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若干研究論述論文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和壯大，使得網絡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互聯網在給人們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給人們的個人信息帶來了很大的安全隱患。因此，在信息化社會不斷發展的環境背景下，為了保障公民個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通過刑法對公民行為進行有效約束，進而達到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目的。

就目前而言，我國刑法中對公民個人信息還沒有一個明確定義，從理論上來看，公民的個人信息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更新，并包括公民的社會信息和識別信息以及財產信息等等信息內容，并具有一定的專屬性和廣泛性以及價值性，因此，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對公民個人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就目前而言，公民個人信息泄漏的現象愈發嚴重，不僅嚴重影響了公民的個人利益，還在一定程度內破壞了社會的公共秩序，引發各種犯罪行為的現象。因此，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探究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具有非常現實的價值和意義。

一、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表現

(一)非法收集與出售公民個人信息

公民個人信息的泄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公民自身，公民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不強，很容易會將個人信息透漏。還有一部分就是目前非法收集和出售個人信息的渠道很多，在一定的程度上給個人信息的保護增加了一些困難。例如，某軟件的營銷手段，“掃一掃注冊軟件給獎品”，張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并進行注冊，打開微信注冊軟件不僅需要電話號碼還需要銀行卡卡號等個人信息。之后沒多久，張先生的銀行卡就被盜刷了，給張先生的個人財產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實際生活中這樣的案例還存在很多，因此，公民要強化自身的個人信息保護意識[1]。

(二)通過網絡媒體泄露個人信息

近幾年隨著網絡的普及，網絡媒體也極大的豐富了人們的實際生活，在為人們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時也給人們的個人信息帶來很大的隱患。由于網絡媒體巨大的關注量，很容易導致公民個人信息的泄漏，并且其影響范圍非常廣泛，利用網絡媒體來曝光公民個人信息的案例也在逐漸增加，對公民的個人利益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

(三)侵害行為隱秘

由于現代網絡科技的不斷進步，提高了公民個人信息的侵害手段和水平，降低了侵害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犯罪成本，并具有很強的隱秘性與技術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民的個人信息一般都是公民毫不知情中泄漏的，侵害過程很難留下證據，甚至都沒有侵害現場，這就給案件的調查取證帶來很大的困難。

二、優化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具體措施

(一)明確公民個人信息

從個人對信息的主觀態度方面來看，信息有隱私和商業秘密以及個人信息之分，個人信息在特定的范圍內可以利用合理合法的方式進行獲取，但未經當事人的許可不可以向他人透漏或者是廣泛的進行傳播。就本質上看，個人信息的含義和延伸相對于商業秘密和隱私來說更具廣泛性和獨特性。因此，我國刑法要完善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和含義，個人信息可以界定為個人信息主體所有的與自身有關的或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人知悉的、且該信息一旦被他人泄露會對公民個人的利益產生損害的信息或數據[2]。

(二)完善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標準

在使用刑法來保護個人信息的過程中，竊取或者是利用非法手段來獲得公民的個人信息，情節嚴重要追究竊取者的刑事責任，而這個嚴重標準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明確和界定，面對數量較大的個人信息侵犯案件，司法工作者在實際的工作中沒有具體的書面文件來作為案件裁判的依據和標準，這給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帶來給大的困難。因此，在犯罪程度的嚴重程度方面，要給予一個較為明確的界定[3]。例如，第一，看獲取信息數量和次數，獲取公民信息的數量較大或者是進行多次獲取，這樣則視為嚴重情節。第二，看獲利情況。若是通過獲取公民信息來獲利，并且獲利金額很大就要視為嚴重情節，要根據數額的大小和當事人利益損害程度來追究刑事責任。第三，看獲取公民個人信息之后用于的犯罪活動，根據犯罪活動的具體情況進行判定。第四，看當事人的個人利益的損害情況。若侵犯個人信息的行為給當事人帶來較大的利益損害，則視為嚴重情節，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加強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監管力度

加強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監管力度是防止公民信息泄漏的重要途徑，其中要大力監管合法持有公民個人信息的單位和機構，若監管不到位很容易成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切入點，進而嚴重損害公民的個人利益，形成大范圍的嚴重后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相關部門要實行責任制，明確責任劃分和責任人，定期進行公民個人信息工作的檢查，對泄漏行為要依法進行處理。

(四)維護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

在公民個人信息的侵權案件中，案件間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因此為了保證每個案件的相對平衡性，司法機關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公民個人信息泄漏所造成的損失法律上不能進行衡量，因此，在追究刑事責任的過程中要考慮當事人的態度，并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利，使得司法人員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來進行案件的審判，從有效保證案件判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為公民個人信息提供重要的刑法保護。

三、結束語

本文通過對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分析，讓我們知道了在信息化社會不斷發展的環境背景下，為了保障公民個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第二篇：公民個人信息保護

近年來，非法收集、販賣和使用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活動日益突出，嚴重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和人格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此次公安機關的集中打擊行動卓有成效。

保護個人信息，這些年來呼聲很高，但執行起來并不容易。雖然200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七）》，就增加規定了“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等罪名，強化了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但由于此類違法犯罪活動隱蔽性極強，被害人本人往往也難以察覺和發現，因此，司法實踐中受到打擊和追究的案例十分罕見。

這一次的行動證明，對付這種隱蔽性極強的違法犯罪，需要公安機關統一調動各地區、各警種的力量，依法采用網偵、技偵、秘密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增強對此類違法犯罪活動的發現、控制和打擊能力。

更重要的，還是要注重“源頭”保護。從破獲的案件情況看，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的一個主要“源頭”在于工商、醫療、民政、銀行、民航、電信等一些部門和服務機構。它們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過程中，具有收集、查閱、管理、控制公民個人信息的便利。而這些部門或機構的個別“內鬼”，為了經濟利益非法出售公民個人資料，成為侵害公民個人信息違法犯罪的“源頭”。

鑒于“源頭”危害性最大、隱蔽性最強，一方面要深追細查、嚴懲不怠，另一方面必須強化日常治理和防范。公民個人信息從這些部門和機構不斷外泄，說明我國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安全保護存在明顯漏洞，比如，從報道來看，工商局信息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就既能通過內網查詢到企業信息，又能去檔案室查詢、復制信息販賣。

