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研究論文

區域經濟實力從根本上說是由其產業結構決定的，影響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因素包括地理區位、生產力發展水平、消費水平、人力資本、貨幣資本、科學技術及創新、市場規模、國家或區域經濟政策等，但以上諸多因素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一般都是通過需求和供給發生作用。歸納起來，對其有決定作用的因素有以下幾個。

一、需求因素

生產滿足需求，需求促進生產。旺盛的消費需求為區域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為企業的做大做強提供了市場保證。此外，需求結構的變化還會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從而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奠定基礎。

(一)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結構。中間需求是各個生產部門對用于再出售而供生產別種產品用的生產資料的需求，比如原材料等的需求。而最終需求就是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并由其最后使用者購買的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如個人消費等。在一個經濟區域內，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結構決定了生產中間產品的產業和最終產品的產業的比例關系。兩者之間比例變動將會使區域產業結構發生相應變動。

(二)個人消費結構。個人消費結構是個人的基本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恩格爾(1875)認為：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一個國家越窮，每個國民的平均收入中用來購買食物的費用所占比例就越大。可見，不同的個人消費結構將直接影響區域內消費資料產業部門的發展，并間接影響為消費資料產業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發展，從而也就影響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動。在人均收入3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階段，恩格爾系數較大，人們的生活處于溫飽水平，基本生活需求占主導地位，此時居民儲蓄較少，無力發展資本集約型產業。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需求結構的重點從必需品轉向非必需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這種變化拉動了產業結構的變化，要求資本物品的生產也迅速增加。因而，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中心的生產轉向以設備、耐用消費品制造為中心的基礎工業和重加工業的生產。在這一階段，農業、輕工業的充分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過剩資金和勞動力，使資源向非必需品生產的轉移成為可能。在高收入階段，物質產品已相當豐富，人們的消費選擇余地大為擴展，人們對精神生活、生活質量和生活環境的要求大大提高，人們的需求趨向多樣化、個性化。為適應多變的市場需求，少品種、大批量的生產方式逐漸被多品種、少批量的生產方式取代。與此相適應，消費者對售前售后服務的要求大為提高，這就促使以信息咨詢業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空前發展，使產業結構迅速走向服務化。

(三)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投資和消費的結構，實質上是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在區域經濟中，最終需求中的投資和消費的比例會直接引起區域內消費資料的產業同資本資料產業比例關系的變化。正如霍夫曼工業化經驗法則所指出的：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消費品工業的生產在制造業中占主導地位，而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在制造業中是不發達的；第二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增長快于消費品工業的生產增長，但消費品工業的生產規模仍然要比資本品工業的生產規模大得多；第三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繼續增長，規模迅速擴大，與消費品工業的生產處于平衡狀態；第四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占主導地位，其規模大于消費品的生產規模，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由此可見，消費和投資比例的變化對產業結構變化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四)區域投資結構。區域內不同方向的投資對改變區域產業結構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創造新的需求投資，將形成新的產業而改變原有的產業結構；對部分產業投資，將推動這些產業比未投資的那部分產業以更快的速度擴大，而影響原有產業結構；對全部產業投資，因投資比例不同，會引起區域內各產業發展程度的差異，從而導致區域產業結構的相應變化。此外，區際投資因素對產業結構變動影響深遠。區際投資會促使區際進一步融合，區際融合增強更大區域范圍內宏觀一體化對微觀一體化的推動作用，使兩者互動頻率和互動力量增強，促進國民經濟整體性的系統協調發展。對外投資會導致本區域產業的對外轉移，外區域的投資則促使區外產業的對內轉移。上述兩種情況的變化都會引起區域內產業結構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外資企業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產品品種和數量的變化會改變原有的產業結構。二是外資企業中間產品的供應結構和最終產品的銷售結構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三是外資企業的技術創新間接地影響一國(地區)的產業結構。由于投資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往往采用一定的投資政策，通過調整投資結構，來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

二、供給因素

不同的經濟區域，即使需求因素完全相同，在供給因素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產業結構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區域的資源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區域內產業的發展與變化。供給因素不僅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科學技術，也包括國內外政治、經濟、法律等環境，同時還包括體制和人的思想、觀念等因素。

(一)自然資源。資源稟賦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因素，其對一國的產業形成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總是離不開各種自然條件……外界的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此類自然富源是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般而言，自然條件的好壞直接影響一國農業的發展；地下資源狀況，直接影響采掘工業、燃料動力工業及重工業的結構；經濟作物狀況則影響輕紡工業的結構。因此，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其產業結構或多或少地具有資源開發型的特性，而資源匱乏的區域就不可能形成資源開發型的產業，最多只能形成資源加工型的產業結構。

