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在圖書館偶然找到一本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感覺非常不錯，是錢穆先生1952年所作關于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講演的講稿。作者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清晰的闡述了他對中國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觀點，主要考察漢、唐、宋、明、清五朝的組織、考選、賦稅、兵役等制度。我看的這本書是1966年香港出版的，內地也有相應的版本，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

研究政治特別是現實政治，離不開對政治制度的考察，而要研究政治制度，又需要研究相應的背景。錢穆先生不僅認識到這一問題，還更進一步提出“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以及研究政治制度必須同時注意與之相配合的人事。這里所說的人事非指現代意義上的干部安排和人員配備之類的事，而是指人的作用。并且，先生而強調制度必須跟著人事變化而變動，認為制度的產生主要根據人事的需要，并展現出時代性和地域性，同時還具有利與弊兩種特性。先生反對那種簡單的根據現代意識否定傳統，將過去歷史說成是“專制”是不符合實際的，同時，他也看到，一項制度的產生必然有其原因，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注意到的就只剩下制度的外貌，而忘記了制度的本來意義，這時候其實制度已經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了，因而就有變革的必要。也就是說，在理解制度的時候，要著重了解制度的背景和原始目的，而非簡單的觀察其外在形式，同時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按照制度的內在精神及時調整這些制度的外在形式。看到這里，我還想到一些人常常推崇英國之類的國家那種對傳統禮節的堅持，這其實恰恰反映了這些國家對制度外在形式的盲目堅守，而忽視了制度的內在精神。比如英國議會有個關門的習俗，這起源于數百年前的特定需要，現時代早已無此必要，如果理解了這個制度的內在精神，就會很自然予以廢止。當然了，這或許也跟民族特性有關，不僅僅是對制度的理解問題。

通觀自漢至清的制度演變，可以看到皇權不斷加強的歷史趨勢，與之相對應的就是中央權力日益增強，地方權力日漸虛弱，進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進，而是變得更差。錢穆先生特別推崇漢代的地方制度，認為漢代地方層級少，縣之上為郡，而郡之太守即為與九卿平級的二千石官員，這就使得官員升至高層的機會遠多于后世。就中央制度來說，離不開皇室與政府的關系問題，這里的政府主要是指宰相及其下屬。在漢代，眾多官職還保留著皇室私臣的遺跡，既體現在名稱上，也體現在職權上，雖然已經實現化私為公，但還未清晰的區分皇室與政府的關系。而原本作為皇室管家的宰相，現在變成了國家的管家，但仍然管理著的皇室，這體現在其下屬御史中丞即是皇室的主管官員，其所屬九卿中有多位是主管皇室事務。但這個時候，也可以看到宰相的權限很大，可以對皇室實施管理，當然不能說這是對皇帝進行管理，宰相只有限制皇權的作用，卻沒有管制皇權的能力。至于考選制度，漢代設立太學，其學生經過考試分為甲等、乙等，前者直接出任郎官，到宮廷實習，進而授官；后者則到地方為吏，接受鍛煉，然后獲得任郎官，得到被提拔的機會。后來實行舉孝廉制，即地方推選孝子、廉吏到中央，這時候主要就是那些從太學派到地方為吏的人得到提拔，因而可以將漢代考選制度歸結為教育—行政實習—選舉三項手續，后來又增加了考試環節，這樣就產生了一個不依賴于門閥貴族勢力的士人政府。當然，后來舉孝廉看重家世，而輕才學，已是制度的演化所致，體現了制度的一些弊端，此是后話。就經濟制度來說，則實行輕徭薄賦。而對山林池澤、鹽鐵等事，先前實行了私人經營制度，并只收很少的稅，后來則收歸國營，并一直沿至清代。因而，錢穆先生用現代的語言將那時的制度歸結為節制資本，但未能平均地權。兵役方面，則實行全民皆兵，分為衛兵、戍卒，和在地方服役三種形式，前者到中央，中者到邊郡。這里還牽涉到服役的制度，一般根據人口情況來安排，這時候很多人就想辦法規避，于是很多人自愿被賣為奴，以便讓富家大戶為其繳納免役錢，這時候就產生了“奴隸”的大規模增長，后來光武帝實行廢奴政策，不見得是愛惜百姓，而是出于賣奴影響了國家征役的考慮。唐代制度自然發生了變化，但卻是來源于自漢以來制度不斷演變的傳統，并非無本之木。唐代改變了漢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分的制度，而設立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三省長官皆為相，其中中書掌制令，門下掌封駁，尚書省設六部，掌執行。中央社最高機構政事堂，由三省最高長官組成。但是由于唐太宗曾任過尚書令，自此無人敢任該職，于是尚書省無最高長官，而由左右仆射同時主管該省。只有左右仆射兼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義時，才有機會參與政事堂會議，獲得真宰相的地位。這時的地方制度較漢代增加了層級，并產生了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弊端。而唐代的考試制度則很值得一提，它完善了科舉制度，并將其作為考選官員的重要形式，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至于它有沒有良好的避免富家大族的影響，則要看具體的人事了。經濟和兵役制度則都經歷變革，前期實行租庸調制和府兵制，將田租、服役、納捐分開，并由國家供養府兵。后來由于這些制度弊端叢生，特別是執行混亂，導致變革，但變革更多的出于便利的需要，危害更大，這就是兩稅法和募兵制，盡管為了減輕負擔，但卻導致負擔的增加，最終導致了唐王朝的覆亡。

宋代最大的特點就是“弱”，它沒有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因為統治者對失去政權的擔心，而采取分割相權、供養冗官冗兵、重文輕武等措施，力圖在限制官員勢力的同時，保住自己的地位。這就導致了宋代的積貧積弱，面

