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札記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札記

11級歷史基地班 李拴王

2011102025

學習中國古代政治史怎么能不讀錢穆先生的《中國古代政治史》呢？讀后之余，遂成一文，以為作業。

細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真的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平實之語，不加修飾之文，寥寥幾筆便勾勒出整個時代的人事與制度。沒有枯燥的歷史理論，更沒有駁雜的征引，這使得這本小書一下子鮮活了起來。時而化用幾條歷史史料，時而用拿東西方作對比，深厚的學術功底也不言自現。“茲僅舉要分為五次：一講漢代，二講唐代，以后繼續講宋、明、清。一次講一個朝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五個朝代。只講此五個朝代，大體上便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本來政治應該分為兩方面來講：一是講人事，一是講制度。”全書也是按照這一句話來編排的，讀起來也覺得脈絡特別的清晰。時間篇幅有限，本文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漢代做一讀書札記。

在漢代的政治組織中，錢穆先生從“甲、皇室與政府，乙、中央政府的組織，丙、漢代地方政府，丁、中央與地方之關系”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漢代政府組織的具體情況。在甲一篇中，錢穆先生具體的對比了中西方關于國家及皇帝產生之區別：“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一個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他們的領袖，自可由市民選舉。”然而“而且中國的立國規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結。漢代的國家體制，顯與羅馬帝國不同。何況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布全國，我們要責望當時的中國人，早就來推行近代的所謂民選制度，這是不是可能呢？”這樣的分析信手拈來，不得不讓人拜服。此篇中還論述了皇帝之“秘書處”——六尚與相府十三曹之職能區別。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來漢代一切實際事權，照法理，該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領袖。乙篇中則具體的敘述了漢代九卿之職能，也詳細說明了丞相產生的原因，猶如周代，皇帝家事和國事依然倚重與丞相的看管，而漢代并沒有改變這種局面，增設官吏等只是對這種局面的一種變通。丙篇中概括了漢代郡縣制度下中央與地方官

吏增設區別以及地位之區別：郡長是處在中央以外的“九卿”，而九卿是在中央的“郡長”，究其地位，卻沒有什么差別。最后一篇中則寫到中央與地方之關系：說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計簿，計簿就是各項統計表冊，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績。一切財政、經濟、教育、刑事、民事、盜賊、災荒，每年有一個簿子，分項分類，在九十月間呈報到中央，這叫做上計。中央特派專員到地方來調查的叫刺史。”

說完漢代的政治制度，就該說一說漢代的人事，而第一個值得一說的就是漢代的選舉制度。勾陳過幾種選官的制度后，錢穆先生便講到：“再說到漢代的選舉制度，歷史上稱之謂鄉舉里選。當時各地方時時可以選舉人才到中央。”選舉的方式也有兩種：一種是不定期的，或老皇帝駕崩，新皇帝上臺，或國家災異橫生等，這時，國家下詔希望地方推舉賢良，賢良至政府后將接受政府關于國家大事之策問，政府視其對策挑選任用。第二種則是特殊選舉，簡言之，就是在特殊時間中需要對特殊之人才的任用，比如出使西域時，應詔通西域語之人任用等。后來出現一種定期的選官制度，那就是選舉孝廉，“自從漢武帝之后，漢代逐漸形成了一種一年一舉的郡國孝廉”，察舉之人，如太學學習，畢業后到地方服務，待有政績，則遷至中央，自此以后，漢代官吏皆有此入仕，把漢初的整個官僚體系為之一變，怪不得錢穆先生說中國歷史上此下的政府，是一個“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第三章述其經濟制度，即賦稅制度。漢代確實實行的是輕徭薄賦的服役制度，但是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這種有土地而產生的利益更多的歸向了大土地擁有者，他們向租用其土地之人征收十分之五左右的賦稅，而向政府繳納三十分之一的賦稅，利益直插，由此可觀。全國之地，亦非全部為耕地，至于那種山林湖澤，那則屬于皇家所有，其利益也歸于皇家。后來情勢變了，耕地所有權，逐漸轉移到農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區呢？也漸漸被民間私下闖入，燒炭伐木，捕魚獵獸，這是一種違法的牟利，政府禁而不止，索性向民開放。只是在關隘之處，設一征收員，對所獲之物，征收實物，儼然成為另一種的賦稅。而后又延伸至漢武帝之鹽鐵專賣，國家攫取巨額利潤。但就整個漢代的經濟政策，對工商業采取節制政策，而對于農民的田租方面，則做到了輕徭薄賦，但未能平均地權。