(二)人口因素。勞動力是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的數量、素質和價格的狀況及其變化，影響著勞動力的供給程度和人均資源擁有量及可供給能力，從而影響產業結構形成和變動。人力資源包括投入和即將投入區域產業生產過程中的人力。一般來說，當區內勞動力資源供給充裕時，往往會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反之，當區內勞動力資源供給稀缺，價格上升，則會傾向于將資金投向勞動力運用較少的資金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可見，根據比較優勢的原則，勞動力豐富且價格低廉同時資金又缺乏的區域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勞動力不足、同時資金比較充裕的國家應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從這個角度來說，勞動力資源的豐裕程度和勞動力素質的高低也決定了一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產業的發展戰略。

(三)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區域產業結構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表現為一定的生產技術結構，生產技術結構的進步與變動都會引起產業結構的相應變動。科學技術的日益現代化使各產業部門發生變革，并通過主導產業的擴散效應推動相關產業部門不斷升級。從縱向來看，當區域內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水平還比較低、手工勞動占主要地位時，生產社會化程度就比較低，產業部門的數目就少，產業之間的聯系也不密切。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分工協作進一步深化，促使產業結構高級化，一方面，科學技術進步使產品成本下降，使價格下降成為可能，市場需求擴大，促使技術進步快的產業迅速發展；另一方面，技術進步會促進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導致產業分工的加深和產業經濟的發展。從橫向來看，由于區域內不同的部門創新和技術進步速度不同，其生產率增長速度也不相同，那些研究與開發投入強度大、能夠最先吸收新技術的部門，往往也是生產率提高最快和產出增長最快的部門，而那些研究與開發投入強度不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的部門，往往也是生產效率低下的部門，在利益的驅動下，這必將促進生產要素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生產部門，從而改變各產業之間的要素配置，影響區域內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

(四)資金供應狀況。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儲蓄率、利率、資金回報率等的變化都會對區域內資金總量規模、增長速度、投資方向產生明顯的影響，從而導致資金向不同產業部門的配量與再配量，進而對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變化產生明顯的影響。若區域內企業發展的資金供給充裕，其使用成本下降，則有利于資金流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推動區域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優化升級，反之則會阻礙區域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優化升級。可以說，資金供應總量和資金供應結構的變化是產業結構改變的直接原因。

(五)環境因素。環境因素包括區域內環境因素和區域外環境因素，或稱作政治、社會、法律、文化等環境因素。在政治環境方面，一國(區域)的國際政治環境對該國(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動有重大的影響。如，1972年的世界石油危機迫使美國石油工業快速發展。在文化環境方面，區域文化環境也會影響區域產業結構。如，日本文化受典型的東方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人的消費觀念屬于節儉型，比較偏向于滯后消費，這一文化取向影響了日本海外市場的發展，也刺激了日本產品向海外市場的快速發展，并形成了嚴重依賴海外市場的產業結構。在法律環境方面，良好的法律環境會促進投資的增加，加速產業結構的快速演進。良好的法律環境可以使知識產權得到很好的保護，這也必然促進科技進步，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三、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國家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促進各生產企業、部門均衡發展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手段的總和。在一定時期內，區域產業結構的演進總是在具體的制度和與之相應的產業政策環境中進行的。因此，經濟體制模式決定了區域產業結構的調節或轉換機制，并通過區域與企業的關系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區域產業結構變動。各級政府要依據客觀實際，以不斷降低交易成本為目標，在不斷矯正市場失靈、建立使區域產業結構動態的適應市場需求的體制和機制基礎上，制定并實施積極有效的區域產業政策，誘導或直接使生產要素集中流向某些特定產業，對其進行扶持、保護，引導企業自覺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組織生產，促進其發展，才有利于實現最佳的結構效益，推動區域產業結構演進和發展。

總之，上述各種決定和影響產業結構的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這些因素可能互相促進、互相制約，多方力量整合后可影響和決定著區域產業結構的現狀和演進與發展。

第二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文獻綜述》論文綱要

論文綱要

題目：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理論綜述

張晨曲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經貿學院2010級世界經濟研究生）

學號：20100210018

一、文章主要內容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有效途徑，是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加快工業化進程的戰略舉措，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始于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的研究，目前，在世界金融危機蔓延之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缺乏動態性研究，優化升級基準與指標體系不相匹配等問題凸顯出來，本文通過對國內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研究現狀與方法進行回顧、整理、歸納、分析。以期有助于產業結構優化對維持經濟持續增長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歸納以后，我們認為進行基礎理論再研究，開展優化升級，進行資源配置效率評價和培育支持體系研究，將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研究的方向和重點。

