定；(3)承認了法人越權訂立的經濟合同仍然對其產生約束力；(4)采納了英美法上的隱名代理制度；(5)確立了合同履行抗辯制度和債的保全制度，保障交易的安全；(6)完善了違約責任制度；(7)建立了總則和分則并立的合同法體系，增強了合同法的適用性和現實性；(8)為增強合同法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技術上，為求簡練，合同法大量使用了參照條款，以便操作；(9)對合同的解釋方法進行了明確規定。

《擔保法》于1995年6月 30日通過，是調整借貸、買賣、貨物運輸、加工承攬等經濟活動中，債權人以擔保方式保險其債權實現的法律規范。參照大陸法系的立法經驗，中國擔保法規定五種擔保方式：保證、抵押、質押(包括動產質押和權利質押)、留置和定金，適應了經濟發展和融通資金的需要。

《票據法》于1995年5月10日通過，是調整公民、法人因票據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它規定匯票、本票和支票三種票據制度，確定票據上的權利義務，具有強制性、技術性、國際統一性的特征。

《保險法》于1995年6月30日通過，2002年10月修訂，是調整公民、法人因保險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

《證券法》于1998年12月 29日通過，是調整因證券的發行、交易和管理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旨在建立和發展統一的證券市場，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證券發行、交易環境，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

(四)市場管理秩序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在市場管理秩序的法律制度方面，中國先后制定了《標準化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食品衛生法》、《藥品管理法》、《拍賣法》等，分別對市場的公平競爭、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廣告行為、拍賣規則等作了相應的規定。

在規范金融市場秩序方面，先后制定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金融機構撤銷條例》等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對理順金融關系、完善金融體制，廢除傳統的結算方式，實現貨幣支付的票據化等都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規范涉外管理秩序方面，頒布了《海關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等法律，與此同時，國務院又制定了一批配套的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先后制定和修訂了《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此外，1993年9月我國頒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開始明文保護商業秘密，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還列有專章，規定了對嚴重侵犯商標權、侵犯版權、侵害商業秘密及假冒他人專利者進行刑事制裁。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

在資源和環境保護方面，先后頒布實施了《礦產資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電力法》、《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噪聲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與此同時，國務院及其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頒布了相應配套的有關環境保護的行政法規和規章，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已經完備起來。

在規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方面，中國行政程度立法有很大的進步。1996年通過了《行政處罰法》，確立了處罰權限和處罰機關依法設定原則，處罰公正、公開原則，一事不再罰原則和保障權利原則，并對處罰的聽證程序作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國家賠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給予受行政機關違法行政行為約束或因此造成損害的行政相對人以法律程度和實體的救濟。

(五)宏觀調控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在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方面，為了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轉變政府職能，中國制定了《預算法》、《審計法》、《會計法》、《對外貿易法》、《稅收征收管理法》、《個人所得稅法》、《價格法》等。預算法，是規定預算的編制、審議、通過和執行的法律，其目的在于預算的編制、審議、通過程序規范化，強化對預算決算執行的監督，保障預算收支平衡。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成功地進行了稅制改革，它涉及中國原有的流轉稅制、所得稅制、資源和財產稅制、目的行為稅制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38個稅種。經過這次改革，使中國的稅收制度走上了規范化、法制化的道路，而且使增值稅這種具有公平、中性、透明、普遍特點的稅種成為中國流轉稅的主體稅種，使流轉稅和所得稅成為中國整個稅收制度體系的主體，同時，也充實和增設了輔助稅種，從而統一了企業的稅負，加強了稅收征管，以強化稅收宏觀調控功能，調節各經濟主體利益，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保障社會公平。價格法規定經營者自由定價的基本原則、價格主管機關的職責、價格的總水平控制等內容，以規范價格行為，發揮價格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穩定市場價格水平，實現有效地調節價格的功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價格法》規定的價格聽政制度，價格聽證制度是現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確立了一個由政府、調定價申請人以及消費者三方共同參與論證、相互制約的價格形成機制，從而將政府制定價格的行政行為納入法定的軌道和規范的程序，為決策結果更加民主、科學和公正創造了條件。

中國于1985年就制定了《會計法》(1993年、1999年兩次修訂)，1992年11月財政部發布了《企業財務通則》和《企業會計準則》以及13項行業會計制度和10項行業財務制度，結束了中國40多年來在計劃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會計模式，確立了與市場相適應并符合國際慣例的新會計模式。2000年6月由國務院發布了《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2000年12月財政部發布了《企業會計制度》，至此，基本上形成了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行業會計核算制度——企業會計核算制度的會計制度體系，建立起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

