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蘭因小舍

我始終覺得，對像我這種讀書不勤的人來說，與一本書的相遇很需要緣分，就像這本《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盡管粗略知道錢穆先生其人，但卻是前不久才接觸他的著述。而每每憑借這一點淺緣，卻能領略往者光輝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樂事。雖常覺相見恨晚，但更多是“畢竟沒錯過的”喜悅而知足。

這本書很薄，是錢穆先生將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間所做“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講演整理而成，擇漢、唐、宋、明、清略舉大綱，陳述歷史上傳統制度的機理和演變。本是閑閑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態度也愈發鄭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將自秦至清的政治傳統用“封建專制”四字一筆帶過，是如此輕率取巧，粗暴斬斷傳統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設方面的智果，實則這“故紙堆”中有于今很多領域都可以借鑒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錢穆先生平心客觀的歷史態度，講史條理性極佳，文字不鋒芒，卻讓人覺得從容大氣，誠懇寬厚。雖非學術專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歷代政治制度，這一題目已極宏大，又與文化、人事相連結，有很強的時代性和地域性。本書單就制度，從四方面限定在一個范圍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覺得是相對謹慎合理的，有其內在結構機理。一是政府的組織，也即政府職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試與選舉，政府與社會連結流動的角度，三是賦稅制度，財政經濟的給養角度，四是國防和兵役制度，軍事的保障角度。四個角度不是單獨割裂，而是互有連接影響，用連系的角度看待問題。

（一）政府的組織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點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專制黑暗，未免武斷，因一制度的由來和形成，都是要結合其國情來講。如希臘城邦，小國寡民，市民集合至廣場民主公選領袖，有其現實的可行性。而中國立國規模大，小農經濟發展早，散布全國，當時要來推行民選制度幾乎不可能，況且民眾是否真能有效操縱政權，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實還另當別論。

就中央政府來講，歷來有皇權與相權之爭的問題，因自大一統局面開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開的。從歷代相權的演化過程，我們也能看出皇權地位逐漸提高，相權逐漸衰落的局面：漢制宰相作為政府領袖，掌握政府實權；唐宰相由領袖制變為委員制，分而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已分割相權互為制衡；宋撤門下尚書，僅留中書在內廷，軍事財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則中書亦廢，六部分頭而治，形成多頭政府；至清軍機建立，六部僅作執行機關，無權對下直接發命。這也與上述皇權世襲相關，皇權世襲宰相卻非世襲，皇權地位尊嚴不斷升，政府的權不斷降。這也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大問題，制衡越來越薄弱。

就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來講，自漢代官級扁平，轉換靈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層層下派官員，不許地方有真正權柄，則是中央日益集權，地方政權逐漸衰落。這從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統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執行。然而極而復衰，地方政權衰微也帶來地方發展滯緩無持續性，不利于長遠。

（二）考試與選舉

自漢以來，除皇權世襲為制度正統外，政府里便無世襲制，可以說，歷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國歷史上“考試”與“選舉”兩項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會間打通一條路，好讓社會在某種條件某種方式下來掌握政治，預聞政治和運用政治。自漢舉孝廉，至唐將進士之門擴大打開，憑事實講，其顯然是在開放政權，這也是科舉內在精神。一項制度能延續存在幾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運行越久，也像機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積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會風氣，加之傳統政治“節制資本”的政策，引導民間才智竟求政治發展，抑制工商資本發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腫病。另一方面，進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機會（雖不論這機會大小與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農抑商，逐漸形成一平鋪的社會，無法形成有力的團體組織，這于中央加強統治自是好事，但卻使得社會沒有力量，長久下來不利于推動社會的總體發展。

（三）賦稅制度

財政經濟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續的養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國自來是農業社會，土地制度又可以說是經濟制度的根基，賦稅制度與土地制度緊密相連。漢井田制已廢，對土地采取自由買賣，輕徭薄賦卻未能平均地權，無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風，貧者無立錐，使減輕租稅政策失去功效。漢擴大版圖需財政支持，由此衍生出“鹽鐵官營”的政策。唐由租庸調到兩稅制演變，雖方便了征收，但一任農田自由轉移，失卻為民置產的精神，亦造成重復征收隨地攤派現象，致使貧者愈窮。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襲兩稅，政府多在稅收制度上著眼用心，而把整頓土地制度這一本源問題放棄了。土地制度的變遷改革本書未多加涉及，感覺也是個很值得研究的話題。