公民信息在這些部門和機構內網、內部平臺能低門檻被查閱的現狀，必須得到糾正。一些商業網站的做法值得借鑒——對用戶信息采取“分級查看”的權限設置，除了必要的管理員，一般員工無權從后臺查看用戶的注冊信息。倘若確有必要查看，必須按照程序報批。公民個人信息不能誰想查就能通過內部網查看得到。有權限查看的人越少，公民的個人信息就會越安全。

實行這樣的“分級查看”，不僅能減少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也有利于信息泄露后的追懲。

要做到這些，需要盡快制定《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對這些部門和機構收集、加工、轉移、使用、管理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均予以嚴格規范，明確個人信息保護的原則和要求，落實工作責任，加強監管保護。

第三篇：美國隱私權法與公民個人信息保護

摘要介紹了美國《隱私權法》的立法原則、適用范圍、個人記錄公開的限制和登記、公民查詢與修改個人記錄的權利、對行政機關的限制與要求、免除適用的規定、該法與美國《信息自由法》的關系；論述了我國研究和借鑒國外隱私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強化政府信息法制建設力度，在確保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依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必要性。

關鍵詞隱私權法個人信息信息公開信息安全政府

1974年12月31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隱私權法》TheprivacyAct［1］，1979

年，美國第96屆國會修訂《聯邦行政程序法》時將其編入《美國法典》第五編“政府組織與雇員”，形成第552a節。該法又稱《私生活秘密法》，是美國行政法中保護公民隱私權和了解權的一項重要法律。就政府機構對個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公開和保密問題作出了詳細規定，以此規范聯邦政府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平衡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權之間的矛盾。

1立法原則

《隱私權法》立法的基本原則是：

①行政機關不應該保有秘密的個人信息記錄；

②個人有權知道自己被行政機關記錄的個人信息及其使用情況；

③為某一目的而采集的公民個人信息，未經本人許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④個人有權查詢和請求修改關于自己的個人信息記錄；

⑤任何采集、保有、使用或傳播個人信息的機構，必須保證該信息可靠地用于既定目的，合理地預防該信息的濫用。

2適用范圍

《隱私權法》對該法出現的“機關”、“人”和“記錄”等概念的適用范圍做出限定。

2.1機關(agency)

該法中的“機關”，包括聯邦政府的行政各部、軍事部門、政府公司、政府控制的公司，以及行政部門的其他機構，包括總統執行機構在內。該法也適用于不受總統控制的獨立行政機關，但國會、隸屬于國會的機關和法院、州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機關不適用該法。

2.2人(individual)

該法中的“人”，是指“美國公民或在美國依法享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

2.3記錄(record)

該法中的“記錄”，是指包含在某一記錄系統中的個人記錄。記錄系統是指“在行政機關控制之下的任何記錄的集合體，其中信息的檢索是以個人的姓名或某些可識別的數字、符號或其他個人標識為依據”。個人記錄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的姓名或其他標識而記載的一項或一組信息”。其中，“其他標識”包括別名、相片、指紋、音紋、社會保障號碼、護照號碼、汽車執照號碼，以及其他一切能夠用于識別某一特定個人的標識。個人記錄涉及教育、經濟活動、醫療史、工作履歷以及其他一切關于個人情況的記載。

3記錄公開的限制和登記

3.1禁止公開的原則

行政機關在尚未取得公民的書面許可以前，不得公開關于此人的記錄。

3.2例外

《隱私權法》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公開個人記錄，無需本人同意的12種例外情況。

⑴為執行公務在機關內部使用個人記錄；

⑵根據《信息自由法》theFreedomofInformationAct公開個人記錄；

⑶記錄的使用目的與其制作目的相容、沒有沖突，即所謂“常規使用”；

⑷向人口普查局提供個人記錄；

⑸以不能識別出特定個人的形式，向其他機關提供作為統計研究之用的個人記錄；

⑹向國家檔案局提供具有歷史價值或其他特別意義值得長期保存的個人記錄；

⑺為了執法目的向其他機關提供個人記錄；

⑻在緊急情況下，為了某人的健康或安全而使用個人記錄；

⑼向國會及其委員會提供個人記錄；

⑽向總審計長及其代表提供執行公務所需的個人記錄；

⑾根據法院的命令提供個人記錄；

⑿向消費者資信能力報道機構提供作為其他行政機關收取債務參考之用的個人記錄。

3.3記錄公開的登記

行政機關根據上述例外公開個人記錄時，除機關內部使用和依《信息自由法》公開的情況外，其他各項公開必須將公開的時間、性質、目的、獲取記錄者的姓名和地址登記在案，并至少保存5年。除非是向執法機關公開，被記錄者有權取得行政機關制作的關于本人記錄公開情況的登記。

4公民查詢與修改記錄的權利

《隱私權法》規定，個人有權知道行政機關是否保本人記錄以及記錄的內容，并要求得到復制品。除非此項記錄符合該法規定的免除適用情況，或者系行政機關為起訴某人而編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個人的請求。個人認為關于自己的記錄不準確、不完整或已過時，可以請求行政機關修改或刪除。個人請求修改的信息限于記錄中的事實，不包括意見在內。

5對行政機關的限制和要求

5.1采集信息的限制

⑴行政機關必須用正當合法的手段和程序制作、保有、使用和公開個人記錄。

⑵行政機關搜集個人信息，如果可能導致對被記錄者作出不利的決定時，必須盡可能地由其本人提供。

⑶行政機關要求提供個人信息時，必須對提供信息者說明下列事項：

①行政機構要求提供信息的法律依據，以及個人是否必須公開這項信息；

②該項信息主要用于什么目的；

③該項信息的常規使用；

④個人全部或部分地拒絕提供行政機關所需信息的法律后果。

5.2保有和使用記錄的限制和要求

⑴行政機關建立或修改個人記錄系統時，必須在《聯邦登記》上公布下列事項：

①系統的名稱與地點；

②系統中包括哪一類人的記錄；

③該系統收集了哪一類信息；

④這些記錄的常規使用是什么，包括使用目的和使用者類型；

⑤行政機關對這些記錄的保存、獲取和控制政策以及保存的方式；

⑥該記錄系統的負責人；

⑦個人查詢記錄系統中是否包括自己的記錄時，行政機關答復的程序；

⑧個人查詢如何獲取自己的記錄，如何質疑該記錄時，行政機關答復的程序；

⑨系統中記錄來源的類別。

⑵行政機關只能在執行職務相關和必要的范圍內，保有個人記錄。

⑶保有個人記錄的行政機關必須保證記錄的準確性、適時性和完整性。

⑷美國憲法修正案第1條規定公民享有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權利。個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行政機關執行公務無關，禁止行政機關保有這些方面的個人記錄。