(六)勞動及社會保障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在規范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方面，先后制定了《勞動法》、《工會法》。勞動法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頒布的第一部勞動法。與此同時，國務院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為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又頒布了大量的有關勞動和社會保障的行政法規或規章。

(七)司法審查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建立司法審查機構和司法審查程序方面，中國在人民法院中建立了行政審判庭，1989年頒布了《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建立了中國比較系統、完整的司法審查制度，它包含著許多重要的實體性規范條款以及應當從實體法的角度加以理解的表現為程序形式的條款。

中國按照WTO法律制定或者修訂的法律法規已陸續對相關的司法審查做出了規定，如新修訂的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法分別取消了行政機關的終局裁決權，均賦予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新制定的反傾銷、反補貼、貨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以及其他有關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行政法規，均對相應的司法審查做出了規定。2002年8月通過并于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則進一步擴大了司法審查的范圍，規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有關國際貿易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02年11月21日頒布并將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查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審查反補貼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為了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行政審判工作的新形勢，繼《關于審查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之后，出臺的有關人民法院審查與世貿組織規則相關的反傾銷、反補貼行政案件的重要司法解釋，對于人民法院承擔世貿規則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法律文件規定的司法審查職責，保護參與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程序的組織和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監督和維護反傾銷、反補貼行政主管機關依法行政，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在權利的保護方面，在制度安排上是非常周密的，國外這方面的保護一般尚處于對“權”的保護上，而我們的司法審查不僅僅限于對“權”的保護，可以說在對“利”的保護已經超出國外的水平，在審理行政機關不作為的問題上更是比外國做得好。應當說，在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問題上，中國的行政訴訟不僅達到了WTO的要求，而且，在某些方面的規定和實踐效果上已超過了WTO的要求。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都一直在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目標而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推動了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逐漸形成。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輪廓已基本形成，與世貿組織規則接軌的法律體系正在完善。(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供稿)

第三篇：淺論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淺論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常繼生 田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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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國被都當作一件戰略性任務、基礎性工作給予高度重視。本文通過與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對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進行分析，提出對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一些建議。

關鍵詞：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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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食品安全問題日趨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并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1996年英國爆發的瘋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東南亞豬腦炎、1999年比利時等國二惡英、2001年歐洲爆發口蹄疫、以及2003年發生在我國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還有引起眾多爭議的轉基因產品可能對人體產生潛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對公共健康面臨的最主要威脅之一。重視食品安全,已經成為衡量人民生活質量、社會管理水平和國家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問題的同時，應清楚地意識到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律體系上存在諸多弊端和問題，也應引起各級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因此加強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一、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分析

（一）我國食品安全的現狀

依據全國消費者協會投訴熱點分析，2003年全國消協系統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訴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長24.1%。[1]主要問題表現在：

1、農產品、禽類產品的安全狀況令人堪憂。(1)化肥、農藥等對人體有害物質殘留于農產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質殘留于禽、畜、水產品體內。在一些地方在種植中濫用激素類農藥以保收成，在養殖中亂用激素和其他藥物以增加產量卻使農畜產品卻受到污染；(3)重金屬污染，即在農禽產品中含有超標超量的對人體健康有嚴重危害的重金屬物質。

2、制造食品的過程中使用劣質原料，添加有毒物質的情況屢屢發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質原料給食品安全造成極大隱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溝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國家有關部門認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劑品種及其用量和在產品中的殘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經質量技術監督部門檢測，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劑“過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標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飲料中成倍超標使用的化學合成甜味劑等等。(3)濫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學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過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規允許適用范圍的化學物質（其中絕大部分對人體身體有害）。例如：為使饅頭、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為使大米、餅干增亮用礦物油；用甲醛浸泡海產品使之增韌、增亮，延長保存期；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塊”（一種化工原料，學名甲醛次硫酸氫鈉）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當，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決定了它具備一定的微生物生長條件，食品加工制造過程和包裝儲運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會發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產加工及包裝條件簡陋，屢屢造成食品變質；又如我國發生的集體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國，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

菌、沙門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發生，尤其在氣溫較高的夏、秋季節更容易發生。

4、生物技術產品的出現、轉基因食品的潛在危險，同樣帶來了安全性問題。如今，轉基因食品早已擺上了人們的餐桌，比如人們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盡管目前還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對人類有害，但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已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目前人們所擔憂的是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轉基因產品是否對人體無毒、無副作用，轉基因產品與非轉基因產品是否“實質等同”無顯著差異。從國內外對轉基因生物的研究來看，轉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潛在危險：可能損害人類的免疫系統（標記基因）；可能產生過敏綜合癥；可能對人類有毒性；對環境和生態系統有害；對人類和人體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現狀

