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研究分析論文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采用多階分層方法對全國31個行政區進行抽樣，共獲得有效調查樣本11783份，根據本研究需要，共選擇561份少數民族農民樣本進入統計模型分析。本研究采用SPSS19.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樣本中，男性48.8%，女性51.2%;無宗教信仰65.6%，信教34.4%;有婚姻經歷93.9%，未婚6.1%;年齡最小18歲，最大86歲，平均46.6歲;教育年限最少沒讀書，最多16年，平均6.2年。

本文研究的問題為少數民族農民的城鎮移居意愿，故選取“未來5年，您是否計劃到城鎮定居?”來進行測量。其選項包括“是、否和已經在城鎮定居”三項，將選擇已經在城鎮定居的樣本刪除，只選取回答“是和否”兩項的樣本進入分析模型。因變量為二分變量，其中“是”賦值為1，“否”賦值為0，進入回歸模型后以“否”為參照變量。

本研究的自變量包括個體因素、家庭因素和政策因素三個方面。個體因素包括性別、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政治面貌、非農工作經歷、年齡、教育年限、普通話水平、健康狀況九個變量，其中性別、宗教信仰和婚姻狀況為控制變量，政治面貌、非農工作經歷、年齡、教育年限、普通話水平、健康狀況六個變量來測量個體人力資本;家庭因素包括住房面積、承包土地(林地、牧場、水體等)面積等不動產，家庭總收入、家庭非農收入比例等資金收入，總勞動力和非農勞動力等家庭人力資本，以及相對家庭經濟地位等主觀感受，共計七個變量;政策因素包括新農合參與狀況和新農保參與狀況兩個變量。在所有的自變量中，年齡、語言能力、教育年限、健康狀況、住房面積、總勞動力、承包土地面積、非農勞動力、相對家庭經濟地位、非農收入比例、家庭年總收入這十一個變量均為數值變量直接納入模型;性別、宗教信仰、婚姻狀況、非農工作經歷、政治面貌、新農合政策參與、新農保政策參與這七個變量為二分變量，處理為虛擬變量納入模型中。

農民城鎮移居意愿受到個體特征和家庭稟賦的影響，同時個體特征和家庭稟賦都通過“預期成本(風險)———預期收益”的路徑來產生作用。人力資本的提升能促使農民在移居城鎮后獲得較好的職業，進而帶來較高的預期收益。預期收益的提升使得農民城鎮移居意愿得到升高。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人力資本假設。即，擁有更高水平人力資本的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更高。

在家庭層面上，家庭人力資本、收入水平、不動產、自然資本等因素都對于移居城鎮意愿產生影響。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家庭資產假設。即，家庭資產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產生影響。

其中家庭人力資本、收入水平因素能有效規避移居城鎮風險，同時通過就業、投資、創業等方式提升預期收益，因此這兩方面因素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產生促進作用。不動產和自然資本是留在農村不能帶走的，一旦移居城鎮這些資產都成為了預期成本，因此這兩方面因素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產生阻礙作用。此外，依據新遷移經濟理論家庭經濟相對剝奪感是促進遷移的因素，因此相對家庭經濟地位因素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遷移產生促進作用。據此進一步提出推論假設：

假設2.1：擁有更高水平家庭人力資本和家庭收入的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更高。

假設2.2：擁有不動產和自然資本越多的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越低。

假設2.3：相對家庭經濟地位越高的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更高。

對于參與了惠農政策的農民家庭而言，如果移居城鎮，政策參與的花費和消耗都將成為預期成本，阻礙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惠農政策假設。即，參與惠農政策的少數民族農民比沒有參與惠農政策的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更低。

二、分析結果

(一)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描述分析

對于少數民族農民的城鎮移居意愿，11.10%表示愿意移居城鎮，88.9%則表示愿意仍然愿意留在鄉村生活。這表明少數民族農民的城鎮移居意愿并不強，比全國農民39.06%和11.40%的城鎮移居意愿更低。少數民族農民的城鎮移居地點偏好，24.86%偏好小城鎮，31.54%偏好縣城和縣級市，9.19%愿意到地級市定居，9.73%愿意到省城定居，4.50%偏好直轄市，而還有20.18%的少數民族農民表示無所謂。定居地點偏好為縣城和小城鎮的少數民族農民將近六成，而偏好移居大城市的少數民族農民僅占兩成半。對于愿意移居到城鎮少數民族農民，其移居到城鎮的目的各有不同，47.27%為了在城鎮生活，36.37%為了子女定居城鎮準備，9.09%為了投資。對于沒有計劃移居城鎮的少數民族農民，更多的是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占80.16%，還有17.46%表示不愿到城鎮定居。

