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推開歷史厚重的大門，傾聽歲月無聲的啟迪。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讀書故事，非常榮幸。我分享的書目是錢穆先生所著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先生是史學大師，是江南錢氏眾多才俊中的一位。這本書是1952年錢穆先生在旅途中應有關方面之邀，以“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題，進行了5次演講，本書是先生根據講義整理而成。

書中，錢穆先生選取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他認為這五個朝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五個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國的發展進程。同時選取了他認為最為重要、不可不講的，最能見得失的四個范圍來分析：首先是政府的組織，即政府職權的分配；

第二講考試選舉制度；

第三講賦稅制度；

第四講國防和兵役制度。

書不厚，僅180多頁，讀罷，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該書給予我們的，是一面鏡子，讀起來體會很多。

啟迪之一：看問題時要用聯系的觀點

貫穿全書，錢穆先生的一個觀點是:任何一項政治制度，要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察，若僅以當前的標準來評價和看待歷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結論。這里有一個知識點：歷史意見和時代意見。

所謂“歷史意見”，要講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須知道在此制度實施時期之有關各方意見之反映。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時代意見，即后世者在自己的時代背景下對歷史制度做出的評價。錢先生一再強調歷史意見的重要性，全書從序言到總論，十多處呼吁大家不要隨便擯棄很多中國優秀的社會體制，而隨便蓋以“專制黑暗”四個字妄加否定。

沒有一項制度是一二十年、一兩百年不變的。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科舉制，科舉制經過唐、元、明、清的發展和演變，直到清末1905年廢除，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一項制度存在1000多年肯定有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合理性。英國、德國也曾參考了科舉制度。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整個社會就會七拱八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在座的各位都是親歷者和參與者，希望大家都能客觀理性的評判。

啟迪之二：研究事物時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錢穆先生在書中寫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機構，決不會隨隨便便無端產生出某一制度的。”所謂“不會隨隨便便無端產生”，也就是說事物的產生必有其因果和依據。例如，漢代的兵役制度規定男子23歲起開始服兵役。有誰知道為什么是23歲呢？這是由當時的農業經濟所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漢代耕作主要依靠人力來完成，生產力不發達，無法實現多產。過早的讓男子服兵役會減少農業上的勞動力。二是遵循農業耕種規律，壯丁勞作三年后便會有一年的積蓄用來照顧家人，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所以漢代男子20成丁受田，可以獨立謀生，23歲才被要求為國服役。這一制度不僅是經濟的考慮，也是一種道德的考量。所以只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將事物看得透徹，才會更好地理解其精妙奧義，思慮周全、未雨綢繆。

啟迪之三：評判事物時要有變化的眼光

錢穆先生在談漢代的賦稅制度時著重分析了公私分稅的發展。公私分稅，即針對耕地的田賦征作政府公費，而針對山林池澤的商稅則專供皇帝私用。最初公私分稅的設立絕不是出于皇帝的私心自肥，因為封建社會初期的耕地相對非耕地而言更多，歸國家所有的田稅便是大宗，而歸皇帝私有的商稅只占小頭。始料未及的是，戰國之后鹽鐵之利迅速膨脹，這意味著皇帝將國家大部分收入納入了囊中，這一轉變是開始制定制度時所不曾預料的。所以要認識到事物是時刻發展變化的，不能將一時當作一世來籠統評價，而是要將眼光放長遠些，根據事物的變化積極調整我們的認知。

對歷史懷著溫情與敬意，增加文化自信

中國歷代的政治得失，很難用三言兩語來概括。錢穆先生在書中還有許多觀點值得我們深思。如他指出“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這就是辛亥革命以來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拿不出一個為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東西來，做工作自會感覺到困難。”我們黨正是充分認識到了這點，樹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擔當。新中國成立70年來，從一窮二白邁向全面小康，從百廢待興邁向文明富強。我想只有大眾對自身文化與歷史都心懷“溫情與敬意”，我們國家才能擁有向前發展的更加強大的內在動力。

再與大家分享一個讓我非常感動的事兒：有一個青年才俊，今年31歲，他在世界頂尖學府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是他毅然決然的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我好奇地問他，為什么沒有選擇留在國外發展？“我對中國有信心”。我又問，那為什么不留在北上廣深大城市而回到四川呢？“在我心中成都就是大城市，我愿意參與和見證它變得強大”。你們知道這個人是誰嗎？他就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鑄魂二班的王旭同學。