對強大的遼夏，沒有對抗的實力。這個時候的制度已經呈現出重規定，輕人事的問題，強調嚴格遵守規定，反對主事者根據制度的內在精神靈活運用，具體體現在科舉中的糊名制度，當然這是有利于公平的，但卻也喪失了靈活性。

明代進一步加強專制，皇權不斷擴充，撤銷了宰相之職，六部尚書直接面對皇帝。由于皇帝也難以一人應付全國的政務，因此需要內閣大學士的參謀，后來隨著皇帝日益荒廢政事，內閣大學士遂得以操權，但在名義上他們仍然地位較低，不過出任大學士的人地位并不低，大多是六部尚書或者皇帝的老師等。地方上則設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三司，并進一步增加地方層級。并且在這個時候，還產生了胥吏與官員的嚴格區分，不再像漢代那樣吏是作為出任官員的實習，而是明確規定吏不得為官，但由于胥吏通常都是專業人員，負責制度的具體執行，引起這些人的不滿自然導致有令不行。賦稅方面的一條鞭法與以往的田賦、丁稅合一的制度一樣，在經歷了短暫的便利之后，又導致賦稅的進一步增加，加重人民的負擔。

錢穆對清代甚為不滿，這可能也與他存在的一些“大漢族主義”有關聯，他基本上將漢族等同于中國，將蒙古和滿洲人視為外人，這恐怕已經跟不上時代潮流，也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和實際情況。但他所做的制度與法術的區分還是很值得贊賞的，他認為出于私心所定立的制度不能算是制度，而是一種法術，清代統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保護滿洲特權，而非出于公心，自然是一種法術，雖然其他朝代的統治者也屬于家天下，但他們在保護皇室權利的同時，也注重從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即便這些朝代也有富族大戶獲得特權，但那主要是其實力使然，而像清代那種刻意照顧一個特權集團的情況則屬少見。在清朝制度下，漢族人難以得到重用，自然希望反抗和革命，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起義，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后來就是變法和革命，這里作者關于革命和起義還做了很有意思的區分，認為后者主要是基于人事原因，制度不是導致起義的原因，而是執行制度的人事問題導致的，通過起義推翻了執行者，更換一批制度執行者，就可以實現安定；而革命則是為了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這時候就不是人事而是制度本身存在弊端了，所以要通過革命更改這種狀況。作者認為中國歷史上大多數都是起義，即在制度范圍內通過改變人事來糾正問題，而清末則呈現出制度本身的弊病，因而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回顧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政治制度，可以發現中央日益集權、皇帝日趨專制的發展趨勢，歷史是不斷演化的，作者批判了那種將歷史簡單的歸結為專制的幼稚想法，體現出作者的一種發展的歷史觀。另外，也應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總是面臨著執行難的問題，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終都走向異化，這在地方制度上體現的很明顯。歷朝歷代都會在地方設立分支機構，特別是監察機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機構最終都成了行政機構，甚至變成了一級地方層級，漢代設立刺史行監察權，后來演化為行政上的“州牧”；唐代則是節度使；宋代代表中央管理地方的知事后來成為正式官職；元代的行中書省后來成為一級行政區劃；明代設總督、巡撫主管臨時事務，到清代已成為正式的地方大員。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作者：錢穆

目錄：

序

前言

第一講 漢代

一、漢代政府組織

二、漢代選舉制度

三、漢代經濟制度

四、漢代兵役制度

五、漢制得失檢討

第二講 唐代

一、唐代政府組織

二、唐代考試制度

三、唐代經濟制度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綜述

第三講 宋代

一、宋代政府組織

二、宋代考試制度

三、宋代賦稅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與國防弱點

第四講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組織

二、明代考試制度

三、明代賦稅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講 清代

一、制度與法術

二、清代的部族政權

三、清代部族政權下的政府

四、部族政權下之考試制度

五、清代的統制政策

六、民眾的反抗運動

七、變法與革命

讀書札記 一本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匆匆合書，確實感慨良多。民國時期成名的那些學術宗師果然氣度不凡。全書渾然天成，沒有現代那些學者所謂著作中透出的浮躁與虛華。更無論錢先生出身錢塘錢氏望族，學識風度令本人一介揚左布衣大為傾倒。錢穆先生書中提到，古人的字號名不可亂喊。只有天子可以直呼臣子姓名，在士大夫之流，無論高下，即使是痛罵批駁也必稱其字。那么這篇隨感便遵此制，稱錢穆先生為賓四先生，提到一切人名也盡量用字或封號。在全書最后的總論中，賓四先生提到，自西漢以后，中國便不在專制的圈子里了，中國社會越來越平等以至于越來越無力。此言一出，余一介愚夫疑竇叢生。細細品來，確實大有道理。

何為專制，在余看來便難以定義。日常生活中但凡政治往往皆由認識不同而起，認識不同而又多起于對事物的定義相歧。例如后文還會提及的另一個詞語，封建制度。

專制，給出的一般定義多是帝王和君主獨自掌握政治權利，憑自己的意志獨斷獨行。由此看來，始皇之后便沒有專制了，不過，這句話也不是那么合乎情理，與常識相悖。不過，真正意義上的專制，中國的確少有。

兩年前網上流傳一個視頻，江澤民主席接受CNN采訪。在反駁別人批駁自己是獨裁者的時候，江主席的第一句話就是：“What's meaning of dictators?”。中國的證據是不允許獨裁者存在了。從最簡單的層面上來說，中國幅員太過遼闊，人口太過眾多，不可能允許一個統治者完完全全的獨斷專行，從古至今都是如此。