(二)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一，人力資本因素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影響。以性別、宗教信仰、婚姻三個控制變量和年齡、教育年限、政治面貌、普通話能力、非農經歷、健康狀況六個個體人力資本測量變量為自變量，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為因變量，進入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得到模型1。模型1的sig值小于0.01，NagelkerkeR2等于0.123，整體預測準確率為89.1%。這表示模型檢驗在置信區間99%內顯著，同時對于城鎮移居意愿的解釋力為12.3%，模型擬合較好?？刂谱兞恐?，不信教(以信教為參照)在置信區間99%內顯著，Exp(B)等于0.375，表明與信教的少數民族農民相比，不信教的少數民族農民的城鎮移居意愿下降62.4%(1-Exp(B))。性別和婚姻變量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影響不顯著。個體人力資本變量中，健康狀況在置信區間90%內顯著影響，Exp(B)等于1.290，表明健康狀況越好的少數民族農民移居城鎮意愿越強，每增加一個單位，移居可能性上升29.0%(Exp(B)-1)。年齡、教育年限、政治面貌、普通話能力、非農經歷等個體人力資本變量對少數民族農民政策移居意愿影響不顯著。個體因素除了宗教信仰和健康狀況外，其余變量都無顯著影響，這說明少數民族城鎮移居意愿的關鍵影響因素并不是在個體層面上，需要我們從家庭和政策層面上進行更為深入的考察。

第二，家庭資產因素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影響。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家庭資產因素得到模型2，sig值小于0.01，NagelkerkeR2等于0.189，整體預測準確率為88.6%。這表明模型2在置信區間99%內顯著，對應變量的解釋力為18.9%，家庭資產因素單獨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解釋力為6.6%，模型擬合較好。家庭勞動力數量和非農勞動力數量兩個變量在置信區間95%內顯著，其Exp(B)值分別為1.391和0.694，表明家庭勞動力數量每增加1個，城鎮移居意愿的可能性增加39.1%(Exp(B)-1)，非農勞動力增加1個，城鎮移居意愿的可能性減小30.6%(1-Exp(B))，其實質反而是農業勞動力數量增加促使城鎮移居意愿可能性增加。相對家庭經濟地位在置信區間99%內顯著，Exp(B)等于1.859，表明相對家庭地位增加1個單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可能性增加85.9%(Exp(B)-1)。家庭年總收入、非農收入比例、住房面積、承包土地面積四個變量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沒有顯著影響。此外，宗教信仰仍然對因變量具有顯著影響，而健康狀況則影響不顯著。

數據分析結果表明：第一，人力資本假設被證偽，個體人力資本測量變量年齡、教育年限、政治面貌、普通話能力、非農經歷和健康狀況都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不存在顯著影響。第二，家庭資產假設被部分證實。其中家庭勞動力數量和非農勞動力數量對城鎮移居意愿產生顯著影響，家庭年收入和家庭非農收入比例對城鎮移居意愿影響不顯著，假設2.1中的家庭人力資本假設被證實，但其影響機制較為復雜。表現為農業勞動力數量越多，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可能性越大。住房面積和承包土地面積對城鎮移居意愿影響不顯著，假設2.2被證偽。不動產和自然資本并不顯著影響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相對家庭經濟地位對少數民族城鎮移居意愿具有顯著影響，且呈正相關，假設2.3得以證實。

第三，惠農政策因素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影響。在模型2基礎上再引入惠農政策因素得到模型3，sig值小于0.01，NagelkerkeR2等于0.195，整體預測準確率為88.8%。這表明模型3在置信區間99%內顯著，對應變量解釋力為19.5%，模型3成立。控制其他變量后，惠農政策因素的解釋力為0.6%。參與新農合與參與新農保兩個變量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均沒有顯著影響，惠農政策假設被證偽。這說明是否參與惠農政策對于少數民族農民的城鎮移居意愿不產生顯著影響。