漢代兵制是全國皆兵的。漢代的國民兵役又分為三種：一種是到中央作“衛”

兵，一種是到邊郡作“戍”卒。一種是在原地方服兵“役”。衛又分為兩種：一稱南軍，一稱北軍。南軍是皇宮的衛隊，北軍是首都的衛戍部隊，總計不足七萬人。各地方壯丁輪流到中央作衛兵一年，待遇優渥，不需自己拿錢。當戍兵的一切費用，由自己擔負。戍兵之期限，卻只有三天。地方部隊即由都尉管。凡屬壯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這是一個大檢閱，名為都試，為期一月。期滿回鄉。國家有事，臨時召集，這是一種國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勢，分別訓練各兵種，如車騎（騎兵和車兵）樓船（水師與海軍）材官（步兵）之類。國家除了服兵役之外，還要服力役。力役是每個壯丁替國家做義務的勞工。

除了上述三種兵役和一種力役外，每個國民還須納人口稅，連小孩子都有，錢穆先生也是從口稅的角度出發，認為：漢代的奴隸為了逃避嚴重的口稅才自貶為奴，顯然這種口稅是不太合理的。

漢代除卻規定的義務兵役外，民間還有義勇隊，志愿從軍的。國家有事，可以自由報名。這叫做良家子從軍。那些都是比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邊境的，平常在家練習騎馬射箭，盼望國家有事，報名從軍，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這風氣在邊郡特別盛。像隴西李廣一家便是一著例。

第五章專論漢制之得失。首先在經濟方面，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形成兼并，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使政府的減輕租稅政策，對黔首益處不大。其次是政府的組織方面，漢代政府之失，在于與皇帝的職權沒有明確的規定，這也就奠定了中國古代政府與皇帝之間矛盾的基礎，也是造成皇權與相權相互博弈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說到軍隊制度：名義上的全國皆兵因其數量眾多，訓練不足而變得有名無實。后論至其選官制度，漢武帝時期所建立的孝子廉吏制度初衷為好，在前期也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也成為上下流動之管道，可是孝廉充斥仕路，其他的選官渠道到此蔽塞，因此渴慕進入仕途之人便無所不用其極了，也導致了孝子廉吏的制度逐漸淪為世家大族入仕之門徑。

無論是論述漢代之政治事實，還是在論及漢代政治之得失，錢穆先生站在當時人的思維下來論述，來思考，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確實錢老先生一下子給我們廓清了前代政治現實和得失，但是深思之下對漢代之政這么井然有序表示懷疑？

第二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觀后心得

前幾天讀完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書不厚，僅160多頁，講述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組織、考試、經濟、兵役等制度。讀罷，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觸及的中國政治史。畢竟，中國歷史更像是一部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甚至軍事史，惟獨少有談及政治的部分。讀書時學唐詩宋詞，所謂政治，也無非是作者被罷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為講述其文學價值的大背景而已。貫穿全書，錢穆先生的一個觀點是：任何一項政治制度，要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察，若僅以當前的標準來評價和看待歷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結論。

這恰恰表明了錢穆先生寫書時的環境。《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寫于上世紀50年代，相比現今，那時候的中國仍是弱國，弱國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想來當時的中國，應該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遺風，在反思中國落后的原因時，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否定傳統，并且是徹底的否定。（其實，這種傾向現在也沒有完全終止，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中國人，一遇到問題就開始抱怨“中國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國害了他。）