最后，引用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屆進口博覽會上的話作為今天的結束語——經歷五千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這兒；

面向未來，中國將永遠在這兒。

第二篇：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錢穆，這個名字在過去上學的時候，從來沒有聽過，后來才知道錢先生是一位歷史學家、教育家，被中國學術界尊其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偶然，看到鳳凰網上的一段視頻才知道毛澤東曾對胡適、傅斯年、錢穆的批評，了解到了為什么之前，自己不能看到或聽到錢穆的文章的原因了。

就歷史角度來看，任何對歷史事件的觀點很難拋開作者的階級觀點及個人好惡，真正的“董狐直筆”的事件是很難出現的。但是，錢穆先生的文章中，我們能夠找到一種以其個人觀點為主線的一條線索，來了解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發展、演變對我們從個人角度去審視中國歷史益處極大。本書從漢、唐、宋、明、清這幾個主要朝代入手，從政府組織、選官、經濟或是賦稅、軍事或是兵役四個方面介紹了中國制度的發展史，脈絡清晰、分析深刻，值得一看，值得細看。我分析此書有這樣幾個值得指出的地方，以供讀者對照，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愛國主義的滲透。我們說歷史學科就應該在德育滲透上起到其他學科不能比擬的作用，歷史課標要求“認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尊重和熱愛祖國的歷史和文化”。反觀我們中學課本中，的確有對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贊頌，可是在政治上有突出了黑暗，秦始皇的暴政、漢武帝的窮兵、唐玄宗的奢靡、元朝的殘暴、明清的專制，彷佛走進中國古代史好像除了幾個勞什子的科技、藝術成就，別的盡是人民的水深火熱，可是為什么中國去延續了這么多年，中國的政治、文化卻有這么廣泛的影響呢。錢先生在書中給了我們解釋，通過讀其書，我們知道其實中國各個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制定都有其歷史的背景，制度出現問題也伴隨著人事出現問題，例如，宋代募兵制，錢先生從地理因素、歷史條件等多個方面分析了宋代出現“冗兵”“冗吏”的緣由，讓我們更清晰的掌握了宋代備受斥責的積貧積弱現象，個人覺得要比中學課本中皇帝昏庸等介紹更容易讓人接受，也更容易讓人認識中國歷史是值得我們尊重的。只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的去愛。只有讓我們的學生真正的去感知中國歷史各個方面的成就，才能讓學生以中國歷史為傲；只有讓我們的學生去真正的去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問題以及形成這些問題客觀、主觀原因，才能讓我們的學生尊重我們的歷史。

第二，各個環節緊密相連。本書中的政府組織、選官、經濟、軍事四個方面環環相扣，就像錢先生在書中多次提到的“任何一項制度，絕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間，必然是相互配合”。例如，漢代察舉制與門閥制度關系，由于當時印刷術不發達，“黃金滿贏，不如遺子一經”，所以門第壟斷了當時的書籍資本，逐漸形成了門第社會。再如，唐朝的租庸調制，就仰仗“賬籍”制度，賬籍制度崩潰，租庸調制也

就無法實行。從書中很多制度描述，我們很清晰的感受，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我們能在我們歷史課上也能給予學生這樣一種理念的滲透，幫助學生找到一條歷史脈絡，也許這樣才會幫助更好的掌握歷史知識，更好的形成歷史學習的興趣。

第三，錢穆先生博覽群書。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錢先生自學成才。但是，僅僅這樣一本170多頁的書就能展現錢先生對歷史、政治、哲學書籍的知識的囊括。沒有對大量書籍的閱讀，不會有這樣詳盡介紹和分析。僅在書中出現的書名就有《史記》《通典》《孟子》《周官》《唐六典》，而一本書中對五個朝代的分析又豈止這幾本書所能囊括，可見一名歷史學家必須有大量的閱讀量才能有所分析。在資料堆砌中，找到歷史的脈絡。

第四，部分重要觀點。中國社會逐漸走向集權；皇權與相權的關系；賦稅制度變化（三十稅

一、租庸調、兩稅法、差役法、一條鞭法、地丁攤糧）；兵役制（寓兵于農，寓農于兵、募兵制、衛所制度）

第三篇：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一、關于《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的政府組織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表明了幾個觀點，一是對待中國古代政治，不能“把秦以后的政治統治，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我們要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二是要處理好人事與制度的關系，不能死搬硬套地用制度而不顧人事是否適用。在這本十萬余字的書中，作者選取政府組織、科舉、兵役、賦稅四個方面的政治制度，論述了漢、唐、宋、明四朝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清朝本該也按此體例進行論述，但清朝是一個外來政權，因此錢穆先生特別強調了清朝“部族政權”的特點，也就沒有按此體例論述。