可能關于專制問題，周天子之后中國政治的中央集權傾向是誘導人們形成中國政治是專制政治的重要原因。不過，中央集權，其受者乃是中央政府，而非皇帝個人，自西漢以降，宮廷與朝廷便以開始逐步劃分清楚。中央一旦集權，除了皇權與相權（也就是宮廷與朝廷）還有就是中央官制的問題，專制與否，也就談論不上了。

曾經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皇帝與宰相是在一根繩子的兩邊角力。當皇帝強勢時宰相便式微，如漢武帝。當宰相強勢時皇帝便被架空，如張居正。雖然相權在明太祖最終被廢（這里不得不提，賓四先生認為，相權不可世襲而皇權世襲主觀上降低了相權的地位乃是歷史原因），不過皇權的周圍始終有掣肘之處。自宋朝開始，清議（及諫官言事）始終是宰相大敵，宰相是政府首腦，那便是批駁宰相。到了明朝，諫官仍在宰相不存，此時政府既非獨相制，又非群相制，實際上是一個有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多頭政府（內閣大學士始皇帝私人秘書而非政府首腦），諫官批駁六部就是批駁皇上，而諫官們多又是清名在外，皇帝不得不考慮自己行為會被諫官們如何評價。

明朝的諫官們就曾在朝堂之上打死權臣。可見皇權也只能帶著鐐銬起舞，更不論中國政治傳統的制衡智慧，還有皇權賴以生存的根本，祖制和民心。

皇帝不專制，社會也不一定平等。然而，自西漢劉徹削藩之后，這種不平等也消失了，甚或說早至始皇帝一統天下，不平等就消失了。必然有人會以奴隸的存在和門閥士族的形成來進行反駁。不過，就像遺產可以繼承而官位不能繼承一樣，政府，或者說皇權承認的不平等不存在了。天下一家獨大。不再封侯不再封伯，何來封公建國以及之后的層級劃分呢？

賓四先生將士族的形成歸于出身，更確切的說是受教育機會的差異。彼時印刷術尚未發明，典籍多以竹簡或絲帛的形式由世家大族所有，士族子弟便擁有了更良好的教育機會和資源而傳承下來。若說這不平等，就如同乞丐指責富二代搶走了原本屬于他的財富一樣，須知，漢初的宰相也都是布衣啊，士族的形成只能說是社會流動性的減緩的表現。進一步說，政府是不會承認或扶植某種不平等勢力壯大的，其制度在本體上合理，最起碼在一開始適應了時代的要求，否則又豈會有文景之治的出現呢？猶如賓四先生所說，沒有哪一項制度能亙古不變。一項再好的制度若無改進也必將流弊后世。即如那個聲名不佳的鄉舉里選，還有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等等，無不是力求平等，只不過后來為一些人所利用，而制度的改進又不到位，才在歷史上留下了壞名聲。

至于奴隸的存在，漢朝及日后奴仆等形式的仆從的出現，皆為本人自愿，彼時政府不如近日，沒有現代的人文思想，不平等一說，不論也罷。

自高中修習中國古代史以來，封建制社會的含義在余看來極為模糊，也從未有人提起其準確定義。顧名思義，有封則有建，真正意義上的封侯封伯不是后來的封爵，例如李靖被封為衛國公，王安石即被追封為荊公，包拯也被封為文肅公，而是要封疆裂土的。這樣的做法秦以后就斷絕了，就連皇族同姓封疆成為諸侯王的情況西漢以后除了明朝也不存在了。何來封建呢？然而若非封建，又如何稱呼中國古代社會呢？未見賓四先生此處有論述，姑且稱之為非典型性封建社會吧。

若是以古代中國人不太在意的主權概念看待，更加不知所云。路易十四曾經豪言壯語：朕即國家。中國從未有皇帝言出如此，除了元代清代為異族所有，國家主權，甚至政府都難說由皇帝擁有。中國歷代帝王，身后不是資產階級（工商業遭到壓制），不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是被統治對象和新統治者醞釀的溫床），也不是軍人（中國雖曾軍閥混戰例如晚唐五代，也曾經軍人黃袍加身如趙匡胤，不過始終沒有出現軍政府）。帝王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知識分子。然而知識分子對于皇權的支持是公心的，他們的禮儀是出自經典的，中國非典型性封建王朝主權歸屬尚且犯難，定性就更加困難。

賓四先生談論了一個被無數次提及的話題，改革與革命，這里想牽出來單獨一說。

前文提過，制度沒有永遠的好與壞，制度本身的好與壞與實際執行效果的好與壞似乎又隔了一層。賓四先生說王安石改革家的名號是列寧贈與的，似乎頗為不屑。待得有宋一朝論及青苗力役諸法，荊公為神宗相（神在謚法里的意思是不知所云，也就是史官們也不知道如何評定這個宋神宗），先生又為其新法為司馬溫公所廢而扼腕嘆息。言語中對荊公甚為尊重，合書之后方知，先生批駁的乃是國民人云亦云的陋習。

在改革與革命之后，賓四先生又加了一者，造反。不由想起一則趣聞，相傳法國大革命時，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獄，要求限制王權。侍從向只知游馬打獵的路易十六報告，路易十六愕然道：“怎么，造反了么？”侍從回答，“不，殿下，這是一場革命。”