三、基本結論

本文利用CGSS2010數據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現狀進行考察，同時分析個體、家庭和政策三方面因素如何影響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研究分析后可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總體看來并不高，僅有11.1%的少數民族農民愿意移居到城鎮，低于全國農民的平均水平;移居層級上，更偏好小城鎮、縣城或縣級市。少數民族具有更強的傳統型和凝聚力，其生活方式更為獨特，對于鄉村具有更強的依戀效應。同時，落后經濟條件的限制和傳統生計方式的約束進一步降低了少數民族農民的城鎮移居意愿。小城鎮和縣城距離家鄉近，可以兼顧便利現代生活和傳統鄉土情結，成為少數民族農民移居地點的首選。第二，宗教信仰對于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具有顯著影響，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農民具有更高的城鎮移居意愿。第三，個體人力資本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不存在顯著影響。第四，家庭人力資本、相對家庭經濟地位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具有顯著影響。其影響作用表現為：農業勞動力越多，相對家庭經濟地位越高，少數民族農民家庭城鎮移居意愿越強。家庭收入、不動產和自然資本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不具有顯著影響。第五，是否參加惠農政策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影響不顯著。政策因素為什么對于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不具有顯著影響呢?可從兩方面進行解釋：一方面，惠農政策出臺、執行和落實均還不夠到位，對少數民族農民城鎮移居意愿的影響力量并不強;另一方面，少數民族農民可以通過僅僅移居到城鎮居住，但是仍將戶口留在農村的方式繼續享受惠農政策，那么惠農政策就不成為移居成本的考慮范疇。

第二篇：少數民族舞蹈分析論文

在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期間舉辦的少數民族舞蹈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發言時提及次數多的是四川省代表團的《阿莫惹妞》（阿莫惹妞，彝語，意為“媽媽的兒子”）。專家對它的評價是：將彝族自然的舞蹈語匯提升到表現人物性格的高度。雖然表現母子情深的題材不算新，但編導馬琳能打破傳統的寫實技法，在表現手法上有所突破和創新。正是這種創新的意識，在參演舞蹈劇節目當中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現，引起了專家、學者的關注。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自１９８０年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以來，我國少數民族舞蹈藝術有了質的飛躍和長足發展，突出表現就是培養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各民族舞蹈創作和表演人才，產生出不少享譽國內外的優秀舞蹈和舞劇作品。從這次參加會演的舞蹈作品來看，絕大部分都以傳統的、民族的舞蹈為基礎，在保持原有韻味的前提下，既體現出編導的創新意識，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舞蹈理論家張苛談到對幾臺節目的觀后感時說，編導們的手法多種多樣，傳統型、元素型、狀態型、抽象型、意念型等兼具，表現出創新的精神面貌。有的節目抓住細節，淋漓盡致地表現生活內涵；有的用肢體語言打開精神世界的大門；有的突出展示民族特色，具有鮮明的時代感。

民族舞蹈的發展離不開創新，然而創新不單指表現新的主題、運用新潮的動作，而重在拓展。同樣，民族舞蹈的現代化也不是拋棄和改造民族性，而是強化和發展。一些專家圍繞這些問題，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員徐爾充認為，目前各民族舞蹈藝術發展的水平和速度不平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民族舞蹈家群體對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所產生的舞蹈語匯的駕馭和創造能力不同。民族舞蹈藝術的發展，需要這個群體不斷努力，一方面提高對傳統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加強對其他民族舞蹈的借鑒能力。

著名舞蹈家賈作光認為，民族舞蹈藝術要在挖掘、繼承和積累的基礎上創新，要注重在生活中捕捉舞蹈形象、完善技法，再以現代的觀念對民族舞蹈加以關照。但是，即使是在發展過程中，創新也應萬變不離其宗，創新的根本是民風、民俗、民情、民味、民神和民族語言。

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馬盛德提出，民族舞蹈早已從簡單的展示發展為體現人文關懷和各民族的多樣風格。不足之處在于表現風格有余，而人文關懷不足，這主要是因為編導的綜合素質有待提高。他建議有針對性地進行研討，拿出解決問題的措施。

專家們普遍認為，目前的民族舞蹈創作存在一個如何更深入地表現各民族新生活的問題。人民需要既具時代特色，又具鮮明民族風格的作品，這就需要創作者深入各民族生活，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從傳統中吸取精華。隨著時代的發展，舞蹈藝術在新時代的發展走向舞蹈本體的主體化、詩化、內在心靈化、內涵意蘊的深刻化和形式的多元化。而這必然要求舞蹈家在進行舞蹈創作時極大地發揮個人的獨創性，同時要求每個舞蹈團體要有和別的團體不同的藝術風采，每個舞蹈家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第三篇：論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分析