⑸行政機關所保有的個人記錄，在訴訟程序中，由于法院的命令而對其他人強制公開時，行政機關有義務通知被記錄人。

⑹行政機關必須建立行政的、技術的和物質的安全保障措施，以保障個人記錄的安全、完整和不被泄漏，并防止其它可能對被記錄者產生損害的危險。

⑺為了確保《隱私權法》的執行，行政機關必須規定個人行使權利的程序。

6免除適用的規定

個人隱私權只在符合公共利益的范圍以內受到保護。為了在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尋

求平衡，除了前面提到的12種“例外”情況，《隱私權法》還作出了“免除”的規定。

所謂免除，是指行政機關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不適用《隱私權法》的某些要求和限制。即在一定的條件下，保有個人記錄的行政機關，對被記錄的個人可以免除公開的義務，可以不提供他所查詢的記錄，不進行他所要求的修改，或者免除法律為行政機關規定的某些義務和要求。法律在免除行政機關適用某些保護個人權利的條款的同時，給予行政機構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不限制行政機關適用這些條款。免除分為兩種，即普遍免除generalexemptions

和特定免除specificexemptions。

6.1普遍免除

“普遍免除”是指《隱私權法》中的全部規定，除了法律所排除的幾項基本規定以外，其余各項規定，行政機關均可免受限制。

6.1.1免除范圍

能夠適用普遍免除的行政機關對其保有的個人記錄系統，除下列必須履行的基本義務和要求外，可以免除《隱私權法》對行政機關規定的絕大部分限制和要求：

①被記錄人的同意權；

②登記公開的數目和保存登記的義務；

③在《聯邦登記》上公布的義務；

④保持記錄正確性的要求；

⑤對保有涉及憲法修正案第1條公民基本權利的個人記錄的限制；

⑥建立保護個人記錄安全的行政與技術措施的要求；

⑦改變常規使用時進行公告的義務；

⑧違反法律的刑事責任。普遍免除只適用于中央情報局和以執行刑法為主要職能的機關所保有的個人記錄。

6.2特定免除

“特定免除”是指行政機關只能免除法律特別規定的幾項限制。

6.2.1免除范圍

特定免除只能免除適用《隱私權法》中的少數條款。行政機關對本機關中可以適用特定免除的個人記錄系統，免除適用《隱私權法》中規定的下列限制或要求：

①個人查詢和獲取本人記錄的權利；

②個人查詢和獲取本人記錄公開情況記載的權利；

③行政機關只能保有與執行公務相關和必需的信息；

④行政機關在《聯邦登記》上公布個人查詢該機關記錄系統中是否含有、如何取得關于本人信息的辦法，以及該系統中的各類信息來源；

④行政機關規定個人取得、要求修改本人記錄的辦法。

上述5項免除的共同特點是免除行政機關對被記錄的個人公開關于他的記錄。

6.2.2適用記錄

特定免除不限制適用的機關，但只能適用于行政機關記錄系統中以下7種關于個人的記錄。

①涉及到根據總統的行政命令明確劃定為國防或外交秘密的個人記錄；

xiexiebang.com范文網【www.tmdps.cn】

②以執法為目的而編制的個人記錄；

③以保衛總統、副總統、其他重要官員、外國來訪元首為主要任務的安全機關所保有的個人記錄；

④人口普查記錄和其他純粹以統計為目的而編制和使用的個人記錄；

⑤以決定個人是否宜于任用、簽訂合同、接觸保密資料為目的而編制的調查材料；

⑥文職官員在使用和晉升過程中的考核材料；

⑦可能暴露信息來源的軍官晉升考核時所用的資料。

7與《信息自由法》的關系

《隱私權法》規范行政機關處理個人記錄的行為，規定個人記錄必須對本人公開和對第三者限制公開的原則，與《信息自由法》同屬于行政公開法的范疇。和《信息自由法》的不同之處在于：《隱私權法》只適用于個人記錄，而《信息自由法》適用于全部政府記錄；《隱

私權法》著重保護公民的個人隱私權，而《信息自由法》著重保護公眾的了解權；《隱私權法》企圖限制某些政府文件的公開，而《信息自由法》則尋求政府文件最大限度的公開。

這兩個法律互為補充，關系密切，但在適用上互相獨立。行政機關對個人記錄系統的公開，同時受這兩個法律的支配。一個法律中免除公開的規定，不適用于另一個法律。行政機關不能依據《信息自由法》中免除公開的規定，拒絕向個人提供他在《隱私權法》中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規定不能對公眾提供的文件，不一定是《隱私權法》規定不能對個人提供的文件；行政機關也不得根據《隱私權法》的規定，拒絕提供《信息自由法》中公眾可以得到的文件。《信息自由法》兼容除《隱私權法》外的其他法律對某一文件不得公開的規定。公眾根據《信息自由法》或《隱私權法》要求行政機關提供文件，而行政機關要拒絕提供時，只能依據該法本身免除公開的條款。

8思考與啟示

政府信息的公開是民主社會的特征之一。一方面，公眾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從政府那里獲取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有義務提供各種條件，保證公眾平等利用政府機構控制的信息。在保證國家安全和利益、公民隱私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保障公民的了解權，即知情權，是對公民人權的一種尊重，也是民主社會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