造反，說的簡單些，便是一個社會的領導層集體換血，最多伴隨著對原有制度的修補。也可以說，造反往往附帶著進行層次較低的改革。革命則并非如此。革命者，破舊立新也。破的是舊制度，立的是新制度，絕不僅僅只是人事。以此看來，近百年的兩次重大變革都是革命已是毫無疑問。秦滅六國或許也能跟革命一詞沾邊吧。

賓四先生生于晚清，長于民國，客居香港，卒于臺灣。民國時期學術界百花爭艷，為其當代史學泰斗地位奠定基礎。書中賓四先生力贊孫逸仙博士是真正的改革家，大政治家。相比之下，康有為之改革而不革命，以及章太炎之革命而不改革，文人之作也。

談到封建制，那么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也就稍帶提一點。從周朝的分封到清朝，地方權力被不斷地削弱是不爭的事實。眾多史學家談及此處，皆首推漢制，唐為次，宋再次之。明清就不入流了。

1993年朱鐵相分稅制改革中，中央從地方稅收收入的提成又三成增長到七成。這項舉措與匯率并軌一起成為中國大陸在98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的重要基石。同時這項改革的副產品除了讓中央財力增長以外，更多的是讓地方更加服從中央政令。畢竟財力與說話的口氣成正比，古代亦是如此。漢唐無一例外賦予地方雄厚的財權，吏制分級較少，官員升遷較易。然而宋朝積貧，便在于五代晚唐軍人當政遺風讓宋太祖決議根除地方格局的經濟基礎，賦稅地方不留一點，以致地方羸弱。至于明清兩朝，原有的層級被特務機關，南書房以及后來的軍機處的出現而打破，吏制分層日冗，已然不堪。

賓四先生寫道：羅馬之后無羅馬，然大唐之后仍有中國，無論宋元，中國始終是中國。

一部中國史，有人說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制度，在宋以前，創建得多。權術，自宋以后，玩弄的多。中央從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從獨相制到群相制，中國的政治制度似乎越來越好。宋朝雖然無甚創建，不過亦無毀敗。明清之后，廢宰相，分軍權，設內閣，制度愈發不合理，宮廷滲透甚或說壓制了朝廷。人心向私，到了異族統治的清朝，帝王心術登峰造極，平衡滿漢早已粗淺。壓制漢人勢力，卻又討好民間百姓推行了聊勝于無的攤丁入畝，這已經不是治國的制度，而是愚國愚民的權術。所謂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怕便始于清朝。

郭沫若一句：“吳三桂引清軍入關，使中國的歷史后退了好幾百年。”確實精辟。余以為，若是研究政治，漢唐為最，宋亦可，那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峰。明朝混用的皇帝一把，卻享國日久，那是歸功于朱元璋和朱棣集權制度的制定，至于元清二朝，不提也罷。

賓四先生書中所誡，要以歷史的陽光看待歷史。歷史上的制度要以制度實行時的客觀意見來評判，而不能以現代的眼光評價。否則，一切制度一切人事都不可要。同時，沒有任何制度能夠歷久彌新。中學時，管這種說法叫做歷史局限性。恰如以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看皇帝生殺予奪是在不可接受。然而當時確實必須。三省六部制權責清晰，皇權相權分配合理，但是這種制度再好也不可能讓現代任何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采用，亦是此理。

讀史之時，常常思考現代中國最類似那一種制度，余以為三省六部制是也。總理為政府首腦，政府的最高權力不是執行，而是“預聞決策”。凡有權參知機務者皆有宰相之實。那么國務院就算是群相制政府好了，畢竟總理負總責但也決然不會獨斷，此為尚書省職能。那么擬旨的中書省和審核的門下省呢？分與人大與政協似乎不妥。

談及漢唐經濟，漢朝節制資本，但未保證底層均富。唐朝包拯底層均富卻為節制資本。皆有不足。不由想到今日中國現狀，想鄧公當年究竟是為情勢所迫還是不如毛太祖精熟歷史，時至今日竟由資本綁架政府，那些建屋筑瓴的商人勢力膨脹，實為敗筆。

后記：

讀史，最起碼的一點好處就是教會人不至于過度武斷的看待問題。中國人一向擅長的辯證法在歷史上可以獲得最佳的試驗場。余學識尚淺，言語粗俗，難免貽笑大方。但是，就如同歷史會不斷進步一樣，希望日后某日再讀此文，自己在啞然失笑的同時能有更高的見解。

第二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觀后心得

前幾天讀完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書不厚，僅160多頁，講述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組織、考試、經濟、兵役等制度。讀罷，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觸及的中國政治史。畢竟，中國歷史更像是一部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甚至軍事史，惟獨少有談及政治的部分。讀書時學唐詩宋詞，所謂政治，也無非是作者被罷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為講述其文學價值的大背景而已。貫穿全書，錢穆先生的一個觀點是：任何一項政治制度，要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察，若僅以當前的標準來評價和看待歷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結論。

這恰恰表明了錢穆先生寫書時的環境。《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寫于上世紀50年代，相比現今，那時候的中國仍是弱國，弱國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想來當時的中國，應該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遺風，在反思中國落后的原因時，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否定傳統，并且是徹底的否定。（其實，這種傾向現在也沒有完全終止，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中國人，一遇到問題就開始抱怨“中國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國害了他。）

與那時相比，現今的中國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們能夠正面自己的問題，也理直氣壯的接受自己的優點。百家講壇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證明：無論它是否在以娛樂的方式講述傳統文化，但它畢竟證明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對傳統、對歷史樂于接觸和探求了。但這種理性在當時尚不存在。對于當時抹殺歷史的觀點，錢穆先生在書中說：“我們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