影響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分析

1——基于廣州市人和鎮大巷村實證分析

羅湘龍周銳聰

摘要：農村合作醫療是農村醫療保障重要體系，本文通過實地訪談及相關資料分析路徑對大巷村村民對農村合作醫療參保意愿不強的情況進行探討。本文得出：村民參保意愿不強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陷所致的，最后本文提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須符合村民利益才能夠在根本上提高村民的參保意愿，并提出相應政策措施。

關鍵詞：合作醫療參保意愿制度

目前，中國農村的醫療保障體系是以合作醫療為主要手段，而合作醫療是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重要措施，也是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現在很多地區在合作醫療參保率表明很高，但實際上普遍存在參保意愿低的情況。由于農民的參保意愿影響待合作醫療這個制度能夠發揮作用和持續發展的本質，因此理清影響農民參保意愿因素也就是極為重要。本文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首先區分參保意愿和參保率概念的關系。參保意愿是指人們自覺自愿地加入其中，是一個由內至外的過程，而參保率指參加醫保人數占全部人數的比例，是一個結果。衡量合作醫療制度是否成功應取決于參保主體農民的訴求是否得到滿足，而不是重視一個結論性數字。因此，本文認為參保意愿相對更重要。廣州市人和鎮大巷村農村合作醫療現狀

大巷村是位于廣州市白云區北郊的人和鎮，村民大部分都是農民的，但自前幾年因白云機場征地后，村里面的土地面積是急劇減少，目前全村僅剩下不到100畝（統計表格上的數字還是先前的505畝）。大巷村全村有2224人，平均耕地面積大約是0.045畝，非常少，村民的收入主要是通過打工、小生意和部分的分紅所構成的。全村2008年的總收入水平是6799萬元，基本上是有經聯社、經濟社和家庭經營三部分所組成，其中家庭經營是3593萬元，剩下的是村組的企業收入來的。村民的2008年年均收入是8889元，在廣州郊區中屬于中等水平。全村參保人數達到2180人（這里的人數是剔除掉一些參加社保和有公費醫療的人數，大約有10人左右），占98.02％，因此實際數字還可能是更高一些的。經過調查，村民參加合作醫療的費用2008年是每人30元，農民直接是不用交這個費用的，費用是有各社統一替村民交的。雖然幾乎所有的村民都參加合作醫療了，但是問到很多人的時候，五成的村民參保意愿都不高，假如不是各社統一交這費用的話，相信參保的人數會很少的。另外，大巷村的合作醫療體制基本上是一種風險型的合作醫療，因為風險型的合作醫療的實施內容是大病住院合作醫療，朱信凱、彭廷軍（2009）提到的風險型的合作醫療。實施的內容是“大病住院合作醫療”,即保大病不保小病。而大巷村的是只對住院費用才報銷的，不同級別的醫院報銷的比重還是不同的。影響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分析

2.1 文獻綜述

1.政府制度缺陷存在的問題。徐明增（2009）認為內在的制度性缺陷,從客觀上誘發了農民選擇與政策目標相偏離,造成政策效應不到位和支持農民就診力度不足的問題。李育（2009）提出構建農民參與機制的基本框架由引導機制、決策咨詢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和監控機制構成。通過構建機制來擴大農民參與的渠道和機會,增強農民的參與意識,維護農民利益,促進這一制度的良性循環和持續發展。王艷（2005）提出農村合作醫療的給付結構是影響農民參與意愿的一個主要因素，具體可分為醫療費用的報銷水平問題、補償模式問題、療1 本次調查是采用抽樣訪談式的形式進行的，數據來源于大巷村村委會的統計報表。

服務的提供問題。

2.社會治理問題。張里程（2004）等研究表明，農村居民參與合作醫療除了經濟因素的影響外，還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其研究表明提高居民信任度的話可以提高農村居民的合作醫療參保率。而提高農村信任度的話，可以組織由村民參加合作醫療委員會、賬目公開、服務價格。也提到合作醫療的服務質量、可持續性、對于政府信任的問題。提高其參與意愿關鍵在于要增強農民的社會資本,提高他們對合作醫療的信任；顧昕、方黎明（2004）提到社會資本式有助于社區醫療籌資，增強凝聚力和吸引力，獲得醫療保障，從而影響到參保意愿。