隨著信息化社會的到來，特別是網絡化的計算機系統和大型數據庫的建立，大量涉及金融、醫療、保險、財產、家庭等方面的個人信息集中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個人信息失控的情況。公民的個人信息一旦被他人非法獲取，或者信息持有者未經公民本人授權擅自將這些數據用于職責以外的其他目的，就很容易對公民的隱私權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侵害。

對公民的個人信息進行法律保護，其實質是在確保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原則下，賦予公民對個人信息傳播的控制權［3］。然而，對于政府機構所掌握的個人信息，我國目前尚沒有專門的法律予以保護。因此，筆者認為，研究和借鑒發達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有關法規，對于改進和完善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環境，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保護公民的切身利益，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2FreedomofInformationAct,5U.S.C.§552,1987.6

3周健．政府信息開放與立法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3.6

美國隱私權法與公民個人信息保護責任編輯：飛雪 閱讀：人次

第四篇：我國水資源的刑法保護研究

我國水資源的刑法保護研究

楊素蘭 伍文彬（貴州民族學院 貴州 貴陽 550025）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11）06-0000-01 摘 要：近年來，水資源的問題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基于水資源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以及水資源民事、行政手段保護的局限性，為避免水資源的污染和破壞活動，依靠刑法手段保護水資源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論述水資源的刑法保護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完善水資源保護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若干建議，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水資源 刑法保護 無過錯責任

一、水資源刑法保護的必要性

1．水資源的自身價值要求

自然資源的價值是指其本身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客觀屬性，水資源作為自然資源的一種，同樣也符合這一特征，其價值維度具體來講可以從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加以考量。

第一，水資源的經濟價值。水資源的經濟價值在于其有用性，有用性是水資源本身所具有的某種能滿足人類需求的功能，無有用性即無價值存在。水為生命之源，正為人所必需，因此，水資源首先具有價值屬性。作為水資源有用性的一個必然延伸，由于水資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有限性以及人類活動對于水資源的破壞，水資源存在稀缺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必然也存在經濟價值。以貴陽市“兩湖一庫”為例，其水資源的豐富程度、水質的好壞等，直接影響著生產和幾百萬人民群眾的生活，并進而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

第二，水資源的社會價值。水資源的社會價值在于其社會性，水是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人離不開水，同時，水資源對于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有重要影響，能夠給人們提供滿足精神享受的游泳、劃船等活動，如貴陽市“兩湖一庫”[貴陽市“兩湖一庫”是指貴陽市轄區內的紅楓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庫，他們每天向貴陽市供水55萬噸，占貴陽市城區城市用水量的60％，保障著120多萬貴陽市民的飲水。]中的紅楓湖在為貴陽市區提供生產和生活用水的同時，政府還著力對其進行了旅游開發，對人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愉悅生活在一定時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水資源的生態價值。水資源的生態價值在于其是生態環境的必然要素，水資源環境是自然環境的要素之一，是生物生存的必要場所，水資源遭受破壞將直接影響到環境，出現物種滅絕、土地荒漠化等嚴重后果，人類的生存環境將受到嚴重的挑戰。

2．水資源民事、行政手段保護的局限性

在現今保護水資源的措施中主要是通過民事、行政、刑法三種手段來實現的。民事手段是運用最為廣泛的措施，同行政手段一道在保護水資源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兩種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表現在，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和財產利益關系，其主要功能在于使利益被侵害一方的損失得到彌補，責任承擔方式主要包括賠償損失、排除危害、賠禮道歉等，對于利益侵害行為本身缺乏必要的懲罰和管制；行政手段保護水資源是通過行政責任來實現的，行政責任的功能在于維護公共管理秩序，打擊危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但其懲罰力度和強制力不夠，并且行政執法權的實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較為嚴重，大大削減了其執行力。

3．水資源刑法保護的不可替代性

水資源刑法保護是對水資源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這是由刑法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違反刑法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相對于違反民法、行政法所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來說懲罰性更強，刑法保護的規范性和強制性是其他手段無法替代的，刑法的懲罰、教育、指引、預測等獨特功能決定了唯有刑事制裁，既具有對水資源違法行為的懲罰性，同時又有相當的管制性，對某些嚴重違反水資源保護的行為具有較大的威懾作用，能夠顯示出國家、社會對嚴重污染和破壞水資源的行為高度重視和嚴厲打擊的強硬態度，更能夠體現出保護水資源的堅強決心。刑法規定水資源犯罪及其刑事責任，是打擊水資源犯罪的有力武器。[ 鄧禾,黃錫生,崢嶸.關于我國水資源刑法保護的完善[J].重慶建筑大學學報, 2004(6).]特別是在現階段我國水資源遭受嚴重污染和破壞的背景下，水資源的刑法保護成了必然選擇。

二、我國水資源刑法保護之現狀分析

1．我國水資源遭受污染、破壞的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水資源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壞，污染源主要來自于自然污染、工業污染、農藥、化肥、激素使用過程中及其它化工生產過程中散失所造成的污染、現代高科技污染、水處理過程及水在被輸送過程中的污染等幾個方面。根據《2006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全國地表水總體水質屬中度污染,松花江、黃河、淮河中度污染，遼河、海河重度污染，全國有近三分之一的監測斷面依然為劣五類水質,失去了生態功能。中國水體污染的形勢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地步。在水資源供應方面,不僅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和許多城市缺水,而且在南方部分地區、沿海地區以及河網地區也已經開始發生供水不足的問題。目前中國存在的水域污染、水資源缺乏和水資源浪費等現象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汪勁.環境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461-462.]以貴陽市“兩湖一庫”為藍本，通過調研了解到，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工業、城鎮生活、農業農村面源等方面污染的影響，水質逐年惡化。2007年湖庫局部曾一度爆發藍藻，嚴重危及貴陽市民的飲水安全。

2．有關水資源保護的刑法規定

我國現行刑法對水資源的保護規定見之于刑法分則第六章和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相關條款,同時還包括環境保護法及其它相關法規中一些原則性規定，具體內容為：

我國1997年刑法第383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水體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

《水法》第72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一是侵占、毀壞水工程及堤防、護岸等有關設施,毀壞防汛、水文監測、水文地質監測設施的；二是在水工程保護范圍內,從事影響水工程運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動的。第73條規定：侵占、盜竊或者搶奪防汛物資,防洪排澇、農田水利、水文監測和測量以及其他水工程設備和器材,貪污或者挪用國家救災、搶險、防汛、移民安置和補償及其他水利建設款物的行為分別符合《刑法》中有關盜竊罪、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規定。