有關食品生產和流通的安全質量標準、安全質量檢測標準及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構成的有機體系，稱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食品安全法律體系規范和保障食品安全體系。總觀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律現狀，由《食品衛生法》為主導，《食品衛生行政處罰法》、《食品衛生監督程序》等數部單行的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諸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律中有關食品安全的相關規定構成的集合法群形態，是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框架的現實。

1995年正式出臺的《食品衛生法》應是我國現階段最全面地對食品衛生、安全作出規定的法律。但是現在的《食品衛生法》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如《食品衛生法》僅對104種農藥在糧食、水果、蔬菜肉等45種食品中規定了允許的殘留量，總含291個指標；而國際食品法典則對176種農藥在375種食品中規定了2439條農藥殘留標準。這樣我們在執法過程中，就會使許多有害物資蒙混過關，給為非作歹者留下作惡空間。又如該法中沒有規定為假冒偽劣食品銷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處罰的內容，應當說這是在規范食品市場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國的《食品衛生法》從試行到正式頒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據新出現的問題加以完善和強化，以有效制止和打擊食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有損食品安全的行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國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強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構建一個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應該是多層次、分門類的，囊括立法、執法、法律監管，行政處罰以及刑罰的綜合性法律體系。其次，法律體系功能的發揮要通過法律體系的結構來實現，法律體系的結構本身就體現著法律體系的功能。因此，構建法律體系首先需要的是賦予該體系一種科學合理的結構。就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現狀，我們必須承認：我國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與國際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我國食品法律體系的框架結構仍有待進一步的科學化、合理化。

(一)我國食品安全體系中的界定問題。

1、食品安全體系中“角色不清”職能部門既制定和解釋法規、標準，又行使執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現問題，滋生腐敗，食品安全難以真正落實。

2、食品安全管理中“權限不清”衛生部、農業部、環保總局、糧食總局、質檢總局、工商總局的職能權限界定不清，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成立是應勢而生。

3、不同安全等級的食品“定義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態食品、無公害食品、無公害農產品和綠色食品(A級,AA級)等，名詞繁多，增加了消費者識別食品安全等級的難度和市場的不透明度。

(二)我國食品安全范疇的局限性。在我國，常以食品衛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對于“食品初級生產過程中安全操作生產對食品安全性和適宜性的影響”重視不夠。

(三)我國食品安全管理體系的限制。我國企業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規范(GMP)管理系統（即是政府制定強制性的食品生產、貯存衛生法規，來確保食品衛生無害的體系）

[2]。但它們和FAO/WHO的《國際食品法典》推薦“HACCP體系”（即通過系統性地確定具體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證食品安全性的系統），相比存在著很大差距。[3]

(四)我國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統性不夠。由于我國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沒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產業鏈基礎上，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廣度不夠；具體標準和法規的制定上也不夠協調和系統。

三、構建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是食品安全的一個發展趨勢

（一）發達國家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體系的建設是我國保證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也是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實施我國環境戰略的需要。研究、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有利于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和產業政策的完善以及與國際市場的接軌。

1、美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美國是一個十分重視食品安全的國家，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在美國非常繁多，如《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食品質量保護法》和《公共衛生服務法》等。這些法律法規覆蓋了所有食品和相關產品，并且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體的標準以及監管程序。在美國，負責食品安全管理的機構有三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美國農業部(USDA)和美國國家環境保護機構(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就不允許其上市銷售。另外，美國從事食品生產、加工與銷售的企業，不存在無照企業或者家庭作坊式企業，因此摻假現象極少。

2、德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食品管理歷史悠久的德國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國之一，飲食業出口約占制成品出口總額的13%，同時德國又是食品進口大國。德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涉及全部食品產業鏈，包括植物保護、動物健康、善待動物的飼養方式、食品標簽標識等。德國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設中構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導性政策》，它們互相補充、構成了范圍廣泛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基礎。在德國，無論是國產還是進口食品，在包裝的標簽上都注明商標、食品成分和有效期，還有有關商檢機構質量認可的顯著標志。早在1879年，德國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實行的《食品法》包羅萬象，所列條款多達幾十萬個。為了保證食品安全，德國對食品生產和流通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嚴格的檢查和監督。無論是屠宰場還是食品加工廠，無論是商店還是食品在轉運過程中，食品必須處在冷凍狀態，不新鮮的肉絕對不允許上市出售。為了保證國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實施，國家設立了覆蓋全國的食品檢查機構，聯邦政府、每個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設有負責檢查食品質量的衛生部門。