二、研究背景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地方政府根據產業結構的特征，結合經濟發展的約束因素，優化升級出最佳產業，從而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積極、主動、有效的戰略行為。中國已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時期，各地區在“十一五”規劃中，都紛紛提出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發展各自的龍頭產業。尤其在當今世界金融危機之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與重點研究課題，很有必要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的回顧，查找出存在的問題，通過系統分析，從而促進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作進一步研究。

三、國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發展回顧

國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主要是以國家層面的產業結構為研究對象，在產業結構理論研究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

（一）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華爾特.特曼.羅斯托(Walt Whit man Bristow ,1916 — 2003)曾經出版過《經濟成長的階段》。他通過研究各國經濟發展效率之中存在的差異，發現了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著某種行業部門，在每個階段，甚至在一個比較成熟并繼續成長的發展階段中，都存在一些能夠帶動其他產業結構發展的部門，并稱這些部門為行業領頭羊，從而描繪出經濟成長階段的依次更替與部門依次變化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羅斯托同時認為，經濟之所以能夠發展，正是這些在產業部門中占主導地位的行業迅速擴大的結果。

（二）美國人赫希曼(A.O.Hir schman)是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也對產業結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資源的稀缺性，企業家缺乏和平衡增長的不可行性等原因，從而提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資本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集中有限的資本和資源，重點發展一部分拳頭品牌產業，并以此逐步擴大其他產業結構的投資，帶動其他產 業的發展。

（三）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華爾特.特曼羅斯托在對發達國家與政府的各個經濟成長階段進行研究時，發現產業結構的存在，并對產業結構的特征和作用進行了論述，指出了優化

升級產業結構的必要性，實質上是一種總結。

（四）上世紀50年代，日本為實現趕超戰略夢想，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在產業結構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編撰了《產業結構論》一書，首次對產業結構如何優化升級進行了研究，明確提出了二個基準條件“收入彈性基準”“生產率上升率和基準”。日本政府政策研究部門在筱原三代平的產業結構理論的基礎上，增加了勞動內容基準與環境基準，環境基準是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的進程中，要防止布局過密而造成環境污染和人口過于密集而影響社會發展，在不影響環境與社會的同時讓拳頭產業優先發展。

（五）結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的形成是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深入和發展，特別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基準的提出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更具有應用性和可操作性。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實踐證明了產業結構的帶動作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也就成為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

四、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回顧

我國學者結合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等問題，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目前國內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上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優化升級實證研究

我國10多年有關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研究較為重視實證研究，反映在文獻方面，就是對產業結構進行系統理論研究后，針對具體的省、市、縣級層面的研究。

（二）優化升級基準研究

專家學者們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基準研究已比較成熟，如已經歸納出需求收入彈性、生產率、關聯度、增長率、擴散效應和生產率上升率等基準以及日本的環境、勞動內容基準，形成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經典基準體系。

（三）優化升級指標體系研究

優化升級基準確立以后，許多專家學者根據自己研究確立的基準，并進行定性方面的分析，優化升級出本地的產業結構，但定性分析的主觀性太強，優化升級結果的準確率不高，缺乏說服力。

（四）優化升級評價方法研究

鑒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就是在產業結構按規律演進和協調化過程中，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市場化實現過程，因此，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還應當把系統理論技術創新理論和產業經濟理論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一過程中的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與經濟效果進行系統分析和系統評價。

五、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的創新與不足

國內外專家學者在運用產業結構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緊密結合各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圍繞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行了若干具有一定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研究，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戰略的實施做了大量的論證，為把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研究從國家角度轉向基層做了開拓性工作。可以說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理論研究已經比較成熟，具體的創新要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的創新

第一，采用系統理論的研究思路，設計了將多種理論有機結合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理論框架，提出了一種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新思路。

第二，將系統原理和生產力經濟理論的有關原理有機結合，提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

程就是產業系統功能不斷強化的過程，并由此構造了在一定環境中運行的產業系統的優化原則使產業系統功能的描述建立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基礎上。

第三，將平衡增長理論和非平衡增長理論有機結合，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研究既考慮到產業系統的協調性，又顧及到產業系統關聯效應的差異性，將灰色理論和產業經濟理論有機結合，采用灰關聯方法，提出依照子系統對系統總體貢獻的大小，以及子系統之間關聯效應的強弱，對產業部門進行綜合排序，形成產業發展的優勢序列。

第四，綜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過程的技術創新能力和經濟效果，運用技術創新理論和產業經濟理論，設計了技術創新能力和經濟效果的評價指標體系。

（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的不足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具體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優化升級基準指標體系存在理想化。