《水法》第74條規定：在水事糾紛發生及其處理過程中煽動鬧事、結伙斗毆、搶奪或者損壞公私財物、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分別符合《刑法》中有關阻礙國家有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罪、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實施罪、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搶奪罪、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非法拘禁罪的規定。《水法》第64條規定：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以及水工程管理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財物、其他好處或者玩忽職守，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單位或者個人核發許可證、簽署審查同意意見，不按照水量分配方案分配水量，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收取水資源費，不履行監督職責，或者發現違法行為不予查處，造成嚴重后果，構成犯罪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水污染防治法》第90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水資源刑法保護之不足

第一，水資源的刑法保護范圍不夠全面。

首先，目前我國刑法還沒有明確規定水環境污染罪,對于嚴重污染水體的犯罪,只能用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或瀆職中的具體罪名來處理,沒有規定以懲治生態環境為主要特征的水環境污染犯罪。[樂小芳.中國水資源刑法保護的立法研究[J].環境科學與管理.2009（3）.] 其次，破壞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監測設施、水文地質監測設施的行為在《刑法》中并無明確規定，這些設施關系到水資源的合理利用與開發，同時也關系到公共安全。最后，我國刑法沒有將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納入保護范圍。對于取得許可證卻采取破壞性手段的行為目前僅適用行政法調整，刑法沒有起到最后保障法的作用。

第二，水資源的刑法保護力度有待加強。

首先，我國刑法針對水資源犯罪的認定采取的是過錯責任原則,即作為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是故意或過失。由于對水資源犯罪存在著行為與結果不同時產生的特點，這樣就容易將許多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和已經造成嚴重社會危害性而缺乏故意或過失的行為排除出刑法應干預的范圍。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放縱了犯罪。

其次，水資源刑法保護實踐中存在立案難、取證難、鑒定難等問題。根據現行刑法，對于小范圍的、可以追查到污染源的水污染行為，一般是可以立案的；但對于大范圍的水污染，比如?兩湖?水質出現輕度富營養化導致的水污染，因難以確定具體行為人而難以立案。還有就是由于工業廢水、生活污水、旅游業、水產養殖、農業廢水等污染實施的主體在進行污染行為時其未在一定的時期內造成“嚴重后果”，沒有具體量化的標準，也造成立案難。由水資源的本質屬性決定水污染刑事犯罪的發生與取證不在同步性，因而造成取證難、鑒定難等問題。

三、完善我國水資源刑法保護的建議

1.增設專門保護水資源的破壞水資源罪。

破壞水資源罪是指自然人或法人違反有關水資源保護的法規，故意或過失實施的水資源破壞的行為,使水資源受到嚴重損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財產安全。其犯罪構成包括: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一切單位和個人；犯罪主觀方面包括故意和過失；犯罪客體是復雜客體,包括國家對水資源的管理制度,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社會公共秩序；犯罪客觀方面是行為人實施的向水體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或者是破壞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監測設施、水文地質監測設施，使水資源受到嚴重損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財產安全以及危害公共安全。這一罪的明確確立，能夠使對水資源作為環境要素的水環境污染犯罪和水資源保護相關設施的破壞、危害犯罪進行懲治有直接的法律依據，也能夠進一步完善水資源保護的刑事立法，有效實施對水資源破壞犯罪的預防和懲治。

2.有選擇性的確立無過錯責任原則。

無過錯責任，是指不管行為人在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只要其行為造成了危害后果,行為人就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對于水資源犯罪行為與結果沒有同時顯現、對公眾生活或身體造成了嚴重損害的情況應該確立無過錯責任原則。這有利于加大對水資源犯罪的懲治力度，同時無過錯責任不考慮主觀意識,因而對行為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促使行為人在開發利用水資源過程中主動規范自己的行為,起到預防水資源犯罪的作用，也可以在減少司法機關在認定、審理該類案件時的難度，有效節省司法資源，實現司法正義。

3.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應設立專門的環保審判庭和環保法庭。

這一舉措在貴陽市“兩湖一庫”所處的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清鎮市人民法院的實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對于加大案件的審判和執行力度，公正高效地審理好、執行好每一起水資源犯罪案件，保護水資源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周珂：《環境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汪勁：《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3]樂小芳：《中國水資源刑法保護的立法研究》，載《環境科學與管理》，2009年第3期。

[4]。鄧禾、黃錫生、崢嶸：《關于我國水資源刑法保護的完善》，載《重慶建筑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5]蔣蘭香：《我國水資源刑法保護機制研究》，載《文史博覽》，2005年第14期。

[6]萬本太：《中國水資源的問題與對策》，載《環境保護》1999年第7期。作者簡介：

楊素蘭（1986—），女，湖南益陽人，2008級刑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伍文彬（1984—），男，湖南新化人，2008級刑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第五篇：地理標志的刑法保護研究綜述

地理標志的刑法保護研究

法學專業本科**班：王**

指導教師：*** 【內容摘要】: 地理標志，是由“原產地名稱”逐步發展而來的，在國際上被廣泛運用于農副土特產品、傳統的工業產品和手工藝品等諸多領域。我國《商標法》規定：地理標志是指某商品來源于某地區，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該地區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決定的標志。地理標志既是產地標志，也是質量標志，更是一種知識產權，它的出現，源于消費者對特色產品的消費需求和生產者對特色產品生產地域的保護需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地理標志刑法保護的欠缺問題愈加凸現。仿冒和濫用地理標志的現象屢屢出現,嚴重危害到市場管理秩序和廣大消費者、權利人的切身利益。我國刑法規制的滯后性,導致現行刑法對嚴重侵犯地理標志權行為的制裁顯得捉襟見肘。本文擬通過分析我國目前對地理標志權刑法保護的現狀、刑法介入地理標志權保護的必要性,進而提出加強對地理標志權刑法保護的一些思考與建議。