與那時相比，現今的中國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們能夠正面自己的問題，也理直氣壯的接受自己的優點。百家講壇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證明：無論它是否在以娛樂的方式講述傳統文化，但它畢竟證明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對傳統、對歷史樂于接觸和探求了。但這種理性在當時尚不存在。對于當時抹殺歷史的觀點，錢穆先生在書中說：“我們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

書中隨處可見從歷史角度分析當時人所處的情境，以及對現代的影響。比如，對于中國沒有專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錢穆先生的觀點是：

“只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了。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實，來完成他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于是中國的政治理論，早和現實政治融化合一了。”

關于中國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錢穆先生認為：

“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于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關于明朝始創的八股文，錢穆先生認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錄取人才，只是后來變壞了（是不是有點像當前中國已經實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們簡單粗暴的抹殺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斷的毛病）：

“開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于為此而消磨了。現在只罵創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

最后，在總論中，錢穆先生談到歷史的作用：

“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

我想，這本書的主要作用在于啟發讀者思路，使人認識到古代中國政治制度有其復雜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沒有太多意義。

舉一例，以該書對“賢人”政治的描述來說，錢穆顯然具有一種中國傳統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識，以及不諳政治實務的書生意氣。我們這個國度的實際情況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學術、政治生命已經結束的人，哪里會有各方公認的“賢人”？臺灣馬英九的忠實擁護者或許會將陳水扁視為貪鄙小人，而對方的鐵桿選民則往往將陳視為鄉土英雄。在對人和事并沒有一致看法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做到“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呢？

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由誰來判斷哪一位是“賢人”？你？我？還是錢穆？如果“我”認為陳是“賢人”，那么馬自然是惡意中傷陳的“小人”.既然應該由“賢人”主導，則是否可以無視馬在2008年獲得多數支持的實際情況，而陳來執政4年呢？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判斷“賢人”權力的“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莫非是一個為皇朝選擇宰相的獨裁君主？

我毫不懷疑，中國傳統政治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部分內容可能至今仍有參照和借鑒意義。然而錢穆顯然對“政治”過于外行，這位中國傳統政治的辯護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錢穆在書中談到了君權等問題，但現實中的政治并非那樣簡單。古代中國長期處于人治狀態，這是討論君權、政治制度等問題的前提。在人治情況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響到他所能掌控的權力大小。我們可以找出太多事例來說明，君主所擁有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賦予他的，而是自己與方方面面勢力博弈（或曰斗爭）贏取的。比如漢代的劉詢（漢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載湉（清光緒帝）則是另外一個結果的典型。以他們二位的成敗經驗來看，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君主所能擁有的權力，并非取決于某種體制或機制，劉詢的權力不會因為有宰相而減少，載湉的權力不會因為無宰相而增加。即便僅拿清代來說，弘歷（清乾隆帝）與載湉的權力也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無足輕重，只是認為它的位置和個人表現比較起來相對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國皇朝政治體制的發展傾向也許可以用一句話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話，制度越來越有利于他獲得權力。

我是個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記得以前政治書上有一句話，說近代的中國，農民起義救不了，太平天國失敗了；資產階級革命也救不了中國，辛亥革命果實也被袁世凱竊取了，唯有工人階級引導的武裝革命才能挽救中國。當時也沒對這句話有什么特別的感受，現在漸漸地明白了，中國人做什么事都需要點體面的理由，就像陳勝吳廣起義需要在魚肚里放紙條，體現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劉備一直說的“我乃漢室宗親”，沒那么點體面的理由，就很難一呼百應。

可我還是相信，那時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過可怕，不分好壞、利弊，把中國以前的許許多多傳統文化都給革掉了。就如作者說的那樣，把中國流傳了兩千多年，優秀的制度都給全部否定了。在書中，作者講的最多的還是每項制度后面的目的、關聯，還有制度最終的發展走向，辯證的講了各個朝代制度的利與弊。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好的，也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一無是處的，好多問題都要辯證的看待。