書中隨處可見從歷史角度分析當時人所處的情境，以及對現代的影響。比如，對于中國沒有專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錢穆先生的觀點是：

“只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了。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實，來完成他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于是中國的政治理論，早和現實政治融化合一了。”

關于中國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錢穆先生認為：

“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于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關于明朝始創的八股文，錢穆先生認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錄取人才，只是后來變壞了（是不是有點像當前中國已經實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們簡單粗暴的抹殺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斷的毛病）：

“開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于為此而消磨了。現在只罵創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

最后，在總論中，錢穆先生談到歷史的作用：

“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

我想，這本書的主要作用在于啟發讀者思路，使人認識到古代中國政治制度有其復雜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沒有太多意義。

舉一例，以該書對“賢人”政治的描述來說，錢穆顯然具有一種中國傳統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識，以及不諳政治實務的書生意氣。我們這個國度的實際情況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學術、政治生命已經結束的人，哪里會有各方公認的“賢人”？臺灣馬英九的忠實擁護者或許會將陳水扁視為貪鄙小人，而對方的鐵桿選民則往往將陳視為鄉土英雄。在對人和事并沒有一致看法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做到“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呢？

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由誰來判斷哪一位是“賢人”？你？我？還是錢穆？如果“我”認為陳是“賢人”，那么馬自然是惡意中傷陳的“小人”.既然應該由“賢人”主導，則是否可以無視馬在2008年獲得多數支持的實際情況，而陳來執政4年呢？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判斷“賢人”權力的“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莫非是一個為皇朝選擇宰相的獨裁君主？

我毫不懷疑，中國傳統政治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部分內容可能至今仍有參照和借鑒意義。然而錢穆顯然對“政治”過于外行，這位中國傳統政治的辯護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錢穆在書中談到了君權等問題，但現實中的政治并非那樣簡單。古代中國長期處于人治狀態，這是討論君權、政治制度等問題的前提。在人治情況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響到他所能掌控的權力大小。我們可以找出太多事例來說明，君主所擁有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賦予他的，而是自己與方方面面勢力博弈（或曰斗爭）贏取的。比如漢代的劉詢（漢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載湉（清光緒帝）則是另外一個結果的典型。以他們二位的成敗經驗來看，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君主所能擁有的權力，并非取決于某種體制或機制，劉詢的權力不會因為有宰相而減少，載湉的權力不會因為無宰相而增加。即便僅拿清代來說，弘歷（清乾隆帝）與載湉的權力也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無足輕重，只是認為它的位置和個人表現比較起來相對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國皇朝政治體制的發展傾向也許可以用一句話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話，制度越來越有利于他獲得權力。

我是個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記得以前政治書上有一句話，說近代的中國，農民起義救不了，太平天國失敗了；資產階級革命也救不了中國，辛亥革命果實也被袁世凱竊取了，唯有工人階級引導的武裝革命才能挽救中國。當時也沒對這句話有什么特別的感受，現在漸漸地明白了，中國人做什么事都需要點體面的理由，就像陳勝吳廣起義需要在魚肚里放紙條，體現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劉備一直說的“我乃漢室宗親”，沒那么點體面的理由，就很難一呼百應。

可我還是相信，那時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過可怕，不分好壞、利弊，把中國以前的許許多多傳統文化都給革掉了。就如作者說的那樣，把中國流傳了兩千多年，優秀的制度都給全部否定了。在書中，作者講的最多的還是每項制度后面的目的、關聯，還有制度最終的發展走向，辯證的講了各個朝代制度的利與弊。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好的，也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一無是處的，好多問題都要辯證的看待。

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這話實在是有道理。雖然“盡信書不如不讀書”，但世間本來就少有絕對正確的真理。多了解一些歷史，多明白當時人所處的環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所經歷的歷史變遷，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副本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對中國歷史我一直很感興趣，但上大學前卻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這方面的書。上了大學后也有讀過一些像《太平天國》《隋唐演義》等，但終究覺得對歷史的了解不成體系。有些書對歷史的認識有些過于偏見，而有的書又過于教條化，而這本書不同，它既描述了歷史的得又有失，很可觀的看待了歷史，這是我選擇讀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我對香港中文大學仰慕很久了，無數次幻想能走入那座神秘的“殿堂”，而錢穆老先生就是這座神秘殿堂的第一任校長，因那夢中的學堂而仰慕老先生，又因老先生的淵博更加向往知識的殿堂。翻開書本，一列列繁體字映入眼簾，自右向左，跟隨者著古樸的排版方式，我也開始慢慢走入歷史。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本書，這不是一本專門寫來供大家仔細研究的書，而是一系列演講的集合，因此行文通俗易懂，結構非常清晰。依照歷史的順序，主要講了五個朝代：漢、唐、宋、明、清。書名一筆點破書中內容——政治得失，因此各個朝代依次講述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建樹，取得的成果和所有制度到最后的失敗。主要的方向是這樣的：錢穆老先生很反對把我們的歷史看成都是封建或都是黑暗的，與西方的民主比我們古代對民主的實行要比他們早得多，只是我們沒有很正規的思想家把之描述出來而已；就清朝錢老先生認為它是族群統治，其中包括很多專制制度，也因為清朝離我們最近和我們建國后對古代的批評使得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理解有了偏差。現在，我們把在我看來對我看來依然很重要的內容大概的講述一下，不是按朝代，而是分為皇權和相權之分、中央和地方制度、選舉考試制度。