【關鍵詞】：地理標志、刑法、保護

地理標志是標示某商品來源于某地區，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該地區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決定的標志。地理標志既是產地標志，也是質量標志，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之一。隨著世界各國地理標志保護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國際貿易和市場競爭中，地理標志的商業價值不斷上升，正日益成為企業提升產品形象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國地理標志保護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很多符合地理標志條件的產品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掘和有效的保護，在新的國際背景和市場條件下，加強我國地理標志保護和管理，對于提高我國農業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具有重要意義。

一．各國對地理標志的法律保護

法國于1919年5月6日頒布了《原產地名稱法》（最近一次修改是1996年7月6日），對本國原產地名稱進行全面的保護。在法國法律上，原產地名稱保護制度有兩大類：一般制度和特別制度。一般原產地名稱權產生的程序有兩種：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葡萄酒和燒酒適用特殊制度。德國、日本、瑞典等國家則運用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了對原產地名稱的保護。如日本《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假冒商品原產地的行為和使用使人誤認商品出處的標志的行為，作為使人產生混淆或誤認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加以禁止。因該行為而可能使營業上的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可以要求制止此行為。如實施此行為的人是故意或有過失的，可以要求其賠償損失和采取恢復信譽措施。德國商標法第99條規定了地理來源標志作為集體商標的可注冊性，“不受第8條第2款第2項所述規定影響的，在商業中可以標明商品或服務地理來源的標志或標記可以構成集體商標。”英國商標法第37條規定：“某項商品的標志如果在貿易過程中適用于由某人證明商品原產地、原料、制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其它特征的該項商品，同為經過如此證明的商品區別開，則該標志應作為有關商品的證明商標，申請人以所有人名義在注冊薄A部辦理注冊。”美國商標法第4條規定：“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包括原產地名稱，可按一般商標注冊規定，與普通商標一樣依本法注冊并具有同樣效力。此種商標由對其使用實行合法管理的某些人、國家、州、市等具名申請注冊，注冊后與普通商標一樣，受到本法規定的保護”。西班牙在商標局之外，另設地位獨立的原產地名稱局，相關當事人可以通過選擇申請注冊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或選擇申請注冊原產地名稱的途徑來獲得對原產地名稱權的保護，如果當事人選擇兩種保護方式的，則可以獲得雙重保護。

二．我國地理標志法律保護的現狀

我國對地理標志的法律保護起于20 世紀80 年代, 主要通過原產地域產品和商標法模式提供保護。1985 年我國加入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 開始將地理標志作為一種知識產權進行保護。1989 年國家工商局在法國政府的要求下發布了《關于停止在酒類商品上使用香檳或Champagne字樣的通知》, 履行了《巴黎公約》成員國的義務, 把 “香檳”或“Champagne”作為原產地名稱給予了保護。1999 年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發布了《原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 2001 年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管理局又頒布了《原產地標記管理規定》和《原產地標記管理規定實施辦法》, 對原產地域名稱產品提供了法律保護。為了適應加入W TO 的需要, 2001 年修訂的《商標法》將地理標志作為一種獨立的知識產權予以保護, 規定地理標志可以注冊證明商標或集體商標。2003 年6 月1 日實施的《集體商標、證明商標注冊和管理辦法》對地理標志集體商標、證明商標申請的條件、申請部門、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詳盡的規定。2005 年7 月15 日, 由中國質檢總局頒布的《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開始實施, 該《規定》將原產地域產品改稱為地理標志產品, 并明確規定: 原有法律文件中關于地理標志的內容與該《規定》不一致的, 以該《規定》為準,《原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同時廢止(第28 條)。與TR IPS 協議對地理標志的保護標準相比,我國現行立法已采納了該協議第22 條第1、3 款及第23 條第1、3 款的內容, 基本達到了地理標志國際保護的最低標準。依我國《商標法》第16 條規定: 商標中有商品的地理標志, 而該商品并非來源于該標志所標示的地區, 誤導公眾的, 不予注冊并禁止使用;但是, 已經善意取得注冊的繼續有效。這與TR IPS 協議第22 條第3 款規定一致。商標法第16條第2 款對地理標志所下定義的實質內容與TR IPS 協議第22 條第1 款內容一致。另外,《集體商標、證明商標注冊和管理條例》第9 條和第12 條分別吸納了TR IPS 協議第23 條第1、3 款的內容, 對葡萄酒和白酒的地理標志提供了額外保護, 履行了TR IPS 協議第23 條第1 款賦予成員方的義務, 除禁止非權利人使用他人已作為證明商標或集體商標注冊的地理標志來標示并非來源于該標志所指地方的葡萄酒或烈酒外(第12 條), 還對可以彼此區分、不會誤導公眾的同音異義和同形異義的葡萄酒地理標志給予平等保護(第9 條)。然而, 我國現行立法并未吸納TR IPS 協議第23 條第2 款對酒類產品的特別保護, 也沒有涉及TR IPS 協議第24 條第4、6、8、9 條所規定的在先使用、通用名稱、姓名權使用和原產地國的保護等內容, 這些規定的缺漏不利于我國酒類產品地理標志的國際保護, 也不利于保護那些已經在我國境內成為通用名稱、或已在我國境內使用多年或獲得注冊的外國地名商標, 使這些商標面臨相關國家異議的威脅, 因為我國法律并沒有對這類商標提供法律保護, 而其他成員國沒有義務保護在其本國不受保護的地理標志。

三．我國地理標志刑法保護的現狀分析

我國知識產權刑事立法采取的是集中性立法模式,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3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7節之中,規定了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和刑事責任。由于刑事立法的滯后,現行刑法關于地理標志權刑法保護方面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地理標志權的刑事法律保護存在著一定的缺陷。

其一,我國在1979年《刑法》有關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中設有“假冒商標罪”。此時的犯罪主體限定于與工商企業有關的直接負責人員,犯罪行為僅限于假冒商標。但當時在國內立法中還沒有地理標志的法律概念,故不存在對地理標志權刑法保護的現實條件。在1997年修訂的《刑法》中,將侵犯商標權的罪名改為“假冒注冊商標罪”。