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這話實在是有道理。雖然“盡信書不如不讀書”，但世間本來就少有絕對正確的真理。多了解一些歷史，多明白當時人所處的環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所經歷的歷史變遷，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以極小之篇幅，極其洗練的文筆，從極高之高度俯瞰 中國歷史，以極精巧之架構，將漢、唐、宋、明、清五代之歷史洪流進行梳理，顯示了錢穆對中國歷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見解。本書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結論，將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各成一章，總共分了五講。之所以只講了這五個朝代，是因為這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五個朝代。錢穆將政治分為人事和制度兩個方面來把握，在本書中分析的重點是制度，但對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復雜，不好把握，故而本書中將制度分作四個范圍來講。錢穆根據自己對于制度的理解，選取了他認為最為重要、不可不講的，最能見得失的四個范圍：首先是政府的組織，即政府職權的分配，他認為借講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政府職權分配之演變，便可認識中國傳統政治之大趨勢以及其內在趨向；第二范圍講考試和選舉，因為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歷代政治上規定著哪種人才可參加政府。中國歷史上的考試和選舉兩項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會間打通一條路，好讓社會在某種條件某種方式下掌握政治、預聞政治和運用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制度最根本問題之所在；第三范圍講中國歷代政府的賦稅和經濟制度；第四范圍是講國防和兵役制度。本書的編成，便是按著漢唐宋明清的順序，對各個朝代就這四個范圍和方面來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這四個范圍的劃定和抽取，極見錢先生的功力。政府職權分配，決定著政府運作的根本模式和權力分配，決定著行政運作是否合理，各項權力是否有相互制約的功用；而考試選舉制度，決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員構成和人員資格，決定了什么人可以來管理政府，參與政治，決定國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誠如錢穆所論述的，考試制度決定了國家的主權問題，由于考試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會之的橋梁，因而國家的主權掌握在讀書人組成的士人階層中，而士人只是一個品位而非階級，具有社會流動性，因而，整個社會都可通過讀書仕途之路參與政治； 前兩項可謂是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稅收和軍隊這兩項要素，更是西方現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當，真是讓人嘆服！

這部書，名為分析歷代政治得失，其實更是一部中國傳統政治“翻案史”，他憑著對于歷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國傳統政治鳴冤，揭示歷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觀點將它們全盤否定、以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掉。錢先生將其對傳統文化深沉的感情和準確的理解把握傾注書中，讀過此書，都會對傳統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許多不實的、虛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發生一種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自豪來。事實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職能職權分明的時候，其實中國的政府是符合權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態的。又如科舉制度，它構建了政府和社會的橋梁，為政府培養了讀書階層來產生優秀的官員并整合整個社會的利益。不過由于各種原因，一個最終在皇權的膨脹中被打破平衡，最終趨于崩塌，使國家政治真正走向專制，另一個，則導致了士人階層的過度膨脹和官員的冗積、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況，同時也極大地限制了社會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這本書從側面揭示和批評了現在人們看待歷史的一種常見的錯誤的看法。要言之，我們不僅不應抹殺，更應該重視歷史意見，還應該崇敬地去看待歷史，并從對歷史的比較中，來改進我們現在的政治。

第四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讀書筆記

從歷史得失看中國政治

中國的政治，從傳統政治到現當代政治，經歷了歷代王朝的更迭，經歷了千年歷史的錘煉，經歷了幾次徹底的大變革，中國的政治于是變成了今天的摸樣。雖然一直在變革，但有一點恐怕是從來沒有改變的，那便是歷朝歷代中國人都想要達到的理想國。這一理想國或許是大同世界，或許是皇權專政，或許是民主制度，亦或是現在的中國制度……尤其是近百年來，幾乎所有的制度都被嘗試了遍，在政治這條路上，中國人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向前，一直在尋覓。