實際上，上述觀點就是關于目前對我國合作醫療存在諸多問題概括。參保意愿本質上是一個激勵的問題，參保意愿是否高低也就是如何實現激勵措施的問題，即如何設置與本地區激勵相容的機制是最重要的?，F代激勵理論認為信息不對稱是激勵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朱信凱、彭廷軍，2009），而上面的論點都是基于農民與提供合作醫療雙方是互相了解，對于所有信息都是對稱的假設條件，因此其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張維迎（2003）談到有四種重要的激勵理論：一是逆向選擇理論，其指交易行為發生之前的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行為；二是道德風險理論，指交易行為發生之后的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行為；三是效率工資理論，效率工資是相當于提高違約者的違約成本，從而達到遵循和約的行為；四是團隊生產理論，在團隊生產的情況下，如果每個團隊成員的行為能夠被沒有成本地觀察到，通過將個人的收益與所觀察到的行為聯系起來，就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了。

2.2 影響農民參與農村合作醫療意愿因素理論分析

1.根據逆向選擇理論，很多是具有風險的人才會參加合作醫療的，而風險較少的村民一般是不愿意參加合作醫療的。朱信凱、彭廷軍（2009）認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內生式缺陷使其難以有效規避“逆向選擇”悖論，簡單地改自愿性原則為強制性原則，并不能實現人人參與的目標。王艷（2005）談到，實踐中只保住院、不保門診的做法，使得這項制度受益率等于大病的發生率，受益面窄,由此突出了保險中的逆向選擇問題，即很多身強力壯、疾病風險小而支付能力強的年輕人不愿意參加,參與率得不高。韓留富（2005）提到醫療服務需求方的“逆選擇”主要表現為高危人群愿意參加合作醫療, 健康人群卻不愿意參加。但本文認為這只是解決了部分疾病風險較小人群參保意愿不高的問題。經實地核實，該類村民的人群是極少，即原因并不能很好的解釋大巷村民參保意愿低的情況。

2.根據道德風險理論，當加入合作醫療之后，農民會產生不很為重視自己健康。但是根據上述所描述的大巷村的醫療體制來看，只保大病不小病的合作醫療根本不能滿足村民的全部醫療費用，因為人們經常所患都是小病，因此并道德風險并不明顯。同時，根據調查了解到只有在鎮級和區級的醫院報銷的比例大點，最高的是60％，市級更低，只用一成。事實上是，村民在患有重病后，很少去鎮和區的醫院就診的，其原因主要是醫療條件不夠好。這樣的話，更有理由來證明是道德風險不是導致村民參保意愿不高主要因素。

3.根據工資效率來推理，假如村民所交費用越低的話，其參保意愿是越高才對的。但目前村民在不用交費的情況下，其參保意愿依然并不高。因此，有理由說明，合作醫療參保費用的高低并不是一個影響參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4.團隊生產理論。社會資本能夠加強村民凝聚力，對于某項有利于群體事項能夠實施推動，顧昕、方黎明（2004）所提到社會資本所起到的作用。但本文認為社會資本能夠減少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更能夠促進一步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但并不能夠影響村民對合作醫療的參保意愿。

2.3 影響廣州市人和鎮大巷村村民參保因素分析

根據村民的反映，認為目前合作醫療體制不滿意的地方主要是報銷范圍太小，只有住院費用，同時報銷的額度不大，據統計兩年多以來，截至2009年1月底，全村共有158人報銷過，總額是217609.5元，占村民花費總額的比例是不到三成的。由于大巷村的合作醫療只是報銷住院費用和兩個特種病，而且報銷比例范圍隨醫院級別不同是導致目前大巷村村民參保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

導致大巷村村民參保意愿不高的根本性因素是在于目前合作制度不合理所致，即制度性缺陷。如“只保大病不報小病”的制度，劉軍民（2006）也認為以大病的保障容易誘發逆向選擇，事實上放棄了對大多數人基本醫療需求的保障責任, 也不可能獲得良好的投入績效。根據上述分析，提高大巷村民參保意愿著重在于制度上改進。黃云志（2009）認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離不開農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其提出這需要健全管理，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陳秋霖(2003)認為政府促成的“自愿參加、個人支付為主”的合作醫療實質上是政府(確切地說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壟斷醫療保險,這種方式由于不完全信息壟斷醫療市場無法實現人人參與。政府需要認識到需求方人群的疾病風險、風險態度、醫療習慣、就醫可能的不同而導致不同的混同均衡。所以合作醫療制度上必須體現這制度能夠提高村民怎樣利益，只有這樣村民的參保意愿才會提高。對策及建議