（四）國防和兵役制度

養育政府靠經濟，保衛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說中國社會崇尚文治，以文統武，但歷代大多對軍事這一塊亦重視亦注意限制軍隊權力，尤其唐藩鎮割據安史之亂以后。漢全農皆兵，分為衛戍，屬民眾對國家擔負的義務。唐全兵皆農，府兵自給，武官立功，以功名獎勵無實職。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中央文臣兼地方事，軍權則集中中央，募兵制與長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導致冗兵冗吏，加重財政負擔。明衛所制度重歸唐制，軍隊自給，但承平太久，軍隊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滿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權的鞏固需要，初期軍事力量較強盛，然也有和明同樣的問題，國運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輩子不打仗，優渥特權自然會滋生松懈偏廢。這個話題又是好大，強軍事、定軍心，在當代也是個重要議題吧。這塊自己懂得實在太少，不能強加議論。

也像錢穆先生自己說的，歷史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本書也只是從幾個角度截面來看歷代政治制度演變得失，更多是科普讀物，不是學術專著，里面的各種說法也未必準確，但作為入門級對歷史并無專研的讀者來說這本書還是很合適的。我覺得，它所帶來最大的啟示，不在于學術方面的準確性有多高，對具體制度的解讀有多精準，而是教我們鄭重對待歷史的態度以及啟迪我們減少武斷的思考。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的文化傳統本是延續傳承的，歷代政治制度之得，之失，于社會，于組織，于個體，應該都是一筆巨大而寶貴的財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意義挖掘在于對待的態度，減少一些武斷，多一些重視落實，舊經驗里面尋求一些新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失為一件很好的事。

第二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這些天小閱了錢穆先生所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描繪了中國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錢穆先生在1950年代據其講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國史制度知識。

全本書說了中國史上五個最重要的朝代：漢、唐、宋、明、清，從這五朝大體上便可代表中國歷史之全進程。主要講五個時代：漢、唐、宋、明、清。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五個朝代。主要講兩個方面：人事、制度。兩者又是相互關聯的。

其中，制度不能離開人事，離開人事制度就只是條文，無可講。其次，制度是各項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隨人事變動而變動，變動必有淵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沒有絕對的利弊，所謂利弊，是在當時所發生的實際影響，判斷制度利弊的標準只能是當時的歷史意見（比如可以從“歷代名臣奏議”中參考），而非后世的“時代意見”；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國別性；最后對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錢穆先生所認為其分析中國歷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 “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推擴而言，我們該重視其國別性，”以及“說到歷史的特殊性，則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這兩大點。錢穆先生試圖客觀地看待歷史，客觀地分析某一朝代的制度得失，認為“單憑異代人主觀的意見和懸空的推論，決不能恰切符合該項制度在當時實際的需要和真確的用意。”對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見，應該是“歷史意見”，而不是“時代意見”。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時代意見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以往的歷史意見。即如我們此刻所處的時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時代了，我們不能再要有一個皇帝。但我們也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

同時，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國家與另一地區，則就不一定這樣了。正因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 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談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也當如先生所說：“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若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像我們當前學術界風尚，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氣，還說不上意見，又哪能真切認識到自己以往歷代制度之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呢？”

這樣的立場逐漸滲透給我。也許我們在回顧和反思中國文化的時候，憑借自己對歷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見解，誤解了很多傳統文化。看著本書的時候，在一段段歷史、制度被分析中，透露的是濃濃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在中國文化，可以說整本書都是活史記。

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在讀這本書之前，在學習歷史課程的過程中我潛意識的認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就是一部封建專制的歷史，沒有任何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地方。而錢穆先生不這樣認為，他認為凡是能夠經歷幾百年時間考驗的制度一定有其長處，一定能與當時的人事相配合，是絕對不能簡單粗暴地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的。

作者向我們展示了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演變歷史。作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說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科舉制度來說，從漢代的“鄉舉里選”、“選舉孝廉”起，中國的科舉制度就一直在朝著“民主”的方向前進著。“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隋唐時期的科舉選官制，做官開始不需要地方長官察舉，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評定，只需個人各自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的考試即可。這一制度擴大了選官范圍，有利于下層庶族地主參與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脫穎而出，提高統治階級的素質，大體上說比以前是進步的。但是到明清時期，隨著皇權的加強，其逐漸演變皇帝控制社會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鉗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學術喪失活力。但這卻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時代發展的使然。“開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于為此而消磨了。現在只罵創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