為適應WTO規則的要求,于2001年10月第二次修訂的我國《商標法》首次在“法律”的層面上明確了地理標志的定義,并予以注冊為證明商標或者集體商標的方式納入商標法保護。但后來并無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釋予以明確規定對地理標志權適用刑法保護。司法實踐中我們也難以找到侵犯地理標志權犯罪的實例。雖然依據商標法規定:注冊商標包括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和證明商標、集體商標,嚴重侵害地理標志權的也許可依法追究侵權人的刑事責任,但司法實踐中落實地理標志集體商標、證明商標的刑法保護尚有較大距離。尤其是對于那些未申請(或未核準)注冊為集體商標、證明商標的地理標志就無法律依據給予刑事法律保護。

其二,有學者認為,假冒他人地理標志(包括未注冊的地理標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如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將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根據《刑法》第140條,可根據情節處以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并處罰金和沒收財產的處罰。此外,侵權人如利用他人地理標志對商品或服務作虛假宣傳,根據刑法第222條之規定情節嚴重的,可構成虛假廣告罪,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在此,可將某些侵犯他人地理標志權的行為可作為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罪、虛假廣告罪的一種客觀表現,納入刑法的保護范圍。但筆者認為,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罪、虛假廣告罪二者與侵害地理標志權的知識產權犯罪在犯罪構成中的客體、客觀方面及主觀方面等具有重大差異,與真正著眼于保護地理標志權這一新型知識產權目的的刑法救濟尚有較大差距。

其三,存在著對嚴重的商標侵權行為“以罰代刑”的問題,商標的行政管理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民事與刑事保護之間的配合協作機制不盡完善。民事侵權案件涉及犯罪的移送少是不爭的事實。在審理地理標志侵權案件過程中,即使發現被告的侵權行為可能達到犯罪的程度,在原告沒有提出刑事自訴的情況下,實踐中幾乎沒有將審理中的地理標志侵權案件作為刑事案件移送的情況。此外,地理標志侵權案件刑事公訴和自訴兩種訴訟方式的界限和銜接也不夠明確。

我國加入WTO之后,自然要積極履行TR IPS協議中關于地理標志保護的規定,完善地理標志權的刑法保護。TR IPS協議第61條規定:“至少對于有意以商業規模假冒商標或對版權盜版的情況下,成員應提供刑事程序和刑事處罰。是否將刑事程序及刑事處罰適用于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則由成員決定。可采用的救濟必須包括足以起威懾作用的監禁,或者罰金,或者二者并處;在適當場合,可采用的救濟還應包括扣留、沒收或者銷毀侵權商品以及主要用于犯罪活動的原料和工具??成員方可以規定適用于其他侵犯知識產權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刑罰,特別是故意實施并具有商業規模的情況。”可見,我國對于地理標志權予以刑法保護符合TR IPS協議對成員國的最低要求,這也是我們必然的選擇。2004年12月及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兩次出臺了《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降低了知識產權刑事追訴門檻,加強了知識產權刑事保護的力度,使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基本符合TR IPs協議的要求。目前對已經注冊為商標的地理標志依照商標法模式予以刑法保護是可行的,但對于尚未注冊為商標的地理標志的刑法保護則處于空白,且對于其他形式的非法使用他人地理標志的行為難以實施刑法規制。可見,我國并沒有建立完整而有效的地理標志法律保護體系,我國對于地理標志侵權的刑事法律救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尚有法律空白。對地理標志的刑法保護方式、內容、程序等尚需進一步完善。

四．加強地理標志權刑法保護的思考

1.刑法典與商標法應盡快明確對地理標志權的刑事保護

地理標志權是我國知識產權領域中十分重要的一項權利,對其法律保護體系應當不斷完善,尤其不能忽視刑事法律的調整。應明確地理標志權刑法保護的相關立法,改變理論上認定刑法典可對地理標志權予以刑事保護、但實踐中難以實施的狀況。

英國1994年通過的新商標法,規定了對商品商標、服務商標、證明商標及集體商標和“馳名商標”侵權情節嚴重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英國將未注冊的馳名商標也予以保護,這在很大程度上將有效保護地理標志權,從這點上說,英國對于地理標志的保護比較全面。我國可以借鑒英國的經驗,如仍將地理標志納入商標法體系保護,則在今后修改刑法典、商標法時明確規定商標權刑法保護對象包括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含未注冊為證明商標的地理標志),如此,即可使地理標志權明確地受到刑法保護,又不至于在實踐中理解適用不一。而應逐步形成刑法典與附屬刑法相結合,公法與私法相呼應的全面保護地理標志權的法律制度。2.條件成熟時可考慮設立侵犯地理標志權的專項罪名

由于地理標志權與商標權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異,為凸顯對地理標志權的保護,諸多學者建議對地理標志權進行專門立法。筆者認為,在條件成熟時,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相關立法經驗,建立統一的商業標志法,將《商標法》更名為《商業標志法》或《商標及其他商業標志法》,凸顯對地理標志、商號和域名等商業標志的法律保護,還可考慮設立侵犯地理標志權的專項罪名。如此可解決侵犯地理標志權犯罪在犯罪構成、特征與認定及刑事責任等方面與其他侵害知識產權罪的差異問題。

筆者以為,未來設立的“侵犯地理標志權罪”應是指行為人違反地理標志管理法規,未經地理標志所有人許可,故意將他人的地理標志用作自己的同種產品的名稱、商標、產品標記或用于廣告宣傳等,誤導消費者,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該罪應當具備以下特征: 第一,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自然人和單位均能成為本罪主體。就自然人而言,只要行為人達到了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了侵犯地理標志權、達到犯罪程度的行為,即可構成犯罪。就單位而言,單位實施了侵犯地理標志權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實行兩罰制,即對單位判處罰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通常情況下主體從事與地理標志使用人相同或相近產品的生產或經營。

第二,犯罪客體是國家有關地理標志的管理制度和他人的地理標志權。犯罪對象是他人已登記或注冊的地理標志。此點需國家進一步明確地理標志的確認主體及效力等。地理標志無論是否注冊為證明商標,均應得到同樣的保護。