綜合上述結論，本文認為可從以下方面進行處理：

1.在鄉村集體經濟雄厚、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發達農村地區則可實行“保大病”和“保小病”的醫療統籌制度。即將人們的需求都囊括進來；由于大巷村財政能力尚屬良好，可每年定期劃款設為國家合作醫療的補充，實施“大小病”一起報銷措施。

2.提高參合預期回報。探索將小病醫療補償納入新農合制度，降低起付線，尤其是門診起付線，對一年以上沒有享受合作醫療補助政策的參合農民以戶或人為單位，按累計積分的辦法，在患病后住院報銷時按累計積分提高一定的報銷比例，進一步探索完善新農合制度的公平性。

凡是參合患者治病必須的常規藥物、檢查費用和其他收費都應列為醫補范圍，讓農民充分享受醫保的優越性。對必須使用暫時又不能列入醫補范圍的，要限用，并事先告知患者或取得患者同意。用量超標，將追究院方和醫生責任。

3.納入預防保健。目前，農村居民很少有機會接受身體檢查，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只能憑感覺，而缺乏理性和科學的認識，在患者—醫生委托代理關系中較易遭受道德風險的損失。因此，定點醫療機構應當為參合農民提供體檢服務，可以收取一定費用。同將這項費用納入新農合基金的補償范圍，不設起付線按一定比例對農民群眾進行補償。

4.加強監管。政府管理部門應當有所作為，加強對定點醫療機構的監督，讓農民群眾在新農合制度推行過程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堅持把醫療服務機構行為的公平性與規范管理擺在重要位置。一是要嚴格控制合作醫療用藥目錄以外的藥品使用比例和藥品價格監督，對使用保外藥品較高的定點醫療機構進行通報，并責令其對患者做出解釋。二是建立、實施住院費用一日清單制，患者住院時，就診醫院必須將住院病人每一日的用藥清單送到床頭，接受病人的質詢和監督。三是加強實時監督，合作醫療管理機構應經常派人巡視定點醫療機構，查看醫院的服務、手術、檢驗、藥品、材料收費水平是否合理。四是開通社會監督參與渠道，利用舉報電話、電子郵箱等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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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問題與對策研究——基于永州市零陵區的調查[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10)

第四篇：山西省農民參加合作醫療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農戶理性不及的反應

農戶合作醫療需求分析

因病致貧與農村健康保險

農村合作醫療的經濟效益調查分析

家庭風險分擔機制對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需求的影響——對四川省的初步調查

中國居民健康轉型、衛生服務需求變化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之二)

中國小農戶的風險及風險管理研究

存在背景風險下的保險需求──來自中國商業健康保險市場的實證研究

錯位”農戶需求與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

山東省農村居民參加合作醫療的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農村居民收入及醫療費用的調查分析

農村居民對各級衛生機構的醫療需求的調查

醫藥費用預測模型及保險因子分析──中國農村健康保險試驗項目之科學測算Ⅰ

費爾德斯坦 著費朝輝 譯衛生保健經濟學1998

改造傳統農業西奧多 舒爾茨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嵩山路教師閱覽室C51/25;89.2

王國軍國柱中國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2002

劉京生中國農村保險制度論綱 2000

第五篇：少數民族德育文化資源分析論文

一、利用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的重要性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我國民族狀況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各少數民族在自己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創造的形式豐富多彩、內容浩瀚博大的民族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是少數民族在歷史實踐活動中創造的文明成果，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并保留在少數民族中間具有穩定形態的多層面文化，包括思維觀念和價值取向、道德生活和禮儀風俗、制度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是少數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也是各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因素，一般包括生活習俗、人生禮儀、民間傳承、信仰崇尚以及節日文化等主要類型。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德育資源，是各族人民的精神基礎，是維系各民族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紐帶，支撐著民族的心理、意識，體現在獨具民族特色的價值觀念之中。