錢穆認為，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權而社會階層又是一天天走向 2平等的。從某一方面講，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經歷從四分五裂到統一集中的過程。中國的中央集權在歷史上是必然的，并且應當得到正面評價。“但如何使國家統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權，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的第一事”。盡管中國經歷了千年“封建帝國”，但是中國的社會各階層確實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國是這樣一個事實：政府始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過考試得到管職，得到“坐觀”的機會。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這種制度化的過程，“讓中國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則是走向人事化的，他們依靠選舉，法治由人來決定。故中國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縛之路，這直接導致了其沒有起色的根源。

關于中國的未來，錢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簡化，使人才自由發展，這是最緊要的”。他還強調，我們不能成為西方潮流的跟隨者，而是應當學會用自己的舊經驗為自己打開一條出路，尋找一條屬于中國的，屬于這個龍的國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經驗上比誰都還短淺——能說這話的只有中國人”。歷史終究是客觀事實，無論世界怎樣變化，歷史總會有自己的定論。錯誤的人不把歷史當做參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的一門，我們回頭歷史再看一看，總還不是要不得”。

在總論中，錢穆先生談到歷史的作用：“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

我想，以后我也許會忘記書中所寫的內容，但是錢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視角和方式會一直影響著我。世間本就沒有絕對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時，多思考當事人所處的環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以他人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花了兩個星期終于將錢穆老先生的這本書看完了，看起來有點費力，畢竟現代的語言與當時的還是有區別的，他的年代還帶著部分的文言文語言，有的句子要細細琢磨才能理解。要具體說這本書好不好，還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為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愛吃的。

我一直以為只有歷史書，或者是百家講壇才能夠將歷史生動化，卻沒想到錢穆老先生能將歷史演講的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他不像歷史課本一樣的平淡，感覺學術性強一些，縱橫上下五千年的東西，像是信手拈來的一樣，著實很讓人佩服。

下面講講我對此書的幾點感受：

先說說政治和制度，很顯然，首先要建立了一個國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應的制度。如果將文化作為一個廣泛的概念，那么政治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機構，一個國家不會隨隨便便無端產生某一制度，必須有了政治才能產生制度。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會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變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項制度能永遠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們來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會永久的好下去，我們才需要在政治上繼續努力，不斷改進，維持一個歷史一個國家的繁榮。但是在政治上犯錯誤的話，結果不是改進制度，不是國家進步，反而會導致國家的退步甚至是滅亡。

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樣的呢？其次我就講講制度。一個國家，不可能是一個無制度的國家，想象如果中國沒有了制度，那么社會會變得多么的混亂，沒有秩序，沒有目標，因此現實要求我們不能沒有制度。并且每一個制度，它都是針對現實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會二三十年不變，它必須要適應現實的變化，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動，因此，制度的變動一定要與現實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現實來遷就制度，說的好聽點叫革命，其實是不對的，就像錢穆老先生說的“革命的本質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并非是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的”。看看今天的中國，一味的模仿國外的制度，一味的想與國際接軌，不考慮我們國家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明知道或者可能知道這些制度與當今的中國現狀是不符合的，卻仍然一味的去崇洋媚外，甚至用現代的制度去批評千余年前的制度，這是相當的不合理的。每一個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會有必然的理論和思想，說的通俗點，就是前面所說的由當時的現實情況來決定的。錢穆老先生說“理論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制度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是從一種理論中產生，而這種理論往往就是從現實中產生的，這也可以說明制度是依賴現實才產生的。如果光按照理論，忽略現實環境中的真實要求，那么這種制度可能會是大家希望的制度，但卻是不切實際的制度，是蔑視現實的制度，并且也否定了理論在制度背后的現實作用，溫家寶總理說過，中國如此之大，盡管人人都知道或者懂得理論，但是創建中國政治制度理論應該如何著手，從哪著手？所以，理論和現實是制度產生的基礎，脫離他們的后果就是一個無制度的國家，一個混亂的國家，制度必須在理論和現實的環境下成長和發展。