那么《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要告訴我們的是什么呢？錢穆從漢、唐、宋、明、清五個在中國歷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朝代的政治制度來談，每個朝代他都從中央、地方、監察、科舉、經濟、兵役制度出發，談到了各個朝代的具體情況。

歷史是一面明鏡，無論這一路上發生了什么，它們都會成為歷史，一切的功敗都將得到歷史的定論。

任何一項政治制度，要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察，若僅以當前的標準來評價和看待歷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結論——這是貫穿全書來自于錢穆從歷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得失里看到的結論。

錢穆先生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中國政治制度頻繁變革的這么一個時期，當時，大批的有識之士們都在為了“解放”中國，為了“廢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而奔走相告。他眼前的世界，是怎樣的充滿了變革、充滿了未知？當時的中國，應該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遺風，在反思中國落后的原因時，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否定傳統，并且是徹底的否定。或許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注定了讓作者這么一個有著中國根又憂國憂民之人又重新翻開了中國的歷史，去傳統政治里尋找答案，尋找中國的未來之路。

作者這里的傳統政治制度是從兩個方面來談的：一是制度，一是人事。這或許跟中國的傳統緊密相關。作者認為，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了解一代的制度就要精通一代的人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獨特的有著其本身的歷史特點的，只有適應其自身特點的能夠在其時其地有價值的制度都應當得到中肯的評價。

在作者看來，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會有絕對的利或者弊。“我們若

不著重本身人事，專求模仿別人的制度，結果別人的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這就道明了我們需要用客觀的歷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國的政治制度，“這種歷史的特殊性必須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歷史上的中國缺乏民主嗎？錢穆先生是這樣闡釋的：“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于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作者向我們展示了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演變歷史。作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說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科舉制度來說，從漢代的“鄉舉里選”、“選舉孝廉”起，中國的科舉制度就一直在朝著“民主”的方向前進著。“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為了避免“世族門第”制度，唐代開始，大興科舉，開辟了中國選舉真正有才之士成為國家官員的創舉。宋代之后，考試越來越嚴格，考核越來越完善。明清時期，更是出現了另一個轉機——翰林院。這意味著，中國的科舉不再僅僅是局限于“考試”，而是走向了人才儲備、人才培植之路。中第之人有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他們一面讀書修學，一面獲得更多的政治之士，靜待政府只用。”盡管科舉制度也存在著許多弊端，甚至在清朝時期成為了一項愚民政策，但這一切還是應當放到歷史中去，才能得到正確的評價——錢穆認為“這是人事腐敗，并非制度本身有問題”。

錢穆認為，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權而社會階層又是一天天走向平等的。從某一方面講，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經歷從四分五裂到統一集中的過程。中國的中央集權在歷史上是必然的，并且應當得到正面評價。“但如何使國家統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權，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的第一事”。盡管中國經歷了千年“封建帝國”，但是中國的社會各階層確實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國是這樣一個事實：政府始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過考試得到管職，得到“坐觀”的機會。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這種制度化的過程，“讓中國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則是走向人事化的，他們依靠選舉，法治由人來決定。故中國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縛之路，這直接導致了其沒有起色的根源。

然而每一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國，人人都希望達到長治久安。中國的歷史上有太多的朝代都從剛開始的清明逐步走向了腐敗，走向了覆滅。但這其中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位官僚，他們都是在為了長治久安而努力，這一點是毋庸臵疑的。

關于中國的未來，錢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簡化，使人才自由發展，這是最緊要的”。他還強調，我們不能成為西方潮流的跟隨者，而是應當學會用自己的舊經驗為自己打開一條出路，尋找一條屬于中國的，屬于這個龍的國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經驗上比誰都還短淺——能說這話的只有中國人”。歷史終究是客觀事實，無論世界怎樣變化，歷史總會有自己的定論。錯誤的人不把歷史當做參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的一門，我們回頭歷史再看一看，總還不是要不得”。