第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缺乏有針對的動態性。

第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數據缺乏連續性。

第四，缺少本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三篇：蘇北產業結構與布局優化升級路徑分析

蘇北產業結構與布局優化升級路徑分析

蘇北產業結構與布局優化升級應當走整體規劃——產業培育——產業調整——整體優化的路徑。

蘇北各市已孵化出相對優勢產業。2001 年，江蘇政府作出蘇北大發展、產業帶（經濟帶）的具體規劃，后又在隴海線開發戰略和沿海開發戰略中對各市產業發展做出明確規劃。目前蘇北各市已在30 個制造業中培育出相對（本市產業之間對比）優勢產業：徐州的裝備制造、新能源、食品加工，淮安的鹽化工、新材料、IT、特鋼，連云港的裝備制造、新醫藥、新材料、新能源，鹽城的汽車、交通運輸設備、紡織、機械裝備和化工，宿遷的食品飲料、紡織服裝、林木加工、機械電子等。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紡織、化工、機械電子在各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重疊。各市相對優勢產業與其他城市相比很可能就不是優勢產業（同一產業不同城市對比），隨著競爭的加劇很可能使其優勢地位不保，更談不上升級為主導產業。

根據產業目標格局推進產業轉移，實現產業結構和布局不斷優化。十二五是產業結構和布局深度調整的有利時機。在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中，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用“錯位發展”的思想解決產業同構問題。有選擇地進行產業轉移，形成產業錯位和功能錯位并行，垂直錯位和水平錯位同步，逐步形成各市異質產業結構，在借勢發展過程中不斷培育“錯位”競爭優勢。以開發區為中心逐漸向周邊縣域作擴張延伸。建設特色明顯、適度集中的產業基地，將不同附加值的產業與生產環節在中心與周邊地區之間進行產業分工，形成“中心——腹地”、“開發區——基地”的圈型階梯產業布局，并在不同圈層梯度深度分工，形成水平錯位、垂直錯位和功能錯位。結合本土產業發展優勢、潛力和資源稟賦，服從國家、長三角、江蘇的整體區域的統籌規劃，以產業結構高端化和輕型化為目標，立足現實又兼顧長遠，發揮各地區的稟賦差異，做新傳統產業、做強優勢產業、做大新興產業。同時注重帶動關聯產業和生產型服務業的發展，促進與他們的聯動發展、融合發展。

第四篇：國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經驗

一、國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經驗

（一）20世紀50-70年代，日本、德國等國的在產業政策引導下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1．日本系統制定并落實產業政策。一是制定支持產業尤其是主導產業發展的政策。主要內容包括：產業結構高級化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等。二是建立審議會制度。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日本成立了“產業合理化審議會”，成員分別由政界、產業界、學術界以及勞工界（工會代表）組成。通過審議會制度，發揮了政府和民間的積極性，保證了決策的科學性和實施的有效性。三是運用法律手段。日本政府較多地運用了法律手段，如１９５６年《振興機械工業臨時措施法》出臺后，有關部門又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法律以保證貫徹實施。

2．德國注重市場作用，輔以政策引導。戰后西德政府在貫徹產業政策時，強調以市場作用為基礎，注重保證市場自由競爭，限制壟斷。一是支持關鍵領域的技術研究和開發。為促進科技能力和工業競爭力的提高，政府制定計劃支持能源、航空、通訊、材料、電子、光學、生物等關鍵領域的技術研究和開發。二是重視中小企業發展。采取多種措施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支持中小企業研發活動，有力促進了中小企業技術改造和創新。三是重視人才培養和就業培訓，采取多種措施幫助勞動者增強對產業結構變化而引致的勞動力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四是信息指導。經濟研究機構定期向政府提供報告，分析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及由此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和可能出現的機會，從而為政府、產業界特別是廣大中小企業提供信息資源。

（二）20世紀60-80年代，亞洲“四小龍”等國“趕超式”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1．臺灣有選擇地發展重要的產業帶動產業優化升級。一是發展“策略性工業”與“高科技工業”。1973年開始的第六個4年經濟建設計劃中，把“加速發展資本及技術密集工業”作為重點，并于1974年提出推進“十項建設計劃”。到70年代末，“十項建設”工程相繼完成。1978年，臺灣重工業比重首次超過輕工業，工業結構開始轉變，有了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從70年代末開始，臺灣開始轉向發展“策略性工業”與“高科技工業”。二是形成策略性工業發展標準。1981年底，臺灣提出以信息與機械工業等為代表的策略性工業，逐步形成“二高”（附加價值高，技術密集度高）、“二大”（產業關聯效果大，市場發揮潛力大）、“二低”（污染程度低，能源密集度低）的策略性工業發展標準。