第三,行為人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行為人應明知某地理標志為他人受保護的權利,且應當明知自己的行為侵犯了他人權利,卻希望或放任侵權后果的發生。“以營利為目的”不是侵犯地理標志權罪的必要構成要件,可能有些侵犯地理標志權的行為是為了損害他人地理標志產品的信譽。

第四,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侵犯他人地理標志權的行為。該行為通常表現為作為,而且其后果具有“復合性”特征。它不僅損害地理標志權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誤導消費者,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同時,該侵權行為破壞正當競爭,擾亂有序的市場秩序,損害社會利益。行為人為了謀求競爭優勢或其他經濟利益而將他人的地理標志用作自己的商品名稱、商標、產品標志,或將其用于廣告、產品宣傳文件,誤導消費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達到了情節嚴重的程度。

由于侵犯他人地理標志權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復雜而嚴重的,常可能由一般違法行為上升為犯罪,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故我國在刑法中應設立侵犯地理標志權的專項罪名,明確規定侵犯地理標志權的刑事責任,方可有效地防止和懲罰違法犯罪行為。3.自由刑輕刑化,提高財產刑地位

我國現行刑法對可能侵犯地理標志權犯罪的法定刑規定主要采用罰金刑與自由刑相結合的方式。例如,以目前的假冒注冊商標罪為參照,刑法不僅規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時還規定“并處罰金或單處罰金”。不難發現,在法定刑中,采用主刑與附加刑并舉的方式,實際上體現了自由刑和罰金并處的現狀,從而使犯罪者在經濟上不能得到好處,而且削弱犯罪行為人再犯罪的經濟能力。盡管我國刑法中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法定刑的自由刑期設置均低于嚴重的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與其他經濟犯罪相當,但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刑期規定普遍較高。如法國關于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制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34條,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 條和第423 條的規定,自由刑最高可處3年。從世界各國的刑法發展趨勢分析,輕刑化將是一大特點。我國對于侵犯含地理標志權在內的知識產權的犯罪,應將罰金作為主刑適用,改革以自由刑為中心的刑罰體系,提高財產刑的地位,從經濟上嚴厲制裁貪利者,同時考慮適時將法定刑的最高刑作調整,以最高不超過五年為宜。加強行政管理機關和公安司法機關的協作配合在目前我國將地理標志納入商標法保護模式的狀態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管理地理標志的過程中,如發現涉嫌犯罪線索,進行初步調查并采取相應行政強制措施獲取一定證據后,應盡快移送給公安機關,不能“以罰代刑”。公安機關在基本事實清楚時就應盡快立案偵查,并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對應當向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處罰代替移送的,或者逾期不將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機關的,地理標志權人可以提出異議,請求行政執法機關將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經濟犯罪偵查部門。上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責令改正,限期移送,如果行政執法人員徇私情、私利,偽造材料,隱瞞情況,弄虛作假,對依法應當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機關處理,情節嚴重的,構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4.加強行政管理機關和公安司法機關的協作配合

在目前我國將地理標志納入商標法保護模式的狀態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管理地理標志的過程中,如發現涉嫌犯罪線索,進行初步調查并采取相應行政強制措施獲取一定證據后,應盡快移送給公安機關,不能“以罰代刑”。公安機關在基本事實清楚時就應盡快立案偵查,并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對應當向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處罰代替移送的,或者逾期不將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機關的,地理標志權人可以提出異議,請求行政執法機關將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經濟犯罪偵查部門。上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責令改正,限期移送,如果行政執法人員徇私情、私利,偽造材料,隱瞞情況,弄虛作假,對依法應當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機關處理,情節嚴重的,構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五．結語

我國歷史悠久, 資源豐富, 有著眾多的土特產品、傳統手工藝制品及民族手工制品, 因此, 保護我國地理標志意義重大。除完善法律制度外, 我們還應加大宣傳力度, 加強公眾對地理標志的保護意識, 防止地理標志被惡意搶注。同時, 我國應關注地理標志的國際保護發展動向, 及時作出反應, 并采取應對措施。有關地理標志的國際保護多邊貿易談判已接近尾聲, 對我國來說, 將TR IPS 協議第23條的特別保護延伸到非酒類產品, 有利于我國特色產品和民族手工藝品進入國際市場, 并維護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知識產權利益。此外, 我國的烈酒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優勢, 建立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標志通知及注冊的多邊體系, 有利于我國利用該體系保護我國國際市場上的酒類產品地理標志。因此, 我國談判代表應以嚴肅、認真、慎重的態度參與各項討論, 正確分析地理標志國際保護標準對中國的利弊, 綜合考慮我國各具體產業特點和具體情況, 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參考文獻]: [1]湯宗舜.《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2]王作富.《刑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頁.[3]孔祥俊.《WTO知識產權協定及其國內適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頁.[4]呂薇.《知識產權制度挑戰與對策》.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5]楊志民.地理標志權刑法保護問題芻議.法學雜志.2008年第六期，66-68.[6]孫亞范.我國地理標志保護問題探析.農業科技管理.2008年10頁第27卷第五期，81-84.[7]李順德.《中國對原產地地理標志的保護》.載于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編《專利法研究》（2002），2002年版，第223頁.[8]向玉蘭.我國地理標志法律保護現狀及其完善之對策.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7月，第24卷第4期，60-64.[9] 董炳和.地理標志知識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97-98.[10] 吳學安.地理標志：知識產權保護新領域[J].中外企業文化，2007（2）:21.[11] 呂國強.吳登樓.我國地理標志法律制度的完善[J].法學，2006（1）：154-160.[12] 田曉玲.地理標志保護方式之我見[J].科技與法律,2006（1）：84-86.[13] 王笑冰.論地理標志的法律保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36.[14] 王笑冰.地理標志保護模式選擇的幾個問題[J].電子知識產權，2007（2）:42-44.[15] 轉引自董炳和.地理標志知識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1641 [16] 謝冬偉.人世與我國原產地名稱地理標志的保護[J].中華商標.2001.5.[17]孔祥俊.WTO 知識產權協定及其國內適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95 ,197.[18] 李冬梅.知識產權法原理[M].大連: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2002.10.[19] 吳漢東、胡開忠.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721.[20] 轉引自董炳和.地理標志知識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