3、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加拿大食品檢驗相當嚴格，商場內幾乎所有的食品都標有出廠日期或有效期，過期食品不允許出售給消費者。比如面包，商店會在有效期到達的前一兩天，捐贈給慈善機構，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貨架銷毀。在原有檢驗制度的基礎上，聯邦政府還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規定，所有食品必須在成分說明的標簽上列出13種主要營養成分，包括脂肪、飽和脂肪、卡路里、鈉、纖維、蛋白質、鈣和鐵等，以防止有些廠商濫用所謂的“健康食品”、“綠色食品”定義，推銷一些其實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論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場、肉類加工廠或商店內的標牌上寫有“政府檢驗過的肉類”字樣，百姓就盡管放心買，大膽吃，因為在食品衛生監控方面，檢疫部門從不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全面修正《食品衛生法》日本人青睞國產食品。日本的《食品衛生法》對所有食品都有極為詳細的規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劑，必須在潔凈衛生狀態下進行采集、生產、加工、使用、烹調、儲藏、搬運和陳列。自日本發現了瘋牛病后，日本政府決定成立由科學家和專家組成的獨立委員會——食品安全委員會，并由政府任命擔當大臣，委員會將對食品安全性進行評價，下設常設事務局，同時還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衛生法》、確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據報道，該宣言強調《食品衛生法》的目的要從確保食品衛生改為確保食品安全，必須明確規定國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應負的責任。

（二）發展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建議

1、加強食品安全法律建設和法制管理。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加強國外食品安全法律標準的研究、消化，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我國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行政規章、規范性文件等多層式法律體系，探索和發展既和國際接軌，又符合國情的理論、方法和體系。眾所周知，美國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國家之一，它的有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非常繁多，既有綜合性的，如《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食品質量保護法》和《公共衛生服務法》，也有非常具體的《聯邦肉類檢查法》、《禽產品檢查法》和《蛋類產品檢查法》等。這些法律法規幾乎涵蓋了所有食品，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體的標準以及監管程序。再如英國1990年出臺的《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生產、銷售以及各種食品、飲料所包含的具體成分和衛生標準都有詳細的規定。

2、盡快糾正我國食品安全標準不規范、不夠嚴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參照《國際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原則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從食品安全的全程監控著眼，把標準和規程落實在食品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消除所謂的“綠色壁壘”。目前我國共有1070項食品工業國家標準和1164項食品工業標準。這些標準絕大多數都是2000年以前制訂的，其中最早的制訂于1981年。為了適應進出口食品檢驗,還有進出口食品檢驗方法行業標準578項。即是說：各類食品安全標準大都僅僅是行業標準而非國家標準。而食品管理先進的國家食品標準都是由國家專門的立法機構制定的，而且一種產品只有一個標準，清晰明確，有利于標準的貫徹執行。而我國受多年來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有些食品標準產生形成兩套標準。如碳酸飲料、飲用純凈水、食鹽、醬油等均是兩套標準。[4]國外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在采取的環境保護上起步早、成效大、公眾環保意識強、環保技術先進、環保標準較高，它們制定的綠色技術標準幾乎已經成為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我們只有加快與之接軌，把綠色壁壘由現階段的出口障礙變成促使我們加快發展綠色產業的強大動力,這最終的收益者還是我們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體系(HACCP體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實落實食品良好操作規范(GMP規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礎上，盡快引人推廣“HACCP體系”。首先在出口企業全面推行“HACCP體系”認證。把“HACCP體系”納入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由逐步推行“HACCP體系”走向強制實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和管理體制。如目前轉基因食品特別是轉基因農作物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國爭論不休。雖然我國在2003年4月就制訂了《轉基因食品安全管理辦法》，但我們仍可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做法，針對我國國情來建立農業管理部門與食品工業管理部門合一，對農業和食品工業實行一體化管理的機構。[6]