中國古代最開始君權和相權大體是分開的，中間也有合但終究直到唐宋大體還是分的。最開始在漢代皇帝只代表一家獨尊，無所謂我們平常經常說的這是劉家的天下，這是李家的天下，雖然沒有人人平等但還是有以民為重的理念，在這日常的事務處理中，也不會以皇帝一人之言為準，而很多情況是宰相主管天下，這一情況基本上可以說延續到明朝廢除宰相之前。具體我們可以從書中得知，漢代相權和皇權是分得比較清楚的。皇帝下面為其做事的是六尚，分別是衣食冠席浴書，根據其具體的職務我們可以把之簡單看成皇帝的私人秘書。而宰相并不是皇帝的用人，宰相下面也有專門管理政府事務的部門，如漢代有十三曹等。最起碼我們不能說皇帝只是為了自家的利益，在正規的歷史時期皇帝是不能為所欲為的，就像現在的君主制國家，君主并不代表一切，他要受到政府的監督，在漢有權臣坐而論壇，在唐朝中書省有擬撰初稿的權利，刪選通過的再由皇帝畫敕，傳到門下省，也就是說在政策的制定執行中皇帝只起到了同意權，如果門下省反對那皇帝的敕也就無效，這些情況只是到了后來由于皇帝的私欲而被慢慢改變了。唐朝不是有個很有名的故事嗎，唐太宗為了避免諫官魏征的則背而把心愛的鳥放進了自己的懷里，當魏征走了鳥就被活活的悶死了，由制度的安排來看我們基本可以認定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宋朝皇帝要求有參政權，他可以已高高的身份而命令群臣，這樣宰相的權利也就大大減弱了，而且本來監督皇帝的諫官反過來有皇帝來任用而監督宰相，皇權日益膨大，直到明朝宰相被廢除，權力統統歸到皇帝之下，他也就有了最高的法杖，君主永遠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宣告歷代以來的君相之間的權利紛爭的結束。在皇帝大有雄心作為的年代里，也會發生君奪相權的如漢武帝，但后來權力還是回歸，大的發展方向沒有改變。

就中央制度很大一部分情況是和君權相權相關的，還是從漢朝權力說起。漢政府由宰相管理，政府下面有專門為他服務的十三曹，因此政府的事主要是宰相管。我們說到宰相，這里就要解釋一下，宰相在歷史上其實并不是一個具體的官員的稱呼，而是地位的象征。在漢代我們所謂的宰相就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軍事、監察。除此政府組織中還有九卿，他們也都各自掌管著皇室和政府的事務。從漢到唐，期間也經過了魏晉南北朝的更替，因此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組織發生了一次重大改變。具體說來就是，沒有了三公換之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其也就是我們說的唐朝宰相。他們的職能大體就是前面

講權力之分時的職能。在唐朝最高機構叫政事堂，由三省組成。按說有三省的精英來出謀獻策，后皇帝同意，在由尚書去監督執行，皇帝和大臣不得以權謀私，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終究是出了一大漏洞。在皇帝的尊貴地位一日日提高，也沒有像現在西方君主立憲國家的憲法一樣的法律限制，皇帝的權利也逐日升高了從皇帝可以“斜封墨敕”，由同意權接到了參與權，但這也不能就此說我們的制度是專制的。由于五代的積貧積弱，到了宋朝宰相為了樹立皇帝尊嚴，他以自己在群眾眼中的身份來襯托皇帝，再也不會和皇帝一起坐而論道，只有卑躬屈膝。明朝犯的最大的錯就應該是廢除了宰相吧，雖然事出有因，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維庸造反，從而明太祖規定以后子孫都不許立宰相。中書省被廢了，而尚書省長官又沒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禿頭的六部尚書，再加上都察院與六部并稱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沒有了宰相，權力分給各個部門，沒有了統一的領導，部門之間各管各的沒有了體系。這樣一來其實權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到了清朝，他們是異族侵入不知道要怎樣統治這樣一個大的中國，因此也就沿襲了明朝的，為了維護自己族群的統治因此清朝任用官員都是滿族人，對漢族有一種永遠不會減少的警惕。如果說我們古代是專制的，那也只能用來形容一下明清兩代，在漢唐宋我們又怎可一筆抹去？地方權力的變化是隨著中央政府組織的變化而變化的。在漢代地方政府分兩級：郡和縣，中央官和地方的郡太守的地位可以說是平等的，他們可能會因情況而互相調配。到了唐朝地方官員設置較漢就復雜了很多，因為唐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把本來之前屬于地方的權利都統統集結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權利，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在漢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縣令長自行辟屬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宋代把地方分的更加復雜，地方官要想很好的坐下去即必須同時討好：帥、漕、憲、倉四個上司，地方官員不能一心一意的為百姓謀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宋代在各個方面都很弱，而中央把地方上的財政兵力又都收到了，地方上基本的防守能力都沒有，這也是宋朝后來在金兵入侵時不敵的一個原因吧。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嚴重，在沒有廢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亂子，中央就派一個大員來震壓，形成行省制度，這樣就使得一些地區成了無人管的地區。再說到官員的設置，隨著歷史的發展，官員的數量也日益壯大，明朝中央總是向地方分配官員，官員的級復雜，這樣一來管官的人越來越多，做事的越來越少。清朝和明朝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種族意識特別強，不允許地方官有真正的權柄，這也許是清朝從內部腐化到外部滅亡的一個原因。比較起來地方制度，漢代最好，唐代比較好，雖然唐代經濟空前發達，百姓安居樂業，但他在地方的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亂，也為后來五代埋下了隱患。