漢代的中央政府實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九卿是皇帝的私人機構，同時也要對宰相負責，宰相在春秋戰國時是王室的管家，到后來因由私到公的演變而成為政府領袖，按照錢穆先生的觀點，宰相在公私上還是分得不太清楚，一方面是皇帝的管家，另一方面又是國家公器——政府的首長；漢代的地方政府分為郡、縣兩級，郡守的級別與九卿等同，郡守調入中央即為九卿，郡守、縣令在地方擁有很大權力，軍權，財權，察舉權，治民權等無所不包。因此，中央的相權還能有效制約皇權，地方官的權限也很大，皇帝并不能形成專制。

及至唐代，實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實行“三權分治”，即中書省主發令，門下省有“封駁”權，而尚書省負責執行，這是一種集體宰相制，其特點是主逸臣勞。尚書省分為六部，其排序大致是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而未改動，只是次序略有變化。唐代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在二級地方政府上加了一級觀察使作為檢察機構，后來演變成一級地方行政機構，以至于最后形成節度使藩鎮割據，尾大不掉，唐逐漸衰弱以至于滅亡。雖說唐代中央政府較漢代而言已從私過渡到公，在制度上有較大進步，但地方政府分級太多，尤其后來出現的節度使與中央分庭抗禮而使唐滅亡，并導致了五代十國的戰亂。因此，唐代皇帝也沒有形成專制，反而受宰相和節度使制約。

鑒于唐代由于軍人藩鎮割據而亡，宋代采取重文輕武的政策，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在中央政府，相權被分割，建立樞密院以割軍權，設三司以割財權，又有審官院分用人之權，因此相權所剩無幾，君權上升而相權低落，宰相再也不能“坐而論道”了，并且作為糾繩皇帝的諫議大夫也轉變成針對宰相，宰相更加難做，相權進一步衰落。于此同時，宋代地方政府也被奪權，宋地方政府分三級，最高一級是路，相當于唐代的道，中一級是府、州、軍、監，相當于唐代州府，最低一級是縣。宋代中央集權是軍權集中、財權集中，因此地方無兵也無財，其結果是日趨貧弱。因此，“宋代把財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點給地方，所以中央一失敗，全國土崩瓦解。”宋代可以說是集權的開始，軍權，財權，人事權都集中到中央，并削弱了宰相之權，皇帝開始扮演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的角色，地方幾乎無權并且地方官都由中央臨時任命，混亂也就不可避免。及至首都被破，各地無力抵抗，因此也就有了宋朝羸弱的說法。但宋代的經濟發達，尤其商業非常繁榮，因此也有人說宋代還是比較強大的。因此，從制度上說，宋沒什么建樹，只能說是個富而不強朝代。

到了明代，中央集權更加嚴重，直接撤掉了宰相，不再設立。明代的中央政府中書門下基本被廢，只剩下尚書省，并且尚書省不設長官，六部分頭負責，六部首長各不相屬，此外還有一個都察院，即由御史臺轉變而來，專管彈劾糾察，與六部并稱七卿，再加上一個通政司，一個大理院，則稱九卿，管司法的是刑部尚書、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三法司。“上述九卿之上沒有首長，所以明制是有卿無公，成為多頭政府，互不統屬，政府長官平列，上面總其成者是皇帝。”明代還設立了內閣，內閣有票擬權，由于明代制度把權力集中，皇帝事務太多，后來皇帝偷懶，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監批，這就給太監專權提供了機會，不過宦官專權也是皇權集中的一種變異。明代地方政府多承襲元的地方政府制度，出現了行省制，具體是一省分三司，再下才是府、州和縣，縣官本是親民之官，但由于上面管官的官太多，被壓得太低太可憐，以至于連服侍奉承上級都來不及，更無力去親民了。