5、加強現有法律法規的懲罰力度，依法加強權力監督，實施對食品安全的有效保護。（1）當前,我國食品安全性的惡化態勢，原因固然很多，但現有法律法規中的懲罰力度較弱不能不說是一條重要原因。例如《食品衛生法》中規定，處罰金額要根據有無“非法所得”來確定。很顯然，食品生產經營者當然不會提供非法所得，衛生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對非法所得也就難以認定。這樣，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等加工窩點，由于違法成本極低，法律法規不僅起不到懲戒作用，實際上是放縱了違法者。結果造成食品污染的態勢愈演愈烈，發生在道德領域內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7]（2）各級人大作為地方最具權威的監督機構，依法實施法律監督和經濟工作監督，是憲法賦予的職權，應充分發揮其監督作用，果斷啟動監督程序，依法加強監督，及時發現、糾正和撤銷違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為。

第四篇：也說中國夢 2

也說中國夢

關于中國夢的討論，開啟了豐富的可能性，這讓人欣喜。中國是一個復雜的國家，有豐富的人心，每個人都有期待，都有自己的中國夢。十幾億個體表述和追求夢想的力量，足以構成這個國家的力量。由此聚合出的那個“中國夢”，注定是五彩繽紛、色澤斑斕的。與所有同胞一樣，我也有我的中國夢。我愿意在此表述這個夢想：我所經歷和觀察的生活里，正義不缺席，并且正義居于公共事務的核心位置。

民主是個好東西，此觀念已日益深入人心。但民主更偏重政治層面，似乎與可感的社會生活有一定距離。改革是個熱詞，但在個別語境下，可能生出某種變異的隱憂。正義，好在這道陽光還能照進種種生長于現實的夢想。當然，正義歷來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價值觀念。但以目前局面觀之，我個人認為，這一觀念具有極大的統合力，堪為社會生活、公眾心理的“最大公約數”。

黨的十八大甫一結束，學者劉勝軍便發微博闡述了“我的未來十年十大心愿”，獲得廣泛傳播：不用再到海外買嬰兒奶粉；能在大超市買到安全的食品；白領不再淪為房奴；環境污染不再惡化；貧富差距不再擴大；企業家不再忙著移民；裸官不再增多；股市從圈錢機器變成價值創造場所；不再“拼爹”，機會公平；對公權力的約束取得顯著進展。梳理這些引發共鳴的心愿，幾個關鍵詞呼之欲出——安全感、平等、公平、政治透明。而無論對“正義”下何種定義，這幾個關鍵詞顯然都將被囊括其中。

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寫過一部重要著作《正義論》。在他看來，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一美德，而對正義觀的規定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石。《正義論》成書的1971年，美國社會正面臨一系列問題，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種族歧視、民權運動、貧困蔓延。對于種種不公正現象，羅爾斯表示：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著我行我素的權勢集團，經濟生活中依然存在著巨大的分配鴻溝，徘徊于街頭車站的無家可歸者依然構成對制度的最大挑

戰??而他試圖通過用“正義即公平”的觀念來取代盛行的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念，以推動社會變革。

跨越時空的比較不無裨益。尤其是，羅爾斯提出的正義的兩個原則，已成為考察當代社會不

容回避的參照系。第一個是平等的自由原則，即每個人應該在社會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利。第二個包括差別原則與機會平等原則，前者要求在進行分配時，如果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應該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即利益分配應該向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傾斜；后者要求將機會平等的原則應用于社會經濟現實的不平等，使具有同等能力、技術與動機的人享有平等的獲得職位的機會。

何謂“中國夢”？在我看來，就是過上為正義所庇護的生活的夢想。那些做中國夢的人尋求

正義——

被不體面的勞動所困擾甚至剝削的人，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被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的焦慮所折磨的人，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被不當勞教失去人身自由者，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被強拆非法剝奪財產者，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憂心養老、醫保者，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憂心教育和求職公平者，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苦楚的個體戶和小業主、艱辛的創業者，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因為內心的不安全感而打算移民的人，尋求正義，簡單的正義。

愿見社會和諧的人，尋求正義。

愿意這個國家好的人，尋求正義。

實際上，正義已經成為圍繞國家和公共事務的合法性最主要的來源。而要想讓正義不是夢，就在于坐實依憲治國和依法治國——在于落實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簡單的正義。

毫無疑問，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夢”這個對青年有著強大感召力的字眼，將成為一

個熱詞。不僅會頻繁出現在報章上，成為輿論流行語，更會像強大的磁場一樣占據中國人的內心，讓年輕人充滿期待，讓奮斗者看到希望，讓前行者充滿力量，讓一個國家的復興夢想與每個人的夢想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今天，總書記對“中國夢”的闡釋，觸動并點燃了每個年輕人內心深處“中國夢”的暢想。