高校在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德育資源時不能忽視對少數民族傳統道德的開發利用。隨著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少數民族政策的深化，高校在校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由于地理環境、文化背景、家庭教育甚至學校教育背景的不同，決定了當前高校少數民族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如果高校德育僅滿足于一般化的理論教育，脫離民族學生的實際，忽視少數民族道德的特點，將缺乏針對性和認同感。如何在少數民族大學生中貫徹落實高校德育目標，有效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既弘揚主旋律，順利的實現社會主義德育目標，又照顧到少數民族大學生獨特的民族文化背景，有針對性的采取有效的途徑因材施教，提高德育效率，是目前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德育工作和改革中面臨的重大理論課題。

生活即教育，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影響少數民族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因素。發掘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德育資源可以讓學生接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教化，提升認同感和歸屬感，加強少數民族學生的道德修養。在中華民族的文化構成中，少數民族文化在與漢民族文化交融滲透的過程中呈現出獨特的社會調節功能，它承擔著調整少數民族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人與神靈之間的關系的任務，是各民族用于調適本民族內部，本民族與其它民族之間各種關系的重要手段，在維護社會穩定、有序的推動少數民族社會的發展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道德的本質是“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1］。

倫理道德與傳統習俗、宗教信仰相結合是少數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少數民族地區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就通過民間習俗、宗教儀式完成。帶有經驗性的倫理道德以鄉規民約、各種禁忌、人生禮儀、節日慶典、諺語歌謠等形式散布和融匯在實際生活之中，這就使它比一般的倫理道德更具普遍性和穩定性、實用性和權威性，具有更為直接的社會功能。如果學校德育能結合學生的實際在堅持正確價值導向的前提下，利用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豐富的資源和寶貴的經驗，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賦予其時代的特征，將為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思想道德力量，增強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增強德育的人文底蘊，有效抵御外來文化的沖擊，豐富德育內容和提高德育效果，真正解決德育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問題，充分發揮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時代價值。

二、少數民族傳統道德的主要內容

意識形態層面的少數民族傳統道德與宗教、民族風俗、民族節日等各種文化現象交織在一起，表現在價值觀念、道德觀念、世界觀、人生觀、哲學觀以及體現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中，通過各種藝術形式、語言文字或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至今。道德觀念對宗教、民族文化產生極大影響，而宗教、文化等又是道德觀念的載體，各民族道德情感、道德觀念通過這些具體生動的形式得到充分的表露。少數民族傳統道德的內容蘊含在民間文學作品、風俗習慣、宗教禁忌、格言諺語之中，以習慣法、鄉規民約、社會輿論等社會調控方式保證其實施。這些道德內容滲透在少數民族日常生產勞動、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社會生活、社會制度之中。綜合起來，少數民族傳統道德的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道德

“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2］。在道德價值上，各民族都重視道德思想與政治思想的融合，愛國主義觀念貫穿于少數民族歷史文化之中。各少數民族共同創造了中國的歷史，以頑強的精神開拓了祖國的疆域，為祖國的統一作出了貢獻。我國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為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反抗民族壓迫，抵御外敵入侵做出了巨大貢獻。各民族在道德價值的導向上，為維護血緣關系、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強調個體服從整體。解放前，僅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就呈現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等不同的社會歷史形態，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只有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保證族群的發展和繁衍，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形成了樸素的集體主義觀念，這種團結互助的整體意識世代相傳，構成了各族人民所特有的心理素質和民族精神，并成為傳統道德的基本內容。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尊重賢能，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等觀念作為重要的政治道德規范在維護各民族的政治地位、政治制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社會道德

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中約定俗成的社會道德可以從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婚姻家庭道德幾個方面考察。概括起來，在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中以物質文化的形式或以精神文化的形式，在生活習俗、人生禮儀、傳統節日、宗教信仰等方面普遍滲透著文明禮貌、與人為善的原則;誠實守信、公平合理的原則;遵守秩序、言不越規、行不逾矩的原則;尊老愛幼、孝敬父母、勤儉節約的原則;勤勞勇敢、謙虛謹慎的原則。這些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維持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秩序，穩定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生產和生活，促進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堅實保證。

(三)和諧統一的生態倫理道德

少數民族樸素的生態倫理道德是優秀的傳統德育資源，善待自然的觀念以廣泛的影響力保證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行為的延續?？偟膩碇v，少數民族傳統道德在道德價值的最終目標上，追求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境界。大多數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是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萬物有靈為主，反映出樸素的自然觀與道德觀。在宗教信仰和生產力水平的影響下，少數民族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處處滲透著與生存環境、與整個自然界和諧相處的觀念，體現著對生命的崇敬，對待死亡樂觀豁達的態度，這些觀念深深的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形成了大量世代相傳必須嚴格遵守的生態倫理原則。