第五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讀書筆記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書筆記

這些天小閱了錢穆先生所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描繪了中國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錢穆先生在1950年代據其講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國史制度知識。在閱讀書中五講五代的例子中，先生的：“中國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是儒家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這樣的立場逐漸滲透給我。也許我們在回顧和反思中國文化的時候，憑借自己對歷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見解，誤解了很多傳統文化。看著本書的時候，在一段段歷史、制度被分析中，我覺得錢穆先生在史上患得患失中，透露的是濃濃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在中國文化，可以說整本書都是活史記。

全本書說了中國史上五個最重要的朝代：漢、唐、宋、明、清，從這五朝大體上便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錢穆先生所認為其分析中國歷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任何一制度之創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內在的用意”，以及“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推擴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這兩大點。前面我也已經說過，在觀這部歷史書里面我所學所想的是中國文化，這部制度綱要則從各個角度解析得十分透徹，字里行間展現的文化變遷更是有其獨到之處。這兩點是在文章的閱讀中最感同身受的。

縱然事過境遷，后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當時也不能盡人了解得，但到底這不是一秘密。在當時，乃至在不遠的后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該項制度之外在需要與內在用意，有記載在歷史上，這是后人討論該項制度所必須注意的東西。否則時代已變，制度已不存在，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不能恰切符合該項制度在當時實際的真確的用意。

同時，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國家與另一地區，則就不一定這樣了。正因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談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也當如先生所說：“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若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像我們當前學術界風尚，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氣，還說不上意見，又哪能真切認識到自己以往歷代制度之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呢？”

文摘一：

說到漢代選舉制度：完全是因其是一讀書知識分子而獲入仕途。這一情形，直從漢代起。我們可說中國歷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當時的漢代的選舉制度可謂嚴格和公正，在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就是，一個青年想要走上金字塔的尖端的路，基本就是當高級公務員（當時為“入仕”），他一定要進入大學學習（當時的太學），然后被分配到街道服務（做做小地方官吏）。等到街道工作有了一定的業績，被領導賞識（經由長官選舉到中央）；再經過高級公務員考試，才當上正規的“公務員”。這樣的路基本是當時所有人的入仕之路，也就是成才光宗耀祖之路，可以說當時官宦子弟入仕是少之又少。所以這樣的制度是崇尚文治的制度，這樣的政府是崇尚文治的政府。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所追求的那一種公平公正在2000多年前已經實現了，當時的漢代政府追求一種文治是為了在外是為了選舉賢才，對于自己的封建統治又有多少鞏固，可以說

是確切實際的優秀制度。事實也證明如此，無論是漢代存在的時間跨度，還是漢代在當時世界上的輝煌成就，都是我們有理由肯定這樣的考察制度。再來看看這樣的制度在現在的投影，1977年的恢復高考和從前的科舉制度幾乎如出一格，30多年來沒有變化。而國外的大學研究生錄取制度是不是和漢代的差不多？他們的高考頻率不是一年一次，成績保質期更是有數年，他們的教授推薦又占了多大比重有多么高的信譽度，2000多年前的漢代也能做到這樣，足以看出制度之優劣。在我眼里，中國特色也當有時代精神、具有時代意義，中國文化應當是一面鏡子，可以正中國今直面貌，可以產生最貼合實際，進步文化的中國特色。

文摘二：

提到唐代兵役制度：漢代的兵農合一，是寓兵于農，亦即是全農皆兵，把國防武裝寄托于農民的生產集團，生產集團同時即是武裝集團。唐代的兵農合一，則是寓農于兵，在武裝集團里寄托生產，不是在生產集團里寄托武裝。所以只能說是全兵皆農，而并非全農皆兵。把武裝集團同時變成生產集團，每個軍人都要他種田，卻并不是要每個種田人都當兵。