2．新加坡促進產業集聚發展和“以外促內”。一是工業門類的配套和布局的集中。60年代初期，新加坡推進由轉口貿易為主的經濟向進口替代工業為主的經濟的轉變，發展了一批投資小、見效快的紡織成衣、食品木材加工等輕工業，完成了向進口替代工業階段的過渡。從1979年起新加坡開始推行“第二次工業革命”，目的在于把新加坡經濟從勞動密集、低技術和低增值經濟轉變為資本集約、高技術和高增值經濟。政府著重發展電子電腦、生物工程、信息處理、智力服務、醫療器械、自動控制裝臵、工程技術等高技術行業。二是以外促內的產業結構優化路徑。1979年起，新加坡通過引進外資，從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建立起以電子電器、石油提煉、機械制造（主要是造船）為主體的制造業，實現了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為中心的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

（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等國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網絡化背景下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1．美國產業政策引導作用有所加強，積極推動信息網絡化，重點推動制造業的振興和高技術服務業的發展。克林頓執政后，運用法律、經濟等手段，采取風險基金的建立、產學研結合且注重實效的研發體制、靈活的用人機制、敢冒風險的企業文化、重視教育與不惜一切招攬人才等一系列創新舉措，全方位扶植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同時，成功地利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兩大趨勢，及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創造出歷史上最長的擴張期。日本則未能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適時調整產業結構，又囿于僵化的勞動力市場、落后的研發體制、陳舊的管理機制，尤其在風險基金問題上，不但資金少且使用不當，使日本創新型產業發展滯后，陷入“戰后最嚴重的衰退”。

一是振興制造業。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制造業競爭力下降引起美國朝野的極大震驚。為此，20世紀80年代，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巨頭掀起了一場深刻的以科技創新和改革管理為重點的革命，美國汽車行業一舉扭轉了被動的局面。20世紀90年代前期，美國又趁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機，對企業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和改組。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的鋼鐵、汽車、半導體業都領先于其他國家，航空業、化工業、電子設備業、電子元件和計算機軟件等領域也處于世界領先位臵。

二是以信息網絡化提升產業能級。1995年4月，互聯網開始商業化。商業化使網絡的規模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互聯網的應用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使美國進入了信息時代。在這個基礎上美國的信息產業快速發展，成為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龍頭產業。而信

息技術在制造業其他部門的應用又使它們實現了信息化，從而大大地提高了效率。這樣，美國的制造業就在信息技術的帶動下重新鞏固了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三是高技術服務業的迅猛發展優化了產業結構。美國政府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對高技術服務業的投資，高技術服務業獲得了迅猛的發展。據統計，在 1988-2003年間，美國28個研究與開發密集的高技術產業就業人數增加了40萬人，增幅近5%，而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就業人數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60萬人，減幅達10%。高技術制造業在高技術產業中的比重由原來的69.6%減少到 59.5%，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與此相反，高技術服務業就業人數呈現了較大的上升態勢，由1988年的28%上升到2003年的近40%。高技術服務業占服務業總體的比例也從9.5%上升到10.2%，從而使服務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到了技術密集型的階段。

2．臺灣通過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來提高產業的層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繼續推動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在1990年提出的“六年國建計劃”中，臺灣提出發展十大新興工業的口號及八項關鍵性工業技術。“十大新興工業”為通訊工業、資訊（信息）工業、消費性電子工業、半導體工業、精密器械與自動化工業、航空航天工業（航太工業）、高級材料工業、特用化學工業與制藥工業、醫療保健工業、污染防治工業。“8項關鍵性工業技術”為：光電技術、軟體技術、工業自動化技術、材料應用技術、高級感測技術、生物技術、資訊（信息）開發技術、能源節約技術。1997年，臺灣“行政院”經濟部推出了“2020年臺灣產業結構調整方案”，確定資訊、通訊、半導體、精密機械、環保設備、生物制藥和航太產業為跨世紀發展的最具潛力和發展遠景的七大高科技產業。

3．新加坡政府帶頭利用先進制造技術，并制定了制造業發展計劃。進入9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帶頭利用先進制造技術，并制定了制造業M2000計劃，其關鍵領域是航空航天、生物技術、化學制品、精密制造系統等。集中發展了一些高附加值的制造業部門，主要是電子業，目前電子業已成為新加坡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面對21世紀知識經濟的挑戰，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又適時擬定了“二十一世紀工業計劃”，計劃在未來10年內，將新加坡發展成為知識主導型工業的全球中樞。計劃重點在于創造并開發各項經濟活動的知識領域，致力發展電子、化學、工程、通訊與傳媒、生物科學、保健、教育、企業總部與商業服務、后勤支持服務及發展具有潛力企業等10個部分。