其次是制度與制度之間的聯系，錢穆老先生說“任何一項制度之成立與推行，決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須和同時幾項制度相配合，它必然會受其他某幾項制度之牽動和影響。”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時期的各個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相互牽動，相互制約，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另外，每一制度必須同其他情況相配合，若其他情況變了，那么此項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會隨之改變。在我看來，制度與制度之間的牽制影響是歷代政治中的閃光點，例如：以漢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稅制度來說，土地的所有權屬于農民私有，封建時的井田制早已經廢棄，當時的農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買賣，雖然這個起點是公平的，也顯示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但是由于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發展不同導致結果也不同，很多農民因為經濟困乏，便將田地賣出，由此就形成了兼并，此刻的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地。而當時的租稅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繳納很低的稅，佃農卻要向地主交納高額的田租，政府減輕賦稅，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農民根本沒有收到絲毫的好處，關鍵是政府只按田收稅，不管田地是誰。從漢代的兩種制度看，政府為了簡化稅收制度，便將封建時期的井田制破壞了，形成了當時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義并不是用在每處都是正確的，漢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兩極分差；唐代的租庸調制，由于賬簿制度的淆亂而結束了，開始了兩稅制，因為種種實際困難，政府只注重稅收，將土地制度拋棄了，但又因為唐代的兩稅制在全國制定的田租額輕重不等，結果導致窮苦的更窮苦，富裕的更富裕，貧富差距一直影響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攤稅額，這也是與當時的均田制有很大的關系。總之，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著，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變化，另一方也應隨之改變。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所以每個國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區靠近沿海的國家較多，沒有一定的耕地種植，無法發展農業，因此就先有了新興工商資本，然后才打開仕途，預聞政治；而我們中國則不一樣，我國是農業社會，一直依賴土地，因此我們是先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鼓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同時壓抑工商資本，所以，從這不同的兩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國跟西方國家的差距不僅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為制度差距大，導致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歷經的時間比西方國家長，也比西方國家的繁密，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結果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縛就愈緊，最終導致了我們國家的緩慢前進。

最后再說說為什么每個朝代最終都會滅亡，通過閱讀錢穆老先生的這本書后，了解到每個朝代都有其繁榮輝煌的時期，但往往這個時期是最關鍵的時期，由于社會太過太平、自由、平等，導致了國家軍隊的懈怠，沒有足夠的力量和精力去應付突來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說的一個國家的制度持續時間太久了，不隨社會現實去改進，那么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創新，就是阻礙一個國家的前進，最終導致一個國家滅亡；第三，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不能用中央集權這種方式來統一國家，一旦中央將權力都集中于一處，不留一點在地方，那么地方就會日趨貧弱，中央一失敗，必然導致整個國家的瓦解，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后一點，中國是萬萬不能由皇帝專制的，但我認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個國家是可以有合理的專制的，因為制度和法律都是國家政策的開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開明透明的情況下，皇帝專制還是不會使國家瓦解的。

現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沒有了，我們現在的是民權社會，我們的政治已經與幾千年的歷史不一樣了，但其實實質還是一樣的，就是要求的國家的統一，錢穆老先生說：國家的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建立中央時，又要顧及地方，那一個國家該怎樣來合理進行呢？歷史終究是歷史，它已成為一個客觀事實，我們不能改變它，但我們可以以它為參考。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政治權利在人民手里，但試問中國十幾億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實施這項權利呢？盡管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但事實我們這群人民享有的權利根本無法利用，無法利用的權利為何還要我們付出同等的義務呢?或許這些問題都可以從我們的歷史中獲得。

第四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有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有感

最近我讀了錢穆先生寫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這本書分別就中國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百官、考試、監察、財經、賦稅、兵役等種種政治制度作了一些敘事與比照。這本書既概括了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精要大義，又點明了近現代國人對傳統文化和精神的種種誤解。讀完錢穆先生寫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之后，我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使我對中國歷史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也對我產生很大觸動，讓我感覺到制度力量的可怕，但可怕之中也充滿了可敬，因此我也喜歡上了歷史書籍。