而清代在錢穆先生看來是一個部族政權，他們是以私心治理中國的，所用均為法術，是部族專制統治，清代在雍正時設立了軍機處，鑒于明代太監當權而滅亡，清代就不找太監而從外面調大臣入內閣，不論明代的內閣制，還是清的軍機處，都是皇帝私人秘書，均是為集中君權而設立。清代地方政府制度是一種軍事統制，“地方行政從縣到府，而道，而省，已經四級，從知縣到知府，到道員，到布政使，上面再加總督和巡撫，已變成五級，遇到軍事時期，總督巡撫也不能做主，還要中央另派人管理，如經略大臣，參贊大臣之類，這是皇帝的官，總督巡撫不過承轉命令。總之，清代不許地方官有真正的權柄。”

按照錢穆先生的觀點，要說專制，只能說明清兩代專制，其共同特點都是皇帝集權而中央和地方都無權，但是明朝皇帝比較羸弱，懶于朝政，導致宦官專權而亡，而清朝皇帝比較勤政，這也可能因清是部族政權的緣故，要維持國家穩定，皇帝必需親自處理朝政。，也必需要勤政。

二、關于“半部《論語》治天下”

錢穆先生說到宋代的政治制度時，談到了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書中說道“趙普到底還有一些宰相大臣傳統的風度。但實際上，趙普并不是一個地道的讀書人，只因太祖信賴他，同時也并無其他像樣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后，太祖還時時告誡他，說你做了宰相，該抽空讀書，所以他才讀了《論語》。后來人卻說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概他讀《論語》，也沒有好好讀。”錢穆先生這種說法與于丹的解釋并不一樣。于丹在其書《于丹<論語>心得》里對“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解釋是，“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曾經標榜說，自己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見《論語》在古代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對《論語》的推崇。”這兩種矛盾的解釋，使我對其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和興趣。但是這兩種說法只會有一種是正確的，趙普一句話不可能產生兩種對立的解釋。那么，要考察哪種解釋正確，首先考察這句話的出處和解釋，以及《論語》到底是怎樣的一本書，還要考慮是什么原因迫使趙普說出這樣一句話來，同時也要考察趙普是一個怎樣的人，趙普作為宰相，那么就要考察當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現實，以及他說這句話的時代背景。

這句話典出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趙普，人言所讀僅只《論語》而已。太宗趙匡義因此問他。他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趙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從這段話來看，就是有人說趙普只讀過《論語》，學識太少，不適合當宰相，太宗趙光義就問他，他自己也承認他只讀過《論語》，他說用了《論語》的一半輔佐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現在打算用《論語》的一半輔佐太宗，使天下太平。從趙普的話來看，他輔佐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必得用到軍事和謀略方面的知識，那么《論語》中就該有軍事和謀略方面的知識，他又說打算輔

佐太宗趙光義，使天下太平，那么所用知識就要更廣泛了，從國家大政方針到基本民治，無所不有。而我們知道《論語》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主要是講儒家仁和禮的思想，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并沒有涉及軍事和謀略知識，要說輔佐趙光義治理天下還是會用到些。那么從字面意思無法有力地得出結論，那么再考察趙普其人和當時的政治制度。

趙普輔佐太祖趙匡胤所做的有重大影響的事有二。一是宋建立后，為防止宋繼后周成為第六個短命政權，趙普建議對方鎮“稍奪其權，致其錢谷，收其精兵”，借以加強皇權，二是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戰略舉措。從這兩件事看，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策略，只要有點政治經驗和政治常識都會知曉，根本不需《論語》指導，《論語》也不會有這些東西。那再說趙普這個人，當時宋太祖趙匡胤為了加強皇權，乾德二年（964）正月罷免了范質、王溥、魏仁浦的相位，五年后，任命趙普為相時，出現了敕書沒有在任宰相簽署的尷尬場面，可見趙普有些政治常識都不知道。趙普當了宰相后，獨斷任事，太祖懷疑他專權，欲用薛居正、呂馀慶為相，趙普“惡其與己同列”，太祖只好讓他們做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一改隋唐以來只設宰相，不設副相的制度。趙匡胤先后欲用資歷學識比趙普高的為相，都被趙普或排擠或陷害，趙普日益擅權。后來由于有人告發趙普包庇政事堂受賄官員而被趙匡胤罷相，并以“使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到了趙光義當了皇帝后，趙普還是不得重用。由于趙光義出現了帝位合法性危機，太宗招趙普問對策，也就有了后來的“金匱之盟”，于是趙普就當了司徒兼侍中，成為北宋職銜最高的首相，后又被封為梁國公。趙普任宰相后，開始打擊秦王趙廷美，趙廷美被打擊后，趙普被罷相，以“使相”侍中銜出為武勝軍節度使，這顯然是太宗趙光義為加強皇權之作。幾年后，在太宗次子趙元僖的推薦下又以侍中為宰相。兩年后，因病罷相改任西京留守。