4．發達國家通過跨國產業轉移來優化產業布局。產業轉移的重點由以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服裝、鞋和金屬制品等產業和初級電子組裝、測試活動，向電子、化學、運輸工具以及機械等中間產品和零部件的生產活動轉化。此外，對非股權參與的外包進行跨國布局。跨國公司把非核心的生產、營銷、物流、研發乃至非主要框架的設計活動，都分別包給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專業化公司去完成。

二、國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啟示

（一）政府的職責和作用

1．明確政府在產業調整中的主要作用。政府在產業調整中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促進而不是替代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更好地疏導而不是強制經濟主體的行為，要在適應市場需求和發揮企業能動作用的基礎上，更多地選擇間接誘導和中性的產業政策手段。

2．明確政府干預的范圍。政府干預的范圍更多地限于彌補市場缺陷和保證競爭有序進行，旨在充分調動民間競爭活力。而企業才是結構調整的主體，企業在市場中根據不斷變化的需求情況作出選擇和自主安排，促進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化發展。

3．明確地方政府的職責。作為地方政府，應在遵循國家產業政策的基礎上，制定本地區產業結構調整規劃、目標和實施構想，確定地方政府可控制資源的傾斜力度和方向。

（二）運用的政策和手段

1．明確產業政策實施的手段。產業政策實施手段大致可分為直接干預、間接誘導和中性的信息指導三大類。政府壟斷經營、行政命令或審批等屬于直接干預政策，而間接誘導政策主要包括差別化的稅收、融資、關稅等。另外，政府或行業協會通過發布中性的、不帶偏見的信息，也能夠起到引導產業調整和發展的作用。

2．加強市場機制對產業結構優化的調節作用。積極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健全競爭法規，消除一些產品和服務存在行業或地區性的進入退出障礙以及不同程序的對非國有企業的歧視。

3．吸收各方意見。政府在作出產業決策時注意吸收社會各利益集團（包括私營企業）的意見和建議，使其制定出來的產業政策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社會各集團利益并為之所廣泛接受。

4．依法落實產業政策。應該借鑒國外經驗以立法來推動產業政策的貫徹實施，以推動各級政府依法行政，約束政府的隨意干預、過度干預甚至一些腐敗行為，提高政府的運行效率。

（三）布局的調整和優化

1．結合地方特點進行產業布局。地區產業布局要結合自身的資源、世界產業發展趨勢、經濟發展階段、市場需求條件、交通基礎條件等，布局比較優勢產業。

2．結合周邊城市的產業進行產業錯位布局。地區產業布局要充分考慮周邊的環境和周邊的產業布局，形成錯位競爭的態勢，重點布局優勢產業。

（四）其他相應配套措施

1．推動技術創新。要采取切實可行措施推動基礎教育和就業培訓工作，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應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2．建立產業政策落實制度。建議建立產業政策審議委員會制度，由政府有關部門、行業協會、企業界、學術界代表共同組成，產業政策草案或對產業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政策，必須經過科學論證和民主評議后，方可發布執行。同時，建議建立產業政策的監督、檢查和評價制度。

第五篇：制造業產能過剩系列研究之三：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升級轉型

制造業產能過剩系列研究之三：優化產

業結構，加快升級轉型

時間：2013-12-29作者：卓代高級咨詢顧問曲雪生

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常態現象。在經濟全球化和產業國際分工的背景下，制造業產品供應大國在當世界經濟增長出現動蕩、產業經營環境發生巨變等情況下，往往都會出現行業供給大于需求的相對過剩現象。只有產能嚴重過剩才會造成危機，才需要盡快化解的。事實上，當今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進程歷史中都先后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時期，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作為制造業大國都經歷過多次產能過剩的危機。

18世紀的工業革命為英國提供了歷史機遇，英國利用工業化先發優勢，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當遭遇國內市場狹小、不能滿足日益擴張的生產能力需求時，英國通過殖民擴張的手段解決了產品銷售市場問題。20世紀50-60年代，英國把紡織品行業等存在嚴重產能過剩、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投資建廠，通過資本輸出的方式將附加值低的過剩產能轉移到海外。內戰結束后的美國借助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契機，于1894年實現了工業生產超過英國躍居世界首位，但與英國相似，美國也同樣遇到了國內市場不足與產能過剩危機。一戰中，美國通過對參戰國提供軍火，化解了國內產能過剩的矛盾。二戰后，美國承擔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制造業生產量，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重建為國內企業和產品提供市場，解決了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80年代以來，美國先后經歷了三次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在前兩次產能過剩中，美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汽車、鋼鐵等傳統制造業。美國采取了大力發展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業升級方式，使經濟重心向第三產業轉移，工業經濟也開始向信息經濟轉型，成功解決了產能過剩危機。在21世紀初，美國的工業產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主要集中于電子制造業和信息通信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最終通過相關企業破產和并購重組等方式得以緩解。