以前的時候我總以為中國歷史就是皇帝集權的歷史，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但自從看了這本書之后，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每個朝代都很注意政府和皇家的分權，宰相擁有很大的權力，對皇帝有很強的制約作用，所以說歷史很多時候并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以前的時候，每當我看完一本歷史書或與歷史有關的電視劇、電影，我總是喜歡對朝代的制度經行評價，但每次都是根據當時百姓的生活情況來經行評價，往往都是片面的、帶有主觀情緒的。從錢穆先生寫的這本書中，我學到了看待一個制度，不能孤立的看，也不能從我們現代人的觀點出發去隨意評價一本歷史書，我們應當多注意一點當時情況下生活的人是怎樣評價的，對這種制度是贊成還是反對。其實一套制度，創立之初，必有它的來龍去脈，必有因由，不可能憑空而起，所以很可能當時是適當的，但隨著朝代的延續，這種制度對當時的人也許就不再那么適當了，如果人們還是僵化的守著不變動，那么這種制度必定給人們帶來災難，流弊也就不可避免。

我感覺錢穆先生的一個很中心的思想就是，一切制度都應該遷就現實，而不是離開現實而遷就一個制度。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人們圍繞自己生活的現實建立了種種制度，漢唐的皇權和相權的分立，明代廢相權，清代學之。種種都是現實的產物，雖說制度一次比一次退步，但都是遷就現實的。

書中還有一觀點讓我印象深刻：應改制度適應現實，而不應改現實而適應制度。不得因從西方引進一些“先進”的制度，就推翻歷史丟掉傳統。這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很相似。近現代的中國的確有點過于激進，想丟掉過去的一切，其實傳統力量之大，不是說丟就可以丟的。況且中國歷史在世界歷史上是個案和特例，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因為歷史背景相差太大。

我覺得評政治得失也就是從這兩方面來考察，一個制度，一個人事。制度性的東西才是發生持久影響的，人事只是偶然性的因素，錢穆先生指出我們傳統上重“法治”講規矩比較務虛，而西方社會重變通講實效所以他們重的是“人治”，講的也就是這么個道理。通觀自漢至清的制度演變，可以看到皇權不斷加強的歷史趨勢，與之相對應的就是中央權力日益增強，地方權力日漸虛弱，進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進，而是變得更差。回顧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政治制度，可以發現中央日益集權、皇帝日趨專制的發展趨勢，歷史是不斷演化的，另外，也應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總是面臨著執行難的問題，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終都走向異化，這在地方制度上體現的很明顯。

讀罷此書，明白一事，秦漢以來，直到明清，雖然朝代不斷更替，但實際的制度體系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不過是一個人事系統維持不下去了，換一批人事而已，其制度始終是封建制度，在組織的組成和各項制度的內容上略有變化，實質卻始終未變，終有不能適應時代發展徹底崩潰的一刻。也正是因為這一制度最初建立的形式非常符合中國國土廣闊的特點，儒家文化的廣博深厚，才使得中國的封建制度得以充分發展，享有盛世和輝煌；也正是因為這成功之處，使得中國始終未能實現制度的創新和突破，即使最初的皇相分權、地方自治早已開始走向越來越強的中央集權、皇權獨大，早已不再適合中國的發展，而單憑人事的更迭、道德的約束和偶爾的幾個英雄人物，便可以維持中國的地位和封建的延續。

盡管我還是有些問題沒有弄明白，不過這本書對我來說很有啟發性，看待歷史要更全面地看，不要僅僅局限于一個視角和立場，不然難以理解很多事件制度背后的緣由；其次就是要全面客觀地了解和評價中國文化，就必須要了解傳統政治。

我就認為從來一個政權的崛起，不是帝王將相的崛起。而是它代表的一個利益集團的興起。在開初的時候，這個集團大抵是看到了以前上位利益團體的諸多弊端。然后自己上位以后，就堵塞這些弊端。。。同時也防止有其他人走自己走過路。。。

第五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觀后心得

前幾天讀完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書不厚，僅160多頁，講述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組織、考試、經濟、兵役等制度。讀罷，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觸及的中國政治史。畢竟，中國歷史更像是一部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甚至軍事史，惟獨少有談及政治的部分。讀書時學唐詩宋詞，所謂政治，也無非是作者被罷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為講述其文學價值的大背景而已。貫穿全書，錢穆先生的一個觀點是：任何一項政治制度，要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察，若僅以當前的標準來評價和看待歷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結論。

這恰恰表明了錢穆先生寫書時的環境。《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寫于上世紀50年代，相比現今，那時候的中國仍是弱國，弱國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想來當時的中國，應該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遺風，在反思中國落后的原因時，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否定傳統，并且是徹底的否定。（其實，這種傾向現在也沒有完全終止，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中國人，一遇到問題就開始抱怨“中國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國害了他。）