在漢代的時候，兵役為“全農皆兵”，也許意在想要利用中國農民這個人民群眾最基本也是最強大的力量來保家衛國，把武裝放在最底層，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其實武裝農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想想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所有政府大部分都是農民武裝推翻的，政變軍變都不太多，成功率也的確不高。想到武裝農民很多人心里不禁嘿嘿一笑，還是如今共產黨好，從農民起家知道要安撫農民才是固國穩國之本，當然這都是后話。唐代這一舉措從北周蘇綽創始，唐代人不過踵其成規。從歷史上來看，成效確實是比漢代要好不少。中國向來都是人口大國，戶口多，不一定需要全農皆兵，全農皆兵的結果肯定是訓練不精，戰斗力不強，還誤了糧食大事，而有可能出現上述“農變”情況。而全兵皆農遍不一樣了，不僅軍隊可以把訓練用在務農上，也可產出夠軍糧，剩下的農民會承擔更少的責任，只要供政府文人用用，余下自給自足很夠了。在我看來，這樣的舉措于軍可以在心理上大大增加軍人對與農民的感情，就是促進軍民感情，同時農民也樂得不用勞作太多，幸福指數也應該是直線上升。可以說這個制度的想法在唐代是合情合理，不過后來也是因為制度管理之中的問題也失敗了，這個也是后話線不予考慮。再看看今天，感謝科技作出的貢獻，大部分人民群眾已經不愁吃不愁穿，裁軍和高科技已經讓我們祖國高枕無憂，現在的兵役制度雖然我不太了解，感覺是正規軍和預備役結合，人人有責任，人人有義務保衛家園。可以說我們祖國在愛國教育上是做的不錯的，同兵役制度在我們青年人身上也埋下了很深的愛國情懷，相信如果有國難，人人也都會多出自己一分力。

文摘三：

講到清代統制政策：滿洲人到中國，他們的一切政策，是拿滿洲部族來控制中國人。又再拉攏懷柔蒙藏來挾制漢人。現在再講他們對待漢人的辦法。他們到中國來，中國人當然要反抗，反抗的領導者，當然是知識分子。于是他們開科取士，承襲了中國考試制度，表示開放政權，中國讀書人依然得官做，許你們參加政治，并許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實際上則另有一套辦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門滿漢夾用，外省督、撫，則多用滿人，少用漢人燈。這樣還不夠，滿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壓迫中國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眾，來分解中國社會之抵抗力。他們一面在懷柔藩屬，壓迫中國。一面在羈縻中國知識分子來減輕抵抗。又一面

是壓迫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眾。這樣三方面用心，可謂是很周到的。

清代是外族人統治中國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國的。因此他對蒙古和西藏，卻特別懷柔，尤其對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攏。在中國史上這是第二例，第一例是元朝，很明顯他就沒清代這么高明，用外族文化統治大中國文化，30年就悲劇了。清代打壓會抵抗的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眾，讓抵抗分子無勢可壯。這么看來，清代和當代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底層民眾好，清代排除統治階級不論，確實這樣的政策還能起到縮小貧富差距之功效。從“任何一制度之創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內在的用意”來看，這樣的統治政策實在是再適合不過外族來統治中國了，若是沒有閉關鎖國，若是清末中國也崇尚科技，泱泱大國還不是手到擒來。不過這樣的政策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敗、沒精神，時間一長這樣的特性也暴露無遺。歷史上也證明了這一點，政府腐敗了也沒有辦法討好底層民眾，最后垮臺也是必然。可能這樣的結局也是封建王朝2000多年歷史的最好的句號了。社會在進步，落后了世界一大截的社會形式也終將被取代??

縱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在錢穆先生對于歷史制度的“柔情”解析中，的確打開了我對于很多歷史的誤解。在患得患失之間我也會難得想想這么大的話題，考慮考慮國家今天的政策和制度，也許在學習法律的時候這樣的情與法交替的考慮可以讓自己的人性和感悟都有很大的提高吧，感謝錢穆先生，感謝《中國歷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