二戰后的日本也經歷過多次周期性“產能過剩”，主要是通過外拓內擴方式進行治理的。二戰后到20世紀50年代，日本確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開始以出口消化過剩產能，拉動經濟增長。60-70年代，通過引發一場國內消費革命，啟動了內需來消化產能。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90年代，繼續選擇通過擴大出口來消化產能，但由于日本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滯后，國際競爭力衰減，其結果是產能過剩壓力長期難以消化，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導致日本陷入長期通貨緊縮。

20世紀60-70年代，德國傳統重工業先后遭遇“煤炭危機”和“鋼鐵危機”，煤炭產業和鋼鐵產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德國通過推廣應用新技術、新設備和企業并購等方式，對煤炭和鋼鐵等傳統工業進行改造提升，最終消除了低端過剩產能。

從世界各國治理產能過剩的經驗和教訓中，我們可以看出，市場擴張、資本輸出、拉動內需是解決產能過剩的有效方式，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科技水平的不斷提升，以及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背景下的各國市場保護策略升級，單一的擴大出口、市場擴張方式已經無法全面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產業結構優化、轉型升級才是消除低端產能過剩的根本解決途徑。

造成目前中國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的原因比較復雜，既有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無序擴張等產業發展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性問題，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4萬億投資的副作用影響，還有體制改革不到位引發的地方政府的不正當干預等等。因此，如何化解此輪產能過剩危機，既要借鑒其他國家產能過剩的治理經驗，又要落地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既要從政府層面的經濟增長導向改變入手，又要考慮制造業本身的發展規律。

營造健康穩定的投資經營環境

制造業的發展需要一個包括政策法規、生產要素、融資成本、投資渠道等各種因素在內穩定的投資經營環境。中國政府只有改變高速增長的經濟導向，解除掉高投資帶動經濟高成長的路徑依賴，繼續深化體

制改革，堅決淘汰限制落后產能，鼓勵支持產業結構優化、創新升級，進而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才能最終保證制造業健康穩定的投資經營環境。首先，改變高速經濟增長的導向，調整經濟發展速度，解除高投資帶動經濟高成長的路徑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明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6%，略快于今年的2.9%，將延續緩慢復蘇態勢。受全球經濟形勢影響，全球貿易總體將處于低迷狀態，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增大，國際市場的爭奪將更趨激烈，已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必須用戰略眼光謀劃長遠。經過多年高速增長，由于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減少、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等因素，中國經濟事實上已進入“換擋期”，需要重新調整經濟發展速度，以保持在既能保證經濟發展質量，又不帶來“后遺癥”的適中的經濟增速。今年入冬以來波及25個省份10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霧霾就是經濟增長過快的“后遺癥”之一，殘酷的事實說明我國資源的過度消耗已經超出了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因此，改變經濟增長導向，調整經濟發展速度，擺脫以往路徑依賴，實在是刻不容緩。

其次，通過體制改革的深化，減少地方政府對市場的不正當干預。例如，任用選拔機制方面，通過改變以往以GDP單一指標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方式方法，逐步完善政府績效考核和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將創新、綠色、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效果等指標納入政府考核體系；財稅機制方面，對新興環保行業減免稅，逐步形成有利于促進工業轉型升級的稅收制度；投資管理機制方面，地方政府應該簡政放權，最大限度地縮小審批、核準、備案范圍，規范投資行為，嚴格遵循“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減少地方政府對企業投資活動的干預，落實企業的投資自主權；資源性產品價格機制方面，厘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將屬于市場的回歸于市場，凡是市場和企業能決定的都交給市場和企業，土地、水電等生產要素的定價機制不合理的現象要得到根本解決，健全生產要素市場體系，強化市場配置資源功能，使土地、環保以及相關社會成本內化到企業成本中，發揮價格引導經濟行為、調整經濟結構的積極作用。只有從制度上根本抑制地方出于GDP政績考核和稅收貢獻上的投資沖動，最大程度地減輕產能過剩壓力。