選舉考試制度是從漢代以來就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視的，在漢代實行的是孝廉察舉制，孝廉察舉的人才多了，這些人就變成了皇帝身邊的人，使得皇帝身邊的侍衛集團發生了變質，做官的人都變成了讀書的人，這也就是后來個各基本都為士人政府的源頭。唐朝的政府是開放的，讀書人越來越多，用考試獲得仕途的人越來越多，只就形成了社會樂于做官的一大弊病，使得社會精英趨于仕途而無法發展其他事業，如像西方的工業革命一樣，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不妨去設想一下，在經濟本來就很發達的社會他已經有了物質經濟基礎，再加上一批又創造有才能的人，那也許我們會比今天的英國更加發達。宋朝選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處都沒有改變，不同的只有考試的科目等。明以后發生了改變，就是人才等級上的區分，上層為進士、翰林；下層是秀才、舉人。考試的標準也變成了八股文，這本是為了方便判別而定取得一個尺度，但卻發展成了人們努力的方向，因此這一制度就用壞了。

每一項制度都是針對當時特定的情況而制定的，在設立之初肯定都是好的，而我們不能只根據其結果的好壞來評判之，所謂要尋其本源。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還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又怎能苛求它永遠都是對的？因此我們就不能抱著這樣的觀點“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一定是好東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遠都不可拋棄的。

歷史的發展本來就是在迂回中向前，有得有失才是正常的，就西方的發展又何嘗不是

呢？我們學習西方但不能全盤西化，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歷史，有過讓很多外國人也魂牽夢繞的歷史。仔細看歷史會發現，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大的整體，我們都有著同樣的習慣，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著對方，最后融為了一體，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要想分裂國家就是試圖在分列歷史，那將注定會失敗。

后記：歷史的發展是趨于復雜的，我們可以先舉個跟歷史無關的例子來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來最好的辦法就應該是定鬧鐘了吧，但是是時間長了我們熟悉腦中的模樣了，那在很困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不睜眼把它關掉，這時再好的鬧鐘也沒有用了。為了避免這樣我們跟進一步把鬧鐘放在某個我們不易拿到的地方，到時我們必須起來，似乎這樣看起來很完美，其實我發現最后發展的結果跟前面一樣。只有當哪天我們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好好工作珍惜時間的時候，我們早上就會很自然的醒來，開始一天新的生活。歷史也同樣趨于復雜，人是由于惰性，而歷史是由于人的欲望。制度一步步設計的復雜，但終究會有空隙無法彌補，而一次深的改革才會喚起新的歷史。歷史本是很嚴肅的東西，被我拿來跟睡覺比也許有些褻瀆了歷史，但我覺得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很像。

第四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以極小之篇幅，極其洗練的文筆，從極高之高度俯瞰 中國歷史，以極精巧之架構，將漢、唐、宋、明、清五代之歷史洪流進行梳理，顯示了錢穆對中國歷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見解。本書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結論，將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各成一章，總共分了五講。之所以只講了這五個朝代，是因為這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五個朝代。錢穆將政治分為人事和制度兩個方面來把握，在本書中分析的重點是制度，但對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復雜，不好把握，故而本書中將制度分作四個范圍來講。錢穆根據自己對于制度的理解，選取了他認為最為重要、不可不講的，最能見得失的四個范圍：首先是政府的組織，即政府職權的分配，他認為借講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政府職權分配之演變，便可認識中國傳統政治之大趨勢以及其內在趨向；第二范圍講考試和選舉，因為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歷代政治上規定著哪種人才可參加政府。中國歷史上的考試和選舉兩項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會間打通一條路，好讓社會在某種條件某種方式下掌握政治、預聞政治和運用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制度最根本問題之所在；第三范圍講中國歷代政府的賦稅和經濟制度；第四范圍是講國防和兵役制度。本書的編成，便是按著漢唐宋明清的順序，對各個朝代就這四個范圍和方面來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這四個范圍的劃定和抽取，極見錢先生的功力。政府職權分配，決定著政府運作的根本模式和權力分配，決定著行政運作是否合理，各項權力是否有相互制約的功用；而考試選舉制度，決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員構成和人員資格，決定了什么人可以來管理政府，參與政治，決定國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誠如錢穆所論述的，考試制度決定了國家的主權問題，由于考試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會之的橋梁，因而國家的主權掌握在讀書人組成的士人階層中，而士人只是一個品位而非階級，具有社會流動性，因而，整個社會都可通過讀書仕途之路參與政治； 前兩項可謂是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稅收和軍隊這兩項要素，更是西方現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當，真是讓人嘆服！

這部書，名為分析歷代政治得失，其實更是一部中國傳統政治“翻案史”，他憑著對于歷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國傳統政治鳴冤，揭示歷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觀點將它們全盤否定、以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掉。錢先生將其對傳統文化深沉的感情和準確的理解把握傾注書中，讀過此書，都會對傳統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許多不實的、虛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發生一種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自豪來。事實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職能職權分明的時候，其實中國的政府是符合權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態的。又如科舉制度，它構建了政府和社會的橋梁，為政府培養了讀書階層來產生優秀的官員并整合整個社會的利益。不過由于各種原因，一個最終在皇權的膨脹中被打破平衡，最終趨于崩塌，使國家政治真正走向專制，另一個，則導致了士人階層的過度膨脹和官員的冗積、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況，同時也極大地限制了社會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這本書從側面揭示和批評了現在人們看待歷史的一種常見的錯誤的看法。要言之，我們不僅不應抹殺，更應該重視歷史意見，還應該崇敬地去看待歷史，并從對歷史的比較中，來改進我們現在的政治。