三、利用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的主要途徑

德育在選擇、傳承并創新傳統文化的同時，又以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的內容，從豐富的傳統文化中吸取養料。德育通過發揮自身的傳遞功能，保存和發展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促進傳統文化的積淀，使傳統文化得到再生和繼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對少數民族學生加強德育的主渠道、主陣地，以民族傳統文化作為橋梁建立起共同的道德基礎，確立核心價值觀念，在課堂上，課外教學活動中，在校園文化里樹立文化對話意識;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中利用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傳統德育資源構筑和諧的德育體系。

(一)將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作為課程資源進行開發

道德教育的民族性決定了少數民族學生德育教育要有針對性，要符合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傳統才能取得實效。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中與社會主義倫理道德相一致的愛國主義思想、人倫價值思想，與社會主義價值觀一致的人生和價值取向等優秀德育資源都可以賦予其時代的含義作為課程資源整合利用，結合實際利用現代教育技術開發出具有本民族、本地區、本院校特色的，易于被學生接受的課程資源。在高校的思政課教學中要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適當加強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宗教觀念以及民族認同等方面的教育。利用傳統德育資源開展形式多樣的各種主題活動也是有效途徑。

(二)在隱性德育環境中利用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

少數民族學生生活的地理環境、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語言的千差萬別，導致了少數民族學生獨特的性格特征和思維方式，由此給高校德育工作增加了難度。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明確自身在提升德育實效性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善于運用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資源進行植入式、培育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結合優秀傳統德育資源，利用校園文化建設，校園文化設施建設，校園環境建設以及班級管理等隱性德育環境的創新，關注時代的德育新視點，進行文化浸潤、人文關懷，提升民族認同感，引導少數民族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三)加強德育工作者的民族文化意識

在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資源的發掘和利用中高校德育工作者是主力軍，僅重視德育師資的理論修養，忽視對民族地方高校師資的民族文化知識培訓是不利于成功開發和利用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德育工作者不了解民族文化知識，課堂上單純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民族德育資源，師生之間缺乏交流，是導致學生對理論知識缺乏認同感，造成民族地方高校中德育實效性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只有通過提高民族地區高校德育師資隊伍中民族文化知識的普及教育，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靈活地運用于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中，并同民族的歷史結合起來，才是使高校德育取得實效的有效途徑。要培養一支既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同時又熟悉少數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的德育隊伍，使其成為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保證。

四、利用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的原則

在利用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的過程中既要符合社會主義的德育要求又要照顧到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跨文化問題，要充分利用傳統文化資源中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德育目標的實現找到有效途徑就必須在開發和利用傳統德育資源時遵循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原則，不斷傳承和創新優秀的文化資源，“揚棄”落后的，不符合時代特征的傳統。

(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發和利用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發和利用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就是要構建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德育體系;就是要在德育實踐中聯系具體實際，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不斷正確引導德育向縱深發展。首先，馬克思主義是開發和利用少數民族優秀傳統德育資源的指導思想和必要前提。我們要對各族人民歷經千百年來積累的優秀德育資源進行科學的分析整理，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其次，在開發利用少數民族德育資源的過程中不斷繼承優良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觀要求和實現形式。

(二)以唯物辯證的觀點分析少數民族傳統德育資源

高校德育工作者要用一分為二的辯證的觀點對待少數民族傳統道德資源，民族傳統道德觀念具有雙重性，各個民族幾乎都有因循守舊、盲目排外、拒絕接受新事物的觀念，原始平均、絕對平均的觀念，安于現狀的守舊意識等落后的不符合時代特征的消極成分。在開發利用的過程中要對其認真辨別，利用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去偽存真。在認識和處理道德沖突時，必須從具體的道德環境出發，尊重民族地區道德教育的現實，承認民族地區道德主體的特殊性，堅持主觀與客觀，目的和手段相統一的原則，針對道德主體的特征，要遵循針對性和創造性的原則選擇利用德育資源。高校德育在開發利用傳統文化資源的過程中必須沿著在傳承中超越，在超越中傳承的發展道路前進，堅持在“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原則的指導下既善于吸納以往的合理思想和有益做法，又要善于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提出新任務、充實新內容、探索新方法、實現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