大家公認的是，趙普少年時也曾讀書，但沒有什么學識，因此，就做了州、鎮僚屬，在此期間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常識，準確的說，他學到了的是一些政治權術，如同劉邦做亭長一般，他并沒有什么長謀大策，要是趙普真是國士，他任宰相時，就該為宋朝制定一套比較合理的政治制度。至于說趙普是個好宰相，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這并不是趙普個人如何杰出，這只是一個傳統的歷史習慣該如此，當如此，趙普也就如此了。”因此，從趙普個人來看，他輔佐太祖趙匡胤打天下靠的并不是《論語》，而是一些政治權術和政治謀略。

再從當時的政治制度進行考察，當時宋朝，無論太祖趙匡胤還是太宗趙光義為了鞏固皇權，防止重蹈后周覆轍，削奪武將兵權，罷黜后周遺臣，任用自己親信，而如趙普這樣的親信又沒有多少學識，地位也不高，沒有什么根基，不會對皇權構成威脅，后來趙普專權，被趙匡胤罷相，及至他幫趙光義解決一個大難題，就當了宰相，趙光義解決了秦王趙廷美后，隨即將趙普罷相。

綜上所述，趙普并非什么國士，也沒有多少學識，有的不過一些政治常識和政治權術即謀略，他輔佐趙匡胤平定天下所用不過一些權術而已，他輔佐太宗趙光義時，其實是想說他不會干預太多政務。其原文的解釋應該是，有人以他學術少而誹謗他不適合當宰相，及至太宗趙光義問他，我個人認為他的回答實質是，他確實沒有多少學識，至于輔佐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在戰略上所用的就是一些權術、謀略，也不需要多少學識，《論語》所用也不多（我認為第一個其半應該量詞，解釋為不多），也就用做禮儀之用，對待士兵、百姓要仁慈；至于說他輔佐太宗趙光義，由于吸取了前面被罷黜的教訓，他會把自己的政務限制在《論語》

規范的范圍內，并且只是一半，不會對皇權構成威脅，請太宗趙光義放心。至于把趙普原話翻譯成“半部《論語》治天下”，應該是后來儒家為了加強儒學的作用才這么說的，也蠱惑讀書人說，讀了《論語》就能治理好天下了。

參考書目：

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香港：三聯書店，2001.2.于丹.于丹《論語》心得.北京：中華書局.3.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下冊).第七卷.第23章，第27章第1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李波編.中華文明大講堂.中卷.第7講.呼和浩特：內

社.2009.參考古籍：

《宋史》卷1《太祖紀》一

《宋史》卷2《太祖紀》二

《宋史》卷3《太祖紀》三

《宋史》卷4《太宗紀》一

《宋史》卷5《太宗紀》二

《宋史》卷256《趙普傳》

蒙古大學出版

第四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這些天小閱了錢穆先生所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描繪了中國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錢穆先生在1950年代據其講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國史制度知識。

全本書說了中國史上五個最重要的朝代：漢、唐、宋、明、清，從這五朝大體上便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主要講五個時代：漢、唐、宋、明、清。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五個朝代。主要講兩個方面：人事、制度。兩者又是相互關聯的。

其中，制度不能離開人事，離開人事制度就只是條文，無可講。其次，制度是各項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隨人事變動而變動，變動必有淵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沒有絕對的利弊，所謂利弊，是在當時所發生的實際影響，判斷制度利弊的標準只能是當時的歷史意見（比如可以從“歷代名臣奏議”中參考），而非后世的“時代意見”；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國別性；最后對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錢穆先生所認為其分析中國歷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 “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推擴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以及“說到歷史的特殊性，則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這兩大點。錢穆先生試圖客觀地看待歷史，客觀地分析某一朝代的制度得失，認為“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決不能恰切符合該項制度在當時實際的需要和真確的用意。”對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見，應該是“歷史意見”，而不是“時代意見”。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時代意見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以往的歷史意見。即如我們此刻所處的時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時代了，我們不能再要有一個皇帝。但我們也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

同時，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國家與另一地區，則就不一定這樣了。正因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 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談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也當如先生所說：“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若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像我們當前學術界風尚，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氣，還說不上意見，又哪能真切認識到自己以往歷代制度之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呢？”