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習近平說：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習近平強調：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

“中國夢”不是一個新詞，很多人都曾抒發和講述過自己的中國夢。有人以自己的成長經歷

在耶魯大學講壇上向眼光里充滿懷疑的西方人講過自己的中國夢；有媒體以“中國夢”為主題，讓各階層的代表人物抒發自己對這個宏大愿景的理解；“中國夢”尤其是年輕人在新媒體上熱議的話題。

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十八大后亮相，選擇在這樣重要的場合和活動中談論中國夢，既體現了對

民聲民意的關注和對代表未來指向青年期待的回應，更傳遞了新一屆領導集體在中華民族復興偉業上的取向和承諾。

夢想其實是一種信念的代名詞，有夢想的人是幸福的，有了夢想才有前進的動力。一個國家

能夠給予國民，特別是給予青年以夢想，是這個國家能力和發展自信的標志。讓夢想來引領青年方向，用夢想去凝聚民族精神。中國人今天談論“中國夢”，體現的是一種對生活和未來的自信；中國領導人今天談論“中國夢”，體現的則是對民族復興、國家發

展和改革前行的自信。

一個自上而下滿懷激情暢想“中國夢”的國家，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國家。十八大報告中強調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而“中國夢”的美好愿景中，就包含著自上而下的這份自信。

我們有充分的“道路自信”，正如總書記在講話中所言：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

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我們自信，只要沿著這條正確的道路走下去，我們的夢想就一定會實現。雖然，目前年輕人的生活中還或多或少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困惑和焦慮，比如就業的煩惱，提升的焦慮，以及心慌的房價，但只要我們國家朝著改革開放的路徑堅定不移走下去，未來就會充滿希望，青年就能找對方向。我們有充分的“理論自信”，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特

別是奔走在奮斗路上的年輕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我們有理由期待一個更美麗的未來，年輕人有條件創造一個更甜美的夢想。

我們當然還有“制度自信”，自信能履行對人民的承諾，能夠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能

夠將十八大報告中的藍圖變成現實，給民眾一個美麗中國。

一個落后挨打的民族，是沒有資格談論夢想的；一個還沒有找到發展方向的國家，也沒有能

力談論夢想；一個讓多數人沒有受益感的國家，人們生活在貧困和不公之中，當然不敢、不愿、也不會有夢想。民族復興的偉業，改革開放的大業，國家發展的愿景，讓中國人站起來和富起來，就是為了讓國民，特別是年輕人有資格做夢，為了讓國家有能力兌現關于“中國夢”的承諾!

今天起，我們一起暢想中國夢!

第五篇：大學生思想匯報：也說中國式教育[最終版]

敬愛的黨組織：

偉人心中有宏偉志向，凡人心中有樸實的愿望。無論你是向往偉大還是平凡，都必須抱著一顆虔誠的心去領悟和追逐人生的真諦;無論你是瀟灑地生活還是痛苦地拼搏，都必須接受如巧克力盒里的巧克力般難以預知的生活。

兩會代表看“虎媽”，家庭教育的核心問題是教育方式。耶魯大學華裔教授蔡美兒發表的新書《虎媽戰歌》中的教育方式轟動了美國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場中美教育方式的大熱論。以美國教育界對“中國式母親教育何以如此更為優越?”討論后，兩會中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等認為家庭教育應當注重孩子的能力培養和自我實現，教育的核心是方式。教育方式要順應發展，應試教育降低了孩子的幸福指數，家長及學校應給孩子自主權等觀點發人深醒。

古往今來，中國人似教育為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父母竭盡全力的為孩子創造更加優越的學習環境和物質及精神財富，便有“孟母三遷、寸草春暉、恩逾慈母”等故事動人心魄。孩子為實現自己的價值并承載著父母的期望，便有了“魏昭尊師、孫敬懸梁、囊螢映雪、鑿壁借光”等經典事跡橫空出世。所以，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家庭教育及應試教育在歷史上都存在過驚人的價值和傳世的影響力。

但隨著國際形勢及社會環境的改變，我國的教育方式在繼承原有的良好方式的基礎上也應該去適應社會的風云變幻，而不是一味的尋求保守而不逾越的傳統教育。改變并不意味著連根拔起不留枝葉，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不斷創新中弘揚我國的傳統美德的精華。

教育的意義在于培養具有超人毅力和過人智慧的人，學會忍耐與改變，并敢于適時取舍，勇于承擔責任并戮力同心，相信成功與偉大都來自寂寞與創新。

匯報人：好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