與那時相比，現今的中國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們能夠正面自己的問題，也理直氣壯的接受自己的優點。百家講壇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證明：無論它是否在以娛樂的方式講述傳統文化，但它畢竟證明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對傳統、對歷史樂于接觸和探求了。但這種理性在當時尚不存在。對于當時抹殺歷史的觀點，錢穆先生在書中說：“我們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

書中隨處可見從歷史角度分析當時人所處的情境，以及對現代的影響。比如，對于中國沒有專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錢穆先生的觀點是：

“只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了。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實，來完成他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于是中國的政治理論，早和現實政治融化合一了。”

關于中國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錢穆先生認為：

“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于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關于明朝始創的八股文，錢穆先生認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錄取人才，只是后來變壞了（是不是有點像當前中國已經實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們簡單粗暴的抹殺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斷的毛病）：

“開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于為此而消磨了。現在只罵創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

最后，在總論中，錢穆先生談到歷史的作用：

“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

我想，這本書的主要作用在于啟發讀者思路，使人認識到古代中國政治制度有其復雜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沒有太多意義。

舉一例，以該書對“賢人”政治的描述來說，錢穆顯然具有一種中國傳統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識，以及不諳政治實務的書生意氣。我們這個國度的實際情況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學術、政治生命已經結束的人，哪里會有各方公認的“賢人”？臺灣馬英九的忠實擁護者或許會將陳水扁視為貪鄙小人，而對方的鐵桿選民則往往將陳視為鄉土英雄。在對人和事并沒有一致看法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做到“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呢？

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由誰來判斷哪一位是“賢人”？你？我？還是錢穆？如果“我”認為陳是“賢人”，那么馬自然是惡意中傷陳的“小人”.既然應該由“賢人”主導，則是否可以無視馬在2008年獲得多數支持的實際情況，而陳來執政4年呢？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判斷“賢人”權力的“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莫非是一個為皇朝選擇宰相的獨裁君主？

我毫不懷疑，中國傳統政治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部分內容可能至今仍有參照和借鑒意義。然而錢穆顯然對“政治”過于外行，這位中國傳統政治的辯護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錢穆在書中談到了君權等問題，但現實中的政治并非那樣簡單。古代中國長期處于人治狀態，這是討論君權、政治制度等問題的前提。在人治情況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響到他所能掌控的權力大小。我們可以找出太多事例來說明，君主所擁有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賦予他的，而是自己與方方面面勢力博弈（或曰斗爭）贏取的。比如漢代的劉詢（漢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載湉（清光緒帝）則是另外一個結果的典型。以他們二位的成敗經驗來看，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君主所能擁有的權力，并非取決于某種體制或機制，劉詢的權力不會因為有宰相而減少，載湉的權力不會因為無宰相而增加。即便僅拿清代來說，弘歷（清乾隆帝）與載湉的權力也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無足輕重，只是認為它的位置和個人表現比較起來相對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國皇朝政治體制的發展傾向也許可以用一句話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話，制度越來越有利于他獲得權力。

我是個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記得以前政治書上有一句話，說近代的中國，農民起義救不了，太平天國失敗了；資產階級革命也救不了中國，辛亥革命果實也被袁世凱竊取了，唯有工人階級引導的武裝革命才能挽救中國。當時也沒對這句話有什么特別的感受，現在漸漸地明白了，中國人做什么事都需要點體面的理由，就像陳勝吳廣起義需要在魚肚里放紙條，體現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劉備一直說的“我乃漢室宗親”，沒那么點體面的理由，就很難一呼百應。

可我還是相信，那時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過可怕，不分好壞、利弊，把中國以前的許許多多傳統文化都給革掉了。就如作者說的那樣，把中國流傳了兩千多年，優秀的制度都給全部否定了。在書中，作者講的最多的還是每項制度后面的目的、關聯，還有制度最終的發展走向，辯證的講了各個朝代制度的利與弊。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好的，也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一無是處的，好多問題都要辯證的看待。

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這話實在是有道理。雖然“盡信書不如不讀書”，但世間本來就少有絕對正確的真理。多了解一些歷史，多明白當時人所處的環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所經歷的歷史變遷，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