這樣的立場逐漸滲透給我。也許我們在回顧和反思中國文化的時候，憑借自己對歷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見解，誤解了很多傳統文化。看著本書的時候，在一段段歷史、制度被分析中，透露的是濃濃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在中國文化，可以說整本書都是活史記。

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在讀這本書之前，在學習歷史課程的過程中我潛意識的認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就是一部封建專制的歷史，沒有任何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地方。而錢穆先生不這樣認為，他認為凡是能夠經歷幾百年時間考驗的制度一定有其長處，一定能與當時的人事相配合，是絕對不能簡單粗暴地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的。

作者向我們展示了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演變歷史。作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說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科舉制度來說，從漢代的“鄉舉里選”、“選舉孝廉”起，中國的科舉制度就一直在朝著“民主”的方向前進著。“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隋唐時期的科舉選官制，做官開始不需要地方長官察舉，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評定，只需個人各自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的考試即可。這一制度擴大了選官范圍，有利于下層庶族地主參與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脫穎而出，提高統治階級的素質，大體上說比以前是進步的。但是到明清時期，隨著皇權的加強，其逐漸演變皇帝控制社會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鉗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學術喪失活力。但這卻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時代發展的使然。“開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于為此而消磨了。現在只罵創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

錢穆認為，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權而社會階層又是一天天走向 2平等的。從某一方面講，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經歷從四分五裂到統一集中的過程。中國的中央集權在歷史上是必然的，并且應當得到正面評價。“但如何使國家統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權，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的第一事”。盡管中國經歷了千年“封建帝國”，但是中國的社會各階層確實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國是這樣一個事實：政府始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過考試得到管職，得到“坐觀”的機會。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這種制度化的過程，“讓中國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則是走向人事化的，他們依靠選舉，法治由人來決定。故中國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縛之路，這直接導致了其沒有起色的根源。

關于中國的未來，錢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簡化，使人才自由發展，這是最緊要的”。他還強調，我們不能成為西方潮流的跟隨者，而是應當學會用自己的舊經驗為自己打開一條出路，尋找一條屬于中國的，屬于這個龍的國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經驗上比誰都還短淺——能說這話的只有中國人”。歷史終究是客觀事實，無論世界怎樣變化，歷史總會有自己的定論。錯誤的人不把歷史當做參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的一門，我們回頭歷史再看一看，總還不是要不得”。

在總論中，錢穆先生談到歷史的作用：“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

我想，以后我也許會忘記書中所寫的內容，但是錢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視角和方式會一直影響著我。世間本就沒有絕對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時，多思考當事人所處的環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以他人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

第五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花了兩個星期終于將錢穆老先生的這本書看完了，看起來有點費力，畢竟現代的語言與當時的還是有區別的，他的年代還帶著部分的文言文語言，有的句子要細細琢磨才能理解。要具體說這本書好不好，還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為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愛吃的。

我一直以為只有歷史書，或者是百家講壇才能夠將歷史生動化，卻沒想到錢穆老先生能將歷史演講的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他不像歷史課本一樣的平淡，感覺學術性強一些，縱橫上下五千年的東西，像是信手拈來的一樣，著實很讓人佩服。

下面講講我對此書的幾點感受：

先說說政治和制度，很顯然，首先要建立了一個國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應的制度。如果將文化作為一個廣泛的概念，那么政治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機構，一個國家不會隨隨便便無端產生某一制度，必須有了政治才能產生制度。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會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變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項制度能永遠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們來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會永久的好下去，我們才需要在政治上繼續努力，不斷改進，維持一個歷史一個國家的繁榮。但是在政治上犯錯誤的話，結果不是改進制度，不是國家進步，反而會導致國家的退步甚至是滅亡。