第三，通過淘汰限制落后產能，鼓勵支持創新優化，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對于目前現有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落后產能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堅決地進行淘汰和限制。例如，實行差別電價等政策，提高產能過剩行業企業生產成本；加快完善節能環保標準，重點強化“兩高一資”行業能耗、水耗、環保、資源綜合利用，以及土地、安全等硬性約束指標；加快完善節約能源、環境保護等法律法規，同時加強對工業企業執行環保、安全等法律法規和強制性標準的專項監督檢查，建立協調統一的管理體系。通過這些措施，倒逼企業退出過剩產業，倒逼落后產能退出。另外，可以積極推動企業間跨地區、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組，支持優勢企業兼并或重組布局合理、技術裝備先進、節能環保達標、土地利用合法但項目未經規范審批的企業，提高產業集中度；也可以通過創造減少出口成本等條件鼓勵海外投資，通過資本輸出帶動過剩產能輸出；對于大多已進入產業發展成熟階段、存在產能過剩和過度競爭的傳統制造領域或產品，從經濟政策上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通過聯合建立境外工業園區等方式，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共同開發，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消化過剩產能，努力實現中國制造的原產地多元化方略。十八大已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二O二O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穩中求進、改革創新應該是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長期發展戰略。對應用新技術、新工藝進行節能和環保改造、生產高附加值產品、有市場需求的項目應該繼續給予支持，以往對“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行業的大規模銀行廉價放貸替代為加大信息技術、電信基礎設施和環保投資。

最后，就是地方政府在抑制產能過剩問題上不要過于“一刀切”，從政策措施上要疏堵結合，既要考慮產能過剩危機的化解，又要顧及地方政府在資源優勢和經濟發展上的合理訴求，可以通過先進產能置換落后產能等方式逐步推動，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主動優化產業結構，加快轉型升級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證明，花錢買不來關鍵核心技術，中國制造業必須下大力氣提升產業創新能力，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制造+中國創造”轉變。優化結構、轉型升級是中國制造業在產能過剩陣痛之中必須作出的戰略決策，而產業融合則是催發轉型升級的強力杠桿，制造業服務化是轉型升級中價值的重新定位，產業集聚是轉型升級的加速器，商業模式創新是轉型升級的制勝法寶。

產業融合另辟發展之路。產業革命決定經濟發展的未來，這是亙古不變的規律。英國依靠第一次工業革命稱霸世界，美國借助第二次工業革命登上世界強國舞臺，種種現實表明，由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相結合的智能制造業技術，正引領全球制造業新一輪的重要變革，智能制造日益成為生產方式變革的方向。目前，美國已經全面啟動重振制造業計劃，積極在信息網絡、云計算、新能源、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強攻關，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的發展，并保持其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中國已經錯失了前幾次工業革命的先機，且目前仍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中，新一輪產業革命時不我待，中國實在沒有時間，也不可能再走類似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先工業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中國制造業唯有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等產業融合，才能應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挑戰。計算機網絡、通信業和廣播電視業的“三網融合”中所構建出的技術融合——產品與業務融合——市場融合——產業融合的全新業態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國內制造企業可以通過兼并、重組以優化產業內部結構和組織形式，通過高新技術的嫁接改造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通過與網絡產業的對接，加速電子商務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可以與新能源技術深度融合，可以促進中國的智能電網、太陽能發電、分散式離網發電技術實現突破，與材料技術交叉融合，可以促使中國在納米復合材料等領域獲得進展；與制造技術的充分交互，可以促使中國的制造業自動化、數字化、網絡化水平顯著提高，加速構建新型工業生產體系。

服務化重新定位價值。制造業服務化是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價值取向。據國家商務部的相關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制造業中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停留的時間只占其全部循環過程的5%不到，而處在流通領域的時間要占95%以上。因此，服務型制造既是制造業增加值的主要來源，也將成為全球制造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勞斯萊斯不再以飛機發動機為產品，取而代之的是每臺發動機實際推動飛機在天空飛行的小時數，這就是制造業服務化的成功例子。目前，中國制造企業仍停留在僅提供產品或產品的附加服務上，提供集成化系統解決方案的還在少數，為行業提供串聯、組合、集成化等系統解決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務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為此，應加快構建服務型制造的產業技術體系，突破關鍵技術，鼓勵探索行業新業態，實施服務型制造示范工程，加快制造業服務化的進程。

產業集聚加速創新。創建新型工業化基地和園區是構建制造業轉型升級新載體的重要舉措。為此，政府應當推動以產業鏈為紐帶、資源要素聚集的產業集聚區建設，加快工業企業和大項目向集聚區集聚，引導企業和各種創新要素向園區和基地集聚，進一步提升集約化水平，切實增強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大力推行綠色發展和循環經濟，使其真正成為帶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中堅力量；促進工業園區的產學研合作，充分發揮大學、研究機構、知識密集的中小企業、制造企業等不同參與主體的作用。

商業模式創新制勝。全球競爭已經由產品競爭轉向產業鏈競爭，美國的蘋果公司通過開創了“終端軟件＋應用內容”的新型商業模式，取得了產業鏈方面的絕對優勢，從而確立了自己在移動互聯網世界的王者地位，最終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中國制造業的商業模式創新空間十分廣闊，例如企業可加快發展節能環保領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現代廢舊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種基于制造的專業服務和增值服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