第五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錢穆先生應何應欽邀請，為臺灣“戰略顧問安全委員會”所作專題演講的合集。后在臺中養病，又應約寫一部“研究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講稿稍加補充修改，正式以《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題付梓成書。該書分別就中國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組織、選舉與考試、賦稅制度、國防與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觀與對照，敘述因革演變，指陳利害得失。要言不煩，論述精辟，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精要大義，點明了近現代國人對傳統文化和精神的種種誤解，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政治制度史”

這本書看得有一些波折，送到家拆開包裝才發現買成了繁體豎版。打開一看通篇全是繁體字。不過既然已經買了，就狠心看下去了。最后倒是也有意外的收獲，從開始對著簡體版一一查字，到最后基本可以一口氣通讀下來。讀著從右往左的豎版書，感覺也別有一番味道，這也算是以外的收獲及感受。

書中重點介紹了漢、唐、宋、明、清等五個主要歷史朝代的社會制度。而每個社會制度，又分為政府組織、選舉制度、經濟制度和兵役制度四個方向，最后加以政治得失的論述。

對于政府制度，重點在于闡述君權和相權、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與制衡。中國從秦開始出現大一統的國家以后，此消彼長的角逐也就成了中國社會制度的最主要的構架。

其次，作者談論了選舉制度，非科舉制度，而是選舉制度自古至今的發展演變。再進一步，作者論述了不勞而獲的人是如何不勞而獲的所謂的經濟制度。

最后，作者回答了歷朝代國家是如何“攘外”和“安內”的，這就是兵役制度。關于兵役制度重點有二，即兵源和糧源。

我認為，本書的精髓在于，其一，錢穆先生帶領我們在以整體的視角審視這個社會，而不是去關注盤枝末節，當然這也造成了內容一定程度上的乏味，但是細讀起來，卻又有很大的收獲，是一種對歷史的大局觀的理解與認識。其二，成書的主要目的，是使讀者看清，中國有很多優秀的社會體制，并不能以“專制黑暗”四個字全盤否定，封建社會不是專制黑暗的，每一項制度在產生之初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以下是我摘錄的幾段錢穆先生的幾段句子。

“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歷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傳統政治的積弊，雖是歷史，同時也還是現實。外貌變了，實質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一切該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時我們對一切傳統和習慣，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

“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關緊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人才，也總有一個時代的法制。”

“我們不能專看別人家，樣樣向人學。人家的法規制度，同樣不能有利而無弊。但人家各自在創制，在立法，他們覺悟到有了毛病，還可改。”

“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至少我們講人文科學方面的一切，是不該不懂歷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一門，我們回頭把以前歷史經過，再看一道，總還不是要不得。”

通讀全書，我有以下的一些思考：

這本書使我獲益匪淺，解決了我中學學習歷史時的很多困擾。作為一個文科生，中學時期學歷史學的只能說是分數很高，但是一直覺得缺乏透徹的理解。總覺得學的一直只是干巴巴的文字，死記硬背。現在讀完這本書，使我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以前只是在學一個“是什么”，無論是史實還是歷史評價，但是現在多了對“為什么”的理解。同時我也體會到了學習的一種漸進性，相信要是高中時期讓我讀這本書，也很難達到理解的程度，畢竟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現在還是缺少了一個“怎么樣”，這還需要我不斷地努力。

社會的進步，主要靠兩方面，一是科學技術，一是社會體制。在遠古社會，由于缺乏了科學技術，且社會體制也不完善，所以社會進步是緩慢的。而如今，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社會要想進步，就要不斷健全優化的社會體制。

讀了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包括以前看過的《易中天品三國》等一系列百家講壇，我最大的收獲便是學會了評價一個朝代的政治好壞的一種方法——歷史意見，而不是只從個人所屬的時代出發，站在現在回望過去，不能只憑自己時代的判斷來吞滅歷史的判斷。錢穆先生指出，所謂“歷史意見”，指的是一項制度實施之時代的人們由切身感受所發出的意見，而“時代意見”則是指后人單憑其所處的環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我們在研究歷史上任何一項制度時，都應該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當時人的觀念與理論，沒有一項制度能夠憑空而產生出來的。”這種制度背后當時人的觀念與理論，在我們今天看來，或已成為一種“歷史意見”，但對當時人來說，無疑是代表著他們時代精神的“時代意見”。唯有代表著當時的“時代意見”，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歷數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變，才能真正成為一種“歷史意見”。故錢先生認為，“時代意見”與“歷史意見”二者應該是精義相通的。如果說一個人在評價歷史而又不知這種“歷史意見”，那是他的無知；若其明知“歷史意見”為何而又以自己的“時代意見”來肆意吞沒“歷史意見”，那就是狂妄，是數典忘祖。毫無疑問，對于我們的學習來說，這兩種情況都是要不得的。

我以為，史學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但是，最終還是要落到“致用”二字上。人們通過研究歷史得失，從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種回望的視角更重要的是教會我們如何看問題，是對視角、觀點的一種補全，若不能將此種洞察應用于當代，實在是可惜。錢穆先生書中談到了得失二字，我們不僅僅應該去品評得失，更需要將從中得出的思考運用到現今問題上來，這才更有意義。比如：如果要在中國這個一元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能長久維持其分權本意的制度的話，這個制度應該是什么樣的？當然，我對政治的理解還相當膚淺，無法來回答，只是提出這樣一個疑問。

當然，吹毛求疵，如果說本書有一些不足之處，我認為當是，評價中國政治得失，還需要將文化、思想與政治制度相結合來看，相信，如果融入了中國的思想文化后，又會有一番發現。

縱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在錢穆先生對于歷史制度的解析中，的確打開了我對于很多歷史的誤解。

20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