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樣的呢？其次我就講講制度。一個國家，不可能是一個無制度的國家，想象如果中國沒有了制度，那么社會會變得多么的混亂，沒有秩序，沒有目標，因此現實要求我們不能沒有制度。并且每一個制度，它都是針對現實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會二三十年不變，它必須要適應現實的變化，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動，因此，制度的變動一定要與現實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現實來遷就制度，說的好聽點叫革命，其實是不對的，就像錢穆老先生說的“革命的本質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并非是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的”。看看今天的中國，一味的模仿國外的制度，一味的想與國際接軌，不考慮我們國家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明知道或者可能知道這些制度與當今的中國現狀是不符合的，卻仍然一味的去崇洋媚外，甚至用現代的制度去批評千余年前的制度，這是相當的不合理的。每一個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會有必然的理論和思想，說的通俗點，就是前面所說的由當時的現實情況來決定的。錢穆老先生說“理論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制度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是從一種理論中產生，而這種理論往往就是從現實中產生的，這也可以說明制度是依賴現實才產生的。如果光按照理論，忽略現實環境中的真實要求，那么這種制度可能會是大家希望的制度，但卻是不切實際的制度，是蔑視現實的制度，并且也否定了理論在制度背后的現實作用，溫家寶總理說過，中國如此之大，盡管人人都知道或者懂得理論，但是創建中國政治制度理論應該如何著手，從哪著手？所以，理論和現實是制度產生的基礎，脫離他們的后果就是一個無制度的國家，一個混亂的國家，制度必須在理論和現實的環境下成長和發展。

其次是制度與制度之間的聯系，錢穆老先生說“任何一項制度之成立與推行，決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須和同時幾項制度相配合，它必然會受其他某幾項制度之牽動和影響。”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時期的各個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相互牽動，相互制約，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另外，每一制度必須同其他情況相配合，若其他情況變了，那么此項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會隨之改變。在我看來，制度與制度之間的牽制影響是歷代政治中的閃光點，例如：以漢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稅制度來說，土地的所有權屬于農民私有，封建時的井田制早已經廢棄，當時的農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買賣，雖然這個起點是公平的，也顯示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但是由于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發展不同導致結果也不同，很多農民因為經濟困乏，便將田地賣出，由此就形成了兼并，此刻的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地。而當時的租稅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繳納很低的稅，佃農卻要向地主交納高額的田租，政府減輕賦稅，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農民根本沒有收到絲毫的好處，關鍵是政府只按田收稅，不管田地是誰。從漢代的兩種制度看，政府為了簡化稅收制度，便將封建時期的井田制破壞了，形成了當時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義并不是用在每處都是正確的，漢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兩極分差；唐代的租庸調制，由于賬簿制度的淆亂而結束了，開始了兩稅制，因為種種實際困難，政府只注重稅收，將土地制度拋棄了，但又因為唐代的兩稅制在全國制定的田租額輕重不等，結果導致窮苦的更窮苦，富裕的更富裕，貧富差距一直影響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攤稅額，這也是與當時的均田制有很大的關系。總之，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著，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變化，另一方也應隨之改變。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所以每個國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區靠近沿海的國家較多，沒有一定的耕地種植，無法發展農業，因此就先有了新興工商資本，然后才打開仕途，預聞政治；而我們中國則不一樣，我國是農業社會，一直依賴土地，因此我們是先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鼓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同時壓抑工商資本，所以，從這不同的兩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國跟西方國家的差距不僅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為制度差距大，導致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歷經的時間比西方國家長，也比西方國家的繁密，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結果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縛就愈緊，最終導致了我們國家的緩慢前進。

最后再說說為什么每個朝代最終都會滅亡，通過閱讀錢穆老先生的這本書后，了解到每個朝代都有其繁榮輝煌的時期，但往往這個時期是最關鍵的時期，由于社會太過太平、自由、平等，導致了國家軍隊的懈怠，沒有足夠的力量和精力去應付突來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說的一個國家的制度持續時間太久了，不隨社會現實去改進，那么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創新，就是阻礙一個國家的前進，最終導致一個國家滅亡；第三，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不能用中央集權這種方式來統一國家，一旦中央將權力都集中于一處，不留一點在地方，那么地方就會日趨貧弱，中央一失敗，必然導致整個國家的瓦解，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后一點，中國是萬萬不能由皇帝專制的，但我認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個國家是可以有合理的專制的，因為制度和法律都是國家政策的開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開明透明的情況下，皇帝專制還是不會使國家瓦解的。

現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沒有了，我們現在的是民權社會，我們的政治已經與幾千年的歷史不一樣了，但其實實質還是一樣的，就是要求的國家的統一，錢穆老先生說：國家的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建立中央時，又要顧及地方，那一個國家該怎樣來合理進行呢？歷史終究是歷史，它已成為一個客觀事實，我們不能改變它，但我們可以以它為參考。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政治權利在人民手里，但試問中國十幾億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實施這項權利呢？盡管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但事實我們這群人民享有的權利根本無法利用，無法利用的權利為何還要我們付出同等的義務呢?或許這些問題都可以從我們的歷史中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